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第一大队二中队4架B-25轰炸机从四川梁山机场起飞,赴汉中待命，执行秘密任务。当时，由于飞行员奇缺，每架飞机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因此前不久，有3架飞机在四川梁山出任务时遇到云层不慎撞机，牺牲了十多人，其中3名正驾驶中有两名是13期学员，3名副驾驶是14期学员。自此之后每架飞机就只有一名飞行员驾机参战。）其中一架是美国人，三架是中国人，戴自谨就在其中。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此次轰炸的目的地——黄河铁桥。
戴自谨祖籍浙江宁波，但他本人出生在上海。戴自谨先生从小在上海读书（小学、中学、大学）。1937年 “8·13淞沪抗战”爆发，侵华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鬼子兵的蜂拥而至、杀人放火、难民如潮，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戴自谨的心！1938年初，戴自谨投笔从戎，毅然决然考上中国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后经过在国内和国外（美国和印度）多年训练，43年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空军的“宝贝”。
来到黄河大铁桥轰炸，航空队采取的是超低空发行。为避免被日军发现，飞机低飞到黄河里的水都被飞机螺旋桨煽到驾驶室的玻璃上来。迫近大铁桥时，他们还是看见日军有的举枪射击，有的仓皇摇动高射炮的炮身，有的战马受惊在日本鬼子兵群里上蹿下跳、横冲直撞。
戴自谨操纵飞机飞向目标，随即听到命令：“——瞄准目标！准备投弹！”
日军的枪弹打到了飞机的机身上，噔噔作响。
“——拉起！——盘旋！——黄河大铁桥一片烟火升腾，大桥炸断了！——胜利返航。”
当时，黄河铁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此次作战，空军司令部要求轰炸机编队低空轰炸，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少尉和戴自谨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桥。听到命令，美国飞机上的领航员脸都吓白了，中国飞行员见了，觉得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参战的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1000磅的高爆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轰，我军机上的枪手拼命地回击。刚进入桥头，就见在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开始投弹了，可惜他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要害。戴自谨紧随其后，看得真切。
他咬紧牙关、沉住气。开始俯冲时，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然扫射，等飞到桥中，戴自谨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戴自谨在紧跟（编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颗炸弹。
离开铁桥后，戴自谨命领航员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击中目标，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戴自谨：（主桥已经）炸断了，炸断了！这时候戴自谨的心情真是难以表述，难以形容的，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激动是兴奋？也许就象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
在此之前，另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这些轰炸过程机上都有摄像记录。可笑的是那美国佬硬要说他炸中了一颗，生怕丢了美国人的面子，记者来采访时，美国佬只是让杨训伟（炸浮桥的飞行员）接受采访，却让戴自谨回避。对此戴自谨倒是觉得无所谓，你炸、我炸，谁也不会跟你抢功，只要炸中了就行。
回到基地，大家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戴自谨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机械师最清楚到底是谁的功劳）。
这是黄河铁桥第一次被炸断，这次轰炸的成功，不但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虽然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枕木架铁桥，恢复运输，但运输效率大不如前。
这样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8月，中美十四航空队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中国飞行员24人最后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战友在抗战中牺牲。
1944年11月的一天，戴自谨奉命飞往湖北宜昌机场轰炸（敌占区）。那天天气极差，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只得折返。回航时天气更糟，阴雨绵绵，戴自谨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失灵，呼叫梁山基地电台也得不到回应，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机毁人亡。戴自谨决定往西飞，看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可是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要用完了。万般无奈之下，戴自谨只好作出弃机的决定。通讯员、枪手、领航员一一跳伞后，戴自谨最后一个跳下（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跳伞）。跳伞前，戴自谨我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了，当戴自谨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飞机，折转头向他迎面飞来。
只见失去控制的B-25轰炸机像一头恶魔一样向戴自谨呼啸而来。漆黑的夜晚，雪亮的灯光，巨大的轰鸣，飞机从戴自谨降落伞的头上掠过，空气激流把戴自谨携裹、震荡得东倒西歪，戴自谨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后，飞机在离戴自谨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机上装满了炸弹）。
第二天，根据戴自谨跳伞前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相继找到了四个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他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
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人，戴自谨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来到成都，戴自谨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司令部人员推三托四，戴自谨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飞行员时，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让枪手住下。这说明第十四航空队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
来到成都，我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他们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我们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让枪手住下。这说明我们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
到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地面部队发动了旨在扫荡美国第14航空队在华东各机场的“桂柳作战”。虽然，日军占领了中美空军机场，但是，由于日军丧失了制空权，不得不很快撤退。第14航空队暂时丢失了几个前进基地，飞机物资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在桂林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落日寇飞机34架，击伤10架，毁地面机6架，炸毁敌车400余辆，炸毁日军大小船只518艘。
抗战期间，戴自谨一共获得了六、七枚勋、奖章，其中有“彤弓”、“云徽”两枚勋章，另有两枚美国空军颁发的奖章，一枚是我轰炸黄河铁桥的奖章，另一枚是参加作战25次以上的奖章。我被美国空军授予“空军奖章”（AIRMADE）两枚。
1945年2月，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无以应对。戴自谨等十三、十四期中美混合团中资格最老、荣立战功最多的一批骨干，被调到成都，成立国民党空军运输队，队长是衣复恩。当时运输队主要运送人员，有时也到敌战区运送通讯器材等。当年8月，空运队扩大为空运大队。空运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戴自谨在一中队任分队长（一中队队长是杨道古，副队长是邬钺）。空运大队驻扎在重庆，主要任务是将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白崇喜、李宗仁、张发奎等接收大员，运送到上海、广州、南京、北平、长春、沈阳、汉口、桂林、汕头、长沙、柳州等各个战区指挥受降。
接收工作完毕，开始还都工作，把国民党大小机关官员运送回南京，直至1946年6月。此时，飞行运输队从C-47换成C-46，戴自谨由少尉升至中尉。1945年戴自谨的老乡（上海人）余时骧（14期），白天去轰炸敌军目标，被打下牺牲。45年3月许，杨训伟夜间轰炸成功。同年6-7月间，张建功夜间轰炸，被打下牺牲。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在45年的6-7月，轰炸宜昌时被打下的13期蔡德功。
1947年10月，戴自谨调至专机组，专门负责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蒋经国等高官的运送。1949年1月，专机组由上海转移至台湾台北松山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