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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挽歌(1 / 1)


昆阳一战,使刘和刘秀名扬天下。有人劝更始帝把刘除掉。

更始帝便找了个借口,杀了刘。

刘秀听说他哥哥被杀,知道自己的力量打不过更始帝,就立刻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向更始帝赔礼。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风行谶纬的思想。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其实质属于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天人感应论的范畴。纬与“经”相对,是托名孔子以诡语解经的书。为了经学神学化和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纬书中引用和编造了大量的谶言,这种经学神学化的产物——纬书就称为“谶纬”。东汉初年,谶纬主要有81篇,有的解经,有的述史,绝大部分都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荒诞言论。汉光武帝刘秀建国以后,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建初四年,汉章帝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与会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代表们求同存异,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

更始帝见刘秀不记他的仇,很有点过意不去,就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没有重用他。后来,攻下了长安,更始帝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各郡县。

这时候,各地的豪强大族有自称将军的,有自称为王的,还有的自称皇帝,各据一方。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去招抚,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好机会。他到了河北,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严酷的法令,释放了一些囚犯。同时,不断消灭割据势力,镇压河北各路农民起义军。整个河北几乎全被刘秀占领了。

大事记

公元31年,杜诗为南阳太守,他兴利除害,政治清平。尤其发明了水排(水力鼓风机),为冶铁技术史上一大改革。

刘秀留寇恂、冯异等据守河内,与更始政权留守洛阳的朱鲔相持,自己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尤来、大枪、五幡等部农民军。四月,回军南下,于温县大败新市、平林两军,于河南击溃赤眉、青犊两军,大体解除了对河北的严重威胁。此时,刘秀手下的将领开始商议为刘秀上尊号,称帝位,并使人造《赤伏符》以传“天命”。刘秀装模作样“三推”之后,便“恭承天命”,自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光武帝。

大事记

公元41年,汉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至公元43年平定岭南。

更始帝先建都洛阳,后来又迁到长安。他到了长安以后,认为自己的江山已经坐稳,便开始腐化起来。原来的一些绿林军将领,看到更始帝整天花天酒地,不问政事,都十分不满。

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看更始帝腐败无能,就立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皇帝,率领20万大军进攻长安,不久就攻占了函谷关。更始帝眼看赤眉军就要攻到长安了,便率领文武百官逃到城外。樊崇进入长安后,派使者限令更始帝在20天内投降。更始帝没办法,只好带着玉玺向赤眉军投降。

赤眉军声势浩大地进了长安,可是几十万将士的口粮发生了困难,长安天天有人饿死。这样一来,长安的混乱局面就无法收拾了。无奈之下,樊崇带着军队离开长安,向西流亡。但是别的地方粮食也一样困难;到了天水(在今甘肃)一带,又遭到那里的地主豪强的拦击。樊崇没辙,又带着大军往东走。

云台二十八将

新莽末年,刘秀在建立东汉前后,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战功居多,皆封列侯,世代承袭。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年间,于南宫云台绘28人像,以志表彰。史称云台二十八将,或称中兴二十八将。

汉光武帝这时已占领了洛阳,他一听到赤眉军向东转移,就带领20万大军分两路设下了埋伏。他派大将冯异到华阴,把赤眉军往东边引。赤眉军被诱引到殽山下,冯异让伏兵打扮得和赤眉军一模一样,双方混战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赤眉兵,谁是汉兵。赤眉军正在为难的时候,打扮成赤眉军模样的汉兵高声叫嚷“投降”“投降”,赤眉军兵士一看有那么多人喊投降,没了主意,一乱就被缴了武器。

公元27年一月,樊崇带着赤眉军向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方向转移。汉光武帝得到消息,亲自率领预先布置好的两路人马截击,把赤眉军围困起来。赤眉军无路可走,樊崇只好派人向汉光武帝请降。汉光武帝把刘盆子、樊崇等人带回洛阳,给他们房屋田地,让他们在洛阳住下来。但是不到几个月,就加上谋反的罪名,把樊崇杀了。

全国平定后,光武帝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开始安置有功之臣。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不让拥有重兵的功臣接近京师;二是对功臣封赏而不用。邓禹、贾复等开国元勋明白光武帝的意思后,率先解去军职,倡导儒学。刘秀对功臣只赏不用的政策是东汉政权重建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也是较为成功的一项治国安邦的措施。

刘秀深切地认识到,要使国家真正地长治久安,必须安民,与民休息,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社会生产。

首先,是给老百姓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刘秀生长在民间,经历过王莽的残暴统治,知道耕作的艰难及百姓的痛苦。因此建立东汉后,通过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简政轻刑,给百姓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此后,他多次下诏裁减各地的监狱,不断地告诫各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官吏要体恤百姓、宽松执法。光武帝初,派卫飒担任桂阳太守。卫飒到任后,了解到桂阳地处边远、礼俗落后,便从教育入手,设立学校,端正风俗,不长时间便使境内风气大为改观。桂阳郡的含洭、浈阳、曲江原来是越族居住的地方,沿着河岸靠山居住的,多是一些在战乱中逃进深山的百姓,他们因为地处偏僻,也不向官府交纳田租。卫飒组织人凿山开道五百多里,一路设置亭传、邮驿,不仅方便了那里的交通,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百姓逐渐搬到道路两边居住,使当地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也开始向官府交纳田赋了。

班彪

班彪(公元3~54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家世儒学,造诣颇深。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经窦融推荐,被汉光武帝征召,任为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对于《史记》及续写《史记》的情况进行了细心的考察,作有《史记后传》,成为后来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

其次,是有效减轻人民的负担。光武帝认为官吏的奢侈、官僚机构设置无度以致冗官无数,是百姓的最大负担。因此他在位期间,始终提倡节俭。公元37年,一国使者向光武帝献上一匹可日行千里的名马和一柄宝剑,光武帝接受后便下诏把这匹千里马送去驾鼓车,把宝剑赐给骑士。在光武帝的垂范下,节俭在东汉初年形成风气。在提倡节俭的同时,光武帝对冗官进行裁汰。公元30年,光武帝在河北、江淮、关中刚刚平定的情况下,下诏归并了郡、国10个,县、邑、道、侯国400多个。并官省职,直接减少了行政开支。

再次,是提高奴婢的社会地位。西汉中期以来,大量的平民沦为奴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光武帝曾连续6次下诏释放奴婢。同时,他还在一年之内连续下诏3次,禁止杀、伤和虐待奴婢,使奴婢的地位有所提高。

大事记

公元43年,董宣为洛阳令,因不畏豪强,被赞为强项令。

最后,就是要设法解决土地问题,使百姓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便于发展社会生产。西汉中期以来,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急剧集中。但那些占有土地的豪强们却不如实地向国家申报土地、交纳田赋。为准确地掌握全国的垦田数目和户口名籍,打击豪强,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光武帝于公元39年下令在全国“度田”即丈量土地,同时也核定人口。但在度田过程中,官吏们和豪强相互勾结,或抵制清查,或隐瞒不量,而对百姓土地却是多量,连墙头地角、房前屋后也不放过。光武帝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曾经先后诛杀了大司徒、河南尹及郡守十多人,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地方骚乱。地方上的豪族大姓纷纷起来叛乱,光武帝用镇压和分化相结合的手段,好不容易才平息了叛乱。

光武帝刘秀通过集权加强了中央的统治,通过休养生息使人民安心从事生产,经济得到发展,社会比较稳定,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光武中兴”。

封建官僚机构是由封建官吏组成的,光武帝深知治理国家首先必须有贤明的人才。他沿用了西汉的察举征辟制度,颁布了“四科取士”的诏书。“四科”是选择官吏的德才标准:一是品德高尚,志节清白;二是有知识,是通经的儒士;三是熟悉法令,能够熟练地依法办事;四是有魄力才干,遇事不会犹豫,能独当一面。通过这种制度选拔上来一批官吏,但光武帝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他们严守法度、勤于职守,还经常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选优汰劣。对违法官吏,严加处罚,就是对尚书近臣,只要有过错,也要进行处罚。

大事记

公元56年,汉光武帝刘秀封禅于泰山;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东汉官方统治思想。

正是在光武帝的这种政策下,东汉开国初年出现了一批忠正耿直的官员。董宣,陈留人,曾任宣怀县令,后任洛阳令。有一次,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行凶杀了人,躲在公主府里不出来。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公主府门口守着,等那个凶手出来,以便捉拿。

有一天,湖阳公主坐着马车外出,那个杀人凶手也跟在身边侍候。董宣得到了消息,就亲自带衙役赶来,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他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逮起来。然后,就当场把他处决了。

湖阳公主怒气冲冲地赶到宫里,向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替公主消气。

董宣说:“先别动手,让我把话说完了,我情愿死。”光武帝瞪着眼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周髀算经》

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也是天文学著作,大约在1世纪成书。该书对数学上难度大、相当复杂的分数乘除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对勾股定理也进行了论述,还记载了它的应用情况。三国时东吴人赵爽注解《周髀算经》时,用弦图给勾股定理作了证明。在天文学方面,该书对宇宙结构等问题也作了初步描述。

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的皇帝,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允许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用不着打,我自杀就是了。”说罢,他仰起头就向柱子撞去。

光武帝连忙喊内侍拉住董宣,可是董宣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光武帝认为董宣说得有理,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照顾湖阳公主的面子,便要董宣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

董宣宁愿不要命,也不肯磕这个头。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是董宣用两只手使劲撑着地,挺着脖子,不让内侍把他的头摁下去。

内侍知道光武帝并不想责罚董宣,可又得给光武帝个台阶下,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

湖阳公主见状不满地说:“皇上在做平民的时候,也藏过逃亡和犯死罪的人,官吏都不敢上门。现在身为天子,难道威力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县令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平民是不一样的。”光武帝让人把董宣的头包好,并赐他到太官府吃饭。饭后,董宣把碗反扣在桌子上,光武帝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董宣回答说:“我吃饭不敢有余粒,如同奉职尽忠不遗余力一样。”光武帝深为他尽责尽忠的精神所感动,称之为“强项令”,也就是硬脖子县令的意思。

董宣担任洛阳令5年,对各种不法行为严加打击,被人称为“卧虎”。74岁那年,董宣死在任上。光武帝专门派使者前去吊唁,只见董宣身覆一布被,妻子儿女相对而泣,家中仅有大麦数斛,破车一乘。光武帝听说后,伤感地说:“董宣廉洁,死后才真正知道。”

王充的《论衡》书影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浙江上虞人,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王充的祖籍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先祖因立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但只过了一年就失去了爵位。随后就在当地安家,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庭非常重义气,好行侠。他的祖先因为要避开仇敌,迁到了钱塘,后来就弃农经商。王充的父亲与伯父因为与豪族结怨,最后迁居到上虞。王充6岁开始学习读书写字,8岁到书馆学习,从小品学兼优。

15岁的时候,他到京师洛阳的太学深造,并拜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为师。在求学的过程中,他饱读经书,并以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已有的规则,在这一点上,他站到了同时代读书人的前列。

大事记

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来汉,光武帝赐以“汉委奴国王”印,此为中、日国家间来往的开始。

王充离开洛阳后,做过州郡佐吏,但因为人刚直不阿、得罪权贵,被罢职回家。回到故乡,王充一边教书,一边著书立说。他一生共写过4部书:痛恨俗情而写《讥俗节义》;忧心朝政而写《政务》;反谶纬而写《论衡》;晚年写《养性》。除了《论衡》,其他3本均已失传。

《论衡》历时30年而成,今存85篇,其中《招致》一卷,有录无书,所以实存84篇,共计20多万字。它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

《论衡》的主要思想就是“疾虚妄”。王充曾说过:“伤伪书俗文,多不诚实,故为《论衡》之书”,“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他反对“虚妄”的东西,利用广博的科学知识和逻辑推理,大胆指出典籍中非科学的谬误。为此,他敢于向儒家权威和经典发难。他坚持科学的立场,对盛行的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大事记

公元60年,汉明帝在南宫云台画功臣28人,马援因为女儿是皇后,为外戚,没有列入功臣之列。

《论衡》旗帜鲜明地反对神学,坚持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主张元气自然说,强调了物是自然发生,而非天意,否定了天有意志的正统观点。

《论衡》在具体分析客观现象时,运用科学的分析和逻辑论述,把无神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王充对鬼神之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人之所以生,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这简直就是对人们迷信鬼神的辛辣反问。这种唯物主义见解,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

《论衡》对云雨的产生机制、雷电以及潮汐等自然界的客观现象都做了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否定了自然现象与神力迷信的联系。王充以科学知识为重要武器,坚持唯物主义思想,矛头直指谶纬之学、天人感应等传统迷信,同当时盛行的正统思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较量,影响十分深远。

《论衡》是唯物主义思想同谶纬之学、天人感应等神学思想坚决斗争的产物,它的诞生反映出人们坚持科学、探索自然的强大呼声,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真知,反对迷信。它对先秦各家的思想,如儒、墨、道、法,进行了批判的继承,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论衡》极具战斗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成为后来中国无神论的重要理论营养。并为后世科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大事记

公元62年,北匈奴侵扰五原、云中,被南单于击退。

汉光武帝活到63岁时,得病死了。太子刘庄继承皇位,这就是汉明帝。

有一回,汉明帝做了个梦,梦里出现一个金人,头顶罩了一圈光环,绕殿飞行,一会儿升上天空,向西去了。第二天,他向大臣们询问这个头顶发光的金人是谁。沉默了许久,一位大臣终于说,启禀皇上,我敢说,那绝不是一个荒唐的梦境,那是一个祥瑞之梦。我听说很多年前,我们的邻居大月氏国曾有佛的降临,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个智慧无比的佛。从越来越多的描述来看,这位佛的形象与陛下的描述十分相似,金色袍服,项有光圈,看来,陛下梦中所见,无疑是佛了。

说话的是被人们称为最博学的一位大臣傅毅。傅毅的一番宏论并非无中生有,也非是对明帝的某种阿谀。在他很年轻的时候(约公元前2年),傅毅就已经从大月氏国的使者那里得到关于佛的消息,虽然那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越来越多的民间祭祀表明,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正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土上兴起,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它预示着这个崇尚于神灵的民族将会有一种新的崇拜。

白马寺山门

白马寺有中国佛寺“祖庭”之称,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因汉明帝“感梦求法”,遣使迎天竺沙门摄摩腾与竺法兰回洛阳后,按天竺式样为两位沙门所建的精舍。“白马”之名则取自“白马驮经”的典故。

与此同时,包括明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想起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就因为经常在自己的宫中进行某种秘密的祭祀而被人告上了宫廷。当时告发他的人说,楚王英如若不是妄图起事,又何必在自己的宫中进行那种秘密的祭祀呢?于是,楚王英被遣往江南一带,最终因郁闷而亡。

既然明帝的梦是一个祥瑞之梦,而梦中的金人正是从大月氏国传来的关于佛的消息,这一消息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前兆。当然,谁也无法进一步说清那个佛的详情,包括他的形象、他的言说、他的理论等。当下明帝就向他的臣子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前往大月氏国,以迎请佛的到来?大殿内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终于,郎中蔡愔说,启禀皇上,微臣愿意前往。紧接着,博士弟子秦景也说,微臣也愿意前往。

这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一天的上午,明帝作出了派使者出使天竺的决定。

大事记

公元73年,窦固遣班超使西域;西域与汉绝65年,至此复通。

蔡愔和秦景跋山涉水,到达了天竺国。天竺人听到中国派来使者求佛经,表示欢迎。天竺有两个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个名叫摄摩腾,另一个名叫竺法兰,帮助蔡愔和秦景了解了一些佛教的理义。后来,他们在蔡愔和秦景的邀请下决定到中国来。

公元67年,蔡愔、秦景给两个沙门引路,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经过西域,回到了洛阳。

尽管汉明帝不懂佛经,也不清楚佛教的道理,但对前来送经的两位沙门还是很尊敬的。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阳城的西面仿照天竺的式样,造一座佛寺,把送经的白马也供养在那儿,把这座寺取名叫白马寺(在今洛阳市东)。

汉明帝虽然派人求经取佛像,但他其实并不懂佛经,也不相信佛教,倒是提倡儒家学说。朝廷里的大臣们也不相信佛教,所以到白马寺里去拜佛的人并不多。

窦固

窦固(?~88年),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外戚。好览书传,喜爱兵法,是当时的名将。公元56年嗣爵显亲侯。公元73年率骑击北匈奴,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西北巴里坤湖)。次年冬,又率军深入西域,逐北匈奴,降服车师,东汉政府复置西域都护。章帝时历任要职,尊显用事。官至大鸿胪、光禄勋、卫尉。

汉光武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后,让大学问家班彪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班固,另一个叫班超,还有一个女儿叫班昭。班彪在几个孩子幼小的时候,就教他们学习文学和历史。

班彪死了以后,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继续完成他父亲整理历史书籍的事业,就是《汉书》(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书)。班超跟着他哥哥做抄写工作。哥俩都很有学问,可是性情和志趣不一样,班固喜欢研究百家学说,致力于他的《汉书》,而班超却不愿意皓首穷经地在案头写东西。

后来,班超听到匈奴不断地掳掠边疆的居民和牲口,就扔下了笔,气愤地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在书房里呆一辈子呢?”就这样,他下决心放弃文案工作,去立战功。

公元73年,班超投笔从戎,以代理司马之职,随窦固大军,大败匈奴呼衍王,一直追击匈奴军队到蒲类海,并占领了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在这次战役中,班超机智勇敢,深得窦固的赏识。

窦固为了抵抗匈奴,采用了汉武帝的办法,派人到西域去,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的勇气才干,派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带着36个随从,先到了鄯善(在今新疆境内)。鄯善原来是归顺匈奴的,因为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十分厌恶。这次看到汉朝派了使者来,他很高兴,非常殷勤地招待班超一行。

大事记

公元79年,汉章帝诏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成果编成《白虎通德论》,作为官方典籍公布。

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忽然变得冷淡了。班超料想到其中必有变故,他从鄯善的侍者口中得知匈奴也派使者来了,鄯善王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定。班超立即与同行的36个随从密商,必须先发制人,夜袭匈奴使者。于是,班超布置随从们乘夜纵火烧了匈奴营帐,将匈奴使者全部杀死。第二天,班超把鄯善王请来,鄯善王看到匈奴使者的人头,非常惊叹汉家将军的英勇行为,马上打消疑虑,摆脱匈奴的统治,与汉家复通友好。

班超回到洛阳,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马司,又派他去于阗联络。于阗王接见班超的时候,并不怎么热情。班超劝他脱离匈奴,跟汉朝交好。于阗王犹豫不决,找来巫师向神请示。班超见巫师装神弄鬼,借神的名义不愿与汉朝结交,便拔刀杀了巫师。最后,于阗王同意和汉朝和好,并主动把匈奴派去奴役他们的“监护使者”杀了。

大事记

公元89年,窦宪出征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命班固在燕然山刻石记功。

班超在西域联合弱小民族,团结抗暴,先后打败莎车(今新疆沙车一带)、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等国,匈奴北单于在西域北道上的势力也被驱逐出去,西域50多国又同东汉王朝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大事记

公元91年,东汉复置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驻节龟兹。

班昭

班昭(约公元49~约120年),东汉史学家。一名姬,字惠班,班固之妹。因嫁同郡曹世叔,故称曹大家。班固著《汉书》未成而卒,所撰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汉和帝命班昭入东观藏书阁和马续一起续撰《汉书》。汉和帝时,班昭经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邓太后临朝听政后,更受宠信。著有《东征赋》、《女诫》等。《女诫》是班昭训女书,分七篇,影响深远,后成为封建社会妇女的行为准则。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人。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东汉光武帝时的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固从小就非常聪明,9岁便能作诗文,长大之后,班固熟读百家书,并深入研究。渊博的学识以及很强的写作能力,为他以后的作史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23岁那年即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班固私自修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班固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的班固的书稿时,十分欣赏班固的才华,并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他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撰成《世祖本纪》。随后迁任为典校秘书,又写了功臣、平林、公孙述的列传、载记28篇。后来明帝命令班固继续完成他原来所欲著述的西汉史书。班固通过一再的思索之后,经过潜精积思20余年,终于在建初七年(公元82年)年完成了《汉书》。《汉书》一写成,影响就很大。和帝永元初年(公元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反而畏罪自杀,班固因此受到牵连。先被免官,后有人因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搜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1岁。班固死后,《汉书》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主要由他的妹妹班昭继续完成。

《汉书》书影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汉书》有纪、表、志、传,改“书”为“志”,没有世家,凡《史记》列入世家的汉代人物,《汉书》均写入“传”。《汉书》这种体裁上的改动是符合历史时势变化的,是合理的。同时,《汉书》的体例较《史记》有了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在表的部分,《汉书》立3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是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专议汉代以前的古代人物,表现了班固评论人物的论事标准,暗示出他对汉代人物褒贬的立意,且网罗甚富,亦不无裨益。而《百官公卿表》记述了秦汉官制和西汉将相大臣的升迁罢免死亡,是研究古代官制史、政治制度史的重要资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予以丰富和发展,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造纸术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古人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取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或方絮。这表明了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同丝絮有一定的渊源。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自从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以后又传布到世界各地。

《汉书》将《史记》的《律书》《历书》并为《律历志》,《礼书》《乐书》并为《礼乐志》,增写《史记·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史记·封禅书》为《郊祀志》、《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还创设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汉书》十志比较《史记》八书在先后次序上也有所不同,《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者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继承了《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史记》列传篇题的定名,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官,或以爵,多不齐一,且排列顺序难为论析。《汉书》则一律以姓名题篇,排列顺序是先专传,次类传,后四夷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和王莽传,整齐划一。《汉书》将《史记》的《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详细记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和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主要的特点体现在:

第一,《汉书》较真实地记述和评论了西汉一代的政绩及其盛衰变化,从一统功业的角度,对于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热情的称颂。在评述西汉政治时间,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表达历史是发展的看法。

第二,广泛地评价了各种人物在西汉政治中的作用。书中记述到汉代的兴盛,是由于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和智谋极谏之士,在中央和地方的各方事务中竭其忠诚,作出贡献。

大事记

公元102年,封郑众为鄛乡侯,宦官封侯由此开始。

第三,以很多笔墨记录了王室及大臣聚敛财富,奢侈淫逸,皇权的争夺、外戚的专横,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淫奢,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

第四,详细记述了古代尤其是汉代的政治典制,表现了西汉文化的发展规模及其重要价值。其中《刑法志》记述了古代的兵学简史,叙述刑法典核详明,首尾备举,论其变化正本清源。《食货志》系统地记述了自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1000多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侧面。《地理志》先叙由古之九州说而进至秦的郡县变迁,是中国地理最为详尽的记载。

《汉书》是史书体例上的一个重大飞跃,继《汉书》之后,断代史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效仿,因此《汉书》在我国史书体例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109年

公元109年,东汉朝廷以国用不足为名,开始卖官鬻爵。

谈到中国的造纸术,就不能不说到蔡伦。他在造纸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上的卓越贡献将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是东汉时期杰出的科学家。蔡伦从东汉明帝刘庄末年开始在宫禁做事。汉和帝刘肇登基之后,他很快成了和帝最宠信的太监之一,负责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并参与军政机密大事。

史载蔡伦非常有才学,为人敦厚正直,曾多次直谏皇帝。因为其杰出才干,他被授尚方令之职,负责皇宫用刀、剑等器械的制造。在他的监督之下,这些器械都制造得十分精良,后世纷纷仿效。

蔡伦像

在做尚方令期间,蔡伦系统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方面的经验,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的利用方面,他不仅变废为宝,大胆取用麻头及敝布、渔网等废品为原料,而且独辟蹊径,开创利用树皮的新途径。此举使造纸技术从偏狭之处挣脱出来,大大拓宽了原料来源,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使纸的普及应用成为可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用草木灰或石灰水对原料进行浸沤和蒸煮的方法,既加快了麻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其离解得更细更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的质量。这也是造纸术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

造纸流程示意图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将自造的纸呈给汉和帝,受到大力赞赏,朝野震动。人们纷纷仿制,“天下咸称‘蔡侯纸’”。安帝年间(公元107~125年),和帝的皇后邓太后因蔡伦久侍宫中,做事勤恳且颇有成绩,封他为龙亭侯。

后来蔡伦被卷入一起宫廷事件,起因是窦后(汉章帝的皇后)让他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等到安帝亲政,着手调查这件事情,让蔡伦自己到廷尉处接受惩罚。蔡伦觉得很受屈辱,就自杀了。

大事记

公元117年,张衡制造出大型天文计时仪器漏水转浑天仪。

蔡伦虽然死了,但是他对造纸技术的贡献将永存史册。蔡侯纸的出现,标志着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文字主要载体时代的到来。廉价高质量的纸张,有力地促进了知识、思想的大范围传播,使古代大量文字信息得以保存,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国古代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作为书写材料。龟甲、兽骨、金石对书写工具要求很高,需要刻。简牍呢,笨重不便,而且翻阅起来,中间串的绳很容易断裂,造成顺序混乱。缣帛虽轻便,可是价格十分昂贵,一般人消费不起。纸的发明,满足了人们对轻便廉价书写材料的迫切需求,引发了书写材料的一场空前的革命。

大事记

公元121年,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成书。

造纸术一经发明,就被人们广泛使用。在以后的朝代里,人们对造纸术进行不断的改良和提高,工艺越来越先进,纸的质量也越来越高,品种也越来越丰富。造纸的主要原料也从破布和树皮发展到麻、柯皮、桑皮、藤纤维、稻草、竹以及蔗渣等等。

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造纸术大约在7世纪初传入朝鲜,隋时传入日本。8世纪,唐朝工匠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在撒马尔罕办起造纸厂,此后又传入巴格达。10世纪传入大马士革、开罗,11世纪传入摩洛哥,13世纪传入印度,14世纪传入意大利,然后传到德国和英国,16世纪传入俄国和荷兰,17世纪传入美国,19世纪传入加拿大。

潘吉星在《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一文中这样总结道:“我国古代在造纸技术、设备、加工等方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现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各个主要技术环节,都能从我国古代造纸术中找到最初的发展形式。世界各国沿用我国传统方法造纸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造纸术在公元前2世纪到18世纪近2000年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大事记

公元120年,东汉以班超之子班勇的建议,设立西域副校尉,驻于敦煌,遥控西域。

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中国有一位国际上公认的能与哥白尼和伽利略齐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张衡。

张衡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多才多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画家。他的才能世所公认。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张堪曾做过多年的太守,但为官清廉,没有什么财产留下,再加上他父亲早死,所以家境比较清贫。

张衡从小就天资聪敏,好学深思。他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还花了很多时间去读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赋,表现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

大事记

公元125年,中常侍孙程等拥立济阴王刘保即位,是为汉顺帝,宦官权势自此日盛。

青年时代的张衡,已经不再满足于闭门读书,他渴望游历,多接触实际,从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公元94年,16岁的张衡远游三辅。他在游览名山大川的时候,不忘考察古迹,采访民情,调查市井交通等。此行不仅大大增长了见识,而且为他后来创作《二京赋》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离开三辅,张衡来到京都洛阳。在洛阳求学的五六年里,张衡结识了一批青年才俊,如经学大师马融、政论家王符以及科学家崔瑗等。在此期间,张衡写了《定情赋》、《七辩》等文学作品,名噪一时。随后,他接受南阳太守鲍德的邀请,担任掌管文书的主簿官。

在工作闲暇之余,张衡创作了著名的《二京赋》,轰动一时。任职9年后,张衡回到家中,开始研读扬雄的《太玄经》。这是一部研究宇宙现象的哲学著作。通过研究《太玄经》,张衡的兴趣从文学创作转向宇宙哲学的探索,经过不懈努力,他最终在天文历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做了郎中,后来又做过太史令。张衡为人耿直,升迁很慢。他曾两次出任太史令,先后长达14年之久。太史令的工作,让张衡在天文历算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地动仪复原模型之一

经过观察研究,他断定地球是圆的,月亮的光源是借太阳的照射而反射出来的。他还认为天好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鸡蛋黄,在天的中心。这种学说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在1900年前,能得出这种科学结论,不能不使后来的天文学家感到钦佩。

张衡还用铜制作了一种测量天文的仪器,叫做“浑天仪”,上面刻着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撰,是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把部首相同的字排列在一起。每个字下面先解释含义,再分析字形,最后辨别读音。全书一共收录了9553个字。在解释字义的时候,涉及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制度、礼仪、世间人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那个时期,地震发生频繁,有时候一年发生一两次。发生一次大地震,就波及到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倾斜倒坍,造成人畜伤亡。张衡记录了地震的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发明了一个预测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类似酒坛,四周刻铸了8条龙,龙头朝着8个方向。每条龙的嘴里含了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蹲着一个铜制的蛤蟆,蛤蟆的嘴大张着,对准龙嘴。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进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发出地震的警报。

公元138年二月的一天,地动仪对准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原理,这就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

过了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离洛阳1000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还出现了山体崩塌。

张衡还制造了许多奇巧的器物,如候风仪、指南车和能在空中飞的木鸟等,可惜都已经失传了。他还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2,虽然现在看来不准确,但在当时还是十分精确的。

后来,张衡因弹劾奸佞不成,被迫到河间任太守。在职期间,他打击豪强,颇有作为。公元138年,张衡被调回京师,出任尚书。此时东汉政权已越来越腐败,张衡感觉回天乏力,于公元139年在悲愤与绝望中死去。

张衡以及他的天文学成就,谱写了东汉科学史绚烂的华章,也构筑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

张仲景,名机,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公元219年,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史载张仲景自幼聪颖好学,喜欢研究岐黄之学,对名医扁鹊很是推崇,并以其为榜样。他拜同乡著名中医张伯祖为师,因其刻苦,很快便尽得真传。

汉灵帝时,张仲景被举为孝廉,继而出任长沙太守。他虽居要职,却淡泊名利,不屑于追逐权势,他心里所关心的是百姓的疾苦。传说他为太守之时,每逢初一、十五停办公事,亲自到大堂之上为百姓诊病,号称为“坐堂”。至今药店仍称做“堂”,应诊医生被称为“坐堂医生”。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张仲景虽然也在居官之暇行医,但是所救治之人毕竟有限。他在做官与行医的利弊权衡之间犹豫不决。这时,南阳病疫流行,他的家族在10年之内,竟死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面对这种打击,张仲景决定辞官行医,悬壶济世。

张仲景在行医过程中,不仅潜心学习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而且虚心向同时代的名医学习,博采众家之长。他向“王神仙”求医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张仲景听说当时襄阳有个很有名的王姓外科医生,治疗疮痈很有一套,人称“王神仙”。于是就整装出发,为了学到本领,他隐姓化名,自愿给“王神仙”做药店伙计。他的勤奋聪明很快就取得了“王神仙”的欣赏和信任。有一次,“王神仙”给一个患急病的病人看病,所配的药方里有一味药剂量不够。张仲景觉得有问题,但还是照方抓药。结果,病人病情加重,“王神仙”束手无策。张仲景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一展身手,果然手到病除。“王神仙”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人,知道他大有来历,一问才知他是河南名医。“王神仙”深受感动,遂将其技艺倾囊相授。

大事记

公元132年,汉顺帝立贵人梁氏为皇后,封皇后之父梁商为执金吾,梁氏家族登上政治舞台。

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于3世纪初著成《伤寒杂病论》16卷。原本在民间流传中佚失,后人搜集和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它系统总结了汉朝及其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专著。

大事记

公元142年,朝廷派遣杜乔、张纲等八人分行州郡,七人皆受命,只有张纲埋了车轮,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以表达对梁冀专权的不满。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著作,共有12卷,著论22篇,记述397条治法,载方113个,总计5万余字。《伤寒论》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并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等“六经”,进行辨证施治。

《金匮要略》是一部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的书,共计25篇,载方262个。《金匮要略》以脏腑脉络为纲,对各类杂病进行辨证施治。全书包括了40多种疾病的诊治。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还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三个第一,即: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成为中国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隋唐以后,更是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开始到现在,中外学者整理研究该书的专著超过1700余家,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伤寒杂病论》失而复得的两个关键人物

一是晋朝太医令王叔和。当时世面上流传的都是断简残章。王叔和全力搜集各种抄本,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他不仅整理了医书,而且还留下了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

二是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他无意间在翰林院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虫蛀的竹简,书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发现与《伤寒论》相似。后经名医林亿、孙奇等人校订,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医圣张仲景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思想,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他当之无愧受到万世千秋的景仰!

华氏家族本是望族,但到华佗时已经衰微了。幼年的华佗在攻读经史的时候,就很留心医药。他从古代名医济世救人的事迹中获得启发,树立了解救苍生苦难的理想。

外戚与宦官之争

东汉的皇帝从汉和帝开始,几乎都是幼年即位,管理国家大事一般由太后临朝听政,处理政事。外戚指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皇后的亲戚们,在历史上叫“外戚专权”。年幼的皇帝长大后,想把权力从外戚的手中夺回来,便用最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宦官得到权力后同样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外戚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

在当时的社会里,读书人都以出仕做官为荣,可是华佗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医为业,替百姓看病,并且矢志不移。青年时期的华佗,看到的是外戚宦官专权、官场腐败。当时有很多人举荐华佗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华佗决心终身为百姓行医。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他主要是通过精研前代的医学典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加以归纳,从而创立新的学说,自成一派。由于他天资聪颖,加上学习得法,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医术迅速提高,成为远近闻名的医学家。

中年的华佗,因中原动乱而“游学徐土”。他坚持深入民间,为百姓治病,足迹遍及当时的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各地。根据他行医地名查考,大抵是以彭城为中心,东起甘陵(今山东临清)、盐渎(今江苏盐城),西达朝歌(今河南淇县),南至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南则到谯县(今安徽亳州),也就是在今天的江苏、河南、山东、安徽等广大地区。华佗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用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

华佗的医术仁心,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他高超的医术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不胜枚举。像《三国演义》里关公刮骨疗伤,就是华佗做的手术。传说有一位郡守患病,百医无效。郡守的儿子找到华佗,对他详述病情,恳求施治。华佗到后看过,问病的时候,语气很不好,说话也很狂傲,索要的诊费非常高。这还不算,华佗压根就没有治病,临走的时候还留信大骂郡守白痴。郡守大怒,吐黑血,老毛病一下就好了。

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华佗的医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临床诊治方面,他灵活运用养生、针灸、方药和手术等手段,辨证施治,疗效极好,被誉为“神医”。他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尤擅外科。

五禽戏

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够得到舒展的医疗保健体操。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创作而成。华佗的学生吴普循此锻炼,活到90余岁,还“耳目聪明,齿牙完整”。

华佗的医名远播,使得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患有头风病,找了很多医生都不见效。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曹操头痛立止。曹操为了自己看病,强把华佗留在自己府里。但是华佗立志为民看病,不肯专门侍奉权贵,于是就请假回家。曹操催了几次,华佗都以妻病为由不去。曹操大怒,专门派人将他抓到许昌,仍请他治自己的头风病。华佗直言要剖开头颅,实施手术。曹操以为华佗要谋害自己,就把他关进牢中准备杀掉。有谋士进谏相劝,曹操不听,还是处死了华佗。华佗临死,将所著医书交给狱吏,希望可以救济百姓。狱吏胆小,怕担责任,不敢要。华佗无奈之下,一把火烧了医书。后来曹操爱子曹冲患病,百医无效,曹操才后悔杀了华佗。

华佗晚年著有《青囊经》、《枕中灸刺经》等多部著作,可惜都已失传。他发明了一套“五禽戏”来强身健体,还培养了许多弟子,其中广陵吴普、西安李当之和彭城樊阿都是有名的良医。

大事记

公元146年,汉质帝称梁冀为“跋扈将军”,不久被梁冀下毒害死,梁冀另立刘志为帝,是为桓帝。

从汉和帝起,东汉王朝大多是由小孩子继承皇位,最小的皇帝是只生下100多天的婴儿。皇帝年幼,太后便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执掌,这样就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但是,到了皇帝长大懂事后,就不甘心长期当傀儡,受人控制。他想摆脱这种局面,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培植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的,只有一些宦官,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消除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又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是最腐朽、没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使得东汉的政治越来越腐败。

公元125年,东汉第7个皇帝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控制了朝政大权。梁冀是顺帝皇后之兄,跋扈专权,骄横无理,鱼肉百姓,欺压群臣。士大夫张纲等人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被迫归乡务农。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他2岁的儿子即皇帝位,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一年便夭折。为了专制东汉王政,梁太后与梁冀密谋,又从皇族中选定一个8岁的孩子,作为政权的象征,是为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但聪明伶俐。他对梁冀的刁专蛮横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大臣们的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

梁冀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当面又不好发作。暗想: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那么厉害,将来必是心腹大患,就暗暗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了。

约束外家

此图描绘的是东汉明德马太后训诫宗族亲戚不要骄横越礼的故事。马太后是东汉名将马援小女,明帝皇后。她曾以西京败亡之祸为戒劝阻章帝封爵诸舅,以防止外戚专权。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选了15岁的刘志继承皇位,即汉桓帝。

桓帝即位后,封梁冀3万户,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位至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都为万户侯。并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5000万,加赐赤绂,和长公主同样待遇。梁冀可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朝会时,不与三公站在同一席子上,10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从此以后,不论事情的大小,都要经过梁冀决定,才可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要先到梁府去谢恩,就是皇帝的近侍也是由梁冀派遣,皇帝的起居行止都要报告梁冀。又隔了两年,总计梁冀一门,前后有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2个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7人,尚公主3人,其余卿将尹校57人。梁冀在位20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没有任何人敢违其命。

大事记

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事件。

梁冀无法无天地掌了将近20年大权,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汉桓帝忍无可忍,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5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没有防备,带领羽林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

梁冀得知情况后,惊慌失措,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只好服毒自杀。

大事记

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事件,名士李膺、范滂等被杀。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5个宦官封了侯,称作“五侯”。从那时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

桓帝依靠宦官的力量击败外戚专权,视宦官为心腹,而宦官的力量剧增,其威风亦不亚于外戚。汉末,士人批评时政。太学生则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清议之风顿时盛行。再加上中下级官吏的声援,遂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反对宦官政治的浪潮。宦官见势不好,进行了凶猛的反攻,于是形成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势力日益扩张;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天灾人祸不断,流民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奋起反抗,终于酿成了东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大事记

公元184年,张角与张宝、张梁称天公、地公、人公将军,率众起义,因皆着黄巾,故称“黄巾起义”。

东汉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使朝政混乱,吏制腐败。水旱、虫蝗、风雹、地震、牛疫等自然灾害频繁。灵帝时河内、河南地区大饥荒。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巨鹿郡有弟兄3个,老大名叫张角,老二名叫张宝,老三名叫张梁。3个人不仅有本领,还常常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

张角通晓医术,给穷人治病,从来不要钱,深得穷人的拥护。他知道农民只求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眼下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天灾的折磨,多么盼望有一个太平世界啊!于是,他决定利用宗教把群众组织起来,便创立了一个教门叫太平道。

随着他和弟子们的传教广泛深入民间,相信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大约花了10年的时间,太平道传遍了全国。各地的教徒发展到几十万人。

张角和其他组织者商议后,把全国8个州几十万教徒都组织起来,分为36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选出一个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

他们秘密约定36方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那天,京城和全国同时举行起义,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王朝;“黄天”,指的是太平道。张角还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和各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粉写上“甲子”两字,作为起义的暗号。

黄巾起义形势示意图

可是,在离起义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紧要关头,情况发生了变化,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向东汉朝廷告了密。

面对突然变化的形势,张角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一个月举事。36方的起义农民接到张角的命令后,同时起义。因为起义的农民头上全都裹着黄巾作为标志,所以称做“黄巾军”。

汉灵帝得到消息后,惊慌失措,忙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派出大批军队,由皇甫嵩、朱儁、卢植率领,兵分两路,前去镇压黄巾军。

然而,各地起义军声势浩大,把官府的军队打得望风而逃。起义之初,起义军进展顺利:河北黄巾军生擒皇族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南阳(今河南南阳)黄巾军斩杀太守褚贡,围攻宛城;汝南黄巾军在召陵(今河南漯河市东北)打败太守赵谦军;广阳(今北京市西南)黄巾军攻破蓟县,杀幽州刺史郭勋。

起义军发展壮大后,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张角、张梁驻广宗,张宝驻下曲阳,作为农民军中央基地,率部在冀州一带攻城掠地,同时节制各路义军;南阳黄巾军由张曼成率领,在南方扩张势力;汝南黄巾军由波才、彭脱率领,活动于颍川(在今河南禹州)、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市)一线,成为黄巾第三大主力。黄巾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京师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黄巾农民军的“遍地开花”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恐慌。汉灵帝从温柔乡中醒来,匆忙组织武装镇压。他下令大赦党人,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下诏令各地严防起义军势力渗透,并积极集兵进剿。灵帝命国舅兼大将军何进统率左、右羽林军,加强洛阳防御,拱卫京师;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4万步骑进攻颍川黄巾军;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和地方军队进攻河北黄巾军。

《熹平石经》

公元175年,朝廷召集大儒校正五经文字,刻于石上,统称为《熹平石经》。刻制时间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制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前。《熹平石经》主要由蔡邕等人用隶书体写成,是中国书法史上的著名碑刻。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和魏正始年间所刻《正始石经》,以及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所刻《开成石经》并列为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张曼成率南阳黄巾军进攻中原战略要地宛城,遭南阳太守秦颉顽抗,张曼成战死。赵弘继为指挥,攻克宛城,部众发展至10余万人。六月,刚刚剿灭颍川起义军的朱儁,把屠刀挥向南阳黄巾军,与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合兵两万余人围攻宛城。黄巾军拼死抵御,坚守两个多月。

朱儁见城坚难攻,遂退兵以诱敌,暗中设伏。赵弘不明虚实,出城追击,遭朱儁伏兵重创,被迫退回城中。但元气大伤的黄巾军已无力守城,余部于十一月向精山(今河南南阳市西北)转移,被官军追上,大部战死。

河南黄巾军被镇压后,东汉朝廷将重点转向河北。因卢植久攻广宗不下,何进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但董卓恃勇轻敌,被张角大败于下曲阳。十月,朝廷再调皇甫嵩进攻广宗,适值张角病死,黄巾军失其主帅,士气受挫。皇甫嵩趁机在夜间发动突袭,起义军仓促应战,张梁等3万余人战死。十一月,皇甫嵩移师转攻下曲阳,张宝等10余万人被杀。至此,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先后被官军及地方豪强武装消灭。

公元185年农历四月,波才率部击败朱儁,进围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时值大风,皇甫嵩乘夜顺风纵火,起义军大溃;皇甫嵩随即联合朱儁、曹操三军合击黄巾军,斩杀起义军数万。官军乘胜进击汝南、陈国黄巾军,阳翟(今禹州)一战,波才战死;彭脱的黄巾军也在西华被击溃。八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市西南)黄巾军与官军大战于苍亭,7000余人被屠杀,主将卜己身死。颍川、汝南、东郡三郡黄巾军主力悉数被歼。

黄巾起义虽仅9个月便失败了,但起义的余波却持续了20多年。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也因此结束了。

豪右与门阀

豪右原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占有大量田产的豪族。他们广占田宅,横行乡里,屡遭压制而不禁。东汉建立时,豪右势力纷纷拥众起兵,帮助刘秀建立并稳固了政权。所以,东汉建立后豪右势力进一步扩张,发展成为东汉时的豪强地主,并成为此后门阀士族的雏形。

东汉时期,显贵家族的正门外竖有两柱,左柱称阀,右柱称阅,用以夸耀功绩,这种门第较高的豪族世家就被称为阀阅或门阀。东汉以后,随着士族制度的发展和兴盛,门阀士族子弟在各方面享受特权,他们生活糜烂,纵情声色犬马,隋唐以后逐渐腐朽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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