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羣雄，如河南韓山童、韓林兒，乃白蓮教師。湖廣徐壽輝，為販布者，其部將陳友諒，乃漁父。江蘇張士誠，為運鹽舟人。浙江方國珍，乃販鹽者。安徽郭子興，則賣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覺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陳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達，皆農民。常遇春則為盜。元末羣雄，較之秦末，更見其為平民色彩。這是說明蒙古人的政權之下，絕沒有漢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權被推翻的過程中，沒有讓政權之自身醞釀出權臣或軍閥來操縱這個變局。如東漢以來歷史上之慣例。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並南明三帝，計當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
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餘，太子死，孫孱弱，故為身後之慮。一面封建諸子，各設衛兵三千，乃至一萬九千，一面盡誅功臣宿將。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
太祖昭：「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朱國楨皇明大訓記卷九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宰相者，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
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稱：「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胡惟庸之獄，株連被誅者三萬餘人。又藍玉之獄，株連一萬五千人。史又稱：「太祖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戶部侍郞郭桓，贓七百萬，而自六部侍郞下連直省諸官吏，繋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故其時文人多不仕。據明詩綜，如汪廣洋、魏觀、高啟、朱冏、蘇伯衡、張孟兼、王彝、揚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賁、黃哲、郭奎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魯、王樸之死，尤暴殘。太祖又有「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科。靖難之變，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
洪武九年，葉伯巨上書：「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獄中。又解縉疏：「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明初捶辱官吏之風，又不僅於朝廷之上矣。
終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絕書。
廷杖亦始太祖時，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其後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劉瑾矯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下朝官三百餘人獄。及諫南巡，十四年。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罰跪午門五日，晚並繫獄，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餘繼疏爭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時嘉靖三年。大禮議，逮下詔獄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編修王恩等病創卒者十八人。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朝，有杖畢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圜扉為滿。」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疏請淸獄，言：「獄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報。莊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明廷之濫刑、濫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傳評莊烈帝，謂：「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其甚者如袁崇煥之見殺，則并非罰之明而馭之嚴矣。
其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
魏叔子集載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許，醫治數月乃愈。」
而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內監審獄。此如漢之黃門北寺，而酷毒恐猶過之。
史稱：「成化以後，凡大審錄，太監齋敕，張黃蓋，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郞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功臣、宿將多以誅死，兵卒多以散歸田畝。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這是廣土眾民的中國為客觀條件所限的自然趨向。於是一面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古代封建只如後世一小縣，故可以宗法統治。後人封建，連州接郡，依然是一個中央政府之縮影。於封建區域內，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統。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秦、漢以來中國政治之長進，即在政府漸漸脫離王室而獨立化。王室代表貴族特權之世襲，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進退，而宰相為政府領袖，君權、相權，互為節制。李德裕謂：「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宋蔡承禧神宗時上疏：「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中書、樞密）不得施行。」此中國傳統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惡宰相弄權，謂可以篡奪王室之統續，故深忌之。旣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軍人而非宗室更可慮，宦官、外戚則明祖早見其更不可用。而當時士人在社會上之勢力，亦更非漢、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滿州為整個部族之統治，（然亦需借用社會士人力量合作。）否則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無他道。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及王威漸弛，則以太監代帝王。
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統治一個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張居正屢言祖宗法度，謂：「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者。」又曰：「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撟扡文綱。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之反動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篇，謂明「閣下之賢者,盡其能事則曰法祖，非為祖宗必足法，其位旣輕，不得不假祖宗以壓後王，以塞宮奴。」若張居正此論，則又假祖宗以抗朝議亦。旣不敢以師相自居，即不得為大臣。無論何事，非託王命，則只有上述祖旨也。
明代廢相以後，析中書政歸六部。
去中書省，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去門下省，特存給事中，雖七品官，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升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
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郞副之。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天子總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糾劾，通政司達章奏，大理寺主平反，為九卿。然惟都察院權較重，並六部尚書為七卿。明官蓋有卿而無公。明初立中書省總文治，都督府統兵政，御史臺振紀綱，略師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職之意。及罷中書省，同時罷御史臺，（後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為五，而征調隸於兵部。外省設都、布、按三司，分隸兵、刑、錢穀，而考核聽之府部。如是則吏、兵、戶三部之權稍重，而總裁則歸之皇帝也。
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下，故名「內閣」。時設大學士者共四殿：中極、舊名「華蓋」。建極、舊名「謹身」。文華、武英；兩閣：文淵閣、東閣。
並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書、侍郞下。
洪武時，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奏章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獨裁，非精力過絕人，其勢必不可久。
成祖以後，始有「內閣」之稱。
由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官簡用，無定員。使參預機務。不置官署，不得專制諸司。
永樂、洪熙兩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亦出自御筆，不委他人。
成祖時，解縉、胡廣等旣直文淵閣，猶相繼署院事。
仁宗後，閣權漸重。
楊溥、楊士奇、楊榮稱「三楊」，以東宮師傅舊臣，領部事，兼學士職，地位漸隆，禮絕百僚，始不復暑院事。
至宣德時，始令內閣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此由君主生長深宮，一兩代後，精力智識皆不如前，遂漸漸不親政事，懶於接見大臣；愈懶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愈不敢與大臣直接對面辦事。「條旨」始宣德，據弇山堂別集、明史宰輔年表，謂：「至仁宗而後，裁決機宜，悉由票擬」是也。又王瓊雙溪雜記云：「英宗九歲登基，有詔：凡事白於張太后（英宗祖母），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榷，具帖開報驗看。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則謂始正統。殆至是始成定制耳。
詔誥起草，唐時屬中書舍人，後翰林學士越職代之。內閣擬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誥，並非宰相職也。至明代中書舍人乃七品官，專職書寫而已。
中易紅書批出。
太祖定制，內侍毋許識字。至宣宗時，始立內書堂，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廷交結往來。
然遇大事，尚猶命大臣面議。
其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皇帝深居內殿，不復常與大學士相見。
甚至憲宗成化以後，迄與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三年，其間延訪大臣者，僅孝宗弘治之末數年，而世宗、神宗則並二十餘年不見朝。羣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野獲編卷一有明代召對趣話一則云：「先是憲宗以微吃，賜對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安）、劉博野（吉）、劉壽光（珝）等人，訪及時政，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當時有萬歲相公之謔。今上（萬曆）淵默歲久，自庚寅元旦召吳門（申時行）、新安（許國）、太倉（王錫爵）、山陰（王家屏）入對以後，又二十五年而為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宮一事，召方德淸（從哲）、吳崇仁（道南）二相入內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語，吳則噤不能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進言，厲聲命拿下，羣閹閧聚毆之。事出倉卒，崇仁驚怖，宛轉僵仆，乃至便液並下。上囘宮，數隸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數日而視聽始復。蓋崇仁自登第後，尚未觀穆若之容，一旦備位政本，不覺失措至此。」又趙翼陔餘叢考，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條，可參看。
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不過視朝數刻。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交一言於君。上下不過章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明常朝有御殿儀、御門儀。每日晨興，御奉天門，午、晚復出坐朝，一日而三朝焉，可謂勤政。其後御殿禮廢，午、晚朝亦廢，世宗、神宗，則並常朝御門，亦數十年不一舉。然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鈲，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聞一事？下何嘗進一言？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周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非常朝。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常朝。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蓋外朝為尊，中朝為親。周制常朝旅揖、特揖，其儀甚簡。漢常朝儀不著，殆亦近古。叔孫通朝儀，非常朝之儀。唐、宋重常朝，其儀特備，已非秦、漢之舊。唐皇城之南一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取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蓋古之治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貞觀初，每日臨朝，十三年三日一朝，永徽中五日一朝，文官中五品以上號「常參官」。玄宗怠於政事，乃有紫宸殿入閣，所見惟大臣，百官俟朝正衙者無復見天子。中葉以還，又有開延英召對，則並非正殿。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漢、唐君臣決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質為相，始請皆立。漢、唐有不時之朝，如汲黯見武帝於武帳，魏徵見太宗於便殿。宋以下則待召而入。蓋亦三朝之遺意。太祖、太宗時，華蓋、謹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外朝或可間歇，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風俗善惡、閭閻疾苦、古今治亂，皆得畢陳於前，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有何不可為者？」王鏊之言，特欲復明初之規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則並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烏得不亂？
獨裁的皇帝不問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萬曆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郞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請簡補，不聽。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覯天顏。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閣。」四十一年葉向高疏：「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嬾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自然有權臣應運而生。
世宗時，夏言、嚴嵩遂弄大權。嚴嵩柄政達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下，而弄權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敗事。
自此以後，內閣學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終明世，大學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書為重。署銜必曰「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本銜轉在下，兼銜反在上。然皇帝與內閣不相親接，其間尚隔著一層太監的傳遞。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朝廷命令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傳之內閣。內閣陳說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述之御前。
於是實際相權或竟稱君權。一歸寺人。
皇帝不赴內閣親視政務，故令閣臣票擬。皇帝在內寢仍不親政務，則批紅亦由太監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付閣臣繕擬。
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出宰輔上。
英宗時王振，其時票擬尚在內閣，然塗棐疏已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武宗時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則正德初已然。皆是。以後司禮監遂擅權。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壓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之潤色，李東陽頫首而已。李氏嘗有疏自白，謂：「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逕自改竄，或持囘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稿，眞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此正可見內閣票擬，必經皇帝批答，司禮監既竊此權，自可箝制閣臣也。又按：洪武十七年鑄鐵牌，置宮門中，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鎭、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又太祖制，內臣不許識字。宦官通文墨，自宣宗時設內書堂始。然非朝臣附麗羽翼之，虐燄亦不若是烈。首以閣臣比內侍，則焦芳也。
因此宦官逐漸驕橫跋扈。
張東白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幾變。天順間，李文達賢。為首相，司禮監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中官面東。中官第一人，對閣老第三人，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文毅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掌司禮者間出，使少監並用事者傳命而已。」文震孟傳則謂：「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又嘉靖中，有內官語朝臣云：「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凡幾變。昔日張先生璁。進朝，我們要打恭。後來夏先生言。我們只平眼看看。今嚴先生嵩。與我們恭恭手纔進。」世宗馭內寺最嚴，其先後不同已如此。
而閣臣中想實際把握政權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結內監。時謂：「大臣非夤緣內臣不得進，非依憑內臣不得安。」即如張居正，亦交結內侍馮保也。
其次又須傾軋同列。
閣臣不止一人，職任上並無嚴格分別之規定。嚴嵩傾去夏言，與許瓚、張璧同為大學士，而瓚、璧不得預票擬，大權遂一歸嵩。自是以後，票擬專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曆十一年，御史張文熙言閣臣專恣，其一即指票擬不使同官預知。申時行爭之曰：「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可見閣臣票擬權，在當時理論上仍不許首揆專制也。萬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閒坐終日。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服眾。楊繼盛劾嚴嵩，謂：「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章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御史劉臺劾張居正，亦謂其「儼然以相自處」。又曰：「祖宗朝，一切政事，臺有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居正因此上書乞休，自謂：「臣之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今言者方以臣為擅作威福。」可見一切癥結，實在內閣制度之本身也。又明史七卿年表：「洪、宣以後，閣體旣尊，權亦漸重，於是閣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騁意見，以營其私，而黨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閒隙，參奏紛孥。馴至神宗，厭其囂聒，置而不論。」此豈非政體失調有以致之乎？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
張居正為相，治河委潘季訓，安邊委李成梁、戚繼光、兪大猷。太倉栗支十年，太僕積貯至四百萬。及其籍沒，家貲不及嚴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國，不能服人。法度雖嚴，非議四起。繼之為政者，懲其敗，多謙退緘默以苟免。因循積弊，遂至於亡。
黃梨洲謂：「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明夷待訪錄。眞可謂一針見血之論。明代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又用嚴刑繩下。錦衣衛、錦衣衛獄又稱「詔獄」，始太祖時。東廠、永樂設，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由宦者領之，與錦衣衛均權。西廠，憲宗寵汪直設，命詷刺外事，所領緹騎倍東廠。武宗時，劉瑾又設之。神宗時，馮保擅權，又建「內廠」，即西廠之變相。於是名東廠曰：「外廠」。魏忠賢秉政，內、外廠備極刑慘。成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經政府司法機關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稱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而擅自逮捕鞠訊朝臣，乃至於非刑虐殺，其權全操於內寺。
初領五都督府者，皆元勳宿將。永樂間，始設內監監其事。沿習數代，勳戚紈絝司軍紀，而內監添置益多。邊塞皆有巡視，四方大征伐皆有監軍，而內監之權又侵入於軍事。其他明代如皇莊、礦稅、上供、採造種種擾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則奄權又侵及於財政。明祖著令：內官不得預政事。永樂中，遣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番，馬騏鎭交趾，且以漠北諸將皆洪武舊人，以中人參之。又設東廠預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廢宰相，與永樂之任宦寺，皆出一時私意。明代規模定於二君，禍根亦胥種於是矣。
內寺之權，極盛於熹宗時之魏忠賢。
天啟六年，浙撫潘汝楨始為忠賢立生祠，天下爭廢書院應之。監生陸萬齡請祀忠賢於國子監，又請以忠賢配孔子。崇禎時定逆案，首逆凌遲者二人，為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減等革職閒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賢本族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其時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許顯純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督撫，無非逆黨，駸駸乎可成篡弑之禍。忠賢目不識丁，弄權至多不過六、七年，少僅三、四年，蟠結攀附之盛已如此，則其時士風官方，亦可知矣。
在一種黑暗的權勢下面，鼓盪出舉世諂媚之風，而同時激起名節之士之反抗，而黨禍於此興。
明朝一種諂媚結附之風，蓋由中葉以後，政治渾濁而引起。嚴嵩當國，朝士為乾兒義子者至三十餘輩。張居正臥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繼之，諸雜職又繼之，外官南京、楚、閩、淮、漕又競起應之。黠者以獻媚，次亦避禍不敢立崖岸。時獨一顧憲成，削名不屈。無論為張居正，為魏忠賢，自趨權附勢者視之，則同樣為權勢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論，則此等權勢亦同樣應該反對。反對此等權勢者，醞釀於講學，結集於書院。而張居正亦盡力摧毀天下書院，魏忠賢則前後兩次殺六君子十二人，黨禍至於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權之普通象徵，厥為賄賂。王振時，每朝覲官來見，以金為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稗史類編。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振傳。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餽黃、白米各千百石，蓋隱語，黃者金，白者銀也。廣傳。劉瑾時，天下三司官入覲，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蔣欽傳。稗史則謂：「布政使須納二萬金」。科、道出使歸，亦例有重賄。許天錫傳。瑾敗後，籍沒之數，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據王鏊筆記。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耳。其後錢寧籍沒時，亦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寧傳。魏忠賢史不載其籍沒之數，其富當更勝於瑾也。顧不必宦官為然。嚴嵩為相二十年，籍沒時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他珍寶不可數計。嵩傳。又稗史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一窖，凡十數窖。」當時文武遷擢，但問賄之多寡。揚繼盛疏。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塡注。董傳策疏。邊臣失事納賕，無功可賞，有罪不誅。文武大臣贈諡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周冕疏。雖州縣小吏，亦以貨取。沈鍊疏。戶部發邊餉，朝出度支門，暮入嵩府。輸邊者四，餽嵩者六。邊鎭使人伺嵩門下，未饋其父子，先饋其家人。家人嚴年已逾數十萬。張翀疏。政府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王宗茂疏。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董傳策疏。又徐學詩疏謂：「都城有警，密運財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嵩本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鄒應龍疏。其後陳演罷相，以貲多不能行，遂為闖賊所得。賄隨權集，貪黷黑暗，諂媚趨附，胥可於此見之。然則又何怪於黨禍之興與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國正人都捲入黨禍，而國脈亦遂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