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焚二十三年之后，我们来到了十三陵特区，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寻访在那动荡岁月中留下的残迹。
在陵园的机器房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亲手用朱漆刷明楼巨匾并参与焚烧尸骨的小个子青年S。S已不年轻，显然比当年成熟多了，昔日的狂热在他的身上已很难见到。当我们想证实他的出身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来。这是“八一”小学的纪念册。S说：“八一小学是聂荣臻元帅创办的，因此又叫聂荣臻小学。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全是名门之后。”打开扉页，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和学生们的合影。一所小学校能得到如此众多的巨人的关照，实属罕见。翻到1956年的毕业合影，S指着右上方的一个矮矮胖胖的、逗人喜欢的孩子说：“这就是我。左边是×××，右边是×××……”他一个个地说着名字，以及他们的父母，似乎为那天真烂漫、辉煌壮丽的少年时代而陶醉，而自豪。这种自豪一定长久地注入他的心中，并有可能成为他生活中的支柱。要不，他是不会把这个纪念册带到机器房来的。
1990年秋，赵其昌（中）与夫人杨仕（左）、岳南（右），在十三陵特区采访后于当年烧毁帝后尸骨的定陵博物馆广场留影
当我们拐弯抹角地将话题扯到焚烧尸骨一事时，本想他会不高兴或者对这段事实及自己的行为加以掩饰，可他的坦诚令我们吃惊。他对那段往事毫不遮掩和否认，对自己当时的行为直言不讳，还对一些细节做了补充和解释。他说：“‘文化大革命’害了一代人，同时也损害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你们问的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上明楼用漆刷匾，那天风很大，梯子绑得又不牢靠，真像天梯一样，走到顶点就能感觉到湿乎乎的云雾从耳边擦过。那时候可真有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劲头。要是现在啊，给我多少钱也不敢干。你想想，如果摔死不就白死了。现在我腿上和头上的伤疤，不但没人管，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像小偷去偷东西伤了身体一样。那时候也真叫傻，人家匾上那定陵两个字碍着我什么事？可我当时却认为是反动标语，非要上去遮盖、用漆涂掉不可。这是何苦呢？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去干了。
“前些日子文化局又来人调查焚烧尸骨的事，让当事人签名。我签了。自己做的事就要承认，我不像有些人，砸的时候风头出得比谁都狂，可一旦追究下来，又像个老鼠一样缩进洞里不敢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况且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像这样的浩劫，几乎全国每个文化遗址、博物馆、园林都有。尽管现在公安部门把定陵焚烧尸骨、第二毛纺厂武斗、黑山寨劈孩子列入昌平‘文革’三大要案，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处理，法不责众嘛。这是中国的古话。退一步说，真要是进监狱，大家一起去。承认的要去，不承认的也要去，××的官司从来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何必躲躲闪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觉过分。尸骨毁得太可惜了，这不是我们吃饭的碗和筷子，砸了断了还可买同样的。可这尸骨又哪儿去买？即使买来也不是万历帝后而是别人的了。你们要把这场悲剧写出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了……”
S不愧是名门之后。说这段历史时，仍不失大家风度。他的神态、动作和口若悬河的解说，似乎让人感到是在做一次学术演讲，或者是胜利后的总结报告，抑或是在叙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事。在他的身上，我们领悟到了太极拳的奥妙。太极拳为中国所独创，太极拳刚柔相济的精华，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理。
与小个子S相反，当我们在昌平县城见到当年那位“文革”女主任W时，她满脸忧郁，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雪丝。她在农村长大，从小饱尝贫寒之苦，至今仍不富裕，两间不大的屋子，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找不到更值钱的东西。也许愚昧和无知使她过早地走向衰老。
当我们把话题扯到“文革”那段岁月时，她对自己一生最为显赫的时代，并不感到自豪和骄傲。她的脸尽管也抹上了淡淡的红晕，但看得出是因羞涩和痛悔所致。她没有提及自己当年如何指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只是说自那场“革命”之后，几乎天天都做噩梦，梦见万历帝和两个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每次梦醒之后，都发现枕头被冷汗浸湿一片。这个梦缠绕了她二十多年，致使她青春早逝，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常常感到步履艰难，气力不支。她说也许这是报应，后悔当初不该那样无知和狂妄。
临别的时候，她疲乏的眼里流出了热泪。她真诚地把我们送出好远好远。望着她瘦削的身体和满脸的倦容，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创造了震惊中外考古界巨大的悲剧的导演和主角。人真是个难以捉摸的怪物。
当我们把S和W此时的心情告诉当年的“保皇派”领袖孙志忠时，这位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汉子愤愤地说道：“现在他们后悔了，当年要不是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何以连祖宗的尸骨都没能保住？”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惜，无论是S还是W，都悔悟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