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力排众议，掀起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他勤于政事、任用贤能、虚心纳谏、生活俭朴，堪称一个完美的帝王。但他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场悲剧：两岁时，母亲被赐死；九岁时，父亲被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赐死。他注定充满着争议，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世评说。
延兴元年(471年)八月，正是平城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候，在这座北魏王朝的都城，一场禅让大戏正在上演，这倒不是有人谋逆篡位，想通过这样的程序来实现改朝换代，而是父子俩之间的一次交班。
只是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即将成为太上皇帝的这位父亲，并非垂垂老矣，看上去也就是刚成年的样子，而即将成为天子的那个儿子，居然只有四五岁的样子。
一个刚成年的父皇将江山社稷禅让给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儿子，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闻所未闻，自始至终充满着一种怪异的气氛。
原因很简单，这父子俩只是台上的演员，有位导演在幕后策划着一切，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总导演竟然是一个女子，她便是南北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明太后冯氏，而这父子俩，一位是当朝皇帝献文帝拓跋弘，他的儿子则是在历史上留下更加浓重一笔的孝文帝拓跋宏。
冯太后为何要导演这样一场禅让大戏呢？
说来话长，这还要从文明太后冯氏的身世说起，《沙家浜》中《智斗》里的一句台词可以准确地形容她，那便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她的祖父是北燕的末代皇帝冯弘，北燕被拓跋焘平灭后，她的父亲冯朗归顺了北魏，被封为西城郡公，还先后担任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同时归顺的还有冯弘的另一个儿子冯邈，他被封为辽西王、车骑大将军。
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冯氏出生于长安。不幸的是，她来到人世间不久，家里就遭遇了重大变故。冯邈暗中勾结柔然，被发现后索性叛逃到柔然，冯朗受此牵连，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
按照惯例，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成了一名婢女。只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姑姑此时是拓跋焘的左昭仪，她对自己这个落难的小外甥女照顾有加，将她收留在身边养育。
对于冯氏来说，苦难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没过几年，她迎来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个贵人就是她的夫君，也是北魏王朝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
这位给冯氏带来曙光的皇帝老公，是统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嫡长孙，他的老爸是太子拓跋晃，拓跋濬年少时聪慧敏达，深得皇帝爷爷的喜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被称为“世嫡皇孙”。
据《魏书》记载，时年五岁的拓跋濬跟随爷爷拓跋焘北巡，恰逢酋帅押解一名奴隶要施以刑罚。拓跋濬对他说：“这奴隶今天碰到了我，你应该把他放掉。”酋帅奉命解除奴隶的绑缚。拓跋焘听说此事，说：“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言外之意，这个孙子是个当皇帝的料。
按说“根正苗红”的拓跋濬，登上帝位只是时间问题。但历史却没有如此发展，他走向皇位的道路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充满惊险。
其实怪不得别人，要怪也只能怪最疼爱他的那位皇帝爷爷拓跋焘，拓跋焘听信身边宠幸宦官宗爱的谗言，杀死了几个深受太子拓跋晃信任的官员和一些东宫属员，摸不准自己老爸脾气的拓跋晃又惊又怕，最终一命呜呼。这一下引发了连锁反应，宗爱生怕拓跋焘明白过来让自己的脑袋落地，索性先下手为强，找了个机会杀掉了拓跋焘。
北魏王朝有时显得很怪异，宦官杀掉皇帝，如此天大之事，朝中的重臣却居然不知情，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侍中薛提只闻皇帝暴毙，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能选择秘不发丧，赶紧一起商议接班人选。
要说本来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拓跋焘和拓跋晃都死了，“世嫡皇孙”拓跋濬应该是唯一的选项。但当时拓跋濬只有十三岁，兰延等人认为主少国疑，怕拓跋濬压不住阵脚，准备拥立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他们秘密召拓跋翰进宫，安置在一个房间内，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昭告天下。
本来三人已经基本商量妥当，但薛提却临时变卦了，他认为拓跋濬是拓跋焘指定的接班人，如果改立他人，恐怕会引发内乱，所以还是应该立拓跋濬，其他两人对他这种“拉抽屉”做法颇为不满，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又给宗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宗爱探知了三人商议的消息，他突然被一种深重的危机感笼罩，因为在拓跋焘的儿子里，他素来和秦王拓跋翰不和，如果让兰延等人得逞，拓跋翰上位后首先收拾的可能就是他，所以绝不能坐以待毙。
宗爱决定再干一票，既然连皇帝他都敢杀，这些皇子根本就不在话下。
要论玩弄阴谋，兰延这些人都不是宗爱的对手。宗爱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等人入宫。兰延等人实在缺乏斗争经验，皇上莫名其妙死亡，其中一定有蹊跷，但他们对宗爱却毫无警惕之心，因为这些鲜卑贵族平日里都不拿正眼看宗爱，觉得这样一个阉人掀不起什么风浪，于是大摇大摆入了宫。
结局可以想象，宗爱提前埋伏了三十多个宦官，他们手持武器隐蔽起来，见到三人，便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手起刀落，兰延等人没搞明白怎么回事便人头落地了。
秦王拓跋翰此时还做着皇帝梦，他听闻屋外有脚步声，满以为是兰延等人准备妥当，要拥立自己继承大位，内心充满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但谁曾想，大门被几个太监撞开，然后不由分说押着他，推搡到了永巷后一刀将其砍死。
宗爱如愿以偿，清除了兰延等人，整个朝政彻底由他说了算，随即拥立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南安王拓跋余成为新皇帝。
这位拓跋余是拓跋焘最小的儿子，要说根本就没有继承大统的机会，只是因为平日和宗爱交往甚密，居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感恩图报，封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总之，把重要的头衔悉数给了这位大恩人。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宦官居然成了北魏王朝的实际掌控者。宗爱一时威风八面，史载“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王公大臣都拜倒在这个太监脚下。
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拓跋余渐渐觉得宗爱的权力过大，害怕他像赵高一样篡权，也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秦二世”。于是便想方设法剥夺和限制他的权力，宗爱觉得拓跋余实在忘恩负义，被逼急的他又祭出自己的绝招——杀皇帝，宗爱利用拓跋余祭祀宗庙的机会，派小太监用一个绳子将自己扶立的拓跋余送上了西天。
一个不起眼的太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接连干掉北魏两位皇帝，还包括叱咤风云的太武帝拓跋焘，而他所依靠的不过是一群宦官。
宗爱觉得这次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宫中带宿卫兵的羽林中郎刘尼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建议宗爱应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宗爱坚决予以拒绝，他觉得刘尼实在没头脑，他说：“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翻译过来就是，你真是个大白痴，我若立了拓跋濬，他能忘了正平年间我曾经陷害他的太子爸爸的事吗？
刘尼问宗爱应当立哪位亲王，因宗爱杀拓跋余纯属突然之举，所以他根本未曾考虑皇位继承者的人选问题，只知道不能立拓跋濬，于是回复刘尼说：等回宫之后，在诸王当中挑一个贤能点儿的便是。
刘尼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多了，惧怕一贯心狠手辣的宗爱会将陷害矛头对准自己，便将此事报告给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知道事关重大，赶忙找南部尚书陆丽、禁军将领长孙渴侯等商议。源贺说：“宗爱已经立南安王为帝，随即又杀害了他。现在不能拥戴皇孙为帝，以顺应民心，国家就危险了。你打算怎么办？”陆丽说：“只有秘密地奉皇孙为帝了。”
一场军事政变即将上演。
四人做了工作分工，源贺和长孙渴侯控制禁军，负责监视皇宫。刘尼和陆丽则去上林苑迎接拓跋濬。陆丽将这位拓跋焘的嫡皇孙抱在马背上，向京城飞奔而来，而刘尼则向太庙跑去，并口中大呼：“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
宗爱本来就不得人心，众人一听嫡皇孙得立，压抑在心中的愤恨郁闷顿时迸发出来，皆大呼万岁表示支持与庆贺。源贺等人也率兵向宗爱处进发，宗爱一伙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束手就擒了。
杀掉两位皇帝的宗爱，是时候接受命运的审判了。他被具五刑并夷灭三族，具五刑是指削鼻、砍下双脚，用鞭抽打，斩首示众，剁成肉酱，可谓残酷至极，但对宗爱而言，算得上罪有应得。
拓跋濬，这位“世嫡皇孙”，绕了一大圈，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自己的皇位，他成为北魏的第五位皇帝，是为文成帝。
拓跋濬成为皇帝，历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北魏王朝“拨乱反正”，走上了正轨，而是让一名著名的女政治家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拓跋濬登上皇位时，年仅十三岁，不久他便册立比自己小一岁的冯氏为贵人。这两位的年龄在今天看来还属于少年儿童，远未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作为皇帝，早早册立嫔妃，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倒是拓跋濬为何会看上冯氏，成了一桩谜案，大概和她入宫较早，一直得到姑姑悉心调教有关，想必冯氏不仅容貌出众，举止也颇为得体。
冯氏在宫中生活的时间长，这是她相比于其他后宫嫔妃最大的优势，她天资聪慧，很会为人，把宫里上下关系处理得很好，同时因在宫里待的时间长，对宫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游戏也耳濡目染，见识自然比别人广，这些优势悉数转化为了胜势，使她在很快到来的皇后之争中一举胜出。
这场皇后之争发生在拓跋濬登基四年后，这位即将成年的天子，决定选立皇后，候选人有李氏、曹氏、沮渠氏和冯氏，这几位都是拓跋濬喜欢的妃子。
怎么选择呢？答案是“铸金人”，这是北魏王朝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妃嫔如想被立为皇后，就必须亲手铸造金人，铸成则立，铸不成则不得立。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定？史书上没有言明，只是说“以成者为吉”。宋末元初的大历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
四名候选人奉命开始铸造金人，表面上看四人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在宫中长大的冯氏实际上已经领先她们有几个身位之多。因为她早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铸造之术也略知一二，所以正当其他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冯氏在两位老太监的指导下，成功铸造了金人，由此冯氏一跃成了当朝皇后。
“技多不压身”，确实如此，比别人多懂些东西没有坏处，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人要走顺了，运势挡都挡不住。
拓跋濬册立皇后一个月后，又准备要册立太子。当时，冯皇后没有为文成帝拓跋濬生下子嗣。通常而言，“母以子贵”，即使身为皇后，但如果没有子嗣或者自己的儿子当不上太子，宫中的位置往往会一落千丈，而一个普通妃嫔，如果自己的儿子被确立为储君，她的命运将会迎来根本性的改观。
但是在北魏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妃嫔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那对于这个妃嫔来说，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因为王朝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了祖制——子贵母死，为的是防止太后或外戚专权，这条很不人道的规矩，在北魏得到了很坚决的落实和传承，在此之前储君的生母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活着看到自己儿子登上皇位。
这些太子的母亲实在可怜，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时，她们正值芳华，却要撒手人寰。虽然太子即位后，通常会追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后，但是“死去元知万事空”，纵有再尊贵的封号，对于黄土之下的这些亡灵也都是枉然。
这次倒霉的是拓跋弘的生母李氏。
她原本是南朝人，父亲曾经做过刘宋王朝的济阴太守。后来北魏与南梁交战，永昌王拓跋仁率军攻破寿春，发现了姿容美貌的李氏，将她抢入军中纳为小妾。拓跋仁后因谋反被诛杀，李氏被没入宫中作奴婢。身份虽然低贱但无法掩饰她出众的容貌，有一天，拓跋濬登楼眺望，忽然看到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问左右说：“那女子漂不漂亮？”手下都说漂亮，拓跋濬就将李氏纳入后宫，不久后李氏怀孕，生下了拓跋弘，李氏由此也被封为贵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只有两岁的儿子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根据惯例，李氏当晚便被赐死。
冯皇后因祸得福，没有子嗣反而成了一件大好事，她不仅没有命丧黄泉，反而以皇后之尊，受命抚养拓跋弘，从而成功取代李氏，成为太子的母亲，她成了“子贵母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相夫教子”，从此成了冯皇后生活的全部。据史书记载，她和皇帝夫君的感情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琴瑟和鸣。
拓跋濬当时正值盛年，好不容易上台后，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无奈他那位雄才大略的祖父拓跋焘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四处征战使得国力损耗巨大，整个王朝经不起更大的折腾，拓跋濬只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拓跋濬在有限的皇帝生涯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严格禁酒，在拓跋濬看来，酒实在不是好东西，粮食歉收时，酿酒会加剧粮荒。年成不错时，酒酿多了，醉酒之人很容易发生冲突和纠纷，官员喝高了妨碍处理政务。太安四年(458年)正月初一，拓跋濬下达禁酒令，凡是酿酒、卖酒和饮酒的都处于死刑，如果遇到喜事、丧事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喝酒都有性命危险，好酒之人，如果活在拓跋濬时代，想必苦不堪言。
第二件事是整顿吏治。在这方面他手段极为强硬，拓跋濬下诏：“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这个标准要比拓跋焘在位时的“赃三匹皆死”更严厉。为此他增设了内外侯官，专门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过失，这些侯官经常微服私访，主动找寻官员过错，一旦发现严加追查，搞得官员们都颇为紧张。在高压肃贪的同时，拓跋濬也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隆重推出了廉洁奉公标兵——高允，就是与崔浩一起编纂史书的那位。
高允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但生活却很拮据，基本上依靠两个两个儿子砍柴为生，拓跋濬提拔他为中书令，陆丽看到高允升职，对拓跋濬说：“高允虽蒙受恩宠，但他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拓跋濬大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我用他，才告诉我真相。”于是拓跋濬亲自到高允家，果然如陆丽所言，只见草屋几间，床上只有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盐和青菜。拓跋濬见状叹息道：“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下诏赐给高允锦帛五百匹，粮食千斛，一下子让高允成功脱贫。从此以后拓跋濬更加敬重高允，不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第三件事是恢复佛教。拓跋焘大规模地灭佛，使得佛教从兴盛跌入了低谷。拓跋濬执政之初，即于兴安元年十二月解除禁令，“初复佛法”。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主动从中山(今河北定州)召回高僧昙曜，两人共同演绎了“马识善人”的佳话，说的是昙曜赶回京城，恰巧路遇正在出行的拓跋濬，拓跋濬乘坐的马匹遂将昙曜的衣角含在嘴里，任凭随从怎么驱赶都不撒嘴，并抬蹄刨地，发出嘶鸣，所谓“御马前衔曜衣”，这不是传说演绎，而是真实记录在《魏书》中。
拓跋濬对昙曜高度信任，将北魏最高的佛教事务主持人——沙门统委任于他，沙门统是北魏最高的僧官，原称道人统，拓跋濬将其改为沙门统，足见文成帝对他的器重。为回馈拓跋濬的信任，昙曜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向拓跋濬提出了“凿窟雕佛”的建议。拓跋濬接受了昙曜的建议，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并给他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任其财用，不制会限”。
昙曜受命后，选择在平城武州山的崖壁上开凿，盖因此段崖壁属砂岩石结构，适合在上面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在借鉴敦煌石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越的创造。
他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五位皇帝的形象为蓝本而雕凿，意为皇帝就是如来佛祖的化身——君权神授，形同山川，不可动摇，永远屹立。昙曜亲自主持开凿的石窟共有五座，也就是今天云冈石窟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后世称“昙曜五窟”。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气势恢弘的云冈石窟正是由拓跋濬下令开凿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经过后世的不断修建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石窟群。
拓跋濬对官员“狠”，但对百姓却很“暖”，他喜欢深入民间调研，看看百姓生活过得如何。如果遇到灾荒，经常“开仓廪以赈之”，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帝王。
冯皇后这段时间完全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她深知自己的皇帝夫君治国不易，尽力为拓跋濬排解各种烦恼和不快，不仅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给夫君足够的温柔体贴，每次拓跋濬忙完政事或者出巡出征回来，冯皇后总是能用自己的柔情蜜意化解他满身的疲惫。
如果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一对皇帝夫妇的佳话应该可以流传千古。
可惜天不遂人愿，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濬因病驾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这对冯皇后来讲，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整日以泪洗面，一方面和拓跋濬恩爱的场景如电影镜头般不断涌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也让她充满着担忧和不安。
冯皇后的这份情绪，到了“烧三”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所谓“烧三”，就是按照北魏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要将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焚毁，朝廷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就在众人痛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只见冯皇后突然高声悲叫，径直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她这一举动快如闪电，周围的人都来不及反应，等缓过神来，才急忙去救冯皇后，虽然她最终性命无忧，但烟熏火燎让她顿时不省人事，经过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对于冯皇后的这千古一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真情所致，她的命运坎坷多艰，好不容易遇到心灵相契之人，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但老天却不开眼，让心爱之人与她阴阳相隔。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冯皇后一场逼真的“现场秀”，如果真的想要追随拓跋濬而去，方法很多且更容易见效，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搞得如此充满“仪式感”，而且还效果不佳。
真情也好，作秀也罢，冯皇后宛若“飞蛾扑火”的举动，彰显了她超人一等的不凡勇气，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怎么悲痛，拓跋濬也无法回到身边，当务之急是拥立新君。于是就在文成帝死后的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皇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冯太后。
冯太后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车骑大将军、太原王乙浑趁乱掌控了朝政大权。他与宦官林金闾联手矫诏杀害了尚书杨保平、平阳公贾仁等重臣，隔绝内外，百官震恐。
这位奸臣的来路有些不明，史书上只记载文成帝在位晚期，曾有一次大行封赏，他被封为太原王。除此之外，在登上权力巅峰前，乙浑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是如何一步登天，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大权，史书中也语焉不详，总之他四十三天之内给自己连升三级，成了朝中第一人。
当时朝廷最有名望的大臣陆丽正在在代郡汤泉疗养，对平城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乙浑矫诏让司卫监穆多侯来到代郡宣陆丽回平城，穆多侯劝阻陆丽说：“乙浑有谋反的心思，大王是众人所仰望的，去平城必然危险，不要急着回京，应该好好想想再做打算。”
但陆丽深感责任重大，国难之际必须要稳住朝局。于是他不顾穆多侯等人的劝阻，拖着病体毅然踏上了回京之路。结果一如穆多侯所料，陆丽回到平城后，立即找到乙浑，厉声斥责他的不法举动。浑不吝的乙浑将陆丽杀死在皇宫，顺带还杀掉了穆多侯。
冯太后一直以来只是深居后宫的弱女子，但是严峻的形势不由分说地将她推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她似乎天生就有政治家的天赋，一开始便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能力。她虽然对乙浑的专权看在眼中，急在心头，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为了进一步麻痹乙浑，她授意献文帝拓跋弘加封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冯太后这样的做法非常聪明，在保存自身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时间。她思来想去，定下了除掉乙浑的计策，示意拓跋弘降诏从外地召回五位皇叔。
五位藩王一齐进京，动静足够大，但并没有引起乙浑太多怀疑，因为冯太后选择的时间合适。拓跋弘十月降诏，等藩王们进京的时候就快到冬至了，而冬至大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又赶上先帝驾崩，各位在外的藩王回到京师参加大祭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些手握兵权的藩王进京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了乙浑。暂时稳定危局后，冯太后只等待着收拾乙浑的良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冯太后终于等来了绝佳机会，侍中拓跋丕赶来告发乙浑即将谋反，她当机立断，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捕杀了乙浑。
在处理乙浑余党的问题上，冯太后又一次让人刮目相看，她担心一次性解决可能引发动荡，于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杀掉乙浑后，她根本不提还有乙浑余党这回事，越是这样越让和乙浑有关的人感到恐慌，不知靴子会什么时候落下来。
五个月后，冯太后让拓跋弘突然下了一道处理乙浑余党的诏书。诏书表示可以免除乙浑余党的罪行，但涉案人员必须如实写一份检讨书交给朝廷。如果爵位是与乙浑勾连诈取的，削爵；如果祖辈、父辈是通过钱财购买的爵位，不准子孙继承；如果官位不是因为劳苦功高，而是被乙浑违法越级提拔的，一律降回原来的官位。如不如实上报，将以“大不敬”罪论处，就是要满门抄斩或者诛三族。
就这样，冯太后彻底扫清了乙浑篡权带来的“余毒”，也让所有人看到她能够成为政治女强人的巨大潜质。
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冯太后终于走到历史前台，为了稳定朝局，她更进一步宣布临朝称制，也就是说朝中大事要经过她才能决策，在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她做出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凭借冯太后的资历和胆识，北魏王朝一度混乱的政局归于平静。
在政治圈子里打拼，似乎并不是冯太后心中所渴望的，多少有些被迫加入的意思，十八个月后她将权力悉数归还给献文帝拓跋弘，这样做，除了觉得自己一手养大的这个皇帝可以掌控朝政外，更重要的在于她此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祖母。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献文帝拓跋弘的妃子李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作拓跋宏，这个长孙长得白白胖胖，冯太后非常喜欢，于是她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还政皇帝，自己则一心一意地抚养皇孙拓跋宏。
冯太后这样的做法，应是中国大部分老人最为朴素的选择，但与这些老人不同，冯太后实在太过年轻，升格成为“祖母”的她只有二十六岁，因为拓跋弘实在是早婚早育的典范，他当上父亲时只有十四岁。
按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北魏王朝应该归于正轨，但谁曾想到，这却成为另一个巨大危机的开始。
献文帝拓跋弘从太后手中接过权杖后，迫不及待想按自己想法行事。他深刻地意识到关键的关键在“人”，于是他降贬了一些冯太后任命的大臣，将效忠于自己的心腹提拔到了重要位置。对此，冯太后不太高兴，但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所以忍着没有发作。
不过，让她忍无可忍的事件还是发生了，那便是拓跋弘杀掉了大臣李奕。
李奕是何许人，为何让冯太后彻底搂不住火？原因很简单，他是冯太后最心爱的“情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女人，反过来说，一个成功的女人的后面通常也会有一个男人，拓跋濬死后，对于冯太后来说，这个男人便是李奕。
当年“烧三”时，冯太后不顾一切扑向大火，正是担任宿卫的李奕奋不顾身地第一个冲进火海抱出了她，不知道是否是这一抱，让冯太后对李奕暗生情愫，但至少她应该对这位俊秀伟岸的救命恩人心生好感，在后来的诛灭乙浑及同党的过程中，李奕也出了大力。
史书记载，李奕仪表堂堂、多才多艺，而且善解人意，既是帅哥，又是“暖男”。冯太后将身心寄托于他身上，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这也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拓跋弘对此有所耳闻，心里感到很不爽，觉得李奕实在可恶，敢给自己死去的老爸戴“绿帽子”。他的老丈人李惠也在旁边“敲边鼓”，提醒他说李奕兄弟广结党羽，培植亲信，恐会谋逆，建议找人告发李奕兄弟的不法罪状，将其一网打尽。趁势也让太后收心，逼其归政。
拓跋弘觉得言之有理，他很快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李奕的兄长，南部尚书李敷有个好友，名字叫作李欣，此人在相州刺史任上因收受贿赂获罪，拓跋弘派人将其押到京师，判处斩首之刑。
在行刑前夜，李欣的女婿裴攸前来探监，表示朝廷已经暗示，如果李欣能够主动揭发李敷兄弟，可以免除死罪。李欣为了保住项上人头，罗织了李敷兄弟二十多条罪状。
拓跋弘得偿所愿，他立即下令将李敷、李奕兄弟打入死牢，随即诛杀。
冯太后再次陷入悲伤，“人生难得觅知音”，李奕就像是上天的恩赐，但没想到这位甚是相得的“男朋友”，却死于自己从小抚养的拓跋弘之手。据史书记载，拓跋弘杀掉李奕后，“太后不得意”。何止不得意，简直痛恨得要死。
拓跋弘却不管不顾，不久又在冯太后尚未愈合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他高调重用告密的李欣，提拔他为尚书并参与国政。
冯太后坐不住了！她轻易不出手，但只要出手必是狠招。
果不其然，冯太后利用自己的声威逼迫献文帝拓跋弘退位，看上去一场母子相争的大戏即将隆重上演，但令吃瓜群众失望的是，拓跋弘几乎没有反抗就选择了退让。
拓跋弘不放一枪就撤退，和他的信仰有关，这个皇帝虽然能文能武，但从小喜欢黄老之术和佛教，经常与道士和僧侣一起谈玄论佛，他曾在诏书中说：“朕希心玄古，志存淡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听上去好像对权力本来看的就不重，如今母子失和，太后逼宫，更让他心生倦意，想着借此摆脱俗物，出世修行。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拓跋弘想传位之人并非是太子拓跋宏，而是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
拓跋弘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因为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不仅成年而且威望不错，如能登上皇位，应该能够对付冯太后，保证北魏王朝的统治稳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冯太后算计。
拓跋弘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群臣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不知这位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听说太子拓跋宏有什么过失啊，不仅没有过失，一年前的拓跋宏所做的一件事情赢得了大臣们的交口称赞。当时献文帝拓跋弘生病，身上长了一个恶瘤，疼痛难忍，年幼的拓跋宏亲自用嘴为父皇吮脓拔毒，这样的儿子打着灯笼也难找，皇位不传给他，而传给皇叔，简直是“乱弹琴”。
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到拓跋弘一边，纷纷摇头表示反对。首先站出来的是任城王拓跋云，他说：“父子相传，历来如此。皇太子是正统接班人，而且拥有好的德行，假如陛下想颐养天年，那么皇太子理应继承大统。如果弃太子而另立他人，这不仅不符合先帝的遗愿，还将使得人心不稳。”源贺、拓跋丕等重臣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尚书陆馛甚至说：“陛下若舍皇太子，更方诸王，臣请刎颈殿庭，不敢奉诏！”意思是：如果舍弃太子，传位亲王，我宁可在金銮殿上自刎而死，也决不敢奉诏。
为此都有大臣要寻死寻活，拓跋弘觉得阻力远超想象，他去征询德高望重的高允的意见。高允不愿意卷入纷争，但是皇帝问他，他不能不表示，跪在地下哭道：“我不敢多言，愿陛下不忘祖先托付给您的重任，同时追念当年周公辅佐幼主成王的故事。”虽然语意隐讳，但意思也是让皇太子拓跋宏即位。
事已至此，拓跋弘不再坚持，他说：“那么就让皇太子登基，而由各位大臣辅佐他，这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又夸奖以死抗命的陆馛说：“陆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任命陆馛为太保，和源贺一同持节，并把皇帝的玉玺呈献给皇太子拓跋宏。
于是，便有了开篇那场令人颇感怪异的大戏。
新君拓跋宏在这个“大喜日子”却表现得相当悲伤，史书上说这个年仅五岁的小皇帝“悲泣不自胜”，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拓跋弘颇感奇怪，便“问其故”，拓跋宏说：“代亲之感，内切于心。”就是说这位置本来是父皇的，现在却让给我坐，我的内心实在是万分悲切。
小小年纪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足够让人惊奇，当然很有可能是冯太后在背后教他的。
拓跋弘发出退位诏书后，群臣们上书称：“从前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尊称他的父亲为太上皇，表明并非自己统治天下。而今皇上年纪幼小，朝廷大政仍宜由陛下掌管，谨请上太上皇帝尊号。”献文帝拓跋弘同意了大臣们的意见，成为“太上皇帝”。
这个尊号与“太上皇”只有一字之别，但意思却差之千里，“太上皇”只是一个尊号，并不管事，一如当年刘邦送给他老爸刘太公的一样，但“太上皇帝”却依然大权在握，拓跋弘如此“换汤不换药”，表面看是遵从群臣的请求，实际上他并不想放弃手中所有的权力。
事实上，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帝”确实也没闲着，不仅朝中大事悉数都由他处置，甚至多次率军北征柔然，南巡河内，并多有斩获，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
这是冯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她们母子之间的猜忌，并没有被时间抚平，反而越来越深。她祭出狠招，本来希望拓跋弘逐渐远离朝政，但没想到，这个“太上皇帝”似乎比当皇帝时干得还起劲，威望也越来越高，照此下去，笑到最后的可能会是拓跋弘，而非她自己。
一切都在验证着冯太后的担心，延兴五年(475年)，拓跋弘在平城北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他威风八面，搞得天下震动，似乎摆明了要向冯太后示威。
双方终于迎来了摊牌时刻，承明元年(476年)的一个夏夜，拓跋弘应召来谒见冯太后，但却一去不回，离奇驾崩于永安殿，死时只有二十三岁。
虽然史书上没有说谁是真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冯太后，因为整个朝廷内外，唯有冯太后不仅有作案的动机，更有这样的能力，至于作案手法，普遍认为采用了老套路——酒中下毒。
北魏王朝充满着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这也算是其中的一桩。
冯太后又升了一格，成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北魏王朝领导核心无疑是这位“太皇太后”，相对于第一次临朝称制，此时的冯太后已过而立之年，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
她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下令杀掉李欣，给心上人李奕报了仇。她还以谋反罪诛灭了拓跋弘的老丈人，也是当朝皇帝拓跋宏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一家，当年正是李惠劝说拓跋弘干掉李敷、李奕兄弟的。
报仇只是第一步，冯太后有更大的理想。不过，俗语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冯太后深知作为一个女人，要想完全掌控朝局，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必须要有一个忠诚且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所以她上台后特别重视这个问题，非常注重培养扶植一些能干之人，很快组成了一个“核心圈子”，这个圈子里有鲜卑贵族，也有汉人。
汉人中有两个人物比较出名，分别是王睿和李冲，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身份——太后的“情人”。
李奕死后，耐不住寂寞的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丰富，王睿成了她的新宠。此人原本是太原人，由于战乱，他们一家流落到凉州，北魏平灭北凉后，又辗转来到平城。王睿的父亲精通卜筮，他深得真传，拓跋晃发现了这个人才，任命王睿为太史令。
王睿除了精通天文卜策之术，长得也是姿容伟丽，冯太后对他很动心，先是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他又像坐火箭般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
说起来，王睿对得起冯太后的宠幸。
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478年，冯太后和拓跋宏带着文武百官，去观赏地方进贡的几只老虎，但没想到发生意外情况，一只老虎突然冲出栅栏，向御座扑过来，在场的卫士被吓得四处逃窜，但见王睿挺身而出，操起长矛，用身体护卫住了冯太后和拓跋宏，最终转危为安。
王睿用自己的英武作为，彻底征服了冯太后的心，她不仅加爵王睿为中山王，同时赏赐珍宝无数。“睿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彩，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载，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冯太后给“情人”送礼物很有意思，为了不引起其他人非议，送礼总是在深更半夜进行，漆黑的夜色中宦官们用遮掩好的大篷车一车车往王睿家拉。
不仅如此，王睿的女儿出嫁，冯太后亲自主持婚礼，给足了王睿面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冯太后嫁女。
王睿虽然备受恩宠，但他为人却非常自律，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污点，相反他能进谏忠言，曾经向冯太后提出施政五要略，一慎刑罚，二任贤能，三亲忠信，四远谗佞，五行黜陟，这些建议都很有建设性，看得出王睿不单单靠恩宠吃饭。
只可惜好景不长，王睿在四十八岁时得了重病，冯太后对这位心上人绝对够意思，不仅派御医精心医治，还亲自去探望，但无力回天，王睿很快命丧黄泉。冯太后亲自去王府祭奠，痛哭流涕，伤心不已。
李冲接着走进了冯太后的生活。他是西凉国主李歆的后代，西凉被北凉灭掉后，李冲的父亲李宝逃到了敦煌，拓跋焘平灭北凉时，李宝献城投降，被封为敦煌公。
李冲是李宝最小的儿子，他年少时，父亲便去世，被长兄荥阳太守李承收留抚养，李承很看好自己的弟弟，常对其他人说：“这孩子气量不凡，将成为家族的希望。”李冲没有辜负长兄的期望，他先是到平城进入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就读期间，表现颇为优异，史书上称“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同辈的人都很敬重他。
作为优秀的高才生，一毕业就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拓跋宏破格任命他为秘书中散，掌管宫中文书事务，由于他做事严谨，灵敏聪慧，很快便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也许就在这段时间，他走进了冯太后的世界。
冯太后不偏不倚，对李冲与对王睿一样，让其“名利双收”，不仅升任他为中书令，进爵陇西公，每到深夜，也照样有一车车的礼物送到李冲府上。李冲“于是始为富室”，因他早年丧父，又不做搜刮敛财之事，所以素来清贫，由于冯太后的赏赐丰盛，一举脱贫致富。
李冲能聚财更能散财，他把太后的赏赐大多用作了慈善，亲戚朋友和乡里乡亲，都得到过他的救济，特别是对于孤老之人，李冲表现得更大方，这使他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冯太后的眼光确实不错，受宠后李冲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飞扬跋扈，而是不计爱憎，处事公正。当初，有一位叫来崇的人与李冲的父亲李宝同时从凉州归属北魏，李冲的四哥李佐与来崇有一点小过节。李佐便寻找了一个机会，罗织来崇的罪名，把他饿死狱中。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为报父仇，弹劾李佐有贪污行为。不仅李佐，李冲也因此受到牵连，兄弟二人遭到囚禁，只是后来赶上了大赦，才逃过了一劫。李佐由此对来护恨之入骨。
李冲后升任南部尚书，权倾朝野，而来护此时正是李冲的部属，来护非常惊恐，他时时担心顶头上司陷害自己，言行谨慎，处处退让。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李冲不仅没有加害来护，还时时安慰他不要担心。后来来护受到一件贪污案的牵连，遭受惩罚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李冲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为他说好话，来护因此没有被处罚。
李冲不仅人品出众，在政治上的才干也远在王睿之上，史载，他“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不仅冯太后喜欢他，孝文帝拓跋宏对他也非常器重，按照旧制，皇帝对王公重臣都是直呼其名，唯独见到李冲，叫他“李中书”，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在等级森严的北魏王朝却非同寻常。
冯太后死后，李冲并没有失势，而是继续得到拓跋宏的重用，史书称他：“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就是说他尽忠侍奉皇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朝入朝都勤劳忧国，表现于面容上，即使是朝中旧臣，皇亲国戚，也没有人比得上他，无不佩服他明白果断，审慎周密，因而从内心里信服他。
李冲越这样，拓跋宏越信任他，“群臣之间，情义莫二”，特别是在迁都和汉化改革中，李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冲能做到这样，因为他明白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冯太后的宠幸既可以使他一瞬间升入天堂，也可以使他转头进入地狱，恩宠并不永远可靠，只有才干和忠心才可以使他长久地赢得拓跋宏的信赖。因此他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忧国忧民，尽忠事上，最终较为完美地走完了一生。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李冲去世，活了四十九岁。他死时，拓跋宏正在征伐打仗，听到这个噩耗后，拓跋宏在悬瓠(今河南汝南)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悲痛得哭出声来。一年后，拓跋宏从邺城返回洛阳，途经李冲墓时，左右侍臣告诉了他，拓跋宏带病去坟前悼念，掩面哭泣了很久。
冯太后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国“情人”，此人叫作刘缵，是南朝齐国的骁骑将军。刘缵是个美男子，器宇轩昂，冯太后一见倾心，史称“缵屡奉使至魏，冯太后遂私幸之”。南齐得悉冯太后喜欢这位刘将军，故投其所好，经常派刘缵前去北魏访问，两人在后宫缠缠绵绵、欢声笑语时，南北方也赢得了许多年的和平，史载“自此岁使往来，疆场无事”。
男宠误国？这个规律对冯太后根本不适用，她的这些“情人”要貌有貌，要才有才，国内的“相好”是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国外的“相好”又带来了两国的和平，在这点上，冯太后要比后来的武则天强太多，所以北魏朝野对于冯太后的众多绯闻，大多只是一笑了之，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大加贬低和鞭挞。
说到底，还是冯太后不一般，在国事和私情问题上，她极有分寸，生活上给予他们厚重的回报，但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情人”们从不骄纵。
冯太后的高超之处还在于对宦官的控制和使用。
她临朝听政后，对其中有才干的宦官也加以重用，利用他们出入禁闱，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统治期间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太后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
史载：“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棰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
恩宠与控制，这个对于一般人很难掌握的尺度，冯太后却已经拿捏得炉火纯青。
魏齐两国实现和平后，北魏终于可以不用把主要精力放到备战打仗上，转而可以专心致志治理内政了。
冯太后敏锐地看到这个战略机遇期，她完成人事布局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她具备“改革家”的基本素质，史书称她：“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就是说她，多谋善断，雷厉风行，不轻易妥协，改革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
冯太后的改革举措首先指向了官员的收入问题。北魏王朝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当官没有俸禄”。那这些官员靠什么为生呢？主要有三个途径——抢、贪、赏。最早是以“抢”为主，这与拓跋部出身于游牧民族有关，初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战争的掠夺。
但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北魏统一北方后，几乎没有了敌手，仗越打越少，抢夺的财物相当有限，但各级官员总得要生活，那怎么办呢？只有“贪”了，一时间北魏王朝贪官遍地，“盘剥无上限，为人无下限”，这些人毫无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一搞，使得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而时常发生民变。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官员，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太子拓跋晃的老师高允便是典型的例子。
北魏几任皇帝在肃贪上煞费苦心，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先后颁布严厉的诏令，虽然杀了一些贪官，但效果并不好。献文帝拓跋弘更是祭出了“羊酒之罚”的狠招，规定：“各级官员，如果有哪一个敢接受下级一只羊，一壶酒的，一经发现，当即处死。凡是能够揭发尚书以下各级官员罪状的人，那么被揭发的官员的职位就由他来替代。”
这个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出台便引起了巨大争议。给事中张白泽站出来对拓跋弘直言道:“臣知道在周朝的时候，就连最普通的雇工都能领取为官员耕地的俸禄，而现在朝廷中的各级官员，虽然担任了繁重的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如果实行了接受礼品被杀头而由揭发者去代替官职的措施，臣很担心，这样只会让小人得志，忠良寒心。臣认为，陛下应该按照从前的办法，发给官员任职的俸禄，给清正廉洁的官员们相应的报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实现廉政。”
张白泽说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官员也是人，不给薪水，又不让贪腐，总不能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吧。
拓跋弘觉得张白泽说得有理，于是撤消了新制定的这条严厉的诏令，但他没有决心和勇气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
冯太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她主持下，拓跋宏下达了“班俸禄”诏令，规定从该年的十月开始，按季节给官员们发俸禄。按照以前的法律，凡是贪污十匹布，受贿二百匹丝绵等织物的人，都按死罪处理。从发放俸禄那一天开始，只要是受贿一匹织物，无论贪污多少，都从严按死罪处理。
简单概括这项改革举措就是：用薪养官，高压肃贪。
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老百姓负担，诏令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班禄制”表面上看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但实际却从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官员对百姓无休止的盘剥，所以对百姓来讲是“一时之烦”，得到的却是“永逸之利”，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北魏的干部队伍也更加纯洁了。
按说当官拿俸禄，本来天经地义，但一些鲜卑贵族觉得很不爽，他们认为这项改革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过去想抢多少抢多少，能贪多少则贪多少，现在每个季度拿到的却是“死工资”，消费不仅没有升级，反而降低不少。于是以淮南王拓跋他为首的鲜卑贵族们，强烈要求撤销“班俸禄”诏令。
冯太后召集群臣商议，大臣高闾站出来驳斥拓跋他等人的主张，他表示“班禄制”使得廉洁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对国家是重大利好。“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就是说，如果不实施这项改革，定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清廉的。高闾所言非常符合冯太后的心思，这场争论以拓跋他等人的失败而告终。
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所以总是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站出来唱反调，为了顺利推行改革举措，有时必须要“杀鸡给猴看”，当朝皇帝拓跋宏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就成了那只“出头鸟”。
李洪之拿到俸禄后依旧不收手，他不仅十分贪财，而且还很残暴。孝文帝拓跋宏命令手下人给他带上枷锁，把他押到平城，而且还召集了许多文武百官到场，孝文帝亲自列举了他的各种罪状，下令让其在家自裁。
政策实施后，不仅对国舅不客气，对王公也不客气，汝阴王拓跋天赐和南安王拓跋桢由于贪腐被查处，按律应杀头，群臣为他们苦苦求情，冯太后才同意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冯太后还派出巡视人员，到各地巡视，发现一起就从重从严处理一起，地方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有四十多人。一些曾经贪污受贿过的官员都吓得半死。
“班禄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魏官员的贪腐问题，但确实使得整个王朝的吏治大为改观，贪污受贿者大大收敛，更为重要的是，这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实施，让北魏各级官员意识到冯太后是“动真格”的，这为接下来的改革起了个好头，也创造了条件。
“班禄制”解决了官员收入的问题，冯太后和拓跋宏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国家收入的问题。
于是影响深远的“均田制”被隆重推出了！
顾名思义，这项改革就是把荒地按照标准分配给农民。最早提出这个改革建议的是大臣李安世，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十一岁时就被选为中书学生，本来文成帝拓跋濬见他年龄太小，不想选他，但面对征询的问题，李安世应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表现极为出色，最终成了年龄最小的天子门生。南朝齐国使者同时也是冯太后情人的刘缵很欣赏李安世，他曾这样评价李安世：“没有这样的君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
在改革之前，没地的农民靠什么生存呢？答案是“豪强”，就是说许多农民是靠给大族打长工为生的，这些人被称为“荫户”，豪强由此占据大量土地和荫户，这些荫户只为大族服务，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向豪强纳税，这带来的结果是国家穷而豪强富。
李安世看到了北魏王朝的危机，提出了“均田制”，被冯太后和拓跋宏采纳。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按口受田”，即年满十五岁及以上的男性，国家授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性可获得“露田”二十亩，没有桑田。“露田”用于耕种粮食，解决吃饭的问题，受田者获得的是使用权，人如果死了，田地就要还给国家。“桑田”是用来种桑，解决穿衣的问题，是“永业田”，所有权归个人，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买卖。百姓获得了田地，也就有了相应的义务，要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绢帛，还要以免费劳动力形式偿付徭役。
这项改革举措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实则充满智慧，它没有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引起豪强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不仅很难推行下去，而且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王莽改制失败最终导致国灭身亡就是前车之鉴。“均田制”分配的是荒地，并没有触及到豪强地主的土地权益，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在当代”是说这项制度使得失地农民摆脱了豪强的束缚，成为政府的在册农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扩大了中央朝廷的“税基”，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孝文帝拓跋宏和冯太后后来召见大臣询问“均田制”的好处，南部尚书公孙邃表示，自“均田制”推行以来，征收赋税变得容易多了，对国家有大大的好处。冯太后听后很满意，她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爱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
“利在千秋”，是因为自两汉以来，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一直是个老问题，就像拔河一样，有时候国家强一些，有时候豪强又夺得主动权，反反复复。说来也有意思，这个老问题在两汉没有解决，魏晋没有解决，居然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得到了制度性解决。从此以后，直到唐朝中叶，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个制度都得到了遵行。
一个制度，能管三百年，足以说明它强大的生命力。
“均田制”设计得不错，但要想能够顺利实施，达到预想的目的，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地，一个是人。如今荒地有了，需要找到足够的受田人。而这些人大多都是豪强的荫户，所以推行这项改革，虽然不用从豪强地主那里夺地，但需要从他们那里抢人。豪强哪里肯轻易吐出口中的肉，为了让“均田制”发挥效应，冯太后随即推出了第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三长制。
提出“三长制”的不是别人，正是冯太后非常宠幸的“情人”李冲。
所谓“三长”，是指邻长、里长、党长。这是什么样的官职呢？按照法令，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即二十五家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这些“长”主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四大项：检查户口、征收税赋、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实际上核心工作只有一项，就是落实“均田制”。
无利不起早，做“三长”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免除劳役。邻长之家可以免一人，里长之家可以免两人，党长之家可以免三人，不过免除的只是征戍劳役，其他的和普通百姓一样。当然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做“三长”，前提条件必须要有“群众基础”，选用之人皆为守法又有德望者。
“三长制”实质是“均田制”的配套政策，它直指当时北魏的宗主督护制，这种制度下，“均田制”根本无法实施，“三长制”将其彻底打碎，重新构建了北魏的基层组织。
这种“虎口夺人”的做法，让一些贵族大臣叫苦不迭，他们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三长制”。中书令郑羲认为这项改革必定失败，并表示：“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著作郎傅思益说：“各地民俗不同，难易程度也不同，过去的做法实施很久，一旦修改，可能会引发混乱。”
冯太后对此意志坚定，她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就是说，这样的举措既确立了课征赋税的标准，又清查了荫附户口，让那些侥幸的人无法钻空子，这样好的政策哪里去找呢？所以不仅不能废止，必要长期坚持，至少要一百年不动摇。
“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是冯太后祭出的三板斧，都是在太和年间推出的，因此也被称为“太和改革”，三项重大改革举措，中间只隔一年，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密不透风，随着改革措施的纵深推进，北魏王朝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开始逐步地走向繁荣。
冯太后几乎凭一己之力，将北魏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于冯太后推行的这些重磅改革举措，身为皇帝的拓跋宏什么态度呢？两个字——支持！
孝文帝拓跋宏是冯太后一手带大的，两人名为祖孙，更像母子，况且冯太后牢牢掌控着朝中大权，拓跋宏只能是言听计从，自己祖母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改革诏令皆出于拓跋宏之手，但在背后呼风唤雨的却是冯太后。
但即便是这样，冯太后对拓跋宏还是不满意，这份不满并非拓跋宏不是当皇帝的料，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过于聪慧。冯太后一直琢磨着怎样废掉拓跋宏，让他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取而代之。
冯太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史书没有太多交代，或许是因为冯太后觉得她的双手沾满拓跋宏爹娘和外祖父一家的鲜血，害怕拓跋宏将来血债血偿，所以对拓跋宏表现得相当不友好。
不友好到什么程度？险些让拓跋宏“挂”了。
史书记载，在拓跋宏少年时代，寒冬腊月里，一个北风呼啸之日，她下令将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在一间四处漏风的小黑屋，这还不算完，居然三天不给饭吃，搞得拓跋宏头晕目眩，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这简直是在虐待少年儿童！
拓跋丕、穆泰等朝中重臣坚决反对废掉拓跋宏，连和冯太后关系最亲密的李冲也不同意这样做，这些人苦口婆心地劝谏冯太后，才使得她收回成命，也使得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拓跋宏死里逃生。
逃过一劫的拓跋宏，依然让冯太后感觉“不顺眼”，有些宦官揣摩上意，故意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不由分说，对自己的这个孙子皇帝实施“体罚”，将其杖打数十下。
这个少年天子最初的皇帝生涯实在有些不堪，表现得像个受气包。
面对冯太后的百般虐待和苛责，拓跋宏完全是“逆来顺受”。他实在太聪明了，充分汲取了父亲的教训，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遭遇，一直坚决践行八个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拓跋宏的好态度取得了良好成效，冯太后内心对他的成见和担忧逐渐消逝，打消了废掉拓跋宏的想法。继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把他作为接班人悉心培养。冯太后为此亲自做了《劝诫歌》等权威教材，教导拓跋宏如何修养德操，做个好皇帝。
要论教育，冯太后算是行家里手，她知道“言传身教”比书本更为重要。
有一次，冯太后本来要服用中药，厨子估计头一天没睡好，完全晕了头，居然端上一碗米粥，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粥里面居然有条虫子，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即使被杀头也太正常不过。
但见冯太后不动声色，只是轻轻地挑出了碗里的虫子。在旁边的拓跋宏却搂不住火了，下令将这个糊涂厨师拖出去砍了，冯太后不同意，表示这并非厨师故意，只是一时不小心，没必要小题大做，下次注意就好了。
没想到，许多年后，同样的剧情又一次上演，此时冯太后已经去世多年，拓跋宏在自己的碗里也发现了虫子，他同样没有处罚厨子，只是一笑而过。
一个轻轻的无声的举动有时远胜过喋喋不休的说教。
冯太后眼见拓跋宏一天天长大，自己则一天天老去，便让他全面参与朝廷事务，做好接班准备，拓跋宏此时表现得很有分寸，不缺位但更不越位，对于朝政不过多发表意见，一切大事还是由祖母定夺。
一切都回归了正常，冯太后变成了慈祥的祖母，拓跋宏继续着自己的温良恭孝，这种和谐在一场宴会上达到了高潮。
有一次，冯太后带着孝文帝，在灵泉池大摆宴席，宴请朝臣百官和藩国使臣。宴会的氛围非常好，拓跋宏在酒宴中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太后祝寿。冯太后非常高兴，情不自禁随着节拍唱起来，拓跋宏索性放开歌喉唱和，一时间歌舞四起，唱和者达九十余人，这样的氛围，实在祥和得可以。
只是这种美好的情景没有持续多久，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病逝于太和殿，谥号文明太皇太后。
她生前要求将自己葬在平城北面的方山，这个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在此之前，历代北魏君主和皇后都葬在龙兴之地——盛乐。据说冯太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有次游览方山，觉得此地风景甚好，她对左右说：“舜葬于苍梧，英、娥二妃都葬于湘水之滨，何必远去附葬先帝的陵寝以为贵重，我百年之后，请将我葬于此地。”不过，这恐怕是冯太后的一个托辞，她之所以不愿意葬到盛乐，恐怕是不想面对被自己毒杀的拓跋弘。
她的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禁止设置各种陪葬器具。这不是冯太后最后的作秀，俭朴是她一生的品格。
冯太后临朝之初，便下令取消了鹰师曹，这是一个北魏特设的官署，主要负责鹰、鹞等用于出猎的羽禽的饲养。她平日穿戴，都是些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冯太后改变了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这样的几案摆不了几个菜，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杜绝了铺张浪费。
对于自己祖母的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丝毫没有获得自由的轻松，而是显得悲痛欲绝。
据史书记载，拓跋宏五日内滴米未尽，相当于绝食五天，一般人很难做到，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大臣们苦苦相劝，五天后拓跋宏才勉强喝了点米粥，总算结束了绝食生活，不过他的伤痛并没有停止，坚持要服丧三年，不脱孝服。
服丧三年原本是儒家的孝礼，根本不符合鲜卑的旧俗，况且即使是汉人皇帝也没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不少王公大臣站出来表示皇上无须这样，还是把精力放到朝政上更为重要。拓跋宏对此反驳道：“两汉以来之所以没有严格执行三年服丧的制度，是因旧君死去，新君继位，朝中之事千头万绪，无法实施。而朕在位二十年，如果还照此办理，于心不忍。”大臣还是不甘，屡屡陈请，最后把拓跋宏逼急了，他放出狠话：“如果你们还坚持让我脱去孝服，那么，我就三年内闭口不言，你们任选其一吧。”这一下群臣们只好认怂，总不能让皇帝三年不说话吧。
或许是因为拓跋宏表现得太过高调，导致后世对他的“孝心”有些怀疑。
柏扬先生就此提出疑问，他认为：“冯太后是拓跋宏的嫡祖母，不但毫无血缘关系，更惊人的是，冯太后既杀了拓跋宏的娘，又杀了拓跋宏的爹，更杀了拓跋宏娘亲的一家，拓跋宏对这个血海深仇的老太婆，不但没有复仇之意，反而深为爱戴，守丧守的哭了又哭，骨瘦如柴。”
拓跋宏为何如此表现？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虽然拓跋宏一直生活在冯太后影子中，但在冯太后身上，拓跋宏学到了坚强，学到了隐忍，学到了如何去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拓跋宏这样做算是感恩戴德。不过也有人认为拓跋宏这样做，是因为冯太后的势力根深蒂固，一上台便改旗易帜，恐怕很难控制住朝局。
还有人觉得这样琢磨拓跋宏，是把这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看得有些小了，他注定是要干大事的，冯太后所干的事业，正是他想做的。旗帜就是方向，拓跋宏以如此高调的方式悼念祖母，就是要向世人表示，自己将会一张蓝图绘到底，会继续沿着祖母设定的道路走下去。
无论何种解读更接近于拓跋宏内心的真实想法，总之，一个时代结束了！
二十四岁的孝文帝拓跋宏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不过，北魏群臣对这位皇帝到底有几把刷子，心里还不是很有底。毕竟拓跋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期以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唯冯太后的命是从，如今没有了冯太后这把遮阳伞，这位年轻的皇帝会不会被晒爆了呢？
事实上，北魏群臣们的担心显然有些杞人忧天了。
刚结束服丧期的拓跋宏，便搞出了让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大招——迁都洛阳。
迁都历来是国之大事，当年因为灾荒，拓跋嗣想迁都，但在崔浩的反对下没有实施。
拓跋宏为什么又心生这个念头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缘问题，平城地处塞内外交界之处，气候寒冷，风沙天气频繁，不适合进行耕种，再加上人口大量涌入，经常闹粮荒，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南边运送物资。
长史王肃随孝文帝拓跋宏北巡，作为久居江南的诗人，沿途看见塞北的风，塞北的雪，塞北的寒冷，于是写下了《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虽然贵为北魏都城，但平城确实让人感到颇为荒凉。
同时代还流行一首童谣，“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纥干山位于平城东边，山头终年积雪，异常寒冷。这首童谣的意思是说纥干山头冷得要冻死鸟雀，为什么不飞往别处去求生之快乐呢，这也说明了平城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恶劣。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拓跋宏，一心想将鲜卑民族带出落后愚昧的泥沼，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大力推进汉化改革，但平城距离中原腹地较远，而且保守势力非常强大，要想实现心中的理想，就必须将都城由游牧民族气息浓厚的平城迁往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
拓跋宏最早的选择并非洛阳，而是邺城。这座后赵、前燕的都城，历经繁华，而且与南朝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缓冲区，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拓跋宏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在邺城建都的王朝并不长寿，这里是个不祥之地，更关键的是，这里虽然比平城更接近中原，但还是太靠北了。而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于加强同中原汉族地主的联系，又可以摆脱鲜卑贵族旧势力的束缚，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
于是拓跋宏决定一步到位，迁都洛阳。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迁都谈何容易？从北魏建都平城，已经过了好几十年，鲜卑贵族和王公大臣们在这里置办家业，生儿育女，如今让他们放弃一切，奔赴千里之外的洛阳，近乎像杀了他们一样。
拓跋宏最不缺的便是智慧，他知道事关重大，所以绝不能来硬的，否则不仅会使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迁都的事情也很有可能泡汤，当务之急必须要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由头。
拓跋宏想来想去找到了一个理由——讨伐南齐。
不过这个理由很勉强，因为拓跋宏亲政时间不长，内部还未完全稳定，况且南边的齐朝也没有招惹北魏，双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战事，如今不远千里，兴师动众，听上去确实有些唐突。
拓跋宏知道大家心里所想，为了提高公信力，他让太常卿占卜凶吉，太常卿呈上的卦象是“遇革”。他借题发挥，说“革”字是当年商汤革命的“革”，表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这是一个大吉之兆。
皇上拿天意说事儿，大臣们心里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好说什么，不少人希望“带头大哥”此时能出来发声。
这个“带头大哥”便是拓跋宏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
拓跋澄是拓跋宏的堂叔，不仅辈分高，而且为人正直，文武双全，在鲜卑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他果然不负众望，在一片沉默中挺身而出，对拓跋宏的南征想法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占卜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革命”应该发生在君臣之间，所以臣子商汤革国君夏桀的命，确实是吉兆，但现在已经“帝有天下”，“革”字就不再是吉兆了。
拓跋宏本来以为群臣沉默，能够蒙混过关了，没想到自己的叔叔跳出来据理力争，他板着脸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拓跋澄并没有退缩，说道：“社稷是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能不讲？”
拓跋宏看到这个叔叔如此执拗，害怕当面争论下去，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况且拓跋澄不仅辈分高，而且在拓跋贵族中有崇高的威望，如果自己占不了上风，便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找了个台阶，说：“各言其志，没有关系。”
拓跋宏的脑子确实好使，退朝后，他第一时间召见拓跋澄，私下里做叔父的工作，他这样做，是因为对说服自己的这位叔父，心里还是有谱的，因为他知道拓跋澄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位汉化很深的鲜卑贵族，南朝使者见到拓跋澄后曾大为赞叹：“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因此两人取得共识不难，只是自己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孝文帝拓跋宏见到拓跋澄，第一件事情便是连声道歉，表示刚才在朝堂上，没有给叔父好脸色，那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随后，拓跋宏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南征是假，迁都洛阳是真，他对此解释道：“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实施文治，而洛阳自古就是帝王建都之所，如果能迁都洛阳，将是北魏王朝之大幸。”
拓跋澄其实并不反对迁都，既然皇帝对自己交了底儿，他立刻表示赞同道:“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拓跋宏有些担忧地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拓跋宏听了此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就是说，任城王就是自己身边的张良。
拓跋宏扫清了所有障碍，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他下令由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自己则率文武百官和步骑百万余人南征。
离开平城前，他特意到安葬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辞，不知道他在祖母的墓前会想些什么，但想必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冯太后，看到拓跋宏有比自己更为磅礴的举动，应该会含笑九泉吧。
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整整走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快到洛阳的时候，正赶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一不小心便人仰马翻，但拓跋宏却不管不顾，下令部队要克服困难继续南下，一副不成功便不罢休的样子。
其实这不过是拓跋宏导演的一场大戏，看到群臣疲惫不堪的模样，拓跋宏意识到，这场戏剧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但是如何能让群臣们心服口服，从而同意迁都洛阳呢？他要祭出自己的法宝——“群众演员”。
就在拓跋宏勒马准备前行时，一些大臣扑倒在地，哀求不能再往前走了，“最佳男配角”李冲站出来跪在马前，高声道：“今日之举，天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做，汉文帝说：‘我一人驾着千里马，又能去哪里呢？’臣一心报效国家而却无法阻止陛下南征，请陛下赐臣一死。”
根据脚本，“群众演员”出来相劝，只是这一出大戏的前奏，还远没有达到高潮。拓跋宏故作生气地说：“我正想着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却百般阻拦，使我梦想无法得以实现，谁再敢多言，绝不轻饶。”说完便要策马扬鞭，疾驰而去。
该那些不知内幕的王公大臣隆重登场了，他们看到拓跋宏像铁了心一样，便不顾一切，先是拉住御马，然后一拥而上，在马前集体下跪，声泪俱下地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往南走了，否则没开战就已经被拖死了。
拓跋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对群臣说:“这次出征规模很大，如果没有任何收获，如何和后人交代？”看到大家都不说话，他装出很善解人意的样子，说出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既然都不愿伐南齐，当迁都于此，诸位以为如何？愿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愿意的站在右边。”就是说，现在只有两条路，接着往南走，或者在洛阳住下来，由每个人来选择。
因贪腐被削去王爵的南安王拓跋桢，看到戴罪立功的机会来了，他率先站到左边，大声说道：“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迁至中原以延长王业，前有周公，今有陛下，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京师，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因此，请求陛下保养好身体，让百姓安心，定都中原，停止南伐，这是臣等的肺腑之言，也是万民的幸福！”
这马屁拍得相当及时相当到位！群臣看到有领头的，立刻山呼万岁，表示同意定都洛阳。
只是洛阳早已被战火焚毁，重新营建需要时日，李冲建议拓跋宏说：“请陛下暂时回到平城，命臣下修建，等营造完毕，再请陛下迁到洛阳。”拓跋宏没有答应，他说：“朕正好要到各地巡视，先到邺城停留一段时间，等到明年春天再回洛阳。”
拓跋宏很聪明，好不容易从平城出来，千万不能再回去，否则自己会被保守势力所包围，而已经同意迁都的大臣想必大半也会反悔，所以不如先到邺城躲清静，不过他还是担心平城有变，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去告诉留守人员有关迁都之事，并做好思想工作。
拓跋澄不负重托，回到平城后他通报了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决定，他的话使留守平城的王公大臣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拓跋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充分开导，还是慢慢将大家说通，使得平城风平浪静。
拓跋宏连蒙带骗，再加上软硬兼施，总算把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不过，对于立志于全面汉化改革的拓跋宏来说，迁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原动力是他对汉文化的疯狂崇拜，这又与他从小喜欢读书学习有关。
史书记载，拓跋宏熟读六经，善谈老庄，对于儒学经典名句经常脱口而出。他学习得越深入，越感觉汉文化博大精深，也感到鲜卑实在落后愚昧。
在拓跋宏看来，汉人的一切都好，似乎南方的月亮都比北方的圆。有次他当着群臣和南齐使者的面说：“江南多好臣。”这让手下大臣听着心里非常不舒服，大臣李元凯终于忍不住站出来说：“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意思是说，南朝的大臣这么好，几乎一年换一个皇帝，北方没有好的臣子，而今一百年还是大魏。李元凯的话有真凭实据，拓跋宏觉得自己失言，顿感非常惭愧。
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呢？拓跋宏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鲜卑人加速汉化，所以能改的要全部改，到最后让鲜卑人和汉人分不出彼此。
首先从“改装”开始，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刚刚到达洛阳的拓跋宏下诏禁穿胡服，改穿汉装。不仅不能穿鲜卑人服装，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也不能穿着，为何改革要从改装开始？因为这个改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从风俗入手，很直观，也能够强化身份认同。
对于着装上的改变，拓跋宏很看重，有次他南征回到洛阳时，看到车上有妇人还穿着胡服，很是生气，召来留守洛阳的拓跋澄进行质问，拓跋澄表示穿汉服的是大多数，穿胡服的毕竟是少数，拓跋宏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意，说：“任城王难道想让全城的人都穿吗？你知不知道，一言可以丧邦！”一怒之下撸掉了拓跋澄的官帽。
接着是“改语”，朝廷上不准讲鲜卑语，只能说“正音”，就是洛阳一带汉人说的普通话，将汉语作为北魏王朝唯一的官方语言。
拓跋宏深知改语比改装难得多，所以他把群臣召来，提前统一思想。拓跋宏问群臣道：“各位想要朕效仿商、周的善政，还是想要朕连汉、晋都不如呢？”咸阳王拓跋禧道：“群臣希望陛下的功绩可以超越前王。”拓跋宏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墨守成规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施政可以不断改进，日新月异。”孝文帝问：“朝廷的万千基业是要止于一身，还是传给子孙呢？”群臣答道：“希望陛下传承百世。”孝文帝说：“既然如此，就一定要加以变革，各位不得违背。”群臣答道：“朝廷颁布政令，臣下服从遵行，是没有任何人胆敢违抗的。”
拓跋宏循循善诱让群臣上套，然后和盘托出说：“现在我想要禁止说鲜卑语言，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容许他不立即做出改变。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为官的，不可以再说鲜卑语；如果还故意说鲜卑语，就要革职查办，各位一定要谨记啊！王公卿士们认为这样怎么样啊？”群臣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答道：“陛下说得有理。”
拓跋宏把深得自己信任的李冲拎出来做反面典型，说：“朕曾经和李冲讨论过这件事情，李冲说四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又有谁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陛下说的是哪一种语言，那么哪一种就是标准的语言。李冲说出这样的话，应该被处死。”拓跋宏此话一出，所有的大臣都惊出一身冷汗，连李冲都是死罪，其他人自己掂量掂量吧！孝文帝转头对李冲说：“你辜负国家社稷的重托，让御史官撵下殿去！”这实际上是免死了，李冲赶忙摘掉帽子磕头谢罪，退了下去。
统一群臣思想后，拓跋宏随即下诏改语，“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胆敢不改者，一律撤职免职。
活人要改，死人也不放过。迁都后不久，广川王在洛阳病逝，这位王爷的妻子早亡，葬在了平城，是应该“两地分居”还是“合葬一处”，下面人拿不定主意，便上奏请示拓跋宏，他就此做出重要批示：代人(平城及周边地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得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接着他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这项举措有效切割了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
这些改革只算是小试牛刀，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也有些阻力，但总体上的推进还算顺利，拓跋宏由此对改革越来越有信心，他接着要连出大招了。
第一个大招是改姓。鲜卑族最早并没有姓氏，后来他们的姓氏是由部落名称转化而来的，基本上都是复音，而汉姓多数为单音，因此只要一听名字，便可知道是汉人还是胡人，这使得旨在让胡汉融合的拓跋宏感到很不爽。太和二十年(496年)，他下诏改姓，这次依然是以上率下，首先将北魏的皇族姓氏由“拓跋”改为“元”。
为什么要改成“元”呢？拓跋宏诏令如此解释：“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就是说，鲜卑人以土为拓，王为跋，北魏的祖先出自黄帝之后，以土德而称王，因此叫作拓跋氏。土地拥有最纯正的黄色，又是万物之源，所以将“拓跋”改为了“元”。
从现在起，我们将拓跋宏改称为“元宏”。
元宏改完自己的姓，接着就让其他人全部效仿，“姓或重复，皆改之”。只要姓里有超过一个字，就必须改。一时间改姓成为北魏朝廷最流行的事情，拔拔氏改为长孙氏，伊娄氏改为伊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
皇帝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这场汉化改革逐渐到达了高潮。
第二个大招是改革官制。此前北魏的官职是鲜卑、汉杂用，既有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又有八部大人。元宏下诏实施九品官制，按照西晋的官制表，将北魏所有的官名进行汉化。
第三个大招是建立门阀制度。这项改革也被称为“分定姓族”，姓族就是门第，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诏，采用魏晋的门阀制度，将鲜卑人也划为不同的等级，当年与拓跋氏打天下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成为一等望族。
元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鲜卑人过去不讲究姓族，即使是功臣的后代，也与寒门贱人没有区别，一些位居三公、公卿的，他们的直系亲属还做着非常低级的官吏。
“分定姓族”的原因很简单——不能让功臣流血又流泪，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不过，这似乎只是孝文帝的一个托辞，他在鲜卑族搞门第区分，和汉族也有关系，那便是汉人有门第，所谓“门当户对”，如果鲜卑族不搞出个上层社会，便很难与汉人的世家大族真正对上话，孝文帝在诏书里说鲜卑八姓和汉族崔、卢、郑、王四大姓门户相当，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如果真正搞“唯才是举”的话，“大老粗”居多的鲜卑贵族根本就不是汉人的对手，会拱手交出统治权，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元宏看来，推行“分定姓族”，会赢得鲜卑大贵族和汉族豪强的支持，上层领导班子成员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此，北魏选官机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取士于门”“以门见举”，对于高官和好位子，门阀子弟有绝对的优先权，最后的结果是“以贵承贵，以贱袭贱”。
这项举措和其他改革不同，事关每个家族的前途命运，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因此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有次孝文帝与群臣们议论选拔调派官员之事，他问道：“近世以来，出身高卑贵贱，各有一定，这样划分如何呢？”李冲反问道：“国家设置官吏其目的是为了那些膏梁子弟们呢？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孝文帝回答：“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顺势反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门第出身，而不注重才能方面的选拔呢？”孝文帝辩解说：“如果有过人的才能，不怕人所知。君子门第出身，即使没有为当世所用之才能，但德行方面要更纯洁笃实，朕所以选用他们。”李冲再反问道：“难道古代的贤相傅说、吕望二人，可以凭门弟出身得到吗？”孝文帝再回答：“这种不平常的人才，旷世才有一二。”大臣李彪、韩显宗等接连站出来批评这种做法，但无论别人怎么说，孝文帝是铁了心要推行门阀制度。
元宏建立门第制度，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功效，那便是模糊了民族界限，代之以士庶之别，鲜卑和汉族的高门形成了北魏的权力核心，其他人很难进入。令人感叹的是，想当年崔浩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最后惨死，而如今元宏把它变成了现实。
元宏所做的一切，目标指向只有一个——融合。
在建立门阀制度后，他找到了加速融合的好方法，那就是鲜卑皇族和高门与汉族的望族通婚。这样生下的后代就是鲜卑和汉人的混血，一代代持续下去，以后就很难分清是胡人还是汉人了。
说干就干，他以身作则，娶了几个汉族美女做老婆，同时下令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等北方汉人大族联姻，这六位王爷本来已经娶鲜卑女子为正室，无奈元宏一纸诏令，这些鲜卑正室夫人非常不情愿地将主位让给汉族女子，自己则由“大老婆”变成了“小老婆”。
这些改革可谓疾风骤雨，不过在一些历史学家来看，这些举措都是体制或形式的变革，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改革，当属“宗庙祭祀”。鲜卑族每年最重要的祭奠是“西郊祀天”。据《魏书·礼志》所载，西郊祀天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致祭时，挑选皇室子弟七人，“以酒洒天神主”，并让女巫在祭坛上摇鼓作法，然后，再“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西郊祀天仪式的重要意义是使鲜卑贵族保持古老的原始崇拜，从而留住自己的生命之根。
元宏下诏废除了“西郊祀天”仪式，而改用汉族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就是说，不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神，改而去祭祀汉族的天、神。这意味着元宏将拓跋部的精神和信仰基础都放弃了，从文化认同到精神皈依，完完全全地归附了汉族。
元宏如此激进的汉化改革，在本族内部肯定会让许多人不习惯、不满意，这点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想到的是，带头站出来反对自己改革的人居然是太子元恂。
元恂是个苦孩子，因为他一岁时，他的母亲林氏被赐死，成了“子贵母死”的牺牲品。元恂一直被自己的曾祖母冯太后抚养，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初五，元恂被立为皇太子，正式成为北魏王朝的储君。
令人怪异的是，元恂身上丝毫找不到他老爸的影子，他从小就非常不喜欢读书，特别是对于学习汉语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不爱学习的元恂，想必非常喜欢美食，因为史载他“体貌肥大”，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洛阳的炎热天气，常常想回到凉爽的旧都平城。
元恂是个坚定的“反汉化”者，他不仅不喜欢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他老爸赐给他的汉服，元恂只在朝堂上穿着做做样子，回到府上便迫不及待地换上胡服，东宫有个属官叫作高道悦，他害怕元恂这样做会得罪皇上，经常劝他要注意言行，和他的皇帝父亲保持一致，但元恂不以为然，高道悦说多了，反而让元恂非常反感。
不听劝的元恂很快就出事了！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七日，孝文帝元宏前往嵩山祭祀，让元恂留守洛阳金墉城。元恂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与身边亲信密谋，杀掉了高道悦，率左右准备跑出洛阳，跑回平城。
领军将军元俨得知消息，深感事态严重，立刻下令关闭洛阳各处城门。结果元恂折腾了一夜，也没有跑出洛阳城。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将此事快马飞报到前往嵩山途中的元宏。
元宏听后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太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立即取消嵩山之行，但又担心大张旗鼓引发不测之事，所以整个队伍对外严守秘密，按照原计划一直走到汴口后，才悄无声息地赶回了洛阳。
元宏进入皇宫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召见太子元恂，他怒不可遏地下令棍棒伺候太子，元宏亲自用大棒体罚太子，自己打累了，又让自己的兄弟咸阳王元禧接着打，前后打了一百多棍，搞得这位胖太子皮开肉绽，被人抬出皇宫，在东宫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元宏的气并未因此而消散，他决定废掉元恂太子之位，他颇为痛心地对群臣说：“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日若不除去这逆子，将给国家留下大祸患，若等朕死后，恐怕会重演西晋的永嘉之乱。”于是，他下诏将元恂废为庶人，并软禁起来，每日只供应粗茶淡饭，宛若囚徒一般。
元恂为什么急于跑回平城？原因并非想去避暑那样简单，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平城有一群人对元恂翘首以盼，准备扶立他为新皇帝，另立中央，与孝文帝元宏分庭抗礼。
这个阴谋集团的头目叫作穆泰，当年冯太后想废黜元宏的时候，他站出来苦苦相劝，元宏因此对他很感激，亲政后对他委以重任。但随着汉化改革的推进，元宏更信任身边的汉族儒士，离穆泰、陆睿等鲜卑重臣距离越来越远，这让他们颇感失落。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元宏的举动是将整个鲜卑族送上了灭绝的道路，孝文帝从本质上变成了汉人，已经不适合领导北魏王朝，为了正本清源，重塑鲜卑人的权威，必须要推出一个新皇帝，与在洛阳的元宏抗衡。
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人选无疑是太子元恂，想必在下面双方早有默契，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这位胖太子居然没有跑出洛阳城，而且还被废掉了太子之位。
元宏并不知内情，但穆泰等人深怕阴谋泄露，他们决定拥立阳平王元颐为皇帝。元颐没有这个胆量，他一边假意答应，一边派人密报元宏。元宏收到信息后，再次请任城王元澄出山，让他到平城平叛。
元宏没有看错人，在关键时刻屡屡建功的元澄，这次表现更为神奇。他只带着少数精骑出雁门关直入平城，不费吹灰之力便瓦解了穆泰集团，将穆泰、陆睿等骨干分子悉数缉拿归案，使得元宏不由称赞：“任城王真乃社稷之臣啊！”
平定叛乱后不久，废太子元恂的死期也到了。中尉李彪密报说元恂仍与左右密谋反叛，对元恂已经彻底失望的元宏，让咸阳王元禧携带着诏书和毒酒，到元恂的软禁处，毒死了废太子。元恂死后，尸首就用平常的衣服和粗木棺材收敛，草草下葬了。
这位胖太子死时仅仅十五岁。
元宏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改革，二是南征。如果说第一件事算是成功，那第二件事只能用失败来形容。
第一次南征是在太和十八年，当时李冲督造的洛阳城尚未完全完工，拓跋宏在洛阳立足未稳为何就急于讨伐南朝呢？主要原因是南边的齐朝发生了内乱，齐武帝萧赜驾崩后，辅政大臣萧鸾杀掉第三任皇帝萧昭业，改立其弟萧昭文，不久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然后大开杀戒，搞得人人自危，南齐雍州刺史曹虎送来一封信，表示愿意将襄阳城献于北魏，请求拓跋宏派军队来接应。当然，除此之外，拓跋宏想成为千古一帝的心理也在作祟，他从不掩饰对统一天下的渴望，曾经作诗“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他决心迁都洛阳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如此好的机会摆在面前，拓跋宏断然不会放过。
拓跋宏下诏兵分四路，大举南征。不过，在是否出征的问题上，朝臣们的思想并不统一，不少人觉得有些“操之过急”，包括四路大军其中一路的先锋卢渊，他起初不肯接受任命，拓跋宏很生气，斥责他贪生怕死。卢渊说：“臣并非畏战，只怕曹虎成为第二个周昉。”周昉是三国时的吴将，他假降引得魏国曹休发兵，结果魏军大败于石亭。相州刺史高闾也上书说：“洛阳刚刚建好，曹虎尚未派来人质，足见其人没有诚信，不可轻举妄动。”
拓跋宏看到反对声音颇多，便召集群臣开会商议。拓跋澄、李冲和主战派穆亮等在会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李冲首先发表意见：“目前正是迁都伊始，诸事草创之际，大家都想有一段安定的时期，再加上对作为内应的曹虎并没有细加审查了解，很多情况不明，所以不宜于轻举妄动。”
接着任城王拓跋澄说了自己的想法：“曹虎没有派人质，也没有再派遣使者来联系，其中的诡诈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从代都迁移来的百姓，都有怀念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刚刚到达洛阳，住的是没有一根屋椽的房屋，食物储备没有超过一石，而目前冬季将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然而，现在反而要驱使他们披坚执锐、出征打战，恐怕并非是当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吧。况且，前面各路军马已经进发，他们之间能够相互接应。如果曹虎投降属实，就等平定了樊、沔之后，陛下您再顺势而动，到那时銮驾前往，也为时不晚啊！如今行动只能使军中上下疲劳，如徒劳而返，恐怕会有损于我朝的天威，反而使贼军的气势更为嚣张，所以万万不是妥善之计。”
司空穆亮却认为应该出兵，其他臣僚们也都同意他的意见。拓跋澄厉声质问穆亮：“各位在前不久之时，看见诸路军马出征，都流露出担忧之色，私下里议论时，都不同意南征，为什么面对皇上时就变了态度？万一这次南征不利，就完全是诸位所造成的。”李冲说道：“任城王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于国家啊！”
拓跋宏对任城王所言很不高兴，冷冷地说道：“任城王认为赞同朕的人都是谗佞，可是与朕所见不同的人难道一定都忠诚吗？常言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这不正和眼前的情形十分相似吗？”拓跋澄回道：“我愚昧无知，虽然属于‘小忠’之列，归根到底也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为国家而考虑，不知道所谓‘大忠’究竟又是根据些什么！”
拓跋宏不听李冲、拓跋澄所言，最后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
卢渊、高闾说的没错，曹虎最初确实有降意，但萧鸾上台后，加授他为平北将军的封号，晋爵为侯，并增加食邑三百户。面对高官厚禄，曹虎打消了先前的想法。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底，南征大军从洛阳出发，拓跋宏统率的主力很快抵达了寿阳，当年苻坚的百万大军就是败于此地。拓跋宏看到寿阳守备森严，又想到苻坚的悲剧，决定放弃攻城，绕城而走，随即向钟离(今河南凤阳)发起攻击，但是并不顺利，齐军顽强抵抗，北魏军久攻不克。这时候，有个重大噩耗传到拓跋宏处，他的好友冯诞突然去世了。
冯诞是冯太后的侄子，他和拓跋宏同岁，两人从小在同一张桌子上读书，后来娶了拓跋宏的妹妹乐安公主，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冯诞这次随军出征，半路上得了重病，不治而亡。拓跋宏十分伤心，抚尸痛哭了一个晚上。
经过这一番折腾，拓跋宏没有了当初的心气儿，他传诏“罢临江之行，召诸军回师钟离”，放弃了渡江攻打南齐都城建康的计划。
只是钟离城依旧岿然不动，为了防止齐军援军从背后袭击，拓跋宏下令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的沙洲)筑城，同时在淮河两岸也筑城，再用栅栏连接三城，将淮河拦腰截断，阻止齐军涌入。但是，南北二城被齐军名将裴叔业攻克，只剩下了邵阳洲还在魏军手中。拓跋宏看大势已去，只好拔营起寨，渡河北退。
拓跋宏这一路以失败告终，其他几路也好到不哪里。刘昶、王肃这一路最惨，他们两人都是南朝降将，因受到猜忌叛逃到北魏，本来想借着这次出征报仇，但现实却极其骨感，在义阳(今河南信阳)被齐军大败，大军损失殆尽，两人只身逃了回来。卢渊担任前锋的这一路也大败而归。只有拓跋英统率的一路得胜而归，但也无力改变战局。
这一场南征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北魏刚刚进行了大规模的南迁，军民十分疲惫，无力承受这样的大战，而且准备很仓促，基本没带什么攻城器械，可惜拓跋宏不听劝阻，固执己见，最终吞下了苦果。
志在统一天下的拓跋宏，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打退堂鼓，在顺利推行汉化改革和平定平城叛乱后，又准备率军踏上南征之路。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已经改姓的元宏下诏征伐冀、定、瀛、相、济五洲之兵二十万人，积极筹备发动第二次统一之战，这次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再分兵，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主攻襄阳。
当年八月，元宏在华林园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随即随军出征。这一次阵势很大，史称“吹唇沸地”，就是大军吹口气，就可以使大地沸腾起来，这和当年苻坚统帅的前秦大军的“投鞭断流”有一比。
虽然气势很唬人，但实际效果和上次如出一辙。镇守南阳的齐军在将军房伯玉指挥下打得很顽强，围攻五天后，元宏留下咸阳王元禧等继续攻打，自己率军采取“跳城战术”，继续南下朝新野(今河南南阳新野)杀来，新野太守刘思忌一点也不逊于房伯玉，元宏也一时没有好的办法。
东方不亮西方亮，东线的北魏将领傅永大败意图“围魏救赵”的齐军统帅裴叔业。这位傅永是个励志人物，他出身平民，武艺高强，可以在马背上倒立驰骋，但他却是个“文盲”，二十岁都不会写字，有个朋友给他写信，他无法回信，被人嘲讽笑话，自此发奋读书，最终成了文武全才。
元宏听闻东线告捷，不由赞叹道：“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写文章，只有傅永一人啊！”受到东线胜利的激励，北魏主力连克新野、南阳两城，刘思忌被斩，活捉了房伯玉，南齐军队纷纷溃散。
形势发生了逆转，好消息接踵而来，齐明帝萧鸾病重，在病中继续杀诸王，境内发生叛乱，不久后这位暴君一命呜呼。
元宏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宏图伟业的时刻，看上去四海一统指日可待，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元宏竟以“礼不伐丧”为由，结束了第二次南征。
元宏真的如此仁义吗？非也，因为他此刻也得了重病，有多严重呢？史书上说他十多天都不能见侍臣。还有一个细节更说明问题，太子元恪从洛阳匆匆赶来探望，说是探望，其实已经准备好托孤了。
元宏为何突然病成这样，除了连年征战，积劳成疾外，还和一个女人有关，此女便是他的第二任皇后冯润。正史未记载她的名字，“冯润”是野史中的名字，她还有一个小名叫妙莲。
冯润是冯太后哥哥冯熙的女儿，为了保证冯家的地位永世不替，她将冯熙的两个女儿冯润与冯珊同时送进后宫，嫁给了元宏，两人都被封为昭仪，不过冯润和冯珊风格不同，冯珊是“媚而不佻，静而不滞”，而冯润则是“风韵自娆，妩媚艳丽”，元宏更喜欢风情万种的冯润，除了处理朝政外，两人天天泡在一起。
三年后，冯珊因怀孕难产而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冯润也病倒了，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是什么病，但很可能是传染病，冯太后怕传染给元宏，就把她送出宫做了尼姑。
两个主力人选一个死，一个病，冯太后为了保证冯家“红旗不倒”，迅速找了一个替补——冯清。她是冯熙和文成帝拓跋濬的姐姐博陵长公主所生的女儿，可谓“大家闺秀”，冯太后特别喜欢冯清，在临终之时，一再叮嘱孝文帝，要立她为皇后。元宏很听话，守孝期满后，冯清就一步登天，母仪天下。
冯清虽然举止得体，但却缺少女人的风情，元宏对她很尊重，两人相敬如宾，但没有太多激情。元宏又宠幸其他嫔妃，还生下了几个儿子，但总找不到和冯润在一起时的感觉。
“高祖犹留念焉。”元宏又想起了美艳动人的冯润，他私下派人去打听，听说她病已痊愈，花容如初，便迫不及待地让太监将其接回宫中。“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
冯润又成了元宏的左昭仪，重新回到皇帝身边的她，使出百般解数来赢得元宏的独宠。据说她经常使用肌香丸，全身香气飘逸，搞得孝文帝如痴如狂。很快孝文帝元宏就废黜了皇后冯清，让她去寺庙里做了尼姑。
冯润成功上位，实现了自己的“皇后梦”。
冯清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自身有问题，她的老公皇帝全力以赴推行汉化改革，身为皇后的她本来应该大力支持，发挥先锋表率作用，但冯皇后对改革却很不热心，她不爱说汉语，也不喜欢穿汉服，这让元宏颇感生气，母仪天下的皇后如此，让天下臣民如何效仿？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冯润在元宏面前搬弄是非，总说些对冯清不好的话，这种枕边风的作用不容小觑。
元宏对冯润很是宠爱，自从让她当上皇后以后，便不再临幸其他妃子，史载：“后有姿媚，偏见宠幸。”
按说冯润应该知足了。元宏雄才大略，而且“生而洁白，有异姿”，也算是一名美男子，可以说要相貌有相貌，要地位有地位，要才华有才华，要痴情有痴情，可谓“四有爱人”，但凡一个女子遇到这样的老公，人生应该不再有遗憾了。
然而冯润没有！
冯润虽然很得宠，但后来却很难见到自己的皇帝老公，原因是元宏跑去打仗了。寂寞成为冯润最深切的感受，但她本就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每天无所事事的冯润，勾搭上了中官高菩萨。
史书称“诸中官，凡阉人给事于中者皆是也”，由此说，中官实际上就是太监，但不少人认为一如秦朝赵太后情人嫪毐一样，高菩萨是个假太监。真也好，假也罢，总之是两人宛若干柴遇烈火，共同给孝文帝元宏奉献了一顶绿帽子。
冯润听说元宏在前线生病的消息，可能觉得拓跋宏活不了多久，再管不了她，也没办法回来同她算账了，便“公然丑恣”，越发不管不顾起来。
纸包不住火，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元宏那里。
如此迅速地被元宏得知，要怪也只能怪冯润自己。元宏的妹妹彭城公主死了老公，而冯润的弟弟冯夙对公主垂涎已久，眼见公主成了寡妇，冯润想让彭城公主做自己的弟媳。彭城公主对冯夙是一万个不愿意，对冯润淫乱宫闱更是深恶痛绝。冯润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她定下婚期，意思是不想嫁也得嫁。彭城公主很生气，没想到冯润竟然欺负到自己头上，她一气之下，带了十几个侍婢家僮，冒着大雨坐着小车跑去前线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告状。
可以想象，元宏听到消息会是怎样的反应，史书上说“闻而骇愕”，他简直不相信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会做出这等事来，本来已在病中的他，病情更加恶化。
不过，元宏还心存侥幸，担心是别人误传，“未之全信而秘匿之”，第一反应是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许任何人外传。
冯润知道彭城公主跑了，惶惶而不可终日，她此时唯一的念想，
便是盼望着自己的皇帝老公死于非命，这样就可以既往不咎。于是她和母亲常氏一起，请巫师在宫中大行巫术，想让元宏在回来路上一命呜呼。
但她们请的这位巫师水平实在不过关，元宏非但没死，还顺利挺了过来，并有好转的迹象。
只是聪明一世的元宏，痴情于这样一个风流恶毒的女子，真是瞎了眼。
冯润听说元宏病情好转，正在回师洛阳途中，她心里极度恐惧，开始巴结讨好身边的太监，对他们大施贿赂，并反复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泄露她的隐私。元宏回到洛阳后，这些宦官恪守诺言，没向孝文帝透露任何消息，可小黄门苏兴寿却向孝文帝告了密。
这回元宏不能不相信了，也许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反而很沉得住气。史书载：“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元宏详细询问有关细节后，叮嘱苏兴寿到此为止，不要往外泄露。他首先将高菩萨等人抓起来，拷问实情，“迭相证举，具得情状。”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硬骨头”，相互揭发检举，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就弄清楚了。
接着元宏亲自审问冯润，这位美人痛哭流涕，梨花带雨，请求宽恕。元宏表示可以，但首先必须要实话实说。冯润求他摒退左右，元宏便让人都出去，只留了侍卫白整。
冯润看看旁边的侍卫，欲言又止。元宏“乃以绵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就是用棉花塞住白整的耳朵，然后小声呼唤他，确定他听不到后，冯皇后这才声泪俱下地开始述说。
两人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魏书》记载，“事隐，人莫知之”，这也成为了千古之谜。
只是元宏听完冯润陈述，将彭城王、北海王叫进来，两位王爷颇为犹豫，孝文帝说道：“过去她是你们的嫂嫂，现在与路人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进去，不用难为情。”二王刚刚坐下，孝文帝就指着冯润怒气冲冲地说：“这女人想把刀插到我的软肋上，现在你们好好拷问她，不要以为我还对她有什么情谊，如果这贱人还有羞耻心，应该马上自己了断。”彭城王、北海王虽然是孝文帝的亲人，却觉得不便干涉这种事情，两人附和了一会儿，便托辞离开了。
元宏话说得狠，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废黜冯润，只是杀了高菩萨等人。之所以这样处理，元宏给出的理由是已经罢黜了冯清，看在故去冯太后的面子上，不能再废黜冯家的皇后了。
不过这样的理由显然非常牵强，一顶“绿帽子”如此结实地砸在自己头上，一般男人都无法忍受，九五之尊的元宏居然能够如此大度，唯一的可能就是元宏对冯润用情太深，对她还留有一丝念想。他的内心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那便是：“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冯润尽管失宠，但她对宦官和后宫的嫔妃仍然是趾高气昂。当孝文帝派宦官向她提问时，她声色俱厉地说：“我是皇后，应当面回答，你们是什么东西！”孝文帝听了宦官们汇报后，气得脸色铁青。他马上把冯皇后的母亲常氏叫入宫中，交给她一根拐杖，命令她痛打冯皇后。常氏在孝文帝的威迫下，直把冯皇后打得鲜血淋漓。
生气归生气，元宏还是继续让冯润坐着皇后的位置，以至于元宏再度南征的时候，“夫人嫔妾奉之如法”，后宫嫔妃们仍将她视为皇后，都觉得皇上还是爱着她，冯润的失宠只是暂时的。
处理完“绿帽子”事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元宏觉得自己身体有所恢复，为了弥补上次南征的遗憾，他决定再次御驾亲征。
这是他第三次出征，也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在南征进军途中，孝文帝元宏突然病情恶化，继续往南走已无可能，只好下令撤兵，但是病体无法支撑他返回洛阳，在行至谷塘原(今河南南阳淅川县)行宫时，孝文帝元宏驾崩，仅仅活了三十三岁。
元宏死前最后的遗愿便是赐死冯润，他下诏说：“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两个意思，一是冯皇后必须要死，二是不能让她蒙羞，要用皇后礼仪与自己合葬。
北海王元详和侍卫白整，拿着毒酒去后宫找到冯润，冯润此时还心存幻想，认为元宏会永远爱她，而绝不会伤害她，坚决不肯就范，声称他们假传圣旨，说“皇上绝不会这样做，是诸王想我死”。白整不由分说“执持强之”，强行把毒酒给她灌了下去，这位风流皇后这才一命呜呼，时年三十岁，谥号为幽皇后。
该给这位传奇皇帝下个结论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改革是贯穿元宏一生的主题词，而长期以来，很多人恰恰在“汉化改革”问题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肯定派认为元宏通过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推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这也是大部分历史教材所持的观点。
元宏改革前，鲜卑和汉人的矛盾非常尖锐，当时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让汉人充当肉盾，消耗敌军，鲜卑族视汉人如草芥，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
歧视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汉人的反抗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更重要的是随着北魏王朝的封建化，农耕方式逐渐取代了游牧方式，鲜卑人当初可以在马上用武力统一北方，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靠掠夺和放牧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只有依靠和振兴农业才能生存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魏王朝进入农耕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但鲜卑族的落后保守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照此下去，不仅元宏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长时间维持现有政权稳固也不敢打保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学习、接受并吸收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
元宏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清醒地认识到，抱残守缺，在愚昧落后中打转转，没有任何出路，与其等着将来付出巨大而惨重的代价，不如主动求变。因此，不难看出，元宏的改革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因为在改革之前，北魏已经统一北方，统治还算稳定，没有达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但元宏站得高望得远，毅然决然进行汉化改革，显示出千古一帝的卓越眼光。
当然，汉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只有想法不行，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在元宏之前，有想法的帝王并不少。十六国时代的帝王，如前赵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也都想将汉文化为己所用，但都没有勇气和胆识走出这一步。
从效果上来看，汉化改革使得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鲜卑各族文化的北方文化，而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洛阳由此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极盛时期洛阳的壮观描述，使人非常地神往。
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陈庆之“回国”后说了一段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就是说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江左。要知道，此时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由此可以想象它在极盛时是多么的辉煌壮丽。从当时的盛况来看，本是胡人的元宏主导的改革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竟然将江南的汉人政权抛在后面。
汉化改革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历史走向同样重要，那便是鲜卑人和汉族相互通婚，逐步孕育了集温文尔雅和彪悍勇猛于一身的新汉族，杰出的代表是创建大唐的李氏家族。在云冈石窟博物馆，竖立着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由此看来，这场改革的影响远超过元宏的预期，算得上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
否定派则认为元宏只学到了汉人的腐朽因子，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的作用，反而让鲜卑丢掉了勇武质朴，导致了民族的柔弱和国家的衰亡。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认为，元宏的一切作为皆可归于“伪”，甚至他认为是“沐猴之冠，优伶之戏而已矣”。这样的评价看上去有些偏激，然而当时正值一个汉人政权被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所取代的时代，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柏杨先生认为元宏的改革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但可惜的是“元宏在中华文化最堕落的时候开始吸收，而且吸收的几乎全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
在柏杨先生看来，主要有两大糟粕，一是门第制度，元宏把已经破坏的门第制度重新恢复，他说：“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硬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公职永远被他们所把持，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县出生的‘小人’，天生是被统治者，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
另外一个糟粕便是“礼教”，“鲜卑民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为了巩固权力，提高威严，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暴，亲切就是野蛮。”在柏杨先生看来，元宏将儒家学派那一套繁文缛节“全部下肚”，搞得君臣关系日渐疏远，也让统治阶级的生活更趋腐烂。
否定派的另一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便是元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主要因为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的分裂，南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主导朝政，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好处，而留在平城和边陲的贵族的地位、待遇却一落千丈，最不高兴的是过去地位很高，待遇很好，被北魏视为政权屏障的六镇将士。不久后便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王朝在这场烈焰中灰飞烟灭。北方大地在统一了近百年后，重新陷入了分裂和战乱。
孰对孰错呢，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元宏的改革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不加分辨地对精华、糟粕一并吸收，特别是将南朝已经逐渐没落的门阀制度全盘照搬，给北魏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再加上元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了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所以在其死后不久，北魏王朝便土崩瓦解。
但是如站到民族融合和文明传承的高度，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的实现一统，也很难出现让华夏子孙一直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成为一代杰出帝王。
如果把汉化改革的争议放在一边，就元宏的个人表现来看，他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帝王。他不辞辛劳，勤于政事，十几年如一日，不是操劳于朝堂之中，就是奔波于疆场之上；他爱惜人才，任用贤能，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不分民族一一予以重用；他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他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元宏表示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即可。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会修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
只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完美帝王的个人生活，只能用悲剧来形容。两岁时，母亲因“子贵母死”的祖制而被赐死；九岁时，父亲又被冯太后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他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他赐死。父母、老婆、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赐死，有的还是被他自己下诏赐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家族的一切，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虽然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杰出帝王榜上。
北宋欧阳修如此评价元宏：“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意为元宏的作为与历史成就，足以比拟历代开国皇帝。
这也是元宏获得北魏高祖皇帝尊号的原因所在。而历代王朝，非开国之君而被冠以高祖的却是凤毛麟角。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帝王将相皆成尘土，但华夏文明却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千古一帝元宏也因此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