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政变。1945年12月15日，在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大不里士，总理向尚不知发生什么事的人民发布自己任职后的第一份公告。从此以后，阿塞拜疆将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再是那个被远在德黑兰的伊朗国王所统治的一个省。突厥语将取代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新的宪法将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人们再也不用被伊朗的专政束缚。银行将会国有化，想得到工作的人都会梦想成真。政府将会搞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大地主们的土地将会被分给普通农民。
贾法尔·皮谢瓦里长得不太像一个用鼓吹民族主义来煽动群众的人，也不太像一个独裁者。这个壮硕的52岁小个子男人言语幽默，总是面带笑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名基层负责人后，曾因为“颠覆国家罪”在伊朗监狱里度过了9年时间。他的许多亲友都在苏联生活多年，一个兄弟还担任红军的军医。除了曾经发表过一些煽动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激进文章外，直到政变发生前的一年，他都名不见经传。赢得伊朗议会选举后，虽然皮谢瓦里被禁止在伊朗国王的政府里任职，但是他的传奇经历却在左派知识分子阶层中轰动一时。即便如此，也没人会想到他随后会被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相中，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导人，以帮助他维护中亚地区的战略新秩序。
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大不里士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通往东方的主要门户，所以这位出生于威尼斯的旅行家将它描述为“一座壮美的花园城市……不可替代的贸易之都”。不过，自从帖木儿在1392年占领了这座城市之后，数百年间入侵者轮番对这里进行了洗劫。到了20世纪中期，这里已经沦为一个仅有11万人口（其中大部分为贫穷的匠人、商贩和农民）的破败之地。花园一样的城市早已不复存在。仅存的几座宏伟建筑散落在一群泥塑矮房之间，越发显得萧瑟。如今这潭死水再起涟漪。可以说大不里士就是冷战最初开始的地方。此后的几周里，只有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一些高级官员知道，这世界与一场新战争的距离有多近。
再说回皮谢瓦里。当时他入主了城中最宏伟（可能还有些丑陋）的一座宫殿，那里曾经是伊朗设置的省政府的办公地。一间用镀金材料装饰的18世纪法国风格的办公室，正是他接见下属和来客的地方。门外则站着苏联派来的守卫。一名曾经拜访过他的人觉得“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的身高大约有5.5英尺（约合1.68米），满头的灰色头发如同钢丝一般，鹰钩鼻下还有一撮小胡子……穿着一身蓝色哔叽套装，里面是一件衬衫，袖口有些磨损，衣领也有明显的污痕。虽然衣领的扣子是扣好的，不过并没有打领带。他的手像农民的手一样粗糙，指甲缝里还有一些污垢”。
西方的外交官们认为掌握实权的其实是40多岁的穆罕默德·比利亚，一个衣着考究的小个子男人。他做事精明果断，作为“苏联之友协会”的领导者，曾经组织过许多革命活动。比利亚曾经是一名职业横笛演奏家，还担任过大不里士环境清洁工会的领导人。如今他的职务是宣传部长，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但实际上他掌管着一支秘密警察队伍，成员都是经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顾问训练的。在东阿塞拜疆省宣布独立前的几天里，这些秘密警察一直在搜索和抓捕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可能会影响国家独立的人。
宣布独立的3天前，皮谢瓦里率领的人民军占领了大不里士和周边地区的警察局、邮局以及广播电台等重要机构，并全面封锁了进城的主要道路。有3万~5万苏联士兵进入大不里士或驻扎在其周边地区。位于德黑兰的中央政府也曾派出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去“平定叛乱”，但是当他们即将走到大不里士的时候，一支战斗力非常强大的苏联军队同时抵达了这个“起义的省份”。伊朗军队停下了脚步，指挥官权衡之后带着部队原路返回了。
苏联对外宣称他们的行动旨在帮助那些热爱自由的阿塞拜疆人免于流血冲突。不过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早在1945年夏天，苏联就计划接管这一地区，如今所做的这些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争议罢了。苏联解体后，真相才浮出水面：是阿塞拜疆国首都巴库和苏联的官员们共同策划并资助了这次政变。斯大林批准了这项计划，并亲自过问重要的细节。苏联间谍组织领导人贝利亚负责幕后筹划，巴库当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巴加洛夫则负责政变的具体工作。
这一计划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高层会议上通过的，会议授权巴加洛夫“进行一次民族分裂活动……让一个阿塞拜疆自治省进行独立革命”，并任命皮谢瓦里为新组织的领导人。克里姆林宫方面坚持认为，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应该叫作阿塞拜疆民主党（ADP），这样能够尽量避免人们将其与伊朗图德党之类的共产主义党派联系到一起。在战后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苏联这次提供的经济援助算得上慷慨大方。随后，阿塞拜疆民主党发行了一份报纸，旨在发布加剧种族紧张关系的文章，当然他们也有意避开了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信息。
阿塞拜疆民主党还获得了武器援助，足以装备一支3000人的军队，后来这成为人民军的核心力量。不过克里姆林宫方面坚称这些武器非本国制造，以此撇清关系。皮谢瓦里还得到了一笔价值100万美元的资助，这对当时的苏联政府来说可是不小的支出。到了这年11月，民主党就骄傲地向克里姆林宫汇报，他们已经拥有了30支百人军队，武器装备包括1.1万支步枪、1000把手枪、400挺机枪、2000枚手榴弹以及100多万发子弹，并已经做好了为阿塞拜疆自由而战的准备。
负责此次行动的俄方代理人和当地驻军是这样跟莫斯科方面汇报的：被统治的阿塞拜疆人关注的只有自己贫困的生活、地主的剥削和当前的缺水问题，他们对民族主义并不关心，也不理解这次政变的意义。事实的确如此。身处德黑兰的统治者—包括之前的伊朗国王—总是试图禁用突厥语，这引起了人民的极度不满，他们也根本不遵守这样的法规。几个世纪以来，伊朗各民族之间相处融洽，没发生过严重的流血冲突。但阿塞拜疆人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其他种族都害怕俄国人倒是真的。俄国人还不如那些住在德黑兰的不怎么关心人民感受的统治者—至少他们还是穆斯林同胞。除了在大不里士的少数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其他老百姓对那些处在苏联统治之下被迫信奉无神论的阿塞拜疆人并没有什么亲近感。
尤其是比利亚，知道他和苏联人面临着为民主党赢得民心的艰难斗争。政变后不久，他就采取了传统的“说服方法”—某些敢于表达反对意见的部族首领和代表人物被捕入狱甚至遭到暗杀，异议很快就被平息了。
见证整个苏军接管事件的西方观察家并不多，英国驻大不里士领事约翰·沃尔算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密切关注苏联军队的动向和坊间的各种讨论。在向伦敦频繁发送的电报中，他表达了对事态发展的担忧—苏联驻当地领事的行事做派就像是波罗的海国家政府里的常任委员，而不是外交使节。“苏联要控制当地的态度之坚定前所未有。”他这样说。在12月中旬发送的电报里他更提到：“这里没有通向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却有开往苏联加盟国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的火车。我觉得这里不像是伊朗的地盘，反倒像是苏联的。”不过无论沃尔再怎么忧心忡忡，英国方面对此事都鲜有回复。
其实斯大林并不在意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诉求，他觉得这都是小事情。民族主义对他来说只是特定形势下的政治武器。在苏联众多的加盟国里，如果哪个国家出现想要自治的倾向，就会立刻遭到镇压。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整个族群从故土迁移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域，让他们吃些苦头。他对哈萨克斯坦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鞑靼人，都是这么做的。
斯大林对待伊朗的态度与对待东欧国家并不相同，他并不想占领伊朗并在那里推行苏联模式。他的真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获得阿塞拜疆南部的石油开采权。“二战”以后，盟友美国和英国拿到了世界上最大石油生产国的开采权，他们当然不会把这块“肥肉”跟苏联分享。所以斯大林只能把目光投到伊朗—即便这一做法会让西方国家不高兴，但是为了获得石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而这就是世界上发生的第一场与石油有关的危机。
“二战”时期，伊朗有很长时间都处在苏联和英国的占领之下，盟军非常看重它在对抗德国纳粹方面的巨大作用。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后，为了对抗希特勒，“三巨头”随之结盟。英美给苏联的大部分援助物资都是从美国运往波斯湾，在伊朗的港口卸货，然后经陆路运到苏联。这对苏联来说简直就是一条“生命线”，斯大林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起初的时候，它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美国正式宣布参战，它将大量弹药、武器、机械和食品等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伊朗南部—那里与苏联接壤，双方有绵延1700公里的国境线。
起初同盟国也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伊朗在它们和德国之间的中立态度。掌权的礼萨·汗和身边大多数军方人员以及贵族团体都对纳粹有好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伊朗与德国之间便开始了密切的商业往来。在德黑兰活跃的德国商人、政治顾问和间谍就有数百名。1941年8月，在明知伊朗国王不愿意的情况下，苏联和英国联合向其施压，要求驱逐在伊朗的德国人。印度事务办公室的官员对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这样建议：“想要如愿以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伊朗国王下台。”
就这样，俄罗斯从北部进入伊朗，英国则从南边开始攻打，伊朗军队象征性地进行了抵抗。9月16日，伊朗国王宣布退位，由其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因为父亲的阻挠，新国王以前几乎没有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机会，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德国人。伊朗人并不反对那个腐败、专制、放荡的老国王退位，毕竟17年前他也是通过武装政变才登基的。掌权后的他行事十分专横，反对者通常都会神秘失踪。但是老国王退位的方式对伊朗人来说总归有些难堪，毕竟外国的干预就是对本国人的变相羞辱。这种不满情绪在中产阶级里尤为明显。
不过几周时间，7万人的苏联军队就占领了伊朗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以大不里士为基地，牢牢守卫着物资补给的“生命线”。约5万英国军人控制了伊朗南部、德黑兰周边地区和一些重要港口。新国王签署了三方协议，授权英苏两国军队在战争期间保障伊朗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但战争结束后，占领军要在6个月内从伊朗撤出。“二战”结束后，伊朗人夺回了治理国家的权力，他们希望苏联和英国的军队尽快从本国撤离。
日本宣布投降3个月后，英国开始从伊朗撤军，但苏联方面却没有这么做。其实在占领期间，英苏双方相处还不错。英国驻伊朗大使里德尔·布拉德还大赞苏联军队为解决当地食物短缺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双方之间的信任却随着战争结束而破裂。似乎一场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世纪博弈就要在英苏之间展开。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因另一个国家的加入而打破—美国首次成为能够深刻影响伊朗以及中东形势的国家。
在“二战”以前，美国和伊朗鲜有贸易往来，外事活动也不频繁。倒是在1936年，《纽约每日先驱报》的一篇文章惹怒了伊朗—文中称伊朗国王粗鲁无礼，简直像是个“马夫”。双方为此争论不休了一年之久，伊朗甚至一度撤回了驻美大使。除此之外，伊朗在美国眼中都是无足轻重的存在。不过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伊朗将成为美国未来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国家。到了1944年底，有5000多名美国人在伊朗做技术员、工程师、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间谍。这些人中有一部分负责推进对苏援助的租借法案，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伊朗财政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实际掌控者。美国国务院近东部门负责人华莱士·默里曾得意地表示美国“很快就能通过那些有影响力的顾问来控制伊朗”。
美国对伊朗的影响力令英国老派官员感到沮丧，他们将其视为英国威望下降的信号。驻伊朗大使布拉德又在电报中不断抱怨美国人，说他们既粗俗又爱表现，在波斯贵族面前举止失仪。苏联方面，特别是斯大林对此也深感不妙，他明白在苏联已经占领的地方如今却多出来美国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是要跟自己抢夺胜利果实。
斯大林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他虽然预见到苏联能够在战后几年占据伊朗的部分地区，却也向克里姆林宫里其他大人物说过，他们可能最终两手空空地撤军。从个人角度讲，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在中东地区，伊朗的石油产量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30年来，英国通过英伊石油公司享有该地区的独家开采权，并在阿巴丹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苏联情报部门还获悉，1943年9月，位于新泽西州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公司为获得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已经同伊朗方面进行了秘密谈判。
更让苏联方面紧张的是，贝利亚通过手下的间谍组织获得了其他盟国阻挠苏联获得伊朗北部石油开采权的情报。1944年夏，他向苏联政治局报告：“英国—也许美国也参与了—私下里正在阻止我们获得油田。”
当年9月，斯大林派自己的亲信—外交部长谢尔盖·卡夫塔拉德泽到德黑兰谈判，但效果不佳。会谈纪要中提到，这位苏联高官先是向伊朗国王抱怨“两国关系不太令人满意”，然后他要求对方把阿塞拜疆5年的石油开采权归为“苏联的权利”。伊朗国王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战争结束前不会就石油开采权做出任何决定。卡夫塔拉德泽很生气，认为这是在“奉行歧视苏联的单边政策”。后来他威胁伊朗总理，称这样的决定显示出“伊朗方面对苏联不友好……将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不过即便他的处理方式更圆滑些也未必能够改变结果。伊朗人已经下定决心不让苏联长久地在自己的地盘待下去。
外交部长无功而返并没有让斯大林感到意外。他也没有为了获得苏联南部边境的石油而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因为他还有另一层考量—也可以把该区域作为保护苏联边境的缓冲地带。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证夺取战争的胜利，并维持与西方盟国之间稳定而良好的关系。不过德国战败之后几周，苏联又重启争夺石油的计划。卡夫塔拉德泽重返德黑兰进行谈判，结果又一无所获。伊朗方面表示，要等到议会新一轮选举结束以及外国军队全部从伊朗撤离之后，才会对石油开采权的归属做出决定。这一举动让苏联决定利用分裂阿塞拜疆来对伊朗施压，皮谢瓦里正是他们选择的“工具”。
身在莫斯科的领导者们确定了在大不里士发动政变的时机。当斯大林对伊朗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时，他启动了这一计划。在他看来，反正战争已经结束，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事实上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西方盟国认为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本质是全面入侵中东和土耳其的第一步，不过他们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实质证据。
在皮谢瓦里发表“独立宣言”的第二天，伊朗就向英国和美国寻求援助。一场争夺石油开采权的区域性问题演变成可能威胁国际安全的大事件，在未来数年里的冷战危机格局正由此而起。世界将越来越熟悉信用缺失和行为乖张的超级大国（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超级大国”这个概念）—这些国家之间的沟通少得可怜，却把外交辞令说得天花乱坠，对外极力掩盖自己的短处。美国要求苏联不要再支持东阿塞拜疆的分裂活动，让伊朗政府重新管理大不里士。但苏联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恢复当地秩序和保护在那里的驻军。
1945年圣诞节前几周，大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计划讨论以下几个议题：拟定朝鲜和意大利等国的和平条约；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组建新政府；在中国成立和平委员会等。但伊朗问题给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当斯大林宣布次年3月2日不会从伊朗撤军后，会议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因为此举违反了当年7月苏联在波茨坦“三巨头”会议上达成的协定。斯大林说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巴库发生颠覆和破坏活动”，但有人觉得这只是借口。各方争执不下，最后与会者同意新年时再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那时候，有一个人毫不掩饰内心的愤怒和沮丧，他就是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成为白宫主人后，他曾经花了8个月的时间研究该如何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他非常坦诚地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很纠结、很矛盾。1945年圣诞节后不久，他对一名得力助手说：“我们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天因为伊朗问题与俄国开战。”这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并决定付诸实践。1946年1月初，他在给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的信中写道：
波茨坦会议之后，苏联的所作所为一直让我们很苦恼。如今，他们的军队驻扎在伊朗，而且很明显是他们挑起了叛乱……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暴行。无须任何怀疑……苏联企图占领土耳其以及通往地中海的黑海海峡……除非让他们遭到强烈谴责和尝尝外国的铁腕政策，否则另一场战争难以避免。如今他们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也无须继续忍受……我受够了苏联的任意妄为。
就这样，共同经历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的盟友，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了敌人—此后的40多年亦是如此。
[ 礼萨·汗后来被英国军队俘虏，先后被软禁在毛里求斯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44 年 7月，因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在南非去世，享年 66 岁。他的长子穆罕默德 ? 礼萨继承了王位，其政权在 1979 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1980 年于埃及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