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告和平解放。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改组后的名称）云南省站站长，对于云南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集团的垂死挣扎和种种阴谋活动，是重要的主谋者和参与者之一。为了真实地保存一点历史资料，特就当时个人活动范围内所能掌握的材料先写出来，其余尚待有关人士作全面的撰述。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便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民主堡垒，云南人民长期受到民主爱国思想的影响，抗日反蒋的运动不断高涨。虽然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解决了龙云，把整个云南置于他的恐怖统治之下，并用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屠杀政策，多次镇压过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暗杀过坚强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但云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反蒋的进步力量反而一天天高涨不已。
当时，云南许多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越来越壮大，使得蒋介石派驻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疲于奔命，仅能保住几个大点的城市和几条交通线，对“山那边”（当时云南人民称解放地区）却毫无办法。驻在昆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束手无策，天天向中央要求增加兵力。余程万派一个师的兵力保守昆明通向沾益100多公里的川滇铁路，还经常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破坏。师长石补天公开向人谈：“我不应叫石补天，而应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这条路都补不过来，哪还有时间去补天！”
当时蒋介石虽决心想要保持住云南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但由于各个战场节节败退，赖以反共的精锐嫡系部队又输得精光，至此已无暇兼顾。1949年春，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之后，云南人民便急不可待地希望早日解放，摆脱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这时蒋介石直接派在云南镇压人民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已在卢汉的要求下撤销，总司令何绍周被调走，云南军政大权集于卢汉一身。蒋介石想以云南人治理云南，暂时使这一地区能安定下来，实际上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调到云南，所以很多方面只好迁就卢汉。
卢汉
在此之前，以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和以何绍周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在云南闹得不可开交。何绍周是黄埔一期学生，不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更由于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何应钦没有儿子，便把这侄儿当成自己的儿子），一向骄横跋扈，看不起卢汉这个彝族将领，想把卢汉挤走，由他兼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他同卢汉表面上虽然敷衍一下，而背后则对卢汉动辄讥讽辱骂。这个国民党政府中的“衙内”，公子哥儿习气很重，整天不是打猎，就是打网球、打牌和玩女人。他的“三打”朋友，如驻昆明各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驻昆明的一些外国领事，对卢汉不满意的与失意的云南军政界人员，以及一些大商人等，都是一边陪他玩，一边替他出谋划策对付卢汉的。
何绍周
我一到云南，马上就和何绍周连成一气，帮他搞反对卢汉的活动。加上我也爱好打猎和打网球，所以很快就成为他的“两打”朋友。何绍周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一味只想升官发财。他到云南很快就大发横财，主要是做鸦片生意。在云南花1万元买的鸦片烟运到上海，可以卖上百万元，运到香港卖的钱更多。以他当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每月只要做上一次这样的买卖，收入就很惊人了。他刚到云南，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云南旧军阀刘治陆的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还觉得不好。他当警备总司令几个月后，便决心用几千两黄金修建一所豪华住宅，准备在云南作长久打算，没想到房子刚落成，还没有搬进去住，就被调走了。他任警备总司令期间，不但残酷镇压云南人民民主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自己还是一个随意开枪杀人的恶魔。
我常陪他一道去离昆明几十百把公里的地方打猎。有次我的汽车出了点毛病，他邀我上他的车。在路上，我亲自听到他吩咐司机，不要为了避让在公路上行走的人畜而把车翻到悬崖下边去。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没有看见山区公路上翻的车吗？十有八九是因为避让人畜而把车开到山沟里去的；不避让，一直撞过去，就可以避免翻车的危险。”我说：“那不会把路上的人畜撞死撞伤吗？”他笑着说：“是我们的命重要，还是他们的命重要？”
平日我们出猎，总是爱坐敞篷车，这样就可以随时射击在公路两旁发现的鸟兽。有一次，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想试一试走长途的功效，便邀我一同乘新车去嵩明附近行猎。回来时，天快晚了，他急于赶回，一再催促司机快开，不料在一条不宽的支路上，赶上前面一辆十轮军用大卡车故意不让路，老在路中心行驶，一再按喇叭，也不肯让。司机几次企图强行超越，那辆军车的驾驶员在小车刚要越过时故意把车向左边挤过来，差一点把我们挤到山沟去，所以不敢再强超。何绍周气得在车内大骂，后来走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小车一下超了过去。何绍周便要司机把车在马路中间一停，后面那辆军车也只好停下来。因为跟在我们后面一辆坐有卫士的车还没有赶来，我和何绍周以及他的一个副官都穿着打猎的服装，那个军车司机以为是几个有钱的大商人，他便质问小车司机为什么挡住去路？何绍周立即跳下汽车拔出手枪，骂道：“老子要你的命！”我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吓唬一下那个军车司机，没想到他真的朝着那个人开了一枪，把那人的手臂击伤。那个军机司机一看这情况，转身就向路边树林里跑，何绍周追上去又开一枪，没有打中，那人就消失在树丛中了。
等后面的卫士赶来，何绍周还想要他们去抓那个人，因天快黑了，才气冲冲地回来。一到家，他就叫副官打电话把那个汽车兵团的团长找来，骂了一顿。我一问，原来那个团长是他叔叔何应钦的一个老司机，慢慢提升到团长的，所以对他毕恭毕敬，甘于受辱。我临走时，劝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次算那小子走运，留他一条命。他还很得意地说，有次他在广西公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连开两枪便把那个司机打死了。由于他在云南无恶不作，弄得天怒人怨。他调走后更是对卢汉痛恨万分，除到处以云南旅外人士名义散发谩骂卢汉的“白头帖”外，还托人带给我几百份，要我替他在云南散发。我为了不把和卢汉的关系弄坏，便把这些东西都销毁了。
警备总司令部没有撤销时，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有关地方人民武装活动的情报，可以请警备司令部马上调兵去围攻，也可以请他们出面去拘捕嫌疑人士；抓错了也没有关系，不但何绍周本人极力支持我在云南的活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丁龙恺，是抗战初期我任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用过的人，我关照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去做。自警备总司令部撤销后，虽然我还可以通过云南省站领导的公开特务机关云南省警务处、昆明市警察局及所属刑警大队和省政府调查室去执行任务，但是这几个机构都受卢汉辖制，都得接受卢汉的指挥。
有一次，云南地方人民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有一部手摇发电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损坏了，派人送到昆明修理。军统特务昆明组向我密报这一情况后，我决定等来人去取报机的时候予以逮捕。一星期左右，报机刚修好，我便通知刑警队准备几个队员，听候捕人。我没有将这次任务和捕人的地点告诉刑警队，怕他们走漏消息，只说到时由昆明组的人带他们去。到了那天，果然将人连同机器一道捕获。经审讯，那人承认是“边纵”的。我想通过这一线索追究下去，以便更详细地了解一些有关“边纵”的情况而没有把这人送往重庆。
还有一次，卢汉的旧部、曾任营口市长的×××，营口解放时他被活捉，经解放军教育一个时期后释放。他回到昆明，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等政策。我便要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将他扣押起来。第二天，王来见我，说卢汉打电话质问为什么逮捕×××，并命令马上释放。他回答是我要他拘留的，卢汉才没有说什么。王希望我把这一情况向卢说明，免得使他作难。我便马上去见卢，告诉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扰乱军心民心，所以扣押他。卢听了说，这个人就是嘴巴讨厌，爱乱说，也同意关他一下。
没过几天，我接到毛人凤写给我的一封亲笔信，说他已和胡宗南商谈好，胡同意把他的老婆军统特务叶霞翟送到昆明，而不去台湾（因胡与陈诚不和），并将抽出一两个军的兵力加强中央在云南的力量。毛要我亲自去西安见胡宗南，说明云南的形势和重要性，劝胡在西南建立一个根据地，顺便把叶霞翟接到昆明。我接信后便于第二天动身。
临行之前，我估计卢汉可能要强迫王巍释放×××和“边纵”的电台人员。当时受保密局云南站领导的特务机构而不受卢汉辖制的还有滇越铁路警务处、第四区公路工程局警务科、第四运输处警稽组、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等。我本想把×××和“边纵”电台人员从警察局送到这几个单位暂时囚禁，因时间关系，又想着我离开昆明卢汉不一定会知道，所以没有把他们转移。后来知道：我刚一动身，卢汉就命令王巍马上把×××和“边纵”的人员连同电机一齐释放。我从西北回来后去见卢汉，他推说这是省参议会提出的，所以没有等我回来和我商量就释放了。我当然不愿为此事和他闹翻，只把经过向毛人凤作了详细汇报，毛也同意我不为此事与卢汉闹摩擦。
自警备司令部撤销，何绍周调离云南之后，卢汉对待云南人民民主运动，一反过去何绍周采用的严厉镇压手段，而采取缓和的态度，无形中在默许和支持。到1949年夏天，昆明一些进步报刊便一再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机关，驱逐蒋介石集团在云南的特务，并不断对国民党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和法令公开提出严正的指责。
云南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也纷纷拒绝使用，而以过去云南所通行过的半开硬币代替金圆券在市面流通。西南几省受到云南的影响，均改用银元银角。国民党财政部利用这一情况又进行搜刮，把库存的镍质辅币拿出来当银元一样流通。它颁布一道命令，恢复使用早已作废了的镍币，按十角换一银元计算。当这一决定还没有公布以前，国民党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知道了这一消息，便纷纷勾结商人到处搜购民间散存的镍币。几天之间，少数人便成了一本万利的暴发户，而多数人却上了大当，把旧存镍币按几角甚至几分钱一斤的低价卖掉。于是人民又纷纷拒用镍币，国民党政府只好把刚下令恢复使用才几天的镍币再来一次贬值，更加引起一场混乱。
1949年2月11日，云南《中央日报》突然刊出一条消息，说中央印制的紫色50元票面的金圆券发现了伪钞。同时，昆明中央银行宣布50元票面的金圆券，不分真伪一律暂停使用。这样一来，所有商店当然都拒收。第二天正是元宵节，持有该项金圆券的广大市民都想买点东西，却使用不出去，便纷纷去昆明中央银行请求兑换，该行竟不开门营业。群众越集越多，一会儿便有2000多人齐集在该行门口，大喊开门，该行无人理会。群众气愤之下，有人一声喊打，便有大批人将门窗捣毁，冲进该行，把账单等抛至街心。反动派军警赶往镇压，一面向天开枪驱散群众，一面大肆抓人，被抓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被就地枪决了。后来大批地方士绅和省参议会人员一再劝阻，才把其余被捕的几十人交由军法审理。这次被杀害的无辜市民有冯长安、刘代学、李学成、王才、徐吉等共达21人之多。金圆券风潮虽暂时平息下来，但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恨。
云南参议会不少进步的参议员，不仅在开会时提出对许多反动政策法令的责难，并支持进步舆论所提出的驱逐国民党在云南的机关、军队与特务，还公开对蒋介石集团所作所为不停地进行抨击。保密局云南站随时把这些情况向台湾方面报告。特别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撤销以后，卢汉对云南人民武装部队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进击，有些地方保安团队和朱家璧、庄田等领导的人民武装保持着互不侵犯的情况，曾引起台湾方面极大的注意。但台湾方面认为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和撤换卢汉还不是时机，便决定撤退中央在昆的税务、审计和特务等机构。
1949年7月中旬，保密局云南站得到毛人凤电令，决定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已半公开的地方组织、个别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保密局在云南的特务武装交通警察部队撤到重庆，但指定站长沈醉仍然暂留昆明，看局势发展情况再另作决定。我随即去见卢汉，向他报告这一情况。他同意台湾方面这一处置，认为军统特务在昆明的种种活动，多年来人民的确一直恨之入骨，撤走以后，可以缓和一下人民的情绪。卢汉并说，对我个人暂留昆明，表示决无问题，并希望我和他经常保持联系。
1949年7月下旬，保密局云南站正式宣布撤走。实际上是把站部组织缩小，采用汰弱留强的办法，剩几个精干的人员搬到了我的家中。云南支台撤走后，也留一部与台湾和重庆通报的小型无线电台，设在我家楼下。昆明组的所谓撤销，也是只把组部取消，把身份暴露的特务撤走；没有暴露的，特别是打入卢汉身边工作的几个人，如收发室主任王文彬（化名林子华）、秘书蒋××等人，不但不走，反而更加强了他们的活动，还要他们发展新的特务。外县的组也只把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撤销，其余在昭通、保山、车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直没有动过。武装特务部队虽抽走一些，领导方面则仍然换汤不换药。川滇、滇越两铁路警务处处长田动云，被指定负责率领所有在云南的武装特务去重庆，两路警务处处长仍由军统特务苏子鹄继任。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警卫稽查组与第四运输处警务课虽调走一部分交警部队，而两个机构的负责人仍为军统特务罗嵩与张贞。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因远在郊区，根本没有动，只更换了组长。实力最充实的公开特务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不但没有调走人，仍由周伯先负责，反而吸收了该队一些最顽固的分子何云贵等加入军统组织。表面上算是交了出去，而实际上仍有军统在内部控制的单位还有云南省警保处、云南省政府调查室与昆明市警察局。
当时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真正撤走了一大批特务，其实他们刚一走，毛人凤马上就派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于8月初赶到昆明，并要我协助他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昆明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这个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马××等是原来云南站身份未暴露的特务外，还吸收了几个医生参加。如明绍武医师，当时他想在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他亲戚军统特务李瑞峰介绍，由军统给他1000元硬币协助他，而以参加昆明潜伏组，在解放后为军统工作，并在他诊所内掩护一个特务为条件。另外还以帮会关系，由江义等特务找到在昆明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内任内科主任的马××等为组员，组部电台报务员郑玉和系由重庆支台选派来的。另外怕万一昆明潜伏组出了问题，昆明工作不能继续下去，又做了一个双层布置，成立了一个所谓独立潜伏台，由重庆选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情报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的关系，只和台湾直接联络，当时称这种特务为全能情报员。
蒋介石对云南问题所作的指示，以后毛人凤当面告诉了我。蒋认为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为虑，因时机尚未成熟，卢汉虽有点靠不住，但还不会马上有所举动。这是因为一方面解放军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轻动立不住脚；另一方面卢汉本身兵力有限，只有十几个装备不好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昆明，李弥的第八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八十九军也在黔滇边境，这三个军的兵力足以对付卢汉而有余。因此，主要的是要使卢汉不能与共产党联络，不能与龙云有往来，但又要尽可能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同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决定用恐怖手段，先除去卢身边几个思想进步、在政治上对卢能发生影响的人。
从1949年8月初到9月初，我先后接到毛人凤给我亲译的三个密电，命令我立即设法在昆明暗杀杨杰将军和另一个云南民革的负责人陈复光教授，以及云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安恩溥、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和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等五个人。因为这些人有的对卢汉在政治路线上有很大影响，有的是卢的亲信。我接到这项命令后，因为许多原因一直没有认真执行。毛人凤便连续来电指责我，并一再说明，只要先除去这几个人，对于扭转云南局势，镇压云南民主运动，将发生极大作用，我却总是推说进行困难，正在设法中。
实际上当时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和陈复光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我所住的三节桥靖园新村五十一号，正和杨杰的住宅是斜对面。杨虽有一辆小吉普车，却很少用来代步。他家中只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他的活动，我是弄得很清楚的。他几乎每天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严家可以随时开出几桌酒席，吃顿便饭也可以拿出十几道菜来。我有时也去那里，遇到杨杰，总爱和他聊天。他每天从家中出来要经过我家对面一个大的草坪，我的几个孩子在那里玩的时候，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彼此都很熟悉。我原来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应酬回来时，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
我找了两个行动员和他们研究，他们也认为杀掉杨杰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我作出决定，他们就马上执行。不料我和他们商谈时，我的母亲正在我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我们的谈话她完全听到了。等那两个行动员一走，她马上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用手指着我的头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这一出我意料的情况，使得我只好把准备在第二天杀杨杰的事拖延下去。
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陈复光住在我家后面篆塘新村住宅区，大门临马路，连围墙都没有。当时云南站虽撤走，而留下的特务中还有戴季庸、杨文智等几个人，是一向搞暗杀工作的。毛人凤又加派了保密局专搞暗杀工作的王××、秦景川两个人到昆明。秦为军统培植多年的刽子手，而我过去在军统局也专搞这类工作多年，并在许多特务训练班兼任这项工作的教官，毛人凤总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迟迟不肯动手的原因，主要是怕自己跑不脱，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暗杀，毫无疑问，一定会猜到是我干的。我如果先跑到沾益、曲靖等地，再叫他们去干，就不一定有把握，反而打草惊蛇。当时整个局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指西南，眼看不久便要到云贵等省。我自己也很清楚，国民党所留下的一点残兵败将，绝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杀几个人也不能挽救失败的局面。
在那种形势下，我实在有点心灰意懒，再加上我母亲的那几句话，因而为个人利害考虑特别多，所以放过了许多有利的机会。以后毛人凤对我没有在昆明暗杀杨杰，而让他逃到香港，曾对我执行命令不力严加指责。至于对安恩溥、谢崇文、龙泽汇三个人的问题，我就更加有顾虑：一方面怕杀了后反而把卢汉激怒了，不但自己有生命之虞，而且云南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快，欲保云南，反因此而早日送掉云南；另一方面，他们三人均为现职官员，平日出入有汽车，家中有警卫，下手也比较困难。虽然这样，但我在接到第二个命令时，我还是进行过部署，因为军统纪律很严，对连续命令不执行，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特别在那个时候，毛人凤为了挽救垂死的局面，枪决个把大特务来对内部动摇情绪进行震慑，是随时可能的。我当时虽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而仍不能不做一些布置。
云南站撤走后，云南站的外围组织却仍然存在，其中比较还有点力量的是第四运输处副处长兼运输总队总队长李家杰所领导的“杰社”。这个帮会组织的成员，大都是第四运输处的汽车司机和搞运输工作的职工。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多是些专搞走私贩毒、偷关漏税的不法之徒，还有不少在滇缅公路上专干杀人越货的惯匪。
我当时对安恩溥特别不满意，私人间一向处得不好。为了执行命令，我便叫李家杰在他的人当中挑选了四个干暗杀有把握的人，由我给他们每人一支美造曲尺手枪，先给他们十两黄金的活动费，并允许事成之后，每人再给十两黄金。李家杰也把自己所乘的汽车给他们使用，准备在安恩溥经常来往的路上动手。因为这些人与安的司机容易接近，打算先勾通安的司机，故意在偏僻的路上抛一次锚，他们尾随在后，便可立即对安进行暗杀。
另外，由军统特务余谦所掌握的洪帮组织武圣山所领导的一些流氓，更是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我便叫他选几个人去进行谋刺谢崇文的工作。我当时也怕他们干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们暂缓动手。因为昆明的手枪一响，卢汉可能不去重庆，这样我反而负不起这个责任。两相权衡，还是以能使卢早日去见蒋介石更为重要。这样，解放前在昆明才没有继1947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再来一次血案。
在卢没有去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我在昆明表面上是暂时留下来和卢保持联系，实际上我这个时期的活动较过去任何时期都紧张。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设在我家楼下，我们日夜不停地保持接触。昆明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卢汉的一言一行，只要能得到这类情报，几分钟后便可传到台湾。这时在昆明的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领导人员，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和我举行一次“公秘会报”（云南站秘密领导单位与公开特务单位的军统联合开会），交换彼此所得到的情报，研究对策，传达台湾方面的指示。这种会报也比过去更秘密更紧张。
除此以外，我个人还得随时与驻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保持联系。李弥当时住在云南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家中，我去他那里谈问题很不方便，他找我也目标很大，我们总是先用电话联络好以后，到偏僻马路上碰头，坐在汽车上去商谈。
当时李弥由卢汉处借来一辆老式轿车，前后座位中间有一道可以活动的厚玻璃隔起来，推紧以后谈话连前面的司机都听不清楚。有时为了更好地畅谈一下，他便坐上我的汽车，由我亲自驶到郊外，更可没有顾忌。李弥当时的野心是想取卢汉在云南的地位而代之，因他是云南人，蒋介石叫他回云南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他表面上对卢很尊敬，而骨子里却老是想利用我多向台湾报告一些卢靠不住的情报，这样他可早日如愿以偿。
当时我对余程万新娶的一个小老婆很怀疑，也曾对她进行过调查和防范。据余程万介绍这个来历不明的姨太太时说，这是名家张恨水代他找来的。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余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贲”，所有官兵都佩带这两个字的臂章。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有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虎贲万岁》的。这位苏州小姐看过这本后，对余异常爱慕，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所描绘的“虎贲英雄”，甘心充当他的姨太太，和他秘密同居。我对她非常怀疑，怕她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策动余程万，因此暗中派人监视她，还告诉余的副军长彭佐熙留心她，要当心她到军部去有什么活动。彭佐熙当时很想当军长，对这项任务他一点不放松。我鼓励他，一旦发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好及时处理，军长一职还能不归他。
我除了做这些挑拨离间的特务活动外，有时还得做一些有关团结的工作。自李弥回昆明后，余程万一直不痛快。因为余想由他负责云南军事方面的责任，不管谁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弢、医师王子翰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些我需要的东西。这些紧张频繁的活动，无疑是完全针对着卢汉的。在这同时，我也注意龙云在香港可能指示他的旧部在昆明进行活动。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卢、龙两人合作起来，而希望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怕杨杰将军利用过去当过陆军大学校长的关系，拉拢国民党高级军官，参加民革的军事活动，并影响卢汉，所以决心要除掉他。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采取撤退中央在云南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以缓和云南人民的反蒋情绪，实则准备以退为进，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到云南加强控制。蒋介石对当时云南的局势，只求暂时安定一下，所以不但对卢所提要求可以让步，甚至可以迁就，只等有足够力量时才一鼓作气将卢逐走，完全把云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这些做法，卢汉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卢便尽量以地方不安靖为口实，打起保境安民的口号，利用蒋介石抽调不出更多兵力来云南，而又希望保有云南这一后方的想法，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蒋介石碍于形势只好同意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按照规定，国民党的军队中都要有军统特务组织，如集团军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军的调查组或参谋处第二科、师的联络参谋等，部队自己不能再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当蒋介石同意卢汉将保安团队扩编为九十三军和七十四军时，我就去找卢，要在这两个军的军部内设立军统特务组织。卢虽然不能正面反对，却推说军部刚成立，军长虽已决定，但有许多人事上的安排还没有就绪，可稍等一下再派人去。我明明知道他在拒绝，但在那个时候也不好坚持。
不久，我听到昆明组向我报告，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是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名叫李世荣的云南人。李世荣正在设法把过去和他有关系的特务拉过去，替他搞对中央的特务活动，主要目标是我和云南站以及二十六军、第八军等。昆明组建议我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秘密处死或解送重庆处理，如果卢汉或龙泽汇发觉要人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人是军统人员，这是执行军统的纪律。
我考虑之后，决定不但不逮捕他，而且指示昆明组可以让他拉人去替他做工作，以便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因为逮捕他或杀掉他，他们还得找别人来干，我反而弄不清他们的情况，不如将计就计让他拉人进去。我当时最注意的是怕他们搞暗杀活动，如不搞暗杀，只搞点情报，我可以编造一点真中有假、假里有真的东西给他们去骗取信任。昆明组按照我的指示，让那两个被拉的特务去参加那个组织，随时把他们的活动情况向我汇报，使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搞暗杀活动，所以一直没有去惊动他们。
正在这时，我又发现有人拉拢设在我家中的无线电台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原来是中尉，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小孩安排到我家中后，便提升他为上尉。他夫妇都是云南人，在昆明有不少亲戚。他的一个在云南部队中工作的亲戚，拉他去龙泽汇部工作，并提升他为少校电台台长。按照规定，军统人员不能脱离军统组织自行另就他业，因此我就不能客气了。当我叫人搜出委派他为少校的委任状后，马上把他逮捕，秘密解送重庆囚禁。重庆大屠杀前夕，主管清理白公馆犯人的法官打电报问我对此人应如何处理？我回电说，把他囚禁一个时期，惩罚一下就行了，所以在大屠杀时才没有把他杀掉。
自上海、南京相继解放之后，国民党整个要垮台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不少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企图早点和共产党拉上一点关系，以便在解放后求得出路。有一个叫张铿的坏分子，利用这种情况钻空子，冒充共产党的什么特派员在昆明进行活动。卢汉手下一些高级幕僚如获至宝，都以能和他见一面为荣。这家伙也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卢汉手下的个别厅长、参谋长一类的人，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后来甚至向卢汉要求拨一个营的兵力给他指挥，也得到同意。我听了暗自好笑，因为张铿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做他的部下冒充共产党，这些人当中就有云南站特务的外围分子或运用人员。他们把这一情况早就向我汇报过，我是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从这件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卢汉和他的几个部下确有反蒋投共的打算和决心，不然不会这样饥不择食而上坏人的当。
最可笑的是，有天晚上，卢汉的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此人不是卢的亲信，过去是汪精卫系统的人，所以和我很好）打电话要我立刻去他家，说有要事和我商谈。我估计可能就是谈这件事。因为我接到情报，说卢汉的亲信不让朱景暄参与同张铿联系，所以他想利用我来对付他们。我想，如果他和张铿见了面，他可能还会瞒着我。我去他家后，他郑重其事地叫我的卫士坐在他家楼门口，说连他家的人也不让上楼去。他把我领到他抽鸦片烟的房内，倒在烟床上，一边打烟泡一边告诉我：昆明已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卢汉已派了代表随同他们的人去四川联系，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我早就听说了，没有准备去惊动他们。他便向我建议，应当从二十六军调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他们，才能把保卫他们的一个营缴械而一网打尽。最后我笑着对他说，用不着我派人去逮捕他们，迟早那些拜访过张铿的人会把他们抓起来的。不久，卢汉果然发觉张铿是冒充共产党，把他们逮捕了。虽然这是云南解放前夕发生在昆明的一个大笑话，但还是显示出云南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
1949年8月，蒋介石为了便于亲自处理西南问题，梦想以他个人的所谓威望来保持西南最后一片土地，作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争取美帝用实力援助的基地，便由台湾飞到重庆坐镇。当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认为，过去八年抗战，重庆始终能成为大后方，除了地形险要、兵源粮源补充容易外，还由于对这些地方情况熟悉，易于控制，所以这时把最后一点希望又寄托在西南这个角落上。
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这还是第一次再度回到他抗日战争时期躲了七八年的旧巢。重庆的一般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都非常清楚，重庆人民对蒋介石的再度光临，只会更加痛恨，而绝不会加以欢迎。因为他过去许诺四川人民的许多事，如修筑成渝铁路等，没有一件兑了现。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仍然孝敬，重庆市长杨森等，指使重庆的帮会流氓、袍哥大爷如田得胜、石孝先、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兄弟伙，来了一次号称十万帮会分子的欢迎大会，在飞机场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演了一幕滑稽丑剧。
蒋介石当时最感棘手和最注意的，当然还是云南的问题。这时他最感苦恼的是再也抽不出相当兵力来进行他的计划，最后只好采用所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来对付云南。而这次硬也硬得非常可怜，他只能命令一个比较完整的二十六军包围昆明，并叫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整个兵团被歼灭、只身逃出包围圈的李弥，把刚刚东拼西凑而成的第八军和驻在贵州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一齐向昆明方面推进。在这同时，他还把昆明对外的航空联络线予以封锁，连几架破旧的运输机和客机也全部撤离昆明，装出姿态迫使卢汉就范。
卢汉面对这种情况的确费了一番心思。我从他的亲信副官处长朱子英口中得悉，卢连着几天都在彻夜苦思焦虑，香烟头堆满烟灰缸，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局势的应付很费苦心。特别是蒋介石接卢汉去重庆的专机停在机场上等着起飞的时候，据说卢几乎通宵不眠。不去，很可能要打一场，硬打不是很有把握，况且云南地方要遭到战争的蹂躏；如果马上宣布起义，解放军离云南还有相当路程，不能立刻得到支援；但是去重庆，又怕蒋介石翻脸不认人。谁都知道，这人是什么好话都说得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当卢汉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他释去疑虑，最后特别把蒋经国派到昆明当面劝驾。
蒋经国一到昆明时，正遇上昆明学生和群众3万多人举行“反蒋反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一再问我：“云南会不会马上出问题？”我再三安慰他不会马上发生问题，如果真的到了局面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不会等在昆明当俘虏。他最担心飞机场控制不住，没有法子再坐飞机逃走。我告诉他，二十六军还有几辆坦克车，万一有事，至少可以用坦克车送他离开云南到贵州去，他才放了心。
9月5日是昆明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清早，余程万便派副官接我到他的军部去。这时，留在昆明的一些特务，都带着二十六军和云南保安司令部两枚不同的证章，以便万一双方发生冲突时，见到二十六军的部队便说是二十六军军部的，遇到云南保安团队又可以说是保安司令部副官处的。当我到二十六军军部时，知道从9月3日起该军官兵便一律禁止外出，几门小钢炮也擦得干干净净，炮衣业已卸去，炮口正对着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处，炮弹一箱箱的都搬了出来，部队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战事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当时昆明全市人民也都惶惶不安，市面上争购柴米菜蔬之风大起，家家都在做准备，怕一旦枪响买不到东西。我特别派了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坐在朱子英家中等消息，因周为朱的连襟，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直到9月6日，周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卢汉已决定动身去重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人们紧张万状的情况虽然缓和了一些，但卢的部属却又在担心，一旦蒋介石将卢扣押在重庆，昆明方面还得有一场混乱。所以在卢去重庆的三天中，表面上是缓和了一些，而骨子里却更加忙碌。重庆通昆明的长途电话，不断报道卢在重庆的情况。二十六军的备战状况并没有改变，保安团也还是扼守要点，没有放松警戒。
直到卢汉于9月9日由重庆专机安返昆明，情况才马上改变。但平日活动积极的民主人士，知道卢能安然归来，必然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来一次镇压，因此许多人纷纷忙着做暂时离开昆明躲避一下的打算。果然，当卢的专机刚刚降落，紧接着降落下来的另一架专机，便送来了蒋介石和毛人凤所派遣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徐鹏飞），他还带领着一大批特务。
解放前夕，在昆明所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400多人被捕的“九九事件”，便紧接着发生了。徐远举和大批特务由我接到我的家中后，连茶都没有喝一口，便马上执行蒋介石当面命令他办的第一件事：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至于早先毛人凤命令我在昆明暗杀掉的几个人，则暂不逮捕，也不对他们再有什么表示，以免使卢汉面子过不去。当徐远举和我带着特务赶到杨杰家中去捕杨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时，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班机飞到香港去了。徐远举急得跳脚大骂云南站人员不负责，没有做好监视杨的工作，使得蒋介石当面命令的事没有办到，无法复命。
当特务们正在杨家抄查时，陈复光却送上门来，他是受杨的嘱托来料理杨的家务的。过去监视过陈复光的特务一眼认出了他，便连同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同扣留，把他带到我家中审讯。这时，西南区的特务们正在我家楼下对杨杰的副官进行刑讯。杨的副官经受不住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在楼上客厅里听到惨叫，身上发抖，坐立不安。当徐远举厉声追问他，杨杰是怎样走了的时候，他说是由民革云南另一负责人朱剑飞代杨购好去香港的机票，并用朱的汽车接杨送到飞机场的。
当天下午，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发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的布告。布告里说，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轨；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这个布告还说，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他飞渝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卢汉布告发出之后，紧接着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了省府警卫大队一排士兵，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把该会所有档案文件印信等一起带走，将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同时，卢汉亲自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远举，逮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跃、金汉鼎、李群杰等20多人。当晚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并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日刊等几家报馆和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逮捕进行前，先由徐远举、沈醉出面，约集昆明警察局副局长李智正、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等人开会，说明卢汉已接受蒋介石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务必认真彻底执行。
当晚的搜捕，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途出发。每组以宪兵、警察数名及刑警大队队员一名组成，先逮捕卢汉手令中所指定的20多名参议员。其余的警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查封几家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一小部分查封广播电台，大部分则去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学校搜捕师生员工。
当晚10时起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大规模搜捕开始后，由沈醉、李智正、王栩、周伯先等分赴各处察看进行情况。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也赴各学校和许多地方察看。全城交通断绝，马路上也布上铁丝网，军用电话也在各重要地区架设起来，真是如临大敌一样的紧张。
搜捕通宵达旦地紧张进行，直到天已大亮才停止下来，宵禁才解除。整个昆明一夜工夫被弄得乌烟瘴气，家家不宁。天亮时，警察局看守所十多间房间都挤得满满的，一夜之间逮捕了380多人。其中以报馆职工最多，因他们都是在夜间工作，所以每一报馆的编辑、校对、排字工、印刷工和学徒都一起被抓了来。20多名参议员也只有几个没有逮捕到。
第二天仍继续搜捕，规模虽较小，却是不分日夜在进行。10日上午，徐远举亲自率领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赶到昆明西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配合该厂警卫稽查组特务按照该组所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该厂进步工人和职员30多名。其余的地方如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的特务，也逮捕了铁路方面的进步职工十多名；第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的特务也逮捕了在公路局和运输处工作的员工20多名；由刑警大队在各处逮捕的嫌疑犯更是不少。
由于没有在昆明将杨杰逮捕到，和两三天紧张的搜捕中没有逮捕到共产党在云南的负责人，蒋介石很不高兴，又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到昆明主持继续搜捕和镇压的工作。12日上午，毛人凤又带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沈养斋）、保密局贵州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和随从人员，乘专机飞抵昆明。毛人凤对上次搜捕工作极为不满，认为事前没有组织好、准备好，所以没有成绩。他到昆明后，马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一面继续搜捕，一面连夜进行审讯和清理工作。
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由副局长李智正和宪兵团长王栩任副指挥，负实际责任。指挥部之下设行动组，由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担任搜捕工作；以陈世贤、周养浩为审讯组正副组长，并请朱子英担任总务组长。指挥部设在环城东路原任昆明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王巍的家中，每天由毛人凤亲自主持会报一次。
在毛人凤亲自领导下继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搜捕工作，前后共逮捕了400多人，但始终没有逮捕到一个中共云南负责人，也没有能破获中共任何组织，只捕到民革方面几个负责人，这使得毛人凤非常懊恼和失望。他一面埋怨云南站过去工作没有做好，使得他亲自出马也没有收获，不能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一面认为在被捕的400多人中，只要肯下工夫，总不难找出一点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他便下令，指挥部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准释放与保释被捕的任何一个人。
这样只准进不准出的办法，便使得警察局看守所无法容纳了。一间两丈见方的房内挤了40多人，连坐一下都得轮流着，更谈不到睡的问题。16日以后才决定把一大批人移送到钱局街云南模范监狱囚禁，并对被认为嫌疑较重的人，特别是对几个被认为与中共外围组织有关的人，进行了多次酷刑拷问，可是始终没有发现一点线索。毛人凤仍不放松，还希望慢慢地从被捕的人中清理出一些与中共有关的人来，以便进一步扩大搜捕。
大规模的逮捕、严密的审讯和清理工作，仍没有达到毛人凤的理想，于是他便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从许多事实得到证明，原来是卢汉采取权宜手法，不是认真执行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云南民主爱国运动的命令。卢表面上同意逮捕有关人员，而且还下手令逮捕了20多名平日反对他的参议员，实际上是先来个打草惊蛇，有意识地放走一批重要人员。卢在下令逮捕参议员时，他先派人去查封省参议会；未搜捕云南大学与师范学院前，先派人通知学校当局作准备，以致一批过去列入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均闻风先行逃避。特别是在逮捕开始前，卢先将军统大特务邱开基扣押起来。邱为云南人，曾任云南省警保处长，平日对昆明社会情况最熟悉，认识的人多，卢怕他在这个时候出来乱说话，所以先把他扣押起来。毛人凤亲自从卢的秘书长朱景暄、军统特务曾任昆明市长的裴存藩等人口中，以及从徐远举、沈醉等的报告中，肯定了上述情况后，便向蒋介石详细作了报告。蒋马上又加派徐永昌、肖毅肃两人到昆明察看，想进一步加强镇压工作，并设法对付卢汉。
毛人凤多次和我研究的结果，是扩大云南站组织，要求卢汉同意在云南绥靖公署内成立一个保防处，由云南站站长沈醉兼任处长。保防处下设秘书、参谋、督察三个室，和业务（主管情报与逮捕）、侦讯、总务三个科，一个特务队，和学运、工运、邮电检查、航空检查等组；另外还在昆明、保山、蒙自、开远、昭通、沾益、新平、思茅、普洱等处设立保防组，以便利用公开名义来镇压云南人民。
当毛向卢提出这一意见时，卢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想拖延时日，毛马上答应全部经费由保密局负担，只要求卢同意给予这个公开名义。卢不得已只好答应，并允许津贴保防处特别费每月3000元云南半开硬币（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每二元半左右合一银元）。保防处便于1949年10月1日仓促成立，临时由毛人凤从重庆、贵州等地抽调了近200名特务赶到昆明，还调集20多部电台与大量美造手枪，兼程运昆。这个公开特务机关从10月1日成立后，便匆忙进行布置，直到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时，刚把在昆明的一些单位成立起来，还没有达到毛人凤的理想要求，便全部被消灭了。
毛人凤于1949年9月12日由重庆到昆明后，一直到10月13日为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他是用尽全力策划如何去完成蒋介石集团确保云南，使云南成为大陆上最后一片反共基地的任务，并企图以血腥手段来加强对云南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他刚到昆明时，先是住在巡津新村裴存藩新建的一所西班牙式的华丽住宅中。他住了四天以后，感到住在裴家对他的活动很不方便，恰好当时我的家眷已送往重庆，房子很空，加上楼下设有直通台湾的电台，便于16日搬到我的家中，一直住到离开。所以他这段时间的种种阴谋活动，我能了解到一些。
毛人凤搬到我家的第二天就问我：“朱惠清的事情传达了没有？”我说局本部的通报已看到了，因为太忙，还没有普遍传达，只和几个单位的负责人谈了一下。他便说：“还是让我亲自来传达。”朱惠清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毛人凤这样重视呢？
原来是1949年8月间，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联名发出了一个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并对蒋介石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加以痛斥。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把毛人凤找去大骂一顿，说他事前没有做好防范工作，命令他立即派特务去香港务必把几个领头的暗杀掉，以显示他还有力量控制，以免再有人效尤。蒋同时派一些人去香港进行劝阻，并对其中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作开除党籍与通缉的处分。
毛人凤正在急急忙忙准备在香港搞一次大规模的暗杀时，突然听说这44人中的朱惠清，因为过去是军统大特务，虽参加了这次通电起义，但是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其他43人都将去北京。朱一个人感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万分惶恐。毛人凤对此极为高兴，马上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好事，应当立即向所有特务传达。蒋非常得意地指出，说他过去向军统特务讲话时就说过，除了跟着他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这些人过去的反共罪行的。毛人凤便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发到昆明，我当时非常忙，没有时间按照指示向每一名特务进行传达。
9月19日上午，毛人凤要我通知昆明各公开特务单位和云南站一些特务，集合到王巍家中，由他亲自进行传达。他说了一大套陈词滥调，滥事诬蔑共产党，对到场的人大肆恐吓，说军统特务一定要反共到底，只能反共到底。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最后还激昂地喊了几句坚决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毛初到昆明，满以为可以一帆风顺、随心所欲地进行工作，不料住上几天以后，才知道并不那么简单。他本来只打算在昆明住几天，把工作布置一下就走，而情况的变化出乎他的意外，这才不得不继续留下去。当时使他最为丧气的是，不但在“九九事件”中没有捕到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更没有破获一部地下电台，连最起码的杀几个人来镇压一下都不能称心如意地办到。他虽然天天背地里骂卢汉，可是还不得不耐心地和卢汉去周旋。
当他发觉卢的思想很动摇、没有坚决反共反人民到底的决心时，便向蒋介石建议，应及早撤换卢汉，至少也应当剥夺卢在云南的军权。他认为卢不可靠，迟早必反。蒋介石当时却一直听从张群的意见，认为卢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身边的几个要员，如徐永昌、肖毅肃以及肖化之等，也都认为从卢本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上来看，他没有投向共产党的可能。因为卢在生活方面不但很讲享受，连两个儿子都入了外国国籍，并且已把家眷送往香港，在国外存款很多。但毛人凤从他亲自在昆明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却一直认为卢很有可能反蒋投共。
蒋介石以为凭自己的威望可以使卢对他忠诚到底，便于10月22日由重庆飞赴台湾之前，特绕道昆明。蒋经国则先两天赶到昆明预为布置。蒋经国一下飞机，就急于找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人，打听卢汉会不会突然变卦，也在昆明来一个“西安事变”式的行动。我们向蒋经国介绍了当时卢所能掌握的兵力和中央在云南的兵力，以及在云南的人民武装力量等情况，告诉蒋，我们认为卢汉不会轻举妄动，蒋介石来昆明，安全没有问题。随后，蒋经国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一定要等他的专机到达昆明上空之后，才通知卢汉去机场迎接，事前千万不能告诉他，以防万一。他同时传达了蒋介石的另一指示，说目前对卢汉只能争取，不能刺激，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稳住，不过同时也要马上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必要时把他干掉。他说，蒋介石也认为卢汉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背叛。
蒋经国还一再问我，在昆明干掉卢汉有没有把握？我说，干掉一个人不是说干掉就能干掉，特别是像卢汉这样有大权在手的人，要干就得一次成功，不能打草惊蛇，所以需要有周密的布置和勇敢的行动人员，才有把握。他便吩咐毛人凤，我要钱要人，都要满足要求，不能打折扣，因为这是关系到保留云南这个作为反共基地的大问题。
22日上午9点钟左右，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的办公室等候。蒋经国随后也来了。沈延世指挥地勤人员作好准备，电台随时收听重庆和蒋介石专机发出的电报。
当时蒋介石有如惊弓之鸟，生怕他的行动被解放军发觉，特别害怕在空中被拦击，所以他不敢事前透露他要去的地方。他规定他的专机一起飞，几个大城市的飞机场都得作好准备，不断呼叫联系，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要在什么地方降落，谁也弄不清他的专机飞行的航线。他的专机只收听他要去的地方发出的呼叫，专机上不作回答，一定要等到专机快要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通知那个机场作好他的专机降落的准备。
我们一直等到快11点还没有一点消息，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是蒋经国说一定会来，因他昨晚还用暗语和重庆用电话联系过。果然在10点50分，专机上发来要昆明机场作好专机降落的准备。这时，蒋经国才打电话给卢汉，说蒋介石去台湾时，临时决定在昆明停留一下，想和他见见面，希望他马上到飞机场来，不要告诉其他的人。
11点半，专机降落，机舱门刚一打开，舷梯还没有推到门口，蒋介石已站在那里向两边张望了。他看到我按照过去规定，把左手拿报纸的大批便衣特务已经布置在机场周围，才从容走下飞机。我们几个人跟在卢汉后面走过去向他敬礼。他只和卢汉握了握手。对我们点了点头，鼻子轻轻地哼了几哼，以示答礼。在从飞机走向汽车的一小段路上，蒋介石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在这里要把同地方的关系搞好，有事多向卢主席请教。”我回答：“是。”当时我真佩服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叫蒋经国要我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而当着卢汉的面又叫我有事要多向卢去请教。那次蒋介石在昆明虽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吃了一顿午饭便匆匆走了，但此行说明他当时对云南特别重视。毛人凤在飞机场没有和他谈话，只与蒋经国商谈了一下。
蒋介石到过昆明以后，卢汉的态度仍没有多大改变。毛人凤背地里一直埋怨老头子（指蒋介石）越来越糊涂，听信张群的话，不重视他的意见。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他下定决心要使卢汉分担一大笔血债，企图使卢两手涂满鲜血以后，不能再动摇，没有办法再转变，只能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
当毛人凤听说卢汉曾在昆明南屏街中央银行门前，连续枪决过挤兑伪钞的人的情况时，便连声称赞这种做法很高明，认为卢喜爱杀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决心要把“九九事件”中所逮捕到的人借卢的手进行一次大屠杀，既不打算解送到重庆去处理，也不准备采用过去军统所常用的一套秘密处死的办法，而一心想借卢的名义公开执行枪决。他最初打算把逮捕到的人枪决一半，便去找卢商谈，先试探一下卢的意思。他从卢处回来后告诉我，卢认为杀一半太多。他还笑着说：“没有想到这位爱杀人的朋友居然会发起善心来。”这时他决定再减少一半，杀100多人。
为了赶忙拟定罪名进行屠杀，毛人凤亲自和保密局法官徐钟奇，从9月20日左右开始，连续日夜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当时被捕的那些人，不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按照反动法令判处死刑，有的甚至连问都没有正式问过一下，便被拟出了罪状。特别是对卢下手令所逮捕的20多名参议员，几乎全部列入死刑。参议员中回族首领马伯安，在狱中写的感怀诗，其中有“问罪莫须有”这样一句，便被指为诬蔑政府、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要处他死刑。毛人凤指示徐钟奇，对准备处死刑的人，只要根据国民党的杀人法令，给他拟上一条就行，反正不给他们上诉的机会，而是以军法从事。因此，对于准备处死刑的100多人，每人只写了几十个字的“罪行”，末了却都有“拟于枪决”四字。他满以为这样做就算办过了公开杀人的法律手续，卢汉会同意他所拟的判决书，在上面批一个“可”字，他便可以公开在昆明进行一次大屠杀。
9月25日前后，毛人凤第一次正式把一份判处100多人死刑的名册，亲自拿去请卢汉批核时，卢认为杀得太多，证据也太不充足，劝他郑重一点。毛回来很不高兴，连着对我说过好几次：“卢这个人太不够交情，杀百把个人都这样不肯买账。”他认为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所提出的意见不应当打折扣，所以非常气愤。但为了达到使卢分摊血债的目的，他只好忍着性子，用讨价还价的方法，由100多人减为80多人，最后甚至减为40多人，但卢还是没有同意。卢认为既要公开枪决，总得有充足理由，而不可草率从事。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10月上旬，毛人凤因为台湾方面多次急电催他回去，实在不能再在昆明等下去，才气急败坏地走了。临上飞机的早上，他还和我单独密谈，再三叮嘱，说卢不可靠，要我特别注意，必要时立即执行他对我所作过的指示。他用极为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再命令你进行制裁（即暗杀卢汉）时，你不能再不执行。如果再和对杨杰一样，就没有法子交代了。团体的纪律，你是非常清楚的。”他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我再不忠实地执行他的杀人计划，便要以杀我来维持纪律了。
毛人凤见卢汉不肯杀人，而且许多问题都使他感到不满，认为卢靠不住，如果不先一步下手，便无法扭转云南局势，所以他决定在必要时先刺杀卢汉。他认为李弥是云南人，又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上，可以代替卢主持云南工作。因此他在昆明时经常约集李弥、余程万两个军长密商，劝他们两人好好合作，要以党国为重，并一再暗示李弥可以取卢汉而代之。毛再三关照我，必要时刺杀卢汉，并对我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过检查。
那时，我在卢汉住宅附近的翠湖东路八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可以向卢的寝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我还准备利用靠近卢家的另一所房子——河口督办王晓峰的住宅，作为特务们暗杀时守伏的地点。毛人凤对此感到很满意。这是因为王晓峰那所房子最靠近卢家，王本人在河口，他的一个小老婆是湖南人，和我家眷很要好，楼上、楼下都有空房子。卢的汽车进出拐弯经过王家住房时，特务们便可从容动手。
毛人凤怕云南站现有的几个专干暗杀的特务不够用，又特别选派焦玉印等几个多年专干暗杀的人来。焦玉印等在湖南和平解放时，曾在长沙暗杀过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警察局局长军统分子刘人爵。毛人凤认为只要把卢干掉，卢的部下便会因蛇无头而不能行，加上李弥和云南一些人的关系还不坏，与卢的部下也很接近，可以收拾残局，能使云南局势稳定下去。
毛人凤在昆明期间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项工作，是他派人将杨杰将军刺杀于香港。当杨杰从昆明逃往香港后，特务们在昆明找到杨在香港的一些关系，因而能在杨准备离开香港前往北京的头一天将杨刺死。原来，毛人凤把从杨家抄出的日记以及来往信件等亲自一一翻阅，发现杨杰和李宗理等人常有往来，便清理出李等和杨的来往信件送到台湾，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找人模仿笔迹，写了一封信给杨。叶翔之亲自带着四名凶手赶到香港找到杨时，杨正在看这封伪造的书信，凶手趁其不备将杨击毙后逃走。第二天，当昆明《中央日报》刊登出杨在香港被刺身死的消息后，我连忙告知毛人凤。他非常得意地说：“当然逃不出我们的手掌。香港比昆明要麻烦，可是也更能说明我们的力量。”说完之后，他把叶翔之打给他的电报给我看，内容是：已完成任务，安全返台。
毛人凤在昆明期间使他感到不满意的，除没有大规模杀一次人以外，还对他从昆明派人去香港杀龙云没有成功也很不高兴。他刚到昆明不久，便问我云南站过去在龙云身边布置过哪些可靠的人。我提出了几个曾任龙云秘书、副官而与军统有关的蒋××、刘××等人后，他认为蒋××关系最好，可以利用。他便亲自接见蒋××，并指示他设法去香港与龙联系，进一步打入龙在香港的住宅。以后蒋××果然得到龙的允许去了香港，满以为事可成功，结果因行动不注意，被龙的儿媳怀疑，未能下手。毛人凤在离开昆明前，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叫我另行物色可靠的人当内线，以便实现他的阴谋，再在香港来一个杨杰第二的血案。
毛人凤在昆明时，对云南地方反动武装力量很重视，他特别看中了像新平县恶霸地主李润芝那样的人。李润芝公开在报上刊登过启事，自封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在报上提出一套反共主张，号召其他的地方反动武力与他合作。毛人凤称赞这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有办法，有主张，态度坚定，要我好好联系他。毛还要保防处在新平设立一个保防组，和李润芝密切联络，并要我派人到重庆领一点美国制造的轻武器送给李。以后，军统特务余谦向毛人凤推荐了曾任汪精卫伪政府驻德国大使的吕宜文。据说，吕和李润芝有深交，除吕本人愿为军统工作外，还可以通过吕拉李润芝为军统工作。毛马上接见了吕宜文，当面鼓励他一番，并叫吕多和我联系。后来吕宜文拟了一篇《发动云南地方武装力量，加强云南地方反共实力计划书》送给毛。毛看后非常高兴，也答应给他一批美式武器和电台，支持这一计划。毛还叫我送了一笔路费和特别费给吕，叫他先去新平和李润芝研究一下，并希望李能到昆明和他当面商谈。
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任保密局长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得最久的一次。这个继承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衣钵的另一名在蒋介石身边最得宠信的凶残走狗，一切作风完全模仿戴笠，在杀人方面比戴笠更为凶残，杀得更多。但他这次昆明之行，却极为失望。他在昆明没有能像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处一样，一杀便是上百人。重庆中美所内屠杀300多人的震惊世界的大惨案，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在昆明一个月，连一个人也没有杀成，最后带着怨愤的情绪离开了昆明。
毛人凤离开昆明之前，交给云南站的任务，主要是要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从各方面配合国民党政府确保云南的计划，做到对云南变化无常的局势能事前具体掌握，使蒋介石能了如指掌，及时处理；要注意防范龙云与卢汉的合作，特别留心搜集卢汉的一切言行。此外，还要多方显示国民党的力量，随时随地对进步力量给以沉重的打击，发挥军统特务的作用。毛还指示，在完成上述任务中，单靠云南站是不够的，要经常注意和驻滇中央军事将领、中统特务、宪兵和地方恶霸势力等搞好团结，密切合作。
毛人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向我保证做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电台给电台。但为了防范我出问题，并使我死心塌地为他效命，他一再提出要我把家眷全部送往台湾。我当时虽然满口答应他一定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却自知毫无把握，也知道要我将家眷送往台湾不过是作为人质而已。毛走后连续写过三封亲笔信给我，再三强调这些任务的重要，以及蒋介石如何重视这些工作等。
当时台湾方面最重视的是情报工作，妄想准确掌握云南的情况，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云南站虽全力活动，夜以继日地工作，却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几乎经常函电飞驰，交相责难。我所得到的重要的情报不多，最感棘手的是无法打入进步组织。我在卢汉身边的一些关系虽不少，其中甚至有秘书长、秘书主任、参谋长、厅长一类人可以供给我一些情况，但这些人与进步力量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我认为一向与进步人士有往来的像民政厅长安恩溥等，却对军统敬而远之，常表示厌恶。一些与卢比较亲近的人物，则又不肯多谈有关卢的事情。
为了打开局面，我经常利用他们既拥护卢汉而又害怕共产党和不了解共产党的矛盾心理，进行种种挑拨离间、诬蔑造谣等手法，使当时一些钱多的人都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在这方面我尽量给他们帮忙，除了随时给他们弄飞机票外，还托香港方面的亲友给他们找房子。
我对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可利用的机会也决不放松。毛人凤走了以后，军统大特务邱开基由卢下令释放。邱开基过去任过卢的副官长，与卢身边一些人有关系。他出来后，对卢非常不满，我便利用他去打听卢的消息。他不但自告奋勇，还鼓励他妻子敖乃华一同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大卖气力。当时卢身边的一些亲信和高级幕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曾任龙云多年警务处长的李希尧家中去打牌玩耍。李家房屋宽敞，还有很好的中西餐厨师，是云南政治中心人物的聚会场所。我和他们虽熟识，但我去了他们总是有点提防，不愿畅所欲言地谈话。而邱开基则可以随便和他们扯一顿，邱的妻子更可以到许多人家中穿堂入室，与这些人的家眷们无话不谈，这对我的工作有过不少帮助。
还有当时在昆明和马连良先生配戏的花旦余素秋，是军统特务余谦的侄女，一向与军统大特务有往来，和我也很熟识。她经常参加各种应酬，许多人在酒后茶余的谈话中，泄露出不少情况，她只要听到，也随时供给我。我为了给她多找一些关系，有一次在宴请马连良时，特地把绥靖公署一些处长和卢汉身边的机要人员一起请去作陪客。因为他们都爱听马连良和余素秋的戏。我便借这次请客的机会，让她多和这些人接触。看起来请一次客没有什么，但出于一个军统特务头目的策划，就完全不是那样简单了。马连良吃了我一顿饭却被我利用了一次，可能直到我写出这篇材料时马先生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找那么多不相干的人去陪他。
最了解卢汉生活情况的朱子英，对我的确有不少帮助。这位副官处长每每无意中流露出一点一滴的情况，都成为我最有价值的好材料。比如他告诉我，卢先生决心戒鸦片烟，我向台湾报告后，立刻引起台湾方面很大的重视。他们研究卢的这一行动所反映的问题，认为卢可能准备出国去当寓公，怕在外国吸烟不便；更有可能是打算投向共产党，因为解放后不能再吸。总之，至少可以说明卢对继续维持云南这种偏安局面没有信心，也不准备将来去台湾，所以要把烟瘾戒掉。
为了加强情报活动，保防处成立了邮电检查组，以安耀礼为组长，准备对来往邮电进行检查，对长途和市区电话进行窃听。云南邮政局局长沈松舟对这一工作也积极帮助，特别在邮局内腾出几间房子，但直到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做这项工作。对于航空运输的检查控制，则仿照抗战时期的办法，保防处在10月间成立了航空检查组，由李瑞峰任组长。除检查来往旅客外，特别对飞机票进行严格控制，连航空公司的职员搭乘飞机都要按照繁杂的手续申请。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飞机票，不能不对航检组特务们进行贿赂，更多的是向保防处一些负责特务讲人情送厚礼。有人虽按手续购到了票，到飞机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硬从座位上给拉下来，而让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眷属先走。这种事情几乎天天都有，当时真弄得天怒人怨。
云南站这时为了加强与其他反动单位的合作，即令平日相互猜忌的中统特务也都成为好朋友。过去虽同在一个地区内干同样的工作，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很少往来。这时为了共同商讨应付云南局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副站长胥××与中统在云南的几个负责人查宗藩、孙宾礼、隆曙明以及后来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局改组后的名称）西南方面负责人陈庆斋等，经常保持接触，交换有关情报。此外，军统云南站和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等也时常往来，为安定云南局势进行通力合作。
过去特务机关不注意搞宣传，自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第二处也仿照美国的办法，设立了心理作战科，经常把一些有关心理作战的造谣诬蔑材料寄到云南站来。这个时期云南站控制、运用的报刊，有在“九九事件”中被查封了的昆明《现代晚报》，军统特务、代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任该报发行人，军统特务王心宇任社长，他们除担负心理战宣传的任务外，还以报社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此外，由原来的《云南日报》改组的《平民日报》以及《朝报》、《扫荡晚报》等报纸的负责人丁中江、王公弢、丁燕石，都是一向与我有工作关系的，他们经常刊登保密局的心理战稿件，对中共进行种种诬蔑宣传。这些报纸对台湾发来的材料，如“扭秧歌的王朝”、“古都见闻”等，都刊登了出来。
11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卓宣（叶青）特地从台湾匆匆赶到昆明，云南站对这位以“反共理论家”自居的叛徒大为欢迎，并全力协助他在昆明进行诬蔑性的宣传活动，强迫商人市民都要去听他讲演。不过，这位造谣专家虽然尽力为国民党打气，但背地里和我私谈时，却使我大为泄气。他当时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一再说云南迟早保不住，将来只有困守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有进行反攻收复大陆的可能。我当时听了他这番话很不痛快，除当面劝他千万不能在昆明再说这类话以外，还一字不遗的把他对我说的这些话向台湾作了报告。
继蒋介石到昆明之后，国民党的副总统、代理总统李宗仁于11月间也赶到昆明来活动。这个桂系将领到这时还在打算扩充地盘，也想拉卢汉一下，妄图将桂系势力伸向云南。在他开始对蒋介石进行“逼宫”之前，特务们早就奉蒋介石的命令对他开始了严密监视，并一度准备在南京谋杀他。他突然来到昆明，想在这最后一片土地上与蒋介石进行一次狗抢骨头的斗争，这又成了云南站一项临时性的紧急任务。
我这时集中全力注意李宗仁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从一些与卢汉接近的人员方面了解情况，当天汇报台湾。我当时很满意的是，卢表面上敷衍应付李宗仁，李也很知趣，不敢冒昧地公开向卢商谈桂系军队进入云南的问题。李曾公开表示对蒋介石的埋怨和不满，说自己是“代而不理”，没法行使代总统职权，主要原因是那位（指蒋介石）“退而不休”的人还在幕后一手操纵，半点不肯放松。
一向与桂系接近的滇越铁路局长唐宇纵在谈话中流露出来一些情况，说李宗仁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把桂系残余部队从广西进入云南，造成既成事实，不怕云南地方政府不答应。我为了搜集李宗仁在昆明的活动情况，除派出大批特务跟随他外，甚至他到石林去游览，要唐宇纵派铁路局的路警保护他的时候，我都叫特务们换上路警的服装跟在他身边。直到把李送上飞机，才结束这项临时增加的任务。蒋介石当时虽抽不出军队到云南来，但仍把云南看成是他的地盘，不准桂系插足。李宗仁一到昆明，我就每天把他的活动搜集起来当晚报出去，而台湾方面仍不断指示我要密切注意。
自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大举进军以后，卢汉的态度也随着有了越来越明显的转变。这时，蒋介石已将由贵州进到云南边境的八十九军刘伯龙的部队从沾益、曲靖等地调回贵州，妄图螳臂挡车在贵州山区险要地带阻止解放军前进。蒋介石认为卢汉会忠于他，所以云南站虽然不断将一切有关情报随时飞报台湾，希望早做处理，但蒋介石仍听信张群的意见，不准备撤换卢汉。直到11月20日左右，卢汉突然宣布经李宗仁代总统批准，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无保释放，台湾方面大为震惊，弄得手忙脚乱起来。可是这时解放军已击溃了国民党逃入贵州的仅有的刘嘉树兵团和刚组成的何绍周兵团，并越过娄山关、乌江等层层天险直趋四川，一路势如破竹。眼看西南的中心重庆马上即将解放，再也无法对云南采用武力控制了。
在毛人凤尚在昆明时，卢汉即已看出蒋介石叫毛人凤逼他分担血债的罪恶阴谋，所以他对“九九事件”中被捕人员的处理一再拖延，连一个人也不肯杀。最后毛人凤不得不迁就他的意见，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人和云南绥署人员进行会审，再作处理的决定。10月下旬，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科长陆坚如、法官雷某，与云南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保防处长沈醉四人组织进行的会审工作刚开始，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赶来，想参加这项工作。卢对徐钟奇的到来置之不理。毛人凤连续急电质问我为什么不让徐参加，我均以未得卢的同意答复他。
卢的这一办法很成功，由于没有让徐参加会审，才使被捕的人没有一个丧生。在会审期中，杨振兴接受卢的指示，对毛人凤一再坚决不愿释放的人，也分批交保释放了一些，对一些糊里糊涂被抓去的人则当庭开释。有些工人、学生只唱过进步歌曲或跳过秧歌舞便被指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在会审中也都陆续释放。对一些平日思想言行比较进步，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证据的人，则暂时仍旧羁押。
当我每天把会审情况向台湾报告时，毛人凤仍以为多少总可以杀几个，一再叫我坚持这一原则，不管多少，只要有几个人头落地，便算达到了目的。他叫我在数量上不要再争，但要做到决定杀一个便立即杀一个，不必等处理完毕时一起杀。但卢仍不同意，要等最后会审完毕再决定。就这样一拖再拖，拖到11月20日左右，会审工作还在进行，卢突然命令全部开释，300多人一下都放了出来。
毛人凤接到我的报告，立刻派看守过杨虎城将军并参加杀杨的特务队长张鹄为保密局云南看守所长，要我马上准备房屋，调几名特务，限三天内协助张鹄把这个看守所成立起来。毛人凤指定要把被卢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民革方面几名负责人和进步参议员杨青田、陈复光、朱健飞、李群杰等几十人，再度逮捕起来送交张鹄看守，听候命令处理。我当时对这一命令的确不愿意去认真执行，因为怕和卢汉发生正面冲突，而成为这一冲突中的牺牲者。
我再三考虑，认为卢汉既奉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公开释放这批人，蒋介石当天便已知道，却没有半点表示，而毛人凤暗中却又叫我去逮捕一些回来，卢知道后必然会追究，甚至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挟，要求惩办我。在那种情况下，蒋必迁就卢，同时为了表示对卢的支持，牺牲个把特务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当张鹄拿着毛人凤的电报和亲笔信催促我的时候，我总借口房子找不到来拖延。直到云南和平解放，保密局云南看守所名义上虽已成立，人员也已派定，但所址却没有找妥，张鹄和几个看守人员一直住在保防处内，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10月底，保密局命令云南站拟具切实可行的“应变计划”，并决定扩充云南站组织。另外，国防部命令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由我兼司令，原来的云南站人员均编入游击司令部，滇越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兼副司令。苏子鹄一再催我把这一名义公开出来，我认为会影响社会秩序，推说云南不会被解放，不到必要时不能用这个名义。因为保防处处长不能统一指挥保密局在云南的公开单位，按照过去军统的习惯，只有秘密单位，即各省的省站才有权统一领导各省的军统附属单位所掌握运用的公开单位。我当时如果不是云南站长兼保防处长，也不能领导其他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而且不能以保防处长名义对这些公开单位行文，所以一贯是用云南站的化名和站长化名指挥领导所有在云南的公开特务组织。
当时云南站的化名为常念农，站长化名为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1948年5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至于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司令是用我本名出面还是仍用吴崇雨的名义，当时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名义通知。
从11月初开始，在昆明各有关单位负责的特务们，为了商谈应变计划和成立游击司令部问题，往往开会到深夜方才散去。当时商定的“游击计划”是：人员分成两批，一批由我率领保防处、刑警大队、保警大队、四区公路局和四区运输处的交通警察大队、五十三兵工厂警稽组和警卫大队，加上在昆特务所控制的帮会流氓，共有五六千人，准备随同李弥的第八军一同向滇西撤退，到中缅边境交界处去找根据地；另一批由铁路警务处长苏子鹄率领警务处特务和铁路交通警察部队，及部分路局员工沿铁路向中越边境撤退。
在整个“应变计划”中最阴险毒辣而为毛人凤所最赞赏的，是准备在解放军向昆明进军之前，布置一个假撤退、真逮捕，一网打尽昆明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人员的阴谋计划。这一计划连当时保防处云南站一些不重要的骨干分子都不曾让他们知道，要等执行时才分别下达命令。
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昆明退到碧鸡关附近之后，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商人、医生等出面，发起筹备欢迎解放军入城，并临时维持昆明市秩序。当时同意出面干这一工作的人，有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西南银楼经理孙子顺、老天宝银楼经理朱文高、吉普贸易行经理张云雷，以及医生王子翰、甘烈明、秦作民等十多人。他们都是不准备走的，我们的阴谋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出面欢迎既已得到我的谅解，又可表示自己进步，无论哪一方面来，对他们都有好处，岂知我却准备好一批特务等在昆明，单等筹备会成立时，真正进步的人士以为真的是“天亮了”，而走出来参加活动。当时估计，中共地下人员、云南工委届时也可能有少数出面活动的。只要不是事前约好的人来参加这个组织进行活动，便可肯定是进步人士无疑。这时特务们便可多方留意他们的行动，弄清他们的住址。当他们最后一次集会时，埋伏在城郊的特务便在昆明再来一次有计划的大逮捕，连夜把捕到的人解往碧鸡关，或就在昆明杀害、而后逃走。
在这项行动计划里，我们准备对昆明的一些公用建设纵火焚烧，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炸药，不能进行彻底的破坏。记得我在12月初去见卢汉时，还向他表示，军统撤退前对昆明不打算像对其他大城市一样来一次大破坏，卢很同意。他认为破坏对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人民对国民党更不满。当时云南站力量相当薄弱，甚至蒋介石下令要在昆明扣留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没有办到，而让谷带着大批美钞、港币安然飞往香港。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蒋介石为什么要扣留谷正伦，和国民党内部在贵州临解放时的一场争权夺利、火并仇杀的丑剧。贵阳解放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逃到晴隆县。谁都知道谷正伦当过多年宪兵司令，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到这时，他只剩下一点残余的保安团队充当他的警卫。而另一个康泽特务系统中有名的刽子手刘伯龙，正在贵州任八十九军军长，他手下还有一批残兵败将。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向就处得很不好，彼此都想找机会把对方杀掉。
当谷正伦逃到晴隆后，刘伯龙便趁机逼宫，要谷把贵州绥署主任一职让给他。谷对这个后辈早就觉得很不顺眼，看到他盛气凌人，便宁愿放弃绥靖主任丢掉贵州，也要杀掉这个人，来发泄一下心头怨气。谷正伦和他的副主任韩文焕商妥，表面上答应让出这一职务交刘伯龙代理，约他前去接收。
当时刘伯龙身边的许多谋士都不赞成刘亲自前去，因为地名“晴隆”与“擒龙”字音谐同，怕出事。而刘伯龙早想当绥靖主任，迫不及待，便带着两连警卫，分乘几辆卡车赶到晴隆。当他去见谷的时候，两连警卫即被预先布置好的一个团解除武装。当刘兴高采烈地拿着谷委托他代理的手令出来时，就在县政府大堂被韩文焕指挥卫士们用手提机枪向之扫射，身中十余弹毙命。
谷正伦杀刘之后仍不甘心，还叫卫士们把刘的尸体抛到后面山沟内不准埋葬，并准备搜捕他的家属。事情发生后，保密局派在八十九军随军调查组组长张立若，立即把经过情形电告云南站转报台湾。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怒，便叫毛人凤下令云南站，等谷逃到昆明时，务必将谷扣留解往台湾。这时国民党的宪兵先后撤退到昆明的有六个团，谷也料到蒋介石会要追究他，便先找几个宪兵团长去见他。这些人都是他过去的旧部，都愿保护他的安全。我在接到命令后，不但没有办法去扣留他，连一向控制在手中的飞机票也不能不给他几张。当宪兵大批出动保护着他上飞机时，我也只好跟着一道去送行，眼巴巴看着他逃往香港。
当时云南站连枪弹都很缺乏，硬不起来。毛人凤答应由重庆拨发的美式武器装备，也因空运紧张，迟迟没有运到。最后我不得不叫五十三兵工厂的特务来一次监守自盗的把戏，由该厂警卫稽查组与警卫大队合作，把该厂仓库存的枪弹偷出一大批，这样才把准备打游击的特务武装起来。
11月下旬，毛人凤指示我妥善做好解决卢汉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两次拍给我的亲译电报中，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到立即执行”。这寥寥20个字的电文，说明蒋介石一面答应卢汉对他提出增拨汽油与黄金的要求，一面却在准备下毒手了。可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在云南的军事首脑及特务头子对局势所作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局势还不至很快恶化，想不到卢汉突然提前宣布起义。
记得我在12月6日下午最后一次去看卢时，向他报告各地撤退到云南的特务人数之后，并向他报告我已得到情报，中共地下人员已在昆明从事局部和平运动。当时各军政单位负责人连我在内，都接到解放军发出的通知书，我问他应当怎么办。卢考虑片刻后答复我说，应当注意防范，但不必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引起混乱和不安。当他问到我究竟是哪些人在进行这一活动时，我不好说出我所得到的情报是他的部下安恩溥、杨文清等人已在和中共地下人员开始接触，只说具体的人还在调查中。我从他与我对话的内容和他面部的表情等方面推测，他早已了解这一情况，更不难想到他本人正是这一活动的主持者。所以当我问到绥署与省府准备何时西迁时，他只含糊地回答我还没有到时候。我要求他改派李家杰为昆明市警察局长，并向他推荐一个保山县县长时，他也没有作出肯定答复。这样，问题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从卢家辞出之后，又去看过几个与卢接近的高级幕僚人员，从他们谈话中证实了我这一判断。当晚我便邀请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在北校场余程万军部密商。当我把当日和卢谈话情况及我所得到的情报向他们提供后，他们也补充了一些关于云南地方部队调动的情况。李、余等都认为卢的态度已很明显，局势已无法挽回，只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同时又认为，卢采取行动至早也将在12月中旬方有可能，这是因为卢的部署尚未妥当，同时解放军距离昆明还相当远。
当晚我把这些情况和我们的估计向台湾报告，并请示应否马上执行毛人凤临走时所交给我的任务。但一直到12月9日还没有得到复电，因这时毛人凤不在台湾而与蒋介石一同去了成都。9日上午李弥、余程万、龙泽汇还去成都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龙泽汇也去了，认为云南暂不会有什么问题，还认为张群有办法解决，便叫张群和他们一同于当天下午返回昆明。
当卢汉得到张群要去昆明的消息后，可能认为不能再延误，只好当天便行动起来。首先是保安团队频频调动，并作好战斗准备。从当天中午起，所有飞抵昆明的飞机一律不准再起飞，连汽油库也被保安部队看守，不准飞机加油。许多由成都经昆明逃往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和眷属被扣留下来。原来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还准备把在成都大批飞往台湾的人员，先运到昆明再慢慢转往台湾，由于当时机场电台还未被封锁，下午到达昆明上空的飞机得到地面的通知，便大部分都纷纷返航折转成都。
这时，云南站的电台和成都台也取不到联系，对昆明这一突然紧急的变化，不能马上得到指示。中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局本部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等，均由成都飞抵昆明，准备第二天便去台湾。这时我心情非常烦乱：马上离开昆明吧，将来到台湾必受处分；不走呢，眼看就要解放。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我老是犹豫不决。徐远举等看我在陪他们进午餐时表现得很不安，也知道情况很不妙，但他们还迷信张群已到昆明，至少几天之内不会有问题，还相信张可以说服卢汉，局势可以稳定下来。
但是，我认为正因张群的到来，有促成卢决心提前起义的可能。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向他们提出我这一看法，同时也不愿把下午的变化告诉他们，怕他们马上都跑掉。万一和平解放，我那时交不出这几个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但在重庆杀了杨虎城全家，还在中美所内杀了300多名革命人士，到成都又杀了一大批，并破坏了重庆、成都的兵工厂和部分公共建设。这几个人到昆明，首先是找我。我先把他们分别安顿下来，准备看看当天的变化再说。
我正在准备作最坏情况的紧急措施时，传令兵送来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10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徐远举抢过去一看，确实是张群平日常用的图章，他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送随他一道来的保密局两个处长到皇后饭店休息，将徐远举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凤11月20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基地，让我好统一指挥在云南的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改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改为总司令部，晋升我为中将，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同时催促我把全家送往台湾，最后还再三说明，万一昆明不保，一定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我劝徐远举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这两个新的职务任他选择一个。如果他两个都愿意，我愿当他的副手。我认为他的办法比我多。他看完毛人凤的信，听完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把头一摇：“到了这个时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屁用！我看你也趁早走吧！”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了呢？”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可以坐上飞机直飞台湾，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当晚，我对到青云路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考虑再三，究竟要不要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将如何对付，等等，反复多方思考。按照保密局的组织系统，张群虽是西南军政长官，却不能指挥我。如果以我兼保防处处长的关系，我又非去不可。我为了慎重起见，便打几个电话问了绥署其他几个处长，他们都没有得到通知。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中，想找张群问问，得到的回答是张长官很忙，叫我准时去开会，有事当面去向他说。
这时我看情况非常不妙，可能有去无回。我便向毛人凤发出了最后一个电报，说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自己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法完成任务。我并立即召集云南站和保防处的负责特务，叮嘱他们在我去开会后，由副处长胥××负责，要他们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听我的消息。如果我在11点钟没有电话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焚烧后，全部武装冲到附近二十六军部队中去。我临走前还把日记本、手枪和来往密电一起交与胥××，身上什么都不带便走了。到上汽车时，我还考虑到我乘的汽车较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又与胥××交换了他用的一辆旧汽车，一直驶向卢家。我很明白，蒋介石与毛人凤所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再也无法完成，留在昆明与逃出昆明都是一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开会。
1949年12月9日晚上10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勋标的人。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香烟。这些人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这七个人便是当时云南和平解放的主要阻碍者、云南人民最凶狠的敌人。他们曾费尽一切心机，使出全部力量企图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这时他们却已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再无法逞其凶焰了。他们都是接到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通知来开紧急会议的，可是连和张长官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几个打从翠湖东路卢先生新公馆进来的人，看到张群一个人坐在另一间大会客室里，只能把肩耸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完了。这位蒋介石身边最亲信的著名智多星这时也毫无计策可施了。从会客室里外的布置，便已充分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试图与云南站通一次电话，但遭到了有礼貌的阻止。这时，沈延世突然从他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交给李弥和余程万。这是当天下午蒋介石得到昆明突然发生扣留飞机的情况后，由空军电台转拍出来叫沈延世立即通知李、余两人返防，率部向昆明进发，务必迅速遵办的蒋介石的亲电。李弥看完后，马上把电报向地板上一摔，指着沈延世质问为什么不早通知。沈推说当时找不到人，认为晚上开会可以碰到，所以就没有再找。他们两人争吵起来，经其他的人劝阻之后，认为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
11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14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了一声“奉命检查”，便由两个士兵看住一个，由龙营长亲自逐一搜查。他们最注意我，第一个先搜我。这很使他们失望。我身上除带几两黄金外，什么都没有，连我挂在外边的大衣也拿进来仔细搜查一遍，仍然没有什么。他们耐不住了，便问我：“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我便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带手枪也没有什么用，我早已放在家中了。”这时他们才放心搜查别的人。我很清楚，只要我有举动，他们会立刻先把我打死。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比较难对付的人，估计我可能要反抗一下，其实我早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搜到李楚藩的时候，持枪的一个士兵也许是太紧张而走了火，砰的一声枪响，大家以为卢要把我们在这间华丽的会客室里解决掉，彼此面面相觑。后来听到龙营长严厉斥责那个士兵时，大家才稍安心。搜查过后，会客室里又趋于平静，大家仍一言不发，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只是拼命抽烟喝茶。从这时起，连上厕所也禁止了，便只好在会客室的痰盂里解起小便来。这几个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的人，这时变得这么驯服了吗？不！他们这时表面上虽不敢反抗，而内心里却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便可看出。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当天的怨气。
到了凌晨2点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藩两人。走到过道时，我自忖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说：“伙计！枪打准一点。”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坐进汽车。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当张群来了以后，卢连见都没有见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还睡什么？”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凌晨4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10日上午9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塌地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做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平民日报》改组的。当天报上第一版便刊出卢先生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出我们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上午，我们看到昆明机场有一架巨型客机起飞，到中午吃午饭时，龙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照例来陪我们进餐时，才知道张群和他的随员以及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裴存藩等，乘英国果泰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去了。卢先生把大特务裴存藩送走后，又叫杨文清问我走还是留，我仍说留。
12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这时，李、余两人虽已发表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当天吃完晚饭，龙泽汇告诉我们，通电发出后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复电，表示很焦急。我们在他走后都很高兴，希望北京不重视这一行动，让他们去后悔，只要加上外面来的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再倒一次戈。
13日以后，二十六军已开始从东南角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保安团发生战斗。这天上午龙泽汇陪同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杨文清、龙泽汇传达卢的意见，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进攻，听候改编。李便写了一信，要他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当天下午李妻转回时带了一封复信，表示愿接受李的命令，但希望李本人能早日返回部队。李看了这封信之后，便把它交给杨文清。可是等杨走开以后，李妻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来给李弥看，原来里面写有密信，内容与那封公开的回信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表示，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准备集中全力向昆明进攻，抢救李弥。同时李妻还告诉李、余等人说，保安团把第八军许多军官眷属也打死打伤不少，他们要报仇，决不肯就此罢休。这时大家都气愤愤地又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设法找机会先离开五华山，再作第二步打算。
14日，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已把分驻在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昆明东南角猛扑，城内已听到枪炮声。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程万命令，停止进攻。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队加紧进攻。当天下午石补天回来说，不放余程万出去，便无法阻止二十六军的攻击。
这时一些潜留在城内尚未去自首的少数特务，也蠢蠢欲动，准备里应外合。他们虽在报上看到我的通电，也不相信。军政委员会又把我亲笔写的东西制成锌板印出来，张贴在许多地方。这些残余的特务绝大部分在当晚和第二天便被捕获或已报到自首，但少数的却还在幻想一旦昆明被攻破，准备再大干一下。这时国民党的轻型轰炸机也三架两架地经常向昆明市区投弹威吓，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16、17日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义的兄弟一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这三人释出之后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越近。二十六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遭到轰击。
19日上午，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加上两个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可能暂时撤出昆明。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这时大家心情非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另一方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21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人打退了。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22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做出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