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部义军攻克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个胜利是通过奇袭方式取得的，当时义军的实力仍然比较有限。因此，尽管在襄阳得手，但张献忠和罗汝才对西据郧阳、兴安一带的左良玉部官军还有所顾忌。他们抢在左部回援之前就渡过汉水向东转移了。崇祯十四年二月，起义军占领河南光州（今潢川县），四月间一度折入湖广，攻克了随州。不久又北上河南，攻南阳不下，转破信阳、泌阳。明廷急调左良玉部官军入豫追剿，张献忠则乘虚突至郧阳地区，七月间攻克郧西县。这时，罗汝才部留在河南，改同李自成军联合作战。张献忠部失去了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力量顿形单薄。这年八月在河南信阳同左良玉部官军作战中，张献忠大败，部将沙黑战死，兵员、马匹损失甚多。
信阳失利之后，张献忠就谋求同其他义军会合。开初，他打算北上同李自成、罗汝才部一道合攻开封。后来却改变主意，由豫东转入南直隶，同革、左五营靠拢了。有的史籍记载说，崇祯十四年九月张献忠败于信阳以后，“所从不过数十骑，自成欲以部曲遇之。不肯曲。自成将杀之，汝才力止曰：‘留之扰汉东，以分官军之势，可乎？’资以五百骑，挥曰：‘亟引而东，合革、左，此非若所当留也。’献忠乃东奔”。[1]从现在查考所得，可以判定这一记载是虚假的。崇祯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明太和知县王玮在题为《为飞报紧急贼情事》的报告中说：“据拨兵报称，本月初八日突有西来流贼伪号八大王围困沈丘县，口称要攻汴城，需索粮料攻城之物。离县（指太和县）不满九十里，哨马已入县界，等情。”[2]这个原始材料证明，当时张献忠部下的兵力还有不少，足以围困沈丘县城。所谓只剩下数十骑去投靠李自成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讹传。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大李自成同张献忠之间的矛盾，一会儿说李自成兵败去投靠张献忠，几乎被张献忠杀掉；一会儿又说张献忠受挫去依傍李自成，又有性命之忧。其实都是靠不住的。这类传说的由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就希冀农民军内部出现火并的侥幸心理。崇祯十五年以前，明王朝虽然已呈现日薄西山的迹象，但手中还有若干实力，外面架子也还没有倒。各部起义军“是时忧在亡秦”，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客观形势需要他们互相配合作战。大约从崇祯十六年起，随着明王朝急剧没落，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才出现两雄不并立的局面，关系日呈恶化。
在崇祯十五年里，张献忠部义军一直活动于南直隶[3]，有时配合在这一地区的革、左五营作战，但没有实行稳固的联营。这年四月，张献忠进攻舒城，守将孔廷训投降，遂克舒城。张献忠改舒城为得胜州，采取了一些保护生产和正常生活的措施，比如招农民回乡割麦子，得到当地居民的拥护。“三河寨民刳羊豕迎贼。献忠犒以牛八头、银五十两。”[4]张献忠还任命明乡绅、原任太仆寺卿濮中玉为礼部尚书，“余户、兵、工三部各有伪官，惟吏、刑则献忠自领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贼也”[5]。这是张献忠设立官职的开始。当时他所领导的起义军仍然处于流动作战的阶段，在地方上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暂，设立官职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五月初七日，张献忠部义军攻克庐州，杀明兵备道蔡如蘅。次日，革里眼贺一龙部也攻克了无为州。[6]六月，献忠克庐江县，义军夺得双樯大船三百艘，又添造了大批舟舰，募集水手，在巢湖中训练水师。献忠又汇合革、左五营于皖口，有众老哨三十二营、小哨二十四营，“声言渡江出芜湖，犯南都”[7]。七月，义军同黄得功、刘良佐部官军作战于六安夹山，官军被击败，“江南大震”[8]。明廷下令把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革职逮问，以马士英、黄配玄分别接任。[9]张献忠得到官军正在整顿兵马准备卷土重来的消息，革、左五营为了同李自成、罗汝才联营又已向河南移动。张献忠不愿步革、左的后尘，打算另创局面。然而，五营开拔之后，他独臂难支，对付不了聚集在东南的官军。经过周密考虑之后，他决定率部西入湖广，事先派军师潘独鳌潜入武昌“为内应”。九月二十七日，张献忠部已经进至同湖广接界的南直隶太湖、宿松地区，“联营二十余里”。十月初，派出部分军队进攻湖广黄梅，为全师入湖广做准备。明政府察觉了张献忠的意图，匆忙集结军队，在黄梅地区堵击义军西进。由于作战失利，张献忠被迫退返潜山县天堂寨山区，依险待战。潜伏在武昌的潘独鳌也因为沈会霖告密，被明政府擒杀。张献忠进军湖广的计划暂时受阻。[10]十月间，明将黄得功、刘良佐等带领士卒偃旗息鼓疾趋潜山，半夜纵火焚烧树林，偷袭义军营盘。义军因变起仓促，山区地形阻隔，一时部伍大乱，被官军击败。这以后张献忠部还曾一度围攻桐城，由于黄得功部官军火急来援，没有攻克。[11]正当张献忠进退维谷之际，湖广方面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于是他带着队伍向西驰进了。
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部义军已经占领了孝感、汉川和汉阳府，兵锋直逼武昌。明军大将左良玉望风远窜，带着军队顺江一直逃到池州（今安徽贵池）。这样，湖广境内的官军兵力自然十分单薄。李自成当时正处理了罗汝才和贺一龙的问题，需要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暂时顾不上东取武昌等地。张献忠部义军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时机下从南直隶潜山一带西入湖广的。
这时，湖广麻城县豪绅地主家的奴仆们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纷纷组织起来，为摆脱世世代代受奴役的地位而斗争。里民明承祖和奴仆洪楼先组织了“里仁会”和“直道会”。地主豪绅们也纠集武装准备运用暴力进行镇压。会众们推派汤志去南直隶潜山县邀请义军。张献忠大喜，立即率部西驰，先后攻克黄梅、广济、蕲州。三月初五日，攻克蕲水，张献忠下令把寄寓城中的熊文灿家属全部处斩。[12]进抵黄州时，州人张以泽事先召集群众欢迎义军，生员李时荣也“拜马首降”[13]。四月初六日，义军进入麻城。张献忠宣布改麻城县为常顺州，任命诸生周文江为知州，汤志为游击将军，统四千人守卫地方。[14]这是张献忠部义军建立地方政权的开始。张以泽和李时荣建议渡江进取武昌，并召集星辰湖的渔民准备船只。张献忠采纳了这个建议，起义军遂向武昌前进。
崇祯十六年初夏，明朝的江汉重镇武昌已经岌岌可危，西面是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面是张献忠部兼程而来。武昌城内一片混乱，缺兵缺饷，朝不保夕。分封在这里的楚王，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拿出钱来养兵设防。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人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绝了指望，哭着出府。[15]直到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今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插手。实际上这批“新兵”，全是败在李自成义军手下的惊弓之鸟，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五月初五日，张献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二十三日，张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二十九日进攻武昌府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义军入城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见了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16]下令把朱华奎扔进河中淹死。[17]贺逢圣被俘后，张献忠以其劣迹不著，释放回家。贺却说，“我大臣，不可苟活”，自己跑到滋阳湖王会桥投水而死。[18]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即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主要的措施有：改省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张献忠住进楚王府，门前竖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九座城门也都竖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19]。
在政权机构方面，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20]，谢凤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官制上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名称；李自成建立的政权则做了一些更改，如六部改称六政府之类。这是两个农民革命政权在形式上的区别。
开科举，重学校，是大西政权中值得一书的事情。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21]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22]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史籍记载：“伪提学试士，士往试者亦十二三，其高第即授伪官，亦有稍稍能笔墨者趋如鹜焉。”[23]张献忠非常重视学校，除了任命学道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外，自己还亲临视察。文献中保存着当时一个担任大西政权教授的人出的告示：“伪教授龙贯示曰：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学，诸生其先期齐集。考古天子幸辟雍仪注，以不负西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至意，勿忽。”[24]
此外，大西政权还曾发银赈济饥民。[25]由于张献忠在武昌只停留了两个月就率军南下了，这段时间里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些什么措施，所见到的记载很少。兵饷来源，大概是依靠没收明宗室和官僚地主的财产筹集的。当时张献忠起义军兵员不多，政权机构规模也还比较小，财政问题尚不难解决[26]。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词。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又说义军尽把漂亮的妇女编入“婆子营”，“收其值，给军用”[27]。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这段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28]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武昌附近地区也都派设了官吏，似乎有守土之意。然而，两个月以后他却率领大西军主力向湖广南部进军了，武昌等处只留下很少一点军队，随同地方文职官员驻守。这种似守似弃的做法，很可能同他与李自成的矛盾有关。早在这年正月，李自成就已经占领了隔江相望的汉阳府，武昌就像囊中之物一样唾手可得了。只是为了解决内部的统一，李自成又回到襄阳，去处理罗汝才、贺一龙的问题，推迟了渡江收取武昌的步伐。正是在这个时候，张献忠由南直隶西进，一举拿下武昌，接着便宣布建立大西政权。这无异于是同三月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的政权分庭抗礼。何况，张献忠轻取武昌，同左良玉部在李自成的追击下弃城逃往九江有密切关系。这两位互不相下的农民军领袖，在相距不过几百里的地方各自建立中央政权，又都在江、汉地区扩展地盘，任命官吏，势必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当时，张献忠的兵力远不如李自成，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双方矛盾激化而发展成农民革命营垒内部的火并，率师远走高飞，另行辟疆拓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张献忠主力转移以后，李自成由于已经得到明陕西总督孙传庭即将出关的情报，立即调兵遣将北上河南，准备迎敌官军，因而没有向武汉地区发展。这就给原先望风逃窜的官军左良玉部以卷土重来的机会。他派兵占领了武昌地区，向明朝廷大肆吹嘘自己“恢复”之功。可是，当时的一个明朝官僚就指出：“左帅虽遣前锋收复武、汉、黄三府，而皆是献贼杀掠搜劫之余，空城仅存，委而去之，非云战胜攻取也。”[29]
崇祯十六年七月，张献忠命张其在带领一支军队同巡抚谢凤洲[30]守武昌，自己则统率大军向南移动。先破咸宁、蒲圻[31]，向岳州（今岳阳）进发。明偏沅巡抚李乾德同总兵孔希贵领兵二万守城陵矶，不久退到岳州，打算凭城抗拒。八月初五日，张献忠率义军二十万围攻岳州。李乾德见势不妙，同监军道许璟带着军队逃往长沙。起义军遂占领岳州，打开了入湘的门户。接着，张献忠挥师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进抵长沙。明偏沅巡抚李乾德、湖广巡按刘熙祚和总兵孔希贵，拥簇着封在长沙的吉王和从荆州避难而来的惠王逃往衡州（今衡阳），投奔桂王。二十五日，明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领着所部官军投降。义军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州推进。明惠王、桂王在官军保护下经永州逃往广西；吉王也在武将汤执中、杨国栋拥簇下逃到广东连州，不久病死。[32]张献忠乃以长沙、衡州为基地，分兵收取郡县。到这年冬天，大西军几乎占领了湖广南部。接境的广东北部州县也人心动摇，地方官府陷于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混乱当中。大西军的檄牌传到连州，韶州府的明朝官僚吓得鸡飞狗跳，知府逾城而逃，南赣兵备道王孙兰自缢而死。[33]其实，大西军当时还顾不上广东，只在连县境内的星子等处派设了官员。
当张献忠部义军席卷湖广南部郡邑的时候，江西人民也闻风而动，迫切希望在大西军的支援下，摆脱明政府的反动统治。万载县的棚民首领丘仰寰、卢南阳等首先起来响应，归附大西政权。十月初五日，丘仰寰带领部众攻占袁州府城（府治宜春县）。明将左良玉遣副总兵吴学礼统兵五千从九江来争夺袁州。丘仰寰部下的兵卒缺乏作战经验，支持不住，袁州重陷敌手，丘仰寰本人也被俘遭到杀害。[34]明军重占袁州后，到处奸淫掳掠，滥施屠戮，使当地人民遭到极大的灾难。史籍中记载颇多，仅举例以见一斑：
宜春江东居民某，左兵入其乡搜众山，所匿之人尽杀之。或一兵而索贯数十人头者。入某居任其炮烙淫杀，众以为官兵不敢犯。某曰：“杀人者贼也。天下岂有官兵杀人之理乎？愿弃所居与众燔之，庶可稍缓旦夕，不然无噍类矣。”于是众从其约，夜执械负薪围燔之。兵见火起，以银撒地曰：“取金。”某曰：“此诱我也。”尽力烧杀之。遂各据飞剑潭以自守。潭上一带幸免左兵之患。[35]
其他地方的群众也纷纷“屯结山险，以拒官兵”[36]，出现了“兵民仇杀”的局面。这时，大西军参将毕登云领兵由萍乡而来，“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37]。十月二十五日，张其在所统主力也由浏阳、万载进抵袁州。袁州的士民欣喜异常，在大门上书写了“顺天救民”字样，“造册迎贼”[38]。张其在整队进入袁州，分兵占领府属各县。大西政权决定把万载县改为龙城县。[39]
收复袁州的前后，大西军还向赣中重镇吉安进攻。明政府分巡湖西副使岳虞峦正在郊外阅兵，听说起义军来了，官兵乱成一团，顿时逃散。岳虞峦慌忙换上老百姓的衣服逃命。署吉安府事通判朱奉绳、吉安府推官韩自将也跟着一哄而散。十月十八日，大西军占领吉安府[40]，分兵收取吉水、永新、安福、泰和诸县。义军尚未到达的县份，当地人民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义军，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峡江县民自发地起来把知县拘捕，关闭城门，准备迎接义军。明江西总督吕大器带着官军到来，被峡江县民遮杀若干，夺去了八匹马。吕大器无可奈何，乃生一狡计，派出官军冒充“八大王”张献忠的队伍。峡江县民失察轻信，开门出来迎接，献上县印、马三十五匹和大批粮草。官军骗赚入城后立即撕下伪装，对向往义军的群众大肆屠戮，旧的统治秩序又全盘恢复。[41]
张献忠占领长沙后，大西政权的重心就从武昌移到了湖广南部。张献忠本人先在长沙，后在衡州总揽军政事务。这一期间，大西政权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布文告宣传大西政权的政策。占领长沙之初，张献忠就发布了下面这个著名的檄文：
孤提天兵临长沙，一日之内两府三州归顺。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带兵效顺，即愿前驱进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袭伯，所部将领皆为总兵。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岳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军民人等，各宜投册归顺，庶免屠戮。天兵临城，玉石俱焚，毋遗后悔。[42]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常德，这里是农民起义的死敌杨嗣昌的老家。大西军以平南先锋的名义颁布命令说：
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43]
大西政权常德知府周圣楷、司理王宇帱当即遵令执行。
这两个文告具有鲜明的农民革命特色。首先，文告中公开把矛头指向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王朝，称明朝为“朱朝”，呼杨嗣昌为“朱贼杨某”[44]，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日益成熟，他们反对当今皇帝的旗帜是何等鲜明！其次，文告宣布了对明政府文武官僚的政策，归顺者加官晋爵，抗拒者严加惩办。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减少了进军中的阻力，对尔后大西军在湖广、江西、四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大西政权提出了“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和“霸占土田，查还小民”的革命政策，对于在明政府无情压榨和官僚地主疯狂兼并下的贫苦农民，是个有力的号召。明广西布政司参议方震孺说“临武、星子，伪官罗列，纷纷告谕，皆以免三年饷为言。愚民眩惑，利其私恩；而我征兵运饷，未免劳民动众。闾左之间怒于心而形于色矣”[45]，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人认为，大西政权把杨嗣昌家霸占的田土“查还小民”，只是出于对杨本人的报复，属于个别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在大西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的变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大西政权确实没有发布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全面性法令，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把平南先锋的命令说成普遍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应当估计到，大西军对明宗室和官僚地主的扫荡必然在土地关系上引起重大的变化。如明朝吉王仅在长沙、善化两县就霸占了肥沃田地七八十万亩，占两县田额总数的十分之四[46]，又在醴陵县占有籽粒田六千八百九十五亩。[47]楚王占地数字不详，但每年租银多达二万一千三百两，租谷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七石。[48]荣王仅在湖广桃源一县就征收田租一千八百两、山场刀斧钱九十六两。[49]正是在大西军的打击下，分封在湖广的楚王、吉王、桂王、荣王、岷王等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不是覆宗灭祀，就是远窜他乡。[50]他们原先霸占的田地，在很大程度上转归了生产者所有，这可以说是不容怀疑的。
二、普遍设立各级政权。史载张献忠“陷长沙，据府署称王府，设官分属，招兵命将。凡四阅月”[51]。当地乡绅、原明朝给事中史可镜投降了大西政权，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52]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湖广南部绝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
在湘、赣地区，大西政权也非常重视吸收知识分子，采取的方法有礼聘和开科取士两种。前者是争取当地有名望的文人参加大西政权的工作，后者主要是吸收那些在明朝腐败科举制度下不得志的文人。如史籍所载，“癸未，献贼陷郡（指长沙府），大索名士”[53]。衡阳著名学者王夫之多次拒绝大西政权的征聘，最后毁坏面容，伪称病重，才免于出仕。这固然说明了王夫之的封建正统立场牢不可破，也反映了大西政权的礼贤下士。“九月，献忠入衡。……开科殿试，考授伪员。劣衿或羶逐之。”[54]在江西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时间，也通过征聘和科举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为大西政权服务。如在袁州府“初至日，以伪官啖人，蚩蚩者走如鹜”[55]。吉安的吴侯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据记载，吴侯“性狂不羁，能为诗、古文、四六，年四十余不得入庠，惟肮脏自怜”。崇祯十六年冬，张献忠义军攻克吉安，属邑皆下，大西政权“开科求贤，诸落拓者争赴试”。吴侯参加考试后，取中在三甲，被任命为龙泉（今江西遂川县）知县。到任不久，明江西总督吕大器领兵重占吉安，龙泉县的官僚地主郭维经等人发动叛乱，吴侯被捕。受审时，吴侯“从容慷慨，颜色不变，所书供状千余言皆四六骈语，琅琅可诵”[56]。这个在旧政权下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最后献身于大西农民革命，说明了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1]《绥寇纪略》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亦同，仅文字小异。
[2]崇祯刊本：《御寇详文》。
[3]乾隆八年马格撰《重修宝丰县志》，记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张献忠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系年有误，当系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平寇志》卷五。
[5]陈宏绪：《寒夜录》卷中。
[6]《绥寇纪略》卷十，记“献忠寻陷无为州”。据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致应天巡按等人的信件，“庐州、无为相继失守，在五月初七、初八”（见《郑中丞益楼集》卷四）。张献忠起义军于五月初七日攻占庐州，初九日才起营转移。初八日占领无为州的是革里眼，见《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
[7]《平寇志》卷五。下文又说，献忠“因谋取安庆、桐城，渡江入南京，僭号天命，先刻伪宝，选自宫男子，伪署副总、参、游诸官”。
[8]《绥寇纪略》卷十。
[9]据郑二阳的奏疏，他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即已离任，新任巡按徐世荫也已接事，庐州等处被义军攻克，都是这以后发生的事情。然而，明廷仍然追究他疏于防范的责任（见《郑中丞益楼集》卷一）。徐世荫任安庐池太巡抚的时间很短，九月间就为黄配玄取代。
[10]《兵科抄出湖广巡抚宋一鹤题本》，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第九七四至九七五页。
[11]《国寿录》卷一《皖将廖应登传》说，张献忠在桐城地区活动时，曾大书“一统齐天”的联幅。
[12]康熙《蕲水县志》卷十七，《人物·熊文灿传》。
[13]《绥寇纪略》卷十。
[14]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三，《变乱》。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五，《武备·兵事》，记张献忠改麻城县为“长顺州”。
[15]《绥寇纪略》卷十。
[16]《平寇志》卷六。
[17]《薛谐孟先生笔记》上册记：“癸未五月三十日，湖广省城又破矣。楚藩以九十耋龄，引佩带自缢。”《平寇志》卷六云：“楚宗从贼者执王见献忠。”
[18]《竹中记》云：“贺公被执，贼犹称为先生，公闭目不语，舁出，死于登子湖。”
[19]《平寇志》卷六。
[20]据《绥寇纪略》及《竹中记》；《平寇志》卷六，记李时荣为巡按，误。
[2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22]《竹中记》，见《汉阳魏氏丛书》。
[23]《竹中记》。
[24]《竹中记》。按，眉史氏著《复社纪略》卷一，“复社姓氏”汉阳府下有龙土贯，当即此人。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说，献忠“发银赈武昌五千，汉阳、六安五千”。数额似乎过小，而且六安当时不在献忠管辖之下，疑有误。
[26]《竹中记》里记载了张献忠进入湖广后，没收官僚地主家产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楚王是个典型例子。
[2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妇女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资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起义军战士又不准私藏银财，“夜合之资”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28]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人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口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人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妇其妇，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日，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人受其荼毒与汉口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日荡然焉”（见《竹中记》）。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射，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29]彭观民：《彭节愍公家书》，附于彭孙贻《湖西纪事》，《虔台节略》之后。
[30]是时李时荣已经病死，由谢凤洲升任巡抚。
[31]同治《蒲圻县志》卷三，《祥异》记：“十六年秋七月十一日，流寇张献忠陷城，知县曾孩死之。”
[32]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九，《笔记·决疑》。
[33]《平寇志》卷七。光绪二年《韶州府志》卷二四，《武备略·兵事》。大西军在湖广南部掀起的革命风暴还波及广西。史载大西政权委任童佐圣为江华知县后，“有临武矿夫头蒋应开自号魁楚，率众到江华招悍奴亡命，横挟殷户出银养兵。领童贼牌令破广西贺县，惨杀甚多，刦县印还报”。（见同治九年《江华县志》卷七《寇变》）
[34]《平寇志》卷七。康熙二十二年《万载县志》述丘仰寰事云：“麻棚丘仰寰聚党数千，结寨天井窝行劫。后胁从万余，破城一十三次，至甲申年四月方受抚投诚。”这里没有说明到一六四四年四月受抚的是丘仰寰本人还是他的部众。据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兵部题本，十一月左良玉部副将吴学礼攻破袁州府，“生擒伪都司丘仰寰”（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袁继咸《浔阳纪事》载，后来投降的是卢南阳等人，未再提及丘仰寰。可见丘仰寰在袁州战役时已经牺牲。
[35]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与此相对照的是，大西军却严禁任意屠杀。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献忠无子，可能是第四个养子艾能奇，有的书写作艾四）。……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人多不杀。”
[36]《平寇志》卷七，《国榷》卷九九。
[37]《平寇志》卷七。
[38]同3。
[39]《平寇志》卷七。按，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中说“改为龙成县”，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一二八页。
[40]同上条引《兵部为塘报事咨行稿》。
[4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明季北略》卷十九《吕大器复江西郡县》条记：“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时，路过峡江，城门四闭。闻是官军，反行遮杀。吕以八王兵到，开门出迎，手持县印，口称：‘千岁，备有大马三十五匹，粮草无算，新旧知县俱已拿下，听候发落。’大器立取奸民枭示之，次第恢复。”
[42]《平寇志》卷七。《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收录了这个檄文，但缺后半段，文字也略有不同。中间一段云：“其长沙地方已升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维弼为分巡监军长沙道，升蒲圻知县吕凤起为知府。”语意较完整，盖以吕凤起升任长沙府知府，而非接替任维弼之岳州知府。
[43]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参看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
[44]由于这个文件是杨嗣昌的儿子保存下来的，原文肯定是直呼杨嗣昌之名，被杨山松等人改成了某字。
[45]《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十，《定难》，《详行大法责成诸将》。
[46]《堵文忠公集》卷二，《地方利弊十疏》卷三，《直陈颠末疏》。
[47]康熙二十四年《醴陵县志》卷三，《赋役志》，《旧赋役纪存考》。
[48]《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九二页。
[49]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卷一，《派办》。
[50]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记：“荣邸承奉云：贼有老成者亦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
[51]康熙二十四年《长沙府志》卷一，《沿革》。
[52]大西军西上准备入川时，史可镜为官军俘获，后来在南京被杀。见《绥寇纪略》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53]乾隆十二年《善化县志》卷九，《人物》，《吴愉传》。
[54]乾隆二十六年《衡阳县志》卷十，《祥异·兵燹》。
[55]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
[56]同治十二年《遂川县志》卷十八，《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