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根据地的创建
1930年10月1日早上，驻扎在甘肃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兵营大门口，一片静悄悄的。聒噪了一个夏天的鸣蝉不知早已绝技，整日“叽叽喳喳”乱叫的鸟雀也不见了踪影，只有大门外的那两棵白杨树，在秋风的吹拂下，偶尔发出“沙沙”的声响。
初升的太阳温暖和煦，站在副营长王凤珠门口的哨兵，沐浴在这醉人的晨光里，感到格外惬意。就在这时，一个颇有英姿的中年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来到王凤珠家门口，声称要找黄毓麟营长商议一下粮草的事情。
听到哨兵的报告后，副营长王凤珠立即招呼这名军官进屋，并派人立即去请黄毓麟营长过来。
黄毓麟到来之后，王凤珠殷切地端出大烟盘子，让这名中年军官和黄毓麟上炕抽烟。黄毓麟立即爬上炕准备抽烟，但这名中年军官明显不会抽大烟，正考虑如何拒绝。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叭”的响了一枪，随后，黄毓麟的副官跑进来对黄毓麟说：“黄营长，你的部队兵变了!”
听说有兵变，旁边的王凤珠立即拔出枪，准备出去查看，这名中年军官也突然拔出枪，一枪结束了王凤珠的性命。与此同时，一旁和这名军官一起来的人也拿枪结束了黄毓麟的性命。
紧接着，这名军官指挥手下士兵，缴获黄毓麟营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二连。部队转移途中，又捉住了该营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全部缴获。这就是著名的“太白收枪”，而这名军官就是著名的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
黄毓麟怎么会热情接待刘志丹呢？刘志丹又为何要抢黄毓麟武器呢？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大革命的失败，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刘志丹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
1928年1月，陕西省委派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到达洛南县，参与以共产党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组织工作，任参谋主任。
5月，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党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刘志丹认为，我军的发展应该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
为此，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北伐战争时期的老关系，于1929年秋打入宁夏军阀苏雨生部。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军，刘志丹被任命为骑兵第四师第八旅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谢子长两人借此机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安排到苏雨生部，成立了学兵队，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苏雨生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又来到庆阳三道川，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很快，刘志丹组建了一个营，并由他任营长。不久，兵营扩建为团，编为直属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
就在这时，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对刘志丹等人所搞的兵运不满，就夜袭了刘志丹的驻地三道川。此时，刘志丹刚在庆阳给谭世麟训练完队伍，准备回三道川去，走到半路得知部队已被缴械，他没有赶回去才免遭毒手。这就是著名的“三道川事件”。
“三道川事件”之后，刘志丹认识道，依附在军阀下面不是长久之计，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武器补给。不久，刘志丹了解到驻扎在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口，这也是谭世麟旗下的部队。
当时，刘志丹在谭世麟那里的共产党身份还没有暴露，于是，刘志丹就打着自己的“陇东民团军直辖第三团骑兵第六营营长”的旗号，来找黄毓麟。这才发生了“太白抢枪”事件。
在这次“太白抢枪”中，刘志丹等人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10余匹骡马。这一军事行动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有了这些武器后，刘志丹决定仿照井冈山模式，创建革命根据地。首先，刘志丹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游击队，群众称他们是“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
刘志丹把人员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一部分在太白镇一带活动，同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县南梁活动，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在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内，刘志丹游击队就扩充至150余人。他们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
由于南梁游击队的声势渐大，这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于是，在保安县境内，南梁游击队受到当地军阀的“围剿”。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会合。同时，贾生财也从陇东民团拉出40多人前来参加，部队一时增加至400多人。
之后，在固城麻峪村进行了整编，游击队共编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刘志丹任游击队总指挥。但部队整编后，向南行至宁县时，遭遇敌人骑兵旅包围，恶战一场，损失严重，一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又折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宁县。
1932年1月，根据陕西省委决定，部队进行了改编，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队长。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第三支队队长。
按照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渭北地区。2月13日，游击队攻占了旬邑职田镇。15日在阳坡头歼灭进剿之敌300余人，之后转战淳化、耀县、宜君等地。
被欢呼官兵抛起的刘志丹（油画）
一个月后，从陕西境内返回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当时，正值当地农民赵锁手持三节鞭赶跑正宁县政府前来催款的“马师爷”，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原，而农民为防镇压，已组织起200多人的民团商讨对敌之计。
游击队闻讯后，决定改变行动计划，立即就地发动群众，围攻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夜，三嘉原、寺村原群众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同时，游击队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夹击未成，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原，将当地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3月22日召开五六百人的农民代表大会，在寺村原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
“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第一次有益的实践，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4月13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硅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城未攻克。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歼灭守敌300多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强迫其分散活动。
至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半月内，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正当胜利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陕军围攻，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越过子午岭进入陇东。
6月底，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余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会议上，是南下三原，还是依托桥山山脉打游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遂决定南北分家，各自行动。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百余人到距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
两人见面后交换看法，阎红彦同意刘志丹意见，主张不要南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部队领导人在梁掌堡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以桥山为依托，伺机再向南北发展，进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外，会上还推选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堡、刘志丹、强龙光分任大队长，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
梁掌堡会议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系重大。当年的12月24日，部队开到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3年5月，在敌人向第二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人杜衡强令第二团南下渭华地区，遭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终南山被打散。
历经磨难，刘志丹、王世泰等幸存下来的红军领导人和骨干，终于在4个月后返回照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红二团南下渭华后，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有新的发展。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日，正式宣布成立红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和第四团，共500余人。随即进军南梁，扫除陕甘交界的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广大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至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34年2月至5月，陕甘宁三省军阀纠集10000余人的兵力对于南梁革命根据地策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在游击区赤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转至外线，连战连捷，歼敌3000余人，粉碎敌人精心筹划的“围剿”。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也不断壮大，新组建了第一团、第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主力达到5个团，3000余人。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宣告陕甘边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正式成立，各县区都接踵成立了红色政权。这是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宣告了革命根据地初步创建完成，标志着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和发展阶段。
1935年春，国民党集合40000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策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10余倍于己之敌，红二十六军和1935年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吴家寨子、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
至6月底，红军主力和游击队连战连捷，俘敌2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安塞、保安等6座县城，在陕甘20余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余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7月，蒋介石调兵10万之众，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
8月初，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北上吴堡，于幕家园围点打援，首战告捷，歼敌600余人。随即隐蔽南下，到达绥德新店一带，再度围点打援，以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定仙焉守敌晋军一个营，红二十六军主力及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埋伏于敌必经之路。
8月21日，一举全歼西渡黄河来援的晋军第三旅第六团1200余人，取得定仙焉大捷，首次一战歼灭敌人一个整团，狠煞了敌人的气焰，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指挥艺术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时候，随着中央红军的陆续到来，陕甘宁的革命形势迎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