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人谈及北京来历的时候，总爱说这么一句话：“北京城是漂来的”。什么意思呢？这座千年古城、五朝名都会是漂来的？且不说内外城中大小胡同，您先到紫禁城，登上太和殿，看看那盘龙柱，每根盘龙柱高14米半，粗1米多，如此重量，怎么能漂来呢？
其实如果您细观察，就不难发现，那龙柱顶天立地、堆彩如金，全是整材整料的金丝楠。金丝楠是哪里产的？云贵川湘深山老林哪！那怎么到了北京呢？难道真是漂来的？
是的，的确是漂来的。但这个“漂”是给形象化了，其实它们是被“运”来的。意思是说，建筑北京的各种材料都是从河上运来的。元代，北京叫大都，粮食、丝绸、茶叶、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大部分都依赖大运河从南方向京城运输。而到了明代，建设北京城的砖石木料，亦是通过大运河运抵京城，于是民间老百姓就形象地说北京城是随水漂来的。
那么，修建北京城所需要的原材料是通过什么河运来的呢？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无论是元大都还是明清北京城的修建，所需的大量砖石和木料，大多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的：上好的木料来自南方的深山老林；上好的砖石来自山东、河南、江苏，山东临清泥土质地细腻，烧制技术好又临近运河，那里烧制的砖“不碱、不蚀，击之有声，断之无孔”，遂成为建宫殿与城墙所需砖石的重要产地之一……
明代北京城宫殿图
明朝永乐时期，皇帝将都城的地址选在了北京。当时的北京还不是今天的样子，连紫禁城都没有盖起来。为了彰显皇家威严，皇帝下令修建“史上最伟大”的皇城——北京城。然而由于工程浩大，修建北京城需要很多的砖石木料。如果只靠北京本地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负责施工的主管大臣提议将所需的砖石木料由南方运往京城。这些砖石木料体量巨大，如果走陆路费时费力，唯有走水路最为快捷省力，因此京杭大运河成了运输首选。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将砖石木料运往北京城里，必须要通过通惠河。而通惠河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河床比较低，不能行船。怎么办呢？有大臣提议说，不如先将这些砖石木料卸到张家湾附近，然后走陆路转运至北京城里。该大臣的提议得到了认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来的原材料便储存在了张家湾附近。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张家湾附近依据储存的不同材料，渐渐地形成了各种厂，如皇木厂、木瓜厂、铜厂、砖厂、花板石厂等。后来，其中的皇木厂、木瓜厂和砖厂形成了居民聚落，最后发展成村庄。如今通州南部的张家湾镇，就有皇木厂村和砖厂村。这两个村子就是当年存放由京杭大运河运来修建皇城用的砖石木料的仓库。皇木厂村在张家湾镇的北侧、土桥村的东侧，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
关于皇木厂村，还有一个故事。
那是在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礼受命采集建造北京城的木材。一天，宋礼在四川发现一片金丝楠木林，砍伐后辗转运输，最后沿京杭大运河运至北京，堆放在皇木厂。永乐皇帝见了大喜，将其中最大的高达六丈有余的一棵封为“神木”，没有将它用于建筑，而是作为“镇物”供奉，成为北京五镇之一“东方之镇”，皇木厂也因此被称为神木厂。后来，清朝的乾隆皇帝亲笔题写了《神木谣》，至今神木谣碑还立在北京星海钢琴厂院内。如今的皇木厂村已经发展成市级民俗旅游村，荣获“2007北京最美的乡村”称号。不仅如此，现在皇木厂村内还留藏着大量的京杭大运河古迹古物，使皇木厂村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其实，北京城不仅营建材料是从大运河来，建城后供应北京城数十万军民的粮食，也是通过大运河运过来的。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城的确是从河上“漂”来的。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文化名城，荟萃了中国最灿烂的文化艺术，拥有诸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样一个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一开始就被叫作“北京”的吗？
当然不是。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这个古老的城市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据大致估计，历史上的北京竟有50多个称谓，可能是世界上名称最多的城市。
有关北京的最早记载要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约在70万年前，北京地区生活着被史学家称之为“北京人”的猿人。后来发展到了五帝时期，相传，当时的黄帝曾率领本部落和炎帝部落在涿鹿（今北京附近）打败了九黎部落，杀死了他们的酋长蚩尤，并建立了部邑。到了黄帝的第三代，颛顼曾到幽陵祭祖，幽陵或幽州即今北京地区的总称，到帝尧时期正式建立幽都，幽都即为古代的北京。
北京老地图
北京接下来的称谓是“冀州”。被称作冀州的朝代是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
后来的西周到春秋时代，北京一直都被称作“蓟”。约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其后，周天子又封帝尧的后代于蓟，封周宗室召公于北燕，这时北京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城池。及至后来，燕吞并了蓟，并以蓟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此即为燕国，其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北京，还包括现在的河北北部以及辽宁一带，而其都城蓟，恰好就属于今天的北京地域范围。关于“蓟”的名称，传说与当时在北京地区广泛生长一种叫作“蓟”的草本植物有关。如今这种野草虽早已不多见，但其名称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蓟”这个地名延续时间很久，不仅在史书上有记载，在出土文物里也可以得到证实，而且还衍生出一系列地名，如蓟门、蓟丘、蓟苑、蓟城等。蓟是古代燕国的都城，所以在北京的古地名谱中，带“燕”字的也有很多，如燕台、燕城、燕市、燕京等。真到今天，北京的一些学校、工厂、饭店也喜欢用“燕”来命名，如“燕京大学”、“燕京饭店”等。
在这之后，改朝换代的事情在北京地区的版图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所以对北京的称谓也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也有叫“蓟城”的，也有叫“燕京”的，后来又被称为幽州。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后晋时期，石敬唐将幽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第二年契丹统治者（辽）就将幽州改称为南京，又称燕京。后来，北宋的统治者花费巨资将北京赎回，改名为燕山府。不到两年，金又攻占了燕山府，复名南京；在这之后，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将其命名为中都为首都的开始。
金在将燕京改为中都的同时，又设了大兴府，就在今日北京的东南部，包括今东城区、朝阳区及大兴区的东部，所以北京在当时又被称为“大兴”。
后来，忽必烈带领蒙古军攻克了北京，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元朝。为了显示万象更新的大开局，将金对北京“中都”的称呼改为大都，俗称元大都，同时将元朝的都城也迁至这里。元朝时期，北京还被称为“汗八里”，是当时的蒙古人对元大都的称呼，蒙语的意思是“汗城”，即可汗所居之处。所以，元朝定都北京后也被称为汗八里，马可·波罗在他著的游记中就称大都（北京）为汗八里。
元朝末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攻克了元大都，建立了明朝，将北京命名为“北平府”（在今天北京的大兴区和房山区一带）。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后，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城基本上为那时所建。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后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迁都北京。北京这个称呼，不知什么原因，在大清帝国时期没有作任何的变动，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公元1912年，清宣统帝宣布退位亦是如此。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阴谋炸死后，阎锡山全权接收北京事务，改北京为北平。1937年，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伪政府将北平又改为北京。1945年日寇投降后，北京又被改为北平。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其中一个主要议项就是决议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并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至今天都没有再改称谓。
当然，以上称谓只是比较醒目的一部分，北京在历史上还有其他的称谓，如涿郡、永安、圣都、长安、春明、日下、京华、都门、帝州、帝台、王城、皇州、辰垣、天都、玉京、神京、京师、宛平等。北京在历史上竟然有如此多的称谓，足见北京的历史有多久远。
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城市和古都之一，但是历史上所称的北京并不是一个地方。
最早的“北京”是太原。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以它的发祥地太原府为北京。今天的太原在古时候被称作“晋阳”，从其开始建立到隋唐时期，曾长期为太原郡、太原府治，以至被兼称“太原”。唐代唐玄宗时期被改称北京。有史为证，《小学绀珠》中有这样的句子：“唐四京：京兆（今西安）为中京，河南（今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凤翔为西京。”
河北省大名县曾叫“北京”。大名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大名的历史非常悠久，曾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宋代庆历二年（1042年），宋仁宗赵祯为了抗拒辽国，把从前真宗赵恒亲征时驻跸（bì）过的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建为北京。
金朝时有两个地方称为北京，都在今天的内蒙古。一个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原为辽上京，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名北京，金熙宗完颜亶常在此地避暑。另一个在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北的大明镇，原为辽中京，金初仍沿用“中京大定府”旧称。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改名北京。海陵王完颜亮本是金熙宗的宰相，他杀掉完颜亶，自己即位，后模仿辽国的“五京”制度，宣布燕京新都为“中都大兴府”。另外立四个陪都，其中一个陪都就是大定府，完颜亮将大定府改称“北京”。
明朝洪武年间，当时的开封府曾被称作“北京”。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将开封府定为北京，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洪武十一年（1378年）又撤销了开封府的“北京”称号。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建立北京城，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并迁都于此。至此，“北京”这一称谓才算正式属于今天的北京。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将北京改为北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北平重新改为北京。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先后有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清8个朝代建都在这里，可谓是国家都城的热门之选。为什么那么多王朝都选择定都北京呢？
历代都城的选址，都侧重于选择风水宝地。定都北京的那些统治者之所以把都城定在北京，除了考虑政治、经济等因素外，也自有其风水方面的考量。
古时候在选择都城的时候，大都以“相形取胜”等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形胜指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及物产优胜等自然环境。在中国，历朝选址定都，均有风水和易学论证，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
而北京，自古就有人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意思是指，北京地理优势非常优越，西部是太行山脉，西北是燕山山脉，东北有山海关，这些山脉大都在千米以上。东有渤海，南有黄河，中间是河北平原。形成“背有靠山屏障，前有水系明堂”的最佳地理格局。从战略意义上讲，北京可以凭居庸关、山海关北控漠北，虎视江淮。对此，我国宋代的诗人苏辙也曾经有诗云：“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冲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如此格局，真是集山脉之险峻、河流之幽静、平原之肥沃于一身，正是绝佳的“藏风聚气”之地，而且军事上有利于防守，交通也比较发达，这些都为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更多称为“中国直立人”，是中国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万～20万年，遗址发现地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谈及“北京人”的发现，不得不提一个人。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还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的名字叫安特生。
对很多人来说，安徒生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但对安特生，则一点印象都没有。然而，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如果没有这位瑞典老人，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恐怕要推迟很多年。那么，外国人安特生为什么千里迢迢地从瑞典来到中国呢？原来他有重任在身。
1914年，安特生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上任的第一年，安特生就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因为他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铁矿。但是，安特生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不止这个。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遇著名化学家麦雷·吉布。从麦雷·吉布那里，安特生看到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这些碎骨片可不是普通的骨片，而是从周口店附近叫作鸡骨山的地方挖掘到的。安特生对此很感兴趣，赶紧也开始了鸡骨山探险之旅。在那里，安特生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嚼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
1921年，又一名与“北京人”的发现有很大关系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当时，师丹斯基打算和安特生合作，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就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北京人”发现之旅。
在一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经过两三年的试掘，安特生和师丹斯基收获并不大，只是在1921年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然而他们尚不能确定那是否是人类的牙齿。
周口店遗址
直到1926年，幸运之神才向他们招手，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所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的的确确是一枚人类的牙齿！
这一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多么重大的成就啊！在国际上一经公布后，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在中国，即便在整个亚洲大陆，都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重要发现者之一，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为中国考古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发现人类牙齿后，“北京人”的发现之旅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这场仗的统帅是中国地质工作者裴文中。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和他的伙伴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从而证实了安特生“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的预言。
那是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经过长时间的挖掘，裴文中在堆积物中发现了头盖骨。看着那梦寐以求的猿人头盖骨化石，裴文中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挖出后，他马上将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这些出土物证明了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之一。
对“北京人”的发现过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第一编中有详细记载：“北京西南周口店山洞里，一九二九年发现生存在约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叫‘北京人’）。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作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用木柴燃火，烧烤食物。”从范文澜先生的记载中，我们对“北京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最终挖掘出了5块珍贵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考古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誉为旷世国宝。
1937年，正当周口店挖掘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挖掘工作被迫停止。为了防止珍贵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在战争中遗失，考古工作者将这些化石存放在美属北京协和医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
然而在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为防止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日军侵入时被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其移交给即将撤离北京回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暂时保管于美国某学术机关。
1941年12月5日，装载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列车抵达秦皇岛，打算在那里换乘预计8日的车去美国。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了美军，并且将其所有的人员和物资悉数俘获。至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失踪，至今也不知道所在何处。
在此后的岁月里，考古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寻找，甚至在1998年，包括“北京人”之父贾兰坡院士在内的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活动，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
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测和分析。主要有如下几个说法：
1.也许已被毁坏
针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去向问题，有专家推测说其也许已经被毁坏。该专家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被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地下室。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化石还没来得及运走，地下室就被日军给毁坏了。当时就连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逃命都来不及，谁还有那个精力去管那几个化石呢！
2.化石可能流失在日本
中国科学院某专家推测说：“根据目前的线索，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有可能流失在日本。”他分两种情况对这一推断进行解释：
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化石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出北京协和医院：在占领北京后，日军曾经对暂存化石的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严密的搜查，有可能搜查到化石而带回日本。
第二种情况是，化石已经被转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回美国时所乘坐的车：运载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车是被日军截获的，日本截获后而将其带到了日本。
3.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也有人说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阿波丸”号是一艘日本远洋游轮，后在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征为军用。1945年3月，“阿波丸”号在行至福建牛山岛以东海域时，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致沉没。后来，在美国相关部门交给中国的一份材料中显示，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相关部门对“阿波丸”号进行了打捞，但并未在船上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4.化石被埋在日坛公园
1996年，某日本老兵在临终前曾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棵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在得到日本老兵的消息后，有关部门赶紧追踪这一线索，确实发现了该日本老兵口中所说的松树。但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测，并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最终也一无所获。
5.在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
2012年3月25日，中国和南非的研究人员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的新线索，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埋藏在中国秦皇岛某地的一个停车场下。
这一线索的提供者是一位叫查德·鲍恩的人。查德·鲍恩是美国人，在二战时期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据他说，他曾经看到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还是在1947年，查德·鲍恩在美军设在秦皇岛的“霍尔康姆营地”参加一场战斗。在战斗的过程中，美国士兵在挖掩体时挖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的化石被装在了一只木板箱里。当时的美国士兵们并没有把化石当成一回事，反而把装载化石的木板箱当成了机枪垫。后来，查德·鲍恩被日军俘虏。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随后查德·鲍恩被俘虏。查德·鲍恩推测说，战斗结束后，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
相关人员根据查德·鲍恩的推测，专门前往秦皇岛进行了勘察，并找到了查德·鲍恩所提及的那个“霍尔康姆营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建在闹市区的停车场。具体的挖掘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实施。
除了以上几个说法外，还有其他的推测，有人说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有人说化石在“里斯本”号上，也有人说化石在天津美兵营、原美驻北平领事馆，等等。在众多的推测中，查德·鲍恩的推测或许是最可信的，但是还需进一步印证。
目前，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北京城作为历史古都，其整个城市规划历来都受到世人推崇，其格局被很多城市效仿、取经。很多人不禁好奇，如此街衢井然、城垣方正的繁华帝都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呢？而且，后世人为什么称北京城为“八臂哪吒城”呢？
哪吒，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神话人物，他功夫非凡，拥有三头六臂两足，可镇孽龙、除妖魔。面对如此厉害的一个神话人物，古代人是怎样把其三头六臂设计到北京城上的呢？这起源于一个传说。
据说在明朝时期，“靖难之役”之后，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登上了帝位。为了建立功绩，便想在北京地界儿修建一座京城，于是就将这件差事派给了工部。工部的官员接到这件差事后，都十分着急，向皇帝递奏折说：“北京这地方儿，原来是个苦海幽州，那里的孽龙十分厉害，臣子是降服不了的，请皇上另派军师们去吧！”皇帝是个十分开明的人，琢磨着工部大臣的话不无道理，北京作为一片难得的风水宝地，并且由孽龙压着，不派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厉害人物，是修不了这北京城的。
于是，在一次上朝时，皇帝问各位军师们：“我想修一座北京城，在座的谁能帮我去完成这件差事呢？”众军师都低头不语，踌躇不前。这时候，大军师刘伯温举步向前，说：“微臣愿试一试！”二军师姚广孝看大军师出头了，心里不想落在其后头，便赶紧也站出来说：“微臣也愿意一试！”皇帝听了，非常高兴，心知这两位军师都是众军师中数一数二的能人，于是便将修建北京城的任务交给了刘、姚两位。
刘、姚二位接了皇帝的圣旨后，都赶紧来到北京这个地方进行地形考察，琢磨着怎么建才能阻止孽龙继续在这儿猖狂。刘、姚二位都想争头功，于是刘伯温说：“姚二军师，为了提高办事的效率，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就是你住城西，我住城东，咱们各自都想个建城的办法，七天后咱们再各自拿着各自的规划图在这里碰头，看咱俩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姚广孝一听，正符合自己的心意，于是赶紧附和：“大军师说得太有道理了，我非常赞同，咱们就这么办吧！”于是二位军师就分别住在城西、城东，每天各自出去察看地形。
刘伯温住在城东，他回去以后寝食难安，满脑子都想着规划图的事儿。可是接连考察、思考了三四天，也没琢磨个道道儿来。姚广孝住在城西，他和刘伯温没什么区别，回去以后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老琢磨这北京城规划图该规划成个什么样。就这样过了三四天，两个人都支撑不下去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刘伯温好像听见有人在自己耳边说话。他仔细一听，这话音好像是“照着我画！照着我画！”睁眼一看，身边什么也没有。而姚广孝呢？睡着睡着也听见有人说话，话音也是说“照着我画！照着我画”可醒来一看，也是什么都没看着。最终两个人心情都非常低落。
转眼间六天过去了，只剩下最后一天，可两人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刘伯温走出家门，准备去和姚广孝会合，这时候的他，边走路还边在心里琢磨着。正郁闷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走着一个红孩子。他走得快，这孩子也走得快；他走得慢，这孩子也跟着慢下来。这让刘伯温很好奇，这红孩子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一探究竟，刘伯温加快步伐追了上去。姚广孝这边呢，也是如此，他也看到了一个红孩子，一会快走一会慢走地跟着自己，于是也追了上去。结果，刘、姚二人追着追着就追到一块去了。再一看，正好是原来约好会合的地方。
姚广孝说：“最后的期限到了，现在咱们可以各自把自己的规划图画出来了吧！”刘伯温点头答应。于是二人便拿出纸张来，蹲在地上画了起来。他们一边画一边思考，正苦于如何落笔时，忽然二人的眼前同时出现了那个红孩子的模样：头上梳着小抓揪，半截腿露着，光着脚丫，穿的还是红袄红裤子。这件红袄很像一件荷叶边的披肩，肩膀两旁有浮镶着的软绸子边，风一吹真像是几条臂膀似的。二人猛一心惊：这不就是八臂哪吒么？！于是，二人对规划图都心里有了数，谁也不说话，只静静地画起来。
北京古城图
刘伯温先从头画起，然后画胳膊和腿，一笔一笔全画下来了。而姚广孝呢？和刘伯温一样，也是从先从头画，可是画到最后时，突然来了一股风把画纸吹起一角，他看到刘伯温那边已经快画完，怕被刘抢了头功，就没怎么在意，随手一笔画了下来，结果少画了一点。画完后，两人交换图纸，同时笑了起来。原来，两张图一模一样，只是姚广孝这边，在西北角上往里少画了一点。刘伯温笑说：“原来咱们画的都是八臂哪吒城！”
姚广孝让刘伯温解释下怎么叫八臂哪吒城？
刘伯温说：“这正南中间一座门，叫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瓮城东西开门，就是哪吒的耳朵；正阳门里的两眼井，那就是哪吒的眼睛；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东面城的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吒的半边身子的四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西便门，西面城的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身子的四臂；北面城的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皇城正门——天安门是五脏口，从天安门到正阳门中间那条长长的平道就是哪吒的食道了；而北京的胡同就变成了哪吒的大小肋骨了。”姚广孝听了，不禁点头。二人赶紧拿了各自的画去觐见皇帝。皇帝看了二人的规划图后，非常高兴地说道：“二位真不愧为军师中的军师，竟然画出了如此栩栩如生的规划图！”
旁边的一位大臣说道：“刘、姚二位军师的规划图可谓不分上下，皇上您打算采用哪一位的呢？”
皇帝说道：“既然二位不分上下，那就东边的按大军师的图修，西边的按二军师的图修。”刘、姚二人听了都高兴无比。
于是，以八臂哪吒为蓝本的北京城就这样修建起来了。直到今天，北京城西北面城墙还是斜的，缺着一个角呢！这个角就是昔日风吹画纸，使姚广孝少画的那部分，在今天积水潭的位置。
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的北京城还不是八臂哪吒城，整个城里处于一片苦海之中，所以当时的北京城也被称为“苦海幽州”。由于苦海幽州里的生活特别艰苦，所以老百姓们都陆续撤离，搬往周边的山上居住，把苦海幽州让给了龙王一家。
光阴似箭，也不知过了几十年、几百年，有一个穿着红袄短裤名叫哪吒的小孩来到了苦海幽州。为了争夺地盘，哪吒和龙王一家打了整整九九八十一天，最后擒住了龙王、龙母，龙子、龙孙却逃走了。哪吒擒住龙王、龙母后，苦海的水就平下去了，慢慢地露出了陆地。哪吒为了永远镇住龙王、龙母，就将各处的海眼都紧紧封住，将龙王、龙母关押在一处大的海眼里，并在上面砌了一座白塔，叫龙王、龙母永久地看守这白塔。从此，这个地方就不叫苦海了，只叫幽州。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慢慢地有人在幽州盖起了房子，于是就有了人家，继而发展成一个个村庄、集镇。这时候，和哪吒大战时逃跑了的龙子已成为了龙公，他和自己的老婆龙婆带着子女藏在西山脚下的一个海眼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其实，这个时候的龙公并没有消停，他看着幽州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愈好，心里很不舒服，总想着使个什么法子让幽州不得安生。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龙公听说有人准备在幽州盖个八臂哪吒城，这可如何是好！这八臂哪吒城一旦盖起来，那以后我龙公一家可就甭想有好日子过了！龙公将这一传闻说给龙婆听，龙婆劝龙公不要生事才好，可正处于气头上的龙公哪里肯听：“老婆子，这哪是生事不生事的问题啊，这叫欺人太甚！本来幽州就是咱龙家的，如今给哪吒抢去了，这还好，如今又建什么八臂哪吒城，这口气我可咽不下……看吧，我得趁着八臂哪吒城没盖起来的时候把城里的水收回来，叫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活活渴死。”最终龙婆说服不了龙公，只好答应帮助龙公行事。
龙公、龙婆二人仔细谋划了两天两夜，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一天，二人领着龙子、龙女，推着装满蔬菜的独轮小车，乔装打扮成乡下人进城卖菜的模样悄悄潜进了北京城。他们进城哪是真的卖菜？都一股脑儿将蔬菜倒进了路边的沟里。并且按照原来的安排，由龙子负责喝光城里所有的甜水，龙女负责喝光城里所有的苦水，然后二人分别变成两只鱼鳞水篓，一边一个躺在车子上，由龙公推车子，龙婆拉小绊儿，径直出了西直门，扬长而去。
此时，刘伯温、姚广孝负责修建的北京城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正领着一帮杂工装修皇宫呢。这时，忽然有下属来报：“大事不好了军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水井全都干涸了，就连枯水井都不冒水啦！这可如何是好哇！”刘伯温听了十分着急，他心里琢磨：定是这八臂哪吒城惹恼了龙公一家，得赶紧想个法子解决这件事。
于是，刘伯温赶紧派人去各城门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出没。下属们查看了半天，说是其它各门都没见可疑人出城，只是在西直门看见驼背的老头儿，推着一辆独轮车，前边跟着一个白发老婆婆拉着小绊儿，车上放着两只水淋淋的鱼鳞水篓，在一个时辰前出西直门去了。刘伯温听了，在心里嘀咕：好一个诡计多端的孽龙！现在唯一的法子就是赶紧把水给追回来。可怎么一个追法呢？刘伯温思考片刻，对众下属说：“如今尚有一个法子可以阻止龙公运水，只须派人把两个水篓扎破即可，可千万不能被龙公发现，不然性命就不保了。”众下属听了，都心存疑虑，不敢吱声。这可把刘伯温急坏了！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喊道：“大军师，我愿意去追孽龙，扎破他的鱼鳞水篓，把水追回来！”刘泊温一看，见高声回答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高大魁梧。刘泊温非常高兴，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人回答：“我叫高亮，是修皇宫的瓦匠。”刘泊温点了点头，马上从兵器架上拿起一条锃白亮银枪，递给了高亮，说：“你千万要小心行事啊，扎破水篓后就马上往回跑，不管后面有什么响动，都不能回头，到了西直门就平安无事了，我带人在西直门上给你助威。”高亮接了枪，头也不回地追孽龙赶水去了。
高亮铆足了劲，一直追出了西直门。可到了西直门，高亮傻眼了：往北是北关，是通西北的大道，可以到玉泉山；往西是西关，是通西南的大道，可以到西山、八大处；往南是南关，是通正南的大道，可以到西直门南边的阜成门。到底往哪儿追呢？时间紧急可容不得半点失误啊！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刘军师不是说了吗，孽龙打算把水送进海眼里去，海眼只有玉泉山有。对！往西北追！高亮赶紧往西北就追下去了。
到了玉泉山跟前，高亮果然看见一辆装着两个鱼鳞水篓的独轮车，旁边坐着一个驼背的老头和一个白发老婆婆在那休息呢。高亮心想，这两位一定就是龙公和龙婆了！于是高亮悄悄地走到龙公、龙婆的背后，一枪扎破了一个水篓子，水哗啦啦地就流出来了。正当高亮举枪欲扎另一个水篓子时——可哪里还有水篓的影子，只见一个腆着肚子的小伙子，滋溜一下就钻进玉泉山海眼里去了。这时老龙婆抱起扎破的水篓，跃过北面的山头，直奔黑龙潭去了。龙公大声一喝：“臭小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扎破我的水篓，看我怎么收拾你！”高亮见状，赶紧扭头就跑，后面像涨潮一样的大水就追下来了。眼看就要到西直门了，高亮都能看见城墙上的刘伯温了，心里一高兴，无意间便回头看了一眼，不料就是这一眼间，他整个儿被水给冲走了……
从此，北京城的水井里又有了水，只是大部分都是苦水，甜水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都让龙子给带到玉泉山海眼里去了。后来的人为了纪念为赶水而牺牲的高亮，就在高亮葬身之地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高亮桥，也有称作“高粱桥”的。
镇物，说白了就是镇宅之物，如钟馗像、天师像、七星宝剑等，除此之外，用神像、佛经、神符等供奉于家中，也能抵制邪怪侵犯，以取“以正压邪”之意。
在古老的封建时代，人们十分重视“镇物”的使用，常见的镇物有“泰山石敢当”、“厌胜塔”、“八卦牌”、“石狮子”、“兽面牌”、“桃符”、“镇符”等，主要用来保护城市平安。但在众多的镇物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老北京城的五大“镇物”。
老北京城的五大“镇物”，出现于明清时期。当时，以道家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理论，在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各设立了一个镇物，用以避邪除害，确保京城万寿无疆，皇权千秋永固。
1.东方的镇物是金丝楠木
颐和园的铜牛是北方镇物
东方属木，镇物是广渠门外神木厂的金丝楠木。关于这金丝楠木，有很多比较“邪气”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别看如今那金丝楠木早已经腐烂了，但“精气神儿却一点都没散”，北京城别的地儿老着火，就这个神木厂，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就是因为神木跟通惠河一块儿，把火给镇住了。
今天的神木厂，如今已经成为大北窑，北京有名的CBD商务区，很多大企业都驻扎在那里，经济态势非常好。难怪有人说：“昔日神木厂，今日黄木庄；昔日休闲地，今日商务区。”看来这镇东之地，确实不是个平凡的地方。
2.西方的镇物是大钟寺永乐大钟
西方属金，镇物是大钟寺的大钟。大钟寺原本叫觉生寺，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是皇帝祈雨的佛寺。乾隆八年（1743年），从万寿寺移永乐大钟至觉生寺，至此，觉生寺更名为大钟寺。
永乐大钟，高6.75米，重46.5吨，有世界钟王之称。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如此重量的大钟，当时没有吊车，是怎样移动到觉生寺的？据说，为了搬动该种，可是费了一番周折。先是在一路打井若干孔，在冬天的时候泼水结冰，钟下垫圆木滚到觉生寺。然后先将钟滚到一个事先堆好的土堆上，再盖房子，立柱搭架，最后将钟下的土一点点地清除掉。这样，46.5吨重的永乐大钟就悬挂成功了。
3.南方的镇物是永定门的燕墩
南方属火，镇物是燕墩。燕墩，又被叫作烟墩，位于今天永定门外大街的路西。史料记载，燕墩始建于元朝，原本只有土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砖包砌。清乾隆十八年立石碑，其上有乾隆亲笔，满汉文对照的《御制皇都篇》碑文，是北京最著名的碑文之一。
4.北方的镇物是颐和园的铜牛
北方属水，镇物是铜牛。铜牛位于颐和园内，卧伏在一座雕花石座上，神态生动，形似真牛，原材料为铜，因为得名为铜牛。铜牛建造于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据传是为镇压水患而建。如今牛背上还铸有八十字的篆体铭文《金牛铭》，所以铜牛又被称为“金牛”。
5.中央的镇物是景山
中央属土，镇物是景山，也就是今天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景山公园。景山原是明成祖修建北京城时堆煤的地方，所以有老北京人管它叫煤山。中央属土，需聚土而镇，以压制元朝王气。景山东坡下面有一棵古槐，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景山算是最大的人工假山了，如今的她巍然矗立于京城中央，位居京城中轴线之上，是皇城故宫北边的一道重要屏障。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北面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环葬着明代的十三位皇帝，统称十三陵，是中国帝王陵墓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处遗址。明十三陵中的首陵，是成祖永乐皇帝的长陵。永乐皇帝在执政期间，做了几件大事，如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等，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政绩，那就是迁都北京。
关于明朝的都城地址，很多人都知道，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是以南京为都城的。在晚年时，朱元璋曾经想过将都城迁往北方，也曾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即了位，但不久后就发生了靖难之役，迁都的问题当然更无从谈起。就这样到了明成祖永乐皇帝统治时期，迁都才又重新列入了议程，并得到了有力实施。
那么，永乐皇帝朱棣为什么那么坚定地将都城迁往北京呢？对此，后世人做过很多分析和研究，有人说：朱棣之所以迁都北京，是因为他做燕王的时候，曾经被封在北平，北平是他的故土，是他的根据地，即位后，在根据地安家是理所当然的啊！不就是为了巩固兴王之地嘛！有人说：朱棣当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而北京靠近边境地区，如果在北京建都，便于防备北方。所以迁都北京是为了防御北方。有人说：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躲避曾经的血雨腥风。我们都知道，朱棣是靠强取豪夺才获得帝位的，在争帝位的过程中，他的双手可谓沾满了别人的鲜血，虽然最后获得帝位，但终究内心不安。因这种不安心理，他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
十三陵大红门
这三个原因是朱棣的真实原因吗？我们不敢断定，但更权威的原因是下面这一个。
朱棣可是个十分聪明的皇帝，他之所坚定地迁都北京，必有其深谋远虑之所在。大家想想，北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它可是辽、金两朝的都城。不仅如此，北京还是元朝的首都大都的所在，元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元朝是一个以北京大都为中心，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国家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可是最强盛、最大的，它不仅仅继承辽、金控制了北京和以北的地区，同时以北京为中心控制了江南、西南、东南广大地区。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都选择北京作为都城，这一事实不得不让朱棣有所考虑啊。
从历史来看，朱棣是一个有勇有谋的皇帝，他不甘于平凡，而想做一个千古名王，想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而迁都北京是他实现这一雄才大略的步骤之一。
无论朱棣在建立丰功伟业的过程中，做了多少错事、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迁都北京无异是他的一个壮举，他的这一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改变了明朝的命运。
说起“暮鼓晨钟”这个词语，很多人都明白其字面的含义，其是指佛寺中早晚报时的钟鼓，比喻使人警悟的言语，也形容时光的推移。
然而，你知道“暮鼓晨钟”与北京城的钟楼、鼓楼有很大关系吗？你了解北京钟楼、鼓楼在古代是如何上演“暮鼓晨钟”报时的吗？
提起“暮鼓晨钟”，不得不提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是北京古代的报时中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北部终点，是一前一后两座高耸的建筑物。
钟楼、鼓楼，于元代创建，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反复的修建。
钟楼，楼通高47.9米，楼上悬挂着一口铸有“永乐年、月、吉日制”印记的特大铜钟，该铜钟高5.55米、直径3.4米、厚120～245毫米、重约63吨，乃中国古钟之最。鼓楼，原来的名字叫作齐政楼，位于钟楼的南面，与之相距约百米。鼓楼位于元大都的中心，但元末明初毁于战火。如今我们所见的鼓楼，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在旧址东面重建的。鼓楼的台基高达4米，台上横列5间房屋，楼高达46.7米。在楼顶，原置有象征24节气的大鼓24面，现仅存一面。鼓高2.22米、直径1.40米，上有刀痕一处，是八国联军以刺刀刺破的，因为更鼓巨大，无法劫走，所以才保留至今。在元、明、清三朝，钟楼、鼓楼都是作为古都的报时中心，每日始于暮鼓，止于晨钟。文武百官上朝以及老百姓的生息劳作都是以此为度。
具体来说，钟楼和鼓楼是如何报时的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计时方式说起。按照古时候的习惯，一夜被划分为五更，每更等于一个时辰，即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19时称为定更，又称起更；21时称为二更；23时称为三更，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三更半夜”指的就是这个时辰；1时称为四更；3时称为五更；5时称为亮更，也就是天亮的意思。
从鼓楼上遥看钟楼与附近的民居
钟楼和鼓楼专门负责定更、报时，每到定更就先击鼓，后撞钟，向老百姓说明该到睡觉的时间了；从二更到五更，只撞钟不击鼓，以免影响了老百姓们的休息。到了亮更，则先击鼓后撞钟，告诉老百姓们天亮了该起床了。
击鼓和撞钟也是有定式的，怎么样击鼓呢？先快击18响，再慢击18响，俗称“紧18、慢18”，快慢相间共击6次，总计108次响。撞钟的方法和击鼓的方法一样。
也许有人会问，鼓手们是如何知道时间的呢？在清朝以前，鼓手们一般是根据铜刻漏计时，然后击鼓定更，钟楼听到鼓声后撞钟报时。在清朝以后，鼓手们则是根据时辰香定时了。这便是古代报时的一个简单的流程。
鼓楼击鼓定更，钟楼撞钟报时，在没有钟表计时的古代，钟鼓声对老北京人的起居劳作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常说“暮鼓晨钟”。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钟表随处可见，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击鼓撞钟来报时了，但“暮鼓晨钟”已经成为老北京城文化的一部分。2001年岁末的午夜11时57分，北京鼓楼沉寂了近百年的群鼓再度被敲响——25位年轻鼓手表演了《二十四节令鼓之冬》的乐章，鼓声持续3分钟，到2002年元旦0时结束。而且，从2002年元旦开始，鼓楼正式对外开放，每天都会象征性地击鼓四次，每次15分钟，成为京城著名的一景。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
关于八旗的来历，历来有很多传说，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从龙入关”的故事。
“从龙入关”故事里的“龙”说的是龙王的八个儿子，即八小龙。
八旗的旗帜
在“入关“前，这八条小龙整日在家无所事事，相互争斗、吵闹不止。天上的玉皇大帝得知他们之间的争执后，就想派活给他们，以免他们闲得老是生事。于是，他叫来一个仙人说：“人间有人不断地向我告状说，如今太阳和月亮总是不自主地缠在一起，这样整天都是白天，很久都见不到黑夜一次，人间的老百姓们因此生活得很艰苦，日头太毒，天气闷热，他们吃也吃不好、谁也睡不好，有的甚至因此而生了病。更惨的是，老百姓们赖以生存的庄稼都长不好了。我得赶紧想个法子，让太阳和月亮分开。这样吧，你把那爱闹的八条小龙叫来，我有事吩咐他们去做。”
仙人遵照玉皇大帝的谕旨，把八条小龙都叫到了天上。玉皇大帝对八条小龙说：“你们中谁若能把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分开，就算立了大功，我会重重地犒赏他！”
八条小龙听了，都想立大功，领命后就赶紧忙活起来。只见他们个个争先恐后，这个来，那个去，搬月亮，挪太阳。但不管费多大的劲儿，怎么也搬不动，八个急得都抓耳挠腮，无计可施。
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龙王来到了他们面前，斥责道：“亏你们每天有那么大的心劲相互吵闹，如今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没有完成玉皇大帝交给你们的任务？”
八条小龙个个争辩着说：“都怪那太阳和月亮太重了，我们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整天都跟着月亮和太阳后面追，可就是追不上，有时追上了也是搬不动，还被他们给撞到一边去了。”
龙王问：“你们是怎么去的？”
小龙们回答说：“我们是一个接一个轮流去的。”
龙王听了大怒，呵斥他们说：“你们真是一群笨蛋，连人间的老百姓都赶不上，老百姓都知道‘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呢！你们一个一个地轮流追，追到猴年马月也完成不了任务哇！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大家一起追，不就可以了嘛！”
小龙们听了父亲的话，个个愧疚不止，他们当即表示大家一起使力共同完成任务。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天上，相互结合在一起，排成汉字的“金”字，“金”字也正好八画，实际上就是八条小龙组合而成。金字塔两条龙头合在一起，变成了金字头上的尖，他们齐心协力，像个楔子，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一拱，就真的把太阳和月亮给拱开了。太阳和月亮分开后，由于太阳跑得快，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而月亮跑得慢，就落在了太阳后面，从此以后天追着太阳跑。
这八条小龙完成任务后，都非常高兴，但也累得筋疲力尽，纷纷朝地上掉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奇妙的大风。也不知从哪儿刮来了八块颜色不同的大布落在了地上，这八条小龙正巧各自落在其中的一块布上，更加奇怪的是，它们竟然还长在了那些布上面。
后来，后金国将这八块带有龙图案的布当成了旗标，由于八条龙和八块布的颜色不同，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旗色：白色的小龙落在黄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黄旗；蓝色的小龙落在白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白旗；黄色的小龙落在红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红旗；树皮色的小龙落在蓝布上，就变成后来的正蓝旗。一条小龙，虽然落在了黄布上，但由于黄布外边镶上了一条红边，所以就叫镶黄旗；一条小龙，虽然也落到了白布上，但白布外边镶上了一条红边，所以就叫镶白旗；一条小龙虽然也落到了红布上，但由于红布外边镶了一条白边，所以就叫镶红旗；另外一条小龙也落在蓝布上，也是由于外边镶了一条红边，所以叫镶蓝旗。这些旗上都有一条小龙，也都有与“明”字搏斗的场面，还有云彩、火焰等。经过后世演化，逐渐发展为清朝的八旗制。
八旗制度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建成，是清朝的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录。八旗制度最大的特色是“以旗统人，以旗统兵”，正是依靠这种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才建立了强大的清王朝。
八旗制度的前身是牛录制。清朝建立前的满洲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捕猎季节，都会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被称为牛录制。狩猎组织的首领被称为牛录额真。
八旗军服以颜色作区别，但只为大阅礼时穿着，平时不用。起初各旗是地位平列的，入关之后才有皇帝自领上三旗的做法。所以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被称为上三旗，其余五旗为下五旗。
牛录制在初期的作用非常大，促进了满洲人部落的发展壮大。然而后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满洲人的辖区越来越大，牛录也越来越多。然而各个牛录之间，人数却混乱不一，有的多有的少，多的可达一二百余人，少的则不到百人。努尔哈赤为了发挥出满洲人最大的力量，便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军队初次整编，始设四旗，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并画一颜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正式确立了延续近三百年的清朝特有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初建立的时候，其最大的特点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意思是只要是满洲人，都要归属于八旗下。而且这种“旗”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既有军事职能，也有行政和生产等多面的职能。当时的八旗兵丁在平时的时候会从事生产劳动，而一旦需要作战时，则会荷戈从征，且自备军械粮草。直到满洲人入关以后，这种特点才被打破，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
八旗的种类有很多，大致被分为三种，即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汉军八旗也叫乌真超哈，指重装部队，而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则主要是骑兵，而且他们的普通士兵还被分为三个等级，即马兵、战兵和守兵，这三种兵类的军饷不同，依次降低。
在八旗当中，其实并非所有的旗都由皇帝直接控制，皇帝只控制其中的三个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此三旗被称为上三旗；另外五旗被称作下五旗，由某些官员管辖。
清朝将都城定在北京城后，满洲八旗的主力满布北京城内外，几乎北京的每个城门都被八旗兵驻守，老百姓都称八旗兵为“禁旅八旗”。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认为北京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所以将北方城门的防守看得最重、最紧，甚至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许多兵力，这也是今天北京北面多有以“旗”、“营”为名的地名，而其他三个方向少有类似地名的原因。查看北京地图，在地图的北方位，我们总可以看到像西二旗、西三旗、北营房这样的地名，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地方曾是八旗兵驻守城门时所住的营房。
对满洲人来说，八旗制度是他们制胜的关键。当年的努尔哈赤仅凭13副铠甲起家，建国称汗，统一女真各部，直至最后取代明朝问鼎中原，后来的清帝能够平定三藩、远征新疆、戍守西藏、抗击沙俄，成就伟大的清王朝，可是说八旗制度是其主要的军事保障，功不可没。然而从八旗制度诞生之初，其自身就掩藏着致命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弊病：它的军事效能仅依赖游猎民族的风俗习性为基础，地方性强，而外部的军事适应能力极差；它自身缺乏长期维持军事财政的功能，经济支出不能有效用于军事建设，军队丧失财政基础……这也注定了它的最终消亡。
从建立伊始到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灭亡，八旗制度走过了300年的历史岁月。在这300年中，作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它为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历史上永远都会有它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电视连续剧里或者里，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午门问斩”、“把他给我推出午门斩了！”类似的话语。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即午门是古时候处决死刑犯的地方。
可是，事实上真是这样的吗？真有“推出午门斩首”这回事儿吗？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嘉庆六年（1801年）又修缮。
午门在皇宫建筑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东西北三面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北面门楼，面阔九间，重檐黄瓦庑殿顶。东西城台上各有庑房十三间，从门楼两侧向南排开，形如雁翅，也称雁翅楼。在东西雁翅楼南北两端各有重檐攒尖顶阙亭一座。相对于其他诸门，午门的规模非常宏伟，建筑非常坚固，彰显除了天朝的威仪，显得非常庄严和神圣。
在历史上，午门的用途非常广泛，一般有如下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午门是皇帝赐发物品和颁发皇帝诏书的地方。皇帝在立春赐春饼、在端午节赐凉糕、在重阳节赐花糕的诏书都在午门颁发；另外，在每年的腊月初一，还要在午门举行颁布次年历书的“颁朔”典礼；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要在午门举行向皇帝敬献战俘的“献俘礼”。
第二个用途是，午门是彰显国威的地方。每逢重大典礼和重要节日，都要在午门陈设体现皇帝威严的仪仗。
第三个用途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仪式也在午门举行。在明朝时期，一旦大臣触犯皇家尊严，便会以“逆鳞”之罪，被绑出午门前御道东侧打屁股，官方名称“廷杖”。
至于电视剧和里所提及的“斩死刑犯”的地方，则根本不是午门。一方面，午门的前面是皇宫的禁地，戒备非常森严，一般情况下闲杂人等是不能靠近半步的，所以，不可能在这儿将犯罪的大臣斩首示众；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刑场都是一个不吉利的地方，午门作为皇宫的正门，不可能成为不祥之地。至于斩死刑犯的地方是哪儿呢？据相关的史学家考证，死刑犯是在柴市（今天的西四）或者菜市口等地进行处决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推出午门斩首”这样的说法呢？这就涉及到午门的第三个用途了。在明朝的时候，午门是“廷杖”触犯皇家尊严的大臣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象征性地打，发展到后来，竟出现了打死人的情况。例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朝皇帝朱厚照要到江南选美女，群臣上谏劝阻，朱厚照大怒，下旨“廷杖”大臣舒芬、黄巩等130余人，其中的11人被当场打死。想想庙堂之上那些高官重臣，平日里哪个不是锦衣玉食、衣冠楚楚，一朝不慎触犯皇家威严，被捆倒在地，拖出午门，其中不少人棍棒之下一命呜呼，因此“推出午门”便成了人人生畏的名词，传到民间便成了“推出午门斩首”了。
午门是故宫四座城门中最壮观的一座，历来是宫廷禁地，只有少数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特别是正中的门洞，为皇帝专用的御道。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乘坐的喜轿可以由此进宫，或殿试钦点的状元、榜眼、探花由此出宫。现在，午门已成为从南边进入故宫参观的入口。
打开北京地图，我们会从中看到一条贯穿南北的线，它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实际长度长达7.8公里。这条线，就是北京城的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始于元朝对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至明清两朝形成了现有的规模。它是世界城市史上极为罕见的一条建筑艺术轴线，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北京城的沧桑变迁。对这条中轴线，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经这样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足见北京中轴线的宏伟与壮美。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宏伟、壮美的中轴线竟和后世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发现这个玩笑的人是一位叫夔中羽的人。
夔中羽是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两弹一星”工程中都作出过贡献。2004年，夔中羽为了设计航空拍摄北京中轴线建筑的准确飞行路线，拿了巨幅的《北京卫星影像图》和《北京航空影像图》仔细观察。当他的视线沿着影像图上的北京中轴线一路“北上”，脑袋竟不知不觉偏向了左侧，这使他感到吃惊——中轴线应是“正南正北”的朝向呀，“难道是空拍出了问题”？
“拿地理坐标一印，它（中轴线）偏离子午线两度十几分，但不到两度半。”夔中羽后来回忆说——在对全景图做出测量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两度多的偏离”曾令夔中羽对影像图的精确性产生质疑。
地图是按照地理坐标严格控制制作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想到这里，夔中羽马上又找来了北京的卫星影像图。在卫星影像图上，他发现中轴线也是偏离子午线的，他又买了多个版本的北京市地图，当中还包括北京交通游览图，发现中轴线都偏了一点儿，并且是向逆时针方向偏了一点点。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元、明、清三个朝代的33位皇帝的宝座不是都歪了吗？为什么中轴线会偏离子午线？是古人有意为之？
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有中轴线，而且往往是和子午线相一致的。子午线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连接南北两极的经线。在多数人的常识中，兴建于封建时代的北京城，其中轴线应该和子午线是重合，呈“正南正北”方向。为何到今天却歪了呢？难道是测绘专家、地图制作者犯下了群体性错误？
为了解决这一谜团，夔中羽赶紧寻找那些地图制作者。待好不容易找到地图制作者后，没想到的是，那些地图制作者对他说，当初他们严格根据实地测量绘制地图，绘制出来后，也发现中轴线是歪的。他们也很困惑，其间甚至有人曾提议把地图上的中轴线“正”过来。后来，他们曾将此问题汇报给相关部门，但历史事实无法改动，由于偏差比较小，市民根本感觉不到，所以就尊重了事实，把中轴线画成了歪的。
夔中羽听了地图制作者的话，还是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求证。于是他做了一个实验，名曰“立竿见影”。在新建的永定门下，夔中羽做了一个日晷，立了根2米高的竿子，在永定门朝北的甬路上，贴了条6米长的黑色胶带。“胶带的方向就是中轴线的方向，竿子的影子则代表了子午线”。在查阅了2004年的天文日历，并将视差改正值、经度改正值计算入内后，实验报告出炉了：黑色胶带与影子赫然呈现一个夹角，测量后的角度大致是——两度十几分！
这个实验结果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夔中羽还是不死心，于是他又在地形图上选择了永定门、钟楼和地安门三个点进行实验，最后算出偏角依然是两度十几分，证明永定门立竿见影粗略测量的结果是正确的。而且，根据这一计算，从永定门开始的中轴线到了钟楼，就已经偏离子午线达300米了！
“中轴线的确是偏离的。”夔中羽说，“北京的中轴线并不是正南正北的走向。”
为什么中轴线是偏的呢？是当初建立的时候故意设计成偏的，还是因测量错误造成的呢？这其中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夔中羽心中充满了无数的疑问。
针对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北京中轴线由建成至今已经700多年，是否在这700多年中，地球自然状态变化，比如岁差、级移、磁偏等等，引起了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
在天文学上，有一个现象叫作极移、章动和岁差。因为地球上各处的经、纬度与方位角都会随时间的变化而产生某些变化，例如，地球在运转中会出现很小的周期性摆动、移动、偏转等现象，这种现象就叫作极移和岁差。中轴线的偏离是不是因受这些天文现象的影响呢？夔中羽为此专门拜访了国际知名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史学家席泽宗。席泽宗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极移只是地球自转的过程中，在地球内部的一点点挪动，面积非常小。而岁差和章动虽然会影响到恒星位置经纬度的变化，但不会影响地面经纬度的变化，所以中轴线的偏离和极移、章动、岁差这些天文现象关系不大。
不是这些天文现象引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轴线的偏斜呢？
1.有人说700多年前测量技术不高，有误差
对此，夔中羽断然说不可能。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精确的测量，早在中国唐代，就有著名学者一行大师，为测量纬线长度而在河南很准确地测量了四个点的子午线，从河南考古复元的宋代皇城模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城中那条笔直的中轴线。而由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元上都，完全符合正南正北走向。上都建成后，大都晚了好几年才开始修建，还是由那个刘秉忠监筑，却将大都的中轴线测算偏离了子午线两度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中轴线偏离不应是测量上的错误。
2.有人说是建造者有意为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揭开这个中轴线之谜，夔中羽把目光投向了人文因素。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其方向大都会和远方的一些地物有关系，那么北京的中轴线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础上建立的，而元大都又是元朝忽必烈建立的，那忽必烈在建立北京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设置一些与北京城有特殊关系的地物呢？夔中羽赶紧搜集一些北京至内蒙古的地形来看，他惊奇地发现：北京中轴线往北延伸，它的延长线直指古开平，而那古开平不是一般的地方，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发祥地——元上都的所在地！
循着这条线索，夔中羽和其他相关学者开始了元上都遗址探索之旅。元上都遗址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东北面。从北京到元上都遗址的直线距离为270公里，当时负责设计的人会不会是按照当时统治者的意愿，为体现两都统一，而采用上都——大都连线作为大都中轴线的基准线呢？
夔中羽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求证，他开始了两地之间的测量。最终的结果是：北京永定门纬度线至古开平中心纬度线距离约270多公里。古开平往西偏离北京子午线约17公里。北京至古开平连线与北京子午线的夹角为2至3度。这与北京中轴线偏离北京子午线的方向一致，偏离角度几乎吻合！当然，如果完全重合就更好了。但现在看来还是有几公里的误差。但元代的测量技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精确，在这么远的距离内，这点误差大约完全可以由当时的技术局限来解释了。
“发现这一点时，我甭提多高兴了！”夔中羽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激动不已。他认为，他终于揭开了北京中轴线偏离之谜。
北京中轴线偏离的原因是不是真的是夔中羽所寻得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管最终的谜底是什么，中轴线上那些经历了几百年风霜雨雪的诸多文化历史遗迹，将注定帮助人们揭开这一极富传奇色彩的谜团，告诉人们真正的答案。
沿着西单往天安门城楼方向走，在长安街的路北，你会发现有堵数百米长、六米多高的红墙，掩映在一排绿树和红灯笼下，显得厚重而沧桑。红墙外，不断有路人以红墙为背景进行拍照留念。红墙内，就是名扬中外的中南海。
说起中南海的名称由来，还挺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个内陆城市，这样一个非沿海城市中为什么会“海”呢？是老北京人故弄玄虚，还是另有他因？原来这与蒙古人有很大关系。中南海的这个“海”字，就出自蒙古人之口。在蒙古语中，“海”是“海子”的简称，是湖泊的意思。中南海这个地盘处于北京的中南方位，有中海和南海，风景秀丽、安静怡人，所以人们把这一带区域合称为中南海。
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南海这片宫廷建筑群始建于辽宋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春秋。
辽以前，这里曾是一处天然湖泊，风景非常美。辽国建立后，便在这处湖泊上兴建了瑶屿行宫。
后来，金国将辽国取而代之。1153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这里开始成为皇帝的离宫，金王朝在此修建了不少宫殿、园苑，所以被称为“西苑太液池”。
元朝建立后，修建了元大都，将此处纳入了皇城之中，并在它的周围修建了三组宫殿，即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
中南海的建筑群最终定型于明朝。明朝定都北京后，便开始修建新的皇宫——紫禁城。原来环水而筑的金元皇宫，则改称为“西苑”、“西海子”，作为皇帝的避暑行宫。明世宗时，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两座汉白玉桥，南面蜈蚣桥之南为“南海”，北面的金鳌玉桥之北为“北海”，两桥之间的狭长水面为“中海”。
老照片中的南海建筑
清朝时期，对中海、南海、北海进行了拓建，如今的大多建筑物属于清代遗物，中南海被列为了皇家专用的禁苑。康熙皇帝时，中南海逐渐成为了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并且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许多盛大的活动。
就这样，经过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七百多年的精心营建，西苑三海集山、海、岛、桥、亭、阁、廊、榭、宫阙于一园，成为真正的人间仙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