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费尽心血，大明帝国耗费巨资修建的定陵地下玄宫，三百年后重见天日。它的发掘，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研究和评价历史的机会。
在万历之前，只有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成祖朱棣（年号永乐）、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三位皇帝生前预筑陵寝。万历在刚刚摆脱张居正的“桎梏”之后，便认为自己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代之后的臣民敬仰崇拜，于是不再听信群臣的劝阻，一意孤行，倾尽国力，把自己的陵寝规模修建得超过了列祖列宗。
作为定陵地下玄宫的享有者，几次亲赴陵区视察的万历皇帝，自然知道玄宫里的“床”是为谁铺设的：宽敞的后殿属于自己，左殿属于他并不喜欢，却在礼法制度上又无法阻挡的王皇后。那么右殿是谁的呢？如果常洵立为太子继为皇帝，毫无疑问，郑贵妃就是当然的皇太后，在他闭上眼睛之后，儿子是会为母亲郑贵妃成就这桩“好事”的，右殿也自然属于郑贵妃。可惜天公不作美、群臣不合作，朱常洵终究没能成为太子，万历皇帝的理想，也就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泡影。人生在世，支配和激励他的动力有许多种：金钱、荣誉、权力、女人等等，这些因素有时也会盘根错节，交替或交叉起作用。但对万历这样一个富甲四海、贵为人君，精神上却孤苦伶仃的天子来说，只有郑贵妃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定陵发掘示意图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做最后一搏——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与自己为伴。然而，三百多年后，定陵玄宫洞开，考古学家发现棺床上并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左、右两殿，棺床上空空荡荡，只有尘土，没有棺木。豪华空旷的后殿，并列着三口已散了架的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正宫皇后王氏，她只生了皇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未生皇子，终其一生不得宠，也不争宠，正位中宫长达四十二年，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死后谥号为孝端皇后；右边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当年由宫女一步步晋升的王恭妃，死后谥号为孝靖皇后。
这一悲剧性的安排，是万历皇帝生前想到，但又无法认可和确信的事实。他的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希望或者说幻想，即后任的皇帝和大臣，将按照他的遗诏去安排后事。然而，他的希望终究还是落空了。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在他咽气之后，这种威力更将不复存在。有史可查的是，万历皇帝的遗诏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死，再来册立皇后，皇帝如何出席成婚仪式？谁来主持？况且帝国的最高权力已落于朱常洛手中，又有谁不去讨好大权在握的新主，而去实现一个“过去者”且“有悖典礼”的非分的遗梦？可以说，万历皇帝是怀揣最大念想和遗憾进入定陵地宫的。
当然，使万历的念想彻底成为梦幻泡影的，并不是生前被冷落、虐待、折磨以致身死的王恭妃之子——继任皇帝朱常洛，这位新主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黄泉。而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皇太后，并下诏从昌平陵区东井平岗地迁出，与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进了定陵玄宫，成就了一桩他的爷爷万历皇帝生前死后，都极不愿看到的“好事”。
至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十年。因王恭妃的孙子朱由校成为帝国新的主人——天启皇帝，并由此迎来了大明帝国谢幕前最为紧迫慌乱的时代，郑贵妃自然成为被时代遗弃的、只能坐在宫前闲来说神宗的前朝白头宫娥。尽管她有一个号称藩王的儿子正在洛阳作威作福，但朝臣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坐享在中州之地的纨绔子弟，空有一身臭皮囊，既没有控制当地的实力，更没有操控朝廷，甚至自己起而夺嫡、荣登大位的能力，因此可置之不理。而连绵十几年的“国本之争”，搅得朝廷不安，帝国衰落，无数护法持正的忠勇之臣受害，甚至家破人亡。作为这场争战反派轴心人物的郑贵妃，自然被“自以为忠”的臣僚，视为不折不扣、祸国殃民的妖孽，无法得到谅解与同情，不予以捕杀，一举粉碎，已是当朝皇帝与臣僚的最大宽容。因而，天启之后的十年，郑贵妃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宫里，与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的苦楚与世态炎凉。
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郑贵妃在凄苦、悲凉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十三陵区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后，由一具臭皮囊很快演变成一个酒鬼与祸患，昏庸无道，鱼肉百姓，继之成为帝国肌体中一个冒着脓头的疖子——这个疖子在郑贵妃死去十一年后，相传为造反起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三百斤重的身躯跟鹿肉掺在一起被烹煮，并为此大摆宴席，号称“福禄酒”，为闯王军士一啖为快。这个结局，更是地宫中的万历皇帝所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