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捷后，日寇第11军元气大伤，从1942年1月算起大概两年半的时间里，再无力南犯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有点飘，而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则有点闲，闲了就无聊，无聊就生事，吴参谋长写了一篇《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文章，呈报给重庆军事委员会“御览”。老蒋其实并没有认真看，但是为了鼓励将领们在战略上多思考，还是在文章上批字简单鼓励了两句，这下子中将参谋长吴逸志更有点飘飘然了。
吴逸志的这篇论文，还附带了一份加强亚洲战场联合作战的具体方案，其中有中国军队应在闽浙沿海（第三战区）增加兵力开辟新战场，同时派出五到十个师的精锐部队投入到太平洋战场，配合美军对日作战云云，多少有点异想天开的意思。接到老蒋的鼓励后，吴逸志大为兴奋，恰好他有个表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于是再通过表弟把文章和方案转给了美方，别说，这篇小文还真就辗转到了罗斯福手里。
罗斯福跟老蒋的态度差不多，作为军队统帅，对下面人勤于思考的习惯总要勉慰的，哪怕思考出来的东西未必可行，尤其是中国战场上的重要将领之作那更得客气客气，所以也回了封短信，言及会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研究，其实这都是客套的官话。但是吴参谋长当真了，美国总统的亲自复信让他大为兴奋，立即将此事电告老蒋，心想一份通令嘉奖或者一枚勋章是跑不掉了，这事多给老蒋长脸呐！
结果吴逸志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老蒋在电文上的批示是：“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严办”！吴逸志确实不懂政治：老蒋最忌讳中国军队的将领私下与美方接触和交流，比如后来的孙立人比吴逸志权柄声望大上许多，也是因此失去信任的。
接到军法执行总监部的通知后，薛岳又好气又好笑，只能出面跟重庆方面斡旋，一番操作下来，吴逸志总算免了牢狱之灾，但是战区参谋长兼干训团教育长是肯定干不成了。
最终的结果是吴逸志被免职，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闲职，不得不离开长沙赴重庆上班，这已经是1943年12月的事情了。到了次年，也就是1944年的10月间，再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不过吴逸志也算是因祸得福，因为仅仅半年之后，薛岳走麦城的隶属于“豫湘桂”战役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就爆发了，日本人纠集了十个师团20余万人的兵力发起“一号作战”湖南段的作战，如此空前规模的敌人，再加上薛岳的渐次骄狂，第九战区的失败显然已是不可避免。吴参谋长被拿下后，原战区司令部的参谋处长赵子立少将递补，于1943年12月底被任命为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
相比较于保定六期的吴逸志，赵子立的资历可是差了许多，他仅仅是黄埔六期生，戴笠、廖耀湘等小字辈的同窗。赵子立之前也不是跟薛岳混的，而是关麟征第52军的作战参谋，1938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才分配到薛岳的第一兵团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作战科长。毋庸置疑的是赵子立确有军事才华。早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作战中（万家岭大捷就是此间）就初露锋芒，期间首先指出兵团司令部对俞济时的74军使用不当，然后建议抽调兵力组成二线预备队，并力主拒绝老蒋调走两个军的命令，最后又果断提出抽调32军和66军参加万家岭围歼战役。薛岳采纳其言终使此战大胜日军106师团。这让薛岳对其刮目相看，遂连续提拔为副参谋处长、参谋处长，如今吴逸志去职，又被薛岳保举为战区参谋长。
然而赵子立与薛岳的关系，却与职务晋升恰好相反，一路下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他跟薛岳没有吴逸志那般的私人情谊。吴逸志跟薛岳那是“哥们加老部下”，从加入粤军追随孙中山开始，吴逸志就一直在薛岳的手下，“粤军三剑客”。薛岳担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时，吴逸志就是薛岳第一营的连长，同是广东人同是保定生，两人关系自然非比寻常。而且，“老虎仔”薛岳是个挺狂的人，尤其是位高权重以后，除了老蒋和陈诚之外，他几乎谁的面子都不怎么给，连理论上有权指导第九战区作战的桂林行营主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都根本指挥不动他。在作战指挥中，薛岳向来比较喜欢积极主动地攻击，但也因此养成了独断专行的风格（其实是毛病），所以当他的首席军事幕僚，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件事，也只有吴逸志这样的老兄弟、老朋友，薛岳才顾忌几分，给予一定的尊重。
可惜赵子立不是，黄埔毕业生跟保定军校生差着辈份。吴逸志跟薛岳同庚，到1944年都已经年近五旬（1896年生人），而黄埔少壮派的赵子立年仅36岁，并且还是北方的河南人，方方面面都跟薛岳不在一个频道上。而且，赵子立担任参谋军官时间较长，行事周密小心，更比较融入黄埔系统，与桀骜不驯的薛岳根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另外一个问题则涉及官场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了。当赵子立仅仅是一个参谋或者参谋处长，对作战指挥只有建议的资格时，薛岳往往会以欣赏的眼光去有选择的倾听和接纳，所以两人之前的关系尚可。然而当赵子立一跃成为战区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时，那是具有一定的军事决策权的，这就影响到了薛岳的独断专行，再加上赵参谋长不会巧言卖乖不太附合的性格，薛岳便越看越不顺眼。
两人的矛盾集中爆发于1944年5月。日军突然发动豫湘桂战役，第四次进攻长沙。
早在战前，第九战区第一线部队和敌后挺进纵队等部队的情报就显示，江南一带日军部队调动频繁，将鄂南、湘北、赣北一带的一些道路完全封锁，不允许中国人通行。再加上河南战事正酣。各方情报均显示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必然要有大的动作，赵子立判断鬼子的这次进攻不比寻常，调集参战的兵力可能超过前三次的长沙会战。而且，日军这次不仅是像前三次长沙会战一样，只在洞庭湖以东有动作，在洞庭湖以西方面也有汽艇等渡河器材大量集结，说明这次日军来者不善，企图不小。以第九战区的现有兵力恐怕不足以应对，应当尽速报告重庆并请求增援。
“你职位越高，越没有胆气了，还记得武汉会战的时候吗？你不是这样的。在第九战区，敌寇进攻是常态，但为什么过去两年他们没有进攻？前年他们主要打第三战区（浙赣会战），去年一年都在打第六战区（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不能说全赖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威慑，但敌军胆怯亦是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军以不变应万变，其奈我长沙何？”薛岳直到此时仍不相信日本人会在1944年还有什么能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并且对自己的“天炉战法”又过度自信，根本听不进赵子立的意见，反而训斥赵子立。
赵子立不甘心，试图解释和劝说道：“目前战区的野战兵力仅有60个团，情况与两年前大不相同，一旦日军以大军来袭，势必无法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向重庆多要一些能征惯战的部队，同时应该把决战地点后移，改在衡阳附近最妥……”。薛岳一听，这不就等于是在教他怎么打仗了吗？并且冒犯了他的军事权威，犟脾气上来甩下一句“想要援兵，你自己去要吧”，拂袖而去。
赵子立知道已经劝不动薛岳，只能尽量挽回和自保，于是通过王耀武，联系到了侍一处主任林蔚，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然而林蔚毕竟是一侍卫主任，在重庆当局来回的扯皮之下，第九战区最终也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当横山勇以“反天炉战法”加强两翼重兵杀来时，第九战区前线部队当即纷纷溃败，长沙瞬间成为一座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