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元旦社论公开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要开展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1月7日，一篇关于北京大学的报道更加明确地提出，“去年7、8、9三个月，资产阶级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斗争矛头进一步明确。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文章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纲领”，“‘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次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就是不久前复出并且以非凡的魄力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
◎毛泽东：“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风庆轮事件”，邓小平与“四人帮”公开激烈冲突
◎王洪文长沙告状：“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
◎毛泽东警告“四人帮”，称邓小平“人才难得”
◎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主导的政府阵容
◎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江青：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毛泽东再批“四人帮”
◎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邓小平的复出和在短时间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同样在短时间内被重新打倒和政治地位的丧失，是70年代中期的重要事件。这个过程是与政治上的激烈斗争密切相关的。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但同被“永远开除党籍”的刘少奇相比，境遇要好一些，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进行了有限度的修正。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了陈毅的历史贡献，毛泽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肯定了自己与老干部们的政治联系。
毛泽东还提到了邓小平。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批语：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联。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县团级。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在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上更多地依靠周恩来。但是，对于周恩来的温和与务实的政治倾向，毛泽东并不那么放心，而周恩来在批林中的批极左思潮的政治态度和措施，更是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急切需要一位可以信赖的、并且在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发挥作用。这样的政治机遇落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邓小平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几个月后，邓小平的地位有了突出的变化。
“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与周恩来有关的。1973年5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11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接着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12月，毛泽东又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这样高密度地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实在是不寻常的。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邓小平的新的职务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4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成员的谈话中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25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对邓小平作出这样高密度的评论，这也是不寻常的。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后，周恩来的病情日渐严重，“批林批孔”运动日益升级。同时，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也经常持批评的态度。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邓小平与“四人帮”集团因“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发生激烈争论。当夜，“四人帮”紧急商议对策，决定次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
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然而，出乎江青等人的预料，毛泽东并没有表示支持，反而要王洪文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江青并不甘心，要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而王、唐向周恩来汇报后，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同时建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到长沙，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四人帮”，说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第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邓小平的任用问题，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我看邓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同时也表示，张春桥有才干，并提名陈锡联为国务院副总理。
这是中共党内代表正确倾向的政治力量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这个较量的仲裁者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考虑较多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团结稳定问题，他多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毛泽东将团结和稳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老干部身上，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表示某种宽容和支持的原因。这一点是江青集团事先没有充分预料到的。
1974年12月末和1975年年初，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江青组阁失败，非常恼怒，大骂政治局的许多委员。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张春桥的任命有着某种政治平衡的味道，江青集团是明显的输家。他们的不满是当然的。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会议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紧接着，1月13日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是张春桥。四届人大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人帮”集团组阁失败，又加紧了政治理论上的进攻。他们利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湖南听取了专程前去汇报的周恩来所作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后，对周恩来谈了关于理论的问题，发动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仍然是解决如何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并不希望看到出现新的社会动荡，而倾向于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根本解决，一方面借重周恩来、邓小平等维持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加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争夺的交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也是这样，除了意识形态运动的意义外，同样还兼有政治斗争的意义。这次政治斗争的背景，就是江青等人试图利用学理论运动，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来打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为其夺取最高权力扫除障碍。在学习理论运动中，江青等人超出毛泽东指定的范围，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在介绍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指示时，着重介绍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印发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批判经验主义的言论：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学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为了点明反“经验主义”的现实意义，特别提出：“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因此应当警惕“卫星上天，斯大林红旗落地”。
江青在4月4日、5日的两次指示中，都反复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在江青等人的指示下，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连续发表了一批“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显然，其锋芒指向周恩来是很明显的。
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就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维持政治的平衡，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超出范围对周恩来等老干部的政治攻击表示反对，对邓小平表示明确的支持，并且批评了“四人帮”。这是一个对于当时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和后来的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的插曲。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对此“议一议”。毛泽东的批评使江青等人的气焰顿受打击。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四人帮”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5月3日，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后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一一握手。接着，毛泽东便开始了他那段批“四人帮”的著名谈话。毛泽东强调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
毛泽东又重申了两遍“三要三不要”。他最后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决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5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对经验主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邓小平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面对邓小平的质问和批评，江青反驳说这是搞“围攻”，搞“突然袭击”。
邓小平毫不相让，拍着桌子，严厉驳斥。他反复申明，这次会议是根据主席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主席问我们讨论得怎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主席强调“三要三不要”，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要首先做到。有的同志认为我4月27日的讲话过头了，是“突然袭击”，其实，40%也没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我认为4月27日会议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谈到“四人帮”不要搞，但有人还要搞。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上，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要学马列。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懂很难。主席批评有的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这是很尖锐的。我们一定要学好，中央要带头学。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第三，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也不请示；“反经验主义”，又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今后凡重大问题，都要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再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会上，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说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偏听了一方，没有听小平的意见，错误主要是他的。4月27日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但不能认为“形势一塌糊涂”，总的讲还是好的。去年11月批总理的会，不能因为批评江青就否定会议的大方向。
江青在强大的批评压力下，也被迫作了“检讨”，说自己4月27日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些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要加深认识。上次会议，有体温。还要看些材料，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批评主要集中在江青“四人帮”越出毛泽东设想的运动的目标和范围另搞一套的做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错误不可能直接地予以否定。尽管如此，邓小平、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面对面激烈交锋，并迫使他们作出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唯一的一次。这有力地保证了全面整顿的继续顺利进行。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对这两次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毛泽东还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最后明确指示邓小平，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道：这方面我还是有决心的。反对的人总是会有，一定会有。毛泽东说：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3日会议后，江青慑于毛泽东的批评，无可奈何地提交了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应当看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晚年错误有所觉察，相反地，批评“四人帮”，是为了更好地在全党贯彻其“左”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根本的问题上，如批刘少奇、批林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是肯定和支持江青等人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江青等人积怨太多，只靠他们是不能在全党贯彻其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具体工作还需要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去做。因此，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批周、反经验主义、批“走后门”的目的和做法有所区别。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关键是抓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
◎反“派性”打击帮派势力
◎万里铁路整顿首战告捷
◎邓小平：农业也要整顿
◎300多名高干重见天日
◎“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也认为文艺政策应当调整
◎周荣鑫质疑“教育革命”
◎邓小平、叶剑英联手整顿军队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住院治疗，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还是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上的主持人。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致力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整顿，力图改变“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虽然受到“四人帮”集团的抵制和破坏，但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各级干部的拥护下，坚定地推进整顿的进程。
邓小平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局面。
在政治上，“四人帮”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制，不断制造麻烦、进行破坏。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仍受到毛泽东的信任。社会经济方面，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国家计划大部分指标未能完成，相当一部分主要产品产量比较上一年还有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完成计划，出现较大的赤字；基本战线过长，投资效益较低；市场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从1975年2月到10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12省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为此，邓小平主要抓整顿问题，而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的问题，建立起强有力的和“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整顿，一方面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实际上是要将班子整顿的对象定为“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和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作风的人，把这些人整下去；另一方面，加紧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和中年干部的作用。加强管理，抓规章制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条指示作为政治纲领，这就是后来被着重批判的“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全面整顿首先从铁路的整顿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并且发出了“中发[1975]9号”文件即《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加强铁路的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加强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反对派性。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对于任何妨碍、破坏铁路运输秩序的应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特别强调，整顿应当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纪律性、反对派性的三条方针。他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闹派性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派性活动是“文化大革命”帮派分子的活动方式。对派性进行批判，实际上成为打击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势力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赴问题严重的徐州、太原、郑州和长沙等地，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重点整顿。通过反对派性等有力的整顿措施，铁路运输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顿首战告捷。
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工业领域各部门进行了整顿，取得显著的成效。
在农业方面，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建设大寨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我国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很可能拖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强调：全国各个方面都存在整顿的问题，农业也要整顿。华国锋在会议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但是也体现了整顿的精神。
经过1975年的整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表现在：生产增长较快，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进度加快，投资效益有所提高；铁路运输状况明显好转；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市场供应状况有所好转；计划生育取得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稍有改善。
整顿还在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展开。
在政治上，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步伐。1975年4月，中央决定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出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治部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这一决定使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重见天日。
文化教育方面。1975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道：“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所作的新的有保留的肯定。毛泽东还说：“老九不能走。”表示知识分子还可用。7月初，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没有诗歌。
毛泽东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政策表示不满意，这是意味深长的。7月14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又发表了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调整文化政策，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但是，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为文艺的萧条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意识形态文化观和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不可能否定极左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希望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经过政策性的调整，在意识形态框架内逐步扩大文化的建设，让革命的文化结出累累硕果。但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左的文化思想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与“百花齐放”不相容的，如不予以根本的改变，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
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指示，在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背景下，对“四人帮”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毛泽东的意见本身，就是对“文艺革命”“成就”的某种否定，同时对被“四人帮”打击的一些文化人形成了某种支持。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就江青和文化部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将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电影《海霞》摄制组谢铁骊、钱江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政治局审查电影《海霞》，在邓小平主持下，政治局肯定了这部电影，认为可以上映。
1975年的整顿也涉及教育战线。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试图对教育进行整顿，改变“教育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周荣鑫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教义”提出质疑。像“现在我国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周荣鑫甚至尖锐指出：“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周荣鑫对“教育革命”的一些基本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质疑，这是很有力的。在他的支持下，《教育革命通讯》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学习文化、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质量的文章和评论。
军队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军队的整顿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的有力支持。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强调：“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叶剑英的讲话尖锐批判了“派性”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提出“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他认为“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剑英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叶剑英还亲自同各大军区、各军种的领导人谈话，要求提高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军队整顿的核心在于领导班子，这是关系到对军队的实际领导权的问题。在整顿中，叶剑英拟定了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他亲任组长。一批追随“四人帮”集团的人被调整了职务。军队的整顿，保障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对于后来政局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
◎邓小平的智囊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邓小平建议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指导全局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阐述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
◎工业领域恢复正确政策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是生产力”
◎邓小平：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
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政策，都需要指导性的政治理论的支持，而这个政治理论必须由最高的政治权威作出，才具有可靠的合法性。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权威由毛泽东一人担当，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最高的合理性依据。全面整顿的政策也需要这种最高的合理性依据。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掌握理论的主动权，其核心是获得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权。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队伍。在这个方面，“四人帮”集团占有很大的优势。
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以后，为建立自己的理论研究机构和顾问班子，在1975年6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和李鑫。这个研究室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整理毛泽东的演讲记录和文稿，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另一个就是为全面整顿进行理论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当时的三个指导性文件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由研究室直接负责起草。研究室还参与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文件》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为此，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其他文稿中寻找支持全面整顿和抓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文稿中，最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论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问题的，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正如薄一波所说，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这篇文稿最初是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的记录，1965年在刘少奇的建议下，曾经整理并作为党内文件下发至县团级以上党委。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邓小平建议，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了《论十大关系》。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将经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很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的初步成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作为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整顿的理论基础，是非常合适的。毛泽东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对于整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也会起到特殊的作用。不仅如此，如果《论十大关系》成为邓小平所说的“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势必从根本上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导思想改变过来，这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然而，毛泽东早就抛弃和批判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的提法，他晚年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的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他的晚年理论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的，毛泽东对此当然很清楚。因此，对于经过整理的自己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毛泽东的态度相当微妙，他在整理稿上作了这样的批语：“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在争取将《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的同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期间，抓紧形成了三个重要文件，以阐明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这就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两个文件都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参与。
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件在阐述政治观点上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表明对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左”的问题进行批判和纠正，论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是政治斗争胶着状态下的理论文章的特殊形式，这些文章，既需要坚定的理论勇气，又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论述全面整顿指导思想的理论文章，文章在阐述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时，实际上强调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基本理论。文章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文章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进行论证：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干部所做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力气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这篇文章正面论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左”的错误统治下，阐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到了需要冒风险的地步了。
文章还对“四人帮”集团所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调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维护全国人民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
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虽然不可避免地引用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念，但是其基本思想则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
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邓小平直接布置的，这是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系统提出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七十条”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对工作总纲、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两个积极性、统一计划、以农业为基础、大打矿山之战、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采用先进技术、增加工矿产品出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关心职工生活、又红又专、纪律、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等18个方面作了规定。文件重点强调的是：
（一）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二）加强党的领导。整顿企业，首先必须整顿党的领导，“调整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改变“软”“散”“懒”的状况，建立精干有力的和能打硬仗的领导班子。
（三）依靠工人阶级反对派性。对于“造反派”“反潮流”的政治口号和行为都要作具体分析，“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现在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党员决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党籍。”落实党的政策，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的帽子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一律摘帽，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四）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要求所有企业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统一计划和违反财经与劳动纪律的现象斗争，全面完成经济技术指标。
（五）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
（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保护环境，有计划地解决污染的问题。
（七）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才，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胡耀邦负责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在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件。1975年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工作。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工作时，分管科学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传达了邓小平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后，同“文化大革命”中爬起来的帮派分子进行斗争，废除了造反派组织头头列席核心组织会议的制度，整顿了领导班子，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强调重视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胡耀邦还在整顿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口号，影响很大。胡耀邦在科学院的整顿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准备《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是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主要精神是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加强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提纲》重点强调要正确处理如下问题：
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科研。”
正确处理生产和科学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正确处理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中的骨干作用。”“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集中一批专业队伍来搞。”“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提纲》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同‘三脱离’等同起来。”
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提纲》明确提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于9月26日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工作的汇报和讨论《提纲》。因此，这个文件是作为国家的科技政策予以考虑的。据李昌回忆，邓小平在这个会上多次插话，表明他对于科技领域整顿的明确态度。最后邓小平说，科技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你们讲第一讲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也要有理论。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们灵活，记忆强。大学毕业25岁，经过10年，35岁，真正来说，30多点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学习这些也叫“刮理论风”？对理论有恢复名誉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整顿的关键在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真正执行主席科技路线。广大科技人员，实在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能转过来。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不就是这些人嘛。邓小平又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技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能当所长？
邓小平提出要搞好后勤工作，为科技工作者创造条件。他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还强调了教育问题。他说：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究竟大学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好些学院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这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职工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不照顾干部子弟。要犯错误，我首先检讨。一点外语知识也没有，数、理、化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我们有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教师要提高地位，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调动积极性呢？于光远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科学是生产力这个命题就是起草这个汇报提纲的同志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找出并写到文件里去的。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提法，一直发展到后来，他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李昌回忆说，正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命题，毛泽东不批准《提纲》。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看法。
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三个重要文件都未能定稿下发，但是在文件的讨论过程和后来对“四人帮”集团的批判过程中，其主要的精神得以传播，并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错误、实行全面改革的先声。虽然全面整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但是这个整顿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可以说，全面整顿为后来的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后来的伟大历史转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基础。
◎毛泽东谈《水浒》，担心的是“投降派”
◎江青说：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毛泽东政治天平的倾斜
◎毛远新的汇报引发毛泽东对全面整顿的不满
◎清华大学成为触发点
◎毛泽东对刘冰等的上书反应强烈：矛头是对准我的
◎风云突变，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
◎邓小平：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打招呼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
◎“走资派还在走”
◎江青擅自召集12省负责人会议，制造接班舆论
◎新的政治理论公式：“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
◎张铁生：“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
◎天安门事件后的运动升级
◎“四人帮”帮派分子大肆活动
◎到处出现新的动荡和混乱
邓小平的重新工作和执掌主要权力，这是“四人帮”集团极不愿意看到的。从一开始，“四人帮”集团就同邓小平进行纠缠和斗争，但是，如前所述，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下，毛泽东个人执掌着最后评判的巨大权力，而毛泽东出于稳定和团结的考虑，并不支持“四人帮”集团和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要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维持安定团结局面，发展国民经济。一旦觉得这个前提受到威胁，毛泽东的政治态度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策，但是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有力挑战。全面整顿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折射出“左”的政策的失败。因此，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更大地动摇“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这也正是这个问题的要害。在党和国家的最终权力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的局面下，全面整顿在政治上的风险是极大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使政治力量的较量态势完全改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面整顿遭受严重的挫折。
林彪事件之后党内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要害问题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明朗化和激烈化。相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不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力图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走上正轨，这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中日益发展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而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左”倾政治势力，则力图坚持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其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因此，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又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由谁继承这一敏感的和要害的问题紧密相关。
在关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中，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一再制止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为此，他发动了数次政治运动，试图解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毛泽东看到，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必须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明显的成效。毛泽东有保留地支持周恩来工作、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工作，都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调整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一旦他认为越过了这个界限，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制止，1973年年底的批评周恩来便是一例。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信任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能力、在党内的影响力仍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实现党和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掌握意识形态，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连续性。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既想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又希望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整来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的考虑。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虽然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的，但对周恩来、邓小平只是作政治上的“纠偏”和“警告”，不主张打倒他们；他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肯定“四人帮”，但是对于他们企图乘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明确地表示不赞成。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谈到关于《水浒》的看法，并且作了发挥。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他对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被坚持的深切忧虑，他担心继承人改变其政策，“投降”，“让人招安”。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议将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附上；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文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从而批准发动了评《水浒》的运动。
毛泽东发动评《水浒》的运动，目的还是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四人帮”则利用这个机会，将毛泽东的忧虑变成为他们所用的政治运动，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家。
评《水浒》运动的主题是“投降派”。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评《水浒》运动的序幕。这个评论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强调认清“宋江投降后的地主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短评提出，要“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同期刊登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如署名方岩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等等。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一场评《水浒》运动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批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文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对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水浒》进行评论，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应当的，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也有其精辟之处。问题在于通过评论一部达到意识形态的宏大目标和指导现实的斗争，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又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报章杂志散布其“左”倾观点，将评《水浒》大加发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指责周恩来、邓小平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架空毛泽东。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她还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江青还大谈所谓“架空”的问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党内有温和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姚文元在修改尹铭的文章《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从政治斗争的意义来看评《水浒》运动，不过是想借一个名义搞政治，《水浒》一书中对现实斗争有利的，均可利用，没有关系的就通过类比、附会来拉上关系，原来的历史事实或者情节依目的要求来取舍和随意改变。如江青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的，千方百计弄了去”。而《水浒》的情节中，卢俊义上山与晁盖并无关系，晁盖死后多时，宋江才开始考虑策划卢俊义上山的问题。但对江青等人来说，原著如何写不要紧，要紧的是她说的意思，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架空晁盖，联系到现实政治便是周恩来拉邓小平出山架空毛泽东。
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健康情况的变化和体力、精力的衰退，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沟通的中介。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就政治形势问题对毛泽东作了几次汇报，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汇报中谈的“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晚年最为关心和最为忧虑的问题，所以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整顿，已经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引起党内思想的“动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问题的另一个触发点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文化和教育是“四人帮”集团控制较强的领域，而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斗、批、改”的典型，也是“四人帮”集团的一个重要基地，学校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中，也还有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与迟群、谢静宜存在尖锐的矛盾。
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积极向学校传达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几次讲话，同企图封锁邓小平讲话的迟群、谢静宜发生冲突。长期对迟群、谢静宜不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等人支持刘冰，并决定写信向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认为，信中“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虽有看法，如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等，但信上很难说清楚”，信上主要反映迟群的问题，“他的政治野心；他毫无党的观念；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刘冰上书的过程均见该文。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校的问题，仅仅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要想解决，也非直接惊动毛泽东本人不可。即使像刘冰这样的高级干部，要“上达天听”也极为困难。为使信件能够到达毛泽东手中，刘冰找到胡耀邦，请他通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胡耀邦表示支持刘冰，但认为由他转信不符合组织原则，建议刘冰直接送交邓小平。刘冰同惠宪钧等商议，通过邓小平住宅的警卫部队，将信送交邓小平的秘书。
信送出后第九天，刘冰和惠宪钧到北京市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并请其转交了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信。
一直到10月，刘冰等的信仍然没有回音，刘冰等人商议，再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刘冰于是找到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李琦通过胡乔木将信送邓小平。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背景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形势。可惜，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估计不足。毛泽东已经断定邓小平的整顿是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毛泽东将邓小平转来刘冰等人揭露迟群、谢静宜的信同自己的政治判断联系起来，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作出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将一封批评清华大学领导的信同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对自己的批评联系起来，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深深忧虑。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对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进行批斗和围攻，刘冰等人被扣上了“反毛主席”“正在走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被连续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首先在教育界展开。
毛泽东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当作重大的政治信号，也将此事的处理当作重大的政治行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列席了会议。李昌回忆说：
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由邓小平同志转交）矛头是指向他的。江青也张牙舞爪，大肆咆哮，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风”、翻案风。接着胡乔木检讨了一番。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干，我们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从高中毕业生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出大字报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被停职反省。
刘冰的回忆更详细一些，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政治局会议这个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的程序和政治斗争的情况：
差五分8点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了，也顾不得多想，就走到第二排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8时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又指着我们问：“你们听到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申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毛远新慢腾腾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有说。大约11点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局已经明显地分为两个阵营，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立无法调和。而这一次，“四人帮”集团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上显然处于上风。
政治局会议后，清华大学对刘冰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吴德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而后对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进行批判。迟群称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为“大辩论”，并在12月10日给中央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但是事实上根本不允许辩论。
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并且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态度，导致对他批判的不断升级。
11月下旬，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件的批示，提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打招呼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运动从教育部门很快向其他方面推开。教育部长周荣鑫被张春桥责令检查，清华大学出现大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提出：
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也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将“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转达到社会。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各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和转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使运动不断升温。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2月14日，中央开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就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招呼”。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经过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所作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这些谈话再次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错误。
毛泽东再一次重复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权利、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看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的所谓“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重申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观点，并将这个资产阶级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老干部联系起来，将资产阶级与特权现象完全混同。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了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又说：邓小平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的谈话，继续坚持了其晚年“左”的错误，同时表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华国锋还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打招呼会议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该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四人帮”集团再次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煽风点火、大肆活动，企图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倒邓小平和党内一些老干部，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张春桥多次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并且指名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张春桥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平路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思想太一致了。”毛远新也攻击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江青更是到处活动。2月20日晚，江青在京西宾馆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等谈话，说：“你们都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借机大搞宗派活动，并且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大谈同邓小平斗争的过程，攻击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个大汉奸”，“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江青还说：“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江青借古喻今，就是要制造由她来继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的舆论。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日，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企图利用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机会，达到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政治权力的目的。可是，毛泽东在1月下旬亲自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打破了由张春桥继任总理和“四人帮”主持中央工作的美梦。“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计划再一次受到挫折，于是继续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政治运动，以图达到其目的。“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理论宣传工具，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主要目标是打击邓小平，在各个方面全面清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攻击老干部，同时影射周恩来、华国锋等人，大力宣扬和散布极左理论。
教育战线是“四人帮”最初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域，“四人帮”继续大做文章，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教育是“旧教育制度”，攻击在教育战线的整顿，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
在科技战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一文，被“四人帮”认为是又一颗“重型炮弹”。这篇文章大批所谓“专家治所”，攻击邓小平主张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是“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主张在科技界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文艺战线，有3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在卫生战线，有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邓小平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文，该文攻击说：“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邓小平的代名词。文章还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此后，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声浪甚嚣尘上。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集团制造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所谓“理论”。1975年11月和1976年1月，据1977年6月5日徐景贤的交代，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常委黄涛作了两次谈话，黄涛回上海后对马天水、徐景贤等作了传达。张春桥说：“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到对立面去了。”“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我们党搞革命，28年，等认识统一了就结束了；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快28年了，付出了多大代价，许多人认识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1976年2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期间，张春桥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时，多次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观点，据徐景贤交代：“张春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又进一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敌人’，他提醒我们要团结对‘敌’。还特意引了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来启发我们，这就是要我们把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都当成‘敌人’加以打倒。”
张春桥还亲自部署上海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理论”。上海市委从1976年2月底到3月初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大造舆论。
江青也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经过严密的准备，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系统论述“四人帮”集团“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说：
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所谓“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的又一发展。毛泽东在分析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时，曾经先后提出旧社会的残余、官僚阶级、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念，而“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的干部“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的所谓“规律”，这是完全不顾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政治臆说，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极其错误和荒谬的观点。
“四人帮”集团不顾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顾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制造和宣扬这种“理论”，完全出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
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部门中，老干部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这些老干部既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辉煌的革命历史，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些都有助于加强老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四人帮”集团并没有政治上的优势。为改变这种状况，“四人帮”集团既需要增大组织上的力量，也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提供新的依据。张铁生在1976年1月28日来到北京大学，在讲话中提出，老干部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因而要彻底地改造领导班子，“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就是有着直接的权力斗争功能的政治工具。
“四人帮”集团帮派成员的讲话直率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倒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极左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天安门事件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为了给批邓制造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四人帮”利用党报党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言论。《人民日报》在4月10日社论《伟大的胜利》中，刊载了毛泽东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红旗》杂志第4期、第5期均在“毛主席语录”栏内登载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语录。“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邓小平的重头文章，如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人民日报》4月5日）、梁效：《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4月28日）、池恒：《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5期）、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人民日报》5月18日）、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6期），等等，造成“轰轰烈烈”的批判声势。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与“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密切相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使得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内一些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干部，思想停留在旧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走资派。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削弱了党外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他们不能聚集力量直接与无产阶级对抗，因此，他们认为，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
“四人帮”集团还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进行清算。他们批《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是“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攻击《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各地的“四人帮”帮派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将斗争矛头再一次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给党的各级干部扣上“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唯生产力论”等帽子，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企图制造新的夺权运动。如铁道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1975年整顿时受到批评的一些人乘机起来“揭发”“批判”，一些铁路单位的人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出了大幅对联和标语：“横眉冷对革命派，俯首甘为复辟狂”；“打倒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等。来京上访的人高峰日竟达400多人，他们冲击机关，甚至强占部长万里、副部长刘建章的办公室，建立“联络站”，还对刘建章等进行围攻批斗。据1976年3月10日的一份内部报道说：
据了解，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铁道部领导去年在批派性过程中受到批判或调离的一些干部和职工。他们来部后普遍要求见部领导人，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部领导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明确表态铁道部领导在他们单位是不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二是被“刮走了”或“刮下去”的干部要恢复原职，“刮上来”的干部要重新审查；三是要见工作组负责人，有的要工作组回去听取群众的批判；四是要承认他们上访是合法的，并在食宿、交通和文具方面提供方便。
……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收到了一些效果，少部分人返回原单位，大部分人还没有走。其中的少数人，还制造事端，搞进驻，甚至围攻部工作组和部领导，使铁道部的运输和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兰州第一设计院和西北所（共12人）的一些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来部后，要求见部领导，刘建章副部长多次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意见和批评。他们坚持要求立即把去年在批派性中调走的吴德宏、穆文卿、吴桂荣、徐德隆、王祖让等五名干部立即调回复职。没有得到他们认为满意的答复，他们就围攻刘建章副部长两天两夜，不让刘回家，也不准去开会。后来他们又到万里部长办公室“进驻”。3月4日下午，铁道部召开在京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他们看到原西北研究所工作组组长李雨生（铁道科学院负责人），散会时，他们就要把李揪走，在场的一些人劝解，他们不听，硬抢，便发生了推搡，他们贴出“机关干部打人”的紧急呼吁大字报，并立即给兰州设计院打长途电话，说他们挨打了，叫火速派人来支援。兰州设计院党委书记竟然完全听信，并且要组织七八十人乘飞机、火车来京“支援”，后经铁道部领导解释劝说，才没有来。但是，一连三天占据了万里部长和刘建章副部长的办公室。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达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规模掀起，铁道部内部一些原来等待观望的人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运动，并且同外地来京上访人员串通一气，使铁道部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运动以“批邓连万（里）”的方式，在揭发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同时，联系铁道部实际，揭发批判万里的所谓错误，到处贴满大字报。天安门事件后，所谓邓小平问题性质被认定为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发展到铁道部领导权的争夺上。铁道部一些人借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所谓“黑关系”，要打倒万里。6月，万里被停止了工作，铁道部的领导权被篡夺。至此，整顿给铁路部门带来的新气象被破坏殆尽，重新出现的政治动荡使得铁路的生产急剧下降。
铁道部的事例，只是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缩影。这场运动断送了全面整顿的成果，到处出现了新的动荡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