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怒了
俗话说：“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吴绍澍的穷追猛打，让杜月笙左支右绌。虽说作为青帮闻人，海上的大亨，见惯了风风雨雨，争权夺利，倒也无惧吴绍澍会耍什么手段，但吴绍澍头上的一系列“荣衔”仍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是上海副市长的这个身份，执掌上海要枢，纵是谁人也不敢小觑。所以，在与吴绍澍争斗前期，杜月笙只是韬光养晦，蛰伏待机。
1945年10月下旬，杜月笙步步为营的局面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得以改变。这个人就是戴笠。戴笠和杜月笙有金兰之义。淳安一别之后，戴笠就回到了重庆。中日战事才结束，国共两党烽火再起，种种事宜需要重新安排，戴笠作为军统头子，顿时忙得不可开交。他这次来上海，也非是为了私谊，而是为了公事。他要在上海建立军统局上海总站，但到了上海后，苦无落脚之处，于是就想到了老朋友杜月笙。
戴笠没有直接去找杜月笙，而是派了“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军统局上海总站站长王新衡先去杜公馆拜访杜月笙。王新衡也曾和杜月笙有过一段交情。上海沦陷以后，在杜月笙、戴笠等人的积极筹措之下，“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直接受行政院辖制。第一任秘书长为吴开先。后来，吴开先在上海被捕，这一职位便告空悬。王新衡向戴笠请缨，希望可以走马上任，稳固这一重要机构。戴笠对此并无异议，只是让他去征询一下杜月笙的看法。因为杜月笙手下人才如云，陆京士、朱学范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工会领袖，王新衡要坐上“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这个位子，必须得到杜月笙的点头才行。王新衡于是去找杜月笙。没想到，杜月笙满口应允，并给王新衡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这让王新衡相当感动，尤其感谢杜月笙的知遇之恩。
故人相见，分外开心，杜月笙殷勤地招待了王新衡，表示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军统在上海建立特务总站。最终，杜月笙将自己在杜美路上的豪华私宅让出，做军统的落脚之处。杜月笙担心军统人手不够，还把得意门生陈默、亲信万墨林派到了杜氏大厦做管家，协调军统在杜美路上生活、食住等各项工作。
没过几日，戴笠也到了上海。他的到来，让杜月笙倍感振奋，他觉得自己几乎看到了吴绍澍的结局。戴笠对杜月笙的慷慨相送十分感激，在听说吴绍澍背叛师门、忘恩负义之事后，颇为震怒，决定找个机会好好地挫一挫吴绍澍的气焰。为此，戴笠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
首先，戴笠在上海滩为杜月笙大造舆论，宣扬杜月笙抗战的功劳。杜月笙原本打算摆下酒宴，为戴笠接风洗尘，但戴笠坚决拒绝，而是把杜月笙请到了军统总部，参加他的“庆功宴”。在宴会上，戴笠当着上百号的人物，慷慨激昂地讲述了杜月笙在抗日战争里立下的种种功劳。从捐钱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到帮助军统组建“忠义救国军”，再到创办通济公司为国军将士筹措军需物资，再到抗战胜利后帮忙接收上海，戴笠口吐莲花，极力宣扬。
这些天来，杜月笙多方受到吴绍澍的打压，尤其是抗战的功劳，更被对方挤压得一丝不剩。这一点杜月笙最上心，也最伤心，想他悠悠十余载，竭尽忠诚，抗日救国，从上海到香港，再到重庆，四处奔波，寄人篱下，其良苦用心，又有几人知道呢？吴绍澍只字不提杜月笙在抗战中的功劳，对杜月笙打击甚大，现在戴笠如此隆重地为他摆下了“庆功宴”，杜月笙真可谓是挣尽了颜面，胸中的块垒、郁气，霎时间一扫而光。
戴笠这么大张旗鼓地为杜月笙举行“庆功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以此来警告吴绍澍，让对方明白，他戴笠现在护着杜月笙。此时的吴绍澍已经自大成狂了。在他看来，自己执掌要枢，举足轻重，虽不敢说在全国呼风唤雨，但至少上海是他吴绍澍的天下。正是因为这种傲慢，使得他对戴笠很不屑，对戴笠的警告也置若罔闻。戴笠素来骄横，何曾受过这般冷待，顿时怒不可抑，决心找机会施以重拳，好好教训吴绍澍。
机会很快就来临了。杜月笙一直都在派人暗中查吴绍澍的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上海光复以后，许多汪伪政府官员、大汉奸为了躲避国法制裁和人民的审判，纷纷畏罪潜逃，这其中就有汪伪统税局局长邵式军。邵式军前后任职8年，贪污受贿，家财高达数亿，富可敌国，是上海汪伪汉奸里头最富的一个。抗战胜利后，邵式军只身逃走，但他留下的大量财富却神秘失踪了。杜月笙探到查封邵式军府邸的正是上海新任副市长吴绍澍，猜想此事定然和他有关。杜月笙命陆京士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好，然后亲自交给了戴笠。
戴笠来上海，除了建立军统在上海的总站之外，还肩负着在上海地区肃奸的重责。在得到了杜月笙反映的材料之后，戴笠立时意识到了当中的猫腻。他派人找来了邵式军的妻子，询问个中详情。邵氏告诉戴笠等人，邵式军家里财富惊人，豪宅别墅里堆满了名贵的皮毛衣饰，古董字画，以及各种奇珍异玩，装金银珠宝、钻石钞票的保险箱就有四只之多。戴笠听了后，问她能否将这些东西写下来。妇人思忖了一会儿，要过纸笔，下笔如飞，将所有家财开列出来。在她的列出单子上，那四只保险箱，一只装满了金条，一只装满了美金，一只装满了钻石珠宝，一只装满了日本债券。
有此把柄，戴笠觉得是时候给吴绍澍点颜色看看了，就命令爱将毛森带领着“忠义救国军”的人封锁爱棠路，彻底地搜查上海市党部的办公大楼。这里原本是邵式军的宅邸，后来被吴绍澍查收，成为了上海市党部办公的地方。经过掘地三尺式的搜索，邵式军妻子所说的那四只箱子被搜了出来。四只箱子，三只箱锁已经毁坏，其内空空如也。而另外一只，则完好如初，箱子里装的是一文不值的日本债券。邵式军妻子的话得到了证实。
戴笠立即把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最高当局。当局指示戴笠，要严查到底。这正是戴笠所需要的答案。
吴绍澍闻讯后，惶恐不安，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他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颅去杜美路，恳求戴笠放自己一马。起初的几天，戴笠一直避而不见，有意让吴绍澍吃闭门羹，挫其威风。直到吴绍澍声称要飞往重庆打点此事时，戴笠才答应见面。
吴绍澍请求戴笠网开一面，免予查办，好让他在党国保全颜面。
戴笠一听，一声冷笑：“像你这种人，不办天理难容！”
听戴笠这么说，吴绍澍知道求他已经是无望了，就赶紧向老东家朱家骅求援。朱家骅也不敢得罪戴笠，以种种借口搪塞了。吴绍澍满面愁苦，打算买机票飞往重庆，打点上下。然而航空公司却没有人肯买票给他。因为戴笠已经下达了死命令，任何航空公司不得卖票给吴绍澍。
吴绍澍这下子算是走投无路了。他只得努力搞好市政工作，希望以此讨得蒋介石的欢心。然而，杜月笙岂肯给对方这个机会。他一方面指使门下弟子散布流言，中伤吴绍澍，同时又鼓动工厂工人到党部和社会局去闹事，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杜月笙还联络工商界的朋友对吴绍澍加以抵制，不肯与其合作。危机从四面八方涌来，吴绍澍竭力处理种种事宜，忙得焦头烂额。偏生在这时，戴笠又在蒋介石面前参了他一本，给了吴绍澍一记重拳。
吴绍澍无计可施，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不久，中央传来对吴绍澍的处分电令，先是撤去了他上海副市长的职务，又免掉了他社会局局长之职，而改之以和杜月笙交好的吴开先继任。
吴绍澍的垮台，表明了在当时上海滩，杜月笙虽然声势不复往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论个人手段、掌控的能量，杜月笙可以说是雄风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