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在長期和平過程中，兩國內政乃至國防均趨懈弛而腐化。金人突起乘其隙，兩國乃繼踵覆沒。
金起於混同江、長白山之間。初為靺鞨氏，元魏時分七部，唐初有黑水（黑龍江）、粟末（松花江）兩靺鞨。粟末建渤海國，黑水為役屬。契丹滅渤海國，黑水之附屬契丹者為熟女眞，不在契丹籍者為生女眞。金則生女眞也。
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麗、日本。
眞宗天禧三年，遼聖宗開泰八年，女眞曾以巨艦五十艘由圖們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長九十餘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檝三、四十，載人五、六十。越高麗東岸，抵日本對馬島、壹岐島，並攻入福罔灣，虜殺甚大。事見日本記載。並類此者不止一次。據史載，遠自宋太祖建隆年間，即曾泛海至宋賣馬。蓋女眞與渤海同族，據日史記載，渤海盛時，與日交通見記錄者不下五十餘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眞崛起，遂變和平之商路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躍漸歇，乃轉而為陸地之侵擾。
其始抗遼，兵不滿萬。
遼天祚帝荒淫，常市名鷹海東靑，道出女眞境，女眞苦之。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眞叛遼，諸部皆會，得兵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再勝遼，兵始滿萬。時遼人已大震懼，有「女眞不滿萬，滿萬不可制」之諺。
及其吞遼取五京，前後不出九年。
政和五年，女眞始稱帝，國號金。遼使議和不成，遼主親征，又內亂，中途歸，金躡敗之，取遼黃龍府。時金兵有二萬。政和六年金取遼東京。重和元年，宋遣使浮海約金夾攻遼。宣和二年，金取遼上京。三年，侵遼中京。四年，取之，又取西京。宋童貫襲遼敗績，金又克遼燕京。至是遼五京全為金有。金自始起至是，前後九年，侵地及吉、遼、熱、冀、察、晉六省。
自金始起至遼滅，前後不出十二年。
宣和七年二月，金獲遼主延禧，遼亡。自阿骨打稱帝至是，凡十一年。自始起至是十二年。
遼凡九主，二百十九年。遼亡後，建西遼國，復延八十八年。然西遼立國，亦多仗漢人。
遼亡，金氛隊及宋。
宣和五年，宋金始搆兵。是年，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七年十月，金分兩道入寇，一路自西京入太原，一路自南京入燕山。徽宗傳位太子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於是有靖康之難。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河。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圍京師，議和條件如下：
宋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百萬匹，牛馬萬頭。
尊金主為伯父。
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
以宰相、親王為質。
時金兵號六萬，宋勤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金兵不待金銀足，二月即退師。宋括汴京金銀及倡優家，僅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宋悔約，詔三鎭固守。十一月，金兵復渡河圍京師。九月陷太原，十月陷眞定，斡離不自眞定趨汴，僅二十日。宋勤王兵已撤，至是無一至者。要欽宗至金營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欽宗自金營還，士庶及太學生迎謁，欽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皆流涕。歸即大括金銀。二年正月，金人重邀帝去。云：「侯解金足乃放。」搜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復搜十五日，又得金七萬兩，銀一百十四萬兩，表段四萬疋，納金營。二月，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後凡得三千人。金檄開封尹徐秉哲，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京城巡檢范瓊，送上皇、太后御犢車出宮，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后、太子；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帝。四月，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遂亡。金人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淸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其所失殆尤過遼人之入汴。
金自滅遼至滅宋，前後不出二年。自始起至滅宋，前後不出十四年。
金旣驟滅北宋，其惟一政策，厥為在黃河南岸建立一個非趙姓的政權，而黃河北岸則歸自己統治。於是有張邦昌之擁立。
金人滅遼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併了偌大一個國家，須得慢慢消化。若使宋人應付得宜，不示弱，不召侮。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並無意滅宋，故得割讓三鎭之約即北去。第二次回師南犯，自覺與宋結下深仇，防宋報復，故盡虜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張邦昌為楚帝。只因黃河南岸，金人實在無暇顧及，惟求不與他為難，他便可慢慢地整頓黃河以北。這是金人當時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旣立，金人徹底消滅趙姓政權之計劃失敗，他們一面仍想在黃河南岸留一非趙姓的政權做緩衝，故張邦昌之後，繼之以劉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後，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於南京，歸德。是為南宋高宗。改稱建炎元年。九月，張邦昌伏誅。十月，高宗如揚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緊。
建炎二年，金兵犯東京，宗澤敗之。七月，宗澤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鎭江，如杭州。六月，金兀朮宗弼。大舉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高宗奔明州。金兵陷臨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襲高宗於海，高宗走溫州。二月，金人引兵北還。九月，立劉豫為齊帝。
金兵此次大舉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絕南顧之憂。及高宗入海，目的難達。其時黃河南岸，金人依然無法統治，更何論長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返，而在黃河南岸另立一個劉豫。如是則好讓他做一個緩衝，阻住宋人北來報復，而金人則乘此躲回黃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頓。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張邦昌時的政策。
金人一面擁立劉豫，讓他做緩衝，一面卻還試探與南宋進行和議。如是則可讓金人緩緩消化他十餘年急遽獲得的疆土和民眾。因此九月劉豫立為齊帝，而十月秦檜自金放歸。
檜以靖康二年反對金人議立異姓張邦昌。被執，其實主持反對之議者乃馬伸，非秦檜，後檜乃攘為己功。馬伸門人何兌發其事，檜竄之眞陽。揮塵錄餘話作「何珫」。在金太宗弟撻懶所，主立劉豫者即撻懶。與檜同拘者尚有孫傅、張叔夜、何?、司馬朴，獨檜回南。自言殺監己者奪舟而來，然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同逃，以此為當時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時即一意欲和，要之不失為一著遠遠的閒棋，而終於在這一著閒棋上得了勝算。建炎二年六月，檜在金曾為徽宗草書與粘罕宗維。議和，金人必夙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歸。金宣宗議遷汴，其臣孫大鼎上疏，亦謂：「卽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粘罕諡）所料。」則金臣固不諱而明言之也。
同時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時不信李綱、宗澤，而用黃潛善、汪伯彥，從歸德退避到揚州。渡江後，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臨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請使赴金，名為請還二帝，實則意在乞和休兵。
而劉豫則與宋勢不兩立。宋政權存在，劉豫即難安全，其處境不啻張邦昌。又不能獨力對宋，豫為宋敗，自然只有乞援於金。如是則劉豫並不能為宋、金交兵之緩衝，而實做了宋、金言和之障礙。紹興三年，宋使王倫自金還，金粘沒喝（宗翰）已對倫吐露許和意。惟以宋廷方謀討劉豫，其議遂格。紹興四年，趙鼎相，金、齊分道入寇，鼎決議親征，捷於大儀，金、齊俱退。五年，楊么平，東南無盜患。六年，偽齊入寇，又有藕塘之捷。這一層不久便為金人所了解，於是便毅然廢棄劉豫，在紹興七年。而直接與宋言和。主立豫者為撻懶，而主廢豫者亦為撻懶。王倫再自金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則金之態度，居可見矣。
和約大體如次：
一、許宋稱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請使宇文虛中稱臣奉表於金。故稱臣為宋高宗自己請求之條件。
二、以河南、陝西地予宋。
黃河南岸，金旣無法顧及，則已廢劉豫後，自然直接歸還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黃河北岸啟釁。
三、并歸梓宮及高宗生母韋太后。
金人所虜，徽宗及鄭后為高宗父母。韋賢妃是高宗生母。欽宗及朱后為高宗兄嫂。邢夫人為高宗妻。朱后於北虜時道殂，徽宗、鄭后於紹興五年崩。金廢劉豫，即揚言欲送回淵聖，即欽宗。擁立之於南京，歸德。蓋隱以此為對高宗之一種要挾。故秦檜云：不和則太后韋賢妃。不歸，而金且擁立欽宗。金使北還，王倫偕行，趙鼎告以：「上登極旣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足見當時金使必以歸淵聖復辟相要挾也。時秦檜力勸屈己議和，鼎持不可，鼎卒罷相。及後和議定，金人許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邢后卒於紹興九年。與帝母韋后，而朱后之喪及欽宗獨留不遣。紹興九年正月，王倫充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行赴金，並不及淵聖，以後屢次通使，均無奉迎淵聖語。可見非金不許，乃宋自不請。建炎三年苗、劉之變，已謂：「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太后詔：「敵人以皇帝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高宗正以乞和易得自己皇位之承許，與欽宗之長拘也。韋后南旋，將發，欽宗赴車前泣曰：「歸語九哥高宗。與丞相，秦檜。我得為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許之，且誓而別。及歸，始知朝議不欲欽宗南歸，遂不敢言。張邵與秦檜書，言金人有歸欽宗意，斥為外祠。金使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洪皓請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遂謫外。是皆檜之所以獨得高宗之眷顧也。
當時宋臣對和議一致反對。最要者在第一款。金為宋之大仇，向之屈膝稱臣，道議上萬萬講不過。高宗只得專以韋太后為口實。時反對和議最烈者為胡銓，上書極論，都人喧騰，數日不定。高宗謂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有養母耳。」銓遂遠謫。只有秦檜，一方知道金國之內情，若金國不渴欲議和，或秦檜不深知金人欲和之眞情，則檜在南方，亦不敢獨排眾議，力主和局。因和乃雙方事，萬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檜無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擔。魏矼為檜力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不以誠待公。」夫檜豈以誠待人者？檜自以智料敵，而魏矼輩特為檜所蒙耳。一面窺破高宗之隱私，紹興八年之和議，高宗態度極堅決。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懼金兵，故不聽李綱、宗澤，而用黃潛善、汪伯彥。現在是深恐金人擁立欽宗，於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檜。遂出來力主和議，因此再登相位。
秦檜第一次相在紹興元年八月，其時檜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與金人「還俘畫江」之議脗合。故知檜之與金，當先有默契。惟其時南宋國勢漸穩定，高宗畏金心理漸淡，故每每游移於和戰兩途間。帝謂：「檜議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將安歸？」然終謂檜樸忠過人。蓋檜之敢於出負和議重任之一點，已為高宗所賞識矣。檜於紹興二年六月罷相，及金人廢劉豫，揚言「請汝舊主人少帝欽宗。來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廢，而八年三月，秦檜復為右僕射。高宗與檜君臣互為狼狽，朱子謂：「檜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蓋實語也。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鎭，檜上兵機四事，力闢和議，遂以知名。後相高宗，力持和議，謂曾開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後言之何其平。檜之為人，先後不符，誠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對和議的空氣，好容易為秦檜所壓下，而北方對和局的政策忽然變了。
蒲盧虎、宗盤。訛魯觀宗雋。以謀叛被誅，撻懶亦以與宋交通罪見殺。緩進派失敗，急進派兀朮等。得勢。他們反對和議的主要點在第二條，放棄河南劉豫故地。
紹興九年，金兀朮毀成約，執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陝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對方主戰，而這一面的主戰派重見抬頭。
宋兵在這一次戰事中，得到好幾回勝利。如：
劉錡順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為上丞相書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諸將人人知奮，故順昌孤壘，力挫敵鋒，使之狼狽逃遁。」繫年要錄引順昌破敵錄：「兀朮未敗，秦檜已奏俾錡擇利班師。」
吳璘扶風之捷。事在紹興十年六月，璘屢敗金人，亦以有詔班師而止。
岳飛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若虛見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旣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遂進兵。是役金史阿魯潁傳，亦言飛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惟相傳飛軍至朱仙鎭，始見於岳飛孫珂之金陀粹編，而李心傳繫年要錄、徐夢莘北盟會編皆不載，又繫年要錄謂：「飛旣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始傳令囘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旂靡轍亂。飛望之口呿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惟飛軍之得利，要為事實。繫年要錄又載飛將梁興渡河趨絳州事，金史宗弼傳亦謂：「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則飛兵勢遠及河北，亦事實也。
劉錡等柘皋之捷。事在紹興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戰派銳氣已挫，於是重伸和議。在紹興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則和局不能再成。條約大要如次：
一、宋稱臣奉表於金。金主冊宋主為「皇帝」。金曰「下詔」，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來廷，皇帝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詔。館伴之屬，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於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
二、宋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
三、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
就當時國力言，宋兵並非不能抗金。兩國情勢，不能以靖康為例。
一、因將帥人材不同靖康時，中國太平已久，人生不見兵革，廟堂之相，方鎭之將，皆出童貫、蔡京、王黼、梁師成之門，無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諸將帥，皆自營伍戰陣建功自顯。陳亮所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又曰：「東西馳騁而人才出。」韓、岳諸將皆一時良選也。而金則老帥宿將，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盡如開國時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金以騎兵勝，在大河南北，平原曠野，東西馳突，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間，騎兵失所便。王庶謂：「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勢不同曩時」，是也。呂頤浩疏：「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至汴宋，皆平原曠野，騎兵馳突，步人不能抗。」今按：金勢之挫，亦使於關陝。如吳玠和尚原、仙人關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習不同北族以騎勝，宋非不知，故北宋防遼，常開塘濼植楡柳以限馬足，唐書地理志：「漁陽有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其北漲海為溝以拒契丹，皆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開。」則此制已遠始唐代。又有拒馬車、陷馬槍等兵器。惟承平久則漸弛。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兵械精利，稱於一時。然至徽、欽時又濫惡。呂頤浩疏：「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夷人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饑之卒，無力自辦器甲。」今按：此為宋、金初交兵時強弱勝負一大原因。不僅器甲弓弩不適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庫器甲率皆朽鈍，雖有若無，宜不能與塞外以戰闘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較。然積之十數年，各軍自謀生存，此等弊病漸漸革除。韓、岳有「背嵬軍」，皆別置親隨，精選軍中勇健者充之，屢建戰功。順昌之戰，兀朮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陣自見。」兀朮用「鐵浮屠軍」，皆重鎧甲，戴鐵兜鍪，錡軍以鎗標去其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又兀朮「拐子馬」，而岳飛以麻紮刀入陣破之。以長刀、長斧破騎兵，郭子儀敗安祿山已然。軍事必漸習而強，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後盛。而金人多用簽軍，亦不如其初起部族軍之強悍。
四、因心理氣勢不同繫年要錄卷三十七謂：「金人犯中國，所過名都大邑，率以虛聲喝降，如探囊得之。積勝之威，直至兀朮渡江，南兵皆望風披靡。」汪藻論諸將，時在建炎四年。謂：「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使明州無噍類。韓世忠八、九月間兀朮渡江在十一月。已掃鎭江所儲，盡裝海舶，焚城郭為逃遁計。」此皆金兵先聲奪人，使諸軍無闘志。其後兀朮在江南，形勢窮蹙，自引北去，韓世忠遂橫截之於江中。縱謂因金人飽掠，韓之兵卒利其財物，然其時韓軍膽量，畢竟與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與金兵十萬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復再有渡江之志。世忠一人，前後勇怯迥異，正為當時諸將於積敗之後，漸漸神志甦醒、勇氣復生之一好例。後世讀史者專據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態，一概抹殺紹興之抗戰、實為不明當時心理氣勢轉變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處戰功無黃天蕩，蓋是役雖相持近五十日，而韓軍終敗。然其先已有張俊明州城下之捷，為十三處戰功之第一處。又有陳思恭太湖之捷，繼之遂有黃天蕩之拒戰。要之宋軍不復如以前之望風奔潰，確然為事實也。
五、因地方財力不同宋削方鎭太過，然太祖時，如環州董遵晦、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尚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張方平語。而其時如江淮諸郡，皆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王禹稱語。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漸隳祖法。故時臣謂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葉淸臣語。欲兵之強，莫如多榖與財。宋祁語。而熙寧以來，財務益集中，州郡廂兵亦籍歸中央，為置將領。地方無財無力，何以應急？南渡以來，諸將擅兵於外，稍自攬權，財力漸充，兵勢自壯。高宗、秦檜，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權中央為務，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對諸帥稍假借，猶足勉自樹立也！胡寅論當時軍隊，（輪對劄子，見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臨政，九年於此」，則在紹興五年也。）謂：「不屯田積粟，開口待哺。功狀皆言不令斫級，行賞至於全隊轉授，以官命隊。煮海榷酤之入，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為所取。衣糧仰給大農，器械取於武庫。總兵者以兵為家，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凡四十餘人，獨將帥不可進退。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軍籍何自而無缺？」此皆所謂文吏之見，乃為秦檜所藉口。葉正則論四屯，亦極斥當時軍隊紀律之壞，而曰「秦檜慮不及遠」，則出事後持平之論也。
縱說宋軍一時不能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然使宋室上下決心抗戰，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長江。強敵在前，正是策厲南方奮興振作的一個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皆在我；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且紹興十一年之和議，實為戰勝而議和，戰勝而割地，更與紹興八年情節不同。
對內則務求必伸，對外則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聽李綱、宗澤，只是不願冒險。其後，不用韓、岳諸將，一意求和，則因別有懷抱。紹興十一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時戰事方殷，帝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此等處可見高宗並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稱臣屈膝，而轉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氣者自所不甘，故岳飛不得不殺，韓世忠不得不廢。紹興八年，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請召諸大將問計，恐他時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帝曰：「不須恤此，不和則梓宮、太后、淵聖無可還之理。」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請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決心對內加強統治，而無意於對外恢復，其意態豈不十分鮮明乎？
岳飛見殺，正士盡逐，國家元氣傷盡，再難恢復。這卻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朱子語類：「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武穆卒時，朱子已二十餘歲，豈有見聞不確？武穆對高宗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當世軍閥誤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議，可以從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田兵，事始紹興十年十二月。一面遷都燕京。事在紹興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爾濱東之阿城縣南方。中間休息了二十年，結果還是由金人破棄和約，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遷都汴，遂大舉南伐，幸為虞允文敗於采石磯，金兵殺亮北還。又按：紹興十七年，兀朮死，尚言：「南軍勢強，宜加好和，十數年後，南宋衰老，然後圖之。」南方自和議後，秦檜專相權十五年，卒在紹興二十五年。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擠陷善類為功。自檜用事，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秦檜主和，自謂「欲濟國事」，試問和議完成後，檜之政績何在？則其為人斷可見矣。夫對外和戰，本可擇利為之。而自檜以後，遂令人竟認對外主和為正義公論所不容。明懷宗以不敢與滿洲言和誤國，則檜猶不僅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旣息，士氣亦衰。高宗不惜用嚴酷手段，壓制國內軍心士氣，對外屈服，結果免不了及身再見戰禍，亦無顏面再臨臣下，遂傳位於孝宗。在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頗有意恢復，然國內形勢已非昔比。
前有將帥，無君相。今有君相，無將帥。朱子言：「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故當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對，尚陳恢復之義，後乃置而不論。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謂：「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遂極論當時弊政。而孝宗則謂：「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深，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復者，早已於高宗時誅逐殆盡。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適金亦方盛。
時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號稱文治，一時有「小堯舜」之譽，文物遠勝遼、元。然大定中亂民獨多。時金上下已漸染華風，金主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飲讌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聚會，以騎射為樂，今則弈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是忘本也。」金主對於種族之見，深摯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則宜乎亂民四起矣。是金人統治中原，始終未臻穩定之地位。宋能惕厲自強，始終不以和局苟安，未見必難恢復也。就實際言，則當時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僅得稍改和約。
宋主稱金主為「叔父」。宋得稱「皇帝」，改「詔表」為「國書」，易「歲貢」為「歲幣」，餘禮不能盡改。
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
疆界如紹興時。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願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禪位於光宗。光宗又禪寧宗，乃鬧出韓侂胄的北伐。侂胄乃事后韓氏之季父，排趙汝愚得政，因此遂極為當時士大夫淸議所鄙厭。宋人雜說小記有云：「許及之對之屈膝，遂命同知樞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後至，閽者拒之，俯由門中閘僂而入。時稱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侂胄與眾賓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俄聞犬嘷業薄間，視之乃侍郞趙師澤也。程松市一妾獻侂胄，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時松為諫議大夫。）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亦得同知樞密院。」此等事未知盡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團，在其國內未能得多數之擁戴與信任，則斷可知。宋本積弱，侂胄初得政，即魯莽用兵，其惟有誤國則亦宜矣。
結果宋兵敗求和，殺韓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來，又四十餘年。和約如次：
宋金為「伯姪」。如靖康故事。
銀、絹各增十萬兩、匹。宋別犒軍三百萬兩。
餘如舊。
然侂胄兵敗議和之年，即蒙古鐵木眞稱帝斡難河之歲。此後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鐵騎之來臨。史彌遠繼侂胄後，相寧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獨相九年。賈似道繼之，襄陽圍已急，尚坐葛嶺，與羣妾闘蟋蟀。私與蒙古議和而稱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元人來申好，且徵歲幣，則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學生，厚其餽給，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檜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遷，不過五十八年，而女眞已衰。則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
宋之南渡，對金旣不能伸其撻伐，屈膝求和，則惟有敲脂剝髓，以奉歲幣；而其國內又仍不得不養軍以自守；於是財用遂陷絕境。
南宋疆域，較之全宋時僅及其半，而其國用賦入，乃超出於全宋之最高額。陳止齋云：「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是也。當時學者至謂「自有天地，財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葉水心語。
葉水心外稿應詔條奏財總論有云：「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靑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徵斂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論宋代丁錢本末，謂：「唐初之庸，楊炎已均入兩稅，而後世復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是取其三。又有丁錢，是取其四。一有邊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論調，則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亦三矣。論租，則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論之，蓋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猶曰正供也。其他雜取無藝，更不堪言。舉其尤著，有曰「經、總製錢」者。
經制起於宣和，總制起於紹興。所謂經製錢者，由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所創之一種雜征，建炎中復行之。紹興五年，以總制司為名，遂因經制之額又增析為總製錢。其法如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等，當時謂其「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者是也。
又有曰「月樁錢」者。
此制亦起於紹興，以軍資供億，令本路計月樁辦，故名。當時稱其「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者。其可數說者，有麴引錢、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訟者敗有罰錢，勝則令納歡喜錢。
又有曰「板帳錢」者。
此亦軍興後所創。時稱：「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臟而課其入。索盜臟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豁而抑納」。諸如此類，有司固知其非法，蓋以板帳額重，亦別無他策也。
其尤無理者曰「折帛錢」。
折帛原出於和買，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則其先由官給錢，故稱「預買」。繼則官不給錢而白取，又後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現錢而謂之「折帛」。陳止齋曰：「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林大中、楊萬里疏，皆謂「兩縑折一縑之直」也。
州郡上供錢亦逐年增升，極朘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財賦，十分為率，儲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時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於民者如此，其民烏得而不困，其國亦烏得而不亡！
（一）南宋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二）金
金九主，百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