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人员揭开万历皇帝尸骨下已腐烂的绵褥，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六十九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只国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世界陵墓的出土中也属罕见。
织锦各自成卷，在两端和中间又各用一道丝线捆住，称作“腰封”，中间捆线分开做人字形。人字形捆线下方，大都贴有方纸，纸上贴有织品的名称、产地、匠作及织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盖有朱红色印章。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纸上的文字大都模糊不清，发掘人员想尽办法，但能辨认出来的仍是少数。
上用月白暗苍龙云肩通
袖龙栏直身袍暗线……
……云地熟绫一匹长
五丈五尺四寸龙领全
南京供应机房织造
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
枝连花托捌吉祥壹
匹宽贰尺长四丈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
万历二十六年
……山西……石胜保
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大放异彩，占有辉煌的篇章，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渐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了。
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织锦品，之所以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不只因为它有对明代纺织业及工艺美术水平的研究价值，它的珍贵还在于，同时对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有所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具备。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匹料，还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却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面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等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七十九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锭重拾两安宁州同知江金户高如山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万历棺内出土金锭铭文拓本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的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百姓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浙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万历棺内出土的金带柄药罐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却没有其他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皇帝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由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史范俊就曾上疏谈到“人欲宜防”，并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万历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这位御史也许没有考虑到“汤不近色”的真伪，更不会怀疑万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万历皇帝的翼善金冠
考古人员提取谥册后，专门邀请化工工程师祝福祥前来揭取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这个盒子的出现，开始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当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当梓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一经开启，几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内，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翼善金冠！
这顶翼善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型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善冠的珍贵，除质地全为金线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随着梓宫清理临近尾声，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被打开。在万历棺椁的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著有文字的谥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不染，每册十板，用丝绳缀结而成，外被织锦，内刻谥文。文皆阴文正楷，直行读，自右至左。册的两端木板不刻字，描金云龙纹。谥册的文字，实际是对万历一生功绩的概括和总结，全文次第排列如下：
维万历四十八年次庚申九月乙亥朔初
显皇帝
庙号
神宗伏冀
……
上帝左右俾冲入永赖洪麻觐
文考烈光四子孙茂膺繁祉谨言
谥册通篇写尽溢美之词，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皇恩浩荡、强民富国的韵味。假如不了解万历一朝的历史真情，仅凭谥册推断，那该是一派多么欣欣向荣、四海升平、辉煌灿烂的景象。可惜，可悲的现实毕竟不是凭几位儒臣的华丽辞藻就能掩饰得了的。在这一点上，万历及其臣僚远没有太祖朱元璋的直爽和聪明。朱元璋在为皇陵立碑时，为避免儒臣对他及帝国的粉饰，而亲自主笔，以真挚的情感、冷峻的笔锋，客观地描绘了自己的生平和创业的艰辛。撇开他那文采飞扬、气魄恢宏的碑文不论，仅凭直面人生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就足以让后人称道。而万历的谥文，除了对他悲怆的人生及业已沦丧的帝国有一丝安慰外，于世人又有何裨益呢？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以人类自身的血肉黏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