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朝到清朝都是“家天下”的制度，国君或者皇帝都要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止一个儿子，就要立其中一个为太子，成为国君或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在正常情况下，太子就是下一代的皇帝，立太子自然不仅是皇帝的私事，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皇族、后妃、大臣，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要力争自己最理想的对象被立。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皇帝也无可奈何，或者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或者身不由己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一般来讲，立嫡、立长是符合传统的，比如皇后生的孩子又是大儿子，那么这是最理想的，两个条件都符合了。但是往往皇后没有生育，孩子都是庶出的，都是嫔妃生的孩子；或者皇后虽然有孩子，但是不是长子，或者年龄太小。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立嫡还是立长，就会引起巨大的争议，而且双方都会列出很多具体的理由来。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皇后的儿子是长子，既是嫡又是长，比如晋武帝的儿子司马衷，明显是个白痴，这个时候有人会主张应该立贤。或者有的嫡长子品行太差，出于公心的大臣也会主张立贤。问题是“贤”的标准怎么来确定呢？什么条件下可以取代嫡长呢？
老实说，连皇帝本人都很难判断哪一个儿子是“贤”，因为皇帝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与皇帝没有多少接触，甚至与他的母亲也没有多少接触。皇子从小一般都由奶妈、保姆或嫔妃抚养，长大后由太监伺候，有的到了成年就住到宫外，或封了王住到王府。清朝为了防止母子之间形成特殊的感情，关系太密切，所以还规定无论是皇后还是嫔妃生的孩子，都交给其他嫔妃抚养，交叉抚养。所以自己的孩子真正表现得怎么样，品行怎么样，连他的母亲也不真正了解，皇帝了解得更少，更不用说外面的大臣。
有的皇子早就出了宫，或者已经到外地去驻守或者封了王，要议论他到底是不是“贤”，往往没有确切的根据，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即使是完全出于公心的大臣，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出现分歧。立太子的过程往往给了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机会。这样立出来的太子，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死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很小。个别皇帝本身没有性功能，三宫六院再多也是不会有儿子的。有的皇帝死时还没有成年，或者岁数太小。再一种情况完全是人为的，后宫明争暗斗，皇后或者得宠的妃子自己不能生育或者生育失败，出于忌妒，或者要为自己留下机会，千方百计地干扰破坏，造成其他嫔妃也不能生育，甚至采取阴谋手段杀掉对方的婴儿。继位的皇帝尚未成年，就得由母后临朝，原来的皇后或他的母亲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有时还会有两位太后（他的嫡母即原来的皇后，他的亲生母亲即原来的嫔妃）同时垂帘听政。但是绝大多数太后年纪不大，毫无治国能力，只能请外戚（自己的父亲、兄弟）来执政，造成外戚专政。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短寿，前后有六位皇帝死的时候还未成年，或者没有儿子，只能从宗室中挑选继承人。掌权的大臣或者外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般都会找幼小的宗室，年纪小容易控制，皇帝还未成年，太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外戚理所当然可以执政。实在找不到小的，也会找一个比较疏远的宗室，或者一直生活在首都以外偏僻地方的人当皇帝，至少有一段时间比较容易摆布。还有的继承人平时穷惯了，当了皇帝以后就拼命搜刮，甚至自己建小金库。
如果皇帝不止一个儿子，而且儿子很多，或者皇帝在位的时间比较长，太子问题也会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当太子长大成人了，皇帝往往要他听政，训练他治国的能力，太子就不得不介入国家大事。如果太子的理念和处理方式与皇帝不同，就会引起皇帝的不满，甚至发生冲突。有的皇帝会动换太子的念头，也给其他皇子提供了机会。
朱元璋特别喜欢他的大儿子朱标，将其立为太子后要他协助办理政务，很快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朱标生性懦弱而且讲仁慈，与朱元璋的铁腕手段完全相反。朱元璋当然不满意，有一次他把一根带刺的荆条扔在地上，叫太子捡起来。太子说：“这么多刺怎么捡呢？”朱元璋说：“你现在该明白了，我就是要先帮你把这些刺除掉，你才可以捡得起来。你不要老是怪我杀人太多，这是为你今后能够稳定掌权，能够治得了这一批人。”幸亏他的太子死得早，要是不死，朱元璋以后未必会容得下这个太子，也许他也会考虑换人。
太子长大了，原来不被人注意，或小心掩盖着的另一面就会暴露出来。唐太宗开始时立他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这个太子很会耍两面派，他喜欢声色犬马，但瞒着唐太宗，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大臣知道了来规劝，他又虚心接受，做出一副可怜相，大臣也就不好意思再追究。但皇帝迟早会发现，其他皇子也会利用这个机会，难免不产生继承危机。
太子和其他皇子身边都需要有辅佐的人，也必定有一批人将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押在未来的君主身上。辅佐太子的人希望他顺利接班，甚至巴不得皇帝早点死，否则皇帝寿命太长，他们比太子更等不及。其他皇子身边辅助他的人，当然寄希望于皇帝废掉太子，他们的主子和自己才有出头的机会。太子与其他皇子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相互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太子得随时提防自己的兄弟，其他兄弟则日夜盼望太子自己得罪皇帝，甚至要想办法诬陷他谋反，自己才有上位的机会。
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为自己考虑，大臣们都无法置身事外，有时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唐太宗立李承乾为太子后，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不得不把他废掉，但再立谁呢？他很喜欢另一个儿子李泰，李泰直接向他提出当太子的要求，他就答应了。但有几位大臣支持晋王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而李治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争取。李承乾被废后又与唐太宗的弟弟勾结起来，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齐王居然公开谋反，搞得唐太宗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四个人，他越想越气，说：“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弟弟，干出这种事来，我心里想想实在没有意思。”说着说着，居然自己趴倒在座位上，这些人赶快把他扶起来。唐太宗抽出自己的佩刀要自杀，褚遂良夺下他的刀交给等在旁边的晋王李治。这时长孙无忌等人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唐太宗说，看来我要立晋王了，这样才定下来。唐太宗也许并不是真的想自杀，他只是用这个手段要挟四位重臣同意立李治，以平息这场争夺。即便如此，也说明这是他碰到的一个天大的难题，才不得不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
在位时间久的、儿子多的皇帝，几乎都碰到过这样的难题：废太子，立其他皇子为太子，往往演变为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皇帝甚至因此而丧命。比如隋文帝原来的太子是杨勇，他相信了谗言把杨勇废了，立了隋炀帝杨广，最后被杨广杀了。
汉武帝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四年，晚年身体多病，又多疑，小人有机可乘，就在中间拨弄是非，诬陷太子，偏偏这个时候他又不在首都长安，在离宫。太子急得不得了，怕说不清楚，直接杀了这个小人江充。武帝根据片面报告断定太子已经造反，派兵镇压，迫使太子在长安城里采取行动了，最后被镇压，被汉武帝逼死。汉武帝的儿子被杀，孙子被杀，以后连他的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也差一点在监牢被杀。
汉武帝晚年其实非常痛苦，他也知道儿子并不想造反，但是为了自己的体面，始终未给他平反。直到汉宣帝做了皇帝，对自己这位祖父，就是汉武帝的儿子，也只能用“戾太子”作为他的谥号。“戾”是一个恶词，但是因为汉武帝给他定的罪名并未改变，就只能如此。
康熙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儿子多，立了太子又废，废了又立，最后还是废，到他死时还没有再立太子，造成雍正兄弟之间残酷的争夺。
有时太子死了，皇帝因为移情到孙子直接传位给太孙，也会引出大乱。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先于他而死，他就立了朱标的儿子为太孙，即建文帝。结果建文帝刚继位，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就起兵“靖难”，名义上是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为国家消除这个灾难，实际就是公开的武装叛乱，三年多后打进南京，建文帝自焚而死。
这不是太子、太孙、皇子们本身的悲剧，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晋武帝的宠臣贾充被任命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出镇关中，文武百官在夕阳亭举行隆重的宴会欢送。其实贾充不想离开京城，宴席散后，就与荀勖商量怎么办。荀勖对他说：“太子不是正在选妃吗？如果能够把你的女儿立为太子妃，你成了皇帝的儿女亲家，皇帝自然会把你留在身边。”贾充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呢，但怎么能办得到呢？”荀勖说：“我来办吧。”
贾充曾经为司马氏政权立下大功，在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的时代，有一次曹魏的傀儡皇帝曹髦年少气盛，受不了司马昭的控制和欺辱，居然亲自拿了武器，率领警卫、太监准备直接进攻相府。当时贾充和部队在宫门南面抵挡，但是面对皇帝亲自拿着武器冲过来，将士们不知所措。成济请示贾充怎么办，贾充说：“主人养了你们这批人不就是为了今天吗？还犹豫什么呢？”于是成济冲上去，用手里的戈一下子刺入曹髦的胸膛，当场把这个傀儡皇帝刺死了。
司马昭为了继续维持曹魏这块招牌，在曹髦的尸体前号啕大哭，下令将成济灭族。但是贾充却因此立了大功，要是当时没有他发的这个命令，要是那些将士都犹豫不决，说不定就让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冲进相府，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一直是晋武帝最宠幸的大臣。但是当时关中的形势比较危急，出现了羌人、氐人的叛乱，他的政敌趁机向晋武帝建议，这么重要的地方只有派贾充去镇守。皇帝觉得有道理，就下了诏书，贾充没法推却。但是他知道一旦离开了京城常驻外地，政敌如果利用这个机会，离间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如果给他们抓住把柄，形势对他实在是很不利的，荀勖提的这个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所以就暂时拖着不去就任。
晋武帝为了给他的儿子（以后的晋惠帝）司马衷选妃，已经下了命令，全国的适龄女子都停止婚嫁，让他的挑选余地更大。入围的候选女子中，有包括贾充的女儿在内的几位大臣的女儿。为此朝廷还专门成立一个挑选小组，由小组成员进行全面考察评价。考察组最后形成意见认为最合适的是卫瓘的女儿，她有五项优点，而这五项优点正是贾充的女儿的五项缺点。比如说，卫家的女孩子性情温和，为人贤惠，长得高挑，皮肤白晳，能多生儿子；而贾家的女儿脾气不好，性情忌妒，个子又矮小，皮肤又黑，生男孩少。照理贾家的女儿不该入选，但是贾充的夫人走了杨皇后的门路。晋武帝很听皇后的话，杨皇后在晋武帝面前盛赞贾小姐的优点，荀勖也在一次宴会上向晋武帝推荐贾充的女儿做太子妃。内有杨皇后，外有荀勖，还有其他人在皇帝面前一再称赞，结果晋武帝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正好洛阳城里下大雪，军队没有办法出发，不久太子就要举办婚礼了，贾充当然有理由留下来参加，这样就拖延下来，没有去关中就职，皇帝下诏让他还是回到原来的职位。
可见这次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赌博，太子和太子妃其实都是这场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工具，他们都是没有自由去选择的。果然等贾充的女儿贾南风进宫以后，众人才发现她的忌妒、残暴超出想象。比如她为了阻止其他宫女或者嫔妃有机会生孩子，发现一个怀孕的就直接干掉，甚至夺过侍卫手上的长戟插入她的肚子，胎儿当场掉下。再加上这位太子（后来的晋惠帝司马衷）本身就是白痴，晋武帝曾经考虑废了他，另外立一个。但是他跟杨皇后谈了以后，杨皇后就提出来：“他又是嫡又是长，老规矩立嫡立长不以贤，怎么可以改变？”这是杨皇后的儿子，她当然要极力维护，将来好当太后，晋武帝不得不容忍。
以后这位杨皇后死了，临死前又将自己的堂妹推荐给晋武帝，晋武帝立了她的堂妹为新皇后。这位皇后其实已经发现贾南风这种极度的忌妒、暴躁的性格和她的阴谋，但是这位杨皇后知道这个儿媳妇是她堂姐生前选定的，加上自己没有儿子，只能维护太子这一家，所以就劝晋武帝：“女人忌妒是免不了的，她父亲对国家有这么大的功劳，我们不能够因为她这点缺点就不念她父亲对国家的大功。”另一方面，她严厉地管教贾南风，要她切实改过。贾南风不知道杨皇后实际上是在帮她的忙，反而认为这个婆婆对她管束得太严厉，所以非常怨恨。
等到晋武帝一死，他的白痴儿子当了皇帝，贾南风肆无忌惮，不仅干政、揽权，还趁机大泄私愤。这时杨皇后已经成了杨太后，她的父亲杨骏以大将军的身份执政。贾南风就找人诬告杨骏，称他谋反，先把杨骏一家都杀了。继续清查的结果显示杨太后实际上是参与者，要把太后废为庶人。此前，杨骏的妻子，即太后的母亲与太后住在一起，没有受到处罚。后来说她也是参与犯罪的，就把她从杨太后的住处拉出去行刑。杨太后抱着她的母亲号啕大哭，自己剪掉头发跪下来求情，而且给贾南风上书自称臣妾，但是无济于事。最后连杨太后身边所有伺候的人都被撤掉，她活活饿死了。
贾南风很快地挑起了西晋的“八王之乱”，不仅导致西晋的覆灭，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五胡乱华”和十六国纷争。
可见太子妃选谁，的确事关国家治乱。
太子选妃是这样，皇帝选皇后就更是如此。因为在古代社会，一个年轻的女性的人品如何、相貌如何，公众是不会知道的，大臣也不知道，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公正地挑选的。理论上讲，皇后的职权只能管理后宫，但她可能是对皇帝影响最大的人。特别是如果皇帝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或者像晋惠帝这样白痴、低能。如果皇帝缺位或者幼小，原来的皇后成了太后，她实际上就可以执政。皇后本来就没有什么执政的经验，而且不可能有家族以外的社会关系，况且大多数当上太后时的皇后岁数不大，就不得不依靠外戚——自己的哥哥、父亲。如果外戚本身品质不好或者私心重，没有能力，必定干政揽权、营私祸国。可悲的是，这些都是掌了权的外戚的常态。
所以出于公心的大臣，在皇帝选皇后，甚至选嫔妃时，也得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袖手旁观。他们考虑的往往不单是这个女子是不是漂亮，是不是适合侍候皇帝，还要考察她的家庭、她的家风。问题是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必然夹杂了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信息，以及个人的成见、意气。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也就在这个时候展开一场权力、利益、情感的博弈。有私心的大臣更会考虑，哪一个人当皇后对自己有利，哪一些人成为外戚会与自己关系密切，或者今后在政治上可以结成一伙。
皇帝平时也接触不到这些女子，而在选皇后时，皇帝本人大多还没有成人，所以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但他的感觉和意愿与太后、大臣的意见未必一致，结果就不能如愿以偿。曾经有皇帝抱怨，这是我的家事、私事，为什么不能我自己说了算？但是大臣们会说，既然你是天子，是天下的主人，选皇后也是天下的事，因为皇后要“母仪天下”。大臣们不便明言的道理更简单：现在选的皇后很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主子，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岂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皇帝与皇后、嫔妃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他的个人好恶一般不得不让步于政治上的考量和权力之间的博弈。历史上演出过一幕幕发生在皇帝与皇后、嫔妃之间的悲剧，在这种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下，这是不可避免的。
选皇后的过程也伴随着废皇后。有的皇帝在位时间长了，对皇后已经没有感情，或者感情转移了；有的皇后年老色衰，或者变得脾气怪诞；或者皇帝新得宠的嫔妃急于上位。有的皇后长期没有生育，有的皇后违反了法律或惯例，有的外戚违法乱纪、飞扬跋扈，这些都给皇帝废后提供了名正言顺的理由。皇后的名额只有一个，不废旧就不能立新。对大多数嫔妃来说，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必定要全力以赴。这样就有废皇后和新立皇后的程序要完成，又会转入新一轮的政治博弈与权力考量。
往往有人说某人是某地的太上皇，或者指责某人想当某地的太上皇，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太上皇真正的含义，或者以为太上皇的权力比皇帝还大。实际上除了乾隆皇帝最后三年当的太上皇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位权力比皇帝还大的太上皇，更找不到一个自愿当太上皇又能继续掌握实权的例子。
太上皇是皇帝的父亲，当了皇帝而父亲还在世的情况是很少的。除了开国皇帝的情况以外，还有在位的皇帝让位给儿子的情况，再有亲生父亲健在的皇帝被过继给已故的皇帝而以旁支入继大统的情况。但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按照历代祖传的制度，新皇帝继承的是已故皇帝的皇位，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就成了臣下，不仅当不上太上皇，死后一般也不能被追尊为皇帝。
明朝的嘉靖皇帝为了追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议，酿成被称为“大礼议”这样一个动摇国本的大案。
末代皇帝溥仪是承继光绪皇帝的，他当了皇帝以后，他的生父载沣就出任监国摄政王，虽然掌握了大权，却不能称太上皇，他的身份还是臣子。
而皇帝继位或者登基时他的生母、嫡母在世的情况倒很普遍，祖母在世的情况也有，所以历来不乏太后、太皇太后。
皇帝称号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但他从“王”改称“皇帝”的时候，他的父亲庄襄王早已去世，所以只能追尊为太上皇。
第一位活着当上太上皇的是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太公。因为没有先例，加上汉朝草创，百废待兴，刘邦称帝以后，并没有想到给父亲什么特殊的礼仪。
汉朝迁都关中以后，因为新都长安尚未建成，刘氏父子都住在临时住所。刘邦还是按照以前家人的礼节，每五天一次去拜见父亲，向他问安。有一天，刘邦去看望他的父亲，却看见他恭恭敬敬地夹着一把长柄扫帚站在大门前，看见刘邦的车到了，他弓着身子一步一步地后退。刘邦吓了一跳，赶快下车扶着父亲，他父亲却说：“皇帝，你是万民之主，怎么可以因为我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
原来他的总管劝过他：“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皇上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万民之主。您虽然是父亲，却是人臣啊。怎能让主上来拜见人臣呢？要是这样做，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会受到影响。”刘邦知道原因后，心里很受用，赏了家令五百斤黄金。
但怎样做才能既保持对父亲的礼节，又不影响皇帝的权威呢？刘邦下诏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的地位自然比皇帝高，所以皇帝拜见他不损害皇帝的权威。有了这样一个尊号，太上皇也能名正言顺地参加重大的典礼。
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会诸侯群臣，又在未央前殿赐宴，太上皇也出席了。刘邦起身高举起玉杯为父亲祝酒，还趁着酒兴自夸了一番：“大人以前经常说我没出息，不会挣钱，资产不如老二。现在我挣的产业与老二比谁多啊。”群臣大笑，高呼“万岁”，全场欢乐！
为了让太上皇欢度晚年，刘邦的确尽心尽力，毫不吝啬他的这份家产。
他发现太上皇住在宫殿里经常闷闷不乐，是因为听不到乡音，享受不到故乡的市井生活。于是他下令将故乡沛郡丰邑整体搬迁关中，移民终身享受免役的优待。新城的全部建筑完全依照丰县的样子，连鸡舍狗窝都一模一样。移民迁出时把鸡、狗都带上，到了以后将鸡、狗放下，它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窝。太上皇住在那里，就像在家乡一样。太上皇死后就葬在这座新城附近，新城正式命名为“新丰”。不过这位太上皇有的只是尊崇和享乐，与权力是毫无关系的。
如果就实质而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愿当太上皇的，应该是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只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皇帝，所以不可能有“太上皇”这个称谓。
赵武灵王雄才大略，他实行胡服骑射，开疆拓土，赵国日益强大。在当了二十七年的国王后，他居然主动将王位传给他的少子公子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意思就是主上的父亲。然后他亲率将士专注于灭中山国，三年以后大功告成，他连军权也不掌了。
但是一年后，因为两个儿子争夺权力，他居然被儿子的部下禁闭在沙丘宫里面，三个月以后被活活饿死。
自愿当太上皇并正式拥有太上皇称号的皇帝是宋徽宗赵佶。实际上这也不是他的初衷，而他的下场比赵武灵王还惨。宣和七年十一月（公元1126年1月）下旬，金兵大举入侵，开封危在旦夕，宋徽宗束手无策，惊恐不已，急于出逃。碍于大臣的劝阻，他只能先封太子赵恒为开封牧，以便名正言顺地卸下守开封的担子，以“东巡”的名义出走。
李纲闻讯以后，刺破手臂，上血书劝阻。宋徽宗只能传位于太子，自称“道君皇帝”，被尊为“太上皇帝”。面对南下的金兵，这位太上皇先逃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再逃到镇江。在金兵退回以后，才在第二年四月回到开封。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这位太上皇与他的儿子钦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狩”，被金主封为“昏德公”，在屈辱中度过了余生。
南宋还出了两位自愿当太上皇的皇帝，一位是宋高宗，他自愿当太上皇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宋太宗。据说他们的母亲杜太后有诏，说北周因为皇帝幼小，才失去帝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赵家应该兄终弟及，等到最小的弟弟死了，再把帝位传给大哥的儿子。赵匡胤是将帝位传给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但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却再也没有回到赵匡胤这一支，而是一直传到了宋高宗。宋高宗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做出决定，把帝位传回赵匡胤这一支。他找来了赵匡胤的后代，经过考察立为太子，就主动传位给他，自己当了二十五年的太上皇。
到底是什么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争议。无论如何，在他当太上皇期间，不再有任何权力，对宋朝政局不发生任何作用，他才以八十岁的高龄安然去世。
第二位自愿当太上皇的，就是他的继承人宋孝宗。宋孝宗倒是将皇位主动传给了他的儿子，自己被尊为“寿皇圣帝”，称为“寿皇”。但继位的宋光宗居然有五年多不去看望他。大臣们想了很多办法，但直到他弥留之际，宋光宗还是找种种借口拒绝看望他。可想而知，这位太上皇的晚年是很不好过的。
其他的太上皇都是“被当上太上皇”，被迫的，自己根本不想当。
比如说唐高祖李渊，他在太原起兵，他要取代隋朝，但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还不够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在攻占长安后就立隋炀帝的儿子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其实隋炀帝那时还在江都，根本控制不了这里的局面，就被当上太上皇了。
当然这不过是个手续，到第二年李渊就逼杨侑让出帝位，正式建立唐朝，自己当了皇帝。大概他也没想到，到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杀掉了他的太子李建成和他的另一个儿子齐王李元吉，就让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率领警卫进宫来保护他了。据说李渊很高兴地让出了自己的帝位，说我早想把这个位置传给李世民了。这样李渊当了十年的太上皇，当然他不会再有任何权力。
我们以正常的情理来推想一下：自己的儿子发生火拼，大儿子与另一个儿子被杀，又逼他杀死了他们的十个儿子——他的孙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自己让出皇位做太上皇？肯定也是被当上太上皇的。
唐朝大概有这个传统，到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出逃到成都。在他出逃时，安排太子李亨和其他几个儿子分别抵抗叛军。太子李亨就在灵武宣布登基，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此时唐玄宗在成都，根本不知道，一个月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当上太上皇了。等安史之乱平定，唐玄宗回到长安，以后就凄凄惨惨地度过了余生。
被当上太上皇后又能复辟重新当上皇帝的绝无仅有，只有明朝的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也先进犯，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自出征，被蒙古军俘虏。当时，他的弟弟郕王先称监国，接着自己登位，是为景泰帝。景泰帝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在于谦等大臣的支持下抗击蒙古军队，守住了北京。
到第二年，也先把明英宗送回来了，但已经当了皇帝的弟弟不肯让出皇位，还是让他当太上皇，实际上是将他软禁起来。谁知道八年以后，这位景泰帝患了重病，忠于明英宗中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就趁他患病的机会发动“夺门之变”，迎太上皇回宫复辟，明英宗又当了八年皇帝。
在太上皇中，唯一自愿当太上皇，又能继续掌握权力的，就只有清朝的乾隆皇帝。乾隆二十五岁登基，当了六十年皇帝。他宣布，因为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是六十一年，所以到了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实际上，在他当太上皇的三年间什么权力都掌握在手里，嘉庆这位“子皇帝”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一举一动都在乾隆的监视下。乾隆这个太上皇才是真正的太上皇，他既是皇帝的父亲，又继续掌握着皇帝的大权。
所以我们以后在称掌握绝对权力的人物为太上皇时，需要说明一下，这应该是乾隆皇帝式的太上皇，但不要以为太上皇都能像乾隆皇帝一样。
宗室就是皇帝的子孙和他们的家人。一个皇帝有众多的后妃，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有的朝代宫女多的时候有一两万，所以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有众多的子女，有几十个儿子、女儿并不稀罕。他们的子女、子孙又有很多生育的机会，因为生活条件优厚，妻妾众多，又可以生育出更多的宗室成员。
比如西汉，因为汉高祖刘邦出身“细微”，普通人家出身，没有什么背景，所以刘邦只有兄弟三个人，一个还先死了。但是到西汉末年，宗室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十万，这还不包括已经嫁出去的刘氏女性。
西汉初年的总人口大概在一千五百万左右，到西汉末年增加到六千万左右，就翻了两番，四倍，年平均增长率不过千分之七。但是刘邦的家族，从他们弟兄三个人增加到超过十万，远远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但在西汉时，宗室还没有拥有什么特权，所以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小。如果这些宗室都要由社会供养，并且要有优厚的待遇的话，就必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朝就是这样。
这些宗室，因为他们接近权力的中心，其中近支的宗室还与皇帝、皇室有紧密的联系，有的还担任重要职位，或者握有兵权。一方面，他们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皇帝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防范。
比如魏文帝曹丕在位时，对他的兄弟和近支宗室一直不放心。曹魏时封的那些王，表面上仅次于皇帝的地位，而且还有一块封地，实际上就像高级囚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俸禄也不高，因为封邑都很小，派在封邑的国相，表面上是王的下属，实际上代表皇帝监控他们。这些王不能自由地离开封地，连要回首都也得报皇帝批准，而且一般是不容许的。
西晋的统治者又从反面吸取了教训，他们认为曹魏之所以这么容易被篡夺政权，被司马氏取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培植出自己宗室的势力来捍卫皇室，所以一改曹魏的政策，大封宗室。从司马懿到第二代司马昭、司马师，到第三代晋武帝司马炎，第四代晋惠帝司马衷，凡是他们近支的兄弟、堂兄弟、叔伯这些人全部封为王。王不但有封地，还有一支军队。更糟糕的是西晋取消了国家的常备军，军队都由这些宗室王掌握了。如晋武帝的儿子司马颖被封为成都王，以益州的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四郡为他的封国，食邑十万户，一直握有重兵。这样的制度为以宗室王为主角的“八王之乱”提供了条件。
明朝又是另一种方式。明太祖朱元璋自己是穷人出身，大概怕他的子孙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为他们制定了极其优厚的待遇，他规定：所有皇子都封为亲王，俸禄万石（一万石粮食作为他们一年的俸禄），而且开府置官署（可以按规定的编制设立办事机构和专职人员），护卫的士兵少则三千人，多的有一万九千人。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了王，光是他们一年的俸禄就要二十几万石粮食。他们的护卫如果每个王平均以五千人计算，就需要十多万人的护卫。
亲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就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服饰和待遇按一品官标准。其他儿子年满十岁封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封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就封为长孙，这些人“冠服视二品”，服饰和待遇按二品官的标准。郡王的其他儿子授予镇国将军，孙子授予辅国将军，曾孙授予奉国将军，第四代孙子授予镇国中尉，第五代孙子授予辅国中尉，第六代以及第六代以下统统授予奉国中尉。世世代代都享受俸禄，另外还补助丧葬费。
在这样特殊的优待政策下，近支宗室就无限地增长，等于开展了一个生育竞赛，终于有一位郡王创造了一项最高纪录。这位郡王是皇帝的第三代，就是亲王的儿子，他这个纪录是多少呢？他有一百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并且可以袭封。我们可以算算他总共生了多少孩子？如果他的孩子一半是女性的话，再考虑到婴幼儿的死亡率，那么他至少生了三百个孩子。其他宗室虽然不可能生那么多，但无不尽其所能，宗室的出生率肯定大大高于总人口的出生率。到隆庆初年，宗室人口已增加到二万八千多人，宗室的俸禄成为朝廷一项沉重的负担。
如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全国供应京师的粮食是四百万石，这是通过京杭大运河，好不容易运到北京的，但宗室王府的俸禄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是整个国家供应北京的粮食的一倍以上。具体各省的情况，山西省规定每年存留在本地的粮食是一百五十二万石，但需要供应山西的宗室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大大超过了总数。河南省每年存留的粮食是八十四万三千石，但是因为封在河南的王不止一个，宗室俸禄需要一百九十二万石。
这两个省每年征收的粮食如果全部入库，还没有办法供应宗室俸禄的一半，这些负担最终当然是落在百姓头上。但是嘉靖四十一年还不是宗室人口的高峰，此后宗室人口还在不断地增加。
另一方面，这些宗室成员也是很不幸的。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的规矩，宗室不能做官，不能考科举，理论上讲也不能做买卖，就是被养着，不能有其他任何职业。所以宗室中绝大多数人都碌碌无为，有的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有的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有的侵占民田，搜刮民脂民膏；有的变相经商放贷；有的仗势欺人。除了吃喝玩乐终其一生，这几万人没有为社会做任何贡献，除了在宗室档案中的记录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只有个别人利用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时间，加上他们自己的天赋，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如宁王朱权在道教、戏曲、音乐研究上有重大贡献。郑恭王的儿子朱载堉是杰出的音乐理论家，证明了“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人早数十年。朱权的七世孙朱谋玮也是著名学者，他专注研究《水经注》，校订《水经注》有很大的成绩。明朝亡后，有一位宗室朱耷，就是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但是在累计数十万的宗室人口中，这些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其他大部分人都庸庸碌碌。
而且远支宗室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为从第六代以后待遇都一样了。当然这些俸禄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平民百姓的自由，重大事项都得请示汇报，都要由宗室管理部门批准。比如说出生后要申报，等待上面赐给他名字。有时等到快成年了，正式名字还没有赐下来。一方面，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对远支宗室免不了势利和冷落；另一方面，也有实际困难，因为同一代宗室的人太多，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字。
宗室名字的第一个字是固定的，代表辈分；第二个字用同一偏旁，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选。如嘉靖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厚”，第二个字用“火”字旁。崇祯皇帝这一辈第一个字用“由”，第二个字用“木”字旁，如朱由检、朱由校、朱由榔等。
但“木”字旁的字就那么多，朱元璋的二十几个儿子用了，弘治皇帝（孝宗）这一辈也用了，剩下来的字先得保证皇帝和近支宗室，而且并非所有“木”字旁的字都适用于人名，往往字典上的字都用完了，只能现造。像“金”字旁，英宗（朱祁镇）这一辈用，神宗（朱翊钧）这一辈也用，现成的字不够，只能新造。有人开玩笑，说明朝宗室的名字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其实是不得已的。尽管如此，有些夭折的远支宗室可能到死也没有得到赐名。
结婚也要报批，所以有的远支宗室到了三四十岁还结不了婚，因为一直没有批文下来。即使实际结了婚，在宗室中没有合法地位，以后生了孩子无法登记，无法获得宗室的身份和待遇。
清朝多少吸取了一点明朝的教训。清朝的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宗室也分属八旗，除了那些有封爵的王公贵族外，其他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特别的限制，可以做官，应科举，服役当差。加上满族的出生率比较低，宗室人口不会像明朝那么多。往往不会像明朝那样出现那么多的子孙。尽管如此，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子弟的腐败、无能也影响到宗室。清朝覆灭后，八旗满族人失去了国家供养，一些既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或不能自食其力的宗室沦落为底层贫民，甚至贫病而死。
与明朝相比，清朝宗室中出现的杰出人才更多，有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画家、戏剧家、大臣、将领等。但他们的成功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天赋、勤奋与机遇，而不是仅仅依靠宗室的特权。
秦始皇从即位开始就为自己修墓，工程规模最大的时候要动用八十多万人。前后修了三十九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二世皇帝时才基本完工。两千多年过去了，秦始皇陵的封土，就是上面堆的土山，还有五十余米高，封土堆的底边周长还超过一千七百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地宫里布置装饰着日月星辰、江河大海，水银被灌在里面代替水，还有大量的鱼油放在里面长期照明，各种珍宝玩物应有尽有。前些年专家在考古时发现，在秦始皇陵的周围还有一些宠物的遗骨，这证明里面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动物园，连宠物都有。
为什么修这么大的墓呢？为什么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呢？这不是秦始皇个人的爱好。如此大规模地修墓，既不是由秦始皇开始的，也不是由他结束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形成一个观念——“视死如生”。
人死了，其实没有“死”，而是生活在地下，所以对待死人要像对待生人一样。既然他生前是皇帝，死了以后，在地下照样要过皇帝的生活。而且，他生前的寿命是有限的，死了以后，在地下的时间要长得多，是无限的，怎么能不给他准备充分的用品呢？
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秦朝的灭亡就改变了。秦始皇修陵墓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它成了亡国的象征。而且这是他一系列罪状的一部分，包括修长城、修宫殿、修陵墓，大规模地征用人力、物力，超出了限度。
由于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到了汉朝愈演愈烈，并被制度化。汉朝规定：每年的财政收入分成三份，一份供朝廷日常花费，作为政府的办公经费；另一个三分之一供皇家开支；剩下的三分之一就供皇帝修陵墓。按照汉朝的惯例，一位皇帝登基后，首先要做的是把上一任皇帝的墓赶快修完，将他安葬，接着就开始为自己修墓，一直修到死，然后由下一任皇帝将工程结束，并且安葬上一任皇帝。修墓的钱，每年都占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多少社会财富都花在为皇帝修墓上了！
如果皇帝在位时间短，工程就会受到时间限制。但如果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如汉武帝做了五十四年的皇帝，国家五十四年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放在他的墓里了。由于谁也没有估计到他的在位时间会那么长，工程的设计肯定没有超前意识，前期地宫的设计嫌小，贵重的物品里面放不下了，只能增加和扩大地面建筑。
无论是秦始皇陵，还是其他陵墓，陵墓的建筑有相当一部分是地面建筑，只是后来倒塌了、被破坏了，我们现在看不到。比如在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祭殿等地面建筑。汉武帝晚年时，只能增加他的陵墓的地面建筑，把很多本来要放到地下的东西放在地面，这样才耗完了每年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皇帝“视死如生”，贵族、官员以至平民百姓也持这个观念。所以无论贵贱贫富，都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祖先、父母、死去的长辈做这些准备。普遍讲究厚葬，要尽最大的努力，理由很简单，这些死者在地下“生活”的时间比他们活着的时间要长得多，要让他们能够过比较好的日子，就要尽其所能，把更多的东西随他们葬到墓里去。四时八节要祭祀，就是给他们补给，通过祭品使他们能够维持比较好的生活，所以祭祀的规模也得与他们生前的地位相称。虽然祭品最终还是给活人吃的，但其他物品和人力都被浪费掉了。
中国古代厚葬成风，就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这对社会造成很大的消极作用，整个社会将相当一部分财富埋在地下。这些财富本来是可以用于社会生产和发展，用于人们的生活的，结果都被埋到地下去，成了废物。
这也诱发了盗墓。如秦始皇陵，从秦朝亡了就开始被盗，一批批盗墓活动不断。盗墓贼先盗地面的，然后盗埋藏比较浅的，再逐步深入。但地宫结构严密坚固，科学家的探测表明，秦始皇陵的地宫还是密封的，因为探测到内部的汞蒸气浓度还很高。汞（水银）无孔不入，如果真有了缝，有了口子，那早都流光了。但是它的周围，如已经发现的兵马俑，还有很多陪葬的设施或物品，其中很多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功能，已经出土的文物已经超过十万件，可见历代被盗走的、毁坏的必定更多，反复盗墓肯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再如汉武帝的陵墓，西汉末年出现战乱，很多盗墓贼都把汉武帝的墓作为目标。他墓里的东西搬到西晋时还没有搬完，因为放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部分已经坏了，没有使用价值了，剩下能用的全部被搬走了。
中国留下来那么多的帝王陵墓和其他大墓，没有被盗过的很少。所以中国也滋生了一个技术相当发达的“盗墓阶层”。有些地方像洛阳、西安周围，就有那么一批世代相传的盗墓贼，他们还发明了很好的工具。比如考古学界的勘探神器——洛阳铲，实际上就是洛阳的盗墓贼发明的有效工具。
有经验的盗墓贼拿了洛阳铲，往地下打下去，下面有没有东西，是空的还是实的，是生土还是熟土，甚至这个墓有没有被盗过，被盗过几次，他用这个铲子探下去，取出来看上面的泥土，就可以做出清清楚楚的判断。
盗墓还有各种工具和技巧。因为盗墓贼几乎不落空，墓里有大量的财物，时间久远，大多已成了文物。盗墓能获得的价值无可估量，所以盗墓活动长盛不衰。
厚葬的另一个坏处就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修大墓，特别是帝王陵墓，一定要探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原始环境未受破坏，植被保存完好。要建陵墓就得清除植被，平整出大片土地，建地面的神道、享殿、宝城，周围还要建一些祭祀、守卫、维修用的附属建筑；要修宽阔的道路，路面要硬化；要采集大量的木料、石料、砖瓦及各种建筑材料，有的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还要挖很多的土，堆成封土，秦始皇陵现在还有五十多米高，都是人工采集后堆起来的。要保证地宫不受地下水的浸蚀，要解决建筑、维护、运输、祭祀、守卫人员的用水，往往要改变水道、水系，截断水源。不仅陵墓本地、周边，还要把其他地方的环境都破坏了。
墓里要用大量木材，等于在地下建一座宫殿，建一所豪宅，还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如在汉代，王公贵族的墓葬都要讲究用一种“黄肠题凑”的葬制。所谓“黄肠题凑”，就是把黄心柏木的“心”，这种特殊的木材重叠堆在棺椁的周围。1974年，在北京大葆台发现了西汉燕王刘旦的墓，这个墓里面的“黄肠题凑”保持得很完整。棺椁周围堆的“黄肠题凑”共有三十层木条，总数一万五千八百八十根，大多数是九十厘米长，高宽各十厘米，个别的高宽达到二十厘米，合计用的木材是一百五十立方米。因为要求很高，只用了这种柏木的黄心，实际耗费的木材肯定要几百立方米，甚至可能超过一千立方米。这还没有计算庞大的棺、椁（外棺）和整个墓室、墓道中使用的木材。因为墓室、墓道要用木材支撑，没有那么多石料，而且石头的支撑幅度不能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燕王刘旦还是因为犯了谋反的罪而自杀的，要是皇帝宠爱的亲王死了，墓葬的规格肯定会更高。有些得宠的官员、贵族，墓葬也会超标准。
东汉永元二年（公元90年），中山王刘焉死了，当时就在常山、巨鹿、涿郡三个地方征调黄心柏木，给他布置“黄肠题凑”。这三个郡竟然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木材，后来就在“六州十八郡”的范围内征调木材，才满足了墓葬的要求。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六州十八郡”的具体范围，但是估计已经包括今天华北的大部分地区。这说明当时的森林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要找到这么多达到这样标准的木材非常难，整个华北地区才能勉强满足。
“黄肠题凑”还只是诸侯王一级的规模，皇帝的陵墓使用的木材就更为惊人。
像秦始皇陵旁边的兵马俑原来是放在建筑物里面的，需要巨大的松柏木来支撑，估计要耗用八千立方米的木材。这还没有考虑陵墓本身以及周围大量附属建筑所用的木材。
上行下效，全部人口光修墓就得耗费多少木材，砍多少树？公元初的西汉末年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人口，到清朝太平天国战争前夕已经有四点三亿人口，这么多人的墓葬要消耗多少木材，消灭多少森林？这是中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史官婉言拒绝。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遂良回答：“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个钉子。
第二年，唐太宗又找到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第三次提出了要求，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作为皇帝我想亲自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他说：“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来没有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如果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曾孙、玄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主，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要受刑罚惩处。这么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但唐太宗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上御览。
其实房玄龄等人心中都明白唐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经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是唐太宗看了“六月初四”这一天的记载后还是嫌他们写得太隐晦了，他说：“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执笔时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
有了这样明确的旨意，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的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唐朝的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看到被记录下来的“玄武门之变”的根据。
这些史书所载的“玄武门之变”的事实是这样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建议派其四弟齐王元吉率军北征，并且征调秦王（世民）府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即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得到了唐高祖的批准。一向忌妒秦王军功和威望的建成，一直在找谋害他的机会，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甲士将他刺杀，待事成后即上奏说他突然得病死亡，对尉迟敬德等秦王府的骁将也准备一律活埋。
秦王通过他收买的太子下属很快得知消息，连夜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对策，众人都劝他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还犹豫不决。幕僚们说了一大番道理，终于说服他下决心采取行动。
偏巧这几个月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两次出现，傅奕向唐高祖密报：“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秦王要得天下了。”
高祖大怒，认为这预示着李世民要谋反篡位，立即召李世民责问。李世民申辩说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要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丑闻。高祖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进宫来当面责问。
六月初四一早，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走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李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李元吉拉弓向李世民放箭，因惊慌失措，连放三箭都未射中。李世民也张弓还击，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七十多名骑兵赶到，射中李元吉的坐骑，元吉坠马。李世民的马也受到惊吓逃入树林，被树枝绊倒。李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怒叱，一箭射死李元吉。此时东宫和齐王府两千多名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将建成、元吉两个人的首级挑出来示众，宫府军见主人已被杀，立时溃散。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去保卫高祖。谁知原定当天早上要亲自讯问这三兄弟的高祖，居然兴致十足，正在后苑海池的游船上。看到手持长矛、一身甲胄的尉迟敬德闯到面前，高祖大吃一惊。尉迟敬德向他报告：“太子与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现在大臣们劝陛下将国事交给秦王处理。”高祖答允得十分爽快：“好得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马上提笔写下一道诏书，命令诸军听从秦王的号令。
大局已定，李世民赶来和高祖见面，父子俩抱头痛哭。高祖随后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统统以谋反罪处决。
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安享天年的太上皇。“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提前登上帝位而结束。
尽管李世民和他的史官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以为史料已改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漏洞百出，只要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矛盾。如唐朝史书里一直宣扬，当初李渊对能否起兵、要不要起兵反隋，一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是李世民促使他拿定主意。当时李世民只有十九岁，而他的哥哥——长子建成已经二十九岁，李渊是要等到建成回到身边才最后决定，根本不可能是靠了李世民的鼓励、坚持。
又如唐朝正史都宣扬建立唐朝、平定天下主要是靠秦王李世民出的力，称他“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实际上李建成作为储君，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怕他不熟悉政务，命令他跟着实习，所以除了太大的军国事务外，其他都交由他处理。李世民负责东征西讨，造成战绩都是他建立的事实。实际上李世民的功绩不像史书所描述的那么大，李建成也不像被贬低的那么窝囊。
如窦建德被唐军打败后，他的部下刘黑闼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起兵，很快重新占领旧地。李世民奉命围剿，实行残酷镇压，被俘虏的小头目都杀死示众，妻子都被唐军抓走，连投降的刘军都不接受。唐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胜。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刘黑闼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并且定都洺州，称汉东王。
此时李建成接受王珪和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他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的策略，所获俘虏全部遣送回乡，百姓很高兴，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平定山东。这些都见于唐朝正史记载，是抹杀不了的事实。
从情理上分析，李建成是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名正言顺。他为大唐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长林军，并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高祖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也经常替建成说好话。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完全没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而李世民身为次子，在正常情况下是绝无可能继承皇位的，除非发生意外，或者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有背着唐高祖和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而且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李世民一直在搜罗人才，并希望这些人有“经营四方”的能力。
陈寅恪根据巴黎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取胜的关键是收买了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可见玄武门伏兵绝不是仓促之计，这血腥一幕的出现只是或早或晚而已。
由于唐太宗与贞观史臣的合谋，要完全复原“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已无可能。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是唐太宗蓄谋已久的一场政变，而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却毫无戒备，以致在获得准确情报后也没有采取相应对策，遭到伏击后才夺路而逃，自然必死无疑。被武力胁迫的唐高祖只能就范，在宣布儿子建成、元吉的罪状，杀死了十个年幼的孙子后，改立太子，拱手交权，老老实实做了太上皇。
同样，二十二年前的隋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因为有被废的危险，就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哥哥废太子杨勇自立。所不同的是，发动政变的人，一个是“法定继承人”的位置受到威胁，另一个却根本不是“继承人”；一个是杀了父亲，一个是让父亲做了太上皇。不过要是唐高祖不愿就范，不主动配合的话，让已经六十岁的皇上“驾崩”，谁知道是不是尉迟敬德执行的方案之一？
留在史书中的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性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同样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所以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与两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但更是隋炀帝亡国的结果。要是隋朝不亡，隋炀帝也像唐太宗那样在《实录》上下些功夫，今天我们了解的杨广就不会是那样，也绝不会获得“炀帝”这样的恶谥，遗恶万年了。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应主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必过分注重他的个人品质或私生活。
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当上皇帝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一手炮制出来的史书，让“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就是对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唐太宗的“天可汗”的尊号，也不要太当真。在只有汉文史料的情况下，谁知道这是不是哪位唐朝词臣的杰作或蓄意误译呢？
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阙特勤碑”，正面是唐玄宗亲自写的碑文，赞扬了唐朝跟突厥首领之间情同父子的友好关系；但是在碑的两侧和背后却是用突厥文写的一篇突厥人自己撰写的历史，这些话恰恰跟唐玄宗写的碑文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当初那些突厥和所谓的“四夷”留下的记录，我们也许就不会天真地相信李世民真的是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