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25日晚上9点左右，一个神情略显紧张、蓄着山羊胡子的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这个人正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时年43岁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当时同他会面的还有苏联另外两位重要人物—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这次会谈进行了约1个小时。它为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划定了路线，也标志着原子时代的开始。
斯大林想要知道苏联在研究制造原子弹方面进展如何。库尔恰托夫直言不讳地表示，因为资源比较匮乏，所以进展很慢。斯大林对科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很清楚核武器能为苏联的国防建设和树立权威带来多大好处。他告诉库尔恰托夫，造出来这种武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这是我们的一号任务”，为此苏联会为科学家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做这件事不能束手束脚，”斯大林说，“有必要举全国之力……不能在这上面计较成本。”他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许诺，事成之后他们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享受最好的待遇—汽车、豪宅、特供食品以及苏联人很少见到的奢侈品。“我可以保证，会有几千人因此过上好日子……不只是好上一点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我都会设法满足你。”
贝利亚随后被任命为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总理，不再管理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西方人看来，如此孤注一掷的行为对一个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国家来说是不明智的，这甚至影响了苏联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但斯大林坚信，核武器能给苏联带来最大的保障，为此他可以不计代价。
原本斯大林对核武器并没有特别重视，但是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他目睹了核武器的威力，并通过间谍机构获悉英美两国准备利用3年时间进行一项“新型超级炸弹试验”。除此之外，他还从身边的科学家那里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原本美国和英国的科学期刊上有许多关于核裂变和粒子物理学的论文，但是从1942年初开始，相关论文和最新研究成果突然都停止发表了。“这绝非因为研究停摆，”杰出的物理学家格奥尔基·弗列罗夫告诉斯大林，“大家都保持沉默，这反而证明了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搞研究。”
斯大林开始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他收到过苏联间谍—“剑桥五杰”之一的约翰·凯恩克罗斯（曾担任战时内阁成员汉基爵士的私人助理）从英国发回的秘密情报。其中提到，英国科学家需要2~5年的时间与美国专家合作完成任务。斯大林因此并未急于研发原子弹，那时候苏联的形势很不好，许多领土都被德国侵占，这才是让他头痛的事情。即便原子弹项目理论上可行，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并扭转战争局势。另外也有情报显示，德国在原子弹研发方面跟苏联也是半斤八两。1942年秋，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注超过了对理论物理学的关注。斯大林授权库尔恰托夫领导一个规模不大的核项目小组，可直接向中央汇报，并下令加强对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情报刺探。
1945年7月，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已经知道美国准备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了。所以当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杜鲁门向他提起“我们刚研发并测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超强破坏力的武器”时，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得很惊讶。他非常平静地说：“很好。希望你们能用它对付日本人。”回到住处后，他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时欧洲战区陆军指挥官，同时也是柏林战役的策划者朱可夫元帅也在场。莫洛托夫年轻的副官安德烈·葛罗米柯在日记中记录了如下对话—不苟言笑的外交部长说：“他们这是想要提高价码。”斯大林则回应道：“随他们的便。不过我们得让库尔恰托夫加快进度。”
广岛被原子弹摧毁之后，斯大林才真正意识到这种武器对军事平衡的破坏性。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那天，他对贝利亚和科学家们说：“这种武器是不应该被使用的。”他认为原子弹爆炸是“极端残暴的事情……没有必要这么做，日本已经无力回天了”。他重申了在波茨坦时对莫洛托夫说的话：“美国和英国认为我们在短时间内无法研发出核武器……他们想逼迫我们，企图重新分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不能让他们得逞。”
至于是否有必要投入如此之多的资源研发核武器，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讨论记录被公之于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想要在这方面赶上美国的步伐。斯大林毫不怀疑这件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西方的外交官们也认为变局无法避免。“苏联的领导人本以为战胜了德国就能保证国家安全，”英国驻苏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在1945年12月底写道，“突然原子弹爆炸了。原本平稳的局势瞬间就被粗暴地打破。胜券在握的苏联开始心虚。300个师的军事力量相对变弱了。”
要如何应对新局面？在科学家能够为苏联提供核武器以及美国发起进一步行动之前，斯大林只能当原子弹不存在，对美国毫不示弱。在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他得知美国尚没有充足的原子弹可供使用—1945年有3到4枚、1946年年中有9枚—这还不足以对苏联造成致命威胁。斯大林希望在美国的核力量强大到足以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前，苏联能够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贝利亚是负责“一号任务”的最佳人选。他虽然有诸如“怪物”“战场杀手”“罕见的性瘾者”等可怕的绰号，可他绝对是位优秀的领导者。不管是“大清洗”、审讯犯人，还是指挥外国间谍组织、驱使劳工搞大型建设项目，只要是斯大林布置的任务，他都能高效且优质地完成。这次他同样不会让斯大林失望。尽管贝利亚有着其他苏联领导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才智，但是他对这项计划背后的科学原理知之甚少—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开展工作。毕竟不管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了解曼哈顿计划的具体细节，他们只要知道这能增强军事实力就够了。
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以前，贝利亚对研发成功这种武器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各种相关情报已经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也认为“这是英国和美国在故意误导苏联去做一件投资大却没有回报的事情”，他的一位助手如是说。后来原子弹项目在苏联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贝利亚对此也不甚看好。有一次下属把最新的研究进展呈报给他，他反而恐吓对方：“如果这是个假消息，你们就等着进监狱吧！”
贝利亚是一个让人害怕的人物。他的政治局同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说：“不论什么事，只要说一句‘贝利亚希望这样’，那么这件事就一定能办成。”然而在原子弹项目上，贝利亚的行事作风变得温和多了。在苏联庞大的政治体系内，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相关科学家不受迫害，为他们提供能够高效开展科学研究的环境。当科学家们要求确保研究自由的时候，他也表示尊重。有时候他也会故意说些让人放松的话，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对他越发忠诚了。贝利亚被介绍给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后者就是苏联未来的“氢弹之父”。回忆与贝利亚握手时的情景，萨哈罗夫表示对方“厚实、潮湿、冰凉的手掌”让自己联想到“死亡”这个词。
能找到库尔恰托夫是苏联的幸运。他是一名老派知识分子，像他这类人，大多没能逃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但是他却保持低调行事，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段日子。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还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他的性格非常讨人喜欢，有人说他“有着伟大的灵魂，像泰迪熊一样，任谁都无法对他发脾气”。他非常爱国，也有理智、严肃、富有创造性的一面。一位同事回忆道：“他的性格复杂，为人八面玲珑，非常适合从事秘密工作。”
苏联政府给库尔恰托夫看了很多战时从美国获取的情报，其中最有价值的情报来自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德国物理学家。此人名叫克劳斯·福克斯，20世纪30年代移民到英国，作为英国方面的代表之一，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库尔恰托夫在科学方面的悟性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他认为这些情报“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够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并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福克斯提供的信息让库尔恰托夫茅塞顿开。在工作中，如果一件难题有两三种解决方案，他总是能做出最佳选择。对于这件事，莫洛托夫后来说：“情报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不露声色地拿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不过，偷来的情报并不是苏联的原子弹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他们的科研工作者原本也有这个能力，当他们得到了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就必然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后来人们认为，这些情报让苏联的原子弹提前一年半或两年研制成功。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许诺给科学家们更多公民自由，只要他们专心做事。见过库尔恰托夫后，他对贝利亚说：“先不要动他们，让他们安心工作。有些账过后再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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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位领导人多少还是有些尊重和钦佩，在他眼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有资格跟自己讨价还价。但对于他们的继任者，斯大林则十分不屑。在他看来，哈里·杜鲁门就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烦人的小老板”；而克莱门特·艾德礼则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斯大林怎么也想不通像丘吉尔这样有才华的人居然会在大选中失败，而让这个“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的傻瓜”在1945年7月成为英国的新首相。这让他更加不相信资本主义的民主。
1946年初，斯大林是“三巨头”中唯一还在位的领导人。不过时年67岁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一国之主。这位克里姆林宫里病恹恹的老人与苏联所宣传的英雄人物、共产主义领袖之间已经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年轻时的斯大林虽然不是那种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出众的人，但也算得上英俊潇洒。老了以后，他的身高已经不足年轻时的五英尺四英寸（约合1.65米），宽松的裤子和松松垮垮垂在身上的灰色方襟短外衣也掩盖不住大肚子。即使在正式场合穿着自己设计的白色制服，也让他看上去更显肥胖。枯槁的左臂垂在身侧。皮肤上有明显的疤痕，是小时候患过天花的证明。因为总喜欢叼着烟斗，稀疏干枯的胡子上都有了烟熏的痕迹。他的牙齿变色严重，眼珠发黄、没有光泽。不过当听到任何让他感到不悦的事情时，眼睛里仍然能够瞬间迸发出愤怒的亮光。
这位苏联领袖的头脑依旧清晰，仍保持着的好习惯—从俄欧历史到美国诗歌，他无所不读。虽然记忆力不如以前，但并没有阻碍他在谈话中引经据典。他总是能给人非常自信的感觉。几个月前，他在雅尔塔会议中的一次社交活动上，当着美国代表团的面非常恰当地引用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和美国钢铁生产的大量统计数据。斯大林给外国领导人和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杜鲁门认为他“非常睿智”。不过他大概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评价他的。
安东尼·艾登几乎在所有战时国际会议中都能遇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认为斯大林非常适合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他很少发脾气。善于以非常灵活的方式说服对方，最终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艾登手下最资深的官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雅尔塔给妻子写信，说斯大林是“三巨头”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斯大林）长久端坐，经常一言不发，这都是出于他的自觉。再看罗斯福总统，总是晃来晃去；丘吉尔首相则喜欢大声嚷嚷；斯大林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看着。这非常有趣。他一旦发言，总是言辞犀利，一针见血。”在另一份官方记录中，卡多根简单地评价了斯大林—“他是一位伟人”。
斯大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在取得共产党党内和国家的绝对权力以前，他不会冲动行事。然而步入老年的他却暴躁易怒，让人捉摸不透。“近几年他的身体越发虚弱，”跟随他几十年的忠诚部下莫洛托夫说，“动脉硬化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不过他的症状特别明显。”这时候的他，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性和谦虚。“这对政治家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他的另一位下属尼基塔·赫鲁晓夫也觉得斯大林在战后“脑子有些混乱……敏感，爱猜忌……最可怕的是，晚年的他行事日渐极端”。不可否认，斯大林仍然富有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但独断专行也成为他的特点之一。
那时的斯大林已经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彻底搞起了“一言堂”。这与过去的他大不相同—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他尚且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今，他只管发号施令。赫鲁晓夫回忆道：“如果他当时有心情听别人说话，他就会耐心倾听。否则，他可能单纯对他们咆哮，然后在不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立即下达一个决议……然后在部长会议上公布决议文件。这完全是独断专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渐渐开始脱离群众，拉开了与人民的距离。他越来越关注身边那些位于统治阶层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他会像突击检查似的不打招呼就去别人家里，以此掌握对方的家庭情况。”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就多次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要确认下属之间没有私下的来往—他担心这样的友谊会使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要随时掌握下属的动态，无故失踪几个小时是万万不可的。他也不喜欢这些人在家里搞派对，任何形式的会面在他眼中都是可疑的。”
斯大林的社交范围只限于那些“事业上的伙伴”。一周内，他会安排与克里姆林宫里的重要人物或者是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一起吃几顿饭，用餐地点就是距离莫斯科15公里之遥的他的乡间私人别墅。想要拒绝他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认为，在“餐桌政治”之下，所谓的“放松”和工作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那些应邀赴宴的人在酒桌上会因为醉酒而丑态百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讨这位“红色沙皇”的欢心。背地里，这些人总是心惊胆战。一次这样的聚会结束后，赫鲁晓夫与共产党高级官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回到位于莫斯科的住处。他如释重负地坐到椅子里，低声说道：“每次回来的路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要把我送回家还是弄进监狱。”
随着年事渐高，斯大林对周围的人越发苛刻。而这些人都是苏联的高级领导，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感难免自上而下扩散开来。
渐渐地，下属们不仅得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工作，还要学着讨好他。“二战”结束后，一年中会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斯大林是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别墅里度过的。即便领袖不在首都，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心情也没有因此变得轻松起来。这时候的领袖更加喜怒无常，常常会给工作人员发来斥责连篇的电报。当他不在的时候，工作人员办事更要加倍小心。
从欧洲胜利后的几个月到整个1946年期间，斯大林对莫洛托夫都十分不满。后者是一位久经考验、对党十分忠诚的人，但因为性格固执死板，还从列宁那里得到了一个“铁屁股”的绰号。列夫·托洛茨基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很不喜欢莫洛托夫，称他是“平庸的化身”。不过在外界看来，如果斯大林出了什么意外，那么作为唯一曾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和毛泽东谈笑风生的人—莫洛托夫似乎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任者。
西方渐渐出现了关于斯大林健康问题的谣言。一份挪威报纸更把莫洛托夫称为“苏联的二号人物”。1945年12月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短消息，提到“斯大林已经被苏联政治局安排去休假了”。同日，路透社也错误地把莫洛托夫当成苏联新闻出版审查事务的负责人。这些让斯大林非常恼火，打算给莫洛托夫一点教训。
当时，斯大林手下有四个人分掌政治局的权力—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纽约时报》的报道刊发两天后，身在克里米亚的斯大林愤怒地发来一封电报，指责莫洛托夫没有把好关，让不实的信息出现在外国媒体上。另外，他还分别给除莫洛托夫以外的三人写了信：
我们谁都没有权力单方面改变政策，但是莫洛托夫破坏了规矩。他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不同于政府和斯大林的、属于他自己的立场。甚至还让西方以为有和他合作的可能……为什么？凭什么？我本想对他进行一下内部批评就行了，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没用了。我确信，他为了获得外国势力的支持，甚至可以不顾苏联政府的利益和名誉了。我无法再让他继续担任我的第一副手……信只寄给你们三个，因为我对他身边的那些人已经不信任了……我要求你们把莫洛托夫单独叫过去，然后把电报全文拿给他看……
他们执行了斯大林的要求，并向他报告：“我们见了莫洛托夫，他承认自己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不过他认为对他的一些怀疑是不公正的，甚至还为此流下了眼泪。”可这不足以平息斯大林的怒火。莫洛托夫只好想尽办法向斯大林示好，极尽谄媚地表忠心，有些做法即便拿到今天来看也让人感觉不适。12月6日，莫洛托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自己犯了“虚假自由主义和投机主义错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到，“您……的信中充满了对我的怀疑，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名党员，这些话对我来说都起到了很重要、很宝贵的警示作用。为了再次获得您的信任，我将竭尽所能。因为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同志和党组织的信任比生命更重要”。
莫洛托夫被降职，备受惩罚和恐吓，他的妻子波利娜也被殃及入狱。不过讽刺的是，他本人还在党和国家的高层任职。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就是国家的象征，是20世纪30年代的缔造者，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大英雄。全世界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将他视为领袖。“二战”之后，人们对他的崇拜更是空前高涨。他的照片和半身像在苏联随处可见。一位老共产党员回忆：“当他发表讲话时，每个人都在拼命鼓掌，谁都不想做那个最先停下来的人。”
斯大林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而社会主义也需要英雄。他曾对自己人说过：“俄国人习惯了沙皇统治，他们需要沙皇。”他精心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即便是日常生活的小细节也都十分注意。1946年，他主编了一部简短的自传，并于次年1月1日出版。为慎重起见，他还亲自审阅了全部文稿。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其他任何人做都不能使他放心。遇到不满意的地方，他还会修修改改。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原稿上写道：“斯大林同志的天分使他能够洞察敌人的一切计划，故而所向披靡。他对苏联军队的指挥堪称军事典范……虽然他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辛苦付出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广泛支持，但他个人却丝毫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也从不接受别人过分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