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17世31王。
商族是黄河下游一个古老的部落，在灭夏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关于商族的起源，有数种说法，一说认为在北方辽河流域，一说认为在东方黄河下游的齐鲁地区，一说认为在中原，即今冀南、豫北地区的漳水流域。
契是商部族的始祖。契的母亲是简狄氏，又作简易，因是有娀氏（今在山西永济西）之女，又称娀简。相传她随本氏族的两个姊妹偶然出行，浴于玄丘水，有玄鸟（燕子）飞来，生下一只鸟卵，简狄误取鸟卵吞食，因有身孕而生下了契。这就是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契长大后，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地，赐姓子氏。
从契到汤共传了14代，恰好与夏相始终。商经过500年而强大，最后经鸣条之战灭掉了夏。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商汤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山东定陶东一带）。
契
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安徽寿县南）后被商军追上俘获，放逐在这里，不久病死于此地。夏王朝宣告灭亡。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建立了起来。
商汤之后，由太甲到太龙，是商朝巩固和发展时期。汤的孙子太甲在位时还发生过伊尹放太甲的故事，此后商的统治很稳固。
盘庚在位时曾几次迁都，最后定都在殷，所以商朝也叫作殷朝，迁都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商朝基本上是王位世袭制，从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到商后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后来周朝宗法制的重要基础。同时，商的占卜也很出名，现存的甲骨文便是占卜的记录。商王的统治仅仅限于狭小的中央地带，四周及边缘地区是王室诸子及各族的领地，中央集权还没有形成。
商朝的矛盾在中期后加剧，王权的争夺尤为激烈，同时还有奴隶的反抗斗争。纣王时用武力镇压，但最后引火烧身而灭亡了。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24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约公元前1653年，夏桀即位。桀是个暴君，骄奢淫逸，暴戾无道。百姓都痛恨夏桀，希望能推翻他的统治。约公元前1600年，汤的军队攻占了夏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夏王朝灭亡，汤建立了商王朝。
商汤即位的时候，正是夏代末年夏王桀当政的时代。夏桀是一个非常残酷、暴虐的国王。夏朝的人民早就对他不满，纷纷诅咒他为什么还不死掉。商汤看到这种形势，便乘着夏王朝的衰弱，开始在东方迅速发展商国的势力，逐步剪除夏的羽翼。他所开刀的第一个对象便是与商国为邻的葛国。
商汤为什么要首先征服葛国呢？原来葛国的国君葛伯是一个十分糊涂而又贪婪的统治者，葛国在他的统治下，各方面都十分糟糕。葛伯由于无心治理国家，连天地鬼神也不愿祭祀了。当时的人们都很迷信，认为天地鬼神都是主宰人们命运的，必须经常用牛羊和稻谷祭祀他们。葛伯不祭祀天地鬼神，这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商汤看准了这个弱点，就开始为吞并葛国制造借口。
商汤
一天早上，葛伯刚刚起床，揉了揉蒙眬的两眼，无精打采地走到王宫的院子里，就见他的大臣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对他说：“大王，商国的使臣来了，在前边宫廷里等着您接见。”葛伯听说是商国的使臣，不敢怠慢，赶忙整了整衣冠，强打精神地走了出去。
葛伯刚刚坐定，就见商国的使臣从容地朝他行了拜见礼，然后说：“我们商王派我前来问你为什么不祭祀天地鬼神，请大王回复！”葛伯听了一怔，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后来旁边有个大臣附耳对他说了几句，葛伯才苦笑一声说：“我们葛国比不得你们商国，我们国家又小又穷，哪有那么多牛羊？没有牛羊，当然无法祭祀了。”
商国的使臣回来对商汤讲了葛伯的话，汤就派人给葛国送去一大群牛羊。但葛伯没有把这些牛羊用来祭祀，而是让大臣们宰杀掉给他摆了宴席，不几天就吃光了。
汤听到葛伯得了牛羊仍然没有祭祀，而是和大臣们杀掉吃了的消息，又派使臣去质问葛伯。
使臣到了葛国，见到葛伯，气势汹汹地问：“葛伯，前次我们商王让我来问你为什么不祭祀天地鬼神，你说没有牛羊，现在牛羊都给你送来了，为什么还不祭祀？”葛伯听了，眨巴眨巴眼睛，半天没有话讲。又是身后的那个大臣和葛伯耳语了一阵，葛伯便又笑嘻嘻地说：“啊哈，牛羊是有了，可我还没有稻谷啊，没有稻谷，怎么能祭祀呢？”
使臣回来又把葛伯的这番话讲给汤听，商汤又派出一批壮年人去葛国开荒种地。为了不让这些壮年人来回奔波，商汤又让他们的孩子每天给他们送饭吃。
时间一久，周围的邻国都称颂商汤的仁厚，而讥笑葛伯的无能，葛伯觉得面子上很难堪，但又无法赶走这些开荒种田的商国人。正当葛伯感到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时，那个一再为他出坏主意的大臣，又跑来给他出了一个更加愚蠢的坏主意，葛伯反倒拍手叫好。
第二天中午，正当商国的孩子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往葛国送饭时，突然遇上一群凶狠的葛国士兵。他们像强盗一样夺去了孩子们送饭的篮子，连打带骂地把他们赶了回去。不料，商国的孩子中有一个胆量较大的，他竟然和葛国的士兵纠缠在一起讲起理来。葛国的士兵理屈词穷，不由得又动起手来，这个商国的孩子竟被他们打死了。
这个消息传到了商国，激起了人家的愤怒，商汤看到动手的时机已到，便带着大军把葛国的都城团团围住。原来已在葛国种田的商国人，这时也在城里面作为内应，内外配合，很快就征服了葛国。
商汤灭掉了葛国后，为了做出宽厚仁慈的样子，他一面严格管束商国的军队，不许掠夺财物，一面向各国派使臣解释，说明他灭掉葛国是合乎道义的。为了安抚和收买葛国的民心，他从商国运来了大批粮食来救济葛国的平民，又组织他们开荒种地，让他们只向商国交纳收成的1/10。这一系列的政策，不仅使商国取得了实际利益，而且在周围的邻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国家看到商汤这样宽厚仁慈，纷纷摆脱夏的控制，归附于商。商汤初步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后，为了进一步积蓄力量，获得更大发展，又把都城迁到了亳。
商汤迁到亳以后，势力逐渐向东方地区发展。
商国自从仲虺当上了左相、伊尹当上了右相，国家治理得更好了，势力也越发强大起来，已经发展到和夏王朝几乎势均力敌的地位。摆在商汤面前的急迫任务，首先就是要剪除掉夏在东方的羽翼。
当时夏王朝的都城是斟寻（在今河南巩义市），东方有几个仍然死心塌地跟随夏的国家作为它的屏障。这几个国家是豕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和昆吾（在今河南濮阳一带）。
正当商汤准备剪除夏在东方的几个羽翼时，夏王桀对商的势力发展有了觉察。为了打击商的势力，他在钧台（今河南禹周州市南）召集各国诸侯订立忠于夏王朝的盟约。在这个会上，他寻找借口把商汤扣留起来，囚禁在当地的监狱里。
伊尹和仲虺听到商汤被扣在钧台的消息后，十分着急。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搜集了各种珍宝玉器，买通了夏王桀的心腹大臣，才把商汤放了回来。
夏桀把商汤扣押在钧台这件事，在各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除了豕韦、顾、昆吾等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对商汤表示同情。商汤被放回后，许多国家都自动地归附到商汤这里，并把商汤当作和夏对抗的首领。
商汤一回到商国，立即着手向西方用兵，以剪除夏在东方的羽翼。第一个进攻对象就是豕韦。
豕韦是夏在东方的一个得力帮凶。它的国君自恃有夏桀在背后支持，不仅对周围的各国称王称霸，对国内也仿效夏桀，横征暴敛，荒淫无道，已经是一个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独夫。商汤经过周密的安排，就率领商军由亳出发，向西北方进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商军来到了豕韦的城下。豕韦的人民早就恨透了他们的国君，商和豕韦两国的军队还未交战，就不断有人逃出城外投奔商汤。豕韦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一片混乱。
夜半时分，商军开始攻城了。在城上守卫的豕韦士兵早已无心为豕韦国君卖命，他们毫无抵抗，商军很快就攻入了城内。
为了收买人心，商汤又把在葛国用过的权术照搬过来。他从商国运来了大批粮食，发放给在饥饿之中挣扎的豕韦人民，然后让他们耕田种地，向商国交纳1/10的收成。周围各国看到商汤有这样好的政策，也都愿意归顺商国，豕韦周围也成了商汤的地盘了。
商汤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豕韦，并又取得了周围的地盘，灭夏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时他把进军的矛头又指向了顾国。
顾国自从豕韦被灭以后，早已严加提防，在商军到来时，顾国的国君已经组织起强大的军队防守在顾国都城的周围。
顾国的国君是一个比豕韦国君更坏的奴隶主，国内的人民早已恨透了他，又加上商汤在葛国和豕韦实行的政策早已为大家所知，他们简直像盼望亲人一样，盼望商军能够赶快攻进顾国来。
商军和顾国的军队一交锋，顾国的军队就被击溃了。商军像潮水一样涌进了顾国国都，顾国的军队纷纷缴械投降，顾国的国君看到大势已去，只好束手就缚，乖乖地作了商军的俘虏。
商汤灭掉了顾国，声威已经震动天下，正准备向昆吾进军，伊尹却向商汤说：“大王最好还是缓一缓吧，我们虽已灭掉了豕韦和顾，但背后还有九夷这个隐患。九夷一向听从夏桀的命令，如果现在去打昆吾，不免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不如先拒绝向夏桀交纳贡赋，看看九夷有无动静，然后再作打算为好。”商汤听从了伊尹的建议，停止了向夏桀的纳贡。
商汤相继灭掉了豕韦、顾的消息传到了斟寻，已经使夏桀感到十分震惊，商汤不再交纳贡赋，更使夏桀感到恼怒。夏桀立即命令昆吾会同九夷之师去讨伐商汤。
昆吾和九夷之师的军队还没有进入商国境内，商汤早闻信星夜派人给夏桀送去了加倍的贡赋。夏桀收到贡赋，认为他的力量还足以使商汤驯服，就轻率地向昆吾和九夷发出了撤军的命令。九夷的诸侯接到了撤军的命令，觉得夏桀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跟他走下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于是互相约定，从此以后不再听从夏桀的命令，各自带兵回去了。只有昆吾仍然死心塌地追随夏桀。
第二年，商汤为了试探夏桀还能不能调动九夷之师，又停止向夏桀交纳贡品了。夏桀听到这一消息，又向昆吾和九夷发出讨伐商汤的命令。这次只有昆吾国整点丁人马，前往商国去了，九夷各国没有半点动静。商汤和伊尹、仲虺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九夷已不成为隐患，讨伐夏桀的时机已到，于是立即率领大军迎击昆吾。
商汤的大军分为三路，中间一路由商汤亲自率领，向昆吾正面进攻，两翼分别由伊尹、仲虺率领，分兵迂回到昆吾军队的左右两侧包抄围击。
昆吾的国君本来是一个虚骄狂妄的家伙，他并未接受豕韦、顾国灭亡的教训，追随夏桀一意孤行，根本未把商汤放在眼里。他率领的军队也是一群不知进退的骄兵，还没有走到商国的境内，轻敌的思想就已蔓延开来。正当昆吾的军队毫无应战准备的时候，突然碰上商汤率领的商军从正面迎击，昆吾的军队立刻溃不成军，一片混乱。昆吾国君连忙指挥尚未溃散的余部向左右冲杀，结果又遇上伊尹和仲虺率领的商军左右包抄，被打得一败涂地。就这样，未经多长时间的交锋，昆吾军队就被商军全歼了，昆吾国君也被杀死在乱军之中。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正式兴兵攻伐夏桀，揭开了鸣条之战的帷幕。战前，商汤学习当年夏启伐有扈氏时的做法，举行了郑重的誓师活动。在誓师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大气磅礴的训词，一一列举夏桀破坏生产、施行暴政、残酷盘剥欺压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同时商汤还严肃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和作战要领。这番誓师，和当年的《甘誓》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极大地振奋了士气，鼓舞了斗志。
战前誓师仪式结束后，商汤便动用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70辆、能征惯战的敢死队6000人，会同各同盟国的参战部队，采取大迂回战略，“以迂为直”，迅速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桀的老巢。
商汤大军压境的消息终于传入夏都，传入夏桀的耳中，一直沉溺于醇酒美人温柔之乡的夏桀这时才如梦初醒，方寸大乱。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仓促应战，统率一批早被歌舞升平生活消磨尽了战斗力的将士，西出去抵御商汤的进攻。于是两军乃在鸣条（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一说在今山西安邑一带）地区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会战。
鸣条之战示意图
旌旗翻卷，鼓角齐鸣，杀声震野，血流成河，鸣条之战打得异常激烈。但毕竟是商汤麾下的将士在各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既表现为必胜信念的拥有、杀敌勇气的旺盛，也体现为训练有素、武艺高强。夏桀手下的乌合之众怎是这些“必死”之士对手！在商汤军队勇猛无比的冲杀之下，夏桀的主力部队终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商汤就这样一举攻克了夏邑，赢得了鸣条之战的胜利。
夏桀带着残兵败将很快就逃到了黄河岸边，然后渡过黄河，向夏的故都平阳（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一带）逃去。
夏桀刚刚逃到平阳，商汤也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追了过来。夏桀只得率军迎击，双方就在鸣金交战。夏桀的军队一触即溃。夏桀只好向他的一个东方盟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北）逃去。商军步步尾随紧追，夏桀一逃再逃，最后逃到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终被商军俘虏，并被监禁起来，夏朝灭亡。
汤安抚夏朝臣民后举行祭天仪式，宣告夏王朝灭亡。其后，他在三千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天子之位，宣告商王朝的成立。经过20年征伐战争，汤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影响达于上游，统治区域空前辽阔，扩至“四海”东到黄海，北达渤海，西至青海湖，南抵洞庭湖。
商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屡有江水为灾，国都一再迁移。从汤至阳甲时，迁都五次。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此后商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因此后代又把商朝称为殷。商朝的建立，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并且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使中国成为与埃及、巴比伦并称的上古文明国家的代表。
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四方的诸侯、部落和夏王朝的遗民，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商王朝，汤和伊尹将王都迁到西亳。汤从夏桀灭亡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要使国家巩固和兴旺，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要使人民拥护自己，就不能对人民施暴政。汤在伐桀灭夏的过程中，对人民以施德来争取人民的拥护。他曾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意思就是说：人往水中看，就能看出自己的形象，看见人民的态度，就知道自己能不能治理好国家。由于汤能看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的拥护，就不能灭夏建商。所以建立商朝以后，就废除夏桀时伤害人民的繁重徭役和横征暴敛，予民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
我国古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王都有一个“社稷”，从夏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时的社稷坛。夏禹建国后，建立的社稷叫作社，社就是土地神。相传发明社的人是共工的儿子句龙。共工是世代的“水正”，治水的氏族。当洪水泛滥时期，人们都逃到高地上居住，没有高地的地方，句龙就叫人们挖土堆成土丘，使大家在上面居住。每一土丘住25家，称为一社，所以社最初是居民点，是聚落。后来句龙死后，人们就尊他为社神，给他盖了一个房屋，供奉他的神位，称为后土。后土就是土地神，这就是后世土地庙、土地神的始祖。
商代大禾人面纹方鼎
夏禹建国，占有四方土地，夏王是居中央之土地。五方土地皆为夏王所有。因此立社以祭祀土地神。稷为五谷神，相传烈山氏的儿子柱做过稷正（掌播种五谷的官），后来被人们尊为农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白虎通义·社稷》）。夏王朝每年都要举行祭社的仪式，祈求后土农神福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国自古以来都以农立国，因此祭祀社稷就成为国家大事，社稷的存亡也就象征着国家的存亡。国家被灭亡，社稷也随之而毁掉，若不毁掉就要迁走。汤灭夏以后，想将夏社迁走，被伊尹阻止住，要汤留下来告诫后人，作为暴虐而亡国的见证。因为社坛是一露天的土坛，上面植有不同的树，汤就下令砍掉树盖一房屋，把夏社封起来，永不使用。商的社另建在商王都，这就是所谓的“屋夏社”。
汤除了“屋夏社”外，还实行一些改朝换代的措施。“汤乃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史记·殷本纪》），也就是改变夏王朝的每年开始的一天（正朔）。夏称一年为一岁，夏正建寅，即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称一年为一祀，商正建丑，即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把衣服的颜色也由夏的“尚黑”（尊崇黑色）改为“尚白”，把朝见改在白天来举行。商人不光是衣服以白色为主，就是旗帜、器物，驾车的马，祭祀用的牛、羊、猪、狗也以白的为主。在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不少白色陶器。甲骨卜辞中有不少祭祀是用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牺牲。在田猎卜辞中，凡是猎获白色野兽都使用了白字，如“获白兕”“获白狐一”“获白鹿一，狐三”，等等。
汤和伊尹将商王朝的内外政事处理了以后，就将夏禹建国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成的9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着国家政权的铜鼎搬到了商王都后，也就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发展。所以古书中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左传·宣公三年》）也就是说夏桀暴虐无德，才被商汤灭亡，将夏的铜鼎迁到商，自此以后商就延续了六百祀（年）。
“鼎迁于商”的第三年，作了约13年商王的汤就病死在王都。汤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所以“商人祖契而宗汤”（《礼记·祭法》），也就是在商王的祖庙中是以契为始祖，以汤为继宗。
伊尹是助商灭夏功臣，权势很大，在朝廷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商汤死后，他的作用就更加显著了。
汤死，应由长子太丁继王位，但据《史记·殷本纪》载：“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而甲骨文中祭祀直系先王太丁的卜辞不少，祀典也很隆重，合祭时用牲多达“百羌、百牢”。说明太丁亦有可能曾即位。《殷本纪》说太丁未立，仲虺、伊尹扶立太丁弟外丙。外丙甲骨文作“卜丙”，在位约三年死。仲虺、伊尹又扶立外丙弟仲壬，仲壬不见于甲骨文。仲壬时仲虺死。仲壬在位约四年死，伊尹扶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商王。太甲是汤的嫡长孙，甲骨文中祭祀太甲的卜辞很多，祀典很隆重，专祭时用牛羊为牺牲一般用数头，多至30牛或30牢。用人作牺牲时最多时达“百羌”，与太乙、太丁、祖乙合祭时用“百鬯、百羌、卯三百”。鬯是一种加香草酿制的香酒，专用于祀神。羌是羌部落之人，被俘后作人牲。卯是祭祀时的用牲法，即对剖牛羊豕作牺牲。
太甲当上商王后，追求享乐，贪图安逸，把国家搞得很糟。伊尹这时年岁虽已很大，但仍担任着能够左右局势的职务。他看到太甲一天天地荒唐下去，很感忧虑，经常用商汤的典范来教育太甲。对于伊尹的教育，太甲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慢慢感到讨厌。太甲仍然一味地过着荒唐的生活，商王朝也越来越不景气了，伊尹对此也更感忧虑。为了使太甲觉悟起来，伊尹决定使用强制的手段来教育他了。
伊尹和大臣们反复商议，决定把太甲囚禁到商汤的宗庙里，让他在里面好好地反省。于是，他们选定了要在祭祀商汤的那天，对太甲动手。
祭祀商汤的日子到了，太甲早已厌弃了这种无聊的祭祀活动，他满心不快地在大臣们的簇拥下勉强来到商汤的宗庙——亳都郊外的桐宫。
太甲刚刚进入桐宫，就被伊尹早已布置好的士兵送到一间小房子里了。从此以后，他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在这里闭门思过。
伊尹
太甲住在桐宫里，开始时感到非常烦恼，想想自己花天酒地的过去，看看眼前的处境，十分想不通。伊尹代理太甲处理着商王朝的一切事务，各方面很快都又重新上了轨道。每有余暇，就来桐宫教育太甲，同时把商王朝重新兴盛的情况讲给他听。这样，久而久之，太甲也认识到自己过去是非常错误的，屡次三番地向伊尹表示愿意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伊尹看到太甲已经回心转意，感到非常高兴，经和大臣们商议，决定让太甲重新执政。
太甲在桐宫住了整整三年。一天早上，太甲突然听到桐宫外有奏乐声，他隔窗望去，看到伊尹带着大臣们严肃庄重地向桐宫走来。接着，桐宫的大门被打开了，伊尹捧着国王的衣冠走上前来，向太甲拜了一拜，然后毕恭毕敬地向太甲献上衣冠，说：“大王在此受委屈了，今天特率各位大臣迎接大王回去，请大王启行吧。”太甲经过三年的反省，深深感到自己过去那样荒唐的确是太不应该了，现在看到文武大臣来接他了，又是惭愧，又是感激，向伊尹和大臣们讲了许多引咎自责的话，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下回商都去了。
伊尹放太甲是商王朝初期一件大事，古文献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万章上》：“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此内容亦见于伪古文《尚书·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司马迁据所见先秦文献在《殷本纪》中作了更具体的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立太甲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按：尸乡在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也。”又引《帝王世纪》：“伊尹名挚，为汤相，号阿衡，年百岁卒，大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桐宫，在商初王都郊外，为皇陵所在地，此地建有离宫，相传汤亦葬于此地。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后又还政于太甲之事，先秦文献大多相同，故历代史家多称颂伊尹是一位具有大仁大义美德的贤相、圣人。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国家观形成理论体系过程中，则出现一种相反的说法。即见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从汲郡魏王墓中盗掘出来的《竹书纪年》或称《汲冢书》《汲冢纪年》。在今所见的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伊尹放太甲的记载是：“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自西晋以后一些文献中引《竹书纪年》皆有“太甲杀伊尹”之事。其后信其说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至今仍是两说并存。按照儒家的国家观来说，臣放逐君是大逆不道，应视为乱臣贼子，其罪当斩，但是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不以伊尹是篡位之逆臣。《孟子·尽心下》中有：“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公孙丑对伊尹放太甲提出疑问，孟子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即“有伊尹之志”就不是篡位。在战国时期儒家的国家观在形成体系过程中，对君臣关系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竹书纪年》所载伊尹放太甲就是这种国家观中的一种。
伊尹放太甲后是否篡位自立，后又为太甲所杀？如果是如此，则应是逆臣，当为商王室后人所耻。而甲骨文中祭祀伊尹的卜辞很多，祀典亦很隆重，专祭时用牲一般也是二三牢或二至五牛，还有多至十羊者。商王祭祀先王时还以伊尹配享，如“……丑，贞：王祝伊尹，取祖乙鱼，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此卜辞中王即商王，“取”是祭名，“伐”是用牲之法，即杀牲之祭。或说“伐”是舞祭。祭祀六个商先王时，乃以伊尹居于首位配享，地位之尊并非一般。还有伊尹配祀太乙（汤）的卜辞，汤在甲骨文中称太乙，是建商之君，而伊尹是建商之功臣，故君臣合祀共享。《诗经·商颂·长发》有：“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此诗之意是颂扬商汤灭夏，得伊尹之助，故祭祀汤时以伊尹配祀同享。又《楚辞·天问》有：“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此辞之意是叙商汤得伊尹（名挚）之辅佐，灭夏桀之后作了商王，故伊尹得到商人尊敬，以王之礼得到祭祀，并且延续至商的子孙。卜辞中又有“甲申卜，侑伊尹五示”；“侑，岁于伊二十示又三”；“侑于十立伊又九”。辞中之“侑”“岁”是祭名，“示”“立”是主之意，即神主，或称“神位”，俗谓“神主牌”。“伊尹五示”是祭祀卜辞中称为“旧臣”的五个有功于商王朝的老臣，也称先臣。“伊二十三示”是以伊尹配自太乙（汤）起的二十三位先王；“十立伊又九”有两释：一释为以伊尹配祀九位先王；一释为祭祀以伊尹为首的九个先臣。有学者对卜辞中的“伊尹示”和“伊示”皆释为是祭祀伊尹家族或伊氏族。然目前所知商代甲骨卜辞皆是商王室的祭祀记录，是否有非商族之卜辞，或商王因伊尹及伊氏族与商族和商王室有特殊关系而祭祀，尚可继续探讨。
从以上的一些先秦文献和甲骨卜辞对伊尹的颂扬和祭祀证明，伊尹是商初逆臣的可能性极小。放太甲于桐，又被太甲潜出桐所杀，则太甲以后历代商王不可能再将这个乱臣贼子请入宗庙隆重祭祀，更不配列于先王之祀典中。
《史记·殷本纪》中排列商王朝初期的王位世序是汤、太丁（早逝，未即位）、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中周祭祀谱，排列的世序与《殷本纪》有所不同，虽无太大差错，但有错位者，其世序为太乙、太丁、太甲、卜丙、太庚，无仲壬与沃丁两王。故疑此两王是否即位为王，据《殷本纪》是：“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但卜辞中太丁一直是列于直系先王中受祭。此世序问题尚需今后发现新资料来校正。
商王朝自汤建立，经伊尹之辅佐，太甲修德，诸侯归服，人民经过休养生息，商的统治得以巩固，开始进入一个发展时期，故史书中称太甲为中兴之主，尊为太宗。
九世之乱是商朝自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的事件。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造成王位继承处于混乱状态。这一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九世之乱延续近百年，直到盘庚迁殷后才最终结束。
太戊虽然使商王朝面临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于是在太戊死后，商王朝又重新陷入各种矛盾交错发生的一片混乱之中了。
仲丁是太戊的儿子，他接替太戊作了商王的时候，商王朝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争夺王权的斗争。仲丁为了铲掉蓄意制造内乱的旧王室贵族的基础，他把王都由西亳迁到了嚣（今河南郑州），避免了一次大动乱。
正当仲丁在新的王都为巩固王权进行一系列政治斗争的时候，东方夷人中的一支兰夷又乘虚而入，向商王朝发动了进攻。仲丁接到东方前线的战报后，立即调集人马赶赴东方迎击兰夷。经过几次交锋，商军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隞都。
兰夷看到商军败退，气焰更盛，挥兵直逼隞都，情况十分危急。仲丁只好重整兵马，再次与兰夷交战，这次交战，兰夷吃了败仗，向东退回，使隞都暂时解围。自此以后，兰夷一直不断地骚扰，成为商王朝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祭祀祖乙的甲骨
仲丁死后，王权落到了他的弟弟河亶甲手中。为了解除兰夷骚扰的麻烦，他把王都由迁到了相（今河南内黄东南）。商王朝迁到相都以后，北方的班方又乘机对商进行多次侵扰，河甲受到了多次打击后，组织了商王朝的全部力量向兰夷和班方展开了全面进攻，取得了不少胜利。
河亶甲死后，他的儿子祖乙继位，又把都城由相迁到了邢（今河北邢台市），然后继续征伐兰夷、班方，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终于平定了兰夷、班方，使商王朝又重新振作起来。历史上称之为“祖乙中兴”。
祖乙在轰轰烈烈的中兴事业中度过了一生，他的儿子祖辛、沃甲相继作了商王。沃甲之后，又由祖辛的儿子祖丁继位。祖丁死后，王权又落到了沃甲的儿子南庚手中。
南庚当上商王后，把王都由邢迁到了奄（今山东曲阜），这时商王朝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又空前尖锐和复杂起来了。
南庚死后由祖丁的儿子阳甲继位。阳甲在位时，商朝国力再度衰弱。阳甲帝逝世，他的弟弟盘庚继位。直到盘庚迁都成功后，百姓们渐渐安定，殷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起来。
九世之乱使商朝“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相结合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无力再顾及四方诸侯、方国，诸侯不再向商朝朝见纳贡。西北方少数民族如土方、鬼方、羌方等趁机发展实力，日益威胁着商朝的统治。混乱使商朝贵族内部矛盾更为激化，王室贵族或倨傲放肆、或骄奢淫逸，离心力日增。
盘庚是商代几个较有作为的国王之一，他感到从仲丁以来的九个商王，由于各种原因，都城迁来迁去，造成了人民的极大痛苦。更看到日渐增长的混乱局面必须彻底扭转，人民必须安居下来，他决定选择一个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地点，建立起一个有稳定基础的新都。
为了确定这个新都的地点，他和大臣们进行了反复的商议。由于这些奴隶主贵族在奄都已经有了基础，他们不愿意再建新都，商议总是毫无结果。盘庚看到，不采取果断措施是无法扭转这种局面的，于是决定，把都城迁到远离奄都数百里的殷（今河南安阳殷墟）。
盘庚要迁都到殷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片混乱，不愿迁都的贵族大臣乘机四出造谣，拨弄是非，煽动反对迁都的情绪，甚至唆使人们到王宫去找盘庚闹事。
成百上千的人们在几个反对迁都的大臣的带领下，闯进了王宫。盘庚在一片吵嚷声中从宫室内走出，他首先环视了一下人群，发现只有为首的那几个大臣气势汹汹。他对情况已有一些明白，就以十分镇定的态度，首先把大家安定下来。然后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向大家讲道：“你们这些臣民们安静一些，要认真听我讲话，不要轻视我的命令。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先王没有不爱护人民的，在每次大难来临时，总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舍弃了宗庙宫室迁到新的都城。我知道，大家不愿搬来搬去，可是为了能够使大家最后稳定下来，我还得动员你们再迁一次，这和先王的用意一样，完全是为了你们，决不是在惩罚你们。”人群里响起了一阵议论，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
盘庚又用平静的声音向大家说：“我为什么让你们迁到殷去呢？这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从此以后能够永久地安定，你们应当体谅我的苦衷。”人群中又引起一阵议论，但点头的人显然多起来了。
盘庚时期殷商都城（复原图）
盘庚接着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地听信谣言，不要这样惊慌，更不要想用闹事的办法来要挟我，这样做不是自找麻烦吗？”王宫的院子里一片寂静，宫廷周围的卫兵双手握紧了戈、矛。
“你们大家都坐过船，如果坐上船后不解缆绳，船能走吗？船如果一直不走，不是就要朽掉，使坐船的人都沉到水里被水淹死吗？你们想一想，这不跟你们反对迁都一样愚蠢吗？你们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事理，这样惊慌和愤怒呢？这是没有半点益处的。”盘庚越说越带劲，嗓音越来越高。
“你们如果不从长远考虑，如果不想一想反对迁都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那实在是和自己过不去！你们应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只想眼前暂且偷安，而不管日后怎么样，老天会让他活下去吗？”盘庚说到这里，把目光转向那几个带头闹事的大臣，接着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当有人用谣言挑动你们闹事的时候，你们不要受骗；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就不能闹事！我并不想用威势来吓唬你们，但要使我的臣民过得安稳些，我不能不惩罚蓄意挑动是非的那些坏东西！”
宫廷里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带头闹事的几个贵族大臣已经感到有些不妙，显然有些害怕了。盘庚看了看他们，接着说：“臣民们，现在我已决定要迁都到殷，你们对此不能再有什么忧虑，不应当有不正当的想法，如果有谁存心不良，想乘机为非作歹，图谋不轨，我就要拿他问罪杀头，决不遗留后患。”说到这里，盘庚下令将那几个带头闹事的贵族大臣抓了起来，让卫兵当众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人们纷纷跪了下来。
盘庚面带笑容，平静地向大家说：“臣民们，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人反对迁都，聚众闹事，咎由自取，下场只能是这样。你们再不要听信谣言了，赶快做好搬家的准备吧，我迁都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我保证你们在那里会过上永远安定的生活。退下去，各自回家去吧！”盘庚说完，转身回宫去了。人们纷纷退出商王的宫廷，各自回去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人们都在紧张地做上路的准备，等待着盘庚发布动身的命令。
盘庚带着商国的臣民，经过几十天长途的跋涉，终于渡过了黄河，来到洹水（今河南安阳境内的一条河流）两岸。人们在这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用辛勤的劳动筑起了新的宫室宗庙，盖起了半地窖式的窝棚，修建起制造陶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长途跋涉，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又使一些人滋长了埋怨情绪。一些本来就反对迁都的贵族大臣看到有机可乘，便又纷纷散布出各种各样的谣言，到处拨弄是非，进一步挑动人们的不满。
谣言越传越厉害，人们纷纷议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许多公开的场合中明白地表现出来，贵族大臣在呼吁人们找盘庚去诉说迁都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眼看要发生一场新的骚动。
盘庚觉察到这种动向，立刻把人们召集到他的新建的宫廷之内，向大家作了长篇训话。
盘庚诚恳地向人们讲：“新的殷都刚刚建立，当然有不少困难，但是你们要体谅这点，大臣们要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不要听信小人诽谤我的谣言。同时，我也要劝说那些一贯拨弄是非的人，你们就像已经倒掉了的大树一样，一遇时机就又发出新的枝条，我为什么当初没有把你们都杀掉呢？我劝你们还是收一收你们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私心吧！不要还像过去一样骄横无礼，只知道贪图享乐。你们如果还要像以前那样继续向人们散播谣言，挑拨是非，那是要自作自受的。”那些散布谣言的大臣在人群中神色顿时紧张起来。
盘庚仍然平静地讲：“按理讲，你们已经做了不少坏事了，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不过今天我不准备处罚你们，再给你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要是你们今后仍然散布谣言，拨弄是非，我绝不饶恕你们，你们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应当想一想，我掌握着对你们的生杀之权，你们怎么敢这样乱来？！”
盘庚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那些鼓动闹事的大臣，然后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人们的不安定报告给我呢？你们为什么要散播种种流言蜚语呢？你们难道不知道坏话的散布就像火在草原上燃烧一样？烧起来的大火还好扑灭吗？我今天再一次奉劝你们，不要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了。今后大家的行动要向一个方向奔，就像射箭时都朝一个箭靶子射一样。你们不要欺侮老实人，更不许欺骗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安心住下来。国家的事应当听我来安排。我今天明白地告诉你们，以后不论远近，凡是犯了罪，我都要加以惩罚，如有谁做了好事，我也要加以表彰。国家昌盛富强起来，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治理不好，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盘庚讲完了话，就让人们回去了。为了防止新的风波，他加强了殷都的防卫，派人监督那些贵族大臣的行动。一场新的风波平息了，人们重新回到了安定平静的生活之中。
盘庚建都于殷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商王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直到商代结束，商王朝都把殷作为他们的都城，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一段称为殷代。
经过盘庚的迁都、整治，衰弱的商王朝又开始出现复兴的局面。这为他的侄儿武丁时集中力量征伐诸方国、振兴商王朝奠定了基础。
盘庚在位28年后死去，由他的弟弟小辛继王位。
小辛名颂，甲骨文中也称小辛，武丁时期的卜辞中称为“父辛”。祭祀小辛的卜辞很少，武丁祭祀父亲的卜辞较多一些，但祀典很一般。这可能是小辛在位时间短，又是旁系先王的缘故。
小辛死后由他的弟弟小乙继王位。小乙就是武丁的父亲。小乙为了调查人民对商王朝的态度，观察诸侯、方伯们的动向，同时也能使武丁能学到更多的本领，成为一个安邦治国的统治者，在他死后能继位做商王，便将武丁由大邑商（殷都）派到王都以外的地方去。先是隐居在黄河岸边，后来武丁经常在黄河两岸许多地方观察人民的生活情况，接触了不少平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所谓的“小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使他了解到这些“小人”们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辛苦。
这些就是古书中说的：“命世子武丁居于河”（今本《竹书纪年》）。“其在高宗（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尚书·无逸》的注释说：“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间，劳是稼穑，与小人出入同事。”）。自武丁和祖甲两个商王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其原因是以后的商王没有在民间居住过。所以《无逸》中接着又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武丁继位前，很留心访求贤才。一次，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武丁遇见了一个叫傅说的奴隶，他们两个人一边筑墙一边交谈。虽然傅说其貌不扬，但他知识丰富，说话幽默风趣，对国家大事有很精辟的见解，对王室进行直言不讳的抨击，武丁越听越佩服，心想：“我即位后一定任命他为宰相，好好治理国家。”后来，傅说知道了武丁的真实身份，怕别人说他巴结权贵，就躲了起来，不愿再见武丁。武丁四处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武丁即位为商王后，按照古代的传统，父亲死后儿子要守孝三年，叫作“三年之丧”。为了表示是一心守孝，在这3年内的商王不得过问朝中政事，凡是国政大事皆委托于朝中的执政大臣来处理。武丁在这3年中也是照此古礼执行。他只住在守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叫作“凶庐”，古书中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论语·宪问篇》《尚书·无逸》）
武丁
武丁在守孝的3年里，虽不能直接过问朝中大事，但他仍在“思复兴殷”“以观国风”（《史记·殷本纪》），考虑怎样复兴商王朝和观察形势的变化，他考虑的是如何把傅说请到朝中来辅佐他治国，如果直接采取赦免傅说、任命其为相的办法，王室中的亲贵大臣和百官们一定不会同意，甚至引起反对，制造混乱。他看见这些亲贵大臣们迷信鬼神，就决定利用这种手段来达到获得傅说的目的。
3年守孝期满，武丁告祭天地、祖宗后，来到朝堂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在朝贺的臣僚中也有许多臣服商王朝的诸侯、方伯和部落酋长，武丁决定借此机会获得傅说，任其为相。武丁等大家颂扬之后，说道：“我夜得一梦，梦见上帝赐给朕一个圣人，叫傅说，上帝对朕言道，得到此人，我朝将会兴盛起来。”并把傅说的相貌叙述了一番。然后在群臣百官中一一核对相貌。对完了后，没有一个是和傅说一样的。武丁就问群臣应该怎样办？这批新贵大臣们只好说到民间去访查，武丁就下令派使臣到百工中去寻找。没有多久就在虞山山岩修筑工地上把傅说给找了来，于是武丁召集群臣百官传梦中圣人相见。当傅说走进朝堂后，武丁一见就以礼相待。群臣百官们见与武丁所说相貌完全一样，也都同声相贺，祝武丁梦得圣人，武丁当时就任命傅说为相，辅佐他治理朝政。傅说当然是早就心中有数，也只等这一天，面对群臣百官，誓言要尽心辅佐武丁，治理国家。
武丁得到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史记·殷本纪》）。傅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做了执政大臣以后，和甘盘、祖己这样一些贤臣一起，兴利除弊，很快地就改变了商王朝那种衰弱的局面，数年之间，使商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而且逐渐地兴旺起来。在此基础上，武丁对其周围的方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方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至内蒙古河套以北，是西北地区的游牧部落，武丁时方非常猖獗，屡次侵犯商界，进行抢夺。商王经常接到沚君的紧急军情报告。武丁曾多次亲自率兵征伐，所用兵力达三五千人。甲骨文中有“登人（征兵）五千”及很多“王往伐方”的记载，足见战争的激烈、规模。
土方居住在今山西北部一带，武丁时土方曾与方相互联合侵犯商的属国沚，土方在沚的东面，进犯沚的东鄙，方在沚的西面，进犯沚的西鄙。甲骨文有“沚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对付这支强悍的部落，武丁也要亲自征伐，甲骨文有“王伐土方”。用兵人数，最多亦达5000，可见土方之强，似不在方之下。
鬼方居住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大的游牧部落。武丁曾调动西部属国的兵力命震率军讨伐鬼方，花了3年的时间，平定了鬼方，使其一部落被迫西移。
羌方居住今晋南、陕西一带，也是商时用兵的主要目标。甲骨文中有关羌方的记载很多，武丁时伐羌方所用兵力最多，远超伐方、土方的人数，最多一次是13000人往征羌方。在战争中俘虏的羌人，被商人用作人殉人祭的牺牲。甲骨文记载了很多这类材料，其数字是惊人的。
商朝西北之敌尚有方，人善于养马，“多马”在商朝的战争和商王的田猎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武丁为掠夺其财富，对人曾大举用兵，所征调的兵力，亦竟达1万多人。
商朝在南方无劲敌，武丁曾经南征，“奋伐荆楚”，此后，商朝的势力延伸至长江以南地区。其他被武丁征伐过的方国还有缶、蜀、湔方、基方以及江淮流域的虎方等，商朝西北至南方的广大地区都被征服。如《诗经》所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通过对周边部落的征伐，商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大。
武丁在位59年，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之后，商代还有八个君王，最后一位便是商纣王。
武丁在位期间，商王朝发展到它的强盛时期。但是好景不长，他去世后大约维持了40余年，商朝的统治便开始衰落。继武丁之位的祖庚是位60岁左右的老人，因有武丁打下的基础，坐享了约10年的清福便死了。此后继位的是祖甲。祖甲是武丁的小儿子，年轻时学其父，亦深入民间生活，与平民们一起劳动，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因此，当他继位后，特别注重对百姓的安抚。他看到，武丁时的长期征伐，虽然开拓了不少疆土，但也给百姓带来了战争的痛苦，所以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他懂得，要巩固商王朝统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要争取民心，就要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时间，不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祖甲统治的33年中，商朝没再有大的征伐举动。
祖甲末年，鉴于大大小小的贵族对人民过分盘剥，对方国过多榨取，祖甲唯恐由此会引起人民的反抗，方国的离心离德，便下令将先祖成汤时的刑法——《汤刑》加以修订，想借祖宗的威力以严刑来限制这些不肖子孙。可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与抵触，故意对他刁难，当朝不朝，应贡不贡，大有各自为政之势，于是商王朝的统治又被削弱。
商纣王与妲己
祖甲之后，商朝开始走下坡路。而这以后的几代商王又是怎样呢？商朝被周武王灭了以后，周公（姬旦）有这样一段评论：“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就是说，自祖甲之后作商王的，都是些贪图安逸之人，根本不懂得生产的艰难，不知人民的劳苦，而专一地荒淫享乐。周公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武丁和祖甲。这两位商王，曾经一个被父亲派往民间，一个效法父亲主动走向民间，他们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并从人民大众中学到了治国之道。然而他们都没有将这种好的作风传给下一代。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评价，那么他们的确不如注重培养接班人的小乙。
历史的经验证明：艰苦创业才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反之，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治至乱，大都从统治者的怠政、荒政开始。商朝的衰亡正是如此。到了商纣王，其荒淫暴虐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导致商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纣以嫡子而被立为太子，后继位为商王。他很聪明，灵敏多才，身材高大，勇力过人，又能言善辩，遇事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性情残忍。
纣继位后，贪图享受，挥霍无度。一些王室贵族见纣都如此，也就恣意奢靡。有的谀臣为了讨纣的欢心，还常为他出谋划策，想出各种取乐方法。纣嫌商都玩的地方太少，于是下令在商都以南的朝歌（今河南淇县）修建了离宫别馆，在商都以北的邯郸、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村附近）也修建了离宫别馆，建有林苑亭台。纣经常带着美女歌姬和一些近臣们往来于朝歌和沙丘。因大兴土木，耗费了大量资财。为了弥补费用之不足，纣以加重赋税的办法，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他下令在全国增加赋税的征收，规定属国进贡的方物由每年一次增加到两次。此时能够按时进贡的属国已逐渐减少，更不用说一年两贡。纣见此状，便下令召集各诸侯前来黎地（今山西黎城）相会。
黎地离商都很近。纣亲率卫队先在黎地布置了一个威武的会场。到了相会之期，陆续前来的诸侯，看见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只得在武力威逼下，答应一年两贡。只有东夷的首领未等会散就逃了回去，拒贡赋而叛商。这就是古书中说的“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
东夷叛商，使纣很恼怒，决定出兵讨伐，于是加紧战前准备，而这种准备当然又要增加一大笔军费开支。这笔开支除了压榨人民外，就要向诸侯国去索取，从粮食、牛羊到珠宝、玉器，无所不要。当时在商王朝田猎区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属国有苏（在今河南武陟东），因这里地少人稀，出产不富，因此无力向纣王进交年年增加的贡赋，纣便认为有苏氏是有意对抗，于是以武力相加。有苏氏无力抗御，得知纣喜欢美女，便从族人中挑出一个名叫妲己的美女献给纣以求和。纣见妲己生得很美，便答应撤兵免贡，并且班师回朝。
纣伐有苏氏以后，各属国不敢再抗命不交贡赋。于是纣率领了上万的商军向东南进发去伐东夷。东夷各部落当然经不起商的大军压境，经过几次交战，终于不敌而投降。纣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然后带着俘虏班师回朝。此后东夷未再叛商，而且朝聘往来经常不断。因为有大批商军在东夷地区长年驻守，加上经济和文化交流，商文化传播到东夷，因而加速了东南地区的开发。也正是因为纣将军队大批调往东南地区，放松了对西部周人的警惕，才被周武王乘机袭其后路，弄得家破国亡。
纣的暴虐统治，使他大失民心。征伐东夷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资财和人力，征服东夷后本应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然而纣却更加贪图享乐，“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妲己喜欢看歌舞，纣命乐师师延创作了靡靡之乐、怪诞之舞。为了玩乐，纣甚至“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人民无田可耕，衣食无着，十分不满，更加深了社会矛盾。
为了满足淫乐，纣不惜一切压榨人民，尽力指使谀臣们搜刮人民的钱财、粮食，修建了一个很大的仓库，取名巨桥，贮备了大量的粮食。在朝歌修建了一个又大又高的台，在台楼上面可以眺望四方，取名为鹿台，又叫“南单之台”。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纣的身边有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一个是“善谀好利”的费仲，一个是“善走”的蜚廉，另一个是力大而“善毁谗”的恶来。还有一个诸侯叫崇侯虎，在西部地区为纣作耳目。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又善于向纣进谗言，陷害贤臣。因为他们深得纣和妲己的信任，于是仗势压榨人民，从中渔利。在人民中间，朝廷内外，没有不恨他们的。凡是“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纣就处以重刑，“用炮烙之法”。炮烙之刑，就是用青铜铸造一根中间空的铜柱，把人绑于柱上，下面烧火，将人活活烙死。
纣的暴行引起了诸侯们的反对。有一个在朝的诸侯叫梅伯，多次劝谏纣不要任意对臣民施加重刑。纣杀了他还不算，还将他“醢”了，即剁成肉酱后分赏给诸侯们吃，并宣布：以后再有劝谏者，以此为例。被列为商王朝三公（西伯、九侯、鄂侯）之一的九侯（封地在今河北临漳），有一女儿长得很美，被纣王看中选入宫，只因看不惯妲己的淫荡而被纣王杀死，最后连九侯也被纣醢了分送诸侯。三公的另一个鄂侯（封地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为此指责纣，竟被纣杀了以后制成肉干以示众。
这时，位于西部的周正在悄然兴起。当周在发展势力，争取人心，以图取代商朝时，纣却在加重压榨、盘剥人民，“淫乱不止”。此时的商王朝已是众叛亲离，怨声四起。朝中大臣们都担心周的势力发展，对商不利。纣的叔父比干、哥哥微子多次劝谏，纣根本不听。朝臣们都为商王朝的前途担忧，便请大臣祖伊（武丁时贤臣祖己之后）再行劝谏。祖伊以社稷安危进行劝谏，都丝毫不能打动纣的心，只得仰天长叹：“纣不可谏矣！”微子见纣不听劝谏，便逃到民间躲藏起来。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中，纣知道后，马上派武士前去将箕子捉回，囚禁起来。比干见箕子被囚，冒死去劝谏纣，指责他对箕子的囚禁。纣恼羞成怒，下令杀了比干，还剖其尸，挖其心。众朝臣见纣对自己的亲人都如此残暴，更加恐惧，于是有人逃出商都，投奔了周。这时，暴虐无道的纣早已成了一个被天下人所痛恨的孤家寡人，等待他的只能是身死国亡。
当纣还沉浸在鹿台的酒宴歌舞时，周武王已率兵前来征伐。纣闻讯后，急调东夷各地驻防商军，同时将分发在王畿内从事各种劳役的奴隶集中起来，编为军队，又调集商都、朝歌、沙丘等处的亲军、卫队，共计7万人。两军在朝歌的南郊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相遇。周军人数虽不如商军多，但队形严整，旌旗鲜明，士气高昂，战鼓齐鸣，呈现出“前歌后舞”的旺盛景象。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因此，当头阵商军与周军交火开战时，就被周军师太公望训练出来的周军击溃。由于纣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当先锋队，而这些奴隶早已恨透了纣，因此，交战不久，他们便掉转了戈、枪，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这就是“前途倒戈”成语的来源。
周军有了倒戈的商军助战，直抵朝歌城下。纣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若被擒获，必被处死，于是登上了鹿台，穿好衣服，将多年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自焚而死，结束了他的一生。自此，商朝灭亡，开始了西周王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