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交易
眼看着吴开先和蒋伯诚都落入了汪伪特务手中，杜月笙急得团团转，可是他派出去营救的门生故旧，却都没有什么收获，这下他真的一筹莫展了。吴、蒋二人是统一委员会在上海的最高领导者，他们身上牵涉着许多政治机密，若是被日本人和汪伪利用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月笙最后终于把人给救出来，不过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除了钱财外，他还与日本人达成了一桩秘密交易。
吴、蒋陆续被捕后，在上海直接负责营救工作的是杜月笙的两大干将：万墨林和徐采丞。万、徐二人虽然都很有能力，但要从汪伪76号把“重刑犯”救出来，就相当吃力了。当然，他们在杜老板手下当差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救人分几步进行，每一步做什么，他们心里都一清二楚，绝对不会慌乱无措。
万、徐二人虽然无法让76号放人，却能将手伸到76号内部，买通一部分特务，这样吴开先等人就可以少吃些苦头，性命也能保住。做好这些后，他们才四处打探消息，调查吴、蒋被捕的最高指挥者到底是谁。
不查不打紧，一查吓一跳。原来这件事幕后的最高策划者，竟然是汪精卫和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野村中将。
原来，早在吴开先在上海秘密负责党部工作时，野村中将就注意上这个重庆中央的重要人物了。上海的抗日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占领军，野村中将早就想抓吴开先了。后来，他从日本特务那里得到情报，说吴开先离沪后，又与蒋伯诚一起回了上海，两人领导着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将抗日行动扩大化了。这下野村可坐不住了，他将汪精卫找来，两人秘密一商议，决定由汪伪特工出手，日本宪兵配合，共同抓捕吴开先和蒋伯诚这两个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蒋伯诚是中风后被捕的，日本人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消息，动用了各种审讯手段，不料蒋伯诚很硬气，什么也没供出来。不过，蒋伯诚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他半身瘫痪，言语不清，再也治不好了。
吴开先被关进76号后，因为他早先就在上海工作过多年，所以日本人对这个要犯更加重视，严刑逼供倒是其次，日本人最希望的，还是拉拢他下水做汉奸。最早负责审讯吴开先的，是陈恭澍。这个人原本是国发党军统局上海的特工区长，后来投靠了76号，成了汪伪特工中的重要人物。
吴开先刚刚入狱时，也很有骨气。他与陈恭澍也是老相识，见陈做了汉奸，就继续称呼其为“陈区长”，加以嘲讽。结果陈恭澍羞愧难当，面子上下不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吴开先还曾两次企图自杀，以保全名节，不过都被看守人员阻止了。
后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派了吴开先的两位老同事来游说，吴开先竟然思想上慢慢转变了。这两个人是原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和蔡洪田，他们在上海沦陷后并没有离开，而是投靠了汪伪政权。如今，吴开先在牢房里见到昔日的同事，颇为感慨，心理防线也慢慢松动了。
在汪、蔡二人的关照下，吴开先在狱中的生活很不错，只是没有自由罢了。而李士群则直接告诉吴开先，日本人已经表态了，他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死，要么降。吴开先已经没勇气去死了，不过投降了会有什么后果，他心里也很清楚，就尽量敷衍，以拖延时间。
万墨林和徐采丞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了蒋伯诚和吴开先在狱中的情况。他们也大为着急：蒋伯诚身体不佳，性命危在旦夕；而吴开先始终有叛变的打算。无论哪一条，都是相当危险的。杜月笙得知后，发往上海的电报更勤了。万、徐二人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76号听汪精卫的，而汪精卫又听日本人的。看来要救出二人，只能从野村中将身上下手了。万墨林和徐采丞也分头行动，各想各的法子，然后再一起商量。
徐采丞一向负责与日本人打交道，就请了老朋友颜惠庆出面说情。这位颜先生的身份比较显赫，他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来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等。北洋军阀时期，颜惠庆担任过政府总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及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中方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工作。
颜惠庆履历显赫，交际甚广，与许多日本重要官员都有接触，这其中就包括了野村中将。徐采丞登门拜访，直接以此事相托，颜先生也很愿意帮忙。不过，凭着政治直觉，他认为这次出面成功的希望不大。于是，颜惠庆坦言告诉徐采丞，野村中将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他还是要做好另外的打算。
颜惠庆坐上小汽车，亲自去野村中将家拜访。二人寒暄一番后，话入正题，结果真如颜先生所料，在释放吴开先、蒋伯诚二人的问题上，野村先生态度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颜先生只好失望而归。在颜家坐等消息的徐采丞，就更加失望了。
至于万墨林这一头，他是杜月笙的代表，几乎能领导所有在上海的杜氏门徒。因此，他在任何消息方面都特别灵通。徐采丞空手而回时，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贿赂野村的夫人，想通过吹枕头风来达到目的。
野村夫人并不喜欢呆在中国，她经常向丈夫表示，想回日本去。野村与夫人感情很好，对夫人的心愿，他能理解，却无法满足。在他的心里，自然是政治前途更重要。
野村夫人有个女仆，叫松下芳子，是她从日本带来的，两人关系很亲密。恰好松下芳子一次外出时，被街头的两个小流氓调戏，正好万墨林的手下弟兄救了她。以后松下芳子就经常到恩人万墨林家拜访，还与万墨林的太太交上了朋友。
为了营救大计，万墨林就决定从这个日本女仆身上下手。他们夫妇一起做通了松下芳子的工作，然后将一套名贵的首饰交给她，请她转交给野村夫人。
不料野村夫人是个特别传统的日本女人，对丈夫的事情半点也不插手。所以，万墨林的这套首饰送上后，也没起到什么效果。
万墨林等人还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就为他们提供了好机会。
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日军的攻势非常凶猛。可仅仅半年，形势就发生了变化。1942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中途岛，结果惨败。8月7日，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与日军展开了长达6个月的争夺战。此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就丧失了。
吴开先和蒋伯诚被捕后，相比于其他被捕人员，他们的待遇已经好了很多。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仁慈，也不仅仅在于万墨林等人托关系四处活动，而是如何处置这两个要犯，牵涉到日本对重庆中央的政治策略。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任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着比前任更加严峻的政治局面。于是，日本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8月，日本新成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这就标志着日本与重庆的敌对关系已经彻底发生变化了。9月5日，该会议出台了《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5天后，日方又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同时，日本人还表示，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日本政府将不会干涉。这表明日本人不再看好汪伪政权，打算加强对蒋介石的诱和活动。
此时，日本的形势不好，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也开始寻找退路。其中一些人就为营救吴开先和蒋伯诚积极奔走起来。野村中将也开始努力向重庆国民党方面表示“友好”。于是，野村通过夫人，再通过女仆之口，向万墨林等人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只要重庆中央愿意和谈，释放吴、蒋二人不成问题。
除了野村与万墨林等的秘密沟通外，日本有关方面还专门派出代表，在江苏宜兴张诸镇附近会见了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吴绍澍。此时吴绍澍是国民党江苏区的监察史，日本人将徐采丞、万墨林等营救吴、蒋二人的情况告诉了他，以此来试探国民党对“反共”及“和谈”的态度。
日本人从吴绍澍这里没有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汪伪政权的不少要人也重新站到了国民党这边，重庆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蒋介石对日本人在这个时候抛出“橄榄枝”一点兴趣也没有。
在不长的时间里，杜月笙就分别从万墨林和吴绍澍那里获得了基本相同的信息。日本人的条件，能不能答应呢？此时蒋介石并没有明确表态，而上海仍然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即使只是为了他在上海的势力，也要把吴开先和蒋伯诚救出来。毕竟，这两个人牵扯到的杜门子弟太多了。
这样的大事，杜月笙一个人肯定做不了主，于是，他与陈立夫、戴笠等几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密商此事。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他们觉得，日本人的条件可以接受，虽然代价比较大，但能救出吴开先二人，也不算吃亏。再说了，国际形势一直在变，现在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以后情况变了协议也可以不执行。
于是，在经历了多方奔走无效后，杜月笙等人与日本人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他们答应了日本人的“和谈”及“反共”条件，将吴开先和蒋伯诚换了回来。
蒋伯诚出狱后，身体不好，就找了个清静地方疗养去了。而吴开先重获自由后回到重庆，杜月笙特地大摆筵席为他“压惊”。随后陈立夫、戴笠等也设宴相邀。一时间，从沦陷区归来的吴开先，风光无限。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将他当成了抗日英雄。可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和一些爱国人士却对他起了疑心，毕竟大家都知道吴开先被捕之事，他莫名其妙被释放后，许多人都怀疑他已经做了汉奸。
吴开先在出尽风头，又备受争议的时候，竟然丝毫不知道避讳，继续用自家的电台与上海方面的国民党地下电台联系。此时上海方面的电台早已被汪伪特务控制了，于是很多人又开始议论起来，说重庆中央正在与日本人和谈，吴开先就是重庆这边的代表。
当时抗战仍是政治大局，这种话传出去，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利，蒋介石为此气恼不已。杜月笙见吴开先的麻烦大了，就赶紧派手下物色了一处清静的别墅，将吴开先请去休养以避风头。
杜月笙的这一招比较高明，吴开先对他感激不尽，蒋介石也解决了麻烦。抗战胜利后，吴开先又当上了上海市社会局的局长，他对杜月笙这位出生入死的老朋友，自然感恩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