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
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尤其是1940年，边区遭受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曾联名致电国民党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未得结果。
正当边区军民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和林伯渠、高岗找去，对他们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但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林伯渠、萧劲光等人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油画）
毛泽东又对大家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吗？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同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同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1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至1940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此后，又发表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文章和讲话，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还用10天工夫深入到边区下辖的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与要求，倾听群众意见，写出《农村十日》一文，号召大家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生产斗争中的英雄。
就这样，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了。
总的来说，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边区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阶段。1943年1月8日，党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
党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当然，不管大生产运动进行到哪一阶段，都离不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带头。当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订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例如，毛泽东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领导。”
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
在中央领导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时，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
在开展大生产的过程中，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制订了奖励移民垦荒政策，决定新开荒地3年免征公粮，并对劳动模范给予奖励；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减租政策；大力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发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在甘泉、富县、延长、延川等10余县号召并组织种植棉花；发动群众食盐运出边区，换回布匹等日用品等。边区政府的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制订与执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林伯渠还带头参加生产。1944年新年，他在边区政府的墙报上发表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主要内容是：一是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二是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是从1月25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是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严格要求自己，订出计划就坚决执行。当地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见林老每天早上拾粪，便领着儿子挑起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
林伯渠说：“你的好意我理解。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党中央和边区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当时，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首先从军队开始的。为了鼓励部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3月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
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第三五九旅的将士们的不仅战胜了上述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当时，第三五九旅从旅到团都制订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只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大农场。
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第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双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
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
1942年，广大指战员们置备了足够的农具，开荒25000亩，开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的麻和吸烟的需要。
战士们还利用当地草木旺盛的条件，各单位分工养牛、羊、鸡、鸭、猪、兔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1.5千克肉。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
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第三五九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为之一新。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
他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时，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毛泽东看到第三五九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第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生产自给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1943年2月，党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该旅4位领导干部题词，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嘉奖了第三五九旅全体将士，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同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赴南泥湾劳军，萧三、艾青、田方等致慰问词。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歌舞《挑花篮》唱道：
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从此，这首脍炙人口的名歌南泥湾诞生。后来，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一唱，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得家喻户晓，都知道陕北还有个好江南——南泥湾。
不仅军队，学校也是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军，尤其是中央党校。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逐渐结束的。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9年至1941年底。在第一阶段，因为这时学员班次已由20多个班发展至55个班，经常在校学员有五六百人至千人左右，人员多，生产任务重。全体学工人员每年要有3个多月时间停止学习和工作，手拿锄头面向荒山，去开荒、播种、锄草或参加秋收。这时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其他工业性生产，除挖窑洞、盖礼堂以外基本没有开展。这段时期的吃饭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不至于再饿肚子、吃黑豆了，但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阶段，1942年初至1943年上半年。在第二阶段，因中央决定延安中央党校停办县级干部培训班和文化班，改为培训地级以上和部队旅团级以上干部的高级班。中央党校原有班次的学员，符合新学员条件的继续留在党校学习，不够条件的则一律分配工作。这样在校学员人数就减少了许多。由于学员减少，生产任务相应减轻，这时党校的大生产运动不但没有新的发展，反而较前还有所收缩。
第三阶段，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下半年。在这一阶段，延安中央党校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而且全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不仅中央党校，当时，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延安各大中学校也都纷纷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订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参加本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开展多种个体生产活动。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2年比抗战前夕耕地由800万亩增至1200万亩，植棉900万亩，民间手工业开始发展，公营工厂由两个发展至62个。至1945年，耕地扩至7500万亩，植棉35万亩，民间纺织业有纺妇15万人，织妇40000余人，工业上能年产布15万大匹，造纸10000余令，还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制造三酸、玻璃和瓷器。由于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多数家庭的生活都有改善。而部队、机关和学校的干部、战士和学生的供给标准，也大有提高。
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陕甘宁边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还具有积极示范作用，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至1943年，敌后各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两三个月的自给，蔬菜做到全年自给，达到了党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