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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要隐就真隐,别玩虚的(1 / 1)


公元405年一个冬夜,彭泽县衙,寒风吹着窗户噗噗直响,已经卸下官服的彭泽县令,此时正在烛光下奋笔疾书,从桌上倾倒的酒壶来看,他已经喝了不少,不过他的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清醒,他知道今夜过去,意味着过去四十余年所有内心的挣扎,都将随风而逝,一个真正意义的自己将隆重回归。

这位县令叫作陶渊明。

他写的不是文告,更不是上疏,而是一封辞职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封辞职信,名字叫作《归去来兮辞》。一千多年后,有另外一个辞职理由火爆异常——“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虽然同为毅然决然的离去,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与“想去看看世界”的激情和期盼相比,陶渊明显得更为从容安定,因为他要回归的是——田园。

这是他第五次辞职,但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五仕五隐,是对他四十年人生的总概括,从这个数字就可看出,他在进退之间一直犹犹豫豫,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纠结”。

站在这两个字背后的是陶渊明的两位先辈,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左右着陶渊明。一位是他的曾祖陶侃,另一位是他的外公孟嘉。

陶侃,是东晋前期的大名人,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作为寒门子弟,陶侃用他自己的努力,塑造了一个由寒门到显贵的杰出榜样。

母爱伟大,这话一点不虚。陶侃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母亲靠纺线织布含辛茹苦地养育他。陶侃的母亲不仅育他成人,而且用言传身教将儿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子弟。

《世说新语》记载,陶侃年轻时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一次,他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他母亲得知这是官府的,就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果然是廉洁自律教育的好教材。有一位这样的母亲,绝对是陶侃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更为牛气的是,是她用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儿子成功送上仕途。

鄱阳县有个孝廉叫范逵,有年冬天外出办事,途经浔阳。突遇天降大雪,他只好就近找人家借宿,刚好来到了陶侃家。大雪覆盖,找不到草料。陶侃母亲就把铺床的稻草铡碎,用来喂马。家里没有好酒好菜招待客人,她就把头发剪掉卖了,换回一桌酒菜。

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你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回去后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听了陶侃母亲剪发买酒的故事很感动,便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迈开了陶侃仕途上极为重要的一步。

母亲的教诲,让善良和责任一直流淌在陶侃的血液里。有次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天寒地冻,主簿等僚属们都不愿意去,所以皆不作声,只有陶侃站出来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张夔夫人由此捡回一条命,所有人都觉得陶侃绝对够意思,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陶侃后来升任荆州刺史,后改任广州刺史。

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陶侃并没有陷入温柔乡,“自律”是他心目中最沉的两个字,由此诞生了“陶侃搬砖”的趣事,说的是陶侃在广州任上,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身边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觉得这位陶大人是吃饱了撑的,精力过于旺盛,陶侃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陶侃这样自虐型的“劳其筋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担负起天下之大任。

时机很快就来了,不久后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这场动乱把整个王朝搞得天翻地覆,京城建康也被叛军所占,在所有人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陶侃又一次站出来,他率军攻入石头城,斩杀了苏峻,平定叛乱。战后,陶侃被封大司马、长沙郡公,掌管八州军权,威名之盛,到达顶点。

这位大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给年轻的陶渊明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标尺,他在《杂诗》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一位热血青年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跃然纸上。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则给了他另外一种人生观感,这种生活态度从更大意义上影响了陶渊明。说来也有意思,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孟嘉又把第四个女儿,嫁给了陶侃的孙子陶逸,陶逸便是陶渊明的老爸。

孟嘉和他岳父陶侃不同,他是读书人,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无法像陶侃那样用军功赢得殊荣,但是他靠着学识和气度,同样赢得了朝野的尊重。

“孟嘉落帽”,是发生在他外祖父身上最出名的故事。有一年的重阳节。当朝权臣桓温携下属游龙山,登高赏菊。一阵山风袭来,吹落了孟嘉的帽子。但他竟然浑然不觉。不久,他去了趟厕所。桓温就此搞了个恶作剧,让孙盛写篇文章嘲讽孟嘉,连同帽子和文章都放到孟嘉座位上。孟嘉如厕归来,看到嘲讽文章。立即要来纸笔,写了一篇作为回应。孙盛的写作水平本来已属顶级,哪知孟嘉所写却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众人本来想等着看孟嘉笑话,结果反被他震惊四座。

孟嘉的人生态度与陶侃不同,他对功名看得并不重,据史书记载,孟嘉好酒,“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迳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就是说内心有感悟时,就驾车直去龙山,顾影痛饮,至晚方归。看得出孟嘉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一直以来他都以“旷达真率”闻名于东晋。

陶渊明年轻时,同样渴望像自己的外祖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所以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内心来讲,他还是喜欢大自然,期盼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两种生活的理念在陶渊明心中不停地激荡,一会儿他觉得曾祖父陶侃的人生足以壮怀激烈,是男人就该如此,一会儿又觉得外祖父孟嘉“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挺好,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必搞得那么紧紧张张,苦苦哈哈呢?

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决心告别徘徊,出任江州祭酒。这个官称虽然有个“酒”字,但和喝酒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常听到是“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江州祭酒”显然和校长无关,至于这个官职到底管什么,现在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

陶渊明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在太不靠谱。这位领导便是江州刺史王凝之,王刺史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夫人则是以“咏絮”著称的才女谢道韫,但这老兄却迂腐才疏,以致谢才女非常无奈地说:“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底下竟有王凝之这样的窝囊废。

更为奇葩的是王凝之迷信上了“五斗米道”,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每天炼丹画符,神神叨叨,搞着整个衙门乌烟瘴气,陶渊明感到失望之极,无奈之下,开启了他写辞职信的历史,陶渊明的辞职有自己的特色,那便是递交辞呈便走人,根本不等答复和批准。

王凝之对这位下属很重视,觉得陶渊明撂挑子,是因为他觉得官小。没过几天,他派人找到陶渊明,让他担任江州主簿,这个职位参与机要,总领府事,有“诸职之首”之誉,以为这样陶渊明就会很痛快回来上班。但陶渊明实在不愿意伺候这位王教徒,于是挥挥衣袖,不带着一片云彩,回家抱儿子去了。

陶渊明的这个决定,只能用英明来形容。几年后发生孙恩叛乱,王凝之不积极备战,反而天天求神保佑,结果城池被破,自己和子女被叛军所杀,陶渊明跑路算是及时,免去了血光之灾。

陶渊明再次出山,已经是几年以后,在这中间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刚过而立之年的陶渊明,经历了一次丧妻之痛,亡妻为他留下一子。不过很快另一个女人走进他的生活,这便是他的第二任夫人——翟氏。两人的家庭生活想必很幸福,这位夫人一口气给陶家生下四个儿子。

多子多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养活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摆在陶渊明面前的现实问题,过去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首先要保证让这五个孩子吃饱。正当陶渊明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将军桓玄派人带着亲笔信,礼聘他到自己帐下任职。陶渊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于是欣然应召。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公元396年,晋孝武帝驾崩。司马德宗即位,军政大事任由太傅司马道子父子摆布。这父子俩,操控朝政,卖官鬻爵,引起了朝野不满。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起兵,讨伐司马道子父子。

陶渊明投奔桓玄,虽然有养家糊口的考虑,但更多的应该是想为国家出力,毕竟桓玄打的是“清君侧”的牌子,是为了社稷除掉奸臣,充满了正义感。陶渊明来到桓玄帐下,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正义感所吸引。

时间久了,陶渊明感觉到不对劲,敢情这位桓玄不单纯是“清君侧”,而是想“清君”,既然如此,此地便不能久留,此时正好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听到这个讯息,他第一时间递交了辞职信,还是不等批准便走人,径直回家奔丧去了。

这次又可以加十分。没过多久,桓玄除掉了司马道子父子。然后,又逼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陶渊明避免成为“乱臣贼子”篡位的帮凶。

丁忧三年期满,陶渊明又一次出仕,这次他显得比较主动,不排除有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但更多是壮志未酬,心有不甘,此时他已经将近四十岁,或许他觉得自己人近不惑,却没有什么功名,离当年的理想实在相差太远,内心也觉得愧对自己的曾祖陶侃,所以他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想着努力去搏一把。

他这次投奔的是桓玄的死敌——刘裕,担任参军,也就是幕僚的角色。但他很快也感觉到刘裕也是一个狠角色,野心丝毫不亚于桓玄,没办法,他又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这段时间,陶渊明写了不少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多写到自然风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内心深处越来越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

很快刘敬宣辞官,陶渊明也只能跟着辞了,就此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

很快陶渊明迎来了自己仕途中的最后一站——彭泽县令。如果说前面出仕,是抱有为社稷分忧的壮志,这次当官完全是为了家庭生计考虑,本来陶渊明心里对出仕已经心灰意冷,但“五个小子,吃死老子”,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陶渊明犹豫之际,他的叔叔陶夔规劝他:“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啊!”这让陶渊明下定决心第五次出山,在陶夔引荐下,陶渊明做了彭泽县令。

七品芝麻官,看上去官衔不大,但对陶渊明来讲,有两处让他感到些许满意。一是离家近了,只有百里左右,坐船不久就能到达,不像以往要远涉山水。二是过去所干的多是幕僚,说白了就是为人出出主意,听不听完全取决于桓玄、刘裕等人,自己说了根本不算数,彭泽县令虽然官不大,但可以主政一县,在这个区域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陶渊明这次出来当官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家人生活,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当时县官的待遇相当不错,有一百亩公田,种啥随便,收成全归自己,这点让陶渊明颇为满意。

看到如此大一片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好酒的陶县令第一个想法是想种秣谷,因为秣谷可以酿酒,这个提议遭到了自己老婆的强烈反对,毕竟酒不能替代粮食,全家人还指望在公田里种些粮食填饱肚子,妥协的结果是,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这样两者都得以兼顾。

遗憾的是,粮食还没成熟,陶渊明又决定不干了,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一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故事记录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陶渊明如此大的反应,和这位督邮有很大关系,此人名叫刘云,常以巡视之名索贿,凶狠贪婪远近闻名。当县吏提醒陶渊明说:“我们当备好礼,穿盛装,恭敬迎之。”陶渊明一下子就怒了,本来就不太想干,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他决心宁肯挨冻受饿,也不再忍受官场的污浊。

另外一个由头,便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世了,陶渊明和这位妹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他《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意思说他早有了归隐之心,但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但是他听说妹妹去世的消息,立即便下定了决心。

但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导火索”,引发陶渊明总爆发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这次事件最终让他与官场彻底远离,背后的作用力一定是综合而强大的。

“官不好做”,恐怕是其中的外部原因,这和时局有很大关系,东晋王朝已经步入垂死的暮年,孙恩叛乱、桓玄篡国、刘裕专权,风雨飘摇,人人自危,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鱼骇鸟惊”的环境中,当官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事业,跟不对人,不要说很难得到荣华富贵,反倒是很容易人头落地,从保全自身和家庭的考虑,陶渊明不愿意再掺和其中。他的朴素想法是,由他们争斗折腾去吧,眼见别人起高楼,然后楼塌了,而自己耕耕田,喝喝酒,教育一下孩子,在乱世之中,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官做不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体制内为官,需要察言观色,四面玲珑,有时候该放下身段时就必须放下,在这方面,陶渊明显得相当“不合时宜”,他是一个把尊严看得很重的人,让他去阿谀奉承,靠投机专营获得步步高升,断然不可能。所以他知道自己这种人,并不适合在官场里混,几次出仕遇到的挫折也一再教育他,“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否则只能使自己内心越来越痛苦,最终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似乎是他做出这样选择的源头所在。

仕与隐,像驻扎在他内心的两支军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会儿“仕”占据上风,一会儿“隐”又拔得头筹,这让陶渊明颇感痛苦和纠结,年届不惑后,他终于参透了所有的疑惑,内心的一个声音不停呼唤他,让他感知自己的本性所在,用《归去来兮辞》的话说:“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就是说,为什么最终选择归隐呢,本性使然,这是勉强不得的。过去出来当官,很大程度是“皆口腹自役”,如今不愿意再过这样让自己身心俱累的日子,而要遵从内心由喧嚣的官场走向宁静的田园。

不过,彻底归隐是需要底气的,至少归乡后还要能够养活一家人。陶渊明有气节,但尚没有到不顾全家人死活而执意归隐的地步。虽然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把自己说得像揭不开锅的贫民,但陶渊明显然过谦了,也不排除为自己出仕找些理由,事实上,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交代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应该更接近于真实状况。

似乎也因为如此,陶渊明扔掉乌纱帽后,老婆孩子并没有很在意。陶渊明归乡时,“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孩子们早已等候在门口,陶渊明牵着孩子们的手走进家门,发现桌子上的酒壶已经温好了酒,这无疑是贴心的老婆为自己准备的,这个场面实在温馨得可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到自然之中的陶渊明,此刻心中涌动着两个字——惬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每天在田地里忙会儿,回到家痛饮一番。这样的小日子无疑是他渴望已久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旧林和故渊,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终于走出了内心的牢笼,在自然中获得了内心的解放和释怀。

可惜的,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三年就到头了,一次不经意的失火,将陶渊明方宅草屋烧得一干二净。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本来衣食无忧的陶渊明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一家人不得不暂时转移到船上,“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最为困难时,竟然要叩门去讨食,在一首名为《乞食》的诗中,陶渊明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翻译过来就是“饥饿驱我出门去,不知究竟去哪里。前行来到此村落,敲门却难致词语。”此情此景,实在让人感到同情和唏嘘。

讨食,这对于陶渊明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平日里能说会写的陶渊明,居然拙于言辞,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好意思开口,把面子看得很重的陶渊明,让他去讨食,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是在陶渊明看来,这种行为虽丢面子,但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至少比在官场讨好上司要好得多。

越是困顿越容易考验成色,面对如此困境,一个老问题又变得现实起来—是否要第六次出山?答案——NO。而恰好在此间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陶渊明坚决予以谢绝。从他在彭泽县衙写了辞职信后,心中便断绝了继续出仕的想法,即使生活困顿,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决绝之心。

“酒”成为此时陶渊明最好的朋友,事实上,这位“老朋友”一直伴随着他,只是这时候更显得亲密无间,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这段文字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说的是,他生性喜爱喝酒,家里穷经常没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摆了酒席叫他去喝。他去喝酒就喝个尽兴,希望一定喝醉,喝醉了就回家。

由此看上去,谁要想请陶渊明做客,家里一定要备足酒,这位老兄断不会有任何客气,一定会喝到“断片”后尽兴而归。

那是一个充溢着酒水的时代,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们,把酒喝出了水平,喝出了名气,喝得感天动地,千古留名。陶渊明与他们不同,他喜欢独饮,即便和别人一起喝的时候,好像交流也不多,他只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于别人感受则不管不顾。偶尔他也会请亲朋到自己家里喝酒,作为主人的他往往自己先喝高了,这时通常会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意思是说,我已经喝醉,要先睡了,你们喝完自己走人吧。

陶渊明喜酒,但不完全是借酒消愁,或者借酒装疯,他是真正喜欢那种喝酒的感觉,在酒中他喝出了对生死的参透,喝出了生命的趣味,这点很像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也非常好酒,桓温对此不解,有次问他:“酒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何如此贪恋。”孟嘉答道:“你老兄实在是不懂酒中的趣味啊。”

“李白斗酒诗百篇”,对文人而言,酒和诗文从来不分家,不过要论历史上大量写饮酒诗的第一人,非陶渊明莫属,没有之一,他一下子写了二十首以饮酒为主题的诗歌,组成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

在这组诗前陶渊明写了一个小序,说明了这些诗句皆由酒而来:“我家居无事且少欢笑,加之秋夜已越来越长,偶尔有好酒,便没有一晚不喝。对着自己的影子独自干杯,瞬间又醉了。酒醉之后,总要挥毫题写几句以自娱。于是,诗句渐渐增多,所写之词没有加以选择,也无章法次序。姑且请旧友帮忙誊写并稍加编排,以此供欢笑罢了。”

但透着酒意的二十首诗,不简单的是“供欢笑”而已,它写尽陶渊明对生死、对仕途、对归隐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陶渊明在第三首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了世间的虚名,连美酒都不敢饮,那么爱惜自己的身体,难道能长生不死吗?”在他看来,人生就如闪电一样短暂,“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短短不过一百年,你还想成就什么呢?

“一切趁早”,这就是陶渊明亮出的人生态度。

在他看来,不要认为人生漫长,实际上蹦跶不了多少年,所以不要活得那么别别扭扭,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换个角度说,如果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得那么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生命而言,长度很重要,但质量更重要,为了追求长度而牺牲质量,实在得不偿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幸福和意外不知哪个更早到来”,与其这样,不如做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第五首的这几句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喧嚣的世俗社会里,如何能活得安静清澈。答案只有一个——“心远地自偏”。常常说环境造就人,但陶渊明认为,只要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所谓“以心转境”,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纯真。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实践者,他辞官归隐,并非躲进深山,从此不食人间烟火。他只是回到家里,与家人一道过着普通的农夫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居”,而只是“回归”。

陶渊明没有逃避生活,而是更加热爱生活,在完全与外界没有隔离的环境中,如何抗拒光怪陆离的诱惑,陶渊明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坚守住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体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美好,体味到生命真正的趣味。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第九首讲了一个故事,充分表达了陶渊明对于仕与隐的态度,说的是一大早就听到敲门声,他来不及整衣便去开门,来者是一个给他送酒的老农,两个人坐下来聊会儿天,老农劝解陶渊明,何必把自己搞得如此清苦呢,有时人需要一些妥协。陶渊明深感老农的好意,但他说自己天性如此,当官实在违背自己的本意,不如一直做一个快乐的穷光蛋。

元嘉三年,就是陶渊明去世前一年,又有人向他提出类似的问题,此人是江州刺史檀道济,他带着米和肉去看陶渊明,看到陶渊明贫困潦倒的样子,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他的意思是说:聪明人遇到世道好的时候当官,世道不好则退隐,现在的天下,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先生何必为难自己呢。

陶渊明的答复是:“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就是说我哪里敢和那些聪明人相比啊,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做官。这显然是陶渊明的托词,但这个回答凸显了陶渊明“真隐士”的形象,也将他与那些大批量的“假隐士”区别开来。

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仕”和“隐”是读书人面临的重要抉择,但历史上像陶渊明一样,将“隐”作为一种真正归宿的并不多,大多数人将“隐”作为了一种手段,有的是因为无官可做,为了面子,只好隐起来,有的是以退为进,隐是为了等待时机,条件成熟便迫不及待出来,即使口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不能脱俗。

所以,陶渊明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所有人,他所辞掉的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种劣质的生活方式。人生苦短,他决心去寻找和创建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既然如此决定,便在这条路上注定不会再回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便是“率真”,而“酒”无疑是铸就这种生活方式的催化剂。

有酒就是朋友,江州刺史王弘很想结识陶渊明,但陶渊明并不感兴趣,于是便假装有病而不见。王弘知道陶渊明嗜酒如命,有一天,王弘得知陶渊明要去庐山,他托朋友庞通带上酒和酒具,在去往庐山必经的地方,邀请陶渊明来喝酒。陶渊明一听有人请喝酒,立马来了兴致,当时他正患脚疾,行走很不方便,竟然让两个门生用小轿子抬着他去,“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不一会儿,王弘恰到好处地出现,这时候的陶渊明也顾不上讨厌王弘了,三人一起推杯换盏,喝得开怀尽兴。

陶渊明有个好哥们叫作颜延之,公差路过浔阳,造访陶渊明,两人是天天都喝,每喝“必酣饮致醉”。还有更令人叫绝的是,颜延之临别的时候,给陶渊明送了二万钱,陶渊明转身就去了酒家,把二万钱全放在那里当作“预付款”,以便随时可以买酒喝。

“不喝酒不足以谈人生”。陶渊明到死最牵挂放不下的,还是酒。在他为自己所作的挽歌中,写道:“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喝了一辈子酒的他,生平最大的遗憾居然是酒没喝够。

如果说陶渊明还有另外一个遗憾的话,便是孩子教育得实在一般。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成才。恨铁不成钢的他,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因为五个孩子小名分别叫舒、宣、雍、端、通,这首诗实则把每个孩子都数落一顿,一个都不能少。

陶渊明生气在于,老爸这样牛,这五个小子居然都“不好纸笔”,不仅如此,五子几乎都是“懒癌”患者,不求上进,甚至智商都有些问题,老大十六岁了,“懒惰故无匹”;老二更无心向学;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十三岁了,连六和七都不认识;最小的儿子还一个劲儿地馋嘴,天生一个“吃货”。

作为这样五个孩子的家长,能不着急吗,但着急又有什么用呢,在陶渊明看来“天运苟如此”,一切皆是天意如此,怎么办呢,“且进杯中物”,不想了,继续喝酒吧。

但陶渊明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自己年过五十,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时,他给五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名为《与子俨等疏》,信中他回顾了自己五十余年的生涯,阐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要按照高尚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

信的最后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就是说《诗经》上说:“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虽然我们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但应当以至诚之心崇尚他们的美德。”这算是陶渊明留给孩子们最后的嘱托。

可怜天下父母心!

很快就到了公元421年,这年发生了两件颇有关联的大事,政治上,篡位成功的刘裕用棉被闷死晋恭帝。文学上,为此激愤的陶渊明写出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记》。

“桃花源”,是在残酷时代里,陶渊明为自己也为世人编织的一个理想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生活无疑是陶渊明最为向往的,都被他浓缩到了“桃花源”之中。

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有饥荒、没有纷争,充溢安详和谐,满是幸福美好,自从陶渊明写出这些文字,“世外桃源”就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战乱、饥荒、瘟疫折磨的中国人的终极向往。而一旦提到陶渊明,人们也一定会想起桃花源,两者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恬淡一生的陶渊明没有壮心,早已参透了生死。已经年近黄昏的他,给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从容地述说了他的生死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公元427年3月,感觉到大限将到的陶渊明,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自祭文》,虽然一生过得不易,但陶渊明用了两个字为自己的人生盖棺定论,那便是“满意”。“身居陋室,意气傲然,饮酒赋诗。我识运知命,所以能无所顾念。今日我这样死去,可说是没有遗恨了。我已至老年,仍依恋着退隐的生活,既以年老而得善终,还又有什么值得留恋!”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渊明发出了人生最后的一声叹息,人生实在艰难,死又能把我怎样呢?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已经闯荡过来,到最后只剩对死亡的蔑视。

自古以来,让无数人感到恐惧而不可解的问题——死亡,在陶渊明那里获得了最终的释然。

三个月后,陶渊明在茅屋中离开这个世界。想必临死之前,他一定神情平静,嘴里喃喃念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既不以生前的美誉为贵,谁还会看重那死后的歌颂呢?《自祭文》中这一句,冥冥之中映射了他的生前死后。

是金子总是要闪光,陶渊明生前,他的文学上成就并没有得到认可,后来在南朝时期开始引起了世人的重视,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他的作品,接下来的萧统在编《文选》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陶渊明真正被人重视和推崇,是在几百年后的唐朝。到了宋代,对陶渊明的赞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苏东坡无疑是陶渊明的铁粉,他如此评论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木心先生说:“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千年以后,陶渊明和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说人们喜欢他所写的诗文,不如说更欣赏和推崇这些文字背后的精神和气质。

叶嘉莹先生说:“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面,真正能够不雕琢、不修饰、不逞才、不使气,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诗的,也就要数陶渊明了”,这份真诚背后,叶先生认为是“任真”的自得和“固穷”的持守,“他挣脱出了人生的种种困惑与矛盾,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了足可以托身不移的止泊之所”。

“人生的爱好者”,是林语堂给陶渊明的评价,“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在林语堂看来,“这种和谐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自然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网红语言,着实给许多人打了鸡血,似乎整个社会进入了“做梦”的时代,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一夜暴富或成名,梦想着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陶渊明则告诉我们,还是要冷静冷静,比追逐梦想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陶渊明很喜欢孔子一个叫作曾点的弟子,为此在《时运》中他记载了一个典故,有一次,孔子问几个弟子的理想是什么,子路说:“我要用三年时间,让一个千乘小国变得强大。”冉求说:“我要用三年时间,让一个贫寒小国变得富足。”公西赤说:“我要致力于宗庙祭祀,为诸侯会盟搞庆典。”只有曾点沉默不语。在孔子的追问下,曾点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想着天气暖了,就呼朋引伴,到沂河里游泳,去舞雩台吹风,然后唱着歌走回家。”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这点上,孔子和陶渊明是相通的。事业即使再宏伟,也需要一个个当下作为支撑,在追梦的过程中,尤其不能忘记生活本身。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说,他走了很远,但从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他从找寻到内心真正之爱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恪守自己的价值观,抵御一切困苦和诱惑,从而最终获得了生命的从容与淡定。

无论出身、长相、智力、家庭、环境如何不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桃花源”,只是许多人忘记了开门的密码。

其实,密码只有三个字——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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