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官衔的“外交官”
“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十九路军战士的英勇抵抗，日军死伤惨重，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日军司令官野村中将认为，当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不多，如果一味进攻，可能会给皇军带来覆灭的危险。于是，他决定暂行缓兵之计，放出停火的烟雾弹，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日本军部大本营的援兵。
但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与十九路军的停火协议呢？野村中将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先私下里进行一次非官方的谈判，摸清中国方面的态度，再作决断。之所以选择以非官方的性质进行接触，那是因为野村中将担心，如果堂而皇之地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却又为对方拒绝，那就有失颜面了。
虽然己方有意，但不知对方态度如何，野村中将觉得还需要一个人来为此事穿针引线，促成停火和谈。这个人，野村首当其冲地想到了杜月笙。在上海滩，杜月笙为工商各界的代表，又和官方关系密切，他的态度基本可以代表上海市民和政府的态度，所以选择他再也合适不过了。
杜月笙分量很重，野村觉得自己也应该派出一个够分量的人和他接洽才是。但派出谁呢？野村一片茫然。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一位好友、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给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曾是北洋政府时期政界的活跃人物，现在则是杜月笙牌桌上的好友。这个人就是李择一。
李择一早年的时候曾经留学日本，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在安福系当政时期，他曾一度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的幕僚，常跟随着吴光新出入于杜公馆。后来，段祺瑞下台，安福系风流云散，吴光新成为阶下囚，李择一顿失靠山，衣食无着，狼狈之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秘人相中了他。这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日本陆军大将、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软硬兼施，巧妙地施展手段，很快就将李择一收归自己麾下。李择一于是摇身一变，从一名穷困潦倒的小政客变成了土肥原麾下特务组织“第五纵队”的一员。
1927年，日本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之后日本特务在中国各地区的活动就日益频繁，李择一接受土肥原的命令，也开始在上海执行起一项“特殊”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接近、拉拢杜月笙。原来，日本为了侵占中国，搜集了大量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矿藏、交通等方面的情报，甚至中国各界的社会名流，有权势的帮派人物都在日方的调查之中。杜月笙是上海滩的大亨之一，声名甚隆，自然也在日本人的关注之中。日本人对这位杜大亨很感兴趣，认为如果能够将杜月笙拉拢过来，凭借着他在黑白两道的势力，对皇军的大业显然会有绝大的帮助。
李择一对杜月笙并不陌生，他知道杜月笙爱赌，所以他就决定从赌场入手，在牌桌上和杜月笙成为“朋友”。
杜月笙的赌局筹码动辄过万，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参加的。但日本人看重杜月笙，竟然不计成本地支持李择一豪赌。于是，在之后一段日子里，每逢杜月笙参加赌局，李择一都如影随形，而且出手阔绰，日输十万都不皱一下眉头。李择一的“豪爽”，博得了杜月笙的好感，他们逐渐成为了吃喝玩乐的朋友。至于李择一为什么突然之间暴富了，杜月笙并没有多想，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像李择一这样的旧官僚、政客，是有很多的敛财之道的。
李择一这颗“棋子”埋藏在杜月笙身边已经多年，现在形势危急，正好派上用场。
接受野村的命令后，李择一立即动手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略一寒暄后，话题就转到了“一·二八”事变上来，李择一对杜月笙说，现在日本军方打算停火，认为中日双方可以就此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杜月笙感到非常意外，问他如何会晓得日本军方的意思。李择一有些尴尬，他不愿暴露自己当了汉奸之事，只说自己是受了日本军方所托。随后，急忙转过话题，对杜月笙说：“日本军方确实有停火的意愿。如果杜先生可以从中穿针引线，说不定真的可以达成协议，消弭战乱。”
中日双方停火，是上海千千万万市民的期盼。杜月笙当场就想答应下来，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当局决心要在上海和日本干下去，自己强出头，岂不会拂了当局的意，那就太得不偿失了。杜月笙觉得，此事还得征询一下当局的意思再说，于是向李择一表示，兹事体大，得慎重考虑一下。
李择一知道他的心思，便对他说，如果愿意和谈，他可以居中斡旋，约日方的军政要员出来谈判。
这话顿时引起了杜月笙的警觉：这个李择一绝对不简单。他能够约出日本军方的重要人物，可知他与日本军方关系匪浅。那么，他所说的停火谈判，说不定真的就是日本军方的意愿。
送走李择一后，杜月笙立即召来自己的幕僚、门徒商议此事。众人意见不一。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日本人阴险狡诈，不可以相信，现在十九路军气势如虹，节节胜利，根本没有停火的必要；也有人表示赞成，认为战火烧在中国的大地上，多拖一天，中国人民就多受一天苦难。还有人警觉地提醒众人：日方此举，很可能是缓兵之计。
杜月笙也没有定见，众人商量良久，觉得此事还得报告官方，官方有了定论之后，才好付诸行动。杜月笙立即去找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也不敢自作主张，急忙向国民党政府请示。
然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却甚是值得玩味。他们对杜月笙的答复是：这个问题由杜月笙自行决定。
按道理说，一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此应该是欢呼雀跃才是。但由于屡次遭到日方的背信弃义和戏耍，当局生怕再次上当，遭受国人的谴责，于是就给了这么一个暧昧的答复。
杜月笙多多少少还是猜得出当局的意思，就立即着手和日方的会晤。
在之前，他首先去找了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要求将会谈的地点定在法国领事馆内，同时邀请葛格林也来参加。各国之间利益盘根错节，葛格林也想了解杜月笙和日本军方密谈的内容，于是慨然允诺。
杜月笙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会谈地址选在法国大使馆，又积极地请法国领事介入其中，将此事公开化，其用意有两层。其一，鉴于日本人的一贯的行事作风，杜月笙担心再次出现像“一·二八”那样日方不守信誉的事情，有葛格林在旁，也好做个见证。其二，他身兼多重身份，在法租界也有职称在身。如今他约同葛格林和日方谈判，就是想以“保护法租界”的名义和日方进行谈判。这样，就算和谈失败了，他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而假如谈判成功了，那自然就是他杜月笙的功劳了。
当杜月笙把这个安排告诉李择一后，李择一深感为难。因为，日方的意思是想私下里和杜月笙进行谈判，从中打探虚实。现在杜月笙积极地请法国人介入其中，岂不是有违村野中将的初衷。
然而，杜月笙言出如山，要让他改变主意显然绝无可能，无奈，李择一只得将此事上报给村野中将。村野也没有料到杜月笙会玩上这么一手，但给急于休战，也只得同意杜月笙的安排了。
收到野村的答复后，杜月笙非常兴奋。他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有机会坐到外交谈判桌上，而且是调停中日军事冲突这样的大事。会谈之日，杜月笙盛装出席，决心不给中国人丢脸。
会谈过程中，日方态度十分嚣张，他们诈称，日军进攻闸北营地，曾得到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是合法行为。之后，更蛮横地提出一系列无理的停火条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
杜月笙坚定立场，对此做了一一的驳斥。在日方宣称进攻闸北曾得到个国防军的谅解这一议题上，杜月笙随即征询在一旁的法国驻沪大使馆总领事葛格林，当场揭穿了日方的谎言。而对于日方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这一无理要求，杜月笙义正言辞地说：
“自一·二八开战以来，日军连遭惨败，伤亡惨重，就是撤军，也理应是日本军队撤军才是。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撤军是理所应当的，但中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撤军呢？”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此事还是上呈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派遣上海市长吴铁城、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在英法美等国的参与下，和日方进行了官方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自2月2日，双方停火三天。
虽然，杜月笙没有办成此事，但他做了一次没有官衔的“外交官”。参与中日停火谈判，还是让他大出了一把风头。上海市民也从这一件事上，看出了杜月笙在上海的分量、影响力是何等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