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8年的深秋，洛阳城里一支提亲队伍招摇过市，引人注目。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上门了。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并非女方的家长不同意，而是压根儿就没和家长说上一句话，因为这位父亲每次都是酩酊大醉，不能言语。
这位看上去“不靠谱”的父亲便是阮籍，今天已经是他连续醉酒的第六十天，再一次PB成功，刷新了个人新的纪录。不过，他混混沌沌地过了两个月，并非因嗜酒所致，而是因为另外两个字——拒绝。
他要拒绝的是当时天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司马昭。
这位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为了拉拢名士，想与阮籍结为亲家。这对常人而言，简直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如果攀上了司马家族这棵大树，不单单是好乘凉，名利富贵也会滚滚而来。
阮籍不是常人，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又担心直接拒绝会惹上杀身之祸，只好每天拼命饮酒，把自己搞得不省人事，奉命来提亲的几次上门都无法向他开口，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个月，阮籍用自己的坚持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喝酒居然成了一种拒绝手段，在这点上，阮籍颇有心得。司马昭身边的红人钟会，对阮籍多有忌惮，想找机会与阮籍讨论时政问题，意图从中抓住把柄进行陷害，阮籍知道他的险恶用心，每当遇到钟会，他都先把自己喝倒而绝不上钩，搞得钟会只能悻悻而归。
经常泡在酒里，是阮籍中年以后的生活，他的一生并非从开始就混沌一片。
阮籍出生于公元210年，他的老爸叫作阮瑀，这个名字听上去比较陌生，但如果说他是“建安七子”之一，想必应该知道这位也是牛人一个。阮瑀的师傅是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老爹，是东汉末期大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名师出高徒，阮瑀不仅文章写得好，更弹得一手好琴。
阮瑀也是个“狂人”。他当年得到曹操的赏识，但是他却看不上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曹操几次派人请他都无功而返，最后把这位大人物惹急了，他派兵将阮瑀隐居的山林团团包围，放火烧山才把阮瑀逼出来。
阮瑀出山后，获任司空军谋祭酒，大概就是个军事参谋官，不过参谋的不是如何打仗，而是帮着起草檄文。从此以后，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不过，他和陈琳的风格完全不同，陈琳写的檄文通常酣畅淋漓，有时候会把对方祖宗十八代都拎出来骂一顿，让人读后感到很过瘾，而阮瑀则是“先礼后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读上去不像是叫阵，而像是叙旧，他所追求的是要占据道义的最高点。
遗憾的是阮瑀死得太早，四十七岁便撒手人寰，当时阮籍只有三岁。曹丕和阮瑀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吟诗作赋，阮瑀死后，曹丕非常悲伤，哀叹阮籍母子的不幸，写了《寡妇词》和《寡妇赋》，并命王粲等人作赋以纪念阮瑀。
阮籍没有让早逝的父亲失望，他自幼天赋异禀，而且非常努力，八岁即可以写文章。“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他不仅习文而且还习武，逐渐成长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俊才。
年轻时代的阮籍颇有济世之志，他曾登临广武山，这里是当年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古战场，追古抚今，阮籍百感交集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没想到这话一下子走红，以后但凡心怀英雄梦想却无法实现的人，似乎不发出这样的感叹便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迹。
不过这也引来了怪事一桩，这话流行了几千年，但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个“竖子”到底说的是谁。
对此，有两种不同解读。一则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笑到最后，主要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刘季这小子成名。第二种说法似乎更接近本意，便是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朝中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阮籍悲叹的是现世的寥落。苏东坡理解如此，有人问他“竖子”是否指的刘邦，东坡先生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
无论何种解读，总之是阮籍没有赶上好时候。
当时魏明帝曹叡驾崩，曹芳即位，两个顾命大臣司马懿和曹爽争权，一时间曹爽占据了上风。阮籍三十七岁时，曹爽请阮籍出来做官，不少人看到曹爽得势，排着队去投靠，但阮籍却保持了清醒头脑，他预感到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找了个借口谢绝，果不其然，很快在“高平陵之变”中，曹爽变成了刀下之鬼。
现在该司马懿出面了，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立刻征召阮籍出来做官，在杀掉一些不合作不听话的士人后，他迫切需要像阮籍这样出身好、名声好且有才华的大名士出来撑撑门面。
人生最难的就是这样的抉择，但再难也必须做出一个。在此状况下，通常有两条出路，一是积极投靠，忠诚卖命；另一条则是非暴力不合作。前者依阮籍的脾性，实在做不来，后者又怕惹祸上身，被司马懿列入诛杀的黑名单。想来想去，阮籍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投靠但不卖命。
具体的操作方式，还是老套路，一个字——喝。阮籍天天喝得五迷三道，少说话或者根本不说话，司马懿本来也只想让他出来撑门面，并没有真心想重用他，所以双方倒也相安无事。阮籍确实有两把刷子，别人只能“小隐隐于野”，至多“中隐隐于市”，他居然做到了“大隐隐于朝”。
司马懿死后，司马集团的领头人变为司马师。阮籍从司马懿的幕僚，也就相应地变为了司马师的幕僚。换汤不换药，他每个月按时领工资，但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也不说任何人的好话，不缺银子，又有空闲，因此阮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喝酒和写诗上。
不过，装一天容易，装一个月也不难，但一装好几年，对阮籍来讲，只能用痛苦来形容，虽然沉醉于酒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份苦痛。但是依靠醉酒逃避并非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酒醒后痛苦仍然存在。所幸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朋友圈中有一个可以寄托身心的“群”。
这个“群”的名字叫——竹林七贤。
实际上，这个名号是在后来东晋人戴逵所著的《竹林七贤论》中才被固定下来，所以如果在电视剧中看到这七位说：“我们竹林七贤……”，便可以“呵呵”以对，就像在某些抗日神剧中，有人振臂高呼“同志们，再坚持一年，十四年抗战就要胜利结束了”一样。
最初组建这个群的人叫作山涛，他当时在山阳做小官，山阳也是这个群主要的活动地点。山涛先加了青年才俊嵇康，然后又加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嵇康，三人同意组群，接下来，山涛拉进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自己的侄子阮咸和王戎拉了进来，刘伶可能听说这个群都是好酒之人，也申请加入，自此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群体就诞生了。
“竹林七贤”，顾名思义，他们聚会的地点应是在竹林之中，按照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聚会场所是嵇康提供的，当然，他们也不总是七个人都能齐刷刷地聚齐，三人一聚，四五人聚聚的可能性更大，七人在一起的机会应该并不多见。
嵇康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如此形容：“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按照现在的度量标准，他的身高接近一米九，而且气度不凡，他的好友山涛形容他：“站立时如孤松独立，醉倒时似玉山将崩”。
关键他不是“小鲜肉”，身上的肌肉就像天天在健身房锻炼过似的，因为他有个特殊的爱好——打铁。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嵇康对打铁环境有严格要求，他的铁铺在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嵇康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池子，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泡一会儿。从池子里出来的刹那，“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想必能迷倒一大片女粉丝。
当然，他能成为这个桀骜不驯群体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身材和长相，更不是因为提供了场地，而是因为才华和胆识，嵇康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和丹青，写得一手好诗和散文，思想上更是倡导玄学新风，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引领一时风尚，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名士。
最早组群但没当上群主的山涛，没有丝毫失望，他是这里面年龄最大，也是气度最大的一位。关于他的气度，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山涛的夫人韩氏，有段时间看到自己老公天天和嵇康、阮籍泡在一起，经常早出晚归，甚至夜不归宿，觉得不大对劲儿，山涛解释说这两个是奇人，这反倒引起了韩氏更大好奇心，她很想见见老公口中的奇人到底如何。
于是山涛请两位到家做客，由于当时女子不能随便见男客，所以山涛好酒好菜款待后，请嵇康、阮籍留宿一夜，好让自己老婆好好观察一番。夜深人静，韩氏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两位奇人，顿时被他们的风姿所迷住。
第二天天色刚亮，山涛便迫不及待地问夫人，看后感觉如何，韩氏先给自己老公泼了瓢凉水，说无论长相和才华，山涛比他们都差得很远。但随即又说看上去老公你的气度要比他们更大。知己莫如老婆，山涛对此大为赞同：“夫人说得对，我也觉得自己的气度超过他们。”
这位韩氏是个奇女子，通过短时间的窥视竟能洞悉三位牛人的特长优劣。
这几位都是好酒量，但论对酒拥有最纯粹的热爱，无疑是刘伶，以至于今天还有一款酒叫作“刘伶醉”，据说销量还不错。
首先要说明的是，与嵇康恰恰相反，刘醉仙长得非常对不起观众，史载“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不到一米五的身高，长得也有些歪瓜裂枣。不过，刘伶并不在意自己的长相，他心中唯一中意的只有“酒”，这个字比生命还重要，他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跟着，说：“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在哪里埋了。”好一派“青山处处埋醉鬼”的潇洒做派。
视死如归，用在刘伶身上再恰当不过。
刘伶喝酒还有一个特色，可能由于服食寒食散，为了散热经常边喝边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在屋中转来转去，有人看到这样场景觉得太过荒诞，便不由讥笑他，刘伶非常不客气地回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没事干嘛跑到我裤子里来？”
摊到这样一位喝酒不要命的老公，刘伶的老婆也是够不幸的。有次刘伶因酒精中毒，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他夫人一怒之下把酒倒掉，把酒器毁坏，并哭着劝他不能再喝了。刘伶说：“好吧。但我自律性不行，只能向鬼神发誓来戒掉酒瘾。你就准备祭祝用的酒肉吧。”妻子把酒肉备好，刘伶跪在神前说道：“天生我刘伶，酒是我的命。一次喝一斛，五斗消酒病。妇人之言辞，千万不能听。”说完拿起眼前的酒肉吃喝起来，很快又醉死过去。
《世说新语》写到这里便没有接着往下写，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结局。
喝多了在家老婆管不了，到外面则很容易挨揍，有次刘伶喝多撒酒疯，和别人发生争执，那人抡起拳头要打他，这时候刘伶被吓清醒地说：“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啊，我瘦得像鸡肋不能让你的拳头打得舒服。”那人一看，确实也是，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醉鬼，一拳下去很可能背上命案，于是把抡出去的拳头收了回来。
古往今来世上醉鬼千千万，刘伶能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他对酒爱得纯粹，爱得深情，关键是人家会总结，把喝酒的心得写成了一篇著名的《酒德颂》，这才是真正的喝酒高手。
王戎是七人中年龄最小的，但他从小便颇有胆识，六七岁时，在宣武场看表演，当时猛兽在笼子中咆哮，众人都被吓跑，只有王戎站立不动，神色自如。魏明帝曹叡看见后，称赞王戎是奇童。小时候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耍，见道旁有结满李子的李子树，其他人争相去摘，只有王戎不动声色，别人问他为何如此，答曰：“树在道旁而多果实，果实必定是苦的。”这帮小孩吃过以后，果然奇苦无比。
阮籍很欣赏王戎，也是他将比自己小二十四五岁的王戎拉进了“群”。阮籍和王戎的父亲王浑很熟，但是阮籍到了王家，基本不怎么和王浑说话，觉得谈不到一起，他让王浑把他儿子王戎叫出来，两人相谈甚欢。
王戎长大后却仿佛换了个人，以“超级吝啬”而闻名朝野，出身于琅琊王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后来位居三公这样的高官，他的所作所为让人大跌眼镜。抠门到什么程度？他家种了棵很好的李子树，结的李子很好吃，他不顾寒碜拿到市场高价去卖，这还不算，这位仁兄怕别人得到李子核后能种出一样的李子树，居然把每个李子核都挖出来再去出售。
亲情在吝啬面前显得冷冰冰，王戎的侄子要成婚，他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居然又要了回来。即使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如此，他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一些钱，但一直没还，这要换作其他人，就当送给女儿当嫁妆了，何况王戎家里非常有钱，但他却摆出一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架势，每次女儿回家省亲，他的脸都拉得很长，女儿知道她老爸的心思，赶紧凑钱把债还了，王戎这才恢复笑容。
王戎的表现，因为太“匪夷所思”，所以不少人认为他是用“自污”来避祸，因为身为高官不能太完美，否则很容易受到天子猜忌，他用吝啬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似乎要告诉所有人，自己对权力没有太多渴望，眼中只有孔方兄。如果真是这样，只能佩服王戎入戏太深、装得太像。
王戎的吝啬，被所有人都看不上，但却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那便是他夫人。据说他们在家最爱干的事，就是每当夜深人静时，拿出钱财宝物和各种生意账目，在灯烛下反复看、反复算。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所以王戎和他夫人的感情很好，恩爱到什么程度？后世形容男女亲昵无比的成语——“卿卿我我”，便是他们的原创。
王戎之妻常以“卿”称呼王戎，而按照礼仪，“卿”是对小辈的昵称，一般只有父亲称呼儿子或皇帝称呼大臣才如此，妇人应以“君”称其夫。老婆天天“卿来卿去”搞得王戎有些不好意思，王戎就说：“你这样叫我，按照礼仪属于不敬，往后不要再叫了。”可他的妻子却说了一段绕口令：“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翻译过来就是“我爱你疼你，才叫你卿卿的，我不叫你卿卿，谁又叫你卿卿呢！”
话虽很好翻译，但里面的那股娇嗔劲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王戎看到老婆这个样子，也只好听之任之。于是，这个成语便一直流传下来。
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天天“卿来卿去”。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与其说他是文学家，不如说是音乐家，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荣耀，那便是一种叫作“阮”的乐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阮咸和他叔叔一样，身上有股狂劲儿，他和阮籍当年住在路南，这个区域是穷人聚集区，路北边是阮家的富人区，每年的七月七日，当地有晒衣服的风俗，可能是夏天雨水多导致衣服容易发霉，但后来这个风俗异化，变成了炫耀奢华的比赛，到了这天，路北的一些有钱人把家里的绫罗绸缎拿出来晾晒，显摆自己有钱，对此阮咸很看不惯，他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内裤挑得高高的，挂在竹竿上，面对其他人诧异的眼神，阮咸说：“大家都在晾好东西，我也不能免俗，也晒晒我的好东西。”
阮咸也是好酒之徒，不过他喝酒的方式和他人不一样，他觉得用杯或碗喝酒太麻烦，于是他请族人喝酒时，会让人搬来大酒缸，大家围坐在酒缸旁，把头伸到酒缸里喝，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家里的猪闻到酒香，也来凑热闹，把头伸进酒缸里一起喝，阮咸竟然毫不在意，和猪一起畅饮。
猪和人共饮一缸酒，人和动物如此和谐共处的场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让人感到惊世骇俗的是，阮咸的母亲去世了，他竟穿着重孝去追一个鲜卑族的婢女，这个胡女当年是他姑母带来的，阮咸看上了这位姑娘，两人干柴遇烈火，没想到这位女子后来怀孕了，母亲去世后，姑母带着这位女子离开，阮咸得知消息，愣是骑着毛驴把这个怀有身孕的女子给追了回来，嘴里还嘟囔着：“人种不可失。”
父母之丧，应该大孝三年，阮咸这样的做法确实突破常理，但这就是他，“宁做轻狂人，不做伪君子”。
向秀相比于“群里”其他六位，他酒量最小，因此显得比较“正经”。他最美好的时光是与嵇康在一起打铁的日子，他的工作职责是拉风箱，嵇康负责抡锤打铁，二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自得其乐。他有时候还去另一个朋友吕安家帮他侍弄菜园子。
后来嵇康、吕安都被杀，这对与二人交往甚密的向秀打击巨大，擦干眼泪后，他不得不低下自己的头颅，投诚司马昭。司马昭问向秀：“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言外之意是说你不是很清高吗，如今来投靠我是几个意思。向秀表示那些自视清高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就此司马昭接受了他，向秀后来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但向秀心里非常痛苦，官场沉浮多年，他对政治越来越厌恶，想起过去意气风发的日子，以及今天的苟且过活，向秀时常感到五内俱焚，于是他逐渐远离官场，一心一意用来研究《庄子》，终成为学术大家，他为《庄子》所做的注解，以及郭象在他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庄子注》，成为后世研究庄子的重要材料。
阮籍和其他六位“群友”略有差别，他的狂，主要体现在对礼教的轻慢。
“男女授受不亲”，礼教把防范男女接触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规矩。譬如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尚在闺中的女子不能见客等，阮籍却不吃这套，有次他的嫂子要回娘家省亲，临行前阮籍不避嫌疑，大大方方地为嫂子送行，并表现出离别的不舍和难过，叔嫂关系历来非常敏感，也是礼法重点防范的区域，不少人对此指指点点，阮籍却不以为然，他说出一句流传千古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籍家旁边有个酒馆，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带着王戎去那里喝酒，他从不避嫌，喝多了索性就睡在老板娘旁边，老板娘的丈夫开始有些意见，怀疑阮籍动机不纯，后来观察几次，发现阮籍就是喝多了酣睡，没有任何不雅举动，以后也就见怪不怪了。
阮籍一次次来酒馆，一次次醉倒老板娘身边，可能他还真有些喜欢这位美妇人，不过这种喜欢只是对美的向往，坦坦荡荡，甚至天真无邪，更多的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与那些天天口头上说“男女不杂座”，但满肚子却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相比，至少拉开了几个“全马”的距离。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一位兵家女孩，才貌双全，但不幸尚未嫁人就去世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他听到消息后却赶去吊唁，在灵堂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伤倾诉完毕后才离开。阮籍的做法，想必让这家人大眼瞪小眼，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引起其他人议论纷纷。
这就是阮籍，他的泪水完全是为了美而流。在他心目中，美是没有界限的，不管认识与否，重要的是美丽消亡、青春不在，这便足以使人痛哭一场。
男女之事，只是阮籍对礼教宣战的开始，登峰造极的是他对“孝”的挑战。
“百善孝为先”，“孝”是礼教的基石，为父母尽孝，本是天经地义，但礼教却将孝道搞得纷繁复杂，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有时还要加上三年守墓，十几年的时光都耗费在这个字上，最终使得“孝”成为了一种枷锁。
把“孝”摆到如此高的位置，背后有个所有人都懂但又不便讲出的原因，那就是“忠君”，《论语》说得再明白不过：“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孝子，就不会冒犯长辈；不冒犯长辈的人而作乱的，十分罕见。
“孝”由此变味了。
怎么推行这套理论呢，首当其冲是要树立先进模范典型，于是一些骇人听闻的孝子被隆重推出，“埋儿奉母”的郭巨就是其中一位。这位郭孝子对母极孝，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所以郭母自己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觉得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母亲身体健康，于是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于是，便挖坑准备埋孩子，所幸挖坑过程中发现金子，才没让这个孩子成为阎王殿里的小鬼。
为了母亲，杀掉孩子，这是哪门子孝顺。
还有那位“卧冰求鲤”的王祥，说的是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许久寒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王祥因此被广为传颂，仕途也是平步青云。
这种“孝”更多的是作秀，不具备任何科学性，被冻死的可能性比搞到鱼的可能性更大，何况不就是想捞几条鱼，把冰面砸开不是更容易，犯得着冒着生命危险趴在冰面上吗？
这不是阮籍心目中的“孝”，也是他心里无法容忍的。
阮籍三岁丧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彼此感情很深。阮籍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朋友下棋，友人催他赶快回家，但他坚持要将棋下完。下完棋回到家，他一口气喝了两斗酒，放声痛哭，吐血不止。
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吃肉喝酒后，在母亲的遗体旁放声大哭，吐血数升，几近死去。在母丧之时吃肉喝酒，看似不尊礼法孝道，但吐血祭母，又有几个孝子能做到呢？
内心至孝，但不愿意受枷锁的束缚，这就是阮籍。
阮籍在母丧时，行为上的怪诞，不少人看不上，但也有人能从内心理解，中书令裴楷曾前往阮籍家去吊丧，按照既定程序进入灵堂哭祭，作为孝子的阮籍应该陪哭，但阮籍并没有。后来有人问裴楷，“孝子先哭，吊客才哭，这是应有的丧礼，阮籍没哭，你为什么要哭呢？”裴楷答道：“阮籍超凡脱俗，讨厌世俗礼法，但是我并不厌恶那些，所以我还是要遵守那些礼仪的。”
也是在母亲的葬礼上，阮籍充分施展了自己独门暗技——青白眼。就是说他的眼珠能上下自由翻动，转动幅度超乎常人，对待讨厌的人，他用白眼，遇到喜欢的人，可以瞬间转化为青眼。他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因为嵇喜在朝为官，阮籍就给了一个大白眼。嵇康听说后，带着酒、夹着琴来到灵堂，对于这位同好中人，阮籍白眼仁一转，露出了黑眼珠子，两人便在灵堂抚琴开喝。
阮籍的狂，在当时许多人眼里，无疑是离经叛道，甚至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来看待。阮籍如此做，除了追求内心的自由外，更多的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他没有勇气像嵇康那样公开宣布“拒绝投降”，处处与司马昭唱对台戏，所以只能以装狂和醉酒来避免引起司马昭的猜忌。
阮籍的努力很是见效，司马昭待他不错。当时司马昭身边有位红人何曾，他看到阮籍在母丧期间吃肉喝酒，毫无顾忌，便对司马昭说：“陛下正在以孝治理天下，却听凭阮籍守丧期间在陛下座前饮酒吃肉。应该把他放逐到荒远的边疆，以正视听。”但是，他的提议遭到了司马昭的拒绝，司马昭说：“此人如此瘦弱多病，你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容忍他吗？”
有次阮籍对司马昭说：“我曾经路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司马昭就怕阮籍没有当官的意愿，如今自己提出来，便很快遂了他的心愿，派他到东平去做官。
阮籍到东平后，第一件事是下令把府衙里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过去在自己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变成在敞亮的“大开间”里一起办公，这样做方便相互沟通也利于彼此监督，办公效率大为提升。这样说来，现在现代化写字楼里高透明度办公环境的鼻祖原来是阮籍。他还大刀阔斧精简法令。做完这些，阮籍觉得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骑着驴返回了洛阳，在东平总共待了十几天。
阮籍一辈子正正经经上班可能也就是这十几天。
李白对阮籍在东平的这段经历颇为赞赏，为此写了首诗：“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
阮籍担任官职时间最长的是步兵校尉，后世通常称他为“阮步兵”。
他之所以喜欢这个职位，原因很简单，因为步兵校尉府有好酒数百斛，阮籍看上的不是官位，而是那些美酒，不把这些酒喝完，他是断然不会离职的。实际也是如此，他上任后，除了喝酒几乎一件事都没有管过。
正当阮籍在酒中努力找寻生命的意义时，传来了一个巨大的噩耗，他的好友嵇康被斩于东市。
嵇康的死，主要因他的刚烈不屈，在别人都装孙子时，他绝不妥协，站出来挑战司马氏集团，他的这份不忿，集中体现在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这里的山巨源就是山涛。
这是什么情况？想当年山涛非常赏识嵇康，这两个人，一个创建了竹林七贤群，一个成为了事实上的“群主”，为何最后搞到反目成仇？其实，要怪也只能怪山涛的“好心”，由于嵇康敢讲真话，山涛很担心这位好友的安危，所以在自己获得提升后，他推荐嵇康来接替他原来的位置。
嵇康对此反应相当激烈，不仅断然拒绝，还大张旗鼓地给山涛写了一封绝交书，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意思是说自己是“懒癌”晚期患者，过不了察言观色的官场生活，性情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在官场混肯定没好下场。嵇康总结了无法进入官场的“七不堪，二不可”，所以说山涛你叫我做官就是害我。
嵇康越写越激动，“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意思是说，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哥们儿，谁知道你却像那强迫别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像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本来还以为你了解我，原来不是这样，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了。
嵇康做得似乎有些过分，山涛本来是好意，出于保护好友的目的，才推荐嵇康出来做官，如果不愿意出仕，婉言谢绝就好，何必对推荐人冷嘲热讽呢。况且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继续成为好友，只需拉黑就可以，为何又要洋洋洒洒写如此长的一封断交信，搞得朝野皆知，让山涛颜面尽失。
正确的解释是，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山涛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实际是在向司马昭喊话，我嵇康至死也不会屈节合作，所以他所恨之人并非山涛，而是司马昭等人，不过由于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出司马昭的名字，只能把气撒到好友山涛身上。
正因为如此，两人并没有真正断交。后来嵇康自知在劫难逃，对后事做了安排，他没有将儿子嵇绍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而是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儿子说：“只要山巨源在，你就不会是孤儿。”
嵇康没有看错，山涛把嵇绍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倍加呵护，悉心培养，在山涛的教诲和举荐下，嵇绍后来成为晋国的忠臣。十八年后，他用身体护卫天子而死于乱箭之下，这也成为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想起人世间居然有这样的情谊，不由感动得想喝一杯。
不与当权者合作，是导致嵇康之死的祸根，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发挥了作用，那便是嵇康得罪了一个小人——钟会。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钟会原本是一个“康粉”。
钟会尚未成名前，他自己写了一篇《四本论》，想求嵇康一见，希望获得嵇康的肯定，说不定心里还想请嵇康作个序。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嵇康家门口，但又害怕嵇康看不上自己，于是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自己则转身急匆匆跑了。
钟会再次来到嵇康家时，已经是司马昭身边的红人，满以为嵇康会给自己面子。但嵇康却一直专注打铁，站在旁边的钟会宛若空气般存在。一边拉风箱的向秀提醒嵇康，但他依然视而不见。想必当时气氛相当尴尬，钟会待了一会儿只好悻悻离开，此时嵇康终于开口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就是说你听到什么而来，又看到什么而去。钟会头也没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也就是听到所听到的而来，看到所看到的而去。
充满玄学色彩的对话背后，是钟会对嵇康满满的恨。
钟会很快就逮着了报复的机会，嵇康因掺和吕安、吕巽兄弟之间的官司，而被逮捕入狱。一代名士投入大牢，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几千名太学生联名请命，请求宽恕嵇康，并让他担任太学教授去讲学。
司马昭本来并没有想杀嵇康，看到如此多的人为他请命，心里更加动摇。就在此时，钟小人站出来，他借题发挥，上纲上线，说嵇康不敬重天子和王侯，不服管教，是个反面典型，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把广大人民群众带坏，所以“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于是，嵇康最终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刑场上，嵇康显得神色坦然，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觉得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要来一把古琴，在众人的注目下，弹奏起了《广陵散》。曲终之即，轻轻微叹：“袁孝尼曾想学这个曲子，我没有教给他，这首曲子就此要失传了。”
酷帅一生的嵇康，让死亡也变得如此凄美而绚烂。
嵇康的死，让阮籍受到很大冲击，他敬佩自己这位好友的勇气和胆识，但他也知道，自己注定成为不了嵇康。
他活得过于纠结，一辈子都在求生和气节中徘徊不定，进退维谷，最终他选择了隐忍，也选择了将由此酿造的毒素全部吞进自己内心中，无法得到排解，一如他所写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史书记载，阮籍经常一个人随意驾车外出，不择道路方向，直到无路可走，他会对着天地旷野，扯开喉咙，放声痛哭。哭得山摇地动，哭得淋漓酣畅，大哭一场后再原路返回。千年之后，每次想到这样的场景，阮籍在走投无路伏地大哭背后那股深深绝望，依然会扑面而来，屡屡不绝。
这同时为阮籍如此嗜酒找到了源头，他有酒必饮，每饮必醉。大概因为醉酒是最接近死亡的形式，可以让自己与这个险恶绝望的世界暂时告别。他不想真死，只能以“假死”来麻醉自己，对阮籍而言，清醒是痛苦的，他宁愿将生命大部分时间交给酒精，交给那个混沌不清的世界。
他的绝望更加充分地体现在所写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里。
八十二首诗的每个字都是阮籍用自己的泪和血写就，无论飞禽鸟兽、花鸟鱼虫还是四季更迭、人生世事，除了个别有些正能量外，绝大部分都笼罩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苦闷孤独。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是八十二首的第一首，为整个《咏怀诗》确定了基调，孤鸿在野外哀号，翔鸟在林中悲鸣，阮籍与它们一样的寂寞和哀伤。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似乎是阮籍一直追问的问题，在第五十五首中，他写道：“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人人都说要延年益寿，可是活那么长有什么意义呢。
阮籍在黑暗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他无法像嵇康那样，为了理想气节，而将头颅放在司马昭的屠刀之下，也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只追求穷奢极欲和地位显赫，而没有了自己的心灵，他既珍惜项上的这颗人头，同时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始终找不到该去的方向，由此他的生命中注定只能流淌着酒水和泪水。
一生都在躲避的阮籍，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没有躲过去，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公元263年，司马昭被封晋王，加九锡，已经无限接近皇帝宝座。按照常理，司马昭要假装谦让一番，然后由公卿大臣“劝进”，半推半就地上位。写“劝进表”的重任落到了阮籍身上。他依然祭出了自己的法宝——酒醉，但时过境迁，这样的套路已不再见效，万般无奈下，阮籍写下了劝进书。
阮籍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但是他却不愿意轻易去死。
写了劝进书，阮籍暂时保全了性命，但也仅仅多活了两个月，在公元26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纠结一生的阮籍，终于可以彻底放轻松了，在度过五十四个春秋后，他闭上了自己疲惫的双眼。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阮籍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但千百年来，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们脑海更多的还是会浮现出那个狂放自在、天马行空的阮籍。
相比于神一样的嵇康，阮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内心的挣扎更容易引起与他命运相似的后人共鸣。特别是在乱世，杀身取义的毕竟是少数，像阮籍这样进退两难的读书人为数甚多，由此阮籍的挣扎就是他们的挣扎，阮籍的痛苦也是他们的痛苦，阮籍的泪水更是他们的泪水。
史书记载，阮籍喜欢“长啸”，黄昏时分，面对群山发出一声声悲鸣，所以在开封尉氏县城有一个“阮啸台”。八百多年后，苏东坡登上阮啸台后有感而发，写道：“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
“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想必九泉之下的阮籍，会为苏东坡这样一个深刻理解自己的后人而面含微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