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恐怖之夜
日本侵占东北以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达成在东北成立傀儡“伪满洲国”，同时迫使南京政府屈服的目的，策划在上海发动新一轮的侵略战争。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反日情绪最为激烈，占据了上海，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绝对是一个打击。其二，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日军展开军事行动。日本军舰可以自水路，配合陆战队夹击上海。而且，假如占领了上海，日本的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自长江水路，威胁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日方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他们先是鼓动居住在上海的日侨，挑起事端，制造入侵上海的借口，后又加紧备战，多次向上海增派军队。原先日本常驻上海的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员也只有六七百名，但到“一·二八”事变前夕，日方已增兵到数千人，军舰30余艘。
当时驻守上海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几个月前，十九路军奉命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战事结束后，他们又奉蒋介石之命，调防上海。其时，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任总指挥。全军共3万余人，分为3个师。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他们驻扎的营地在闸北，和日本侨民的集聚地虹口仅有五六里之隔。
日军要侵占上海，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十九路军。对于十九路军，日本人是相当瞧不起的。在他们看来，这支军队风尘仆仆，戴斗笠，穿草鞋，没有一身像样的军装，而全军的配备也不过是步枪和手榴弹而已，稍微说得过去的重武器也只是为数不多的轻机枪。这样的一支队伍，与其说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队，倒还不如说是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尤其听说十九路军在江西参加“剿匪”成效不大的时候，日本人更是对十九路军蔑视到了极点，认为这样的一支军队根本不堪一击。他们狂妄地认为，只要4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闸北。
在这种骄横的情绪下，日方几乎已经将上海当做盘中餐、口中肉了。在吴铁城全部答应了他们的最后通牒后，又以保护日侨为名，狂妄地要求十九路军退出闸北所有军营，让日军进驻。这样无理的要求，激起了十九路军强烈的愤怒。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召开紧急会议，作了详细的部署，要求全军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密令全军：如果日军向我方驻地发动攻击，应该全力以赴，奋起反击。而在这之前，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人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要求第十九路军保持克制，不可对日军轻启战端，甚至已经下达了十九路军调换防地的命令。
1月28日夜间11时2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率领装备精良的日军三千多人，兵分三路，向第十九路军的闸北营地发动进攻。当时，担任警戒的是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见到日军来攻，当即下达迎击日军、报仇雪恨的命令。十九路军的战士们奋勇杀敌，将满腔的怒火化作一颗颗呼啸的子弹向日寇倾泻而去。当电话打到真茹指挥所时，蔡廷锴将军已经睡下。在他醒后接过电话，得报日军也已大举进攻后，对电话那边说了八个字：“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蔡廷锴身负上海千万民众的厚望，亦想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来，便不假思索地下达了这样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这一夜，闸北地区枪声大作，十九路军战士喋血疆场，奋勇杀敌，不惧牺牲，凶狠骄横的日寇虽然动用了大炮、坦克、装甲车在内的先进武器，依旧无法突破闸北防线。
在这一次的战役中，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奋战在第一线的一五六旅辖下的张君嵩团。
当敌人以铁甲车为掩护，从广东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等处杀过来时，张君嵩命令全团沉着应战，打响了淞沪战场上的第一枪。他们临危不惧，以手中的枪、手榴弹狠狠地教训不可一世的日军。他们子弹打光了，就和日本人短兵相接，拼刺刀、肉搏、用牙齿咬。很多战士在负伤后，仍然不愿退下前线，忍痛带伤作战。在敌人的装甲车迫近时，很多战士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或怀抱炸药包，或身上绑着手榴弹，跃出战壕，和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同归而尽。
经过一天惨烈的战斗，张君嵩团打退敌人的多路进攻，炸毁并截获其装甲车三辆，击落敌机一架，毙伤日军近千人。张君嵩团折损了1/3的官兵，伤亡十分惨重。
日军见到进攻受阻，急忙增兵十余万人，出动陆、海、空三军大举向上海进攻。敌人依仗着先进武器，动用了坦克、飞机、大炮向我据守的十九路军疯狂进攻。战事异常激烈，十九路军全体官兵拿着简陋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筑成了钢铁长城。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亲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沉着指挥战士们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十九路军官兵英勇杀敌，歼敌万余人，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粉碎了日军“4个小时占领闸北”的狂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勇抵御日寇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欢腾。国人之前失望、悲观、消极的情绪一扫而光，人人倍感振奋，纷纷声援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
这一夜，杜月笙无眠。当闸北地区轰隆隆的枪炮声传来时，他披衣而起，忧心忡忡。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不是不知，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对方就将战火烧向了上海。
租界的这边平静依旧，租界的那边却是炮火连天。杜月笙第一次觉得，天堂与地狱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慢慢从错愕和愤怒中平复下来，首先打电话给市长吴铁城，过问此事。吴铁城那边正窝了一肚子火，日本人白天还假惺惺地和他谈判，晚上就背信弃义，发动突然袭击，一下子就将他这位上海市长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如何向国民交代，如何向蒋委员长交代立时成了他心目中的难题。杜月笙打来电话，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在电话里狠狠地把日本人咒骂一通，随后表示会立即将此事上报南京政府。
接着，杜月笙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真茹指挥所，要通了蔡廷锴军长。在电话里，他对蔡廷锴将军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有用得着杜某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驱车前去拜访了史量才，协商建立一个类似于“抗日救国会”的后援会，声援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对于杜月笙日前解散了抗日救国会，史量才心里颇有不满，见到他又要建立后援会，就认定了杜月笙心里肯定又在打着什么小算盘。但是想到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处境险恶，亟需一切的军需用品，就和杜月笙详细商讨了此事。
史量才和杜月笙两人都是享誉上海的风云人物，经他们号召发动，工、商、学各界人士，应者云集，很快就成立“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史量才被众人推举为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被推举为副会长。虞洽卿、张啸林、钱新之、徐新六等为委员。另外，工商学界的名士如陈光甫、张公权、胡筠秋、黄炎培、胡筠庵、吴蕴斋、袁履登等人皆是维持会的会员。维持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稳定上海的金融、工商业，联络军民，协调行动。
这个组织的建立，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在维持会的大力活动之下，才保证了上海金融、工商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在十九路军孤军抵抗日寇的时候，也正是因为有了维持会的协调、努力，才使得各界踊跃捐献的慰劳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十九路军的手里。“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涌入了租界，也亏得维持会紧急动员起来，搭建了上百间的救济所，分派人手，发放食品、药品、被褥等物，妥善地安置了上万的难民。另外，维持会还在战争期间资助各社会团体组织救护队，如宋庆龄所办的国民伤兵医院以及红十字会在各地设立伤兵医院共计八十余所，收伤病员七千余人，并负责联系、分配医疗物品，使得各医院能够统一协调运作，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药医治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