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多磨难
悲苦的童年
杜月笙的家乡高桥镇旧名天灯下，又称天灯头。高桥镇距离上海只有三十六里，但与熙熙攘攘的上海有天壤之别，镇上的好多人从没有去过上海。
高桥镇有两三千户人家，大多是农民、小商人、泥水土木匠。其中有两个泥水木匠师傅，一个姓谢，一个姓周，还算得上殷实富户。而所谓殷实，也只不过是家境小康，衣食无忧。
一条名叫界滨的潺潺溪流把高桥镇分为南北两区，滨北属宝山县境，滨南系上海县管辖。杜月笙的故居杜家花园就在滨南，籍隶上海。
说是杜家花园，其实是美化了它，它不过是一栋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平房，中间一个客堂，东西各有两小间卧室。杜文清两兄弟一家一半，同屋各炊。
1888年的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传说中的鬼节。晚上，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高悬在天空，静静地照射着杜家花园。
杜家花园的破平房里一片忙乱，女人长时间声嘶力竭的喊叫和呻吟后，接生婆把啼哭不止的婴儿递到疲惫不堪的女人怀里，“恭喜恭喜，文清媳妇，是个男伢哎。”接生婆喜滋滋地说。
杜文清的媳妇朱氏看看怀中的婴孩，虚弱地笑笑，无力地对接生婆说：“阿婆，麻烦你托人告诉他爹一声，再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吧。”
杜文清当时正在二十多里外的杨树浦做小生意。他原来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后来到了浦西，在杨树浦的码头当上了一名“杆子手”，给海关衙门做杂事。
稍微有了点积蓄后，杜文清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米店，做起了老板。米店统共两开间的铺面，前客堂算是屯米的仓房，临街的店面搭起几块铺板算是柜台，后客堂一室半明半暗的半间是老板的寝室。
上海通商后，外国人接踵而来，在外商倾轧下，上海小商人终日战战兢兢、苟延残喘，时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杜文清的米店规模极小，他缺乏资本，又不善经营，经常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处于险象环生中，有时甚至都无法接济家用，只能靠朱氏在老家帮人洗衣服糊口。
年纪轻轻的夫妻俩已经尝到了很多生活的不易，因此杜文清知道孩子出生后，并没有多少初为人父的喜悦，只是觉得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中元节晚上生的，那就叫月生吧。”杜文清对报信的说。
杜文清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这个名字被学者章太炎改为“月笙”，而叫杜月笙的那个人，威震了整个上海滩。
他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奢望呢？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活下去，有口饱饭，长大了娶个手脚勤快、吃苦耐劳的媳妇。然而，杜文清很快发现，这个看似不高的理想实现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1889年春夏之交，上海一带阴雨连绵，一连下了整整45天的雨。仓储的棉花、稻米大量的发霉腐烂。上海四乡也流行起瘟疫。瘟疫又逢灾年，病亡者、饿死者满目皆是。贫苦人家无不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在高桥的杜月笙母子也一样无以为食，衰弱饥饿的母亲无奈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步行二十余里，满怀希望到杨树浦投奔丈夫。
杨树浦已初见繁华，鳞次栉比的店铺，好几个工厂烟囱林立，宽敞的马路、急驶的黄包车上坐着衣冠楚楚的绅士或满身飘香的女人。可是这繁华离他们那么遥远。
杜文清的店里情形很坏，他的小米店本就是本小利微，天灾之下，米价一日数涨，米卖出去，根本就无力进货。妻儿的到来，带给他的不是团聚的喜悦，而是生活的忧虑。而朱氏也很快就发现，她这个米店老板娘竟然也会为无米发愁。
怎么办呢？总得活下去。当时的杨树浦已经开了几个纱厂，朱氏听说申星纱厂要招女工，就和丈夫商量要去工厂做工，来缓一缓困境。
杜文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因为朱氏常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孩子也才一岁多点，正需要母亲照顾，而且当时的朱氏又怀有了身孕，行动不便。除此外，杜文清还觉得身为男人，还要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辛辛苦苦去做工，这实在是他内心无法忍受的事。
然而吃饭比脸面更重要。小小的米店颠簸在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生存还是死亡？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杜文清无奈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
当时的纱厂，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厂内潮湿憋闷，犹如蒸笼，女工每天要站着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健康女人都叫苦不迭，何况一个虚弱的孕妇？但为了支撑家，朱氏以惊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没有多长时间，她已经是骨瘦如柴了。
夫妻俩好容易撑到第二年夏天，上海又流行起霍乱。杜文清的店堂里三天两头点着艾蒿烟熏，霍乱的魔掌总算没有伸到杜家人头上。然而，一个更大的灾难却来了。
朱氏十月怀胎再次生产，一个女婴呱呱落地。由于极度衰弱，加上失血过多，朱氏没有来得及交代一句话，就撒手人寰，奔另一个世界而去。
杜文清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他倾其所有，买了一口薄皮白木棺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雇人把朱氏的灵柩抬回高桥。因无钱烧葬亡妻，只得将灵柩浮在杜家花园不远的田埂上，取来些稻草捆在棺木周围以“遮挡”日晒雨淋。
乱世中，一个贫困的单身男子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活着真是比死去更痛苦。然而，为了失去母亲的一对小儿女，还得咬牙活下去。
杜文清一面要为生计奔波，一面要哺育两个幼小的孩子。刚刚出生的女儿，没有奶，他只能喂一些米糊，孩子经常饿得大哭。他常常觉得筋疲力尽，很难再坚持下去。
这时有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姓黄的宁波商人想要一个女孩，朋友劝杜文清把孩子送出去。送出去，才是给孩子一条活路吧？杜文清忍痛把女儿送给了宁波商人。
好多年后，杜月笙历尽沧桑，成为呼风唤雨的大亨、威震上海的沪上闻人。他一再公开宣称，希望能够找到失散的妹妹，他所知道的唯一线索——他妹妹当年是被一位黄姓的宁波商人抱走的。从此以后，经常有人报告假消息，甚至有人冒充。上海人常说：上海滩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然而一直到杜月笙在香港病逝，都没能了却这个心愿。
妹妹被送走，当时的杜月笙并不解期间悲痛，他只是觉得很孤单。父亲每日匆匆忙忙，根本没时间陪他，甚至衣食起居也常常乏于照顾。
这时，一位年轻女性悄然走近了杜家父子的生活，杜月笙只记得她姓张。
张氏对自幼失去母亲的杜月笙视若己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她给与的温暖，就如黑暗中的光亮、寒冷中的阳光照进了他小小的心灵。偎依在张氏身旁的时光，是杜月笙最为幸福快乐的童年记忆。
生活虽然依旧贫困，可有父母亲的百般疼爱，渐晓人事的杜月笙满心欢喜，以为生活可以这样永远圆满下去。
然而上天对他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或者说刚刚拉开序幕。
1892年，杜月笙5岁，上海大旱，一连数月，烈日高照，滴雨未下，田地都裂开了缝儿。颗粒无收的农民纷纷逃荒乞食，江南一些小镇竟然出现饥民抢米风潮。
杜文清整日为米源东奔西走，忙得焦头烂额，终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阴历十二月初九，天降大雪，天气奇冷，杜文清终于撑不过去，抛下弱妻幼子，告别了这个让他举步维艰的世界。
小小的杜月笙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除了难过之外还有无比的惶恐。
死者终是解脱了，生者还要艰难的活下去。张氏看着身边幼小无助的月笙，心里满是凄惶迷茫，一个孤身女人，在这困世当中自己讨生活尚且不易，又该怎样才能带大一个小孩子呢？
可是看看孩子稚嫩的脸，依恋的眼神，心里又有百般的心疼和不舍。
坚强善良的张氏带着月笙回到杨树浦，继续惨淡经营小小的米店。她节衣缩食，送月笙去上私塾，她相信月笙的聪明，她更渴望能改变这种为衣食奔波发愁的生活。
可是穷苦人再卑微的愿望，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也往往显得过于宏大。1893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最终砸碎了张氏的所有梦想。
这场冰雹，几十年未遇，大者如拳，小者如豆，把上海四周的禾苗全都砸得稀烂。风雨飘摇中艰难存活了几年的杜家米店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张氏被迫关门歇业，带着7岁的杜月笙回到了高桥。
高桥能给他们的也不过是一个勉强能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杜家没有土地，想活命只能自己想法子。张氏在杜家荒芜的花园里种些菜，四处给人洗脏衣服，辛苦赚得几文钱，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即使这样，好强的张氏也从来不向任何人乞怜，她甚至仍坚持从牙缝里每月挤出五角钱来送月笙读书。她常常指着田埂上杜月笙父母已经腐烂不堪的棺材告诫杜月笙：咱家穷，连你爹娘都葬不起，让人耻笑，你好好念书，长大有出息，过好日子。
父母无法入土为安，始终是杜月笙心中的伤痛和屈辱，发达后，杜月笙找来风水先生，想给父母找一块风水宝地，入土安葬。但是风水先生却告诉他，这就是宝地，只能浮葬，否则的话就会破坏风水。杜月笙有些不信，又找来几个风水先生，却都异口同声这么说。后来杜月笙在家乡大造祠堂，无比风光招摇，也依然没有把父母的灵柩下葬。
一个穷乡下孩子能够读书，实在是件奢侈的事。月笙觉得很骄傲，每天都昂着头高高兴兴奔向学堂。但是，高桥不过是个小地方，镇上也没什么富户，哪里有那么多脏衣服可洗，在第五个月需要交费的时候，母亲已是囊中空空，再筹不出一分钱了。杜月笙为期5个月的学童生涯就此结束了。
发迹后的杜月笙一直遗憾自己没多读几天书，常对自己门下提起这段往事。他后来还创办了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国民党的高官陈群任校长。学校聘请中外名师，专门招收那些成绩优良没钱读书的穷孩子，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曾在这里就读。
不过，在他的童年，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有口饭吃，有母亲在身边，他也就基本满足了。
然而上天注定要让他面对更大的失去，他必须再一次尝受生离死别。
1895年的一天，继母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杜月笙哭泣着痴痴等了几日后终于确信，这个家，从此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在最初的惊慌失措和悲伤之后，杜月笙终于认识到不是坐在地上哭泣就能等来救援的，他不得不擦干泪痕，不得不学会坚强。
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很快就发现最大的考验还不是失去亲人，而是失去亲人后怎样活下去。
他先是到对门的堂兄家蹭口饭，堂兄杜金龙在上海的马路上摆摊，做些纸烟生意。所谓纸烟店并不卖纸张或烟草，而是摆在马路旁兑换钱币的小摊子。上海五方杂处，币值繁多，有银子、有铜钱、有纸钞、有鹰洋，市民买日常用品，就得找纸烟摊兑换零钱，于是这种小生意应运而生，店主整天守着摊子，赚的是蝇头小利。
堂哥常年不在家，堂嫂那里也常是缺米少油，一天两天还好，几天下来，堂嫂的脸已经越来越难看。杜月笙生性敏感，他乖巧地离开了那个不欢迎他的座位，再也不涎着脸去那里蹭饭了。
高桥镇上还有他的娘舅家。娘舅朱扬声靠做泥水匠谋生，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多一张嘴，哪怕是个小孩子也会增加很多负担。
杜月笙年龄虽小，却已经很懂得看人脸色。他不多说一句话，只是拼命干活，他认为只要这样，就能赢得舅父舅母的欢心，就能在这个家中安安稳稳地住下去。可是，娘舅一家，除了外婆，没人愿意给他一点好脸色。每天等待他的，不是白眼就是严厉责骂，要么就是一顿暴打。
舅父舅母始终认为他是个吃闲饭的，抛不掉的累赘。杜月笙10岁那年，上海一带刮起狂风，无数庄稼被毁，米价大涨，最贵的时候，每石涨到七千二百文。舅舅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杜月笙不敢多吃，常常饿得头昏眼花。
舅父舅母看他更不顺眼了，脸色越来越阴沉，尤其舅母整天抱怨嘟囔，指桑骂槐。老迈的外婆暗暗掉泪，却什么都帮不上，杜月笙觉得那碗饭越来越难以下咽了。
一天吃饭时，杜月笙不小心撒了点米，舅母立即就给了他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打骂。这里已经是容不下他了。杜月笙放下碗，流着泪默默离开了这个一直视他为累赘的家，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