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这一路走来相当不易，隐忍二十年，逆袭成功，获得了太子之位。成为皇太子后，更加谨慎小心，为此他向隋文帝请求，免穿太子礼服，东宫属官不对太子自称为臣，隋文帝自然欣然应允。杨广平日将自己锁在东宫里读书、写诗、礼佛，面对变幻不定的朝局，就像置身世外的没事儿人一样，处处看父皇的脸色行事。
这只是杨广自保的一种方式，并不是他所向往的生活。杨广在给好友将军史祥的信中说：“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说父皇去了仁寿宫，自己留在大兴城监国，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但既不能弹琴，也不能骑射，更没有人聊天宴饮，透出一种浓厚的落寞之意。
杨广知道，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等待”，等到父皇驾崩的那一天。后来这一天终于到了。登上皇位后，杨广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假传隋文帝的遗嘱，逼迫废太子杨勇自尽。这个大哥始终是他的心头大患，必须除之而后快。杨广后来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但是其子嗣不得继承王位，全部流放济南，后来多数被杨广杀死。
杨广紧接着将柳述贬往岭南，这位妹夫不仅和自己不对付，和杨素更闹得不可开交。杨广同时责令最小的妹妹兰陵公主改嫁，但没想到遭到了兰陵公主激烈的反抗，她以死相逼，不再朝见，并上表请求去掉封号，和丈夫柳述一同前往流放地。杨广大怒道：“天底下没有其他男人了吗？为什么居然想和柳述一起被流放？”兰陵公主答道：“先帝把我嫁给柳述，如今柳述有罪，我理应被株连，不愿意陛下为我格外开恩。”杨广对这位性情刚烈的妹妹没什么办法，拒绝了她的请求，将柳述单独流放。
兰陵公主遭受如此打击，身体很快垮掉，临死前上表杨广说：“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鄎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希望将来与夫君合葬。这使得杨广更为生气，《隋书》记载：“帝览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将兰陵公主薄葬于洪渎川，柳述后来也在贬地感染瘴毒而死。
收拾完大哥和妹夫，杨广将目光转向了五弟杨谅。相对于杨勇和柳述，他更担心这个弟弟。杨谅作为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最小的儿子，从小便最受父母的疼爱。按照规矩，诸王在成婚后就应该搬离皇宫，然后到封地去。但杨谅直到二十三岁才离开父母，被任命为并州总管。别看只是一个封疆大吏，但隋文帝给他的地盘是空前的，“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就是说将原来北齐的领土全部让杨谅管辖，拥有所辖之地的治理权和兵权。另外，还赐给他特殊的权力，“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遇到特殊和紧急情况，可以自行处置，不必请示中央，也不受法律约束。同时，隋文帝还为杨谅挑选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来辅佐他，所谓“盛选僚佐”。为了表示对杨谅的重视，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巡幸温汤时亲自送他到并州赴任。
杨广的担心并非多余，杨谅暗地里早已开始为造反做准备，这和朝局变化有很大关系。杨谅看到大哥杨勇被废黜了太子之位，三哥杨俊死于非命，四哥杨秀被贬为庶民。几年间，隋文帝的五个儿子，除了太子杨广外，只剩下自己还有实权，这让杨谅感到不寒而栗，“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担心将来二哥杨广上台，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该如何办呢？如果不想坐以待毙，只有做强做大一条路可走。于是，杨谅上书隋文帝说：“突厥还很强大，太原为重镇，应加强防备。”
隋文帝觉得有理。因为杨谅的辖地面临突厥和高句丽的威胁，“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杨谅向朝廷索取了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缮城池，打造兵器，并且招纳了流亡之士，得到了数万人。任命南朝梁将军王僧辩的儿子王为咨议参军，此人博学多才，通晓兵法，善于谋略。同时重用了以前南陈的将军萧摩诃，当年他投降隋军后，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后随着杨谅来到并州。这两人一文一武，王负责出谋划策，萧摩诃负责领军打仗。
杨谅在积极准备的同时，一直密切观察着朝局的变化，以便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很快有件事情让他下定了造反的决心。
隋文帝驾崩后，杨广派车骑将军屈突通带着隋文帝的诏书，召杨谅回朝。杨广有所不知，隋文帝和杨谅就诏书有过密约，“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敕”旁边多加一个点。如果是调兵的话，玉麒麟的兵符一人一半，一半在皇帝手中，一半在杨谅手中，完全对得上才可以。隋文帝这样做，为的是担心朝中有变，自己被控制后，作乱者矫诏骗诸王进京后一网打尽。
杨广对此不清楚，当杨谅看到诏书上没有记号时，就知道这一定是二哥杨广的阴谋。此时杨谅面临着重大抉择，是揭竿而起还是逆来顺受。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反正都是殊死一搏，总不能坐等灾祸降临。与此同时，一直不太得志的王和萧摩诃也都劝他起兵造反。
说干就干，杨谅竖起了反旗，开始的声势很大，十九个州第一时间响应。这对刚刚登基的杨广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挑战。当时的情势对杨谅非常有利，他兵多将广，又准备了多年，而杨广刚刚上台，政治地位并不稳固。
但谁承想，被父母宠坏的杨谅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昏招频出。他首先提出的造反口号是“杨素反，将诛之”，搞起了“清君侧”，这是一步臭棋，杨素根本就没有造反，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杨谅应该充分利用杨广刚刚即位，地位并不稳固的弱点，将矛头指向杨广，痛斥他的罪行，质疑他登基的合法性。但杨谅却避重就轻，这样的口号对天下人没有太强的号召力。如果仅仅是为了除掉杨素，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
第二步臭棋是战略规划，起兵后主攻方向到底是哪里，杨谅并没有清晰的计划。对此王献计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就是说，杨谅手下将领士卒的家属们，都在关西(函谷关以西)，如果用他们当主力，就应该发动攻击，长驱直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夺取京师。如果只打算占据北齐旧有疆域，则应任用东方(函谷关以东)人。
王并没有给出唯一的战略方向，而是提出两个选项，这更加加重了杨谅的负担。就在他举棋不定时，总管府兵曹裴文安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他说：“井陉以西地区，完全在大王控制之下，山东(太行山以东)武装部队，也由大王指挥，应该全部动员，派老弱残兵驻守险要。然后率领精锐，直入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黄河渡口)，我愿充当前锋，大王率主力继进，闪电攻击，挺进霸上、咸阳以东地区，可以从容不迫地把它平定。此时，京师震动骚扰，军队不能马上集结，上下互相猜疑，人心离散。我们立即发号施令，谁敢不听。用不了十天，大事可定。”
裴文安的建议核心是率主力西进，直接攻取京城，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杨谅听后大喜，任命裴文安担任柱国，率大军出征。
裴文安率军起初非常顺利，兵不血刃拿下蒲州，按照既定计划，下一步将由蒲津关渡过黄河，直扑长安。但没想到此时杨谅突然打起了退堂鼓，让裴文安停止前进，并下令将黄河上的浮桥拆掉，不再继续西进，固守蒲城，想隔着黄河与杨广分庭抗礼。这下把裴文安急坏了，他回到晋阳面见杨谅说：“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计成，大事去矣。”用兵必须诡秘神速，为的是要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大王既不亲征，我又被调返，使敌人的计谋得逞，这样的好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杨谅或许自知理亏，对此的反应是沉默不语。
杨谅做出这样的抉择，确实有些“无厘头”，既然要反，只能是鱼死网破，乘着杨广立足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方才有些许胜算。但他却选择龟缩政策，一心想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将战场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杨广，坐等杨广调兵遣将，除了覆灭之外，便不会有其他结局。
杨广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良机，本来是想着被动防御，看到杨谅止步不前，立即下令转守为攻。率大军反攻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广最为信任的杨素。
杨素身经百战，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他率部趁着夜色渡过黄河，偷袭蒲津关，一出手就赢得了战术上的主动，接下来他用几千人牵制晋州等南边的州县，而自己率主力一路东进，直扑晋阳。杨谅见隋军来势汹汹，急令手下大将赵子开率领十万之众，在高璧(今山西灵石)占据有利地形，摆开五十里战阵，试图拖住杨素前进的步伐。
杨素看到敌众我寡，而且叛军占据险要，易守难攻，心生一个破敌的妙计。他命令手下将领带一部分主力正面进攻，自己带着一支敢死队到了霍山，然后沿着悬崖峭壁摸到了赵子开大营后面，发动突然袭击，叛军顿时阵脚大乱，两边夹击，十万士卒灰飞烟灭。
杨谅得知前方战报大为惊恐，无奈之下，只能自己亲率大军在蒿泽(今山西汾阳以北湖泊)布阵抵抗。两军实力对比，杨谅还是占优，同时以逸待劳，还占据有利地形，取胜的概率不小。但此时杨谅又出臭招，由于遭遇连日大雨，杨谅竟然下令主动撤军，王赶忙劝谏说：“杨素悬军，士马疲弊，王以锐卒亲戎击之，其势必举。今见敌而还，示人以怯，阻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必勿还也。”我们不容易，杨素更不容易，他们远道而来，我们是以逸待劳，如果大王能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击，一定能取得胜利。如今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撤退，显示我们胆子太小，容易使军心沮丧，还会增加敌人的气焰，因此万万不能回师。杨谅对此建议又是“不从”，率军退守到清源(今山西清徐)。
如王所说，杨谅不战而退，使得军心大乱，而杨素的军队则士气大涨，双方在清源决战，结果可想而知。杨谅的军队“死者万八千人”，萧摩诃也在此战中被生擒。杨谅率残兵狼狈地逃回晋阳。但此时晋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杨素紧追不舍，随即将晋阳围成铁桶一般，杨谅见大势已去，只好献城投降。
该如何处理杨谅呢？文武百官的意见是论罪当诛。但没想到，杨广却表现得很有气度，或许是想以此来树立新君的仁义形象，他说：“终鲜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谅一死。”终究是兄弟，而且兄弟也不多了，所以不忍心杀他。下令将杨谅除去户籍，贬为庶民，最后幽禁而死。
杨谅的失败命中注定，他从小锦衣玉食，备受宠爱，根本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造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不难理解，往往在关键时刻，杨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昏招迭出，不听从王等人的意见，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再说王，杨谅兵败后，他逃入山中，觉得难逃一死，于是告诫儿子说：“我的计谋不亚于杨素，但很遗憾杨谅却不听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怎能被他们擒获，让竖子成名，所以只能自行了断。但儿子你不必随我而死，逃亡中要记住一条，宁可找生人，也不要投靠亲朋好友。”说完自尽而亡。遗憾的是，他的儿子并没有听从忠告，投靠亲友后被告发，然后被处斩。
平定杨谅后不久，陈叔宝在洛阳去世，活了五十二岁。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居然还死在了隋文帝之后，而且平常日子过得非常不错，这在历史上很是少见。他一直想要一个官职，至死都没有如愿。死后杨广满足了他，追赠他为大将军、长城县公。
不过，陈叔宝毕竟曾经做过皇帝，光有一个官职还不行，因此还需要一个谥号来评价一生的功过。杨广给他的谥号是“炀”，这是谥法中最不好的名号之一，所谓“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在杨广看来，似乎只有这个字才能概括陈叔宝荒诞的一生。只是杨广打死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也获得了同样的谥号。更为悲催的是，陈叔宝的谥号后世很少被提及，只要说起陈叔宝，想到的都是陈后主。而李渊给杨广的这个谥号，却将杨广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暴虐和荒淫的代名词。
杨广在给陈叔宝最差谥号的同时，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气势的年号——大业。
如同隋文帝将年号确定为“开皇”一样，杨广选择这个年号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他内心来讲，非常想开创一番大业，好让天下人知道他取代哥哥杨勇的正当性，以此证明在治国理政上他比杨勇更有能力。虽然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但杨广显然不想做个守成之君，他的目标是要比父亲更加出色，成为能在史册留名千古的一代帝王。
不过，开局并不容易，特别是五弟杨谅的反叛，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所幸是虚惊一场，如今天下安定，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从群臣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这位新皇帝也充满了期望。隋文帝固然伟大，但到了晚年却有些昏聩，搞得人人自危，照那样下去，大隋江山社稷将陷入危险境地。所幸一切都已重新开始，新皇帝一定会有新气象，就同“大业”这个年号一样。
杨广没有辜负这份期望，一上台便是大手笔。大业元年(605年)，他决定上马一个宏大的工程——营建东都洛阳。
杨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资治通鉴》里说因为他听信了术士的话。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术士叫作章仇太翼，预言非常准，据说隋文帝最后一次去仁寿宫之前，章仇太翼曾劝阻，但隋文帝执意要去，搞得章仇太翼急眼了，说道：“陛下若是去了仁寿宫，恐怕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意思是说，隋文帝一旦真的离开皇宫，那就会死在仁寿宫。隋文帝怒不可遏，下令把章仇太翼扔进大牢里，表示等自己安全回来，就杀掉章仇太翼。可没想到，隋文帝真就死在了仁寿宫，并给杨广留下这样的遗言：“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常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章仇太翼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早前对我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了，现在我估计回不去了，你回去之后就将他放了吧，为自己所用。
杨广登基后，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杨广的命属于木命，而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能长期待在这里。又有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由于皇帝杨广早年被封为晋王，还特意附加了“修治洛阳还晋家”这一条谶语。
《资治通鉴》里说得神乎其神，但可信度不大，杨广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可能仅仅因为术士一句话，他有更长远的考虑，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形势的变化。当年隋文帝兴建大兴城，因为关中地区四周有天险，易守难攻。在天下不太平时，确实是都城的绝佳选择。但如今情况不一样了，陈朝被灭，天下一统，突厥被收拾得服服帖帖，所以现在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防御外敌，而是如何更好地统治这个王朝。就这一点看，关中显得比较偏远，为了实现有效统治，修建东都势在必行。
二是粮食的保障。洛阳地处中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关中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地处西部，交通极不方便。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关中的粮食已不能满足京城需要，若遇到灾年，只好东迁洛阳就食。隋文帝就曾先后两次率领百官就食洛阳。
三是杨谅的叛乱带来的反思。响应叛军的地方不少，说明东部地区并不稳定，很大原因在于都城偏安一隅，离山东太远了，离江南就更远了。虽然隋朝统一天下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关中和山东、江南地区的隔阂，并没有有效地弥合，相继发生了江南叛乱和杨谅之乱，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实现长治久安，理应将都城内迁。
为何选择洛阳呢？杨广考虑的重要因素还是地理位置。洛阳居天下之中，四个方向都能照顾到。他在《营造东都》的诏书中指出：“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然欤！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在这一点上，杨广比他的父亲隋文帝有着更加宽广的视野。
另外从地势上说，洛阳也不错，虽然地处平原，但北靠邙山，南临伊水，是个建都的好地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杨广曾经登临邙山，察看伊阙，对左右说：“这不是龙门吗？自古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呢？”苏威答道：“自古非不知，只是等待陛下。”苏威的话分明是拍马屁，早在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就把都城定在洛阳，后来北魏孝文帝元宏也把都城迁到这里。不过，对于苏威的话，杨广很受用，听后非常高兴。不知道这个记载是否属实，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营造东都洛阳的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和当年隋文帝建设大兴城一样，总设计师依然还是宇文恺，只是工程总指挥由高颎换成了杨素。杨素和宇文恺曾经合作建造了仁寿宫，彼此比较默契。宇文恺经过精心设计，拿出了详尽的设计和施工图，而杨素征集了两百万人开始全面开工建设。这个数字着实有些夸张，要知道，当年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也只动用了七十万人，营造东都所用的人力居然近其三倍。不过，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资治通鉴》里说“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杨素这样做，就是希望杨广能够早日见到新的都城，这符合他一贯的做派，无论是打仗还是施工，都毫不吝惜人力。
果然，仅仅用了十个月，一座雄伟华丽的新都城诞生了！
宇文恺规划设计的东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外城南北长七千三百米，东西最宽七千二百米，规模比大兴城略小。但整个城市气势宏伟，宫殿比大兴城更加富丽堂皇。以主殿“乾阳殿”为例，史书记载：“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重莲，仰之者眩曜……”殿基高达两米多，有一百零三个房间，支撑大殿的圆柱就有二十四根，每根圆柱直径约二点六米，大到需要“二千人曳一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宫城正殿。
这还不算什么，比乾阳殿更让杨广感到满意的是西苑。史载：“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向背如神。”西苑里有山有水，凿出一大片人工湖，名曰“大海”。在海中用巨石修建了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在山上，亭台楼阁，星罗棋布，曲折环绕，交错相映。而且还专门修了一条渠，名曰龙鳞渠。渠两旁建十六院，极其华丽。杨广命人从全国各地搜集名花贵石种植、堆积其中，建成著名的西苑牡丹园。和隋文帝当年修筑大兴城多是就地取材不同，在营建洛阳城过程中，选用的材料都是上等的，由于有些材料中原没有，是从遥远的南方运来的。
只是，洛阳身处北方，景色再好也难抗季节的交替，一到冬天，万木凋零，显出一片肃杀之意。但这难不倒杨广，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史书记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秋冬季节，在树叶凋落后，就用丝绸剪成树叶，挂在枝头。如果有褪色的，就更换一批新的，一年四季，始终春意盎然。
新都城修好了，但没有人口也不行。工程完工两个月后，杨广下诏“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东京，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转过年，又令“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三年(607年)，再次下诏“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杨广征调各地人口到洛阳，很快使得新都城的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这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整个都市顿时显得生机盎然，城里各个市场热闹非凡。据史书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堵塞”，南市则是“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各民族使者。
人口多了，粮食的需求自然迅猛增长。杨广下令在洛阳周边修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出名的是含嘉仓。它在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开始考古学家以为是一座古墓群，但快挖到底儿的时候，发现了铭砖，依据上面的文字信息，经考证为古代的粮仓。
后来，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一座大型粮仓城遗址渐渐展现于人们面前：它们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遗址南北长七百多米，东西宽六百多米，共有圆形粮窖二百八十七座，四周有城墙和城门，内部有十字形道路，由仓窖区、生活管理区和漕运码头区等组成。大窖可以储粮一万石以上，小窖也可以储粮数千石，照此计算，所能储存的粮食数量相当惊人。
更让考古人员吃惊的是，在仓窖上面的土层发现里面保存的粮食仍然粒粒分明，仓窖的木板缝隙中发现了一些谷子样的颗粒，取出来后第三天竟然发芽了。后送到农科所培养，第二年竟长到膝盖高，还结出了果实。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储粮技术，专家推测说：“当时人们修建含嘉仓仓窖时，先将挖好的仓窖用火烘干，并把草木灰顺势摊在窖底，上铺木板，木板之上铺席子，席上垫谷糠后再铺席子；窖壁也照此处理，即先用两层席子夹一层糠，里面装粮食，边装边往上升；到离地面半米处铺层席子，席子上一层糠，糠上又是层席子，然后封土，一个粮窖才算完工。”
含嘉仓并不是洛阳周边唯一的大粮仓，除此之外，比较出名的还有洛口仓和回洛仓。回洛仓的规模也很惊人，根据考古发掘来看，仓城中有七百多个仓窖，每个仓窖可以储存五十万斤粮食，完全够洛阳城中的百姓生活所需。瓦岗寨就曾夺取回洛仓，之后李世民也率军攻取回洛仓，据说隋朝灭亡时，回洛仓内还有粮食，唐朝时期的百姓还能吃到前朝储存的粮食。洛口仓“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共有三千窖，每窖藏粮八千石，设官兵千人防守粮仓。按此记载计算，洛口仓约可容纳粮食二千四百万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
如此多的粮食从哪里来的呢？大部分都来自南方。如何将这些粮食运来呢？这就要说杨广干的第二项大工程——开凿大运河。为了保证洛阳地区的粮食安全，通过大运河漕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杨广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
只是，令杨广没想到的是，开凿大运河成了后世抹黑他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人认为杨广修运河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为了满足巡游扬州的私欲。不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诚然，扬州是杨广龙兴之地，他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很喜欢这座城市，但如果说杨广开凿运河只是为了方便去扬州，实在有些夸张。正史里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本名为《炀帝开河记》中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杨广有一天看地图，对扬州念念不忘，萧皇后读懂了他的心思，说：“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既然你对扬州那么眷恋，何不去游幸一番？但山高路远，从陆上走耗时长，很辛苦，不如开条水路，能快速到达。于是杨广便将开凿大运河提上了议事日程。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离谱，说杨广开运河是为了压制王气。隋炀帝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说睢阳有王气，还说当年秦始皇发现金陵出现王气时，就派人去凿断砥柱，使其消散。如今不如开凿一条运河，穿过睢阳直达扬州，可以凿穿睢阳的王气。
杨广决定上马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因为在隋朝之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一致的，都在中原地区，但后来随着对江南的开发，江浙一带的粮食产量超过了黄河流域，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实现大一统后，南北资源的运输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运输，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陆路，水路的优势非常明显，因此杨广才动了这样的心思。
大业元年(605年)，这项庞大的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开凿通济渠和邗沟，这一年三月，“征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挖通济渠。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西引洛水等入古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河，沿经河南开封、商丘折东南皖北至江苏淮阴入淮河，它沟通了洛水、古黄河和淮河。
邗沟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修建的一条运河，因途经邗城而得名。在开凿通济渠的同年，隋炀帝下令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对从淮安到扬州入长江一百七十公里的邗沟进行疏浚治理。充分利用汴渠、邗沟等旧有水道，是此次开凿运河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样可以在减少大量人力物力的同时，确保工程早日开通。
第二个阶段是开凿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挖。从洛阳的古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今卫河)，到今天津附近，再经沽水(今白河)和桑干河(今永定河)到涿郡(今北京)，“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长约一千一百公里。这个工程同样在三国时魏国所筑的旧渠基础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沟通了海河和黄河。
第三个阶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年)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多里，和前面的工程一样，将前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
自此，以洛阳为中心，南到余杭，北至诸郡的千里大运河贯通了！
通过水运比陆运要快捷得多。因此，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方便了南北交通，使南粮北运，北物南输，“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到了唐朝，它的功能更为突出。武则天称帝时，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由于船太多，经常会发生交通拥堵，长安元年(701年)，武则天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成为唐王朝经济的生命线。
到北宋时，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大运河发挥了更大作用。“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天下的财富和宝物，都由汴水运往京城，而汴水正是通济渠的一段。当时有人评价：“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到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向北移动，忽必烈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漕运。京杭大运河不再取道洛阳，裁弯取直，从大都南下直达杭州，不过，许多地方还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河道。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成为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大运河的开凿，还促进了沿河城市的繁荣，包括扬州、杭州、洛阳等，这些城市因运河而旺。在强化南北交流的同时，使得中华文化实现了多元和互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广开凿大运河算得上是一个壮举。但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毁誉参半。持肯定观点的认为，大运河沟通南北，使国家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唐代的皮日休在《汴水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同样是他，写过一首《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人人都说修造汴河导致隋朝灭亡，可是至今南北通行还要依赖此河。如果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之事，隋炀帝赫赫功绩几乎可比治水的大禹。
持否定态度的觉得开挖大运河以及杨广的三下江南，给民众带来了极大苦难，甚至觉得隋朝的灭亡和开挖大运河有关，唐朝诗人李敬的一首诗说：“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另一位唐代诗人许浑在《汴河亭》中也写道：“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说杨广穷奢极欲的游乐，导致天下义师蜂起，使得天下最终归唐。
比较而言，明代于慎行的评价较为公允，他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杨广开凿大运河“有功”，在后世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又是“不仁”的，因为这是一条“吃人”的河。
开凿大运河动用的人力相当惊人，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又用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调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同样征集了数目庞大的人力。除了男丁外，到最后把妇女都征发到工地上干活。而且，当时营建东都的工程同时在施工，所耗费的人力也相当巨大，死了许多人。“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同样，如此短的时间内挖出这样一条运河，在当时没有现代施工机械的情况下，死亡人数一定非常庞大，至于具体数据，说法不一，有的说死了二十多万，有的说死了一百多万。
大运河竣工后，杨广亲自体验，船走到半路因为水浅而无法前进，杨广问虞世基可有解决之道。虞世基说：“请做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从河的上游往下游流放，如果木鹅停住不走了，就是水浅的地方。”杨广采纳虞世基的意见，从雍丘至灌口，发现水浅的地方一百二十九处。他竟下令将负责挖掘这一段的官吏和民夫五万人全都捆住手脚活埋在水浅处的岸上。
大运河在解决漕运问题的同时，也让杨广动了“水殿龙舟事”的心思，想着从洛阳出发巡游江都。
所谓“水殿”，就是杨广所乘的龙舟，规模巨大，豪华至极，堪称水上之宫殿。规模有多大呢？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下共有四层。最上面一层是正殿和东西朝堂，供皇帝办公和接见臣子用。中间两层有一百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用金玉装饰过的，主要供皇帝娱乐和休息。最下面一层住的都是皇帝的内侍，负责皇帝的日常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
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这些龙舟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非常华丽和壮观。皇后乘坐的翔缡舟比龙舟略小一些，功能和装饰与龙舟差不多。后面紧跟着九艘叫作“浮景”的大船，为其他妃嫔所乘。
杨广热衷组团出游，随行官员乘坐的叫作楼船；诸王、公主以及三品以上高官乘坐的叫五楼船；四品官和一些高僧、高道乘坐的叫三楼船；五品官和各国使节乘坐的叫二楼船；五品以下官员和家属乘坐的叫黄篾舫。除此以外，还有普通士兵乘坐的运兵船。
这些船只加起来将近上万艘，包括杨广在内的乘客应该不下十万，简直就是一个移动中的都市。据《隋书》记载，隋炀帝第一次下江都是在大业元年(605)的八月十五日，庞大的龙船队伍首尾相连，绵延不绝，竟然长达二百余里，当第一艘船出发五十多天后，最后一艘船才从洛阳出发。
古代没有机动船，船要么是依靠风力，扬帆起航；要么是靠人力，由船夫划桨。隋炀帝这些船个头太大，而且运河风力不足，所以都是由纤夫拉着走的。按照《大业拾遗记》等笔记的说法，这些拉纤的可不是一般的纤夫，而是一些妙龄少女。唐代传奇《开河记》也记载：“龙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到大梁，又别加修饰，砌以七宝金玉之类。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子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所谓“殿脚女”，就是牵挽龙舟的女人，她们都是吴越一带选拔出来的美女，画着宫妆，穿着绫罗绸缎做成的衣裙。
这大概率是后世编出的段子，这些弱女子怎么会拉得动如此庞大的船队。真相是巡游仅拉纤就用了八万人。其中，给龙舟拉纤的叫殿脚，一共一千零八十人，分为三番，三班倒，每番三百六十人；给翔螭拉纤的也叫殿脚，一共九百人，分成三番，每番三百人。以此类推，级别越低，船夫越少，一直到运兵船和运输船，就没有纤夫了，都是由士兵自己拉纤。
杨广这支船队的乘客最少有十万人，拉纤的船夫又有八万多人，加起来差不多是二十万人了，如此多的人员，后勤保障成为重大问题。这点难不倒杨广，他下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只要是运河沿岸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有供应物资的义务。周围的州县哪敢不小心伺候，唯恐自己上贡的让皇帝不满意，所以都是竭尽所能。每个地方一送都是好几百石，水陆奇珍应有尽有。光是被征调来送饭的民夫每天都在十万以上。州县送来这么多东西，杨广一行根本吃不完，很多东西动也没动，直接就扔在路边。
至于杨广为何热衷于巡游江都，除了他喜欢这个龙兴之地，流传更多的一种说法是为了观赏当地的特产——琼花。不过，这种说法极不靠谱，且不说杨广即位前在江都待了整整十年，江都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实在没有必要为看一种花如此兴师动众。更何况据一些专家考证，当时扬州并没有琼花，有记录显示北宋以后琼花才在扬州出现，距杨广之死过了三百多年。杨广去江都观赏琼花的故事，大多出自明清以后的，如《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全传》，大多都是虚构的，但由于流传甚广，成了一种普遍的说法。
大业元年(605年)八月是杨广第一次下江都。这一次出巡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对江南实现有效统治。对此《隋书》中说得很清楚，“巡身方俗，宣扬风化，威慑江南”，正因为如此，杨广南巡时，随行人员中不仅有中原儒学大家，同时还随行带来大批僧尼道士到江都道场讲经弘法，甚至还带上了年老的陈后主的遗孀沈婺华，用来联络南人感情。并在次年又纳陈后主第六女陈婤为贵人，实质是以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络来巩固统一。同时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刚到江都的杨广宣布“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扬州免除徭役五年，旧扬州总管的辖区内免除徭役三年。
至于威慑，杨广采用的是浩大的仪仗和排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体现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大隋王朝的雄厚实力，让江南人士再不敢起反心。
杨广的出巡目的和另外一位帝王非常相似，便是秦始皇嬴政。说来也巧，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同春秋战国的分裂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两次大分裂时期，好不容易实现天下一统的秦和隋又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而秦始皇和隋炀帝同时是中国古代历史最喜欢出游的两位皇帝。他们不惜辛苦，频频出巡的用意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统治新开拓的疆土。
当然，杨广营造东都、重视江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长期生活在南方，与在京城的关陇贵族集团关系并不紧密，特别是他取代杨勇后，朝中不少人心中并不服气，只是敢怒不敢言。杨广觉得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需要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必须舍弃“关中本位”政策，实现政治中心的南迁，营造洛阳、开挖运河、南巡江都都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事实证明并不成功，所谓“成也江南，亡也江南”。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杨广实在太过于讲究排场了，根本不计算成本和代价，他登基后，大工程一件接着一件。人们本来认为只是新皇帝上任三把火，没想到杨广如此变本加厉，这样一搞，百姓哪里受得了，这为隋朝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杨广即位后想干出一番伟业的努力。《隋书》里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始皇、汉武帝的功业作为人生目标。但想干成一番大事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可用，杨广始终认为想要步入仕途，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才能，大业元年(605年)他下诏说：“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
正是有这样的理念，杨广将隋文帝草创的科举制进一步向前推进。为此杨广增设进士科，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在此之前，虽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但这仅仅是科举制的草创阶段，杨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增设进士科后，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虽然隋朝通过科举考试选出的人才很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但是改变了以往的官员选拔制度，朝廷的选官制度开始由世袭制转向较为公平的考试制度，打破了世家豪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使得社会中下层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深深地影响到了后面的历朝历代。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还办了另外一件大事，颁布实施《大业律》。在此之前，隋文帝时颁布了《开皇律》，本来是减轻刑罚，实施仁政，但到统治晚期，隋文帝变得非常猜忌多疑，用刑也越来越残酷。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是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在杨广看来，严刑酷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还是要以宽仁为怀。
宽仁到什么程度？把谋反连坐制度都给废除了。力度相当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因此从唐代起又把这个制度给恢复了。杨广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搞扩大化，“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只处罚当事人，父子兄弟都不杀头，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独一无二的先河。
杨广令人称道的还有“大兴文教”，这点隋文帝当年也尝试做过，但是没有坚持到底，到了晚年居然认为学校没用，培养不出人才而全部停办。杨广和他父皇不一样，隋文帝是“素无学术”，而杨广则从少好学，喜欢诗文。因此他登基后，下令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扬“尊师重道”。在诏书中追述了中国历史的教育发展历程，尤其对南北朝动乱时期教育领域荒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强调了隋朝作为大一统王朝要全面兴办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杨广下诏将国子学变成了国子监，最高长官依旧是祭酒，增设了司业一人、司丞三人，设置主簿、录事各一人，以加强教育的行政管理。国子监的教学设置为博士、助教、学生，同时下诏征集学行优秀之人予以各种级别的待遇，地方上也设有儒学教员，虽然有的教员在九品以下，甚至有的算不上朝廷官员，但是依然由朝廷发俸禄。这样的举措一下子让各地办学的积极性高涨起来，杨广不仅恢复了文教事业，而且相比开皇时期更加兴盛，正所谓“盛于开皇之初”。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杨广高度重视收集整理图书，他在担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登基后更是加大力度，下令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达到了隋朝整理图书典籍的高峰，使得隋朝成为中国古代藏书最多的王朝。在收集整理图书的同时，杨广还召集人才从事各种图书的编撰工作，共计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
杨广的这些作为很快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觉得当初隋文帝改立太子的决定是何等的英明。杨广或许自己也觉得，正走在通往一代伟大帝王的正确道路上。他心目中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如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完全有机会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正是有“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这样的最高追求，驱使杨广迫切渴望完成心中的“大业”，如秦皇汉武一样，做到四海归一、天下归心。
在读书人感到高兴的同时，杨广也让普通百姓得到了实惠。在统治的前期，他曾多次普免钱粮，连续四次大赦天下。杨广的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到大业六年(610年)，“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当时隋朝有一百九十个郡，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全国人口达到了四千六百多万，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最鼎盛的“开元盛世”，人口才至九百万户，垦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资治通鉴》对此评价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遗憾的是，杨广没有逃出“盛极必衰”的规律，志得意满的他最终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