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一场鸿门宴如期上演了，地点是在赵王府。
设宴的是赵王宇文招，被邀请的客人是杨坚，从内心来讲，杨坚当然不想去，但此时外部叛乱没有平定，还不好撕破脸皮，只好硬着头皮赴宴，他担心被人下毒，所以自带酒水到了赵王府。
赵王宇文招做了充分准备，在内室招待杨坚，自己“藏刃于帷席之间”，让两个儿子和小舅子左右佩刀侍立，还安排一些武士在后院，一切准备得当，只等杨坚落网。
既然是赴宴，杨坚不好带太多的人马，况且他是大臣拜谒王爷，按照当时规矩，也不能够带卫士。杨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堂弟杨弘，另一个是心腹元胄，表面是随从，实际上是保镖。
宇文招不让两人进入内室，只让他们在室外待着，独自在酒席上的杨坚心里颇感不安。酒过三巡，宇文招的两个儿子端了果盘进来，他亲自拿起佩刀切瓜，切好后用刀尖插着果盘里的西瓜往杨坚嘴里送，杨坚不好拒绝，吃完一块，另一块马上又到嘴边。实际上，宇文招想着找个机会，将尖刀插入杨坚的胸膛。守在门口的元胄看到情形不对，冲入室内对杨坚大喊：“相府有事，杨公不可久留！”宇文招眼见要得逞，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非常恼怒，痛斥元胄说：“我和丞相说话，你是什么东西？”元胄对此根本不理会，手握刀柄一动不动地站在杨坚身旁。
宇文招一看这位是个拼命三郎，不太好对付，只好换了一种态度。他请元胄饮酒，但元胄还是毫无表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宇文招假装醉酒想吐的样子，起身往后院走，想叫人来支援，但同样被元胄识破，他一把将宇文招按坐在椅子上，宇文招几次试图起来，都被元胄按了下去，搞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后院。宇文招接着说他口干，让元胄到厨房给自己拿水，想着将元胄支开，元胄自然不会上这样低级的当，他一直护卫在杨坚身旁，死死看着室内的这几个人。
就在事态陷入僵持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原来是五王之一的滕王宇文逌来拜会赵王宇文招。杨坚只得起身迎见，趁这个机会，元胄在杨坚耳边低语，表示这里的气氛很怪异，应该尽早离开。
杨坚何尝不想脱身，但滕王执意要拉他一起喝酒，虽然他大权在握，但人家毕竟是王爷，身份上高人一等，杨坚没办法，又回到座位上，和两位王爷推杯换盏，元胄只能继续护卫在杨坚身边，以防不测。
就在几人饮酒时，王府后院埋伏的卫士准备动手了，内室的后面传来刀剑相碰和盔甲摩擦的声音，元胄听后，顿觉大事不妙，他顾不得太多，径直冲到杨坚面前拉着他往外走，边走边喊道：“相府有紧急公务，丞相必须马上离开！”
宇文招不肯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赶紧往外追，但元胄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置，他用身体把内室门挡住，元胄身材魁梧，宇文招一时无法闯过去，眼睁睁地看着杨坚跑出了府邸，随即元胄也跟着走了。“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宇文招恨自己没有及时下手，直弹手指头，把指甲都弹出了血。
这个故事的精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鸿门宴”，而元胄的表现简直就是“樊哙再世”，如果论惊险程度，杨坚远胜于刘邦。当年的鸿门宴上项羽对刘邦已无杀意，只是范增在旁边使坏，而在这场宴会中，赵王宇文招一心想将杨坚置于死地，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但天算不如人算，最终还是让杨坚成功逃脱。
不过，或许因为这段故事过于紧张刺激，使人不得不心存怀疑，最大的疑点是杨坚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无论元胄如何提醒，他都置之不理，稳坐钓鱼台，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还有宇文招，本来能够非常轻松地完成任务，非要给自己增加难度，起初元胄在室外时，他有数次动手良机，却没有动手，只是拿着佩刀插着西瓜比画。后来元胄虽然闯进来，但如果事先说好让埋伏的卫士一起动手，想必杨坚三人早已成为肉泥，但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室内几人竟然被元胄看得动弹不得，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毕竟是在宇文招的主场。
这些疑问让整个事件显得扑朔迷离，关键在史书上也找不到准确答案。《隋书》和《资治通鉴》对此的记载居然还不一样，前者说：“时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是杨坚主动深入虎穴，想要探个究竟。后者说：“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肴就之。”又说是宇文招设好局后邀请杨坚到府上，两者差别很大，更使得这起未遂的谋杀案迷雾重重。
但无论过程的真相是什么，结果是一样的。杨坚平安回来后，立即下令说赵王宇文招和越王宇文盛谋反，将他们及其子嗣全部砍头。为什么只杀了两个王爷？这是因为三总管之乱并没有完全平定，为了朝局稳定，不宜搞扩大化。即便如此，明眼人都清楚，其他三位王爷脑袋落地也只是时间问题。
杨坚外部平定了三总管叛乱，内部除掉了赵王宇文招，彻底控制了局势，如履薄冰的日子总算过去了，他也不用再藏着掖着，可以着手进行改朝换代了。
杨坚和其他权臣的篡位路数差不多，无外乎殊礼赏赐、群臣劝进，外加天降祥瑞。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九月，北周静帝宇文阐下诏“杨坚都督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不久后又晋升杨坚为相国，加九锡之礼，很快隋国公又变成了隋王，并且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极高待遇。
按照传统套路，此时杨坚要表现得极为谦逊，果不其然，他被封为隋王后，宇文阐下诏以中原各州二十郡为封地，封国内大小事务都由杨坚说了算。但杨坚死活不肯答应，一再推让。因此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请愿浪潮，希望杨坚能以社稷为重。杨坚见状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只要了十个郡作为封地。
杨坚此时已经触到了人臣的天花板，再往前一步就是皇位了。对于他来讲，这个位置已经唾手可得，但为了增加合法性，使得众人心服口服，还需要营造一些氛围。于是，苍鸟、白雀等祥瑞在各地纷纷出现，由此说来不是杨坚想当皇帝，而是上天的意思。既然是天意，那便谁都不可违背。聪明人都看得出来，杨坚登基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纷纷站出来劝进：“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杨坚前进的步伐了。事实上，李德林早已将禅位的诏书拟好，只需要宇文阐配合一下。这位北周末帝很识趣，一切都明摆着，不配合只有死路一条，配合得好或许还能保有一条性命，甚至还可能保住荣华富贵。于是，宇文阐下诏说天命从宇文家转到了杨家，所以决定将皇位禅让给杨坚。
杨坚等的就是这一天，但按照套路，还不能表现得太猴急，必须要礼让一下，接下来又是一波又一波的劝进，让杨坚赶紧接受诏命，千万不能辜负上天和苍生。
到这里，一切程序都走完了，杨坚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禅让。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甲子日这一天，他在众人的簇拥下入宫，在临光殿，早已等候多时的宇文阐将皇位禅让给杨坚。接下来的操作都是例行公事，“设坛于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庙，大赦，改元”。杨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隋文帝。
接下来，杨坚要做两个重要的决定，即确立国名和年号。国名最终确定为“隋”，之所以选择这个字，通常的说法是因为杨坚原本是隋国公，所以取此名。对此，一直以来都有比较大的争议。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杨坚是随国公而不是隋国公，《周书》里说：“甲子，随王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看来，杨坚是以随王的身份来接受帝位的，因此最早确定的国名是“随”。至于国名为何由“随”改为“隋”，是由于“随”是走之旁，杨坚觉得不吉利，害怕皇位不长久，于是改“随”为“隋”。
最早对此有记载的是唐末的李涪，他在《李涪刊误》卷下“洛随”条中写道：“随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做注时，同样持这种说法：“杨忠从周太祖，以功封随国公；子坚袭爵，受周禅，遂以随为国号。又以周、齐不遑宁处，去辵作隋，以辵训走故也。”
不过，还有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便是无须再争论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两个字是通用的，在史书中随、隋也会混用，譬如《隋书》前面写的是“时高祖出为随州，路经襄阳”，后面又说“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隋州刺史”。有些学者对当时文献考证后，认为在南北朝后期，“随郡”“随州”时常写成“隋郡”“隋州”，既然可以混用，“随”有个“辶”，显得不吉利，杨坚可能由此最终选择了“隋”。但他没想到的是，虽然为了避免晦气，选择了“隋”而非“随”，结果隋朝还是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罕见的短命王朝。
至于年号，杨坚选用的是“开皇”，这是一个佛教用语，他从小在寺院里长大，对佛教很有感情，一直没有忘记抚育自己长大的智仙的叮嘱，将复兴佛教作为一种使命。选用这个年号，便是告诉天下人，他成为皇帝后，佛法要随之兴盛起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更有意思的是，它同时还是一个道家名词，道家著作《灵宝经》里说，天地之间，每四十一亿万年就是一劫，新的一个劫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年号，“开皇”就是历劫之后的年号，由此又开始四十一亿万年的新的劫数。由此看来，杨坚的野心比秦始皇还大，嬴政不过期盼着万世，而他却想着让大隋王朝持续四十一亿万年。
不过，抛开宗教意义不谈，杨坚选用“开皇”满含着政治寓意，“开”是开辟、开拓的意思，说到底是想在他手上，除旧布新，做出一番伟大的功业，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回顾隋文帝通往帝位的道路，虽然有些波折，但好像难度系数并不高，至少比那些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通过浴血奋战夺取天下的君王要轻松一些。于是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弄得好像隋文帝捡了个大便宜似的，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但事实如此吗？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隋文帝亦如此。他能够成功登上帝位，不是只凭借运气，而是基础+运气+能力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首先说基础，隋文帝家世显赫，父亲杨忠功勋卓著，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世，他的命运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能否在兵荒马乱中活下来都是一个问题，更不可能走到皇帝这一步。从一定意义上说，隋文帝代周建隋，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而只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更迭。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说得很清楚：“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
除了这个基础条件，隋文帝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北周皇后杨丽华的父亲。这个身份相当重要，如果他不是国丈，想必这样的好事郑译、刘昉压根不会想到他。
再说运气，有一说一，不得不说隋文帝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他最初想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请求郑译帮说话，如愿以偿被派到扬州任职，但却突然得了脚病，无法前去赴任。如果真去了，恐怕也就失去了后来的机会。就在滞留京城的短暂时间内，恰恰赶上宇文赟突然得了暴病，而且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如果宇文赟临终前有表达能力，断然不可能让杨坚来辅政，相反，倒是有可能将这个心头之患除掉。
宇文赟暴亡时，几位有实力的宗亲王爷在此之前都被打发到地方去了，否则大权不可能落到刘昉、郑译手里，而郑译又因为与隋文帝是老同学，关系甚好，所以推举他出来辅政。细细想来，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他一直向前，直到走上了皇帝之位。
不过，运气固然重要，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杨坚自身没有几把刷子，仅仅依靠运气，不可能屡屡化解危机，更不可能控制住局面，别说当皇帝，大概率早已身首异处。
概括而言，他身上有几个优点不容忽视。一是能隐忍。在宇文护专权的时候，曾经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但他听父亲杨忠的规劝，始终与宇文护保持距离，尽管一度被冷落，但一直不改初心。北周武帝宇文邕除掉宇文护后，因为隋文帝始终没有投靠宇文护，这才可能让儿子宇文赟娶了杨丽华做太子妃。武帝宇文邕亲政后，隋文帝知道有人进言要除掉自己，他事事小心，夹着尾巴做人。自己的女婿宇文赟登基后，他更加小心，面对威胁，不动声色，韬光养晦，成功躲过杀身之祸。可以说，隋文帝一直在刀尖上舞蹈，只要走错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却笑到了最后，此间的隐忍和智慧非常人能及。
二是好人缘。隋文帝很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注重与宇文赟身边红人刘昉、郑译拉近关系，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在宇文赟暴亡后，他们也不可能第一时间想到隋文帝。
三是善谋略。隋文帝掌握权力后，外放的几位宗亲王爷对他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个时候他选择对宇文赟的死讯秘不发丧，把他们骗到京城，然后找机会逐个消灭，剪除了后顾之忧。
四是会用人。关键时刻总有人站出来替他解忧，当初众臣不服气时，卢贲站出来一声大吼，让所有人被迫臣服。三总管起兵叛乱时，又涌现出高颎、李德林、杨素、宇文述等人，很快平定叛乱稳住了局势。在赵王府的鸿门宴上，又是元胄挺身而出，让他全身而退。
因此，隋文帝能取得天下，虽然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但更多的是能力使然。特别是在掌权之后，引起了皇族及一些大臣的反对，出现了很多的风险挑战，在情况危急的时刻，隋文帝显示出一位开国之君应有的镇静自若，没有乱了方寸，最终一一化解了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翼的评价有失公允。《隋书》里说：“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这样的评价应更为恰当。
隋文帝登基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女儿杨丽华的名分问题。他如今已经是皇上，女儿不可能继续做皇太后，否则就乱了朝纲辈分。据史书记载，杨丽华对父亲篡位称帝非常不满，“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行禅代，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内甚愧之”。说杨丽华在父亲夺取北周天下后，很是生气，直接把不满写在了脸上，女儿的态度让隋文帝很窘迫，毕竟自己是篡位，不好说什么，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愧疚。
不论隋文帝是真愧疚还是假装的，但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处理，因为历史从来没有过先例。于是一直搁置了几年，直到开皇六年(586年)，隋文帝才将杨丽华封为乐平公主，由皇太后一下子变成了公主，杨丽华恐怕是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位。
隋文帝看到女儿才二十多岁，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几次劝她改嫁，但都被杨丽华拒绝。她守了许多年的活寡，见证了人生沉浮，风云变幻，有些心灰意冷，对自己不抱什么希望，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与宇文赟唯一的女儿宇文娥英。宇文娥英成年后，杨丽华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她让父亲隋文帝召一些年龄相当的王公贵族子弟前来应选，最终选中了长相俊美的幽州总管李崇的儿子李敏作为东床快婿。
杨丽华决心帮女儿帮到底，为他们求得富贵，她对李敏说：“我把江山都给了当今皇帝，我会为你向父皇谋个柱国，若是皇帝赐你其他的官职，你千万不要答应。”柱国是正二品的高官，而李敏毫无功业，获得这样的位置，看上去难度颇大，但这对杨丽华不算什么。有一日，她带着李敏进宫觐见隋文帝，隋文帝很高兴，亲自弹琵琶，让李敏歌舞。杨丽华趁此机会为李敏讨要官职，李敏按照商量好的策略，对授予的官职均不应承，最终隋文帝授予李敏为柱国，两人演出的“双簧戏”获得圆满成功。
虽然杨丽华为女儿女婿挣得了高官富贵，但这一家最后的命运都很惨，当然这是后话了。
除了解决女儿的名分问题，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便是如何处置北周末代皇帝宇文阐以及宇文家族。在杀掉赵王宇文招和越王宇文盛后，隋文帝后来找了个由头除掉了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北周宗室虽然难以再构成威胁，但是留着退位的宇文阐，难免有人还会惦记利用他，这样一来，有可能还会出乱子。
隋文帝正式登基前，有位叫作虞庆则的大臣劝他要尽灭宇文氏，以绝后患。虞庆则最早以打猎为生，在北周时成为一名边关武将。此人“身高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个子很高，长相威猛，精通鲜卑语，擅长骑射，能披重铠，挂两袋箭，在奔跑的马上左右开弓，当地的豪杰对他是又敬又畏。
当时稽胡叛乱，宇文邕派越王宇文盛和高颎去讨伐。平叛之后，两人商议此地应由一位文武兼备的能人镇守，高颎便想到了虞庆则，于是他被任命为石州总管，到任后，恩威并施，稽胡中仰望他的义气，前来归附的竟超过八千户。高颎觉得人才难得，又推荐给了隋文帝。隋文帝对虞庆则很器重，升任他为大将军，并被任命为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城郡公，一身而兼三要职，所以，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尽管虞庆则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对于是否要大开杀戒，隋文帝心里还是颇感犹豫，于是找来非常信任的高颎商议，高颎没有表示反对意见，隋文帝就此下定了决心。
就在隋文帝准备痛下杀手时，李德林站出来表示反对，“唯德林固争，以为不可”，在他看来，隋文帝禅代建隋，本来在合法性上就有瑕疵，如果再杀掉北周末帝，更加会让天下人指指点点，不如采取怀柔政策安抚人心。李德林的劝谏搞得好不容易下了决心的隋文帝很不高兴，气冲冲说了一句：“君书生，不足以议此。”言外之意是别看平日瞧得起你，但你不过就是一介书生，所说的都是迂腐之论，这种大事就别掺和了。李德林为自己的直言付出了代价，本来深得隋文帝信任的他，从此逐渐被疏远。
后来，苏威建议设立“乡正”，掌管民间诉讼，得到隋文帝的支持。但李德林又提出反对意见，又被隋文帝骂了一通。不过，推行这个政策后产生了一系列弊端，虞庆则等人到关东各地巡查后上奏，贪腐、结党现象都很严重。隋文帝随即又下令废止。李德林觉得找到了申冤机会，表示担心这样朝令夕改会引来大麻烦，请求处罚那些劝陛下动不动就更改主张的人。隋文帝大怒说：“你是否把我比作王莽！”找了个由头，将李德林贬为怀州刺史，身为开国功臣的他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在了任上。
李德林的反对无效，隋文帝开始了对宇文皇族的血洗，宇文泰活着的所有子孙，包括宇文泰兄弟们的后裔，所有的男性成员全部被处死，甚至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退位后成为介国公的宇文阐自然逃脱不了，开皇元年(581年)五月，只有九岁的宇文阐突然暴亡。关于他的死，《隋书》的本纪里记载得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介国公死”，至于怎么死的，只字未提。《周书》《北史》对此也是缄默不语。《资治通鉴》则认为宇文阐是被隋文帝杀害的，“隋王潜害周静帝而为之举哀，葬于恭陵”。这种说法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隋文帝既然决心铲除宇文家族，宇文阐便首当其冲。在此之前，他的两个兄弟都被杀掉，隋文帝没有任何理由放过他，只是处置手段更为隐秘而已。
经过这场屠杀，一代枭雄宇文泰的子孙几乎被杀光了，宇文泰有十三个儿子，五个被杨坚杀死，此外还包括这五人的儿子；闵帝宇文觉有一子早死，但有一个孙子也被杨坚杀死；明帝宇文毓有两个儿子，全被杀死，包括他们的后裔；武帝有七个儿子，六个被杨坚杀死；宣帝有三个儿子，全被杨坚害死，统计一下，宇文家族共有五十九名男丁被杀。
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隋文帝太过残忍，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饱受后世的批评。唐代史学家令狐棻评价道：“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清朝的赵翼说得更严厉：“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杨坚不仅夺了宇文家的天下，还将其子孙全部杀掉，残忍到没有一点人性。但或许杨坚没听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或许是天意轮回，杨坚最终遭到了“报应”，为自己的血腥行为埋单，他的子孙也在几十年后被杀绝了。
只是当时的隋文帝几乎听不到任何指责之声，踏着宇文家的血泊，他准备用自己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全新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