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史量才解决报业纠纷
“一·二八”事变之后，全国的抗日爱国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国人的思想觉悟，和当时社会各界新闻舆论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报纸原本应该作为民众的喉舌，为广大的老百姓说话。然而在旧中国，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为了左右舆论，巩固政权，都对报界进行严密的控制。自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大部分的报纸顺乎民意，在报纸上反映民众的呼声和要求，谴责国民党政府种种错误行径，大力揭露日本亡我中华的野心。
这一时期，《申报》是上海滩舆论的中坚力量。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申报》就立即动员记者前往采访，对事件的真相做出了及时而又详细的报道。在事变的第二天，又发表了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明确要求南京政府应该停止内战，为国家民族而战。“一·二八”事变之后，《申报》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不但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而且接连发表时评，抨击国民党的有关政策，将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杜月笙非常看重舆论的力量。在上海滩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开始和新闻界的人士往来酬酢，建立关系。他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媒体，操纵舆论，为个人的声望和利益鼓噪。
杜月笙涉足报界，始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帮助报界巨子史量才解决“报业纠纷”。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各行各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新闻界亦是硝烟滚滚，争斗更是非常的残酷。当时，《申报》和《新闻报》是上海地区发行最广，销量最好、读者最多的两家报纸。一直以来，两方都在明争暗斗，都想将对手挤下去，做上海报业里的老大。
《申报》的老板史量才雄心勃勃，一心想收购《新闻报》的股权，组建自己庞大的报业集团。1929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当时，《新闻报》的董事长、美籍人福开森因为担心国民政府的政策会对日后报纸的销量产生影响，在《新闻报》的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决定将自己手中的高达65%的股权出售，以获取高额利润。
史量才打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绝对不可错过，于是就暗中派人以高价从福开森的手里买下了这些股票。当股票正式过户的时候，福开森才知道原来买去股票的人竟然是多年的竞争对手史量才。福开森心里虽然万般不愿，可木已成舟，也只能将股权转让给史量才。
等到此事公开，在《新闻报》内部登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职工们全都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史量才兼并了《新闻报》，肯定会带来人事、管理上的种种变动，大家就此丢掉饭碗也说不定。因此，几乎所有的职员都对史量才入主《新闻报》之事持反对态度。
报社的负责人汪伯奇也对此愤愤不平。《新闻报》经过汪伯奇和父亲汪汉溪20多年来苦心经营之下，业绩蒸蒸日上，其发行量其实已经超越了当时沪上的第一大报《申报》。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汪伯奇的眼里，《新闻报》几乎就是他的私人产业。现在，史量才一跃而成为了《新闻报》的大老板，这对汪伯奇的控制权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
于是，汪伯奇鼓动业内同仁，发起了一场以“收回股权”为口号，抵制史量才吞并《新闻报》的活动。每天，《新闻报》都在头版发表一篇反对史量才垄断报业的宣言。与此同时，汪伯奇还努力将这起普通的并购事件变成社会事件，他联合工商界的巨头虞洽卿等人共同组成了反对史量才的联盟。国民党政府也不愿意上海滩由史量才一人垄断舆论，于是就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公开警告《新闻报》的持股人不得将股票卖给“反对分子”，否则将以严厉的手段制裁。
一时之间，各界的反对声浪甚嚣尘上，史量才无奈，只得拜托好友杨度请杜月笙出面调停。
杜月笙早想踏足报界，只恨没有机会，现在有这个天赐良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在杨度的安排下，几天之后，杜月笙、史量才、汪伯奇三大闻人相会于风景清幽的莫干山。
史量才和汪伯奇心存芥蒂，此时见面难免都有些尴尬。杜月笙却对两人说，二位都是上海滩报界的闻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有什么话不妨摊开来讲。
汪伯奇于是单刀直入地说，他们反对史量才，就是担心史量才将《新闻报》兼并到《申报》中去。
史量才说，他虽然收购了《新闻报》，但在报社的管理事宜上他一律不加干涉，之前是什么样子，以后就是什么样子。汪伯奇仍然担任《新闻报》的总经理，全权负责内部的一切事务。
汪伯奇却认为，虽然他信得过史量才的为人，但报社的同事们却不一定相信史量才的为人。况且，这个时候，虽然史量才言之凿凿，但如果时间久了，对方未必信守承诺。
谈判于是再度陷入僵局。
杜月笙趁机对两人说：“《新闻报》原来的董事长福开森卖光了股票，当然要重组理事会了。杜某也愿意参上几股，权当做两位的公证人。至于，《新闻报》的员工们，可以让顾嘉棠带人去讲讲。”
史量才、汪伯奇原本只向杜月笙帮助调停此事，没想到他也插上一脚来。史量才心里琢磨：自己在《新闻报》立足不稳，如果有杜月笙出面，倒是可以好好地安抚一下众人的情绪。于是，他赞同杜月笙的提议，并且借花献佛，将自己手头的一些干股送给了杜月笙。
汪伯奇权衡一番，觉得有杜月笙牵制史量才也好，再加上他也不敢得罪杜月笙这位黑帮大亨，就也对杜月笙表示了欢迎。同时，他还表示愿意在董事会上推举杜月笙做报社的常务董事。
最后几人拟了一个协定：汪伯奇仍然担任《新闻报》的总经理，负责报社内部的一切事务；史量才的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工商人士，持股数保持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杜月笙入股。
此事和平解决之后，杜月笙正式将触角伸向了新闻界。由于《新闻报》是上海滩最为著名的大报之一，再加上有史量才、汪伯奇等人报业巨头照应，杜月笙在新闻界的声望逐渐响亮。
为了在报界扩张势力，杜月笙一面想方设法地结识报界的老板、大亨，攀上交情，一面以种种手段拉拢各大报社的编辑、记者。杜月笙首先拉拢的，是《新闻报》的资深编辑唐世昌。
唐世昌踏入报界多年，在新闻界颇有名气。对于杜月笙的拉拢，开始的时候，唐世昌有些犹豫，但后来还是成了杜月笙的门生。通过唐世昌的积极活动，很多报社的知名编辑记者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人都成了杜月笙的座上客，更有人干脆直接向他递上帖子，做了他的门生。当时，新闻界凡是依附杜月笙的，都可以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薪俸，而那些不愿依附、反对杜月笙的人，往往会因此丢掉饭碗，甚至永远消失。
通过这些手段，杜月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新闻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媒体、舆论成了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经常用这张王牌为自己谋求声誉利益，也常常为某些身陷丑闻的军政要员遮羞藏污。“九·一八”事变之后，杜月笙基于民族大义，再次通过他在新闻界的影响力，号召人们抗日，抵制日货，对支援前线战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