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华董
杜月笙在国民党高层和外国领事们中两边巴结讨好，他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杜月笙成了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得力大将，外国人也开始重视这个身份复杂的流氓头子了。于是，在法租界内从事非法贸易以牟取暴利的杜月笙，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了，他拥有了外国人“赐”给的众多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就是他拥有的显赫头衔之一，这也是中国人在法租界里能坐上的最高位置。
独揽法租界统治大权的，就是法国驻沪总领事。在他手下，则掌管着两个重要的机构。一个是公董局，负责租界内的行政事务；另一个就是巡捕房，负责租界内的治安。
公董局是由董事会组成的，它在初设时机构很简单，后来才逐渐完善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公董局设有总办一人，下设秘书、捐务、工务、教育、卫生、植树、火警等处，还设有直属的打靶场和无线电台。如此看来，公董局其实就是处理法租界所有具体事务的机构。比如总领事大人发布命令，公董局的各位成员们去具体执行。因为法租界地位特殊，所以公董局的成员们也很有权力。
当时法租界内有四十多万人，其中1万多是外国人，四十来万都是中国同胞。外国人虽少，却享有特权。所以，公董局和巡捕房管的都是中国人。法国人想利用中国人来欺压中国人，所以任用上海滩上的流氓头子们做探长、当董事，比如黄金荣、杜月笙。
杜月笙最会做人，他与历任法国驻沪领事关系都不错。1927年7月，时任法国驻沪领事的那奇亚，就任命他为法租界公董。1929年7月4日，在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的推荐下，杜月笙正式当选为公董局华人董事，负责管理法租界内的华人。
杜月笙靠着外国领事们的荫庇，官运亨通，步入了法租界的上层，自然更加费心地巴结这些人。法国驻沪领事那奇亚是范尔迪的前任，他于1928年1月任期满后回国了。那奇亚临走前，杜月笙竟然带着手下喽们制作了几顶“万民伞”和数块歌功颂德的大牌匾，抬着它们从杜公馆出发，在法租界绕了一个大圈，并一路吹吹打打，最后将伞和牌匾送到了法国驻沪总领事馆门前。
杜月笙这位租界华董，除了向法国人大献殷勤外，自然还要手脚勤快地替他们办事。他对自己的同胞可就不大客气了。
在法租界，贪婪的并不只是总领事们，整个租界当局就是一个巨贪机构。1927年，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法租界对辖内居住的中国人除了征收规定的房捐外，又加收了临时的增捐。第二年，这个临时的增捐也成了定例，租界内的中国人在缴纳房捐时，这份钱也要随之缴付。如此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广大华人同胞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联合起来抗捐，上海各报社也发表文章，谴责法租界当局的贪婪无耻。一时间，舆论哗然，租界当局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租界内出了这样的事情，杜月笙这个华董自然要出面调停了。他很自然地站在法国人这边，并先去见法国领事，向其保证自己一定能平息此事，而且还能让那些不安分的华人按章缴税。
见完外国领事后，杜月笙就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开始四方活动了。他用“龙头老大”的旗号，将租界内那些有声望的华人都召集起来，对这些人施以威逼利诱，迫得他们不得不乖乖缴税。杜月笙的狠毒手段，许多人都见识过或听说过，谁敢跟他对着干呀？于是，这批人的反抗，就这样轻易被杜月笙解除了。
而剩下的那些普通华人，就更好办了。杜月笙哪会将他们放在眼里，他身为流氓头子，自然有一整套的流氓手段。他的爪牙们分头行动，很快就摸清楚了领头抗捐者们的情况，接着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华人团体的抗捐斗志。
在杜老板的“调解”下，不到半个月，法租界内声势浩大的华人抗捐风波就彻底平息了。华人居民都规规矩矩地按章纳税，竟无一人敢有不平之色。法租界当局人人欢喜，对大功臣杜月笙自然更加青睐了。
1929年，法租界当局贪得无厌，又增加了纳税项目，除了营业捐等外，连学校都要缴纳“学校捐”。华人居民忍无可忍，再次发起群体抗议，比上一次更加激烈。“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回租界地！”的大字标语贴着满街都是。沪上的许多报刊团体也再次声援租界内的华人居民，严词声讨法租界当局。法租界当局见这次的民怨比上次还大，又没法收场了，只好再次请出华董杜月笙来调停此事。
虽然这次的麻烦比上次还难处理，但杜月笙却欣喜地承担下来。离了他杜月笙，租界的法国人都活不下去了，他能不得意吗？这次杜月笙还是用老办法，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最终又一次平息了租界的抗税风波。
只要杜先生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外国人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共识。
继1928年9月的吴同根惨案之后，1933年4月，法租界内又发生了一起残杀中国同胞的血案。这一次的凶手是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
1900年，上海的法租界开始小幅扩张。同年7月1日，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就致函法国安南总督杜美，请他从东京（今河内）民团中挑选了29名越南士兵，送到上海来当巡捕。这就是老上海最早的安南巡捕。
到了1906年，法租界公董局就开始长期雇用安南巡捕了。这些巡捕身强体壮，能说法语，主要负责越界筑路区的治安，后来也负责巡查马路。法国人对他们比较优待，允许他们带家属，并为他们专门建了住房，给他们的薪水也高于华人巡捕。
法国人给安南巡捕的待遇好一点，实质就是要他们忠心替自己办事。安南巡捕们对法国人点头哈腰，却经常欺凌租界内的华人居民，华人们敢怒不敢言。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
1934年4月的一天，两个安南巡捕在新桥街巡逻。按“惯例”，他们没事也要找华人的麻烦，若有事，就更加刁难华人了。两人在大街上四处溜达，突然发现了一个卖私货的无照小贩，这下可找到事做了！他们不仅将小贩的货物全砸了，还用警棍毒打小贩来取乐。小贩被打得死去活来，不住地惨叫，巡捕们却哈哈大笑。
周围的华人居民们实在忍不下去了，纷纷上前阻止他们继续施暴。两个安南巡捕见一大群华人怒气腾腾地涌上来，仍然没有停手，他们嚣张跋扈惯了，竟然扬起警棍对众人乱打一通。这下可引爆了所有人的怒火。不知谁喊了一声“打”，众人的拳头就挥向了两个暴徒。安南巡捕见形势不好，就拔出手枪对着人群开枪。结果，两个华人当场中弹身亡，数人被打伤，而两个行凶者却趁乱逃之夭夭了。
这起血案发生后，整个上海滩都愤怒了！无数的上海市民组成了法租惨案声援会，向法租界当局提出了“抚恤尸属，赔偿伤害，惩凶道歉”等条件。民怨沸腾，法国人又一次束手无策。于是，华董杜月笙再一次出面，解决这个“天大的麻烦”。
法国人的事情，一次比一次难办。不过杜月笙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他从小瘪三混到今天，靠的就是找麻烦和解决麻烦。巡捕行凶杀害两人的事情，到了他手里，居然又很快解决了。
杜月笙先找到两个死难者的家属，对他们威逼利诱一番后，就“主动请缨”要为他们向法国人索取赔偿。普通老百姓哪里惹得起杜月笙这样的人物？他们不仅不能有怨言，还要感谢杜先生帮他们拿到了抚恤金才对。法国人没想到这么大的事情，只需要几个小钱就可搞定了，当然马上就支付了一笔“抚恤金”。法租界当局与当事人私下达成“协议”后，法租惨案声援会的中方代表就只能失望而归，“惩凶道歉”的要求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杜月笙这位租界华董，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法国人解决大麻烦，自然成了租界的大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