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 “热情” 地软禁在白公馆
二、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
三、汪精卫反蒋被追杀
四、汪投敌成立伪政府，周佛海形影相随
五、杨淑慧遭军统勒索牢骚满腹，周佛海白公馆中度日如年
六、叛国投敌落得财尽人亡
那天的气氛是阴沉沉的。虽然戴笠向客人边敬酒边讲笑话，可是客人都是强颜欢笑在应付……我们意识到，这不像平时在局本部吃饭，可以天花乱坠、漫无边际地乱扯，这是座上客与阶下囚之间的关系。
1945年9月下旬，我当时在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 “军统”） 总务处处长，刚刚忙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简称 “中美所”） 的结束工作，送走了在重庆的100多名最后一批美方官兵，清点美方匆匆丢下的十多个仓库的枪械与各种器材时，我忽然接到军统头子戴笠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要我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并指明要我手下他最喜欢的一个科长去主持接待客人的工作。我当时还有点不理解，这个时候大家都往上海、南京等地跑，还有什么客人要来重庆住。他在电话中指的美军校级军官住的楼房，是指过去用作看守所的白公馆，1944年后才改为美方校官级军官招待所。他在电话中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白公馆呢？可能有什么原因，我跟随他多年，知道他的脾气，他不告诉我的事，千万不要去问，只能照他的话去办，要自讨没趣去问一声，保准挨一顿臭骂。所以我只在电话中连声回答：“是！是！” 我正在按照戴笠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把我找去，他一见面就问我：“接到戴先生的电话没有？” 我说已接到并正按照他的指示在办，只等客人来了。毛人凤当时是爱和一些处长级的人开玩笑并以此来拉拢人的。因为，他虽是一名幕僚长，和处长们一样都是少将。但他在军统的资历浅，我们有些处长是特务处时代就参加了工作，他是抗战时才进军统的。按军统局的习惯他的工作叫 “总其成”，即代替戴笠处理一些日常不重要的工作。每个处长有重要事都是直接找戴笠，可以不通过他，所以，他一天到晚都是笑容满面，并常常彼此开开玩笑。他一听到我说 “只等客人来了”，便笑嘻嘻地问我：“你猜是什么客人来？” 我也笑着回答：“猜不到！” 他慢腾腾地抽了一口烟才阴阳怪气地说：“你早已闻其大名，可能还没有见到过，他是你的老乡。” 他一提到 “老乡”，我立即想到他指的是周佛海了。前两年周佛海常从上海托人带东西给关在军统贵州息烽监狱的母亲和岳父杨卓茂，毛人凤总是把东西交给我，要我派交通科的人送往息烽，并常开玩笑地说：这是你的老乡托人捎来的，你一定要妥为转交。他一提是我老乡来，我便带点惊异的口吻问他：“周佛海不是替我们做过不少工作，现在还是京沪行动总指挥吗？怎么把他派到重庆来？” 他收敛起笑容，考虑了片刻才说：“上海老百姓对于我们重用他很反感，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们不能不注意影响，更不能不要老百姓。他过去功劳再大，也得照顾我们当前的利益。权衡得失，这就是政治！” 我怕他会怀疑我为 “老乡” 打抱不平，便不愿再谈下去。只重复他最后一句话：“这就是政治！” 他听了点点头。我准备走时，他又提醒了我一句：“一定要准备好，特别是要把警卫安排好。”
周佛海
当天晚上，我刚上床，毛人凤又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一早便去白公馆检查一遍，看看戴笠关照我的事是否完全照指示准备妥当。戴笠指定负责的那个姓侯的科长一定要负责保密，对客人生活方面要尽量满足。我回答都已办妥后，他才告诉我，上午10点多钟去九龙坡机场等他，他在11点前也去那里迎接戴笠和客人。同时要我通知杨家山戴笠的公馆厨师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饭。
当时重庆有好几处机场，除了最大的白市驿机场已由美国空军占用尚未全部交还外，戴笠平日总爱使用重庆市区内的珊瑚坝机场，现在，戴笠的专机却要在九龙坡机场降落。这是因为珊瑚坝机场人多，戴笠怕被人看到这些怪客，而且九龙坡警戒也森严些，所以才舍近而求远。我于10点多钟赶到那里，军统局警卫团派去的便衣早已在附近布置了不少岗哨，戴笠的那辆漂亮汽车和局里平日常用来捕人的汽车也开去了。毛人风和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也在不到11 点先后赶来。我们见面后，都小声交谈 “客人” 到来后一些应注意的事项。
11点半前后，一架军用客机出现在机场上空。在机场担任航空检查的一名军统特务急匆匆跑到我们面前，低声向毛人凤报告：“这架就是戴先生乘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 当机场的舷梯推到刚停下的机舱门口时，机门被打开，第一个露面的便是戴笠，他站在舷梯上先向四面看了一看才走下来。等我们点头打招呼后便叫我先回去准备，他们马上就到他住的地方吃午饭。我来不及看 “客人” 下飞机，便跳上汽车驾驶室，自己驾车赶到杨家山戴笠住处，看到一桌丰盛的饭菜已准备好，又去白公馆检查了一遍，才回到杨家山。我刚停下车，戴笠便先到了。他只问我一声：“都准备好了吗？” 我回答已完全照他的指示准备好了，他才边走边又问到一些问题，我便把他指定的那个侯科长叫了过来，让他再说明一下。一会儿毛人凤、潘其武便陪着 “客人” 走到了会客室。可能因为在下飞机时，戴笠已把 “客人” 向毛人凤、潘其武介绍过了，所以坐下来后没有再介绍。我看过饭厅的饭菜已摆好，才走过来请他们去吃饭。戴笠没有为我介绍 “客人”。等到落座之后，我才看了一下。我看过周佛海的照片，他一口湖南话，不用问我也知道是他。另外四个人中，我只知道周佛海的妻弟杨惺华，他是伪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罗君强做过伪安徽省长和司法行政部长，在周佛海兼任上海市伪市长时，他任秘书长兼警察局长，代周主持上海工作。丁默邨一向在汪伪政权中搞特务，也做过伪政治部保卫部副监（总监由陈公博兼，实际由丁负责） 和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等职。另有一个叫马骥良的，我过去没有听说过，后来毛人凤告诉我，这人是伪中央储备银行负责总务工作的，一向照料周佛海的生活，所以也把他一道带到重庆来了。
丁默邨
在开始吃饭时，戴笠才向这些客人介绍了我和他们一下，只简单说今后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可以要我去办，同时把等在饭厅门口的侯科长叫进来，当面关照他，要好好照应这些客人。照例，他是不会让侯科长陪客吃饭的，即使平日他一人吃饭，侯在他身边听他安排工作时，也从不让侯坐下一同吃过饭。
那天的气氛是阴沉沉的。虽然戴笠边向客人敬酒边讲笑话，可是客人都是强作欢笑来应付一下。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话可以打破沉寂的局面，戴笠便向周佛海指指我，说这是你的老乡。我马上补上一句：“我是湖南湘潭的。” 周也回我一句：“我是沅陵的。” 他正准备给我碰酒杯以表示老乡关系时，发觉我面前没有酒杯，只有一大杯汽水，便问我：“为什么不喝酒？” 毛人凤便替我解释，说我 “在礼，所以不喝酒抽烟”。丁默邨和罗君强两人一听，都歪着头，几乎是同时问上一句：“你也 ‘在礼’ 吗？” 我还没有回答，潘其武也笑嘻嘻地说我名醉却从来没有看见我醉过一次。这时，戴笠也哈哈大笑，说不喝酒也有好处，不会误事。其实，我并不是 “在礼”，为了自己干的工作往往是不能随便说出的，怕 “酒后吐真言”，所以我便以 “在礼” 来作挡箭牌。实际上我并未加入由一些道学家们组织的礼教，他们认为礼是永恒的，世上一切都是由礼而派生的东西，说什么 “心内无物，心外无礼”。凡加入了礼教的人便得戒烟、酒、嫖、赌等，一般人不能强迫 “在礼” 的人饮酒抽烟。我口头虽说 “在礼”，却从没有与真正礼教的人往来过，只在不饮酒时利用一下。
刚吃到一半，戴笠在埋着头用快动作吃了些他平日爱吃的几道菜后，他的秘书便走进饭厅，不像平日一样在他耳边轻轻说几句，而是有意大声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便用餐巾在嘴上一擦，站起身来说了一声：“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说完，指指毛人凤、潘其武和我：“你们好好陪陪他们，代我多敬几杯酒。” 我一看这情况便心里有数，不是蒋介石找他而是他急于去找蒋介石汇报。这些已成了阶下囚的客人，他是不会愿意再陪他们的。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去，便轻轻站了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的口吻说：“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 戴笠满面笑容，连说：“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 走到门口又转身和周佛海握了握手，又很认真地说：“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周佛海等人望着戴笠走远了的背影，都不出声，把头低了下来。不难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似乎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戴笠这次去见蒋介石。不过，我一想到毛人凤说的 “这就是政治” 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到这几位未免太天真了。
按照军统局的惯例，每逢戴笠和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吃饭时，除了他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外，别人都不是那么轻松的。说不定他话头一转，随便指着在座的任何一人说上几句或翻翻某人的老账，所以只要他一走，大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可是这次却不同，戴笠走后，毛、潘和我虽然有点故态复萌，准备边吃边谈，可是一看到五位客人面部的表情和支支吾吾的谈话，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不像平日在局本部吃饭，大家可以天花乱坠、漫无边际地扯一顿。这是座上客与阶下囚之间的关系，不能和平日一样。所以我们也变得谨慎起来，再没有心思劝酒，而是匆匆把最后上来的点心水果吃完。稍许休息了之后，毛人凤要我先去把车上的行李按他们的住房安排一下。我到白公馆安顿了一下后，在大门口等候了一会儿，毛人凤和潘其武就陪着周佛海等人沿着白公馆长长的石梯走了上来。客人们一边走一边看，当他们一走进大门，看到屋内的房间窗门上都有铁栅栏时，都显出不安的表情。毛人凤领他们上了楼，指着靠西边一间大房间请周佛海进去。这个房间，过去叶挺将军住过 （解放后，我和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等也住在这里），前面是一大间，后边还有一小间，周看过之后，勉强点了点头。接着，毛人凤便让侯科长把另外几个人都按原来的指示安排好了。毛人凤临走前，又当着他们的面关照我和侯科长：一定要好好招待这几位客人，要什么便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当他们送我们走出中间大厅到下楼的门口，看到站在那里的武装和便衣警卫时，便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便再送了！”
毛人凤走到楼下，看到站在院子里的警卫连长时，便告诉他：“今后要特别注意，没有事先得到通知，任何人都不准进到楼上去。” 我也补充一句：“发现什么事要马上告诉侯科长。” 我说完回头向楼上一望，他们五个人都靠在栏杆上垂着头，相对无言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们走出大门。
我当时由于对汪逆政权的许多内幕不了解，出于好奇心，便常常借照顾周佛海等人的生活之机去找他们聊天。他们也因为没有人去看望，对我去十分欢迎。我前后与周佛海等谈过十来次，每次总是一两个小时，主要是听周谈，有时由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补充几句，只有马骥良没有插话过。由于事隔多年，现在凭记忆想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不全面或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我尽可能地找到一些与汪逆政权有关的资料参考对证了一下，相信还有不少遗漏或错误之处，请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士给予补充订正，因这方面的材料过去搜集得不多，发表的也很少，我相信还有不少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应当加强征集。这些材料我认为还是较有教育意义的反面教材。
我问他：“那时重庆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那么多，而且水陆空交通都由军统严密控制，怎么能跑掉那么多的重要人员？”
我过去和周佛海不认识，抗战前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逃出重庆以及后来在南京汪逆政权中的许多情况，后来才逐渐了解一些。特别是我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后，军统在重庆扣押了他的母亲并把他的岳父杨卓茂从湖南弄到息烽监狱，而且对这两位老人特别优待，我得经常过问他们的生活。加之从1942年以后，周佛海不断派人或托人从南京、上海带补药及日用品给老人，都是经我手转去的，我才知道他和军统有秘密往来。
周佛海逃离重庆时，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到了汪逆政权后，虽然在汪精卫、陈公博之后居第三位，实际上他的权力却超过了陈公博。不过后来汪逆死后，陈逆代理汪逆当了伪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之后，表面上才比周重要一些。周从汪逆政权成立起到垮台止一直任财政部部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警政部长和特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最后还兼上海市长，真是集权力财力于一身。抗战胜利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指挥。他不止一次向毛人凤和我谈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如果不是他运用日寇大量武装部队和他掌握的伪军维护了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大城市，在附近抗日多年的新四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便会先国民党军队而进入这些地方。
我开始和周佛海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们怎样脱离重庆的。因为那时重庆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那么多，而且水陆空交通都由军统严密控制，怎么能跑掉那么多的重要人员？周佛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也投其所好。首先问他的都是他过五关斩六将的得意之作，以便引起他的兴趣。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与我过去所掌握的不少地方有出入，但我还是相信他讲的比我听到的要真实一些，即使带上几分吹嘘自己的地方，但毕竟是他亲身经历的。
周佛海
他说他们之出走，先是由汪精卫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的。汪走的前几天，便让他妻子陈璧君去昆明，借口游览地方名胜，实际上是去找当时云南地方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得到他的全力保证支持之后，由陈用约好的暗语与汪通长途电话，汪才叫当时交通部部长彭学沛给他弄了三张去昆明的飞机票。那时买飞机票，是要通过军统直接掌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航空检查所审批后，航空公司才肯卖票的。由于航空公司是由彭学沛以部长名义要买的，所以他们便不经航空检查所审批，作为公司内部人员因公而拿到了三张机票。汪精卫还不十分放心，又叫陈璧君从昆明飞回重庆，当面把她和云南地方负责人的态度和保证以及为他们包租去越南河内的飞机等等弄清楚，认为有绝对的把握后，才于1938 年12 月18日，在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赶到机场。这时在机场担任检查任务的军统的特务们一看匆匆赶来的客人中有国民党副总裁和夫人加上一位副秘书长，便不敢阻止他们登机，只好打电话向军统局的主管人员请示。接电话的一位股长不敢做主，等他去找科长请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当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时，云南地方某最高负责人早派专人前往迎接，并设盛宴款待，第二天即包了一架法国飞机，把他们送往河内去了。
我对周佛海谈的这一段经过不完全同意，因当时在飞机场担任检查的军统特务告诉过我：汪精卫逃离重庆时，是借口去成都视察四川省的党务工作，特务因事前未得到通知，又不是按正规手续申请购买机票的，所以便阻拦他登机，被汪精卫怒斥了几句，说他这位党的副总裁，连去外省视察党务都要受限制，这是什么人规定的？特务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叛逃，还担心他去找蒋介石吵闹，连戴笠也得挨批，所以让他和陈璧君、曾仲鸣上了飞机。当时那架飞机是由重庆经成都飞昆明的，他在成都机场休息片刻，正在成都的陈公博赶到机场见了他，悄悄说了几句，便送他登机飞往昆明。随后，陈公博借口去昆明几个大学讲演也离开了成都。他到昆明也是得到云南某最高负责人之助，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飞往河内的。陈公博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民训部部长，在汪逆系统中，一向与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部长顾孟余为汪的左右手。他知道汪叛逃后，他不早点出走是没有机会能走得了的。
关于汪的叛逃，最近看到台湾出版的 《蒋介石传》 中却说：汪是借口去成都视察，当时因蒋介石出巡不在重庆，所以没有人敢拦阻他，因而能从容飞往成都。到成都后，便有一架秘密飞机等在那里，把他从成都接去昆明，转飞河内。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由台湾翻译出版。这位外国人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成都的几个飞机场和附近的新津机场不但都有特务在检查，而且军用机场也有军统派在空军中的特务在搞监视侦察等活动，哪能容许什么秘密飞机停在机场等候？当时云南地方那位最高负责人也没有私人飞机，汪与日寇还没有勾结上，日本更不可能派飞机去成都接他了。实际是那架班机只是在成都民用机场加油时，停了一会儿汪逆曾走了下来与陈公博密谈了几句，又上了原机飞往昆明。这件事经过几种传说便越说越神，越传越离奇了。
据周佛海告诉我，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曾留一封很长的信给蒋介石，不过是等他离开了中国国境后才送给蒋介石的，汪在这封信中，除了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艰难外，还说他之离开有不得已之苦衷，希望蒋谅解他，并再三强调：国土已沦丧大半，所剩后方几个省欲再撑持恐非易事，不如分途进行挽救祖国危急局面，故让蒋担任容易的方面，即继续抗战下去；他则担任最困难的方面，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实际上就是去搞所谓和平救国。周佛海说，汪在这封信中是说蒋介石继续主持抗日工作，将来不论是胜是败，凡参加过抗日的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去与敌言和，不论其如何苦心为国，必将落得个千古罪人之名。所以汪精卫认为为国家前途打算，只有和战并行，才是一条万全之策。这就是他们去当汉奸卖国贼的谬论。
周佛海说他偷偷离开重庆时，也留下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身边主持机要工作的陈布雷，请他等蒋出巡回来再转呈给蒋。信中也是说明自己离开重庆的苦衷，是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他与我谈话中说他很感难过的是只把他的老婆杨淑慧带走而把老母亲丢在重庆，被军统抓去当了人质，最后死在军统息烽监狱中。对这点，他几次都表示过十分伤心，还说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不忠不孝。
由于汪精卫和周佛海临叛逃前都有信留给了蒋介石，而且是赤裸裸地说明虽是分道扬镳，目的都是一样，所以当时许多人便传出了这是蒋汪在演双簧，一个在战场上唱红脸，一个则到敌人统治区去唱白脸。
有一次听周佛海在津津有味的丑表功，说他们是如何苦心救国不惜牺牲个人名节时，我曾禁不住脱口而出：“你们不怕老百姓骂你们是汉奸卖国贼吗？” 这句话刚一出口，我自己也感到太冒失而有点后悔。没想到他听到后也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在房中急急忙忙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冲着我，几乎是要大发脾气又极力忍下去的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我当时也做了一下准备，如果他要顶撞我，我也丝毫不会在一个汉奸面前示弱，会用更强硬的语言回击。我想顶多是不再和他聊天，没想到他可能也看出我那副做好准备的样子，而感到人在矮檐下，不敢不低头。他只是长叹一声之后，用略带牢骚的口吻，也是汉奸们常用以自我解嘲的语言尽力压低声音，但还是可听出比平日说话的声音大得多：“说我们是去当了为国人不能谅解的汉奸，我们承认，也有时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的，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呢？说实在的，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决不是我们，而是……” 一看到他那满腹委屈的样子，本来可能最后说有条件有权力卖国的是蒋介石集团，但他没有敢说出来。我本想再驳他几句，但一看到他已把头快垂到胸前，丁默邨也在外面长吁短叹，这些几个月前还可随意杀人的大汉奸今天已落到这可耻的下场，我也不愿再去刺激他们，便敷衍了几句就走了。虽然这次没有因这句话而和他闹翻脸，但也使我懂得：即使到了那种地步，这些人还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是汉奸卖国贼，还有一套为自己遮羞的谬论。
这封信使得蒋介石咬牙切齿，他立即把军统头子戴笠叫去，要他马上派遣一支暗杀队去河内将汪精卫杀掉。
我和周佛海谈话中另一个重点是汪精卫在河内遇刺未中的问题。因刺杀汪的主持人是我姐夫余乐醒，所以我对此案既熟悉又感兴趣，想从他口中得到另一些我不完全了解的情况。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命令戴笠派特务去河内行刺而误毙曾仲鸣，是故意做出的两人誓不两立的一种姿态，怕被人说成蒋汪是互为勾结有意派汪投敌的。其实，那次的确是蒋决心杀汪，一些有政治头脑而深知内幕的人也认为杀汪不是假而是真。蒋怕日本人得了汪之后，不再以蒋为对手进行和谈，故必须将汪除掉。
据周所了解的情况是，汪等三人到达河内后，即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朱培德在河内高朗街27号的寓所内，日本首相近卫文 得知这一消息，便于12月22日（汪抵河内四天之后） 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取消过去他所发表的 “今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交涉对象” 的声明。另提出所谓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三原则。我曾问周：“近卫改变声明，是不是由汪精卫向日方提出取消不与国民党政府为交涉对象，而转以可代表国民党的汪精卫为谈判对象？” 周对此既不肯承认也不加以否认，只含含糊糊地说：“近卫改变这一声明，可能是由于看到汪出走后才决定的，事前他没有听说先由汪主动提出过。” 他说，不过近卫声明发表后，他与随后追到河内的陈公博都与汪研究过好几次，拖了一个星期，汪才亲自起草了1000多字的一份长电发给重庆的蒋介石和国外许多新闻单位。这一电报即现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 （十二月廿九日在诗韵中为去声二十九韵，电报为了省字，便以韵目来代替）。由于它是在报上公开发表的，所以引起了国内外一片震惊。在这一电报中，汪精卫的面目便完全暴露出来了。
汪精卫公开与日本人合作
据我当时从军统了解到的情况，日本方面为什么能这么紧密配合汪精卫，在他出走后才几天就重新发表声明，“调整中日邦交方针”，主要是汪在重庆时，曾秘密派遣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科长董道宁，经香港去日本联系过。这两个 “日本通” 从抗战一开始就一直与日本有勾结。日方一向主张拉拢汪的大特务也有两个，一是日本 “南满铁路” 驻南京的代表西义显；另一是日本参谋本部的影佐祯昭。他们一向认为汪可以代表中国不主张抗日的投降势力，因汪不但是国民党副总裁，还是国民党国防会议副主席 （总裁和主席为蒋介石） 并兼任国民参政会的议长，是全国一人之下的人。所以，他一脱离重庆，日本方面便决定了要支持他。日本的陆相板垣还代表首相近卫写了一封信给汪，表示坚决支持新生的反共政权，要彻底消灭有共产党参与的抗日政府。所以，汪才敢于在艳电中公开提出要国民党政府根据日方三原则交换诚意，恢复和平，还特别强调日本既已改变主张，和平谈判之途径已开等一派投降论调。而当时重庆方面的主战与主和两派虽为此而展开过激烈争论，但由于人民抗战热情高涨，主和派也知道汪逆这种反共投敌的叛国行为得不到人民宽恕，最后才不得不同意于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决定 “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与此同时，却又让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去函劝汪要悬崖勒马，早日返回重庆……汪接信后马上回一信与孔。这两封信都没有公开，我只记得汪复孔的信中有两句是流传开了的，是说他主张投降 “是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这种侮辱国人之词，曾激起了主战派极大的愤怒。但蒋介石还是派汪逆系统中一向与汪私交较深的中央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劝说，请汪即使不回重庆也不要与日本人去合作。汪即向谷表示他愿去法国居住。谷正鼎回来向蒋转达后，蒋再次派谷去河内，除给汪和陈璧君等送去出国护照外，还送去一笔巨款劝他早日离开河内这一是非场合到法国去定居。结果，汪不但没有去法国的迹象，还暗中去策动云南地方当局脱离国民党中央而搞独立活动。当时军统派去云南和河内等处的特务，侦察到汪亲笔写了一信，从河内派人送往昆明云南最高负责人。送信的人无法直接送到收信人手中，要经过他的亲信机要秘书之手，这个人却是军统早就收买了的一个特务。他一看到这信，马上秘密启开拍成照片送交给军统云南省站。信的内容大致是说：“艳电主张已为日方所接受……弟久居河内，欲有所裨益于云南，待先生之布置已三月有余，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到时弟回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则事半而功倍……” 谁知这信让收信人看到之日，也是蒋介石同时看到之时。这是明明白白要在云南地方竖起反国民党中央和反蒋旗帜后，汪再返回云南，这样附和的人就会很多，蒋介石就无法应付了。
这封信使得蒋介石咬牙切齿，他立即把军统头子戴笠叫去，要他马上派遣一支暗杀队去河内将汪精卫杀掉。戴笠便派我姐夫余乐醒和陈恭澍负责这一工作。余乐醒刚从军统局临澧特务训练班副主任下来未安排工作，因他在苏联学过特务，在军统局中一向训练特务，是早年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生活多年，能操一口流利法语，去河内十分合适。他奉命后，即找我商量，要我为他选派可靠的行动特务。我推荐了当时在军统特务总队行动组工作的旧部陈邦国、程步云，这两人随我去上海工作时是很亡命的。余自己又挑选了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唐英杰，这是一个武术很好的山东人。陈恭澍也向戴笠要了在军统中一向搞暗杀的王鲁翘等三人，这个由这样几个人组成的特别行动组，由余、陈带领分批潜入河内。当时军统派在河内的特务许念曾、方炳西，都是国民党外交部驻河内领事馆的人员，他们便以重金在汪精卫居住的高朗街寓所斜对面租到一幢二层楼房，并买了一辆汽车，准备跟在汪的汽车后面，找机会在路上将汪干掉。每次都由余乐醒亲自驾车，怕雇用的人不可靠。余留法时在雷诺汽车厂实习多年，所以汽车开得很好，到河内后便考上了驾驶执照。他们驾车跟踪汪精卫时，有两次在路上本来可以很顺利完成任务，都因临时发生意外而失去机会。特别是有一次汪的汽车经过河内的达莫桥时，遇上这桥快要吊起来，让河中的船通过时，两岸所有汽车都得等在那里约半小时左右。那次他们紧迫在汪的汽车后面，只要一停车，汪车里的人都会被杀掉，一个也逃不了。而事情竟那么凑巧，汪所乘的汽车到达时，离停止通行还有一分多钟，便抢先过去了。等余乐醒开的车追上来，却被挡住了，失去了这一次机会。
正当他们准备另找机会下手时，军统又得到密报，日本方面已派特务犬养健从东京赶到河内，正在与汪商谈接汪去上海筹备组织伪政府。犬养健系日本大特务犬养穆堂之子，与汪早有勾结，汪也在做去上海的种种准备。军统在香港的特务也侦察到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和儿子曾孟济正准备离开香港去河内。从各方情况分析，汪随时有离开河内之可能。戴笠又被蒋介石叫去骂了一顿，便电责余乐醒、陈恭澍为何迟迟不执行杀汪命令，他们才决定于3月21日晚上冲入汪的寓所内进行暗杀。当时在高朗街住的人除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外，只有秘书陈国琦（陈璧君的侄儿） 和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以及两名警卫。余、陈两人都知道戴笠的脾气，如不执行而让汪走了，回去非受严厉处分不可。对于搞暗杀工作来说，在没有内线帮助又不熟悉对象家中环境的情况下，要进去搞暗杀是非常不利的。只因戴笠催促，故他们决定在晚间翻墙而入。
当天，他们观察了一个整天，汪没有出门，而是在寓所二楼那间较大的房内活动，便认定汪是住在那间房内，在半夜看到房内熄灯后，由王鲁翘率领唐英杰、陈邦国等五名特务越墙进去。余乐醒和陈恭澍则在对面房内观看动静。王在军统中一向是杀人不眨眼的行动员，经验丰富，其余五个也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在出发前，按照惯例，余、陈向他们每人敬酒一杯，再三叮嘱：一定要完成任务。六个特务也都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生还，而且都保证万一被捕决不供出余、陈两人和他们住的地方。王鲁翘临出门时还紧握余、陈两人的手，含着眼泪表示决心以死来报答军统多年培育之恩，并请他俩一定向戴笠报告，他为服从命令而无所畏惧，如死了，请加厚抚恤他的妻儿。
汪精卫与曾仲鸣 （右）、陈璧君 （左）
当时这六个特务的分工是两人在外面放风兼保卫掩护，四人从后花园墙上越人，又留下两人在下面警卫。王鲁翘带唐英杰直趋二楼那间白天看到汪在内的大房间，他们用力推门，里面闩得很紧没法推开，原来携带的一柄准备用来劈门的利斧，因翻墙时掉在花园草地上没有找到，便只好用枪柄将房门上面一块小玻璃打碎。这是平日用来看外面推敲门用的，里面还挂有一块绒布。这个小窗只有五寸见方而且较高，无法把手伸进去开门，只好用手电筒向里面照射以便射击。在打碎玻璃时，王鲁翘在外面已听出房内的人惊慌忙乱的声音，谁知又偏偏这么凑巧，平日他们看到汪精卫整天在里面活动的房间，那天却让给了曾仲鸣夫妇。因曾的妻子方君璧刚由香港到达河内，汪就让他们住在那里，自己搬到隔壁去住了。当特务在外推门时，方君璧睡在床边，早吓得滚下床来，钻到床下去了。曾仲鸣也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准备下床。特务从手电筒光中看到曾仲鸣光着的身子和汪精卫差不多，肯定是汪无疑，便两支手枪一齐从小窗口射了进去。当他们看到倒在床上的曾仲鸣鲜血大量涌出向床下直流，认定必死，才匆匆下楼。汪的两个住在楼下的警卫，一听到楼上的枪声，有一个刚一冲出房门，就被守卫在楼下的特务一枪击倒，那一个便紧关房门不敢出来。汪的秘书陈国琦也是听到枪响刚一探身出房，就被特务一枪击在手臂上也不敢出来了。等四名特务从里面逃出时，越南的巡警已闻枪声从四面包围过来。巡警们知道这些人都带了枪，都不敢靠近而是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除王鲁翘和唐英杰从小巷内逃掉外，陈邦国等四人不但街道不熟，更不懂越南话，只有拼命分散逃跑。而追的巡警越来越多，四人最后都跑得精疲力尽而晕倒，才被警察抓去。由于他们什么都不说，所以便囚禁在河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去越南受降时，军统才派员去大肆鼓吹，将四人作为爱国志士迎接出来。余乐醒等另外四人则在国民党驻河内领事馆的掩护下回到了重庆，被戴笠狠狠骂了一顿。
河内的报纸和越南通讯社于第二天发布消息，曾仲鸣被暴徒当场击毙，曾妻与秘书则只受轻伤。汪精卫夫妇在隔壁房内吓得直哆嗦，一直等到河内警察局局长赶来，他才敢开门出来。
汪精卫一向有糖尿病，自从1935年11月间在南京被刺未死，有一颗子弹尚留在体内未取出，所以很容易发肝火动气。曾仲鸣之死，他很清楚是成了他的替死鬼，曾是他最亲信的部下，曾的姐姐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老会员，与汪夫妇有很深的交情，曾妻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涛的胞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今一死一伤，汪气愤已极，为了对蒋介石进行反击，说明他主张 “和平救国”是得到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同意过的，便于五天之后，写了一篇题为 《举一个例》 的文章，在香港和国外及上海等沦陷区报纸上发表出来，当时曾引起国民党内从蒋介石到基层干部与老百姓的极大震惊。汪在文内把抗日战争开始不久，1937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汉口中央银行会议室里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中所讨论的关于准备与日本和谈的内幕重点抖了出来，以证明他发表的艳电是有根据的。那次会议是汪以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身份主持的，出席的常委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列席的有陈果夫、陈布雷、徐谟等。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会议主题是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调停中日战争中，接到德国应日本方面要求，转达中国政府的七个条件，其中有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国民党军队的不驻兵区、扩大上海停战区、共同反共、停止排日等，与他的艳电所主张的并无多大差别。而且这些条件，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听了也认为可以考虑接受，并立即要徐谟陪陶德曼去南京和他面谈。汪精卫也跟着赶到南京，并与在南京的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军事将领，应召一同与蒋商谈。对于日方提出的七个条件，蒋表示：德国愿意调停，不应拒绝。而日方提出的七条，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不过华北虽不驻军，但政权仍应保留，并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由于日方军人不愿停止进攻，陶德曼的调停没有结果。文中还有后来退到重庆，还是准备继续与日谈和等内容。一大堆为外界所不知道的一段丑闻内幕公布出来后，在国民党内部曾发生过很大很久的骚动。不少人便攻击戴笠和军统，说这一暗杀激怒了汪精卫，才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抖了出来，特别是几天以后汪精卫离开河内去了上海，这时攻击军统和戴笠的人就更多了，都说如果不去打这几枪，汪精卫便会去法国而不致去上海。因为在上海显然是要组织伪政府与重庆对抗。另有不少人却说这是蒋汪在做戏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看的，故意打死曾仲鸣而使汪去投敌，就不会使日方怀疑。关于这一点，我曾问过我姐夫余乐醒，也询问过当时河内的总领事许念曾，以及胜利后从越南释放回来，由我推荐去的陈邦国、程步云，都说不是故意打死曾仲鸣而不打死汪精卫，那次的任务和目标的确是去杀汪的，误中 “副车”，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35年11月遇刺后的汪精卫
戴笠正在重庆受到各方面攻击时，幸好传来日本派人秘密护送汪去上海的情报，证明汪去上海，是与日方早已勾结谈判过的预谋，即使不打死曾仲鸣，汪也不会去法国。
日本首相竟接见了张彬人，并当面表示，希望汪能早日出面组成一个有威望的伪政府。当张把这一情况向周佛海汇报后，周和汪都感到是莫大荣幸。
据周佛海告诉我，汪精卫去河内不久，日本即已派特务头子影佐祯昭与汪在香港的一些骨干取得了联系。当时去香港的几个汪的得力分子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都住在香港荷李活道49 号汪的对外联络处，影佐曾多次去与这些人联系，日方急盼汪早去上海和南京筹组伪政府。汪在河内则经常与影佐派遣的犬养健有密切联系，当时日方怕国民党的特务发觉，并避免引起法国方面的注意，犬养健与其手下人都化装在河畔垂钓，汪派去之人员也装作垂钓，借以
影佐祯昭
进行交谈和交换文件。汪已同意先去上海，正在这时，发生了打死曾仲鸣的事件。日方即警告汪如再不走，军统还会派特务去打死他，只有去上海，日方才能保证他的安全。汪也感到再留在河内，危险性很大，希望早日离开。日方特务机关又拟采用在天津用过的、悄悄把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弄去东北的老办法，让汪精卫夫妇坐在一个大木箱内，在河内装上日本商船，当成货物一样运走。汪听了非常生气，曾坚决表示：宁可留河内被人打死，也不能让别人把他当成货物一样偷偷吊装到船上去。由于汪的态度很坚决，日本特务机关才决定让汪先秘密离开高朗街，避居到日本特务安排的河内附近一座小山上的别墅内，等日本派大船来河内将其接走。不久，影佐祯昭便从日本乘坐了一艘大货轮 “北光丸” 去越南了。不料由于船大不能停靠河内码头，只能停泊在红河口，无法开进去，最后只好临时租了一条100多吨的小船，于1939年5月7日半夜，汪上船悄悄离开了河内。汪和陈璧君坐上小船后还提心吊胆，害怕军统特务在红河中拦击，如这样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不料，小船驶到红河入海处却找不到 “北光丸”，这一下可把汪气坏了，也急坏了。陪同他一起上船的日本特务犬养健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赶忙上岸去联系，后来找到等在那里的特务，才知道影佐也害怕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已将 “北光丸” 驶往北部湾海面等他们，要他们赶快开去。那艘100多吨的小船向北部湾行驶时，虽没遇上大风，却也颠簸异常，汪精卫一直发脾气摔茶杯，但由于已落入日本特务手中，无论怎样吵也得听人摆布，只好躺在床上生闷气。这艘小船摇晃了100多海里才找到了等在那里的 “北光丸”。影佐把汪扶上大船后，一再解释：因红河口停泊的船多，怕人发觉引来麻烦，所以临时决定到北部湾。汪虽对此气愤已极，但也别无办法，只好和影佐敷衍一顿，随船直驶上海。这一情报被军统获悉后，在重庆作了内部公布，有些过去把汪去上海投敌而没有去法国的责任都归咎到军统和戴笠头上的人，看了后才没有再责难。
汪精卫等人到达上海后，影佐和日本上海驻军及特务机关研究了很久，把汪等安排在虹口地区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北四川路底一座花园洋房内。汪精卫认为在那个地区活动处处会受到日军的限制太不方便，一再表示要迁出那里才能有所发展。日本方面也希望汪能尽快组成一像样的伪政府，也同意他可以迁出虹口地区，于是很快又找到了英租界的愚园路1136弄口一座大花园洋房。汪夫妇和周佛海、褚民谊等都搬了进去。这所大洋房是原国民党交通部长后任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的，是王任大厦大学校长时期，与该校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特建此豪华住宅作为藏娇金屋的所在。上海战事发生后，王离沪，这房一直空着无人住。汪搬去后，立即在花园四周修建了瞭望台，墙上加了铁丝网，保卫十分严密。汪精卫就在这里指挥筹组伪政府的工作，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周佛海等又设法把附近一些房屋占了下来，这一带便形成了各种残渣余孽们求名求利和出卖自己灵魂与人格的交易场所。从满清的遗老遗少到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武将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们，每天都像苍蝇一样在这里飞来飞去，好不热闹。
当时他们的活动经费，是日本方面同意将抗日战争以来被日本冻结的中国关税中发还一部分、由日本正金银行支付的，名目是 “和平运动” 的开支。另外，上海一些有意与伪组织合作的帮会头目，如张啸林、季云卿等，也经常自愿提供一些费用。
汪精卫在上海筹建伪政权之前，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公开名称叫“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任务一是为了保卫汪精卫和周佛海等叛国诸逆的安全，害怕再发生 “河内事件”；二是搜集情报和搜罗附逆分子；三是通过这一组织去筹措经费。周佛海自己常向我表示：他很懂得，办一切事都要花钱，只要有钱就有权有势。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汪逆身边主管财政的人，向日本正金银行去领钱和领出的钱如何开支，都是由他负责的，这个最先成立的 “特务委员会” 便由他担任主任委员。下设的 “特工总部”，在英租界极司斐尔路76号。这所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安徽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也和愚园路1136弄一样，是英租界在沪西的越界筑路，路面归英租界管理，路旁的房屋却又是属中国主权的，这是过去上海特有的畸形现象。
汪伪特工总部原址——极司斐尔路76号 （今万航渡路435号）
早在汪等去上海之前，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不久，日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于1939年到了上海，在梁逆鸿志等组织 “维新政府” 时代，土肥原即已收容了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在上海忆定盘路诸安滨10 号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李原为“中统” （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 一个中级骨干，曾去苏联学习过，本为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当了中统特务，因利用职权搞贪污，受到处分后不满，由重庆逃到香港，经人介绍结识了土肥原，被任为上海日特机关中一个小单位领导，经常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为日本人搜集情报和发展特务。“中统” 头子徐恩曾，很想利用这一关系去搞对日情报活动，派该局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到香港找李士群，想说服他为 “中统” 继续工作。丁是李过去的上级领导，与李也有一点私交。可是丁到香港很久没有找到李。当时，李在上海的工作越来越发展，已不常在香港，丁却在香港遇到了周佛海。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是部长级领导，且是 “CC” 系十名最高骨干之一。丁又是周的老部下，所以经周一劝说，丁不但不再找李士群为 “中统” 工作，自己反而随同周佛海到了上海，与李士群合伙了。由于丁过去地位比李高，所以 “76号” 特工总部成立后，丁默邨当了主任，李士群甘愿当他的副主任，原在忆定盘路的那个特务机关也并了进去。这个特工总部搜罗了在沦陷区的不少败类，在上海几年中，真是坏事干尽。几十年后，人们对他们当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仍愤恨不已。
在 “76号” 中，除丁、李外，还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下属几个行动大队长，更是一个比一个凶恶，尤以其中军统投顺去的林之江、王天木、万里浪和 “中统” 的胡均鹤以及原在公共租界的特警潘达、戴昌龄，和几个帮会分子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为最著。仅以吴四宝为例，他原是流氓出身，开过汽车，没有文化，但身体魁梧，体重达150余磅。他生来野蛮成性，只要博得上司欢心，他几乎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的。他曾带人把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内几十名职工在一小时内全部杀死，老少一个不留。在中国银行营业厅放置定时炸弹，炸死十多人。这些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的老婆佘爱珍，也是一只母大虫，专门审讯搜查女犯。他俩在审讯被捕的爱国人士时，只要两三句话不合他们心意，马上一顿皮鞭，打得皮开肉绽。当时上海人民恨 “76号” 这些凶神恶煞，并不亚于恨日本宪兵、特务。
汪精卫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内大部分主战人士，还希望他能悬崖勒马，不要自绝于国人，并通过很多渠道去劝说他，他均置之不理。蒋介石又命戴笠倾全力去暗杀他，汪也特别提防，除与他有深切关系的人外，一概不见客人，更不出头露面，暗地里却叫周佛海与日本积极进行商谈。军统虽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去，执行暗杀汪的特务却都失败了。有的被 “76号” 抓去处死了，有的投降了。蒋介石为此十分生气，怒骂戴笠：“太不中用！” 这个一贯自认为擅长搞暗杀的恶魔，也不得不经常在军统局的 “纪念周” 或在会议上大骂特务们 “太不中用！”
日本方面很希望汪精卫早日出山，因为 “维新” 和 “临时” 等伪政府的梁鸿志等傀儡实在没有什么号召力，虽然他们俯首帖耳甘心为虎作伥，但作用不大，所以才不惜花大气力把汪弄了出来。汪在上海却先来一个装腔作势，采用欲擒故纵之术，故意向日方透露出重庆正在极力争取他回去的消息。于是，影佐和犬养便力劝周佛海去东京一趟，以便直接去和有关负责人商谈。周也故作姿态，自己不去而派他一个老朋友张彬人随犬养去日，没有料到日首相平沼竟接见了张彬人，并当面表示：希望汪能早日出面组成一个有威望的伪政府。当张把这一情况从电话中向周佛海汇报后，周和汪精卫都感到是莫大荣幸。特别是张拿了平沼首相邀请汪赴日面谈的信回到上海后，周佛海便极力主张汪应当接受邀请赴日，以增加身价。
1939年6月中旬，汪精卫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亲信，在影佐祯昭陪同下，乘坐日本派来的专机飞往东京。平沼派人到机场迎接，还亲自去汪下榻的宾馆拜会了汪。第二天，平沼与汪进行了一次 “恳谈”，同意汪逆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身份在南京建立政府，成立军队接管日军所占领之华东华中领土，以便把这些地区的日占领军抽出，这些地区便可全部交给汪领导的伪组织去统治，今后继续占领的地区，一俟军事状况结束也交给汪。当时双方都保证暂不对外公布这一消息，可是汪逆等人悄悄回上海后，军统已得到了这一情况，蒋介石便指示将这一情况在重庆报上公布出来。同时，对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四逆明令通缉，罪名是 “叛国投敌有据”。汪精卫和周佛海都非常吃惊，周佛海曾命令 “76号” 特务组织迅速查明是什么人泄露的。虽然他们感到有点惊慌，但决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更积极进行卖国活动，直到他们上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还都南京” 的丑剧为止。
我在和周佛海谈到过去许多重大事件时，总感到周对随汪投敌不但不认为是叛国投敌的丑行，有时还用很得意的口吻来大谈特谈。我虽认为他太不知耻，但为了想要了解一些内幕，也不便去反驳他。他一直吹嘘他在汪身边的重要性，使汪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地问他：“是不是你因为更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汪才那样言听计从？” 他毫不考虑即回答我：“当然是这样！” 因为汪有些事还不便和日本人去直接交涉，都是通过他先去联系的，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是 “真正” 的 “日本通”。
有次周佛海用发牢骚的语气和我谈道：在汪伪政权中，还有不少人说他是“CC” 系派来的，因他过去与汪逆的改组派向无渊源。汪过去的亲信褚民谊等还常在汪面前说他的坏话攻击他，幸而他懂得 “钱能通神”，一直掌握汪伪政权的经济，所以，许多人即使不满意他，还不敢公开和他闹翻，怕他不给钱。
他在和我谈到曾仲鸣被军统打死时，表现出很庆幸。他肯定曾如不死，他和曾在许多问题上一定会相处不好，汪会更相信曾。我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那你得感谢我们帮你扫清道路了。” 他也笑笑说：“这是各人的命不同，曾没有这份福气。” 他怎会知道，人民对曾的评价和对他的评价是那样不同呢？
杨淑慧到重庆决心和周佛海共患难，但没有多久，军统就逼她把财产交出来，又把她从重庆押回上海，到一些银行保险柜取出金条、美钞、珠宝玉石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财物。另有不少房地产，她也都献了出来。
周佛海到了重庆以后，因为不能与外界接触，能去看他的只有毛人凤、潘其武和我等几个人，所以他见到我们时，总是希望了解一点蒋介石将怎样处理他。毛人凤有次笑着对我说，他去看周的时候，周一再希望毛能在戴笠面前为他美言几句，早日得到一个确讯：对他怎样安排？毛说这人太无自知之明了，并说他过去搞了那么多钱，连一半都没有能拿出来，谁还会给他说话？没过几天，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也被军统从上海送到了重庆与周佛海囚禁在一起。我知道杨淑慧对军统处理周佛海十分不满，她在周被解送重庆后，在上海向许多熟人说过：周在抗战时对国民党和军统都做了不少的事，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他当时除了敢对她说一点外，谁都不让知道。所以，她经常为此而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想到胜利后，不但不认为周是立过大功的人，反而把他作为罪人囚禁起来，这是过河拆桥，太令人伤心了。谁知更使她伤心的是，军统把她从上海送到重庆的主要目的，不是她所想的是因她请求愿与周佛海一同坐牢共患难，而是认为她还有大笔财产没有交出来，把她押到重庆是向她勒索财物的。我不愿去见她和周佛海，怕这两位老乡向我发牢骚，我只从我派去照料他们生活的侯科长口中得到一些情况。
杨淑慧到重庆的第二天，就把她的弟弟杨惺华和丁默邨、罗君强都骂了一顿，说他们没有良心，到今天反过来不但不好好安慰周佛海，还对周责难，甚至说出是周害了他们。她质问他们：你们过去靠他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不是那样感激涕零吗？怎么今天反来怨他害了你们？特别是对杨惺华，她骂得更凶，还是周佛海一再劝阻才慢慢好了一些。我当时对周佛海在那种情势下，仍不忘记把这些人带在身边，不让他们留在上海过其他汉奸一样的苦日子，感到已很够交情了。我去看他们时，表面上还都可以过得去，而侯科长早就告诉我，他们对周佛海很不客气。我因不愿过问他们之间的事，所以没有劝过他们，只把听到的一些可笑的事与毛人凤等作为笑料来说。有次我听说周佛海感到有些上火，请侯科长去叫人买些中药 “六一散”。那是一种清火降热的常用冲剂，勤务兵买来后就放在桌子上，因看周佛海在睡午觉，没有叫醒他。等他醒来问勤务兵，知道已买回而被别人拿去冲服了，很不高兴。当时他们之间就为这点价值几毛钱的东西吵了起来。侯科长打电话告诉我，我叫他立刻再去多买些，每人给他们几包。毛人凤听了，连连大笑几声，说想不到这些过去一掷万金的人，今天会为几毛钱的东西而争吵。
杨淑慧到重庆决心和周佛海共患难，但没有多久，军统就逼她把财产交出来，又把她从重庆押到上海，到一些银行的保险柜取金条美钞，我只听说，又取出可值几百万美元的财物，除黄金、美钞、珠宝玉石等外，还有不少房地产。这是没有被军统查出的逆产，她都献了出来，但并没有因为这样再让她去重庆陪伴周佛海，她更加感到气愤，成天发牢骚。有些小特务也去找她的麻烦，想再从她身上刮点油水，她这才感到做汉奸老婆的苦恼。
周佛海对住在白公馆逐渐烦躁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常常从照顾他们生活的勤杂人员口中，听出这里过去是座可怕的监狱，死过不少的人。当侯科长把这一情况告诉我后，毛人凤很生气，让侯科长把原来的勤杂人员全部撤换，并用很严厉的办法处理了两个爱和他们聊天的勤务兵，有一个差点被打死。这样一来，换去的人都不敢再和他们聊天了。
我把周佛海等对长住白公馆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告诉戴笠后，他把眼一瞪，气愤愤地说：还要怎样招待他们？难道要替他们恢复过去在上海、南京的待遇吗？我看他那么不高兴，知道他对这些不但再无用处而且还是累赘的人早不感兴趣了，便站起身要走。他把手向下压了两下，我知道这是他要我留下的习惯动作，我便又坐下来让他考虑。他搔了几下头皮，才告诉我：可以把原来中美所副主任美特梅乐斯和参谋长贝乐利住的那一排十来间平房收拾一下，把周佛海等搬到那里去住。不过外围警卫要加强，可由原来的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再增加一个排，生活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一些。临走他又关照我，听到他们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回答他们，要随时告诉他。
周等搬去之后，我又去看过他们，周认为比在白公馆好得多。在白公馆只有一个小院供他们散步，而且要从楼上下去，每次下楼都得先与管理的人员打招呼，站在楼门口的两个便衣警卫才同意他们下去，否则会遭到有礼貌的拒绝。他们总是客气地说：“请等一等，我去请示一下。” 等他们请示回来，才放他们下去。这样，他们宁可在楼上活动，也不轻易去碰钉子。而梅乐斯原来住的这座平房，房间里面安装有新式卫生设备，不用像在白公馆上厕所那样不方便，而且可以在四面有竹篱的院内随意走动，空气也清新得多。因这里四面都有松林，并且鸟语花香，周再也没有坐牢的感觉了。
过去总是我向他们提出些问题，请他们解答，自搬迁之后，他们也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了。周佛海问我：“为什么军统在河内刺汪之前，要派特务在香港去刺杀林柏生？” 这件事我知道一点，便告诉他，那是知道他们在香港没有回重庆的打算，为了杀一儆百，便决定先杀一两个来警告他们，不一定是林柏生，别的几个住在荷李活道的人只要有机会就干掉。那次认为林柏生很适合，结果却没有能击中，反而打草惊蛇，他们不久都纷纷跑到河内去了。周佛海认为那次他太庆幸了，因为他活动最多，几乎成天往外奔走，找他的人也多。当时他思想上完全没有戒备，以为在香港地区，特务不敢胡来。林柏生被打了两枪而没有打中后，他才警惕起来。我一句话几乎冲到了嘴边又压回去了。我本想说：“那次要把你打死了，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身败名裂的地步了。” 因为曾仲鸣虽在汪精卫身边被打死，但却没有把他定为汉奸。
还有一次，周佛海指指在隔壁房内咳嗽很厉害的丁默邨，小声问我：“默邨和戴先生也早有联系，为什么你们还要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小姐来搞这种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的？” 我听后对这件事完全不了解，只说丁与军统的关系不及周与军统的关系，为什么要杀丁，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小姐去搞这一工作。周听了我的回答才告诉了我这一简单经过。他说那个女孩子叫郑萍如，是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设在上海） 首席检察官郑某之女，在上海法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还不到20岁，长得非常漂亮，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被丁默邨看中了。和丁发生关系不久，有天她搭乘丁的汽车外出，路过静安寺路一家大皮货店时，要丁挑一件皮大衣给她。丁同意了，下车一看，皮货店附近有两个人正在注视他，他估计可能发生意外，因当时军统在上海已打死了几名汉奸，但仍故作镇静陪同郑进入商店，立即又从另一门冲出跑到他的保险汽车旁。他每次停车下来，总是要司机不要熄火，随时可以启动。那两个人果然是军统特务，原来估计他进入商店，总得停留一下，没想到他一进入立即又冲出来，所以等到发觉他跑向汽车时，才抽出枪来，一连打了几枪，他已躲进汽车开走，只在汽车门上留下了几个浅浅的弹痕。他回去后找了几个特务一研究，肯定是郑萍如约好了军统特务在那里想干掉他。他本来要立即把郑拘捕，可是想找到她的有关上级，便不动声色，只派出一批特务在她住的吕班路万宜坊和她读书的法国学校去监视侦察。第二天，郑还打电话慰问丁，说真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意外事件，接着还和过去一样到 “76 号” 去找丁。丁表面上还和她敷衍，却不敢再和她外出。因为她生得太美，丁真不想丢掉她。可是丁默邨的老婆联合了周佛海等人的老婆，一致提出非严办郑不可，这才把郑逮捕起来。另一军统投敌特务林之江，也是色中饿鬼，一看到这小美人，便自告奋勇，愿意设法把她的上级关系查出来，但要交他带回去慢慢侦讯，不能关押在 “76号” 监狱内。丁当然同意了。过了几天，毫无结果，许多人都担心林也被迷住了。丁默邨老婆等人便又提出：立即把郑萍如枪决，以免留下后患。周佛海也只好同意了，下令让林之江马上执行。据林之江身边的特务说，林确实被她迷住了，还准备带她逃走，到执行枪决时，她还拉着林的手说：“再不带我走你会后悔的。” 由于派去监督的人一再催促，林才背过脸去，让他们把她拖走打死了。我听完这一经过，曾到军统人事处去查询郑萍如的档案，主管的科长告诉我，军统名单中并无此人。后来我问上海的人事负责人，也说没有这个人。我很生气，说为了我们的工作，人都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保存，太不应该了！后来他们才去清查当时在上海干潜伏的几个特务，方弄清楚，郑萍如只是军统的一个 “运用人员”，还没有让她填表正式加入军统。我便向军统人事处提出，这才把她补上作为军统在抗战时，在沦陷区殉职的烈士。据认识她的特务告诉我说：她完全是出于爱国和好奇，才去干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的。
因谋刺丁默邨未果，英勇就义的郑萍如
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谁也没有心思去告诉周佛海这些人，但他们从报上看到之后，据侯科长告诉我，周竟放声大哭，连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那一天连饭都吃不下去。杨惺华再三劝他，他还是不停地哭。据说，他过去接到戴笠打给他的一个他母亲病逝的电报也不过哭了几声，不过，他却坚持要在沦陷区几家大报发 “讣告”。有人提醒他：如果日本特务质问 “这消息是从何而得来”，不是会暴露有重庆地下电台在为他传消息吗？他曾气愤地说：管不了这许多了，还是照样发了讣告，举办了丧事。在他披麻带孝时，也没有戴笠死讯传来哭得那样久、那样伤心。
我问毛人凤：“为什么要把周由重庆送到南京，不一样都是由军统看守吗？” 他说，送回南京是要把他们交法院去判刑，往法院一送，就没有我们的事了。我一听就感到有点说不过去，周为军统做了不少事，今天却撒手不管了。
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再也没有去考虑如何照顾周佛海等人了。他们在重庆被优待了一年之后，1946 年9 月17 日便由重庆杨家山原来的梅乐斯公馆，解送到南京军统设在南京宁海路21号的看守所，作为重要汉奸囚禁起来。这座房屋原来是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的私宅，沦陷后，被汪伪上海的特工总部占据，作为南京站。军统于胜利后接收，有几个大特务想作住宅，一听到曾在这里杀害过不少爱国人士，便都不敢要而改作看守所。这座房子前院大后院小，共有三四十间，周佛海关在后院，我去看时，他与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同囚一室。抗战前，我在上海兼的公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行动组长，卢英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长，不但常在一起开过会，而且为了一些案件彼此争功时还吵闹过，所以他一看到我佩戴少将领章，一改过去彼此怒目相向的面容，一个劲地奉承我。我问了问周佛海的生活情况后，他指指卢英，一看就知道他讨厌这人，我立即关照陪在我身边的看守所长，马上把卢英迁到别的房间去，让周佛海一人住一间。因为这些小事，用不着找毛人凤商量，我就处理了。周对这样一件事，也表示感激异常，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他对戴笠之死的悲痛心情。
看过周佛海，我回到保密局见了毛人凤，便问他：“为什么要把周等由重庆送到南京？不一样都是由军统局看守吗？” 他说送回南京是要把他们交法院去判刑，因为郑介民不敢负责再把他们留在重庆，将来往法院一送，就没有我们的事了。我一听就感到有点说不过去。周佛海真为军统做了不少的事，胜利后还保全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没让多年包围在这些大城市附近的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力量进驻接收，总可以将功抵过了，今天却撒手不管。但我又不便于说，怕别人说我包庇汉奸，我便没有再和毛人凤说下去，起身便走。毛人凤又把我叫住，并让我把他办公室的门关上，才走到我身旁，轻声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检举，周佛海的妻子托人送了一大笔黄金给了郑介民的老婆，要我去查查有没有这回事。” 我去上海和南京找了一些人问了一下，都只是听说有这回事，但给了多少，谁经手的，却没有查出来。
周佛海等解到南京一个月左右便移交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开庭，由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自任审判长，临时借用夫子庙大殿作为法庭。那天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对周佛海的起诉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而周逆却强词夺理说他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 到后一阶段便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 并举出他一直与戴笠、蒋伯诚 （蒋介石抗战时派驻上海的秘密代表）、吴开先等有密切联系，而且到了后来几乎是根据重庆的命令在工作……虽然旁听席上不少人为他的辩护而鼓掌，但最后审判长还是严词驳斥了他这些无耻的自我丑表功，并宣布改日再进行宣判。
同年11月7日再次开庭时，改在高等法院刑庭，并限制了旁听人数，怕发生意外。因为上次他举出了在任伪政府统治时期的物价，比当时国民党统治下还要稳定一些，这些是深得一些人的同情的。因国民党于胜利还都南京后，物价猛涨，接收的官员大搞 “五子登科”，越来越使人民产生了还不如伪政府统治时期比较好一些的各种反感。据说，这也是促成判处他死刑的一个原因。法庭说他还在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所以当天便宣布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当场表示了不服这一判决，后来他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仍维持原判。
有一天毛人凤告诉我，说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就住在保密局附近成贤街某号，要我去看看她，我去一看，真没有想到她住在那样两间破房子里，见我去还吓一跳，以为还要逼她交财产。我把毛人凤要我去看她说出后，她表示万分感激，希望能见见毛。她唯一希望是能把周佛海的死刑改判。我在谈话中暗示她，如果谁得了她的金条，这个时候就不应再有什么顾虑而跑去找他们拼了，因为反正已判了，不能再加刑。如不能达到减刑的目的，索性把它闹通天，救不了人，拿到的金条至少要退还。她听了频频点头。我又借机会追问她，究竟谁拿了她的大量金条。她一下泪流满面，却迟迟不肯说出来，只吞吞吐吐地说：谢谢您的指点，我豁出性命来也要试试看。从这句话中可以理解到确有人拿过她的金条，但她不敢说。我便和她扯了些别的话，她才打开话匣子说：她过去老是担心一旦日本人失败，会无路可走，周佛海常安慰她，说与重庆早有联系，并把他与重庆联系的化名叫 “蒋信”，也告诉了她，取这个化名就是希望蒋介石信任他，没想到结果给判了死刑。她还说胜利时，周佛海可以调动几十万伪军，如果他不接受重庆的委任做什么京沪行动总指挥，带着这几十万人去投共产党，把京、沪、杭也交给共产党接收，她相信决不会不给他将功抵罪，绝对不至于判他死刑……我看她越谈牢骚越多，便引她谈她们的家庭情况，她说，周佛海过去家庭很贫穷，靠他自己努力，也得她父亲杨卓茂不少的帮助。她父亲是早年留美学生，自己虽未做过什么大官，认识的达官贵人却不少，对周佛海很有好处，周对之也与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最后她还谈到周在未投敌前，生活比较严肃，与她感情很好。投敌后，大家都是那样醉生梦死，过一天便享受一天。周不但在南京、上海有了外室，连他常去的日本也有一个日本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她说到这些又很气愤，不过她还是很安慰，因为不管怎样，周对她始终是很好的，没有因为有外室而对她不如过去，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为周保全一条命而奔走。她希望我回去告诉毛人凤，不但要求毛接见她，还请求毛带她去见见蒋介石。我回去把这些都告诉毛人凤之后，他只笑笑说：“见见我还可以，要我带她去见蒋老先生，就是戴 （笠） 先生在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
虽然我再没有去见她，但却听到不少关于她到处去活动的事，甚至有人相信，毛人凤真的带她去见过蒋介石。而更多的是她扭着那个拿了她大批金条送给郑介民老婆的人去拼命，非要带他去找郑介民老婆，吓得郑的老婆躲到汉口老家去了。
事情却也出人意料，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果然用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了一道特赦令，说明周佛海在1942年以后，即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但在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故准将该犯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在当时还是第一个获得这种特赦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是 “钱可通神”。汪逆政府的财神爷的黄金美钞毕竟比别人多，特别是丁默邨的家属更认为丁比周的罪小，而且也同样为军统工作过。胜利后，戴笠把他和周佛海等一同送到重庆保护，为什么能免周一死而不能免丁一死？还有一些港澳记者与反蒋文人都对这一“特赦令” 做过仔细研究，认为特赦令中说周 “屡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十分荒唐可笑。因周当时身在沦陷区，只能暗中联系，怎么能 “明令允准”？而更可笑的是说周 “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 查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8月10日即正式宣布接受 《波茨坦宣言》，日皇于8月14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周在8 月19 日日本已投降五天后才 “准备事实表现”，真是破绽百出。难怪其他被处死的汉奸家属不服，并且给许多人找出指责的借口。
周佛海虽然被免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精神上的压力仍很大。当时他已5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很希望能 “保外就医”，却没有得到批准，便认为只能瘐毙狱中了。毛人凤又要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宽慰他，说将来还有希望可以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他听了也只勉强笑了一笑。第二次是他病重时我又去看过他，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过去他虽做了一些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国家的事，但对蒋介石和戴笠是尽了一切力量的。他泪眼模糊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他如果死去，希望能在他尸体上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就万分感激、无限安慰了。我当时还认为这不算是什么大事，虽没有当面答应他，但愿意为他去请示一下。如果准许了，下次就把国旗带来放存在他那里，准备以后可以用上。当我回去和毛人凤一谈，他马上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连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我还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给死人身上盖面国旗算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这话一出，他便站了起来用很生气的口吻说：“过去戴先生常说你年轻没有政治经验，这件事你就不懂得利害。我们同意给他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最高法院提出来，谁把他的汉奸帽子摘掉而把他作为国家的功臣的？那我们怎样回答？这不是件小事，你太不重视这一分寸了……” 他说了一大堆，我似懂非懂地答复他一句：“不给他，他自己买一面就行了。” 说完我就很快起身走了。他追到门口大声把我叫回去，要我告诉周佛海，就说他的请求没有批准，不准他死后盖国旗，这话刚说完，他又改口说，你就告诉他，这种事你做不了主，已代他向上面请求去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为什么不趁这机会问问他，他老婆被什么人敲诈去大量金条？相信你问他他会肯讲的。毛人凤要我去追问周佛海这件行贿的事，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正要我从各方面去搜集郑介民的贪污不法的材料，准备把郑介民这个局长搞掉，取而代之。我当时是他这一阴谋的主要支持者，搜集到郑介民不少的贪污材料，他还嫌不够置郑于垮台的地步，所以希望再从周佛海口中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由于他不同意给周佛海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我便没有好意思再去看周佛海，当然也没有法子按毛人凤指示让周说出谁得了他老婆的黄金。我只是回复毛人凤说：周不知道他老婆拿了多少黄金给什么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疑案，谁也不敢说，但又知道有这么回事。直到解放后我去上海参观才弄清楚：是上海一个与郑介民老婆做生意的姓吴的商人，直接找到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说戴笠死后，军统局 （后改保密局） 局长是由郑介民担任了，只有通过郑介民，周佛海才能免去一死。杨淑慧听了认为这是最可靠的救命恩人，但吴某一开口就要500根条子 （5000两黄金）。杨淑慧表示，即使把所有的亲友财产全部要来也不会有十分之一。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150根条子 （1500两黄金） 达成协议：吴某从中取去50根而把100根交给了郑介民的老婆。杨满以为这一下会和戴笠去世前一样，把周佛海保了起来，结果周被判处死刑。经杨淑慧找到吴某去拼命，郑介民老婆虽然躲开，但还是硬逼郑介民去活动，直到蒋介石下令特赦免死而改无期徒刑，杨淑慧才没有把这件事捅穿。我过去问她，她一直不肯说。最使我吃惊的是解放后，杨淑慧还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捐献了在愚园路柳林街一座花园洋房，那样抄查追缴勒索，她手中还保存了这样一处房屋。据说这是抗战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为了拉拢周而赠送给周佛海的，因为周那时正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故不为外人所知。就连汪逆等由河内逃到上海，在愚园路1136弄王伯群住所作为基地，周等在附近找房屋时，也没有使用近在咫尺的房屋，直到解放后才捐献出来，真有她的一套。
1948年2月初，监狱方面不断传出周佛海病危的消息，到后来据说已瘦得连注射都无下针处，只剩得一身皮包骨。杨淑慧还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仍未得到批准。拖到2月28日，周瘐毙狱中，移葬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那天去送葬的，只有他生前在南京、上海的汽车司机、警卫、厨师。据杨淑慧后来对人说，朋友和旧同事中只有一位搞新闻工作的金雄白，他还是刚刚从军统的看守所释放不久，其余的人都不敢沾边。那些过去跟他工作的司机等20多人，却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像生前服侍他一样，边哭边把那口薄棺轻轻放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