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3年农历三月初三，正是暮春时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在山阴兰亭，四十多位文人雅士聚在一起，饮酒赋诗，好不快活。
他们喝酒的方式很雅致也很特别，在水边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把水流引进来，将酒杯斟满放于水上，让酒杯随着水流流动，众人列坐水滨，酒杯停留在谁的面前，谁就要端起酒杯，就着酒意吟诵诗句，这种当时很流行的喝酒游戏被称作“曲水流觞”。
尽兴之后，大家把一天的作品收录成集，请这次聚会的召集人写一篇记述当天情景的“序”。此人已经醉意阑珊，但盛情难却，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了让后世顶礼膜拜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这个人就是世人皆知的“书圣”王羲之。
酒醒之后，王羲之看到自己所写的《兰亭序》，颇感惊艳，以后的日子，他曾反复重写了许多遍，但都无法找到当时的感觉，这也让他略感落寞，于是就将此幅珍藏起来，作为传家之宝。
王羲之未曾想到，这幅酒醉中写就的三百二十四个字，成为了代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的标尺，在此之后，无数人临摹刻拓，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制运动，后世几乎所有的书法大家，都把临摹《兰亭序》作为必修课，也作为成为“大家”道路的一个重要节点。
酒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不少人因酒误事，酿成了许多历史悲剧。但也有一些人，酒成就了他们，在酒中留下名传千古的杰作。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自传体诗文《五柳先生传》中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意为喝就要喝高兴，每杯必干，每饮必醉，而且自己喝爽就好，也不太顾及别人，客人爱走爱留和自己无关。他还将醉后的感想以诗的形式题写下来，这些诗文合成《饮酒二十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第五首中的名句。
李白好酒，更是众人皆知，杜甫的一首《饮中八仙歌》留下了确凿的证据——“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没有酒水的滋润，很难想象这位“诗仙”会留下那么多流芳百世的名篇。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酒买船白云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买酒、喝酒、醉酒都能让李白写出无比飘逸充满想象力的诗篇，在他看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传说李白最后也是“因醉，入水捉月而死”。他用自己的诗酒一生诠释了“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人生哲学。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酒量不大的苏东坡，照样在酒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感，而他的老师欧阳修，也是有名的醉翁，这位醉翁所写的《醉翁亭记》虽然强调“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切切实实是一部充满“酒气”的千古佳作。
书法与酒也是关系密切，除了无人超越的酒后之作《兰亭序》外，草圣张旭更是好喝酒，兴起之处，借着酒意当众表演狂草，呼叫狂走而后落笔，有时甚至用头发蘸墨当笔使，他的得意之作多写于酒酣之后，杜甫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另一个书法家怀素，似乎不喝酒就写不了字，“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百杯下肚才能找到写字的感觉。有人问怀素写字秘诀，他说就一个字——“醉”。
酒能激发灵感，这毋庸置疑，对不少艺术家而言，酩酊的状态是生命中最酣畅、最亢奋、最具创造力的状态，写出好作品便不足为怪。但同时酒最多只是一种催化剂，不是说喝酒就能写出好东西，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醉酒除了又哭又笑，又吵又闹或者酣睡不醒外，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歌词写得很到位，如果仔细分析每个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大家，身后都隐藏着一个方程式“天赋+刻苦=成功”，加号后的两个字占的比重更大，王羲之也不例外。
先说王羲之的出身，一个字——牛。他所在的家族是琅琊王氏，是东晋的第一大家族，没有之一，他的父亲王旷是辅助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的功臣，他的伯父王导更是东晋当时第一重臣，另一个伯父王敦则是手握兵权的权臣，“王与马，共天下”，一时间王家权倾朝野。
出生在如此显赫家族的王羲之在少年时，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出众，相反，据史书记载，他说话木讷，不善于交际，用《晋书》原话曰：“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在别人看来，王羲之就是一个普通人，属于扔到人群中便找不到的那种。倒是尚书仆射周顗慧眼识珠，觉得他气度不凡，王羲之十三岁那年，在周顗府中的宴席上，周仆射把别人很看重的牛心先割了给他吃。得到当朝宰相如此器重，少年王羲之才开始让人刮目相看。
王羲之虽然不爱与人打交道，但从小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排除有遗传基因的作用，因为他父亲王旷的书法便相当了得，他们父子俩间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羲之窃书”，说的是王羲之小时候发现自己父亲枕头下有本著名书法家蔡邕所著的《笔论》，顿时喜欢得不得了，便偷偷拿到自己屋子里聚精会神去读，后来被王旷发现，看到自己儿子如此用功，就将这本书送给了他。
现在的家长，多么希望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成才之路启蒙老师最为重要，王羲之的启蒙老师有两位：一位是王廙，他的这位叔父是个多面手，史载“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其中书画号称江东第一；另一个则为卫夫人，这位女老师不仅字写得好，而且还在书法理论方面有独到见解，同时更重要的是她经常以著名书法家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故事激励和教导自己的这位弟子，让他从小懂得“业精于勤荒于嬉”的道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王羲之自己也极为刻苦，刻苦到险些耽误了终身大事。当朝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年方二八，才貌双全，尚未婚配，郗太尉与丞相王导交情很深，两家都是门阀士族，他听说王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便向王导提出择婿的请求，王导欣然应允，答应他可以在王家子弟中随便挑选。
王羲之当然在候选人之列，接到伯父的通知，他赶往王导府邸，走到半路看到了一座古碑，上面刻着蔡邕的字，王羲之很喜欢他的书法，故而仔细揣摩，流连忘返，把相亲的事情彻底抛在了脑后，等看得差不多了，突然才想起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连跑带颠地赶往相府，结果大汗淋漓，浑身汗透，到了府上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靠在东床上。
太尉郗鉴的管家到王家，看过了所有的王家子弟，回去禀报说：“王家子弟都不错，听说郗府觅婿，皆正襟危坐，姿态庄重，只有一个躺在东床上，袒胸露腹，若无其事。”郗鉴听后，说道：“此人正是我的好女婿啊。”一打听这个人就是王羲之，随后把自己女儿郗璿嫁给了他，这就是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
这段故事充满了魏晋色彩，如今的父母，估计打死也不会选择这样不修边幅的女婿，实在不清楚郗鉴的选婿标准是什么，只能说他眼光独到，找到了王羲之这只“潜力股”。
虽然王家和郗家结亲，多少有些政治婚姻的味道，但王羲之和郗璿的婚后生活还是很幸福，郗璿一口气为他生下七男一女，子孙满堂，可谓神仙眷侣。王羲之写道：“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可见他对自己的婚姻家庭很是满意知足。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王羲之的幸福不仅在于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精神相契的夫人，还在于他的七个儿子个个在书法上都有所成就，宛若“北斗七星”。其中最小的儿子王献之的水平最高，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
作为男人，成家后立业便成为头等大事，婚后第三年，王羲之走上了仕途，对于家族显赫、根正苗红的他来讲，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未曾想从他踏上官场那一天起，却开启了自己充满矛盾的一生。
王羲之得到第一个职务是“秘书郎”，他当时二十三岁，正是一个人的“芳华”阶段。东晋权臣时任征西将军庾亮很赏识他，请他任参军，后又升任为长史，甚至临死时庾亮还上书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庾亮死后，王羲之迁任江州刺史、宁远将军。不过，这个刺史只做了一年多，便由堂兄王允之接替。王羲之只保留“宁远将军”的职务，这个名号听上去很唬人，实际上是个闲职，王羲之这段时间又恢复了清闲生活，他从江州返回建康，此时正赶上司马昱上台辅政，他和王羲之素有交往，便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但都被王羲之谢绝。
形势变化很快，当时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势力都走向没落，桓温却横空出世，咄咄逼人。为了抗衡桓温，执掌朝政的司马昱有意拔擢一些士族人士，他选中的人选是大名士殷浩，以其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与朝政并积极准备北伐。
殷浩与王羲之的关系不一般。《世说新语》里记载殷浩如此称赞王羲之：“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可见对王羲之评价极高。殷浩受到重用了，他马上想到这位老朋友，于是写了一纸书信，请王羲之出来担任护军将军。
王羲之回信表达自己的心迹，大意说自己向来没有在朝中任职的想法,所谓“素自无廊庙志”。但架不住殷浩的一再相邀，最后王羲之同意出任护军将军。
“有高官不做”，在常人来看有些匪夷所思，但这恰恰反映了王羲之内心的纠结。一方面他肩负家国责任，意图为社稷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从他内心来讲，又渴望一种逍遥和自在，不愿意受到太多的牵绊，从踏上仕途之后，这份矛盾和纠结便困扰着王羲之，由此对他的半推半就便不难理解了。
护军将军是禁军高级将领，但并不是要带兵打仗，主要职责侧重于人事安排、思想政治等，有点像现在军队里政委的角色。对王羲之而言，干好这个差事并非难事，只是因为当时正值北伐前夜，所以需要经常“出差”协调各类事务，在交通不便的当时，这是非常辛苦的，这与王羲之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他请求辞掉护军将军职务而改任宣城太守，但被朝廷拒绝。
王羲之这时候想撂挑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不赞成殷浩出兵北伐，以他对殷浩的了解，他知道这位老友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三年后，他转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也是仕途中的最后一站，“王右军”之名也由此而来。
这一年是永和七年。
在会稽的日子，对于王羲之来说，同样是矛盾的，他对会稽优美的山水很是喜欢，经常和好友吟诗作赋，谈玄论道，但是他作为父母官，依然要履行其应该担负的职责。
两年以后，著名的兰亭聚会上演了，那是一场中国古代最风雅的聚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尽管后世不少人想仿照这样的聚会，意图找到曲水流觞的感觉，但都是“东施效颦”，那种雅致在永和九年之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般人是无法参加这样聚会的，据史书记载，参加此次聚会共有四十二人，其中以东晋最牛的两大家族王家和谢家为主角，王家除了王羲之外，一般认为他的七个儿子中有六个参加了此次聚会，后来拯救东晋于危难之中的谢安也是座上客。
现在可以还原永和九年的那场聚会了，春末夏初的江南，已是暖意融融，四十二人先是进行了一次修禊祭祀仪式，这仅仅是个开始，仪式结束后，应该是在王羲之的提议下，开始了曲水流觞的游戏，当然四十二人也不都是出口成章，据记载，活动中共有十一个人各作诗两首，十五个人各作诗一首，十六个人因没有作出诗而罚了酒，总共成诗三十七首，汇集成册称之为《兰亭集》。
接着，便诞生了《兰亭序》，抛开书法本身的无与伦比，这些文字也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背后浸透着王羲之极为复杂的情绪，所以非常有必要再重温一下这三百二十四个字。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畅快”是文章前半部分的唯一的感受，天气很给力，所谓“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环境也相当优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有山有水有竹林，实在是一个聚会的好地方。关键是人合群，“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该来的都来了，而且“一觞一咏，畅叙幽情”，重要的是能说在一起，喝在一块，如此写下去，应该是乐哉乐哉，畅快到底。
只是，接下来笔风大变，从原来的调调中完全跳出来，变得异常沉重起来，因为谈及到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便是“生死”，再使人难忘陶醉的快乐，终究会过去，犹如花朵一般，无论多么绚烂，总有凋谢的时候。不同的是，花朵谢后明年依旧会绽放，而人的生命一旦飘逝，便永远不会重来。
一个人可以看淡一切，仕途、金钱、荣辱，但却很难不在乎死亡，“死去原知万事空”，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让一切都成为了虚妄，一如王羲之在文中所写：“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更为难过的是，每个个体面对死亡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这注定是一个绕不过的坎儿，或早或晚，竹林七贤、王羲之等魏晋风流，看上去活得潇洒，但在死亡面前却潇洒不起来，尤其写《兰亭序》时，王羲之已经五十岁左右，步入老年，死亡从一个遥远的字眼变得越来越现实，酒醉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冲击着他的内心，从而体现在这些文字中。
兰亭雅集三年后，王羲之结束了自己的仕途，这与一个人有直接关系，此人叫作王述。
两人虽然都姓“王”，但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王羲之属于琅琊王氏，王述则是太原王氏，论出身似乎王羲之更高些，要论才华王羲之更是在王述之上。
史书上这样说王述：“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就是说在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时，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于是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甚至被人误认为是“痴”，就是有点呆傻。
这哥们人生前半段的表现，确实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一次他吃鸡蛋，用筷子去夹，夹了好几次没夹着，便大怒，拿起鸡蛋便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转个不停，他便用脚去踩。不想没踩着，这下可把他气坏了，便从地上把鸡蛋捡起来放到嘴里，嚼碎了马上吐了它。此事如发生在小孩身上，也许会觉得有趣可爱，但发生在已成人的王述身上，便有些粗俗不堪了。
所以，王羲之觉得王述和自己根本不在一个段位。
王述出仕后，很快因为一件丑闻而上了“今日头条”。他担任第一个官职是宛陵县令，可能是从小穷惯了，在任上接受了不少别人送的礼物，被“纪检部门”查获，列了一千三百多条罪名起诉他。王导知道派人痛斥王述说：“名父之子不用担心无俸禄，屈治小县求取财物，很不合适。”
但从此后，王述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无论担任什么样的官职，清廉得无与伦比，朝廷给他的赏赐，他一分钱不留，全部分给亲戚朋友，家里老房子一住就是许多年，没有重新装修，没有添置新物，一直到死，王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叹。
一如龟兔赛跑一样，王羲之就是开始那只远远跑在前面的兔子，但令王羲之没有想到的，王述在后期实现了逆转，虽然起步晚，但在仕途上王述升迁速度却很快，一下子超过了王羲之，“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曾被封蓝田侯)，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羲之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的性格上的弱点，在对待王述的问题上开始显露，归结起来，应该概括为“嫉妒心”。看到当年有些“呆傻”的王述步步高升，渐渐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超过自己，王羲之有些坐不住了，本来潇洒的他，变得有些面目全非。
有一次王述在任会稽内史时遭遇母亲去世，留在山阴处理丧事。王羲之代理会稽内史，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去吊唁、致祭一般应该去三次。但他却“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搞得王述每次听到外面有鼓角之声，都以为王羲之要来了，急忙命令仆人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次次都失望至极。
后来有次王羲之终于到了门口，通报进去了，孝子们都已经哭起来了，他却不进去吊唁转头又回去了，以此来侮辱王述。“不前而去，以陵辱之”，借王述母亲的丧事来侮辱他，王羲之做得实在有些过。
妒火中烧的王羲之，很快又干了一件让人笑话的事情。王述后来当了扬州刺史，会稽恰好归扬州管辖，一个当初自己根本看不上的人，现在居然要来“领导”自己。王羲之感到相当不爽，“初得消息，求分会稽为越州”。他向上级打了报告，请求将会稽从扬州划出来，升格为越州，这样自己就可以跟王述平起平坐了。这种斗气的做法中央朝廷当然不同意，觉得王羲之像小孩一样傻气，后来这事儿说出去，“大为时贤所笑”，成为不少人饭前饭后的笑柄。
可王羲之到死也没弄明白，王述这个本来有些痴傻的主儿怎么会在仕途上比自己畅通得那么多？左思右想找不到由头，于是，他只好将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他对儿子们说“吾不减怀祖(王述字)，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却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有出息。
王羲之这样说，说明嫉妒心已经将他搞得语无伦次了。
王述当然会给他小鞋穿，王述上任后，接见了当地的大小官员，也视察了每个角落，但却独独绕开了王羲之。后来不停地派人督查王羲之主管的会稽郡的各项工作，今天检查明天审计，搞得王羲之和他手下的官员疲惫不堪。
接连的打击让王羲之心灰意冷，他心里想，与其在王述面前装孙子，还不如索性辞官回家去。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五十三岁的他到父母墓前发誓，由此诞生了一篇著名的《誓墓文》，在这篇告别官场的文章中，王羲之说了不少狠话。他表示，自己并不聪慧，是因为国家需要所以当了官，但其实对当官并没有多大兴趣，一直想放浪形骸在山水间，但是为了整个家族自己只能坚持。如今决定要金盆洗手，而且要说到做到，如果以后还有做官的念想，就不是父母的儿子，天地之间，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这话说得够狠够绝，在父母坟墓面前，王羲之算是把自己所有的苦闷和不快彻底宣泄，历史上把这个故事称为“誓墓辞官”。王羲之确实说到做到，从此，他三十年的官宦生涯画上了并不圆满的句号。
平心而论，王羲之是个好官，首先他反对清谈。当时司马昱和殷浩为首的政治集团核心成员都是以清谈著称的名士，而王羲之觉得这样只会误国。其次他力促内部团结，他的好友殷浩和权臣桓温闹矛盾，他认为国家的安宁在于内外和睦,于是写信给殷浩劝诫他，但殷浩没有听从。他还是和平主义者，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曾致书司马昱和殷浩加以劝阻，担心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王羲之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王羲之一贯主张轻徭薄赋，与民生息。他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向朝廷和当权者建言，另一方面在自己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推行改善民生的措施。
最出名的是“羲之禁酒”的事情，原本很喜欢喝酒的他，看到因酿酒而消耗大量粮食，结果达官贵人天天醉生梦死，而普通百姓却食不果腹，王羲之抵住压力，下令“禁酒”，规定爵无高低，民无贵贱，一律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严禁出售酒类，他自己也带头不再饮酒。这自然让一些“无酒不欢”的贵人感到相当不爽，不少人向朝廷打小报告，说王羲之滥用职权，要求将其绳之以法，面对责难和非议，王羲之毫不妥协，在他的坚持下，“禁酒节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会稽郡因此每年“所省百余万斛米”。
“为人民服务”，王羲之没有将这五个字挂在胸前，而是刻在了内心里。
“无官果然一身轻”，离开官场的王羲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了。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他基本忙于两件事情：一则寄情于山水，渔猎取乐；另则与道士许迈一起研究服食丹药。
这样的日子看上去逍遥自在，但实际上却活得不易，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几年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这应该与他过度服食寒食散有关，从他所写的书帖里今天说自己这里疼，明日那里疼，后又“举体急痛”，总之没有几天是浑身通畅的。
公元361年的夏日，王羲之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病重时，家人请名医杜子恭来看病，相传这位杜名医有起死回生之术，但这次却被杜子恭拒绝了，他说：“右军没啥大病，用不着我。”王羲之听后，知道自己大限将到，不多日后，他便驾鹤西去。
至于死因，一般认为是沉疴日重而亡，但《世说新语》中却说：“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就是说因郁闷而亡，照此说来，当年王羲之对王述的那口恶气，到死也没有得到消解。
不知，王羲之在弥留之际，是否会回想起那个美好的暮春，那场酣畅的兰亭聚会，天朗气清，群贤毕至，而这一切也仅仅才过去九个年头。
王羲之死后，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照父亲的遗嘱,坚决推让不接受。当年他在父母坟墓前发出的誓言，不仅包括自己生前永不为官，也立誓死后也绝不接受朝廷的追赠，这种决绝实则透着一股深深的悲凉。
王羲之死了，但他的文字却永远活着。
《兰亭序》接下来的命运和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在李世民眼中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以说，在王羲之众多铁杆粉丝里，恐怕他是最大牌的一个。
王羲之死后，《兰亭序》一直在王家传承，后来传到了七代孙智永手上。智永是个僧人，在他圆寂前，将其交给自己弟子辩才。据传李世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特意召见辩才，但他始终不肯说出书帖的下落。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放回越州永钦寺。
于是，接下来上演了“萧翼计取《兰亭序》”的好戏。唐太宗强夺不行,只能智取,宰相房玄龄给皇帝推荐了御史萧翼，这个人足智多谋，他借了唐太宗的几幅二王书帖来到永钦寺，先是取得了辩才的信任，被视为知己，两人有天谈及王羲之的书法，萧翼拿出带来的几幅字帖，辩才表示这不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兰亭序》才是真正的极品，萧翼用激将法说《兰亭序》不可能还有真迹在。辩才一听急眼了,立马从屋梁的一个洞内取出一帖,真迹《兰亭序》出现了。后来萧翼趁辩才不注意，将真迹带出寺院献给了李世民。
真的？假的？对于这个故事，一直存在质疑声音，不少人觉得超级帝王李世民不可能使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但是面对自己一生挚爱，李世民即使采取这样的方式，也不难理解，何况唐朝大画家阎立本将这个故事画了下来，便是《萧翼赚兰亭图》，画中萧翼洋洋得意，老和尚辩才失神落魄，算是留了个活证据。
得到越不易越觉得珍贵，李世民对此帖爱不释手，“宝惜者独此书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赏”。《兰亭序》到了唐太宗手上，可谓幸也不幸。幸运在于他让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临写，又让冯承素以双沟填廓法制作摹本，使得《兰亭序》不再是私家收藏，让后世目睹了它的风采。
不幸在于李世民的自私，使得后人无法领略真迹那动人心魄的美丽。相传他死前要求将《兰亭序》真迹殉葬在他陵墓里，让这件最最心爱之物，与他永不分离，从此“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
王羲之第二个大牌粉丝是乾隆皇帝，这位中国历史写诗最多的皇帝，对书法酷爱至极，收藏了历代最多的书法珍品，在这些藏品中，最让乾隆皇帝心动有三件，其中两幅出自王羲之父子，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快雪时晴帖》，顾名思义，写在雪后，朗朗的晴空下，白皑皑雪笼罩大地，这天王羲之心情很好，给友人提笔写了一封书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但却透出一种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气息，成为了仅次于《兰亭序》的又一书法极品。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专门辟出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小书斋，将王氏父子两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一起放入其中，并亲笔御书匾额“三希堂”，意为三帖为稀世之珍宝。遗憾的是《快雪时晴帖》也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朝书法家用双钩填廓法临摹复制的，即便如此，乾隆皇帝依然喜欢得不得了，据说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后，他就会把《快雪时晴帖》取出来评赏怀古一番。
冬去春来，就这样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可以呼吸到属于永和九年的春天的气息，如今酒香依旧，但那份风雅早已荡然无存，不知所踪，生命的光泽被太多的欲念所遮掩，不再旷达自然，早没有了魏晋时代的那份率直和坦荡。
因此，我们更要真心感谢永和九年那一场盛会，感谢王羲之酒醉后书写的三百二十四个字，让后世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