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杨勇被废黜，并非隋文帝家庭悲剧的开始，就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和独孤皇后的第三个儿子秦王杨俊病死了，只活了三十岁。
杨俊的死和父亲隋文帝有直接关系。起初隋文帝对这个儿子很看重，他刚刚登基，便加封杨俊为秦王，转过年来，任命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此时杨俊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后来又提拔他担任秦州、扬州和并州总管，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看得出隋文帝对他寄予厚望。
遗憾的是，杨俊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或许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虔诚到什么程度呢？他请求隋文帝让他做和尚。隋文帝当然不会答应，在灭陈战役时，任命杨俊为山阳道行军元帅，管辖三十个总管，统率水军、陆军十几万人马，驻扎在汉口，是隋军在长江中上游的最高指挥者。
当时，陈军将领周法尚率军驻守对岸的鹦鹉洲，总管崔弘度请求杨俊发动攻击，但杨俊考虑到只要开战就会死人，于是没有同意。所幸陈朝都城建康被隋军攻克，周法尚被迫放下武器，杨俊对此很不好意思地说：“稀里糊涂成为主帅，没有建寸尺之功，因此感到惭愧。”
不过，由于结果很好，隋文帝对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很满意，授他为扬州总管，都督四十四州诸军事。开皇十年(590年)，转任为并州总管，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杨俊不再像以前那般清心寡欲，而是开始享受人间乐趣。这其实不难理解，天下太平，国力上升，作为皇子的杨俊没有像二哥杨广那样的野心，只想耽于享乐，做一个太平王爷。史书上说“其后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大兴奢靡之风，放高利贷收利息，搞得他管辖地区的官吏和百姓生活非常困苦。
杨俊搜刮来的钱财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修建楼堂馆所；二是花费在女人身上。“盛治宫室，穷极侈丽。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大兴土木建造水上宫殿，涂香粉刷，玉墙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全都装上明镜、装饰宝珠，极尽装饰之美，常常与宾客、妓女在上面唱歌。
杨俊特别喜欢女色，有很多姬妾，这使得王妃崔氏极为恼火。这位王妃是崔弘度的妹妹，崔弘度以严酷著称，论火暴脾气，崔氏一点也不亚于哥哥。她一怒之下在杨俊吃的瓜中放了毒，不知是剂量不足，还是手下留情，总之杨俊没有被毒死，但从此卧床不起，地方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将他送到京城医治。
一回到大兴城，所有的事情都露馅了，杨俊原来是因为好色才落了这样的结局。与此同时，他奢靡不堪的生活，以及欺压当地百姓的事情都让父母知道了。隋文帝最反感奢侈，独孤皇后最痛恨男人好色，这两点杨俊皆有之，不由使得隋文帝大怒，下诏“免官，以王就第”，把所有职务都免掉了，只以王爷的身份被赶回王府。至于下毒的崔氏，被废掉了王妃名号并赐死。
杨俊被媳妇投了毒，又被父亲撸了官，一些朝臣同情他的遭遇，站出来为他说情。左武卫将军刘升进谏说：“杨俊并无别的过错，只是花费官府的钱物，营造自己的府第宫室罢了，应该可以原谅。”隋文帝态度很坚决，认为法律不可违反。刘升坚持劝谏，隋文帝愤然变色，刘升才作罢。杨素也觉得杨俊有些可怜，为此求情道：“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言外之意，毕竟是皇子，差不多行了。隋文帝对此慷慨陈词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按你的意思，何不另外制定一个天子之子的法律？想当年以周公的为人，都可以诛杀管叔与蔡叔。我和周公相比，还差得很远，怎能有损法律的尊严呢？
隋文帝这样做，是想着为天下人树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榜样，本身没有错，但接下来他做的一件事显得过于绝情了，直接导致了杨俊的早亡。
杨俊病情不断加重，已经到了无法起床的地步，派人替自己向隋文帝请罪。按说无论杨俊有什么过失，但毕竟是父子，儿子都这样了，父亲多少应该有些许怜悯之心。但隋文帝是个另类父亲，他非但没有派人安慰杨俊，反而对杨俊派来的使者说：“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我努力奋斗才创此大业，就是要作为传世的典范，想让臣下遵守它而无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居然带头败坏法律，我不知道怎样责备你！隋文帝不仅没有任何迁就的意思，言辞之间满满的斥责和失望，感觉还要继续追究杨俊的责任。
杨俊本来病情就很重，听到父皇这样的话，急火攻心，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了。作为父亲，儿子去世，隋文帝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痛之意，哭了几声意思一下便算完事。他下令将杨俊所有华丽奢侈的遗物一把火烧毁，送终的用具必须节俭。
更为冷酷的是，秦王府的幕僚请求为杨俊立一块碑，也被隋文帝断然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如果想要留名，只要一卷史书就够了，哪还需要用到石碑？如果子孙不能保存家业，那碑石不过是白白地送给人家做盖房子的基石罢了。隋文帝作为帝王，说出这样的话，尚能理解，但作为一个父亲，难免让人觉得过于冷酷无情。
下一个家庭悲剧人物是第四个儿子杨秀。史书上记载这位皇子“秀有胆气，容貌瑰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是个美男子，而且武艺不错，能比画两下，朝廷百官对他非常敬畏。或许因为杨秀霸气侧泄，连隋文帝对他也有所忌惮，因此对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杨秀一定不会善终，我活着的时候，不用太过担心。我死后，杨秀必然造反。
不过，隋文帝虽然这样说，但对杨秀还是委以重任。杨秀先被封为越王，后改封蜀王，授任上柱国，益州总管，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开皇十二年(592年)，离京前往蜀地，成为一方诸侯。
隋文帝对这个儿子始终不放心，但杨秀缺乏政治敏感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次隋文帝派兵部侍郎元衡出使蜀地，杨秀和元衡私交不错，请求他奏请朝廷给自己扩大部属，增加官佐。元衡回京后代杨秀上奏，隋文帝听后很不高兴，当场予以拒绝。
隋文帝命大将军刘哙率兵征讨南方蛮族，令上开府杨武通统兵做前锋。杨秀借机请求委派自己宠爱狎昵的万智光到军中，担任杨武通的行军司马。隋文帝不仅没有同意，反而严肃斥责了杨秀，这次话说得比较重：“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违反我所制定的法律的人，必然出现在我的子孙当中。这就像猛兽一样，强有力的外敌都无法伤害，但却会被毛间小虫叮咬、吸食。从此，隋文帝开始逐步削夺杨秀的权力。
杨秀看到政治上已无上升空间，便走上了三哥杨俊的旧路，不过他比杨俊走得更远，“秀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杨秀变得奢侈浮华，追求享乐。他违反制度，超越规格，车马服饰，均比照天子所用样式添置。
杨秀觉得天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被另一个“危险人物”盯上了，此人便是已经成功夺得太子之位的杨广。杨秀对废立太子很有意见，发了不少牢骚，这些话传到了杨广的耳中，他担心将来登基后，杨秀会起兵反抗自己。而杨秀独占蜀地，是个实力派人物，况且连父皇对此都很忌惮，如果将来自己继承大统，杨秀造反的可能性很大，后果会很严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时候将除掉杨秀提上议事日程了。
杨广做这种事非常拿手，他首先找到杨素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杨素心领神会，立即上书举报杨秀，罪名有两个：一是奢侈；二是僭越。打蛇打七寸，这两个罪名非常有针对性，第一个是隋文帝最反感的，第二个问题则更为严重。隋文帝怒不可遏，立即下诏召杨秀回京。
杨秀有种不祥之兆，接到诏书后以身体有恙没有动身。副手师源劝他听从诏命，否则后果很严重，杨秀不听，反而说：“这是我家里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隋文帝看到杨秀迟迟没有动静，便下令让原州(今宁夏固原)总管独孤楷调任益州总管，接替杨秀，这样杨秀就没有继续留在益州的理由了。独孤楷到任后，苦口婆心劝说杨秀回京，再不回去，激怒皇帝，后果不堪设想，杨秀这才不情愿地动身。独孤楷害怕杨秀反悔，他前脚刚走，便下令紧闭城门，杨秀走了不远，果然心生悔意，但无奈进不了城，只好继续返京。
杨秀回到大兴城后，隋文帝却又故意不搭理他，然后派使者狠狠训斥了杨秀。杨秀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磕头谢罪说：“忝荷国恩，出临藩岳，不能奉法，罪当万死。”我承受国恩，出京当藩王，不能遵守法令，真是罪该万死！
又到了杨广的表演时间，他带着诸王在朝廷上流泪，代杨秀谢罪。这更加激发了隋文帝的怒气，他说：“往日秦王杨俊浪费财物，我用为父之道训导他。杨秀祸害百姓，我要用为君之道惩处他。”这样说来，杨秀的罪过比杨俊更大，隋文帝下令将杨秀交与执法人员审讯。
开府庆整见到隋文帝儿子一个个被整肃，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为杨秀求情道：“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杨勇已被废黜，杨俊已经去世。陛下儿子不多，何必如此处治？而且蜀王生性耿直，被严肃处理，恐怕不能自我保全。
庆整说的是大实话，直指隋文帝的痛处，他有五个儿子，一个被软禁，一个早亡，如果再将杨秀下狱，三分之二的子嗣遭遇厄运，于国于家都是悲剧。隋文帝作为一个帝王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父亲却是完全失败的。
隋文帝闻言大怒，想要割掉庆整的舌头。他对大臣们说：“应当将杨秀推到街市斩首，以便向天下人谢罪。”下令让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等人组成专案组，详细审问，严肃处理。
杨素作为主审，很快就审出了结果。查出的罪证有两项：一个是在华山脚下发现两块木偶，上面分别写有隋文帝和第五个儿子杨谅的名字，木偶丝绳束手，铁钉穿心，还刻有一段话：“请西岳慈父圣母神兵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这在古代是极为恶劣的诅咒人的方法，称为巫蛊魇镇之术。另一个是一份檄文，上面说“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说当今皇上被奸臣围绕，早被架空了，然后陈述自己兵甲如何强大，要“指期问罪”，准备从益州起兵，讨伐奸臣，来个清君侧。这个檄文是先在杨秀的文集中发现的，然后顺藤摸瓜在华山脚下找到了两个木偶。
不用说，这些都是新太子杨广搞的鬼，“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令杨素发之”。只是人赃俱获，杨秀百口难辩，两个罪状性质都非常严重。用巫蛊之术诅咒父皇和弟弟，然后又要兴兵作乱，无论哪一件都够得上杀头的级别。隋文帝对此更加忍无可忍，大怒道：“天下宁有是耶！”天下怎么会有这样歹毒的逆子，对杨秀彻底断了念想，下诏将杨秀废为庶民，软禁在内侍省，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见。
这一切显然是杨广联手杨素搞的鬼，完全克隆了当年汉武帝时江充陷害太子刘据的伎俩。杨秀蒙受不白之冤而被囚禁，心里愤恨但却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上书谢罪说：“臣以多幸，联庆皇枝，蒙天慈鞠养，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负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谓天恩尚假余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纵，国法不可犯，抚膺念咎，自新莫及。犹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灵祇不祜，福禄消尽，夫妇抱思，不相胜致。只恐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爪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
杨秀的这份悔过书极为恳切，说自己因为幸运成为皇上的儿子，承蒙父母抚养长大，九岁就得到了荣华富贵，只知富贵享乐，从未忧惧过。但轻易地放纵了自己，落到这个地步，辜负父皇山岳一样高的大恩，心甘情愿地去死。如今到了这样的地步，自己才知道愚心不可放纵，国法不可触犯，扪心问罪，真是来不及改过自新。自己还想分身有术，竭尽余生，稍稍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因神灵不保佑，自己的福分爵禄完了，夫妻团聚，不可能了。只怕自己长辞人间，永归地府，伏请父皇，赐我怜悯，在死之前，让我与儿子见上一面。然后请赐自己一个墓穴，让尸骨有个去处。
正在气头上的隋文帝不为所动，不仅不肯原谅杨秀，还说：“你从地位上说，是臣又是子；从感情上说，与家又与国相关。庸、蜀是重要的地方，我让你去镇守。你却触犯纲纪，心怀恶意，幸祸乐灾。”接着历数了杨秀的十宗罪，将杨秀对父亲兄弟的不满上升到了谋逆的高度，当然杨广诬陷的巫蛊之罪是其中的重点内容。最后隋文帝愤然说道：“凡此十罪，灭天理，逆人伦，你都做了，坏到了极点。你还想免除祸患，长守富贵，怎么可能呢？”杨秀就此失去了皇子身份，一直被囚禁到杨广死后，最终被宇文化及所杀。
作为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之主，隋文帝在子女教育上却成为失败的典型，几个儿子都劣迹斑斑，奢靡纵欲。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隋文帝却是节俭的典范，遗憾的是，几个儿子都没有继承他的优良传统，这或许是隋文帝震怒的原因所在。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父亲，孩子成了这个样子，他是难辞其咎的，隋文帝以为自己以身作则，就可以让儿子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但是面对没有监督的权力和没有边界的欲望，他们最终走向了隋文帝所期望的反面，唯一让隋文帝感到欣慰的杨广，也完全靠着压抑欲望走了下来，到最后变得更为变本加厉。
就在杨秀被罢黜的同一年，隋文帝家里发生了更大的变故，那便是独孤皇后去世了。这一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独孤皇后在永安宫与世长辞，活了五十九岁。她与隋文帝做了整整四十五年的夫妻，如果说对隋文帝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这位老妻。
独孤皇后嫁给隋文帝杨坚时只有十四岁，婚后几个月，她的父亲独孤信就被权臣宇文护逼迫自尽，从此家道中落。杨坚因为不肯投靠宇文护，仕途上不得志，甚至一度有生命危险。但是政治上的残酷，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两人相互依靠和扶持，最终等到了宇文护倒台的一天。
宇文赟登基后，他们的女儿杨丽华成为皇后，但这个女婿对老丈人杨坚猜忌日深，竟然要逼杨丽华自尽。在决定家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又是独孤伽罗只身闯宫，向宇文赟求情，使得事情有了转机，挽救了女儿和家族的命运。宇文赟暴亡后，杨坚对于是否出山犹豫不决时，独孤伽罗派使者向丈夫带话，让杨坚吃了定心丸。
可以说，在杨坚成为隋文帝之前，关键时刻总能看到独孤伽罗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而是具有非凡勇气和胆识的女政治家。
杨坚登基称帝后，第一时间册立独孤伽罗为皇后，但她并不满足于在后宫生活，而是努力成为隋文帝的贤内助，史书上说：“上(文帝)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每次隋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与之辇车同行。“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相顾欣然”，等到隋文帝下朝，她早已等候，两人一起回宫。从这些记载看得出，即使做了皇帝，隋文帝也不愿按照礼仪规矩和爱妻分居，他们夫妻像从前一样，同寝共食。帝后像平常夫妇一样常年相顾欣然、同起同居、形影不离，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史书上明确记载的只有两对，除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另外一对是明朝时的明孝宗和张皇后。
独孤皇后经常对隋文帝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对这些意见，隋文帝基本都能采纳，“后每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因此，当时将两人尊称为“二圣”，开皇年间的许多政策，独孤皇后都参与其中。所以，隋朝的许多政治决策，其实很难分清到底是隋文帝的主意还是独孤皇后的主意，应该讲，“开皇之治”的军功章中有独孤皇后的一份。
尽管受到隋文帝如此的恩宠和信任，但独孤皇后却非常自律。严以律己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生活节俭，这是隋文帝夫妇共同的优点。《隋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开皇初年，突厥和隋朝互市，有人出售一筐价值八百万钱的珍珠，有些人劝独孤皇后买下来，独孤皇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珍珠并非必需品，如今我们和突厥打仗，将士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如果国库有八百万钱，不如拿出来犒劳有功的将士。
二是管束外戚。外戚专政是不少王朝垮掉的重要原因，独孤皇后少女时代便父母双亡，隋文帝称帝后，为了弥补独孤皇后内心的遗憾，给予了岳父独孤信家族和岳母崔氏家族很高的礼遇。独孤皇后虽然对娘家人的感情很深，但尺寸却很分明，她对外戚的态度是“贵而不用”，生活上可以给予很多关照，但却不让他们身居高位，染指权力。正是由于独孤皇后严格的管束，隋文帝一朝，几乎没有受到外戚干政的困扰。
有一次，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一向执法甚严的隋文帝考虑到崔长仁是皇后娘舅家的表兄弟，想赦免他。独孤皇后闻知，对丈夫说：“国家之事，焉可顾私？”我怎能因亲私之情而置国法于不顾呢？大义灭亲阻止了丈夫的徇私之举，最后“长仁竟坐死”。
独孤皇后虽然经常给隋文帝提建议，贡献自己的政治才华，但是却能始终把握好尺寸，绝不干权乱政。有人为了讨好独孤皇后，上奏说：“根据《周礼》，百官之妻的命妇头衔都应由皇后授予，请求恢复古制。”独孤皇后认为如果这样做，便开了后宫公开参与政务的先河，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发展到干扰朝政的地步，所以她坚决予以拒绝。
隋文帝脾气暴躁易怒，陪在身边的独孤皇后也常常充当他与大臣之间的缓和剂。大理少卿赵绰正直刚毅，屡次纠正隋文帝违法量刑的错误行为，有人曾诬告赵绰，隋文帝查明真相后，勃然大怒，要将诬告之人问斩。赵绰认为其按律不当死，隋文帝很不高兴，拂袖退往内宫。赵绰追入宫中又谏。恰好独孤皇后在座，她很赏识赵绰的品性，命人赐给他金杯酒，饮完后又把金杯一并赐给了他。隋文帝这时也转怒为喜，接受赵绰意见，同意赦免罪犯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按说以独孤皇后这样的表现，堪称“一代贤后”。但在后世中，她却总是以悍妇的形象出现，特别是杀掉了隋文帝所宠爱的尉迟迥的孙女，逼得隋文帝离宫出走，更让独孤皇后背上了千古第一奇妒之名。
独孤皇后这样做，是因为她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定拥护者，即使皇帝也不能例外。事实上，早在两人成亲时，对此就做过约定。隋文帝登上帝位后，两人继续信守彼此的誓言，长年六宫虚设，儿女皆为皇后所生，隋文帝好像对此并不在意，史书上都是对两人恩爱甜蜜夫妻生活的记载，如“帝未登庸，早俪宸极，恩隆好合，始终不渝”“恩礼绸缪，始终不易”“高祖与后相得”“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等等，五十岁的隋文帝曾经得意地宣称自己“旁无姬侍，五子同母”。而且还拒绝吐谷浑进献美女填充后宫的外交示好举动，并且一并禁止隋朝藩国向他进女。
史书中一个无意记录的生活片段，从侧面可以窥见两人的感情，“元德太子昭……三岁时，于玄武门弄石师子，高祖与文献后至其所。高祖适患腰痛，举手凭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元德太子杨昭是杨广的嫡长孙，一直生活在隋文帝夫妇身边，这个场景说的是隋文帝腰疼不便时，不假思索地抱着妻子，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看着祖父祖母这么亲热，守礼的小孙子不好意思回避了三四次。
直到开皇末年，隋文帝和皇后都近花甲之年时，他才动了一点绮念，于是发生了尉迟迥孙女被杀的事件。虽然有这样的风波，但从整体上看，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生活非常和谐，两人互助互爱，相扶相持走过了四十多年。在隋文帝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独孤皇后始终是他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
另外一件让独孤皇后被吐槽的事情便是改立太子。从后世之人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一个大败笔，也是隋朝早亡的关键所在。但放在当时，独孤皇后力主废黜杨勇而改立杨广，并非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因为杨广无论才干和道德都远胜于杨勇，不仅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这样认为，在群臣的眼中杨广也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位皇子，如果说立贤不立长，杨广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因此可以说，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选择杨广，完全是从巩固江山社稷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而不是一己之私。事实上，杨广登基后，确实做了一些大事，建立了相当的功业，他的失败不是因为荒淫无道，而是好大喜功、用力过猛，想在短时间追求丰功伟业，而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最终导致众叛亲离。《隋书》中将独孤皇后力主易储说成“德异鸤鸠，心非均一，擅宠移嫡，倾覆宗社”，好像完全是出于儿女私情，最后导致社稷倾覆，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独孤皇后的去世，对隋文帝的打击相当巨大，但人死不能复生，他能做的就是把葬礼办得更加隆重一些。皇后丧事由尚书左仆射杨素亲自负责。杨素不仅要统筹安排丧葬各项事宜，身为宰相的他居然带着人马日晒雨淋，亲自到荒郊野外为皇后寻找福地。选好地址为皇后建设山陵时，杨素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凡事亲力亲为，连隋文帝都被他感动了。
隋文帝后来在表彰杨素的诏书中称，“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杨素为皇后寻访山陵办后事的功劳，比他南征北战平戎定寇的功绩还重要，要知道杨素是平陈统一全国的一支主力，之后又转战江南各地两年多平叛，而且数次出击突厥获得大胜。由此看出，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后事的重视程度。
隋文帝为独孤皇后确定的谥号为“献”，根据谥法的解释：聪明睿智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评价很高，准确概括了独孤皇后的一生。同年闰十月，已经六十二岁的他，决定亲自为妻送葬，术士萧吉劝谏和告诫道：“根据阴阳书，皇帝今年送葬对自身是不利的。”晚年迷信的隋文帝却对此置之不理，冒着严寒亲自奔波了数百里把独孤皇后送到泰陵陵园，亲眼看着陪伴了自己四十五年的爱妻下葬，陪着心爱的独孤皇后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一年多后，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隋文帝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何稠嘱托道：“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你曾经安葬了皇后，如今我也要死了，你同样要用心安置。嘱咐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忘怀不了皇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黄泉之下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