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1644年）
（一）朱元璋起兵统一江南
朱元璋（明太祖）濠州人，祖与父都是贫农。至正四年，元璋年十七，父母兄弟相继疫死，孤贫不能生活，入皇觉寺当游方僧，乞食河南安徽等州县凡三年。至正十二年，土豪郭子兴据濠州起事，元璋投子兴军充亲兵。十三年，归本乡募兵得七百人。十四年，率壮士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攻定远县（安徽定远县），招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土豪秦把头所部八百人，缪大亨所部二万人，进军克滁州（安徽滁县）。郭子兴率部属万人来滁，自称滁阳王，十五年，克和州（安徽和县）。子兴死，元璋代统余众，兵益强。巢湖水寨首领俞通海、廖永忠等降，得船千艘。十六年，渡江击破元大将蛮子海牙军，克集庆路（南京）、改称应天府。元璋自称吴国公，名义上奉韩林儿为宗主，实际已成立江南一个独立的强国。
当时刘福通红巾军纵横中原，声势正盛，徐寿辉据汉阳，张士诚据苏州，方国珍据庆元。朱元璋占领东南形胜的应天府，藉四周新起势力作屏障，不受元兵直接的迫害，这使他有机会进行整顿军队，建立纪纲，招聘谋士，改革弊政，扩大土地，筹备钱粮等必要准备，逐步实现削平东南群雄的计划。
朱元璋不断与张士诚徐寿辉争地战斗，颇获胜利，但主要兵力是用在夺取防御力衰弱的元朝州县。十六年，遣徐达、取镇江，邓愈取广德（安徽广德县）。十七年，元璋亲督徐达常遇春攻宁国（安徽宁国县），大破元守将别不花，收降猛将朱亮祖，得军士十余万，马二千匹。邓愈、胡大海攻克徽州（安徽歙县），缪大亨攻克扬州，收得长枪军数万。十八年，李文忠（元璋甥）、邓愈、胡大海分路进攻建德路（浙江建德县），元兵望风奔溃，元璋自率常遇春等兵十万攻婺州（浙江金华县），擒守将帖木烈思等，留胡大海守城，命与常遇春协力取浙东。十九年，遇春破衢州（浙江衢县），大海破处州（浙江丽水县）。三四年间，吴成江南大国。
二十年，陈友谅据江州（江西九江县）大举攻破太平（安徽当涂县），杀守将朱文逊（元璋义子）、花云，约张士诚合攻应天，吴国君臣惊骇，元璋用刘基策，命胡大海攻信州（江西上饶县），牵制友谅后路，命康茂才诈降，诱友谅孤军速进。元璋集中所有兵力，袭击友谅军，友谅大败逃回江州，元璋乘胜收复太平，又进取安庆。二十一年，元璋率水军攻江州，胡大海自信州来会，友谅奔归武昌，这是吴、汉决定兴亡的第一次大战，朱元璋胜利了。
元璋两大敌国，张士诚地近国富，陈友谅地远兵强，应该先灭那一国呢？刘基的估量是友谅轻骄喜欢生事，士诚狡懦没有远志，先攻友谅，士诚不会出兵援救，先攻士诚，友谅一定起大军来袭，元璋从刘基议，决计先灭陈友谅。
二十三年，陈友谅军号称60万，攻南昌。朱元璋亲督徐达、常遇春诸将率师20万往救。两军会战鄱阳湖中康郎山下水面，元璋兵力不敌，赖将士死战，胜负约略相当。最后友谅军败，收余众自保不敢出战，杀吴军俘虏泄愤。元璋得报，却给汉俘虏医治伤病，释放回去，又下命捕获敌军，不得杀害。友谅军心懈散，相持十五日，冒死突围，元璋追击，友谅中流矢死，余众大溃。友谅子陈理遁归武昌称帝。诸将多劝元璋乘胜直取武昌，元璋不从，回应天布置防御，留徐达等屯军要害备张士诚，自率诸将攻陈理，围城凡六月，二十四年，陈理降。江西湖南湖北地尽归元璋所有。
正当朱元璋攻陈友谅的时候，张士诚在苏州大造宫室，自称吴王，荒淫不理政事。二十五年，士诚起马步舟三军20万人围诸全州（浙江诸暨县），明守将胡德济会合李文忠、朱亮祖援兵，大破士诚军，元璋定计先取士诚两淮地，再专力攻浙西。二十六年，两淮平，命徐达、常遇春率大军20万攻士诚，徐达破湖州，李文忠破杭州，华云龙破嘉兴，士诚势孤。二十七年，大军合围苏州，擒张士诚。
张士诚败灭，元璋遣汤和攻庆元，方国珍降，江南平定。次年正月，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年号洪武。
（二）驱逐蒙古统一中国
朱元璋武力统一江南的时候，北方红巾军全部消灭了，地主武装首领察罕铁木耳刺死了，扩廓铁木耳据太原，李思齐据关中，彼此猜忌，结仇互攻，兵力分散了，托欢铁木耳众叛亲离、号令不行，无力维持统治了。朱元璋召诸将商议，决定先取山东，转取河南，堵塞潼关，北上取大都，最后取山西、陕西。二十七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25万，攻山东。十一月，克沂州（山东临沂县）、峄州（峄县）、滕州（滕县）、益都路（益都县），十二月，克般阳路（淄川县）、济南府及东平路（东平县）。洪武元年二月克东昌（聊城县），山东平。三月，别路军邓愈克南阳路河南南阳县），大军克汴梁路（开封县），西进至洛水北，大破元兵，围河南（洛阳县），元守将梁王阿鲁温降。四月，冯宗异入潼关，元将李思齐、张思道败走。闰七月，大军渡河克卫辉路（汲县）、彰德路（安阳县）、广平路（河北永年县）。徐达转入山东临清（临清县），大会诸将兵。常遇春克德州（德县），长驱北进，克直沽（河北天津县），又克通州（通县）。托欢铁木耳率后妃皇子夜开建德门（大都北门）逃走上都。八月，徐达率大军入大都（改称北平府），元亡。
朱元璋命孙兴祖守北平，徐达、常遇春取山西。九月克保定中山（河北定县）真定（正定县）。十月，克怀庆（河南沁阳县）、泽州（山西晋城县）、潞州（长治县）。十二月，大破扩廓铁木耳军，克太原，扩廓铁木耳逃甘肃。洪武二年，攻陕西，三月克奉元（陕西西安县），进攻凤翔，李思齐逃临洮（甘肃临洮县），四月，进攻临洮，李思齐降。
洪武三年，常遇春克上都。四年，徐达、李文忠、汤和分三路出塞击蒙古。托欢铁木耳死，子爱猷识理达腊立。明兵深入。爱猷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往和林，招扩廓铁木耳入卫。五年，徐达率大军15万，分三路出塞攻和林，扩廓铁木耳迎战，徐达中路军大败（左路军李文忠、右路军冯胜傅友德各获小胜），死数万人，达逃还。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遣徐达北伐，同时遣胡廷美、何文辉率陆军，汤和、廖永忠率海军取福建，杨环由湖南取广西，廖永忠由福建取广东。洪武元年正月，明兵杀元福建守将陈友定，福建平。四月，廖永忠兵至广州，元守将何真降，广东平。七月廖永忠克象州（广西象县），广西平。四年，遣汤和伐四川，明升降。十四年，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攻云南，击败元梁王匝剌瓦尔密。十五年，云南平。二十五年，沐英死，子沐春袭封西平侯，子孙相继镇守云南。
明初中国疆域，东起朝鲜，西至吐蕃（西藏），南包安南，北距沙漠，东西11750里，南北10904里。南京北京直隶朝廷，别设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使司。
（三）完成统一事业的原因
朱元璋出身孤贫，一无凭藉，不到二十年，居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事业。看他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在了解敌我，紧握时机，不放过每一有利的机会。他的成功，自然只是他个人的成功，但确不是偶然侥幸的成功。
用兵次第——分四个阶段：1.依附阶段，2.立国阶段，3.统一江南阶段，4.北伐阶段。
1.郭子兴是壕州一带起义军首领，朱元璋初起事，依附子兴，表示似乎极大的忠诚，因而取得信任。子兴死，杀子兴子，余部尽归元璋。韩林儿称帝，声势正盛，元璋用龙凤年号，接受平章政事官位，设皇帝御座，率官属朝拜行礼。这只是利用韩林儿的名义，与依附郭子兴时完全不同了。
2.渡江取得集庆后，建立吴国，对韩林儿仍保持臣属关系。这一时期专力夺取元朝州县，充实国力，遣使与张士诚通好，愿意睦邻守境，不生边衅。张士诚来攻，只取守势，避免大冲突。
3.元璋国力已充，决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当时士诚攻安丰，元璋亲率诸将救韩林儿，刘基力谏，不听。友谅攻南昌，元璋已破士诚军，还至鄱阳湖大破陈友谅。战后元璋对刘基说，我不该往救安丰，如果友谅乘我出兵，顺流直取空虚的应天府，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那就大事去了。友谅出下策，攻南昌，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他在这一次冒险行动中，获得曾经号召起广大人民的宋皇帝韩林儿，政治上自有颇大的意义。
4.元璋破陈友谅，急还军布置防御，再起夺取武昌。灭张士诚，先攻取湖杭，后攻苏州。北伐元朝，却先攻大都，后攻晋陕。他料定张天骐（湖州守将）、潘原明（杭州守将）一定并力攻张士诚，扩廓铁木耳、李思齐互相猜忌，决不援救托欢铁木耳。事后完全证明这种估量的正确。
种族号召——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准备北伐，开始提出种族的号召。他宣布一道告中原人民的檄文，大意说，自古以来，中国居内，制服夷狄，夷狄居外，尊奉中国，从没有夷狄居中国治天下的道理。古人说过，夷狄不能有百年的命运，今天看来，确乎不错。上天定当降生圣人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纪纲，救济人民。我北伐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你们不要疑惧，携家逃走。洪武元年，衣冠改用唐朝旧制，这一改革，当然发生很好的影响。同时对仕元汉人，给榜招安，对蒙古贵族，一律优待，不加杀戮。蒙古人依仗义兵（汉族民兵）作战，在种族号召下，大量义兵或望风溃散，或开城归附，明兵收复中原，几乎只有行军，没有战斗。
建立纪纲——元军纪律败坏，专事杀掠，反元群雄，志在子女财帛，纪律并不比元军好。朱元璋初起兵就申明军纪，严禁抄掠。破和州城时，郭子兴部将纵兵杀掠，元璋召集诸将说道：“我军从滁州来，多掠民间妻女，军中无纪律，那能成事。所有虏获妇女悉数放还，不得私藏。”克集庆城，召官吏士绅说道：“我是救人民来的，你们各守旧业，不需疑惧。”城中军民喜悦，得民兵五十余万人，克集庆后，开始遣将略地，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出征，临行训谕道：“我起兵以来，不曾妄杀一人，你们出征，务必约束士卒，攻克城池，不许焚掠杀戮，谁敢犯令，一律军法处置。”徐达等叩头受命。攻克婺州，元璋集诸将训谕道：“我听说诸将克城不妄杀人，非常喜欢，武将能知不杀人，自然民心归附，愿意弃敌来归，你们牢记我这些话，自然大功可成了。”至正二十四年，群臣推戴元璋做吴王，他登位时训谕群臣，首先提出纪纲问题，他说：“建立国家，最要是整肃纪纲，元朝昏乱，法令不行，人心涣散，天下骚动，你们应该改变旧习，协力同心，听我的号令。”二十五年，命邓愈做湖广平章政事，训愈道：“王保保（扩廓铁木耳）据中原，他那种压迫军民的办法，正像筑堤壅水，日夜担心，惟恐渗漏。你这次前去，务必爱军爱民，招揽民心，正像穿破对方的堤防，使水奔溃。只要人心归我，自然用力少成功多。”后来破苏州、破武昌、破大都，始终确保严格的纪律，将帅不敢纵兵杀掠。
善用人力——朱元璋幼年失学，目不知书。初起事，就留心招聘文人谋士，破定远，得李善长；破滁州，得范常；破太平，得陶安、李习；破集庆，得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破镇江，得秦从龙；破婺州、处州，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称为四先生。每得城邑，定要采访当地名士，酌量录用。才能尤高的留置左右，待遇优厚，共商机密，很得这些人的助力。大抵元璋对文人采和善态度，对武人却非常严肃。灭张士诚后，赏诸将官爵金帛，第二天入朝谢恩。元璋问你们昨夜饮酒了么？诸将认错。元璋道：“我何尝不想同你们饮酒作乐，当今中原未平，不是作乐的时候。你们不见张士诚么？以后当严禁饮酒。”胡大海镇守浙东，儿子在京犯酒禁，元璋杀大海子道：“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来攻，仲中逃归，常遇春替仲中求恩。元璋道：“法不行哪能惩后。”斩仲中示众。元璋还能利用怀二心的人，汉赣州守将熊天瑞力穷投降，元璋令从徐达等攻张士诚，假称直捣苏州，使天瑞闻知。天瑞果叛投士诚，恰中元璋的反间计。元璋曾说：“我没有一件事不经心，还不免被人欺骗，张九四（士诚原名）整年不出门治事，哪有不亡的道理”。善于用人，善于了解每一个人的特性，是元璋能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四）创立制度巩固政权
朱元璋初起兵，就留心采访书籍，与儒臣讲论经史，尤熟悉汉朝政事，又亲见元朝腐败亡国，力求矫正恶俗。统一中国以后，一切制度设施，无不斟酌利弊，集历朝统治术的大成。在他看来，确是尽善尽美，足够保持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了。
屠杀功臣——朱元璋依靠诸功臣出力，取得天下，等到天下大定，自己年已五六十岁，皇太子朱标性情柔和，朱标死，皇太孙朱允炆更孱弱无能，元璋生怕将来功臣跋扈叛逆，决计兴大狱，一网打尽。洪武十三年，加左丞相胡惟庸谋逆私通日本蒙古等罪，凌迟处死，家属僚友坐奸党罪，无一得免。士人有仇怨互相报复，只要告发某人是胡党，立即捕杀。太师李善长年77岁，也算胡党，全家诛灭。宋濂年71岁，致仕家居，因孙儿宋慎名挂胡党，发茂州（四川茂县）充军死。株连牵引的广泛，即此可见。二十三年，御制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狱凡杀三万余人。元璋还嫌屠杀未尽，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凌迟处死，凡宗族文武大员下至旧部士卒，坐蓝党罪被杀约二万人。御制《逆臣录》布告天下。经两次大狱，文武功臣全数冤死，得善终的仅汤和一人。
杀戮文人——朱元璋出身微贱怕文人傲慢不服，凡文字中略有嫌疑，即指为故意讥笑，断然杀戮示威。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某官作谢增俸表，用“作则（法）垂宪”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某官作万寿贺表，用“垂子孙而作则”语；桂林府学训导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建中作则”语；澧州学正孟清替某官作贺冬表，用“圣德作则”语，全被杀，罪名是元璋疑这些人借“作则”骂他作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睿（聪明）性生知”语被杀，罪名是疑借“生”骂他做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替某官作谢赐马表，用“遥瞻帝扉（门）”语被杀，罪名是借“帝扉”骂他帝非（非帝）。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取法象魏”语被杀，罪名是借“取法”骂他去（剃）发。亳州训导李云替某官作谢东宫赐宴笺，用“式君父以班爵禄”语被杀，罪名是教皇太子弑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替某官作万寿贺表，用“体乾（天）法坤（地），藻饰太平”语被杀，罪名是借“法坤”骂他发髡（剃发），“藻饰太平”骂他早失太平。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替某官作贺立皇太孙表，用“天下有道”语被杀，罪名是骂他天下有盗。杭州教授徐一夔作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元璋大怒道，生骂我做僧，光骂我光头，作则骂我作贼，捕一夔斩首。僧人来复献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句，元璋大怒道，殊骂我歹朱，无德颂陶唐骂我无德，不配称颂。捕来复斩首。
这种无故惨杀，确使某些略知自爱的文士，不敢冒险做官。如诗人杨维桢年75岁，被召至京，留百余日，坚乞放免归家。文人王逢年64岁，被召，子王掖叩头哭求得免。不过这只是偶见的例外，一般士人绝不许逃避做官，如诗人高启辞官被腰斩，贵溪儒生夏伯启叔侄自断手指誓不入仕，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洪武十八年，颁布大诰十条，作为学校私塾必读的课本，其中一条是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抄家）劄（杀头）。州县官奉令搜罗当地士人，催迫上路，如捕重囚，到京按照各人品貌赏给大小官职，忽又指为犯罪，不是杀戮或戴斩罪任职，就是罚屯田或筑城等苦役。文人学士，一经做官，无异入狱，求进不敢，求退不能，结果养成一种风气，认昏庸无名誉，品行欠佳不合录取资格算是幸福，相率习为卑污，不复顾及羞耻。士大夫间本极微薄稀罕的道德气节，被朱元璋摧残尽了。
严惩贪污——朱元璋亲见元朝官吏士绅贪污无耻，想用严刑来禁阻。命刑部编辑官绅犯罪事状，制成大诰三篇，其中罗列凌迟袅示（枭首示众）灭族等罪千百条，斩首以下罪万余条。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赃罪发觉，穷究作弊徒党，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内外官吏被杀数万人，追赃款700万两。民间中等人家因寄贼借贼（当是借贪官高利贷钱）的罪名，破产无数。元璋允许人民赴京控告贪官污吏，贼满60两，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府州县卫公署旁特立一庙，称为皮场庙（剥皮处），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装草的死官，使活官触目惊心。元璋用这样残酷的刑法惩戒贪污，事实上贪官污吏依然遍布内外。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官月俸米只有87石，递减至从九品月俸五石，未入流三石（每石值钱一千文，或钞一贯），俸薄如此，求官人数却并不减少，足见俸禄以外，仍有额外的收入。
以上所说杀功臣杀文士杀贪污，在什么动机下，朱元璋必需这样做呢？某次太子朱标从容说道，陛下执法过严，未免有伤天地的和气。第二天元璋叫朱标来，指地上一条棘杖说，你拿起来，朱标有难色。元璋道，凡是我杀的全是坏人，好比这棘杖上的刺，我替你削光，不好吗？原来他杀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官制——洪武十三年杀左丞相胡惟庸，从此废除丞相制度。政权军权分割成许多部分，由皇帝一人总掌全权。文官废中书省，不设丞相，武官废大都督府，分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政府由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组成，所有军政大权，统归皇帝直接行施。这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也是政治上一个大的改革。政府组成的主要各衙门，职掌简列如下：
五都督府分掌兵籍（如左军都督府辖在京八卫，在外浙江辽东山东三都司），但无调发权。
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吏部掌选授文武官吏，户部掌全国田赋财政，礼部掌科举礼仪祭祀，兵部掌军官选授，军队调遣和训练，刑部掌刑狱，工部掌营造和水利。
都察院掌纠劾内外百官，分京外为十三道，各置监察御史，监视地方官吏的行动。
通政司掌收受内外臣民的奏章。无论何人有陈情建言申诉冤屈或告不法等事，得经由通政司直接奏达御前。
大理寺掌审核刑狱。凡刑部都察院推问狱讼定罪，连同案卷罪犯送大理寺覆审，覆审后，始由刑部具奏行刑。
以上各官职，吏户兵三部权最重，吏部掌用人大权，地位尤在各部上。皇帝自总庶政，特置殿阁大学士（如华盖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大学士官仅五品，无权处理政事。
封建诸王——元璋采前朝成法，定封建制。凡皇子到达一定年龄，必需分封京外各地，免有留京夺嫡的祸乱。帝位规定由嫡长子孙继承，其他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王位都由嫡长子孙世袭。郡王诸子授镇国将军，诸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一律授奉国中尉。亲王岁禄10000石，另有庄田牧地，又有卫兵3000人至19000人。郡王以下，岁禄依次递减，统归朝廷拨给。诸王无事能做，只能专力繁衍子孙，如朱济炫（元璋孙）生子100人，长子袭爵，余99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集，彼此多不相识。济炫曾孙朱奇溴又生子70人。又如楚王朱英检无子，密取他人子二人作己子，闹起削爵大狱。所谓藩王，只有生子算是唯一事业，朱姓子孙蔓延全国，既不做官吏，又不做农工，法定做游手坐食的寄生虫。
兵制——天子亲兵称上十二卫，驻京城。自京城至外省府县各立卫所。一府设所，数府设卫。1120人称千户所，112人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50人一总旗）小旗十（十人一小旗），5600人称卫。大小联比，合成一军，归五军都督府统率。每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统率本省各卫所，分隶各都督府。全国共有都司21，内外卫493，千户所359。兵卒来源有三种，一从征（诸将攻取土地，留兵戍守）、二归附（降兵）、三谪发（罪人充军），兵卒子孙永远称军户，不得冒入民籍。此外又有民壮（民兵）士兵（土司兵）乡兵（地方特种兵，如后来河南嵩县的毛葫芦兵，善走山，井陉县的蚂螂手，善投石），额数不定。国家有战事，兵部调发卫所兵，皇帝任命将军为总兵官，率军出征。事毕，将军奏还官印，兵各回卫所。
刑法——朱元璋自称用重典（法）治乱世，断狱不按法律，官吏略有触犯，立被诛戮。当时京官每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日暮无事，互相庆贺说，又得多活一天。有些犯官不及送狱治罪，就在朝廷上杖死，称为廷杖。有些犯官怕刑部按律治罪，不够严刻，特交锦衣卫用恶刑拷打（锦衣卫附设镇抚司，专管诏狱，有权直接奏请皇帝裁决），称为下诏狱。这些严刑，主要是对付官吏豪绅的，至于一朝典制的大明律，却斟酌轻重，历30年才制定。元璋曾对太孙朱允炆说，我治乱世，不能不用重典，你将来治平世，应该用轻典。又下令永远废除黥刺（面刺黑字）、剕（割脚）、劓（割鼻）、阉割等刑，后世臣下如敢请复肉刑，务必置重典示惩。从上古传来的野蛮肉刑，到朱元璋才决心废除。
压迫异族——杂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不仅受朱元璋的压迫和侮辱，而且强迫与汉族同化。大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只准与中国人通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禁的两家主婚人各杖八十，嫁娶的男女没入官，男为奴，女为婢。律文注解说，胡元入主中国，族类散居天下，不易灭绝，所以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免得人口繁衍。
八股取士——朱元璋定学制，学校中置卧碑，揭示禁规，内有禁生员议时事律，犯者罚杖除名。又与刘基定八股文程式，规定在朱熹注四子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宋元人注五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中出题，依题义揣摩古人语气，代替说话，绝对不许发挥自己的意见。这是禁止文人自由思想，迫使在一定的程式下说话，思想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新方法，比唐宋诗赋取士，确是更巧妙也更恶毒了。元璋因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类不中听的话，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神位，命刘昆孙等删节孟子文句，书名《孟子节文》。洪武六年，又因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圣人的大道，神位仍搬进孔庙去。大概元璋详细考察以后，知道孟子偶发几句怨恨话，在全书中只占极少数，经朱熹注释，并没有什么危险事了，仍然值得与《大学》《中庸》《论语》并用做八股文章的原料。应考的士人，借八股谋官职，只求录取，不顾任何羞耻，科场中弊端百出，有贿买、钻营、怀挟、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名目，其中通关节一弊，尤为严重。八股取士，等于凭作弊取士。
防女祸——朱元璋严防后妃干预政事。他曾说如果人不是母亲生的，天下女人都可以杀掉。洪武元年，命儒臣编一本书叫做《女诫》。三年，制定宫内禁令，皇后只准治内事，宫门外事不得预闻，后妃概从民间探选，不许臣下献进美女。五年，令工部造红牌，上刻训诫后妃条例，悬挂宫中。嫡庶身份，辨别非常严格，防妃妾恃宠干政。更残忍的是皇帝死，妃妾照例从死殉葬。这种惨制到朱祁镇（英宗）时才废除。
防阉宦——朱元璋又严防阉宦干政。洪武元年，禁宦官预政领兵。六年，定内官（阉宦）不许识字的禁令。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许士民上书——朱元璋定制，天下臣民论政事，得密封交通政司直达御前。洪武十年，命曾秉正为通政使，训谕道，政治好比水，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说话，这是朱元璋创立各种制度中最好的一种。
朱元璋采取历朝兴亡的教训，杀了许多人命，立了许多制度，替子孙谋帝王万世不失的基业，用心确是很苦（他临死时自称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却不料刚死几个月，子孙开始破坏他的制度。
朱元璋苦心编订各种制度，洪武二十八年，他把各种制度制成一部大典叫做《皇明祖训条章》。颁布全国，严重训谕：“后世谁敢创议变更祖训，按奸臣治罪。”可是他刚身死，夺嫡的惨祸就发生了。后世继续破坏祖训，只保存些不妨害作弊的规条。
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死，嫡长孙朱允炆（建文帝）继立。允炆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辅佐。这些人都是经朱元璋选拔，留给允炆使用的。他们密谋削诸王藩封，先废朱橚（音肃）等五王为庶人。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据北平起兵反，号称靖难。在朝谋士武将，早被元璋杀完，朱棣率兵来攻，没有人能抵御。三年六月，南京城陷，允炆生死不明，朱棣自称皇帝（成祖）。
朱允炆旧臣齐泰等数十人不肯降服。朱棣怒，灭方孝孺十族（朋友学生算一族），凡杀873人，油煎铁铉，活剥景清皮装草。其余如陈迪、齐泰、黄子澄等凌迟处死。朱棣指朱允炆忠臣为奸党，本人和同族男子一律惨杀，如邹瑾名下杀440人，练子宁名下杀150人，共灭族数十，杀人数万。妻女发浣（洗）衣局、教坊司（官妓），亲友发配到边地充军。罪人转相攀连，称为瓜蔓抄，无数人因此破家。至朱翊钧时已一百七八十年，建文奸党案才逐渐停止。
朱元璋屠杀功臣，罚功臣家妇女充乐户（官妓），当时儒臣解缙谏称这是坏人伦非人道的暴行，元璋认为迂话，不听。现在暴行加到自己留给孙儿的忠臣身上了。据南京法司偶存的记录，有下列几条：
永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奏），卓敬女杨奴，牛景先妻刘氏合无（应否）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丘福，做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处转营奸宿。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等）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铁铉妻杨氏年35，茅大芳妻张氏年56，并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是何等残忍的圣旨。
朱棣起兵时，收买朱允炆左右阉官做间谍，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实。称帝后，大加信任。洪武二十六年已经禁止刑讯罪犯的锦衣卫，首先恢复并加重它的职权，任无赖纪纲为锦衣卫提督。又设立东厂，令亲信阉人管理。厂卫各畜员役，专门缉访所谓谋逆妖言（诽谤）大奸恶等罪，陷害忠良，无恶不作。厂卫罪行，从朱棣起直到亡国，充分发挥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性。
朱棣知道人心不服，厂卫只能镇压一时，不能维持久远，即位不久，就发动对外侵略，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永乐三年，派阉官郑和率舟师二万人出使西洋（南洋群岛）诸国，前后出使凡六次，用意在：1.探寻朱允炆踪迹，2.消灭华侨对他不义行为的反抗，3.压迫和招诱番人来中国朝贡。四年，遣张辅率兵八十万，灭安南国，改置郡县（安南人民猛烈反抗，朱瞻基时明兵败退，安南得复国）。七年，发大军攻蒙古，前后亲征凡五次，军民死伤极众，所得只是几个蒙古王归降，受朱棣的封号（如封瓦剌为贤义王，太平为安东王，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武人因军功受赏赐，文官因国土扩大，仕途宽广，对朱棣早已歌功不止，谁还替朱允炆抱不平？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十八年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南京除了五都督府不设，其余衙门自六部至钦天监太医院，与北京同样设置。这就是给官员们有加倍升迁的机会，文武众官哪得不加倍喜欢。这样，朱棣的统治，完全巩固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死，子高炽立，一年死，子瞻基立。瞻基以后凡传祁镇、祁钰、见深、祐樘、厚照、厚熜、载垕、翊钧、常洛、由校、由检十一个皇帝。从祁镇起，明朝的政治愈演愈腐败。这种腐败政治，造成了无数的内乱和外患。
皇帝不见朝臣——皇帝居深宫，往往一二十年不见朝臣。朱见深在位23年，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士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朱祐樘在位18年，仅弘治十年召见大学士徐溥、刘健、谢迁，每人赏饮茶一杯，满朝认为盛事。弘治十五、六两年间，召见刘健等数次，祐樘因此被称为勤政爱民唯一难得的皇帝。朱厚照在位16年，游荡南北各地，大概一辈子没有召见过大臣。朱厚熜在位45年，仅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鞑靼酋长）逼近京城，朝臣固请面奏军情，厚熜不得已，出坐奉天殿，不发一言，令礼部尚书徐阶捧圣旨到午门，召集群臣责骂一顿。朱翊钧在位48八年，仅见大臣数次。朱由校昏愚最甚，在位7年，未曾召见过大臣一次，从成化到天启（由校年号）凡167年，君臣见面次数，约略可算，皇帝独裁权，由阉官代理，内阁六部形同虚设。
阉官——阉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实际掌握政权人，他们有庞大的组织，分十二监四司八局，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提督东厂、提督西厂等衙门，又镇守边地，统率京营，经理仓场。提督营造，采珠开矿，市舶织造，凡有权有利的职事，无不归阉官掌管。群阉中司礼监权最大，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无定额。提督管理皇城内一切礼仪等事，掌印管理内外奏章，秉笔管理批朱（皇帝用朱笔批示臣下）。司礼监掌印，名义上地位等于内阁的元辅（首相），提督东厂等于都察院，秉笔等于内阁次相。在外各省设镇守太监，军队出征设监军太监，地位等于总督、巡抚、将军等官。实际权力却远在任何官员的上面。这就是说，司礼监掌印太监执行了皇帝的职权。
厂卫——阉官权力的表现，主要在掌握厂卫，用惨刑镇压异己的官民。朱元璋设锦衣卫（用武官主管）掌缉访叛逆。朱棣时又设东厂（用阉官主管），和锦衣卫同为特务机关。朱见深添设西厂，缇（音题）骑（特务人员）比东厂加倍。两厂员役布满全国，到处侦事，冤死官民无数。朱厚照时，阉官刘瑾总管东西两厂，作恶尤甚。南康（江西星子县）人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被指为叛逆，斩首抄家。州县人民见有着美衣骑好马说官话人来到，如见猛虎，纷纷逃匿。官吏赶快献重赂，尽力招待，才免惨祸。刘瑾又创立办事厂及内办事厂，权力更大，连东西厂也被侦察。凡罪人入厂，不论罪名轻重，一概受杖带枷，枷重一百五十斤，不几天就压死。判罪最轻是发边地永远充军，稍重是凌迟处死。
朱由校时，魏忠贤当权，厂卫罪恶，发展到顶点。刑具有大枷，又有械、镣、棍、拶、夹棍五种，同时施用，称为受全刑。刑类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着烧红的铁鞋）、铜喇叭（用滚油灌入肛门）、壁挺（杀死）等。朱祁镇时锦衣卫创脑箍、烙铁、灌鼻、钉指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名目，后来被普通司法衙门（刑部下至州县）全部采用，厂卫不得不别标新异，表示自己的进步。
东厂组织，司礼监太监称宗主，掌厂太监称督主，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人，番子（侦事人）无定额，挑选锦衣卫中最凶狡人充当。番子头领称档头，戴尖帽，着皮靴，专管侦察。番子称干事，每一档头领番子若干人，每一番子又各有地方痞棍若干人当爪牙，痞棍探得一事，番子密报档头，按事件大小先给赏钱，称事件为起数，赏钱为买起数。档头得报后，率番子至犯事家附近坐守，称为打桩。番子突入犯职家搜索，得贿满意，即退去，少不如意，用刑拷打，痛苦十倍官刑，称为干榨酒，又称搬罾（鱼网）儿。逼令犯事人诬攀有钱人家，有钱人赶快送厚赂，得免株连，否则奏请下镇抚司狱，一定惨死。番子到刑部都察院镇抚司监视审案，称为听记，到各官府各城门访缉，称为坐记，某官作某事，某城门获某奸，报告到厂，称为打事件。督主连夜转报皇帝，甚至民间夫妇口角也报进宫去，供皇帝太监们作笑谈资料。锦衣卫办案与东厂同，不过要缮写正式奏本，没有东厂报告那样迅速，所以卫不及厂得宠，成为厂的附属机关。京师曾有四人在密室中夜饮，一人酒醉大骂魏忠贤，三人恐惧不敢出声，忽有番子进来捉四人去见魏忠贤，忠贤碎割醉骂人，赏其余三人钱，三人几乎骇死。魏忠贤死后，朱由检依旧重用厂卫，侦察官民，到亡国才停止。
搜括钱财——阉官手握大权，自然要搜括钱财。偶被抄家，发现赃物多得骇人。朱祁钰抄王振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面，六七尺高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珍玩无算。朱祐樘抄李广家产，得收贿簿，内载某某文武大官送黄白米几千几百石，祐樘惊问道，李广多大食量，要这许多米。左右人说，黄米是金，白米是银。朱厚照抄刘瑾家产，得大玉带80束，金24万锭，又57800两，元宝500万锭，银800万两，又1583600两，共金12057800两，银259583600两。厚照又抄钱宁（太监钱能家奴）家产，得玉带2500束，黄金十余万两，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朱厚熜抄江彬（总督厂卫，但非阉人）家产，得黄金70柜，每柜1500两，银2200柜，每柜2000两。魏忠贤家产，史书不载，他弄权远过任何阉官，他的财产可以想见。
阉官借收税名义，残害人民，朱翊钧时最甚。矿监（管开矿）税监（管收税）布满全国，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采珠），大小阉官，极意敲剥，吸髓饮血，人民受害无穷。例如陈增开采山东矿产兼收东昌税，自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富家藏违禁物，杀人极多。马堂作天津税监，养无赖小偷数百人，白昼夺人财物，远近罢市，民众万余，放火烧马堂税署，杀税役37人。朱翊钧怒，命捕民众重办，许多人被杀。陈奉收荆州税兼采兴国州矿砂，率恶党鞭笞官吏，抢劫商旅，奸淫妇女，虏人勒赎，激起人民公愤，聚众万余人，愿与陈奉同死，幸地方大官力救得免。陈奉作恶更无忌惮，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凡十起，武昌民怨恨切齿，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擒恶党16人投长江，烧税署辕门，巡抚支可大尽力镇压民众，陈奉得不死。梁永监陕西税，发掘历朝帝王坟墓，率无赖横行，随意杀人抢掠。人民愤怒谋杀永，永逃走。杨荣监云南税，百姓恨荣入骨，焚税厂，荣怒，杖杀百姓数千人，抽樊高明筋示众。冤民万人烧荣住宅，杀荣投火中，并杀恶党200余人。朱翊钧得报，哀悼杨荣，几天不吃饭。当时民不聊生，到处激起叛变，朝廷都用最残暴的屠杀镇压下去。
明朝北京正宫正殿被烧凡八次，每次火灾后，派阉官到湖广采运木材，全国加赋税，大兴土木工程；朱厚照时工部郎赵经督乾清宫（皇帝所居宫）工程，得赃数十万两。工部郎只是五品小官，其他大官获利可想。宫殿迭次火灾，也许是阉官们有意放火。
内阁——朱元璋废丞相制，别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朱高炽、朱瞻基两代，大学士杨士奇等权渐重。朱厚熜信任严嵩，大学士权同真宰相。因避宰相名号，改称内阁。皇帝口说政令，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为批红，交给内阁首辅（首相）依批红拟成诏谕，称为拟票或票拟，再经皇帝核准颁布。内阁首辅必须仰承阉官的意旨，否则定被斥逐。明朝著名阉官极多，有权的首辅仅严嵩、张居正二人。严嵩相朱厚熜二十年，专贪贿赂，抄家时，原籍（江西分宜县）家产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宅共估银2300006两，在京家产不减原籍。南京扬州等地，置良田美宅数十所，秘密寄存亲戚家约当总财产十分之三四。抄出的财物，只是一部分，估价又极低，例如皮衣共17041件，估价6205两，每件不到银四钱，帐幔被褥22427件，估价2248两，每件约值银一钱。即此作例，赃款巨大约略可见。嵩子世蕃，得赃也不少，据说，世蕃夫妻窖藏金银每百万两为一窖，凡十数窖，连严嵩看了也害怕起来。
朱翊钧时宰相张居正，曾生病四个月，翊钧赏金帛作医药费。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外省巡抚藩臬，纷纷给他设醮（请道士上天表）祝祷，各级官吏甚至杂职小官，无不重价请文士作天表，招集道士上表天庭，求玉皇上帝保佑。一次不够，接连几次，故意在猛烈日光下烧香长跪勿起。一姓朱御史头顶香炉从家里走到醮坛，表示至诚，果然，朱御史得放外任，同僚们照例送酒席，朱御史大怒骂道，你们不知道我替相公吃斋（素食）么？这样糊涂，送我酒肉。居正某次奉旨回原籍（湖北江陵县）葬亲，沿路地方长官跪接跪送，监察御史在轿前奔走开路，供给酒菜每次一百样，居正还说没有下箸（筷）处。真定知府钱普特造大轿，前轩（亭）后室（可坐卧）旁有两廊，各立一聪秀儿童听使唤，用32壮丁抬着张居正走。钱普能制苏州菜，居正喜欢道，我到此地才得一饱。别处官员听说，急募苏州厨子伺候。张居正是明朝唯一名相，也确有些识见和功业，但仍不免接受官员们的献媚，何况别人呢。
严嵩奸邪，张居正刚直，二人正邪不同，擅权独断，却略相似。只有继严嵩作首辅的徐阶，可称专制时代难得的政治家，他主张“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各该管衙门），以用舍（斥革）刑赏还公论”。又主张“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因为有这些主张，所以在他当首辅时，朝士得谈论政事，严嵩的余毒，洗去了不少。
官僚——官吏贪污，并不因朱元璋的残杀有所惩儆。朱棣时邹缉奏称：“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朝廷每遣使人出去考察，此人就得发财机会。使官所到，地方官公行贿赂，惟恐不足。”梁廷栋也奏称：“巡按御史号称盘查访缉，每到一处，官员赠送多至二三万两，国家增一巡按御史，人民负担加重百万。”朱棣时代已经如此，后世更无待说了。诗人王季重作一首《无不可买》童歌道：“上好（顶好）黄钱，童生买起到状元；绝大元宝，童生买起到阁老（宰相）。”买卖官职，是明朝普遍的惯例。
朱见深时万安作首相，与徽州无赖倪进贤研究房中术，令进贤应试，得中进士。安患阳痿症，进贤自称善医，煎汤药亲手熏洗，得升御史，大家叫他为洗鸟御史。万安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见深遣太监往内阁问安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安惶恐伏地叩头不敢出声。革职后回到成都，专门请托狱讼。有人问安为什么不回原籍（眉山县）享老福？答道，我在内阁只有银18万两，等凑足20万便回家了。朱厚熜讲求房中术，无锡人顾可学炼秋石（用童便熬成药块）入京贡献，三四年间，骤升至工礼两部尚书。可学不做别事，专和严嵩及道士顾仲文等论究房中秘诀。每出门，路人聚观。叫他顾尝屎（音近尚书）。略举这些例证，官僚丑恶无耻，几乎使人不敢相信。
乡绅——明朝不只是地方官私派横征，民不堪命，在乡绅士，倚势恃强，与官府狼狈作奸，上下相护，害民也极凶暴。例如大学士杨士奇子杨稷在家杀人夺产，横行不法，被人告发罪状凡数十款。梁储子梁次摅与富户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灭端家二百余人，次摅最喜用绳紧缚人臂股或阴茎，使血液蓄积，铁针突然刺入，血射出高数尺，次摅大叫称痛快。焦芳造第宅，拘数郡人民充工役。大学士周延儒、翰林陈于泰都是宜兴人，两家子弟残暴作恶，宜兴冤民聚众掘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兄弟宅第。大学士王应态弟应照在乡横行，乡人到京控诉，列罪状凡480余条，赃170余万两。大学士温体仁、都御史唐世济都是乌程人，两家勾结太湖强盗，均分赃物。嘉定人周星卿性豪侠，邻间一寡妇抚养幼子，薄有田产，侄某私献寡妇田产给势家，势家坐大船奏着音乐来接收，星卿不平，纠合壮士突前殴击，势家逃走。任意夺产，受贫弱人献田并令充当佃户，受无赖所献别人的产，都是乡绅应有的权利。
科第——明朝用八股取士，进士称甲科，举人称乙科或乙榜。举人会试（考进士）三次不取，得赴吏部候选官职。凡好官要职非进士出身不能得，举人出身只能到广西云贵等地任职，升迁极难，革职极易。长官考察属员政绩，同一说宽，进士出身的算是爱民，举人出身的算是姑息；同一说严，进士出身的算是精明，举人出身的算是苛暴。中期以后，乙榜做到尚书仅二人，巡抚仅三人，仕途全被甲科把持了。后来李自成起义，用举人牛金星掌军师，凡举人都给官做，很得这些人的助力。
秀才一中乡举（举人），就有权包揽亲戚门生故旧邻居的田亩，归入本人名下。如包揽田2000亩，收钱粮300两，实际缴给官府八九成，凭空得一二成的利益。进士乡绅（退职官）权力更大，包揽田亩更多，本家子侄及内亲（妻族）也恃势包揽，通常乡绅一人，每年有一二千两的收入。
封建——藩王遍布全国，夺民间田产妇女，随意杀人，庇护盗贼，无恶不作，朝廷从不究问。防止藩王谋叛，却异常严密。如不得入京朝见。出城扫墓，必需奏请。二王不许相见。不许干预朝政等，一犯禁令，即削爵贬为庶人，送凤阳府高墙（牢狱）永远禁锢。朱由检时满洲入寇，京师戒严，唐王聿（音曰）键倡议勤王，反被由检斥责，贬为庶人，送凤阳禁锢。朝廷对藩王猜忌极深，所以勤王救国，也算大罪。
朱翊钧时有亲王四五十人（每人岁禄一万石），郡王251人（每人岁禄二千石），镇国（岁禄一千石）、辅国（岁禄八百石）、奉国（岁禄六百石）将军7100人，镇国（岁禄四百石）、辅国（岁禄三百石）、奉国（岁禄二百石）中尉8951人，郡主（亲王女，岁禄八百石，婿称仪宾，岁禄数同）、县主（与仪宾岁禄各六百石）、郡君（与仪宾岁禄各四百石）、县君（与仪宾岁禄各三百石）7713人。庶人（庶人及妻女每月各给米六石）620人，共23000余人。朱厚熜时全国每年供京师米四百万石，宗藩岁禄多至853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236万石，两省支给宗室禄米504万石，政府及各省每岁收入粮米，不够宗室岁禄的半数。
亲王禄厚产大，袭爵子孙，世世骄淫，不愁贫乏。郡王以下，不得分财产，生活全靠岁禄，又不许别营生计，大抵勾结盗贼无赖，当窝主分赃。宗室男女婚嫁，照例要奏请朝廷核准，生子也要朝廷赐名。自万历至崇祯，礼部积压不办，有的发白还是独身，有的人死还没有名字。何如宠做礼部尚书，特为奏请，男女六百余人得准许婚配。
腐朽的政治机构——明朝腐朽政治到朱翊钧末年已达顶点。例如朝廷大臣得任意弃官归家，皇帝既不挽留，也不罪责，让他们自来自去。官缺多不调补。照旧制给事中（谏官）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这时候给事中只剩四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只剩五人，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剩四五人，都御史八年不补人。外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一样缺人不补。文武候选官数千人久困京城旅舍，因吏兵两部无人用印画押，不能领凭赴任，往往攀宰相轿子哭泣哀求。囚犯无人审问，任令在狱中自生自死。内阁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朱翊钧认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够用，不必添设。南京九卿只剩二人，尚书只剩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本来政权全在阉官手中，朝官多少有无，皇帝并不看作重要事。当时京城人士谈话，有十可笑的谑语：“光禄寺（办酒席）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道士）祈禳（祝祷），武库司刀枪，营缮司（掌工程）作场，养济院（养老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纠弹不法官吏），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这就是说，组成政府的各部分，都已名存实亡了。
别一例证也说明政治的极度腐朽。司牲所（供祭祀用牲畜）养羊360头，用牧羊人120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黑豆（喂羊用）2800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1200余两，草24000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500余两，米（牧人用）8800余石，布花银（衣料钱）700余两。又如乾明门养猫12只，刺猬5只，羊247只，西华门养狗53只。御马监养狗212只，虎3只，狐狸3只，文豹1只，土豹7只，鸽子房养鸽子若干只，每年共支喂鸟兽用猪羊肉35900余斤，绿豆谷粟等4480余石。又西苑豹房养文豹1只，用饲养人240名，地十顷，每年支食粮2800余石，地租700两。这种巨大靡费，只供小阉官作弊侵蚀，大阉官及京内外文武官员的作弊侵蚀，可以类推。
几件著名的大事——朱元璋制定《皇明祖训》，后世君臣只要形式上遵行祖训，就算尽职，无需谈什么兴革。那么，官员们做些什么事呢？朱见深时一御史奏请顺适物情道：“近来京城地方，车辆骡驴，街上杂走，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一处奔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朱祐樘时一给事中建议处置军国大事道：“京中士人喜著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朱厚熜时一员外郎奏请崇节俭以变风俗道：“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陈列装样）糖饼，大件省工却费料，小件省料却费工，乞要制定式样，务省工料，使风俗归厚。”极小事体，生扭在极大题目上，固属可笑，就是朱厚照时代的谏南巡，朱厚熜时代的议大礼，在当时认为莫大事件，实际也只是一场空闹。
朱厚照要到南方去游玩，朝臣纷纷谏阻，厚照大怒，令夏良胜等107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又一批朝臣继起谏阻，厚照更怒，捕朝臣下诏狱，白天牵出跪午门，晚间牵人囚狱。罚跪期满，107人各杖三十，6人各杖五十，30人各杖四十，一人杖八十，不少人因此丧命。厚照不久到南方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谏南巡事件。
朱厚照死，从弟朱厚熜继位。厚熜要尊本生父祐杭为皇考（父），朝官们主张尊祐杭为皇叔父，群跪左顺门外哭争。双方相持，大闹不休。厚熜怒，捕马理等134人入锦衣卫狱，令何孟春等220人在家待罪，四品以上官罚夺俸，五品以下官罚杖，翰林王相等180余人受杖，死19人。这就是著名的议大礼事件。
上列两大事件以外，又有所谓三大案。
梃击案——朱翊钧生子常洛，又生子常询（宠妾郑贵妃所生，封福王）。朝臣请立常洛为皇太子，促常洵出京就藩（封地在洛阳）。常询出京后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忽有人执枣木棍打伤慈庆宫（太子宫）守门人，直入至前殿，被阉官捕获。追究主使人，郑贵妃弟郑国泰似有嫌疑。翊钧杀阉官庞保、刘成二人了事。
红丸案——常洛刚登位几天，患痢疾，不能起床，鸿胪寺官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常洛吃第一丸，觉得好些，连呼可灼为忠臣，吃第二丸身死。首辅方从哲拟票赏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等劾从哲应坐弑逆罪。
移宫案——常洛死，子由校立，年16岁，与常洛宠妾李选侍同居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坚请李选侍移居他宫。
从由校时代起，这三大案成为朝臣阉官正人奸臣争斗互杀的工具，各聚徒党，血战不止。亡国后小朝廷中仍继续纷斗，到小朝廷被清朝消灭，才告结束。
经过元末二十余年大乱以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朱元璋起事的根据地淮河流域，变成草木畅茂，人烟罕见的荒地。洪武前一年，朱元璋率长子朱标亲到乡间，指示朱标道：“你知道农民的劳苦么？农民一辈子困在地上，手执耒耜，一年到头，不得休息，住的不过茅屋草户，穿的不过破衣烂裳，吃的不过菜羹粗饭，可是国家经费，全靠他们来负担，我教你牢记他们的难处，不要过分聚敛，务使农民免受饥寒的痛苦。”朱元璋知道国家经费全靠农民，现在面对着无限荒地怎样办呢？
（一）农民与土地
1.农业逐渐恢复
洪武元年，召集全国府州县官来朝，元璋问谕道：“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繁殖），你们务必痛戒不廉的弊病。”他用剥皮惨刑，惩戒贪污，同时允许人民直接向皇帝告发官吏的罪恶，消极方面，多少发生一些效力，积极方面，行施了下列几种办法：
开垦荒田——洪武元年，令州县人民开垦荒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三年，责成地方官召诱未登户籍的流民，给耕牛种籽，按垦田多少，定官吏赏罚条例。五年，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多田少的，官给附近荒田，按丁拨付。十三年，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及凤阳、淮安、扬州、卢州田许民尽量开垦，官府毋（不）得起科（租）。这些法令以外，又特设司农司专掌中原垦荒事，派官到广东买耕牛，分给农户，迁山西泽、潞等地无田农民垦河南、河北田，又迁苏、松、嘉、湖、杭、温、台等地无田农民往凤阳、滁、和一带耕田，官给牛种，耕地作为世业。北方近城地多荒废，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免租三年。各州县每年新垦亩数少或数千，多或二十余万。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亩总数达850万顷，荒地大体垦成熟田了，同时贵族官僚豪强对土地的侵夺也就加剧了。
军民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明初有商屯，募盐商到边地开垦，弘治中废坏）。军中归卫所长官管理，每一军人受田五十亩，称为一分，官给耕牛农具。边地军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屯田总额293582顷，约占田亩总数二十九分之一。民屯归地方官管理，狭乡的贫户，无户籍的流人，犯罪的官民（犯官多罚徙凤阳屯田），被指定往某地垦荒，称为屯民，明朝沿袭元村社制，土著称为社民，社民先占的田亩宽广，屯民新占的田亩狭小，因此屯地称为小亩，社地称为广亩。田亩面积，照定制五尺为步，240步为亩，实际广狭不均，北方尤甚，洪武时军民屯田总数893000余顷，约占田亩总数十分之一强。
兴修水利——朱元璋初建国，就设立营田司，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管理全国水利，修筑各处堤防。并令地方长官，凡人民条陈水利，即时奏上。洪武元年，修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就是采取和州人民的建议。二十七年，特谕工部修治陂塘湖堰，遣国子监学生分路督修全国水利。二十八年冬，凡开塘堰40987处。自朱元璋至朱祁镇正统年间，史书关于兴修水利的记载，为数颇多，这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防止兼并——朱元璋出身农村，亲见元朝的豪强侵侮贫弱，兼并土地，激起农民大骚动。建国以后，徙江南富户14万户到中都（凤阳）垦荒，又徙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14300余户充实京师。大量富户远离乡土，虽然原有田产仍得保存，对贫弱农民的刻剥，多少要减轻些。朱棣选浙江应天富民三千户到北京，充宛平大兴两县厢长，户籍附在京师，原籍应出徭役仍不得免，日久贫乏逃亡，续选原籍殷实户来京补充逃户。这种办法，与元璋徙富户同一意义。
2.最大地主的产生
朱元璋驱逐元朝大地主，留下的土地，换了一批新的主人。他们土地占有的规模，比元朝更大了。明朝土田制分官田、民田两类。官田包括宋元相传入官田地及还官田（缴还赐田）、没官田（没收罪人田产）、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音软。城边田地）、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赏）给、乞（请求）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这些通称为官田，其余称民田。官田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官田——苏州松江一带田地，南宋时多括为公田，张士诚时数量更扩大，朱元璋灭士诚，凡士诚部下文武亲戚及富民所有田产，一律没收作为官田，据《宣德实录》所载苏州知府况钟的奏章说：“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据弘治十五年统计，全国土田总数中官田占七分之一，这种官田或因豪强勾结官府侵占归私，或因种官田佃户，把官田冒充私田，卖给富户，大量田亩，逐渐归富贵人家分有。崇祯时，大学士钱士升说：“江南富家有百亩的十之六七，有千亩的十之三四，有万亩的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推见。
皇庄——朱祁镇天顺八年拨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在河北顺义县安乐里柏桥村、作为宫中庄田，数年间，侵占民田超过原额十倍。朱见深正式成立皇庄名目。朱祐樘时单是畿内皇庄就有五处，共地12800余顷，后来逐渐扩大，多至37595顷46亩。皇庄有管庄太监，有旗校（武官）每处约三四十人，招集土豪流氓，或称庄头，或称伴当，互相作恶。庄中起盖房屋，搭架桥梁，擅立关口，私刻印信，凡人民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无不勒索钱财，又邻近地土任意划界，按亩征银，民间妇女任意奸淫，略与分辨，即被诬指罪名，捆送庄官拷打严办。人民惊慌不安，怨恨入骨。朱厚照登位刚一月，就建皇庄七处，后增至300余处。不言可知，这些庄田都从人民手中夺来。
藩王庄田——朱元璋定制，亲王庄田一千顷，实际顷数远在定制上。洪武初年，禁止“诸人不得向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地山场窑冶，违者治罪”，足见元朝献田恶习，明初相承不改。朱高炽以后，诸王贵臣多乞请庄田，朱祁镇查核诸王刍牧侵地，归还原主，朱祐樘禁宗室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这都说明藩王恃势兼并的剧烈。朱祁镇子见燐（德王）就藩德州，赐东昌兖州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朱厚熜子载圳（景王）就藩德安，赐庄田湖陂数万顷，朱翊钧弟翊镠（潞王）就封卫辉，赐田四万顷，翊钧子常洵（福王）就藩洛阳，赐田四万顷，中原腴地不足，取山东湖广良田凑足数目。朱由校时桂、瑞、惠三王及遂平、宁国二公主各有庄田一万顷。诸王府官及阉官丈量土地，征收租税。畜养奴仆无赖多至数千或万人，四出奔驰，勒索钱物，殴杀佃户，连朝廷某些官员，也说“惨毒不忍闻”。
权贵庄田——勋臣外戚阉官强占官私田地，或反诬民私占官田，断令还官，实归己有。朱祐樘时勋戚阉官有庄田332处，共地33000余顷，朱厚熜遣御史查核勋臣隐冒庄田，得16000余顷，朱载垕定勋戚限田制，勋臣五世内限田200顷，外戚限田70顷至700顷。这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阉官庄田，比勋戚更多，魏忠贤所占尤不可数计。至于一般官员和绅士，各依自己势力的强弱，吞占与势力相当的土地。《明史·食货志》说：“明自中期以后，庄田侵夺民业，直到亡国才停止。”
3.民间土地的兼并
明初奖励人民开垦，许民尽量垦荒，官府不得起科；又许有余力人家，不限顷亩，永不起科。在这两个特许下，民间产生不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可想见。地主富豪用下列几种方法，兼并农民的田地：
逃避田赋——有势力人家，贿通书吏，将本户米粮分散成合勺细数，转加在小户粮上，称为飞洒。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官府不短收，势家不纳粮，被洒小农户，却不知合勺从何处飞来，年年如数代赔。此外还有虚悬、挪移、影射等法，富人占田万亩，不纳一粒米，官府从不追究，贫户田早失去，粮仍保留，当时民间一般的现象是没有田的却要纳粮出丁，称为“产去粮存”，除了逃亡，永远不得免除。
逃避差役——富家田多，如并成一户，自然因粮多，差役跟着加重。两浙有所谓“花诡”或“铁脚诡寄”法，分散租额，或诡寄亲邻，或诡寄佃户，或诡寄他庄，彼此推诿，藉免重役。凡官绅士人法律上有免丁（一二丁至十六丁）、免田（多至二三千亩）的优待，他们利用特权，收受富家诡寄田地，富家应出差役，转加在农民身上，农民役愈重，田产愈流入富家。
高利贷——农民负担苛重的赋役，不得不向富家借债，姚夔说高利贷的罪恶道：“收获刚完毕，农民一家人已饥荒，所以小民凶年挨饿，丰年也一样挨饿。”
豪强掌握乡村政权——朱元璋令全国州县乡村设立老人，职掌劝民为善，判断争讼。后来老人多由势家的隶仆或地痞土豪充当，凭藉地位侮虐贫弱。朱元璋又令大户充当粮长，职掌催收本乡钱粮，后来粮长勾结书吏，倍收粮米，包揽词讼，共分赃钱。粮长买田造屋置妾等费，统归小民负担。
4.兼并的结果
农民在各种兼并势力的压迫下，怎样生活呢？
饥饿——明史称朱棣时，天下富庶，岁收丰足，外省府县仓米堆积，至红腐不可食。这自然算是明朝全盛时代了。贫民能不能食红腐的米呢？太子朱高炽路过山东邹县，见男女持筐在路旁掘草根，高炽驻马问草根的用处，民跪对道，饥饿靠它活命。高炽下马入民家，所见无不烂衣百结，灶锅倾仆。这并不是邹县偶见的现象，照邹缉的奏章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连年，民多剥树皮掘草根活命。”朱棣以后，贫民生活更不堪问了。马驯有一篇请减赋的奏章说：“山居人靠吃树叶，水居人靠捕鱼虾，田园如扫，室家如枯，百姓面色都灰黑像死人。”明朝只有增赋，没有减赋，那么，百姓面色永远像死人。
破产——顾炎武（明末清初人）《日知录》说：“吴中（苏州松江）人民有田的占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占十分之九。”其他地方，大致相类。佃户的生活，在王弼（成化时人）《永丰谣》里，这样描写着：“永丰地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水闸），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官田卖给富家）；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接新债。旧租了，新债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占，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佃户痛苦如此，因之对土地的要求，表示无比的迫切。例如南浔（浙江吴兴县）人名士朱国桢曾向巡抚建议均田，巡抚令国桢从巡按使马起莘往吴兴查勘，农民群起欢迎，各写“均田便民”四大字粘揭路旁，巡按使船自平望（江苏吴江县）至吴兴120里，见沿路满贴均田便民纸条，愈近城愈多，一望不见边际。农民立两岸大声呼号，有如发狂，多失足跌入水中。巡按使登岸上轿，农民攀轿杠高呼，捕数人，轿才得行。本地富豪愤怒，使秀才出面与官员集孔庙商议，农民无数聚庙外请愿。会议十余日，巡抚巡按使联名奏请顺民均田，户部驳斥不准。富豪某甲率奴仆千人到南浔烧朱国桢房屋，幸得农民援救，半路上击退某甲。朱国桢好久不敢回家去。
卖妻子——农民希望儿子不卖掉，第二年还有人力去种田。可是事实并不允许这样。朱见深弘治元年，巡按御史娄芳奏称徐州河南等处，人民鬻卖男女，沿路成群，价值极贱，甚至番僧夷人也来收买。二十二年，诏陕西山西湖广等处军民先因饥荒逃移，将妻妾子女典卖给别人，许向官府首告，给原价赎取。这种假仁慈的空话，只显示农民破产的深刻和普遍。
卖身——妻子卖了，自身也就不得保全。豪富人家或因公债准折（折价）人丁，或藉威力强夺人丁，令改换姓名，听主人奴使（大明律庶人不得养奴婢，功臣家得养奴婢，官绅家养奴婢，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万历时定制，官民人家得雇用工人，不得养奴婢。价卖人口，十六岁以上必须婚配，当作本家的子孙。改换奴婢姓名，意在避免法律的禁限）。豪家奴婢日增，纳税农民日减，江南地狭，豪富家畜奴尤众。此外还有一种投靠的习俗，士人一登甲科得官职，就有多人来投，订立身契，子孙永远充当家人（奴仆）。官绅门下奴仆多至一二千人，其中一部分是农民，依靠主人庇荫，得免书吏横派赋役的痛苦；一部分是流氓，替主人四出寻事，或强夺房产，或勒写卖身契据，或百计千方诈人钱财。说事讲银，逼令送家爷（主人）若干两，送门干（门房）若干两，送书房（亲近管事人）若干两，自己另要后手银若干两，非被讹人家洗荡一空，不肯罢手，偶或受人控告，主人出头庇护，县官看奴主情面，轻轻了事，弘治三年，曾禁军民人等敢有投托势家权门，充当家人，发觉后，流边地永远充军。自然，这只是一纸空文，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流亡——投靠势家，只能容纳破产人民的一部分，其余或到两京冒充匠户，或走远方经营小贩，或弃陆入水，泛舟为家，但仍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结果最大部分的破产人民，不得不离乡流亡。从朱瞻基宣德时代起，流民问题开始严重起来。松江知府赵豫在安辑流民的奏章里说：“人民欠了公赋，又欠私债，田地荒芜，房屋毁撤，无法安身，只好流亡。”朱瞻基、朱祁镇两代，朝廷也空谈些抚治的办法，后来连办法也不谈了。王夫之（明末清初人）《噩梦》里说，元朝政治败坏，富人骄横，贫民饥寒，官府漠不关心，没有流以前，不加抚恤，已流以后，不与安辑。相沿至成化（朱见深）时代，形势愈转恶劣，初为流民，继为流寇，蔓延全国，不可收拾。”这就是说，农民大量流亡，促成了明朝统治的崩溃。
5.垦田和户口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郡县赋役黄册造成，计户10684435，丁56774561。朱元璋造黄册，本意在查明供赋役的男丁数目，女口也许不在册内（两宋户籍不计女口）。可是一户平均有男丁五六人，似乎也不合实情。据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全国土田总数8507623顷，户总数16052860（永乐时约计民户1000万，军户200万），口总数60545812。改丁为口，当是包括男女总数。二十四年统计，一户平均五丁稍强，二十六年统计，一户平均四口稍弱，二三年间，不容有这样大的变动，按常例说，似乎二十六年统计数字，比较可信。朱祐樘弘治四年（距洪武二十六年凡99年）全国户总数9013446，口总数53281158。弘治十五年，全国土田总数4228058顷。一百年间，田减一半，户损七百，充分说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权门的盛行。朱翊钧万历六年（距弘治四年凡88年）大学士张居正用开方法丈量全国田亩，得田7013976顷，比弘治增300万顷。《明史》说，当时官府争用小弓（一弓五尺）量田求多，或指现田充新垦。不言可知，被小弓丈量的自然是没势力人家的田，被指为新垦的决不是权豪人家的田，田亩增加，贫弱人反而愈苦。万历六年，全国户总数10621436，口总数60692856。户口数与190年前的数目相同，显然由官吏据旧户籍捏造。
（二）赋役制度
户籍——洪武十四年，编全国赋役黄册（户籍册，用黄纸作封面），乡村110户为一里，推丁粮较多家十户为里长，余百户分十甲，每甲推出十人。官府按年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轮役一遍，称为排年。城内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户分民、军、匠三等。民户分儒、医、阴阳等，军户分校尉、力士、弓、铺兵等，匠户分厨役、裁缝、马、船等，又海边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等名目，按各人职业编籍，每十年重造黄册一次。大抵洪武时代曾经编造，以后仅存空文（祭天地时，祭坛下陈列黄册，祭毕收藏），官府征税派役，另有底本，称为白册（白册在书吏手中，营私舞弊，无可查究）。
田籍——洪武二十年丈量全国田亩，按字号编排，写明田主姓名及地形土质面积四至，形似鱼鳞，称为鱼鳞册。
田赋——明初定赋税制，号称十分取一，实际参差不齐，轻重悬殊。大抵官田每亩收租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元末，苏、松、嘉、湖四府官绅豪民曾助张士诚坚守不降，元璋怒，按私人租簿作租额，每亩收粮最高额竟至二三石，表示惩罚的意思。因此全国田赋苏、松最重，嘉、湖较次，杭州又较次。洪武十三年，命户部酌量减轻江南租额，苏州一府秋粮仍多至2746000余石，其中民粮仅15万石。朱元璋所谓惩罚官绅豪富，显然只是刻剥佃户的一种藉口，明朝江南农民逃亡现象特别严重，这是主要的原因。
洪武时田赋分夏税秋粮两等，夏税包括米麦、钱钞、绢三种，秋粮包括米、钱钞、绢三种。弘治时夏税名目增至二十余种，秋粮增至十余种。万历时又有增减，大体米麦为主，钱钞丝绢为辅。明初两税每岁收入麦470余万石，米2470余万石，钞45500余锭，绢288500余匹，朱祐樘时麦米绢比洪武原额略有亏短，独银钞增至78300余锭。
差役——丁分成丁未成丁两等。男子16岁以前称未成丁，16岁至60岁称成丁——服官役。60以外免役。役分里甲、均徭、杂泛三等，按户服役称甲役（里甲），按丁服役称徭役（均徭），临时应官府呼唤服役称杂役（杂泛）。以上三役各有力役（出人）雇役（出银）的分别。经常差役除里甲外，有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等，名目繁杂，凭官府任意增添，不可计数。其中粮役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起初指定专派大户（富户）充当，后来大户行贿得免，转派中户代替，后来中户又设法得免，大户役全由下户贫民来负担。例如松江府华亭县粮役，起初每年设库子四名，称为支应大户。本县衙门杂费及县官迎送上司等费，例归库子供给，每名一年费银一千两以上。后来议革库子，改用长收，华亭县十二粮柜，每柜每月轮值长收一名。四个库子化为十二个长收，理由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中户代替大户。凡上官来县，长收照例办迎风饭，下马饭、阅操酒、送风饭，又本县知县，长收照例贡献常例钱、火耗钱、交际钱、馈仪钱，同府各衙门书吏皂隶快班（马快步快），长收照例得送钱应酬，每一名长收，每年所费在二千两以上。后来又议革长收，改用总催一百名。理由仍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较下一级的中户代替较高的中户。总催职务同长收，支应上司酒席，通常每席用荤素四十味，糖食四十味，果品四十味，攒盒暖盏等物无数，一席约费一百两以上。某年，按院（巡按御史）学院（主考）同时到华亭县，两院有交请席，府县有公宴两院席，由监生顾正心、陈大廷、宋启明三人承办。三人各争奇斗新，求媚长官，其时正当五月，竟搜得一斤重的肥紫蟹，五六斤重的鲜鲥鱼，其他水陆珍品百余种，细果如松子杏仁莲心瓜仁等，装缀如鱼鳞，高一尺以上，器皿杯盘，全用古窑金玉。知府詹某、知县项某，都是按院的同年进士，按院连声赞叹道：“两位年兄到此地做官真是大福气”。他们那里想到当差人民的大痛苦呢？后来又议革总摧改用里排（里甲），职掌催征钱粮。理由还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下户代替中户。里排多是乡村贫弱人，富家拖欠钱粮，里排畏势不敢紧催。官府不追富户，只追里排，皂快经常下乡拘提，勒索酒食和路费，书吏借端恐吓，不送贿赂不能活命。官定每图（乡村划分若干小区域，称一图）每十日限纳白银二十两，里排按期到衙门缴纳，称为赴比，县官不分缴银多少，只要短缴一二两，就与其他短缴十余两的人，一概笞臀鞭背，漫无差别，称为比较。每一里排照例每月受三次鞭笞刑。结果只有卖田宅卖妻子离乡流亡的一法。举华亭一县粮役一项作例，全国人民受差役的祸害，可以想见。
一条鞭法——明朝第一清官海瑞，一生主张“要天下治安，必需行井田制，其次应行限田制，再其次也应行均制。”他做过一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又做过半年应天十府巡抚。做巡抚时，抑制豪强，替贫民夺还许多田地，官绅大怒，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说他“庇护奸民（贫民），侵犯绅士，沽名（钓名）乱政”。瑞因此失官。瑞本着均税的主张，在知县巡抚任上，创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就是清丈地亩，按亩征银，令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银，所有田赋差役各种杂费包括在内，官募人充役，不再摊派。这种办法，对无田贫民确有利益。朱翊钧万历九年，朝廷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可是地方官吏勾结富豪，仍旧苛役农民，从中取利。
加赋——明朝前半期户部当年岁入银200万两，照旧制七分作经费。三分作存积。朱厚熜时，边境军费建筑宫殿费祷祀求仙费（招道士求长生药）骤增不止，嘉靖三十年，岁出银595万两，为弥补亏短，增江南浙江等州县田赋银120万两，称为加派。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辽东用兵，军饷激增至300万两，宫内藏银无数，翊钧不肯动用，户部援嘉靖加派例，全国（除京畿八府及贵州一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得银200万两。次年又加三厘五毫，次年又加二厘，前后共增九厘，从此作为定额，每岁得银520万两。朱由校天启二年，又增田赋，银数不详。朱由检崇祯三年，又增田赋三厘，得银165万两。十年，又增赋，得银280万两，旧额田租外每亩增收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称为剿饷（剿农民起义军）。十二年，每亩又加征一分，得银730万两，称为练饷（练兵）。大学士蒋德璟对由检说：“现在既有旧饷500余万，新饷900余万，又增练饷730万，兵马并不练，只是害苦人民。”朱由检新增田赋1670余万两，超过旧赋三倍以上，结果地主无利可图，田价大落。北方农业天启时已大破坏，董应举用公帑6000两，买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田12万余亩，每亩约值银五分。江南良田，中期每亩价50两至100两，崇祯时最上肥田每亩只值一二两，较次田亩，白送也没人敢承受。地主政权失去地主的支持，崩溃成为不可免的命运了。
明朝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原因是南宋工商业本已向上发展，不幸遭受蒙古族的大摧残，工匠被拘充匠户，过着类似奴隶的生活，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朱元璋驱逐蒙古，匠户获得部分的解放。当时全国工匠凡二十余万户，元璋定制，凡匠户子孙永远充当工匠，分住坐，输班两等，匠人每月服役十日，称为住坐，不上班服役，罚银每月六钱，称为输班。这种制度对收入较多的高手匠人，多少给了些工作上的自由，这些自由，也就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自然也发展起来。
（一）工业
棉织——朱元璋初立国，即下令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必需栽种桑麻木棉（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种。麻每亩征半斤，木棉每亩征四两，栽桑，四年后起科。不种桑，罚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罚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三十年，户部规定各地土贡折收米、绢、棉花、金、银比价表，棉布一匹值米一石，棉花一斤值米二斗。弘治时定两税细目，有棉花折布、课租棉布、地亩棉花绒、棉布四种。江北中原广大地区，普遍种植木棉，棉布代替丝麻，成为人民主要的衣料。随着棉布生产的加增，弹花纺线等技术也就日益讲究，用铁杆木杆各一枝，转动去棉籽，用弦弹碎，板赶成条，铁锭插草梗，踏车轮纺棉条成线。松江、徽、池、台、九江等处有的能纺双线，有的一手能勾三线，有的用天车（制法未详），技术比元朝进步。
印刷——士大夫富贵以后，多喜刊刻古书，表示自己的风雅，因此刻书业在明朝很发达。又科场盛行怀挟（私带小本书进考场），书塾盛行闱墨（本科取中的文章，士人传诵供揣摩），这种书本，随科场风尚，临时大量发行，书店谋利在出书迅速，不贵精美，活字板最适合这种需要。嘉靖时毘陵（江苏丹徒县）人开始用铅铸活字印书，用力省，出书快，比木版巧便得多。铅字质软，容易模糊，后来苏州人改用木刻活字印书。崇祯十一年，邸报用活字排印，邸报本用木刻，改用活字，自是一种进步。
炼铁——遵化炼铁炉用石砌造，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炉前阔数丈。用二鞴（风箱）鼓风烧石炭，一天出生铁四次。生铁五六炼成熟铁，又九炼成钢铁。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每年额定十万斤，专制兵器，炼钢术也许比别处更好些。
利用自然力——福建水碓最多，顺昌县人用水碓造纸，产量丰富。又有一种水碓，置舟急水滩中，舟旁设双轮，转动如飞，舂杆在舟中。
玻璃——朱棣时，郑和出使西洋，带回烧玻璃工人，中国始能自制。明末山东益都县颜神镇烧制玻璃（料器），采几种石料，缓火三日不熄，紧火五日不熄，煮石成浆。滤净凝结，即成玻璃。
建筑——明朝盛行建筑，南北两京造宗庙、宫殿、阙门、王府、公主府，外省州县筑城修河，各种工役，连年不息。洪武二十六年，征发全国工匠二十余万人集南京营造宫殿。朱棣建筑北京，比南京更壮丽，至朱瞻基时还没有完工。朱祁镇以后，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修。朱厚照造乾清宫，用银至两千余万两。朱厚熜营建尤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号称节省，建筑费多至700万两，此后骤增十数倍，工场凡二三十处，常年拘役工匠军士十万人。朱翊钧建筑费又增数倍。朱由校时魏忠贤生祠遍全国，营造人各出巧思，务求新丽，讨魏阉喜欢。明朝巨大的建筑物，很多现在还保存着。
起重机——因建筑上的需要，发明几种起重法。一法，用钢铁作蠡（螺）丝旋，旋入铁方基中，二物牝牡相合，要缩向左旋，要伸向右旋。置机重物下，向右旋转，牡物渐向上起，机下依次垫高，重物自然上举。又法，用圆木纳筒中，涂滑油，绳卷筒上，转筒引重物，省力一倍。又运重石法，先立称杆，用木作架，架立衡轮下，再用轮转动，把重石放到要放的位置。
漆器、瓷器——明朝漆工业发达，漆器有髹漆、屈轮、堆朱、存星、沉金、螺钿、乾漆、戗金、钻漆诸作法，次第盛行。瓷器首推永乐宣德两朝制品。永乐瓷器用针刻细纹，装填黑漆。宣德瓷器用刀刻纹，装填金屑，这都是宋元两代所未有。瓷业中心地景德镇，面积十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官窑民窑约三千所，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薰天。正统元年，景德镇民进贡瓷器五万余件，弘治十五年至正德末年，烧造未完工瓷器三十余万件，嘉靖三十年造蘸坛用瓷器三万件，隆庆时造瓷器十万余件，万历十九年造瓷器十五万九千件，后又增造八万件。万历三十八年以后，官窑制造渐少。明朝与南洋群岛通商，瓷器是主要输出品，沿海各省，当有不少制瓷工场。
火器——朱棣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设神机营操练火器。枪炮制法或用生熟赤铜合制或用铁制，大小不等。大火器用车载，小火器用架用桩用托。小火器宜于战，大火器宜于守。沿北边山顶，各置炮五架。永乐以后，火器益被重视，新制式样凡数百种，重要的约有下列几类。
战车有雷火车（成化十三年造），车中立枢轴，能旋转发炮。又有全胜车（弘治十五年造），车上有铳手二人，车下有车夫及铳手各二人，车重不过二石，遇险路，四人可肩抬。嘉靖十五年，改善车制，车上载熟铁小佛郎机一具，流星炮或一窝蜂一具，钢铁神枪一具，三眼品字铁铳、飞火枪筒各一具，车上又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具，斩马刀、挠钩各一具，并火药、铅子、锨、镢、鹿角等器，全重不过150余斤。每车用五人，二人推车，一人挽车，二人护车作战。万历末年，造双轮战车，每车装火炮二具，步兵18，各持火枪护车。
水战火器有佛郎机炮，重一千斤或六七百斤，装在蜈蚣船上，威力极大。又有喷筒火药桶，喷筒能烧150步外敌船，火药桶抛入附近敌船，发火燃烧，无法扑灭。又有火船，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飞空滑水神油罐等器。
大炮有佛郎机（葡萄牙国，正德末年，佛郎机船到广东白沙，中国学得制法），长五六尺，大者重一千斤，小者重150斤，大腹长颈，腹有长筒，用子铳五枚，轮流贮火药安入腹中，射远可百余丈，水战最便利。又中国原有一种大炮，用木架装炮，可高低左右放射，每架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30斤，用铅子一个，约重十两。机件活动，最利守城。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奏请令西洋人制造红夷（荷兰人）巨炮，长二丈余，重至3000斤，号大将军炮。
小炮有永乐时制品，重34斤，内装石子一个。景泰时改制小钢铳，重八斤，内装大铁弹子13个或小铁弹子20个。
枪有快枪鸟嘴铳等名目，鸟嘴铳自倭国传来，制法用钢铁作管，管下安木托，管中安铅弹，管背有雌雄二臬，二臬对准射击人物，成一直线，点放火绳，两手握管不动，发无不中。瞄准比快枪正确，运用比佛郎机灵便，算是枪中最猛烈的一种。又有百出先锋炮，式如佛郎机，纳入小炮（炮子）十枚，火绳出筒外，连放连纳，炮口有六寸长戈形刺刀，一人持放，马上也可用。
手铳有夹靶铁手枪，无敌手铳，千里铳等名目。千里铳可藏腰带下，猝然遇敌，举手可放。
毒气炮有毒火飞炮，用熟铁制造装火药十余两，内藏生铁制飞炮，飞炮内装砒硫毒药五两，发大炮将飞炮打200步外爆炸，毒气散发伤人。
火球有引火球、烧贼迷目神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火球制法，用厚纸糊成硬壳，中含小铁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又装入火药若干，紧糊纸壳口，设窍眼四处，各穿药线，敌近城或攻敌阵，燃球投去，刺菱破球散布，火鼠飞烧敌身，敌奔避刺菱伤足不能走动，乘势攻击，往往取胜。
地伏火器（埋地下火器）有地雷连炮，地雷炸营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
空中火器有火禽，雀杏神火飞鸦等。
陆上火器有木大兽，冲阵火牛等。
造船——随着工商业，漕运、海外贸易及海防的需要，明朝造船业成为工业中重要部门，江南漕米每年由运河运至北京通州两仓，计324万石，每船一艘载米300石以上，分三段递运，一船在本段中每年往返四次，约略推算，全运河当有漕船八九千艘。朱元璋时，倭寇已侵扰东南海岸，此后侵扰益甚，明人讲求海船制造，也随防倭的需要渐趋进步。战船中有蜈蚣船，底尖面阔，船上装大佛郎机炮，船两旁列楫数十，无风时也能行动。又有鹰船，两头尖锐，进退迅速，船旁钉大茅竹，竹间设窗，可发铳箭。海军采各省商船式样制战舰，福建船有六式，头号福船高大如楼，用松杉木制造，不畏风涛，船上可容百人，底尖面阔，首尾昂高、舵楼三层，帆桅两旁设护板，中安大炮。船中部楼高四层，最下层安土石，次层作寝室，三层左右开六门，设淡水柜及厨房，最上层是平台，可俯攻敌船。广东船比福船更大，用铁力木制造，敌船被冲必碎。江苏崇明等地有沙船，能在斗风（逆风）中行驶。其余各种战船式样甚多，可以推知当时商船式样的众多。
作坊——民间工业除了家内工业及独立的手艺匠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手工作坊。据课税名目有油房、磨房、砖瓦窑、木植场、糖坊、面坊、粉坊、茶食铺等。作坊雇佣工人多少不等，例如糖坊制糖先削去蔗皮，次锉块如钱大，两人削供一人锉。削锉工约一二十人。
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明末颇有专门著作出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方以智著《通雅》《物理小识》，王征著《奇器图说》《诸器图说》，项子京著《陶磁图说》等最为著名。西洋教士传来天文、地理、历算、火器、水利、物理、哲学，明末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兰、王征辈，竭力介绍，译著甚多，遗老如黄宗羲、王锡阐、刘廷献、张尔岐辈，都精究西洋科学。足见当时统治阶级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敢于接受外来文化。因此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中国不是又一次地被落后种族所统治，也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在中国正常地发展起来，不须经过近百年那样痛苦的历程。
（二）商业
商品——洪武元年，免书籍农具税，永乐元年，免军民常用杂物等税，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农器，车船运载非贩卖货物，各处小民挑担蔬菜，溪河货卖杂鱼，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器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一律免税。宣德时改定凡纱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瓷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依时价估定课税。看免税课税物品的种类，可推知商品范围的广泛。西北一带居民不事纺织，从豫鄂输入棉布，穷人不能买布，冬季多在草窝里裸卧。人民生活对市场依赖的密切，即此可见。
市场——在全国中，大商业都市有33处。北京南京以外，江苏有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有杭州、嘉兴、湖州，福建有福州、建宁，湖广有武昌、荆州，江西有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东有广州，河南有开封，山东有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有桂林，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有成都、重庆、泸州。33处贸易中心地，只有四分之一在北方，江浙两省却占三分之一。运河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如漷县（河北通县南45里，后移至河西务）、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等处，都是著名大商埠。因工商业的发展，大量人口逐渐集中到都市。顾炎武说：“人聚在乡村，才能太平，聚在城市，定招大乱。”他认为明朝的乱亡，由于人口集中在城市。
物价——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规定各地土贡，得改折米、绢、棉花及金银等物缴纳。米一石折钞二贯五百文、金五分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二钱五分（一两折米四石），棉布一匹。米一石二斗折绢一匹。米七斗折苎布一匹。米二斗折棉花一斤。这是户部定价，比实际市价要高些。朱棣迁都北京，百官俸米仍令到南京关支，百官领得米票，卖给商人，每十石只值银一二两，有时七八石值银一两。朱见深时，官俸每20石折布一匹，布一匹折钞200元，钞每贯值钱二三文，当时市上米价一石值钞15贯至25贯。明中期以前，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米常年四石、丰年八九石值银一两。榆林（陕西榆林县），米价最高额每石值银八钱至一两。四川米二石五斗值银一两。此后逐渐高涨，至朱由检崇祯四年，米一石值银四两。崇祯末年，山东米一石值银24两，海南米一石值银150两。
盐——朱元璋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卖，抽税二十分之一。通常每年收入盐税1003000余两。大产盐地六处（两淮、两浙、长卢、山东、福建、河东），小产盐地七处（广东、海北、四川、云南等地），又陕西云州一处。各处产盐，朝廷指定行销地界，出界贩卖，依私盐论罪。永乐时户口食盐法，令官吏军民照定制计口纳钞、米，自向官府领取，例如浙江军民每月纳米三升，领盐一斤。正统时令民自向商人买盐，官府仍收盐钞。万历以后，盐钞编入一条鞭中作为正赋。官吏按旧章计口领盐，官通常冒领至2000余斤，吏冒领至500余斤。景泰时改制，用盐折给官吏俸粮，一石抵盐140斤，比军民食盐便宜四五倍。
商税——明朝商税，起初三十取一。凡桥梁道路关津各置收税官。万历时改税率，派阉官监税，遍满全国，名义上十分取一，实际并无定章，土豪无赖，贿阉官得指挥、千户等名号，各据水陆通路，每隔数十里，立旗设厂（税卡），搜索旅客行李，任意掠夺。又穷乡僻村，米盐鸡豕等小贸易，称为土商，一律课税，民变到处发生，朱翊钧庇护阉官，派兵镇压，绝不宽免。甚至浙江税监刘成因本地灾荒，奏请暂免商税，翊钧仍令进银四万两。商税收入，万历时崇文门河西务等八钞关每年额定银407000两。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收一钱，八关共得银五万两。三年，又增二钱。十三年，又增20万两。八关增税如此，其他地方可以类推。
对外贸易——宁波泉州广州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南洋西洋诸国。明世倭寇不断侵扰，两国间没有正常的商务，泉州也比不上宋元时代那样繁盛。只有广州一港，贸易额最大，抽分（商税）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嘉靖时有人主张停止国外贸易，广东抚巡林富奏论通商利益，举出供国库、充军饷、协济广西、便利华商四点，足见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已不容中国闭关自大了。当时从南洋输入鸦片烟，在上层社会中，开始起着腐毒的作用。
唐人译《毗耶那杂事律》，内载释迦佛教病人吸鸦片法。用两碗相合，碗底上穿孔，碗烧药烟（鸦片）。用长十二指的铁管就孔吸烟，吸了，置碗小袋中，再用时烧铁管使净，不许用竹管，不许用水洗。印度人吸鸦片治病，释迦以前，当已进行，吸法也许僧俗有些差异（俗人当是用竹管用水洗）。中国人用鸦片作药物，从明朝开始。明四夷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进贡方物单，内称进皇帝苏木二千斤，树香二千斤，马前二百斤，鸦片二百斤，进皇后苏木一千斤，树香一千斤，马前一百斤，鸦片一百斤。进贡单不记年月，不知何年进贡。《大明会典》载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都有乌香，乌香就是鸦片的别名。明人称鸦片，有乌香、乌烟、亚荣、阿芙蓉条、合浦融等名目。徐伯龄《蟫精隽》载：“成化癸卯年（朱见深成化十九年）令中贵（阉官）收买鸦片，价与黄金相等。外国名合浦融。”看这个记载，似乎北京市上已有鸦片商人。朱见深专讲房中秘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这收买鸦片，无疑是配制淫药，照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阿芙蓉所说，雅片在嘉靖万历时代，不仅已被医方普遍使用（治泻痢，涩精），而且南方某些地区（大概是厦门一带）已自行种植。李时珍说：“俗人房中用此药。”又说：“北京市上出售一粒金丹（鸦片一块，和入粳米饭，捣细成丸），据说能通治百病，其实就是售卖淫药。”
鸦片价贵，一般平民当然无力试用，旱烟却广泛流行起来。万历末年，海商从吕宋带来烟草（一说，烟草种自高丽传播外国），有淡巴菰，淡肉果、金丝薰、相思草等名目。福建人马姓制造烟草名淡肉果，贩运至九边（北方边境九大镇），军士多衔长管吸食，说能止悲忘忧，朱由检严禁不能止。大抵鸦片专供社会上层人求乐，烟草价贱，一般军民用作止悲忘忧的麻醉品。
（三）矿业
金银矿——明朝矿业概归官办，诸矿中尤重金银矿。洪武末年，开福建尤溪县浙江丽水平阳等七县银矿，两省各课银2000余两。永乐时开陕西商县福建浦城县云南大理县等地银矿，贵州太平溪，交阯宜光镇金矿。矿课累增至朱瞻基时，福建每岁银四万余两，浙江九万余两。朱祁镇停止开矿，仍令各地照定额进课银。此后时停时开，祁镇天顺四年，派阉官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开矿，定福建岁课银二万余两，浙江四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两，云南十万余两，总183000两。朱见深开湖南武陵等十二县金矿，拘民夫55万人充矿工，劳苦疾病，死亡无数，采得金53两。朱厚熜令大臣督促属员，到处寻访矿苗，强迫民夫充工役，全国骚动。朱翊钧更藉开矿搜括民财，派阉官多人至各省监收矿税。阉官恃势凶横，招集无赖，设立税局，诬指富户盗（私开）矿，良田美宅，硬说地下有矿脉，必待索贿满足，才得无事。各地有矿必开，不问产量多少，任意规定产额，勒令人民包赔亏短，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阉共进矿税300万两，民间损失，不止数倍。河南巡抚姚思仁说：“开矿有矿盗啸聚作乱，矿头赔累不堪，矿夫被虐死亡，雇民（民夫）饥饿呼号，矿洞随地乱开、矿砂勒民包买、农民充役失业、矿官强横惨杀八害。八害的结果，矿头因赔累死，平民因逼勒死，矿夫因洞倒压死，因争矿斗死，如不停止，亡国可恃。”
铁矿铜矿——洪武初年，开江西、湖南、山东、广东、陕西、山西铁矿十三处，每岁得铁746万余斤，末年，广开各地铁矿，令民得自行采炼，每三十分取二分。永乐以后，官办铁矿。朱厚照时依私盐法禁私铁。明初铜矿只江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数处，朱见深时封闭云南铜矿。朱厚熜因铸钱，开云南诸处铜矿，日久产量渐少，停止开采。
（四）货币
铜钱——元朝用钞不用钱。朱元璋初立国，京城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称帝后，各省设宝泉局，铸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凡五等。当十钱重一两，递减至当一钱重一钱，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两种通宝钱为小钱。洪武二十六年各省宝泉局每岁铸钱数如下：
北平铸炉21座，每岁铸钱12800400文。
广西15座半，铸钱9039600文。
陕西39座半，铸钱23036400文。
广东19座半，铸钱11372400文。
四川10座，铸钱5832000文。
山东22座半，铸钱12122000文。
山西40座，铸钱23328000文。
河南22座半，铸钱13122000文。
浙江21座，铸钱11664000文。
江西115座，铸钱67068000文。
江西陕西山西产铜，铸钱较多，其余各省只是强迫人民毁坏铜器，当作废铜，缴给官府充铸钱原料，民间极感痛苦。元璋以后，朱棣永乐九年铸永乐钱，朱瞻基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当时朝廷滥发钞币搜括民财并不重视铸钱，洪武永乐宣德钱多积储不用。朱祐樘弘治十六年开局铸弘治钱，收旧钱（前朝钱）作原料，旧钱二文当制钱（明朝钱）一文，获利优厚，可以想见。朱厚熜开始大规模铸钱，嘉靖六年，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朝钱，每朝100万锭（一锭5000文），铸嘉靖钱1000万锭，又发内库积藏新旧钱8100万文，不论新旧好坏，规定七文当银一分（市价滥恶钱三四十文当银一分，最坏钱六七十文当银一分），官府购买物品，按定价抑勒商民，民间骚动，穷人饿死无数。
朝廷铸钱谋获大利，却因铜价飞涨，利息逐渐减少。给事中殷正茂奏称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计工本银39万两，可得钱65000万文，值银93万余两，这样优厚的利息，朱厚熜还嫌微薄，令云南巡抚就矿山鼓铸。钱质愈益滥恶，商民拒绝行用。后来朱厚熜不得不停铸铜钱，改用白银收付公私各费。朱翊钧万历四年，又依嘉靖钱样铸万历钱，规定四五文值银一分，南北京宝源局大量增铸，旧钱绝迹，物价腾涌。朱由校天启元年铸泰昌钱，铸局遍全国，重课利息，钱质更劣，民不堪命。朱由检崇祯元年，南京宝源局铸本79000余两，获息银39000余两，北京户部铸钱获息银26000余两，朝廷规定55文当银一钱，不顾工匠赔累，商民折阅，只要获得最大的利息，钱中尽量混入铅砂，100钱高不满一寸，落地即破碎。崇祯末年，朱由检还想铸当五钱，不及开工，身死灭亡，人民幸免当五钱的灾害。
钞——明初商贾沿元朝旧习，多用钞不用钱。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八年，造大明宝钞，分一贯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钞一贯当钱千文或银一两，四贯当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用现金银物货交易。一百文以下限用铜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八年，官吏禄米改给钞，二贯五百文折俸米一石。二十二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六年，钞价大跌，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钱160文抵折钞一贯，物价翔贵，钞法益坏。三十年，严申交易用金银的禁令。朱棣加重刑罚，下令民间敢用金银，按奸恶治罪。钞轻原因在朝廷贪利滥发，重刑并不能提高钞价。朱棣从群臣议，行户口食盐法，令军民计口纳钞，大口每月纳钞一贯，领盐一斤，小口减半。每年收回巨额钞币（据立法时预计，可收回5000万锭），但滥发数远比收回数大，钞价跌至洪武初年定价的十分之一。朱瞻基时米一石值钞五十贯，瞻基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敢用银一钱，罚钞千贯，赃吏受贿银一两，罚钞万贯，另罚免罪钞万贯。这种禁令，丝毫不能阻止钞价的降落。朱见深时，钞一贯，值钱不到一文，官府令民纳钞，每贯折收银二分五厘，人民大困。朱祐樘时公私收付全改用银（小交易用钱），钞废不行。此后朝廷鼓铸铜钱，代替滥发钞币的利益。
银——明初交易已多用银，朝廷发钞铸钱，都按银价作标准。朱祁镇正统时，田赋米麦一石，折收银二钱五分，南畿（浙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称为金花银，从此田赋改征白银。唐朝李适（德宗）创行两税制，用钱代米绢，明朝朱祁镇用银代米麦，这是租税制度两个大变革。当时公私收付用银，民间小交易用钱，只有官俸仍用钞，实际上钞已不能通行，朱见深时田赋一石改征银一两，比朱祁镇赋额骤加四倍。朱祐樘时京城税课及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全改折白银。朱厚照时发放官俸，十分中钱一银九。朱厚熜时税课征银不征钱，国家收付一律用银。
钱钞银三种货币，钞法先坏，钱用不广，只有银是最重要的货币。银与金钱比价，大体如下：
金银比价——金一两，洪武八年定价换银四两。洪武十八年以后，换银五两。永乐十一年，换银七两五钱，万历时约换银七八两。崇祯时换银十两。
银钱比价——银一钱，洪武八年定价当钱100文，弘治时当钱70文。嘉靖时定价当上等钱70文，下等钱210文，又定价不论新旧好坏钱70文当银一钱。又定价嘉靖钱70文，洪武等钱100文，前朝古钱300文当银一钱，实际市价滥恶钱三四百文，尤滥恶钱六七百文当银一钱，崇祯时定价55文当银一钱。
居住明朝边境外的种族，东北有女真，北有蒙古，西有藏番，西南有诸蛮。朱元璋统一中国，就开始对外侵略，朱棣发动大军，连年攻战，军事上获得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却因此困疲不堪。朱瞻基以后，兵力渐趋衰弱，明初侵略的成果，不仅陆续失去，而且招致严重的边患，人力财力，大量耗损，造成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蒙古
1.鞑靼
朱元璋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率大军出塞攻和林，被元将王保保战败，明军死数万人。元璋认定蒙古残部，必为边患，非扫平漠北，不能安心。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出兵凡十余次。二十年，大将军冯胜率兵20万，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率兵15万，先后击破元主力军。元人被明军继续压迫，部落溃散，明收得降人20万以上，牲畜10万。元璋自喜侵略成功，封燕王朱棣、晋王朱?为镇边大藩，督边兵屯田防守。每年派大将出塞，烧草数百里，使敌骑不能走近边地。
洪武十一年，元主爱犹识理达腊死，后嗣互相杀夺，二十余年间，称元帝的凡六人。最后一人名坤帖木儿，被鬼力赤（非元主后裔）杀死。鬼力赤索性去国号，改称鞑靼，去帝号，改称可汗。
朱棣永乐初年，东部大酋阿鲁台杀鬼力赤，迎立元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朱棣招阿鲁台归降，阿鲁台不从。永乐七年，命大将军丘福率骑兵十万攻阿鲁台，丘福轻敌深入，全军败没。朱棣怒，八年二月，自将大军50万出张家口，渡大漠西北进至克鲁伦河，鞑靼惊骇不敢战，本雅失里西奔，想投瓦剌部，阿鲁台东走，想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呼伦贝尔。朱棣追本雅失里至斡难河（鄂嫩河），本雅失里大败，率七骑投奔瓦剌部。朱棣东进至兴安岭大破阿鲁台军。七月，明军入独石口归北京。十年，瓦剌部长马哈木杀本雅失里，阿鲁台自称为故主复仇，率部属降明。
瓦剌是蒙古西方强部，永乐七年，明封酋长麻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鼓励麻哈木等攻鞑靼部。鞑靼败后，瓦剌势力增长，朱棣扶植阿鲁台，使与瓦剌对抗。十一年，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攻占和林，渡克鲁伦河渐逼近漠南。十二年五月，朱棣自率大军出张家口，进至忽兰忽失温（克鲁伦土拉两河分水岭），用火器大破瓦剌部。八月，朱棣归北京。
朱棣与瓦剌大战，阿鲁台驻军数百里外，观望形势。瓦剌败走，阿鲁台势力增长。永乐十四年，阿鲁台大破瓦剌，强酋麻哈木死，瓦剌益衰弱。十七年，阿鲁台又大破瓦剌。朱棣感到阿鲁台对边塞的威胁，比僻处西北方的瓦剌更加严重了。二十年三月，自率大军出独石口，经阔栾海（呼伦泊）北岸进达杀胡原，阿鲁台北走，明军无所得，转向东南至兴安岭东屈裂儿河岸，大败阿鲁台属部兀良哈（乌梁海），九月，朱棣归北京。
永乐二十一年四月，瓦剌部顺宁王脱欢（麻哈木嗣子）击败阿鲁台。七月，朱棣自率大军巡独石口张家口一带边境，十月，阿鲁台部下也先土干来降。也先土干只是贺兰山后一个部落长，朱棣正苦师出无功，偶得这个降人，赐姓名为金忠，封忠勇王，借端夸称鞑靼著名王子归附，班师回北京。
永乐二十二年，大同守将报称阿鲁台将侵边。四月，朱棣又自率大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外蒙古喀尔喀河旁源，在黑龙江西境），阿鲁台早率众逃匿。明军搜索山谷（室韦山），周围三百余里，不见一人一骑。军中粮缺，人马疲困，朱棣怕天寒风雪，遭敌人袭击，匆匆班师。七月，朱棣行至榆木川（地当在察哈尔乌珠穆沁部东南境）病死。
朱棣五次亲征，每次用兵数十万，征发民夫至少与军士同数。例如第三次（永乐二十年）出兵，用驴34万匹，车177573辆，挽车民夫235146人，驴夫当在20万人左右，共运粮37万石。五次出兵，耗损民力不可数计，不仅军民怨苦，就是朝廷大臣如户部尚书夏原吉也不得不说“连年出兵无功，军储丧失十之八九，天灾民变（如永乐十九年，山东蒲台县女英雄唐赛儿起义），内外交困”，请求朱棣息兵安民了。朱棣到死不肯放弃侵略野心，认定“此辈（鞑靼）分则易制，合则难图”，扶瓦剌攻阿鲁台，又扶阿鲁台攻瓦剌，最后又扶瓦剌攻阿鲁台，自以为“如立高冈，无远不见”，其实只能激成鞑靼瓦剌对明朝的仇怨，相继侵扰边境。
2.瓦剌
瓦剌也称斡亦剌惕部，元初游牧贝加尔湖西南方面，后南徙居住蒙古西北部，元末兵力渐强，与东方的鞑靼部仇杀不休。朱棣利用瓦剌制鞑靼，封大酋麻哈木等三人为王。十一年，瓦剌占据和林。十四年，麻哈木死，子脱欢嗣位，仍受明顺宁王爵号，吞并诸部，逐渐统一内外蒙古，脱欢死，子也先继位，正当明朱祁镇正统时代，也先攻掠四方，有地西起中央亚细亚，东抵朝鲜（明属国），北接西伯利亚南端，南邻明边境，造成元朝以后最大的蒙古国。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分四路侵边，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汗攻辽东，阿剌攻宣府，别一军攻甘州。朱祁镇宠任阉官王振，政治败坏，得边报，束手无策，王振劝祁镇亲征，以为皇帝的威望，可以吓退敌寇。祁镇昏愚自大，七月十七日，率大军出发。八月二日到大同，觉得形势不好，退回北京。十五日，到土木堡（察哈尔怀来县西），也先轻骑追袭，明全军溃灭，将士死数十万人，随行大臣张辅以下死数百人，丧失骡马20余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无数。朱祁镇被掳获北去，这次大败，明史称为“土木之变”。
败报传到北京，举朝大震，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皇帝位（景泰帝）。当时群臣分和战两派，主和派太监马顺（王振同党），侍讲徐珵，大同参将许贵等为首；主战派兵部尚书于谦，大同总兵官郭登等为首。皇太后与朱祁钰动摇在两派间，皇太后主张搜括大量财宝，向也先赎取朱祁镇；朱祁钰为保持帝位，相当信任于谦，但对敌始终表示畏惧，缺乏坚决抗战的信心。十月，也先挟朱祁镇破紫荆关（河北易县西），将进攻北京，朝臣汹汹，各谋逃避。徐珵声称：“我考验天象，知道大命已去，请皇帝驾往南京。”于谦上书抗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库藏、仓储全在京师，御驾一动，大势尽去，南宋的故事，可作鉴戒。”朱祁钰听从于谦的建议，下令道：“要死君臣同死，谁敢妄言迁都，立即斩首。”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得势，急整军备，调援兵，严阵待敌，也先长驱至北京西北关外，于谦亲督大军22万出战，也先兵败，死万余人，逃出居庸关。
也先挟朱祁镇诱和，同时寇掠边境，促成明朝主和派的抬头，独于谦力排众议，令各边坚守要塞，寇来即击，不许谈和议。也先计穷，景泰元年八月，送朱祁镇还北京。景泰八年（祁镇改为天顺元年）正月，祁钰病，祁镇入宫夺去帝位，即日废祁钰为郕王，捕兵部尚书于谦下锦衣卫狱，按谋逆罪拷问。谦笑道：“要我死就是了，还问什么？”下狱后第六天杀于谦。抄谦家，寒素如书生，妻子发边地充军。列举于谦罪状及奸党（主战派）姓名，镂板示天下，大赏主和派及夺门（拥祁镇复位，当时称为夺门之变）功臣三千余人。遂溪县教谕吾豫上书言谦罪当灭族，谦所荐举文武大臣并该斩首，凡谋升赏的官员，纷纷上书害于谦，朱祁镇认为对自己的效忠，都给好官做。
3.套寇
河套三面环黄河，土地肥沃，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约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离河远处八九百里，近处二三百里。朱祁镇复位，主和派得势，君臣昏乱，边防废弛，天顺六年，鞑靼部开始侵入河套，杀掠连续八九十年，明史称为套寇。
也先土木堡大胜后，杀脱脱不花汗自立，阿剌又杀也先汗（景泰五年），瓦剌内讧势力分散，东方鞑靼部乘机复兴。鞑靼酋长中哈剌真（喀喇沁）部的孛来，翁牛特部的毛里孩，武力最大，毛里孩是铁木真幼弟斡赤斤大王的嫡系后裔。孛来起兵替也先报仇击灭阿剌，毛里孩求得脱脱不花汗的儿子马可古儿吉斯继承汗位，号乌珂克图汗，孛来、毛里孩并封太师。乌珂克图年幼，明人称为小王子，此后鞑靼可汗，习惯上都被称为小王子。毛里孩攻杀孛来，独擅大权，与阿罗出，孛罗忽等部占据河套，侵掠边境。朱见深成化时代，侵掠更甚，每岁深入中国内地掳杀人畜，多至数千百万，边将拥兵自保，任敌横行，敌退后，虚张声势，偶获敌军少数老弱人，甚或斩平民首级，冒报战功骗升赏。防套兵八万，坐糜巨饷，从不出战，朱见深三次派大将（朱永、赵辅、刘聚）督师，与边将同样怯懦无用。朱厚熜嘉靖二十五年，套寇三万骑犯延安府，进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数。大学士夏言、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二十六年，铣亲率精兵出击，斩敌26人，生擒一人，算是获得数十年来未曾有的大胜利。严嵩谋夺夏言首辅地位，奏称“曾铣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夏言附和曾铣，败坏国事”。朱厚熜怒，杀曾铣。俺答寇宣府，扬言曾铣夏言收河套，特来报仇。朱厚熜急杀夏言，禁群臣不得再议收复河套事。
4.达延汗与顺义王俺答汗
朱祐樘弘治时代，鞑靼部出了一个强大的可汗，号称达延汗。达延汗牧地在今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武力统一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建立左右两翼六万户的制度，分封自己的子弟。左翼三万户：察哈尔万户（锡林郭勒盟），②乌梁海万户（昭乌达盟），③喀尔喀万户（呼伦贝尔）。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万户（伊克昭盟），②土默特万户（乌兰察布盟），③永谢布万户（张家口外）。可汗驻察哈尔，统率左翼三万户，吉囊（一译济农，意谓副王）驻鄂尔多斯，统率右翼三万户。达延汗一生事业，着重整理内部，巩固政权，因此他的子孙永远得居住蒙古地方。
嘉靖初年，达延汗死，嫡裔世世继承汗位。右翼吉囊巴尔斯博罗特（达延汗第三子）死，长子兖必里克墨尔根继位，诸子阿勒坦（《明史》译作俺答）巴雅思哈勒（《明史》译作老把都儿）勇健善战，俺答尤著名。嘉靖中期，俺答大举内犯，不仅蹂躏河北山西陕西各边境，并经常深入内地甚至围攻北京（二十九年）。明朝君臣畏惧，希望议和。偶因一件小事发生，居然促成了两国的和议。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是他孙儿把汉那吉的未婚妇，俺答见他艳丽，夺来给自己当小妻。把汉那吉大怒降明，俺答恐惧，积极求降，朱载垕隆庆四年，和议成。五年，俺答受封为顺义王，所居城改称归化城。后来三娘子继续做了三世顺义王（俺答及子黄台吉、孙扯力克）的夫人，掌握兵权，主张与明保持和平，明封她为忠义夫人。
5.喇嘛教传入蒙古
嘉靖三十一年，俺答开始对外蒙用兵，明初陷入瓦剌部的和林，又夺归鞑靼部。三十六年，攻破瓦剌部。三十八九年，攻取西海（青海），使次子丙兔留守，自此青海有蒙古人居住。
青海本是西藏人的居地，西藏人笃信喇嘛教，蒙古人统治青海，喇嘛教大规模传到蒙古民间来了。俺答迎达赖喇嘛来蒙古，供奉极诚敬。朱翊钧乘机奖励，蒙古人信仰益深，强悍的习性，逐渐委靡，万历以后，明朝北方西北方，几乎没有重大的边患。
（二）回及藏番
明西方边境有回藏（番）蒙三族居住。回在新疆，藏在青海西藏，是原来的住民，元朝蒙古族统治西域，明朝中期蒙古族先有亦不剌部（正德四年，被达延汗驱逐，逃入青海）后有俺答部相继侵入青海，三族斗争不休，明朝从中操纵，常占优势。
1.回
元朝末年封肃王纳忽里镇守哈密。朱元璋时，纳忽里死，弟安克帖木耳嗣位，降明受封为忠顺王。安克帖木耳死，朱棣封脱脱（安克帖木耳的侄子）为忠顺王。别遣周安为王府长史，刘行为纪善（官名），监视脱脱，掌握实权，授当地头目19人为都指挥等官，分散忠顺王势力。脱脱幼年被俘入中国当奴隶，朱棣提拔他做哈密王，自然感恩不敢反叛。哈密地当东西交通要道，永乐二年，设嘉峪关至哈密七卫，驻兵防守，遮断蒙古与西域的联络。哈密一带许多种族杂居，主要的有回、畏兀儿、哈刺灰三族。各族头目，不相统属，忠顺王无力节制，也就无力反抗明朝。
吐鲁番在哈密西1500里，朱见深成化九年，土鲁番酋长速檀阿力（畏兀儿族）攻占哈密，明兵不敢救。朱祐樘弘治元年，土鲁番酋长阿黑麻（速檀阿力嗣子）杀忠顺王罕慎。五年，明立陕巴为忠顺王。六年，阿黑麻又占哈密，虏陕巴。明绝土鲁番互市。十年，阿黑麻穷困，上书愿悔过，送还陕巴及忠顺王印。十一年，明又封陕巴为哈密忠顺王，别令写亦虎赤为回族都督，奄克孛剌为畏兀儿族都督，拜迭力迷失为哈剌灰族都督，共辅陕巴主持国事，实际是让三族各分得一部分政权。又许逃入甘肃境内的三族人每家分一半居肃州，一半回哈密，往来听自便。明朝行施这个分化政策，各族间斗争暂时和缓起来。朱厚照时，哈密又被土鲁番攻陷。土鲁番进攻肃州，回民谋内应，肃州城几乎失守。朱厚熜嘉靖八年，詹事（官名）霍韬建议立回族强酋为哈密王，不必固执蒙古族袭封王位。兵部尚书胡世宁建议放弃哈密，专守河西。朝臣纷议不决，土鲁番占据哈密的既成事实，明朝只好默认，不再究问哈密城及忠顺王的下落。
2.西番
西番就是古代的西羌，种族繁多，散居陕西四川云南西境外，根据地在河湟洮岷间（甘肃、青海）。番人分生熟两种，生番性犷野，熟番颇有文化，与中国通商贸易。朱元璋洪武二年，遣使招降诸番，设洮州卫（甘肃岷县西），筑城屯守。番人信喇嘛教，西宁番僧三剌在碾伯县（青海乐都县）建寺，元璋赐寺额，命三剌为西宁都僧纲司（僧官）。又命番僧为河州（甘肃永靖县）番汉二僧纲司。凡僧徒建寺，无不赐美名，发给圣旨保护寺产，番僧来京城朝贡受特别优礼。朱棣更崇奖喇嘛，有势力的僧徒，各赐禅师、灌顶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名号，许师徒世袭。诸僧及土官（酋长）每年来北京朝贡一次。其他种族如西宁13族，岷州18族，洮州18族（大族有人数千，小族数百）也允许他们入贡受赏。从此西番部落益分散，势力益衰弱，西边很少起边患。
3.乌斯藏（西藏）
乌斯藏是喇嘛教的根据地，元初，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八思巴死后，徒弟世袭帝师名号，朱元璋封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使招降未归附的诸番部。其他大喇嘛各赐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名号。明朝凭这些名号，换得边境的和平。
（三）西南诸蛮族
西南诸蛮，种类繁杂，各有大姓（酋长）统率部众。大姓与中国统治者交相利用，中国赏给大姓官号，令蛮人应差徭听调遣，大姓得官号，恃势残虐部众，更有保障。朱元璋承元制，凡西南蛮酋降附，即授原来官号（元时所授），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知府、知州、知县等名目，子孙世袭，总称土司或土官。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土司最多。土司被流官（地方官）刻剥过甚，往往叛变，在武力压迫下，又往往降服。
以上边境诸族，蒙古最强，回较弱，番与诸蛮最弱。明建都北京，三面近塞。朱祁镇正统以后，蒙古侵扰渐多，历朝特重边防，增设重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太原总兵驻偏头关，三边制府（总督）驻固原，总称九边。屯大军防守，岁费巨款，但不能阻止蒙古的侵入。
西方西南方边境，明军占优势，经常纵兵残杀，镇压反抗。兵部定四等首功（斩敌人首级）：第一等迤北（蒙古），第二等辽东（女真），第三等西番蛮苗，第四等内地反寇。这说明蒙古首级最难得，杀内地人民最容易。据《明史》所记，如山云破广西蛮，斩首20260，方瑛破贵州苗，俘斩四万余人。其他斩获数千级，次数不可胜计。对北用兵，却适相反。王越红盐池一役，擒斩350；威宁海一役，斩首430；石彪、杨信等击鬼力赤，生擒40余人，斩500余级，当时认为西北战功第一。石彪击把秃王，斩120级，追至三山墩，又斩72级，论功得封定远伯。刘聚击阿罗出，斩首160级；朱永败敌，斩首160级；郭登栲栳山胜敌，斩首200余级，姜奭昔水铺胜敌，斩首百余级；姜应熊破套寇，斩首140级，安国偏头关胜敌，斩首80余级；甚至仇钺斩敌首三级，朱晖斩套寇三级，追至庆阳又斩12级，也算作战功，受赏升官。
所谓斩获若干级，又大都假冒不可信。左都督刘聚镇陕西，蒙古入寇，杀掠数千里，聚与王越待敌退时尾追，斩得19级，报首功150级，虚增八倍，19级中又未必全是蒙古人。洪钟击川东起义军，不敢出战，斩平民冒首功，被巡按王纶、纪功御史（随军考核官）汪景芳奏劾。这个例证，充分说明了明朝武人的残暴与卑怯。
中国边患，历代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元朝以后，才有海上侵扰。原因在于中外各国航海工具较前代进步，国际间贸易关系益趋密切，自给自足的社会，开始感到部分的不能自给，必需依赖海外贸易，来补充缺乏。为排除进行贸易的障碍，势必引起军事上的冲突。在明朝，日本与中国冲突最剧烈，《明史》称为倭寇之乱。
（一）因通商引起战争
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禁止本国人与中国交通。可是私人经商，依然进行。日本商船往来中国及朝鲜海岸，兼做海盗事业，大肆杀掠。日本南北朝时代（1333——1392年）私商渐盛，等到南朝衰亡，南朝的遗民武士结合那些商人海盗，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向大陆沿海侵扰。他们起先多在朝鲜海岸活动，后来转入中国海面，占据小岛屿居住。
方国珍、张士诚被朱元璋击灭，一部分部属亡命海外，勾结岛人（居小岛中倭人）进犯山东沿海州县，并转扰浙江福建。朱元璋大造战船，出海追捕，陆上，自山东至福建，依地势筑七十余城，置卫所防守。由于明初社会内部暂时的安定，以及军备的相当整饬，倭寇不敢深入为害。
朱元璋允许日本国王正式入贡（通商），设宁波市舶提举司，管理贡务。日本出产硫黄（火药原料）、苏木（妇科用药）、倭刀、倭扇、漆器，中国出产布帛，成为两国必不可缺的交易品。明承历代旧制，设市舶司管理国际通商，统制却更加严密。朝廷想独占贸易的全部利益，令外国用朝贡名义，定期带来额定的货物，由市舶司评价给银钱或布帛。朱棣限日本十年进贡一次，每次贡船两艘，朱瞻基许增贡船一艘。朱祁钰时日本贡使带私物十倍贡物，估价应给银227000两，祁钰只给银34700两。贡使力求增价，得补给钱10000贯，又补给布帛1500匹。贡使怨怒回去。此后日本屡请增加贡船，明朝坚执贡船不得超过三艘，两国合法商业受到颇大的阻碍。
明朝为了日本贡使礼貌不恭，想停止贸易，迫令恭顺。朱厚熜撤废市舶司，嘉靖二十六年，因沿海日本商船出没无常，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朱纨严申禁令，不许商民通番下海，不许造两桅以上大船，凡私自交通倭人，不问权贵，一律斩首。浙闽大姓豪绅向来靠私通倭商获厚利，恨朱纨刺骨，福建人巡按御史周亮奏攻朱纨，在朝同党合力陷害，朱纨得罪自杀，海禁废弛。大姓豪绅藉口严禁通番，夺取中国商人私下交易的利益，并欺压倭商，欠货价不偿，追索过急，就教地方官派兵驱逐。倭商破产流落，不能归国，与中国失业奸商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据海岛，聚众攻掠内地。
（二）第一次战争
朱瞻基以后，国力渐就衰落，蒙古内侵，使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战船破败，一遇寇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只是儿戏。嘉靖三十二年，汪直等勾引各岛倭人，大举入寇，战船数百艘，分路并进，浙东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据川沙洼、柘林为巢穴，中国失职官吏、不得志儒生多投倭作谋士或向导，号召无赖流氓，着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大抵真倭不过十中三四，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乡民被掳，迫充先锋，严刑驱使向前冲击，官军懦怯，望风崩溃倭寇见物即取，尤重绢帛棉布，烧杀奸淫，行同禽兽。朱厚熜遣严嵩私党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忌主剿派总督张经击倭有功，诬奏经“养寇失机”下狱处死。厚熜改用严嵩私党杨宜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官军益解体，倭势更蔓延，江浙州县无不遭蹂躏。各岛倭人见有利，纷纷来中国，登岸劫掠，毒焰愈张。
三十四年，倭寇一部67人自上虞登陆，经绍兴至杭州北新关西进攻掠于潜、昌化、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达芜湖南岸，转奔太平府，东犯江宁镇，攻南京大安德门及夹岗，经秣陵关，掠溧水、溧阳、宜兴，驻军无锡惠山，一昼夜走180余里，至浒墅关遭明兵袭击，逃至杨林桥，被围歼灭。凡奔窜数千里，杀伤军民四五千人，历时80余日。又一部倭寇不满200人，自乐清登岸，攻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杀人民无数，窜至嵊县才被歼灭，历时凡50日。又一部倭寇数十人，自山东日照登陆，攻掠东安卫及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被围歼灭，其他倭寇联合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贼首，盘踞海岛（主要是舟山群岛）及沿海城镇如拓林、乍浦、乌镇、皂林、陶宅、周浦、川沙、高桥等地，有利出来掳掠，无利守险自保，明军坐视，不敢进攻。
三十四年，赵文华大集浙直（南直隶）兵，又约应天巡抚曹邦辅合剿，分路并进，军至松江砖桥镇，倭寇冲来文华大败，奏称水陆大胜，寇已平靖，请求还朝。三十五年，胡宗宪升任总督。宗宪力主讲和，派使人至日本商议，不得要领，使人路遇汪直，汪直说：“日本内乱，各岛主不相统属，只要明朝允许通贡开市，战祸即可停止。”宗宪奏闻，朱厚熜不许。宗宪设计离间徐海等，海杀陈东麻叶，宗宪又杀徐海，江南浙西诸寇略平。日本山口岛主源义长，丰后岛主源义镇各遣使入朝谢罪，送还被掠人口，并称前后侵犯，都是中国奸商引诱岛夷，义镇等实不知情，朱厚熜令擒倡乱渠魁及中国贼首才许通贡。三十六年，源义镇遣汪直等载巨船来贡市，巡按御史王本固杀汪直，和议破裂。三十七年，新倭大至，攻掠浙东诸郡，转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余里，尽成贼巢，蔓延至广东潮州一带。四十年，胡宗宪因罪被逮。四十二年，主剿派谭纶巡抚福建，与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合力痛击。四十四年，福建广东倭寇悉数歼灭。
剿灭倭寇，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剿倭第一名将戚继光，见卫所官军不堪作战，自募金华义乌民兵三千人，纪律极严，训练特精，戚家军名闻天下。又松江曹泾盐民，击倭至岛上，焚毁敌船，后来见民家有盐袋，摇手相戒不敢犯，又少林、伏牛、五台有僧兵，少林僧四十余人应募击倭，每战必胜。其余各地人民自立队伍，到处截击倭寇，使流动奔窜的寇军，不敢远离巢穴。
倭寇蹂躏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福建、广东，破府州县卫所百余处，掠夺人口财物不可数计，军民死伤不下十余万，全国财富地区，大遭破毁。这一次战祸的远因，由于明朝阻止两国间正在发展的商业，近因由于大姓豪绅犯禁贪利，恃势欺压中倭商人。战祸既经开始，朝廷先用赵文华，枉杀剿倭有功的总督张经，继用谄附赵文华、严嵩力主讲和的胡宗宪。朝廷措置乖谬，人民受害无穷。如果战前朝廷允许倭人正式通商，战时任用主剿派，如朱纨、张经诸人，整顿海防，肃清内奸，专力痛剿，何至造成绵延十余年，残破五六省的大战祸。所以直接残杀人民的是倭寇和汉奸，间接残杀人民的是明朝的统治阶级。
（三）第二次战争
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朱翊钧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的朝鲜战役，明朝完全是正义的，却因主和派在朝得势，正义战争竟得到可耻的失败。
久经内乱的日本国，当织田信长任关白（最贵官）时开始统一了，到丰臣秀吉继任时完成了统一事业，因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要求向国外侵略了。丰臣秀吉威胁琉球吕宋等国，使向日本人朝奉贡，大治兵甲，造战船，谋攻灭明朝。他的计划是一路攻北京，用朝鲜人做向导，一路攻浙闽海岸，用汪直余党做向导。同安人陈甲在琉球经商，听得秀吉的阴谋，急请琉球贡使向明朝告密，陈甲亲归福建，见巡抚赵参鲁陈述所闻。朱翊钧得报，转告朝鲜王李昖。李昖荒淫酒色，自辩并不知情，明朝也就不作戒备。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发兵137000人，战船数百艘，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充先锋，由对马岛渡海，攻入朝鲜。秀吉训诸将士道：“我要先平朝鲜，令朝鲜作前驱，一举灭明，那时候我要多割土地，封给你们。”五月渡临津，朝鲜兵望风溃败，李昖弃王京（京城）逃义州，寇军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朝鲜全国陷没。李昖率群臣奔爱州，遣使向明朝告急。
七月，明游击（军官）史儒率兵至平壤，兵败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率兵三千渡鸭绿江援救，又战败逃还。败报传来，举朝震动，兵部尚书石星无计可施，募无赖嘉兴人沈惟敬往寇军探消息。惟敬贪和成得赏，力助寇军胜利。石星信任惟敬，赏给游击官号，使往来两军间谈和议。
当时朝臣公议“朝鲜是中国的藩篱，势在必争”，主张派大军出援，石星却一意主和，朱翊钧动摇不定，大体偏重主战。十二月，经略宋应昌征东提督李如松率兵四万分三路趋辽阳。副将李如柏将左路，张世爵将右路，杨元将中路。沈惟敬自寇军归来，说行长愿退至平壤以西，划大同江为界。如松大会将士，叱责惟敬卖国当斩。
十五日，誓师东渡鸭绿江。二十一年正月，进攻平壤，大破日本守军。行长提败兵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明军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进军距王京70里。如松误听朝鲜间谍报告，说寇已弃王京逃走，急率轻骑追至碧蹄馆，中伏大战，寇军战败入城，明军精锐丧失极重，退驻开城。三月，如松走间道烧寇龙山积粮，寇乏食，四月十八日，寇弃王京逃遁，宋应昌、李如松整军入城。分路追袭，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寇军穷蹙，退保釜山浦，如松调海军分布釜山海口，断寇交通。
主和派兵科给事中侯庆远奏称：“我与倭何仇，我为朝鲜出力已多，应速撤回援军，令朝鲜自守国境”。宋应昌奏称：“日本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不只为属国谋利益，朝鲜安，蓟辽自然无患，京师也就巩固了”。朱翊钧从石星议，留兵三千暂驻朝鲜余军撤退归国。
六月，沈惟敬与寇使小西飞等自釜山来议和，石星急求和议成功，待寇使礼极隆重。石星用同党顾养谦为辽左总督。十月，顾养谦奏请撤兵，朱翊钧令明军尽撤归国。朝臣群起抗争，朱翊钧石星悉置不顾。二十二年和议成。据《明史》说和约凡三条：1.勒倭尽归巢，2.既封（封秀吉为日本王）不与贡（不通朝贡），3.誓不犯朝鲜。据日本史所和约是：1.明嫁公主给日本王，2.两国通商，3.朝鲜王子大臣到日本当人质，4.朝鲜誓不反日，5.日军退出占领地。两方记载悬殊。当时辽东都御史李化龙奏称：“倭不识汉字，恐中间两相欺蒙，请停沈惟敬职”，工部郎中岳元声奏参石星力主和议，有三辱四耻五恨五难。足见石星沈惟敬利用朱翊钧昏愚，从中欺蒙，三条和约，实不可信。
原来秀吉借讲和诱明军撤退，乘机准备新的进攻，明朝屈辱的条款，他并不满意。朱翊钧却深信秀吉降服，命李宗城、杨方亨为册封正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授秀吉日本王金印。秀吉不受，和议破裂。二十五年二月，石星、沈惟敬通倭卖国阴谋败露，朱翊钧大怒，命兵部尚书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驻天 津警备海路，第二次战争复起。五月，麻贵率军17000人渡鸭绿江，刘督川汉兵6700人继进。沈惟敬率兵200出入釜山，给寇军通消息。邢玠命南原守将杨元捕获惟敬，因此寇军失耳目，不知明军实情。邢玠受朱翊钧“阳（表面）战阴（暗中）和，阳剿阴抚”八字密命，督军至朝鲜，进攻不力，各路溃败，无法收拾。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寇军退走，明军自称大胜，收兵归国。
（一）明以前中国与南洋诸国的通商
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当时番禺（广州）是国际贸易的都会，从海外输入犀角、象牙、玳瑁、珠（圆）玑（不圆）、银铜、果品、细布等货物，中国商贾运到内地，往往致富。刘彻（西汉武帝）令译使多带黄金缯帛自日南（交阯）、徐闻、合浦出海，至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即康迦法拉母，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西南）买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回来。王莽时自黄支国航行八个月至皮宗国（即蒲牢皮散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黄支国南有己程不国，是汉译使航程的终点。东汉刘志（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天竺国（印度）从日南边境外来献；延熹九年，大秦国（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边境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大概借印度作基石，也曾一度与中国发生海上交通。
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经济的缺陷。孙权遣朱应、康泰通南海诸国，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至萧衍（梁武帝）时，交通尤盛。李延寿《南史》夷貊传立专条的有十五国：1.林邑国（即占婆，今安南中圻），2.扶南国（柬埔寨），3.诃罗陀国，4.诃罗单国（在苏门答腊岛），5.婆皇国（在马来半岛），6.婆达国，7.阇婆达国，8.槃盘国，9.丹丹国，10.干陀利国（在苏门答腊岛），11.狼牙修国（在马来半岛），12.婆利国（爪哇东婆利岛），13.中天竺国（印度），14.天竺迦毗黎国（印度），15.师子国（锡兰岛）。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南齐书》所谓“舟舶继路（接连不绝），商使（使官）交属（往来频繁）”，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了。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南洋群岛土人称中国为唐人，明朝时候，真腊国还行着“番人杀唐人，处死刑；唐人杀番人，罚金”的法律，想见唐朝威望的广大。因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设市舶司（最早的记载见开元二年）管理商务。波斯、师子、昆仑船舶，屯聚广州城下。外国商人及传教士多至十余万人。外国人居住地称蕃坊，立蕃长管理蕃人，有小罪各依本国法处断。大概蕃法比唐法重。允许依本国法，用意在禁止蕃人轻犯法令，如犯重罪，自然仍按中国法裁决。蕃船入口，有舶脚进奉收市等名目。舶脚是进口税，进奉是贡品，收市是宫廷收买所需货物。收市以后，才准一般商人自由买卖。
到了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征收关税及处理一切商务。蕃商带来香药犀角象牙真珠龙脑等贵货，由政府全部收买，称为和买。和买的货物送京师榷易院，高价卖出。禁止民间私贩，犯禁罪至死刑。禁榷以外的货物，抽分（抽税）以后，经舶牙（货主购主间评定货价的中间人）评定货价，由商人购入，得在市上发卖。
元朝承宋旧制，在广州、上海、庆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官府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则例，禁止官吏人等出资经商以及偷运货物等事，只准商人从事贸易。商人有舶商和海商的分别，舶商经营海外贸易，海商专通南洋。外国船到中国，携带金银珠玉，只许卖给皇帝，皇帝特置舶牙十二人专任评价的职务。这种舶牙，大概就是后世洋行的滥觞。
（二）朱元璋招谕南洋诸国进贡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派使官招谕四邻各国，要求它们向明朝进贡。招谕的用意，主要是在宣告自己做了中华大皇帝，四夷应该来修臣职（朝贡），通商利益，并不重视。他给爪哇国诏书里说：“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只想）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想）诸藩僻在远方，未悉（不知道）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又给拂菻（罗马）国诏书里说：“朕虽未及古先哲（圣）王，俾（使）万方怀德（感念恩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这种傲然自大的态度，在招谕蒙古和日本，都获得不愉快的答复，独南洋诸国应招入贡的不少。
朱元璋招得的诸藩有安南、琉球、吕宋、占城（即占婆）、真腊（柬埔寨）、暹罗、爪哇、三佛齐（即干陀利）、悖泥（在婆罗洲）、西洋琐里（在南印度）等国。他照例各赐《大统历》（明历，即元郭守敬的授时历）若干本，算作“奉正朔”的属国。朝廷对来朝的贡使，待遇特别优厚，对贡献的物品，报酬特别加等（如用陶器七万件，铁器一千件换得琉球贡马四十匹），表示天朝的富庶和恩惠。同时却因赏赐过多，供应甚巨，对贡期（一般规定是三年一贡）、贡船、贡使、贡物，严立禁限，不许违反，藉省劳费。本来诸国入贡，绝非所谓“慕义而来”，在这种禁限下，通商的利益极小，不得不多带私物，暗中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外商船（私商），往来海上，朱元璋怕中国人勾结诸藩，漏泄国情，索性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停止朝贡。
洪武初年，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专管贡船，认贡船为合法的贸易。洪武七年，因防倭寇，撤废市舶司，只许琉球真腊暹罗少数恭顺小国进贡。商船贸易绝对禁止，人民通藩下海，私行交易，罪至斩首。朝廷与少数藩国用朝贡（卖）赏赐（买）形式独占全部国际贸易，进出口货物数量微小，远不合社会实际的需要。例如暹罗进贡苏木最多不过一万斤，占城国没收海商张汝厚林福私运苏木多至七万斤，这说明商船贸易比贡船占着极大的优势。而且重利所在，沿海各省文武官吏大姓豪绅，或自己经营商船，或保护中外商人，从中取利，朱元璋“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事实上成了空文，不能发生什么效力。
（三）朱棣时代的国营贸易
朱棣夺得朱允炆的帝位，想在政治上增高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外国朝贡自然也是增高威望的一种方法。同时中国社会经洪武时代长期休息以后，也需要扩大合法的对外贸易，来交易有无。所谓“夷中百货，都是中国必不可缺的，夷一定要卖出，中国一定要购入”，“中国物产，可以自给，外国却必需中国的物产”，足见朱元璋闭关政策，显然违反社会的要求了。朱棣登帝位当年（永乐元年）恢复三处市舶司。定抽分制，凡贡船附来番货（私物），官抽买六分，余物免征关税。番商（不用朝贡名义的私商）运来货物，船到口岸，抽税十二分，听自由贸易。这样高的税率，含有压抑私人商业的意义，闭关政策，却因此废除，不能不说是对商人的让步。
朱棣废除闭关政策，新创一种国营对外贸易政策，夺取商人的利益。他利用政府的力量，自备船只武器货物，派遣强大武装舰队到南海诸国去诏谕和贸易。统率这个大舰队的首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郑和。
郑和是云南穆斯林，本姓马，朱元璋平云南，郑和被阉入宫，当太监。他有军事的外交的才能，率舰队前后远航凡七次。现代人所称的南洋，明朝称为东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西南海岸诸国，东洋指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及婆罗洲北岸文莱国（文莱国是东西洋交界处）。郑和七次航行都在西洋海面，民间流传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动人的壮举。
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军士27800余人，分乘宝船（大船长44丈，宽18丈，中船长37丈，宽15丈）62艘，自上海西北刘家港出发，经占城（即占婆，印度支那东南海岸）南下至东爪哇，又经旧港（旧称三佛齐）满剌加（麻六甲）海峡出印度洋至锡兰山，沿印度西海岸至古里（印度加里喀达）。五年九月归国。
第二次——六年九月，率宝船48艘出发，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至柯枝、古里。归途经星加坡北上。九年六月归国。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攻和，和出奇兵击破锡兰国都，生擒亚烈苦奈儿，朱棣大喜，行过献俘仪式后，释放回国。
第三次——十年十一月出航至古里，更进至忽鲁谟斯（在伊兰国阿曼湾）。十三年七月归国。和在苏门答腊击败酋长苏干剌，还朝献俘，朱棣大喜，厚赏诸将士。别一舰队奉和命自苏门答腊经溜山，远至非洲海岸（今意属索马利兰）招谕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国入贡。归途经阿丹（亚丁）、祖法儿、忽鲁谟斯，历访印度诸港，十四年归国。
第四次——十四年冬，出航至忽鲁谟斯，十七年七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阿剌伯、俾路支湾，十八年归国。
第五次——十九年秋出航，二十年八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俾路支湾，二十一年九月归国。
第六次——二十二年七月奉命至旧港，封旧港宣慰司施进卿的儿子施济孙继承宣慰司名号。八月归国。
第七次——朱瞻基宣德五年，因海外藩国朝贡不来，命和率大舰队载军127550人出去招谕。闰十二月自刘家港出发，次年十二月，出闽江口，经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自古里分出一队入红海至天方（阿剌伯麦加）历访阿丹、祖法儿。八年六月归国。
郑和七次出使，招谕30余国，航路取刘家港作起点，首达占城，航暹罗湾，循马来半岛南下至星加坡，绕苏门答腊及爪哇各一周，航孟加拉湾，北至恒河口，南至锡兰岛，再航阿剌伯海，入波斯湾，沿东岸北行，至底格里斯河口，再循西岸南行，至亚丁。越亚丁湾，入红海，北至麦加，循非洲东岸南行，至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向东回航。郑和末次航行正当公元1430—1433年，其时，葡萄牙人也正开始作海上活动，继续试航数十年，终于开辟欧亚交通的大航路。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得奇货重宝，如二钱重的大块猫睛石，二尺高的珊瑚树，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蹄鸡、白鸠等类，仅供朝廷一时的赏玩，去交换的物品如黄金、锦绮、纱罗、绫绢、纻丝、瓷器，哪些不是中国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朱见深成化九年，命兵部尚书检查郑和出使水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旧案不缴，抗言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万余人，就算得奇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这是一件弊政，现在还想再做么？”
成化国力已远不及永乐时代，经刘大夏等反对，朱见深只好放弃“万国朝贡”的妄想。
（四）宣德以后的南洋通商
朝贡必需查验一定格式的贡表和一定数量的方物（规定的物品），贡使必须从广州到北京朝见皇帝，沿途货物的折耗，内外官吏的勒索，虽然得些赏赐，未必能补偿损失。郑和死后，朝贡逐渐减少，私人贸易逐渐增长，到朱厚照正德时代，顾不得讲什么贡期贡制。只要商船来到，官府抽取货物献给朝廷，余物听自由交易，成“番舶不绝于海澨（音誓，海边），蛮人杂遝（音沓，人多）于州城（广州城）”的现象，私营商业完全取得优势了。此后互市税收，更被朝廷和广东地方政府重视（广东文武官吏月俸发给番货代银米），当作岁入的重要部分，商民贩卖番货，也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五）南洋群岛的华侨
中国与南洋的通商，是适应着本国经济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朱元璋行施闭关政策，朱棣行施国营贸易政策，虽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业的作用，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力量。宣德八年六月严禁私通番国。八月，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禁通番。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六月，从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奏请，下令道：“旧例濒海居民，犯私通外国，贸易番货，泄漏事情，及引海贼劫掠罪，正犯处极刑（死刑），家人发边远充军。知情故纵，与正犯同罪。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朱祁钰景泰三年，命刑部出榜，禁止福建沿海居民，不得收贩中国货物，置备军器，驾海船交接琉球国，招引入寇。这一类禁令，不论怎样严厉，收效仍是有限，一部分统治者，也只好承认“私通滥（偷）出，断不能绝，大利所在，民不畏死”了。
南海诸国文化落后，需要中国的工业品。如琉球国出产乳香胡椒琉黄，交换中国瓷器铁器，永乐二年，琉球王遣人携带白银，私到处州收买瓷器。沙瑶国，物产贫乏，华商去交易，只带瓷器铁锅，最多不过布匹，贵重品不能出售。文郎马神国初用蕉叶作食器，后与华商交易，渐用瓷器。苏禄国不产米麦，用珠与华商交易，商船将返，必挽留数人作质（抵押），要求商船再来。柔佛国王用金银作食器，臣民用瓷器。大抵中国输出多是丝织物、布匹、瓷器，输入多是香料、药物、珠宝。
因为朝廷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华商冒死出洋，多留居不敢回国。欧洲人没有侵入以前，南洋群岛的华侨，不仅在商业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也取得不可侮的地位，人口总数约略计算，当在十万以上。等到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侨不得祖国的援助，情况渐趋恶劣，只凭自己的力量，在海外作坚强的奋斗。下面摘录《明史·外国传》的记载，可以推想当时一般的状况。
吕宋——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生长子孙。佛郎机（西班牙）夺得吕宋，驱逐华人归国，留居的大受侵侮。万历三十一年下令屠杀华侨，凡杀25000人。华侨先被欺骗，卖出铁器，后来赤手与西班牙人战斗，无一人生存。不久华侨人数又增，崇祯十二年，再下令屠杀，三四万人生存不到七千人。
美洛居——佛郎机（葡萄牙）与红毛番（荷兰）争美洛居，连年战斗，民不堪命，华侨游说两国，令各罢兵，分国中万老高山为界，北属红毛番南属佛郎机。
鸡笼山——鸡笼山（台湾）曾被倭寇及海盗林道乾占据。林道乾怕戚继光追击，逃往浡泥国，开辟道乾港安顿部众。倭寇焚掠后也散去。中国渔船从魈港漂到台湾，从此商贩往来，华人渐多，成立大市。
麻叶瓮——元将文弼高兴攻爪畦，病兵百余人留麻叶瓮，子孙繁衍，因此华人甚多。
婆罗——又名文莱国。先翊钧时国王是福建人。佛郎机来攻，国王率人民走入山谷，放毒药水中，佛郎机人退走。
爪哇——人分三等，华人最富贵。中国商贾往来甚众。国中第一大商市号称新村，村主是广东人。
旧港——爪哇攻破三佛齐，改名旧港。华人多起兵割据，广东南海人梁道明势力最大，从闽粤泛海来投的军民多至数千家。其他割据称雄的有广东人陈祖义施进卿等。陈祖义被郑和击杀，施进卿受封为旧港宣慰司。
浡泥——初属爪哇，后属暹罗。嘉靖末年，有华侨二千余人。
满剌加——后改名麻六甲，土人色黑，偶有洁白人，说是华种。
苏门答腊——华商多往贸易，获利甚厚。
中国与南洋通商，输入大量奢侈品，供统治阶级浪费享用，结果是现金外流，人民负担加重。华侨流寓海外，积累财富，不能运回祖国，后来受佛郎机荷兰压迫，便失去发展的机会。中国海商被朝廷抑阻，官吏勒索，蓄积起来的货币，不能转化成原始积蓄，作发展资本主义的前导。在这几个原因下，中国社会，渐渐落在欧洲的后面了。
（一）中国罗马间的交通
罗马帝国全盛时代，海外贸易及殖民事业都有飞跃的发展，曾几次派人到中国来。第一次在东汉刘志延熹九年，第二次在吴孙权黄武五年，第三次在西晋司马炎太康时代。三次都是从海道来的，详细情形中西史书没有记载。由于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封建社会的确立，欧亚交通暂归沉寂了。
（二）元朝交通复活
蒙古人西侵欧洲，使中西陆路交通重新恢复，再加上意大利等地商业资本的开始发展，天主教徒想借宗教力量来感化犷悍的蒙古大可汗，东来的欧洲人士渐渐增多起来。这些欧洲人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居留中国十七年，颇得忽必烈的信任，曾出使云南、缅甸、占城、印度等地，熟悉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情形。归国后叙述见闻，成游记一部。他竭力夸张中国及东方各国的繁华富庶，称日本为黄金国，南洋群岛为香料岛，至于忽必烈大汗的威武，汗八里城（北平）、蛮子城（杭州）的壮丽，简直描写成天宫天神了。他这部名著，鼓舞着欧洲人东游的勇气，可是元朝衰亡了，伊斯兰教国土耳其灭东罗马帝国（1453），雄踞中央亚细亚，掌握了中西陆路交通的孔道，那些渴想东游致富的人们被阻止了。向来欧亚交通有三条大路：1.取道埃及出红海，2.由地中海东岸登陆，至幼发拉底河，顺流出波斯湾，3.由黑海取道美索波达米亚出波斯湾。三路全被土耳其封锁。因此，寻觅东方新航路，便成为欧洲人迫切的要求。
（三）欧亚航路的寻得
欧洲自从蒙古军西侵以及前后七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传入了不少的东方新事物。这些新事物中，最有重要意义的是印刷术、纸、火药和罗盘四物。有了纸同印刷术，才能摧毁教会的专制，提高人民的文化，有了火药，才能破坏封建制度的堡垒，有了罗盘，才能寻求海上新航路。
十五世纪时，欧洲诸国奖励航海事业，葡萄牙国尤为热心。朱见深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地亚士发见好望角。朱祐樘弘治十年，葡萄牙人华士噶德伽马远航东方，绕好望角至印度加里喀达（《明史》称古里），这就复兴了欧亚的交通。朱厚照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裴斯特罗到中国。欧洲与中国海上交通从此开始。
（四）佛郎机（葡萄牙）据澳门
明朝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明史·外国·满剌加传》），万历时代，西班牙人占据吕宋，杀害华侨，明朝也称为佛郎机（《明史·外国·吕宋传》）。大概只看他们“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卷）发、赤须”形状相似，就认作同一个国家，不再查问。明朝的昏愦外交一直到清朝，依然保持着、发展着，造成鸦片战争以下无数次的大失败。
正德时代，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正德十三年，遣使人加必丹末进贡（明人称为进贡）。贡使留居广州，贿赂广东镇守太监，得派使人火者亚三入京见朱厚照，甚得宠幸。火者亚三是葡萄牙化的华人，替葡萄牙人当间谍，朱厚照死后，亚三才下狱杀死。朱厚熜嘉靖二年，葡人寇新会县西草湾，明兵接战，夺得大炮，因称大炮为佛郎机。葡人据壕镜（澳门）为商场，筑城造房，明朝并不干涉。嘉靖十四年，指挥官黄庆受葡人巨贿，代请上官准许，移电白县商场（暹罗、占城、爪哇、浡泥诸国互市处）到壕镜，每岁缴租银二万两。这是中国最早的租界地，几个贪官污吏，轻轻地把国土送掉了。
（五）佛郎机（西班牙）带来墨西哥银圆
西班牙继葡萄牙称雄海上，弘治五年，科伦布奉西班牙王命从海道寻求中国，无意中发现了美洲。正德十三年西班牙人麦哲伦决心航行地球一周，十六年发见菲律滨群岛。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人占据菲律滨，继续侵略吕宋岛。万历二年海寇（海寇多含有华侨武装的性质）首领林凤攻袭吕宋，与西班牙人大战，林军败退。林军有战舰62艘，水手2000人，兵2000人，妇女1500人，如果华侨的各股海上武装能结合统一，共同抵御欧洲侵略者，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力量。万历四年，明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吕宋，吕宋助战有功，明允吕宋朝贡，不久西班牙灭吕宋，仍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这样，海澄港（厦门）便成了两国通商的口岸，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币也就开始流入中国。
（六）荷兰占据台湾
在西欧继葡、西称霸海上的国家是荷兰。明朝依他们的形状（深目、长鼻、发眉须全是赤色），称为红毛番。万历天启时代，屡来广州要求通商，都被葡萄牙人阻止。万历四十七年荷人在爪哇建立巴达维亚首府。又侵夺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荷兰巨船大炮远胜葡西两国。船长三十丈，宽六丈，厚二尺余，有五桅，船后有三层楼。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大铁炮，能击破石城，明人称为红夷炮。
（七）英吉利最后到中国
最后兴起与葡西荷争海上霸权的是英国。英国战败西班牙，驱逐葡萄牙在印度的势力，为了要求通商曾炮击虎门，正当明朝将亡的时候，没有引起大交涉。
（八）葡西两国与中国通商的情况
据葡萄牙人的记载，当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全归葡人独占。每年用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航行至里斯本，满载毛织物，玻璃精制品，英国及佛兰德出产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到其他各地海港上换取多种物品。船从哥亚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自爱琴至麻刺甲更得到香料与白檀。带这些物品到澳门换取丝织品，转往日本换取金银块，可获二三倍的利润。回到澳门滞留几个月，满载金、银、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瓷器回到欧洲。澳门一地，葡人每年收得丝织物53000箱，重12盎司的金条3200条。转贩到日本的中国丝织物（明与日本不通商），每年可获银235万两。西班牙人对中国的贸易，是用毛织物交换丝织物，不平衡时用银来填补。他们运中国丝织物到美洲及欧洲，获利极厚。明朝中期以后，正闹着银荒，因此异常欢迎墨西哥银圆的输入。
（九）天主教士来华传教
万历九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广东传天主教。二十九年，入京师，走阉官马堂的门路，献上《圣经》，天主像、圣母图、自鸣钟、万国图。利玛窦自称大西洋人，礼部查《会典》（记载各种制度书），只有西洋（南洋）琐里，没有大西洋，疑利玛窦来历不明，奏请斥逐。朱翊钧不听，优给费用食物，使留居京师。利玛窦通中国文字，译四书寄回本国。中国士大夫与利玛窦交接，得闻教理和科学，极为尊信，游甚广，徐光启、李之藻等先后入教，天主教从此流传起来。
利玛窦传教成功，欧洲教士接连来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有依西把尼亚国（西班牙）人庞迪我，意大利国人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熊三拔，罗雅谷、王丰肃，波而都瓦尔国（葡萄牙）人阳玛诺，热而玛尼国（日耳曼）人邓玉函、汤若望等九十余人。王丰肃、阳玛诺等在南京传教，信徒多至一万人。
（十）传教士介绍西学来中国
利玛窦东来，正值明朝的末年，一方面倭寇势盛，一方面满洲兴起，辽东的边患竟成为明朝的致命伤。那时候军队腐朽，器械破烂，国家财政又极困难。怎样能够开发财源，怎样能够改善兵器，这都是统治阶级愿意考求的。利玛窦诸人到中国来传教，看清楚了这一点。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上表陈情，就提出西洋的奇器、天文、舆地学有益实用的意见。朱翊钧对他很优待，召入便殿，询问外国民风国政等事，大概也希望从他得些致富强的方法。利玛窦通知本国教士们多多的输入绘画、玻璃、器皿、麻布、钟表、地图、火器等物。王丰肃所领教士，看不起中国，每自称本国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礼部郎中徐如珂等奏请驱逐，朝廷令丰肃还广东，丰肃改姓名，仍在南京传教，朝廷不再追究。这都说明明朝文化经济落在欧洲的后面，在危急期中，更显出了欧洲文化的优越地位。
熊三拔继利玛窦在北京掌教，著《泰西水法》一书，说明几种水利器具的原理，意在兴水利，救中国的贫乏。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其中“水法”一卷，全采熊三拔所说。王征从邓玉函学西法，译《奇器图说》四卷，讲水利器具，远比“水法”进步。崇祯十二年，毕方济奏上富国强兵四大策：1.改历法2.辨矿脉3.通西商4.购西铳。其中开矿一条，崇祯十六年前后，曾命汤若望试办，不久明亡，未见成效。购西铳一条，明朝早就实行。天启时代，东北边患紧急，兵部到澳门征求擅长火炮的西洋人，得陆若汉，公沙的西劳等24人，大炮四尊助战，屡立奇功。崇祯更命毕方济、龙华民招劝外商，捐助火器，又命汤若望监铸大炮，传授用法。天启以来，关于火器的著作，如《海外火攻神器说》《祝融佐理》《则克录》（一名火攻絜要，汤若望讲，焦勖笔录）等书。专门讲求西洋炮法。改历法一条，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早有著作多种，介绍西洋天文学。崇祯立西洋历局，令徐光启、李之藻、邓玉函、汤若望等修改历法，成《崇祯新法算书》一百卷。通西商条，澳门租借以后，事实上对西洋人早就没有海禁。这样说来，毕方济富国强兵四大策，明朝完全采用了。
利玛窦诸人传来西洋历法以外，同时传来新科学多种。
数学——利玛窦著《乾坤体义》，下卷专论数学。到北京后，与徐光启李之藻诸人讲习，先译数学书建立西学的根本。第一部译书便是《几何原本》六卷（利徐二人合译）。其余如李之藻译《圜容较义》，徐光启译《测量法义》，罗雅谷译《测量全义》，都是阐明几何学的名著。李之藻译《同文算指》，是西洋算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物理学——王征译《奇器图说》，讲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以及起重、引重、转重、取水、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汤若望著《远镜说》，是西洋光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地理学——利玛窦绘《万国舆图》，中国始知有五大洲。庞迪我、艾儒略奉命翻译外国地志，成《职方外纪》五卷。
哲学——艾儒略著《西学凡》，分西洋学问为文、理、医、法、教、道六科。理科就是哲学，分论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五类。李之藻与傅泛济（葡萄牙人）合译《名理探》十卷，是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的论理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西洋传教士来中国，输入宗教与科学，译著甚多，讲科学的书籍，并不比宗教书少。这因为明朝人需要科学智识，传教士如果专谈宗教，必不能取得士大夫的尊信，传教也就困难了。清初传教士的著作，极少讲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怕因此得祸。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受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的发展。
朱翊钧万历时代，明朝腐败政治已经发展到最高点。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三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大混乱，起初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击，朱翊钧概不理会，任令自胜自败；后来朱由校重任大阉魏忠贤，邪派结成阉党，正派大败，惨被杀逐；最后朱由检斥退阉党，起用正人，阉党改换面目，用阴谋诈术，取得由检的信任，正人全被排去，明朝也就灭亡。
（一）朱翊钧时代邪正两派互斗
明朝皇帝照例一二十年不见朝臣，一切政令，由司礼太监批朱，交内阁首辅拟票，次辅数人只能共同商议，无权拟票，必须首辅退位，次辅才得依次递补。凡内阁大学士，一定是老进士，他们周围各有一群同年（同科考取的进士）、门生（本人考取的进士）、同乡等关系的官员，希望首辅权位巩固或次辅升充首辅。入阁资格，是六部尚书或品级相等的大官，经过廷推（朝臣共同推举）的程序，皇帝选定其中一人，就算入阁拜相。同年、门生、同乡在廷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阁臣要酬谢他们，使他们升官致富。大学士多数是贪污腐朽的老官僚，其中自然也偶有公正清廉人，这样，拥护人中同年门生同乡关系外，又加上邪正的分类。邪派人数多，正派人数少，邪派政治上有地位，正派请议（舆论）上占优势，两派各立门户，各拥徒属，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夺取内阁的大学士。
两派互攻的题目，大致有下列几个。
争国本——朱翊钧万历十年生子朱常洛，十四年生子朱常洵。常洛母王恭妃无宠，常洵母郑贵妃谋夺常洛长子继位权。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请早立常洛为皇太子，朱翊钧意在常洵，再三推延不肯立常洛。一部分正派朝臣疑内阁顺从朱翊钧，不敢力争，群起责难，大学士间又意见不一，王家屏赞助正派朝臣，被斥出阁，沈一贯（浙江宁波人）有才能，善于迎合朱翊钧，得入内阁。一贯纠集浙江京官，号称浙党，与正派首领顾宪成等为敌。宪成革官回家（江苏无锡县），在东林书院讲学，组成东林党，对抗浙党。当时皇帝、内阁、朝臣、浙党、东林党互相间大起纷扰，朱翊钧想立常洵，朝臣公意想立常洛，内阁一派朝臣主缓争，东林一派朝臣主急争。主急争一派自称争国本，主缓争一派认为多事，有意压抑，两派怨仇愈结愈深，政见的争斗转成私人意气的争斗。二十九年，常洛封太子，常洵封福王，沈一贯出力不小，争论应该解决了，可是东林党主张促福王出京就藩国（河南洛阳县），朱翊钧不肯，纷扰又起。四十二年，福王就藩。四十三年，发生梃击案，纷扰又起。常洛登位，发生移宫红丸两案，并梃击称三案，争论直到亡国才停止。
首辅王锡爵被政敌攻走，万历三十六年，朱翊钧召令还朝，锡爵密奏称：“皇上对臣下奏章，当作禽鸟鸣叫，留中（搁置）不省（不理），这只能激起更多的喧闹。臣请皇上尽除关税，召还内官（监税监矿的阉官），散多余的库藏，补军饷的不足，臣民自然欢呼踊跃，歌颂圣德。奏章按照事情缓急，或留中，或发表，不可一概不理。”这些话本不算错，政敌都御史李三才探得密奏中有禽鸟鸣叫语，激怒众官道，王锡爵骂我们是禽兽。众官大怒，引起一场争闹。
李三才——万历二十七年漕运总督凤阳诸府巡抚李三才奏陈矿税的弊害道：“陛下知爱珠玉，百姓也知求温饱，陛下知爱子孙，百姓也知恋妻儿，为什么陛下要厚聚财宝，却不让小民有升斗的享受，陛下要富贵万年，却不让小民得暂时的乐趣。从古没有政治败坏如此，还能免祸乱的。现在弊政太多，归根由于陛下贪财嗜利。臣请陛下大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贪心一去，才能谈到政治的改善。”朱翊钧得奏不理。三才又奏称：“陛下每有征求，总说内库（宫内库藏）匮乏。其实内库如果真匮乏，那是国家莫大的福利，一人瘦，天下肥，岂不很好。可惜陛下所谓匮乏，只是黄金还没铺遍地，珠玉还没碰到天罢了。小民糟糠不饱，仍被暴敛，牢狱人满，无处求命，一朝变乱发生，小民都成敌国，陛下独坐宫中，即使黄金满库，明珠塞屋，谁替陛下守护。”朱翊钧得奏仍不理。顾宪成深信三才是正人，东林党想推三才入内阁，邪党群起攻击，伪造三才大奸大诈罪状，三才愤怒自辨，请求派官查勘，朱翊钧不理。邪正两方辩驳剧烈，三才怒极，辞官归家。邪党怕他再起，接连猛攻。天启三年，三才死，邪党请魏忠贤革去三才官号。
东林党——东林与邪党争论国本和李三才问题，同时东林这个名号，也成了争论的问题。东林的起原是顾宪成力争国本，大学士王锡爵对宪成说：“朝廷的是非，天下人一定要反对，真是怪事。”宪成说：“我只见天下人的是非，朝廷一定要反对。”锡爵怒。万历二十二年宪成革官回无锡，修南宋杨时讲道的东林书院，聚会失官归隐的正人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程朱派道学。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争着进书院听讲，多至宿舍不能容。宪成标示讲学宗旨道：“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因此书院诵习古书以外，兼议论时政，批评人物，成全国舆论的中心地。在朝部分正派官员，与东林通声气，依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当时邪党分齐楚浙三党。齐党亓（音其）诗教等为首，楚党宫应震等为首，浙党刘廷元等为首，合力攻正派。凡主持正义爱惜名誉的士大夫，不论在野在朝，一概指为东林党人，斥责不遗余力，在邪派看来，东林二字就是犯罪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就可借题攻击。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东林党，有些人却求挂名东林党，自以为荣幸，讲学议政的东林，事实上确成为有力的政党了。东林党人多重名轻利，往往被人诬陷，发怒辞官，邪党中人酷爱官位，宁死不退。万历末年，邪党得势，吏治边防全不过问，专着重禁道学（东林）一事。
（二）朱由校时代，邪党转成阉党，大杀东林党人
朱常洛死，子朱由校继位。由校异常昏愚，政权全委阉官魏忠贤管理，忠贤结合由校的乳母客氏，玩弄由校同婴儿一样。邪党顾秉谦、魏广微、崔呈秀等见忠贤掌权，相率投靠门下，得入内阁或掌部院要职。东林党副都御史杨涟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恐惧，秉谦广微等教忠贤尽杀诸正人，造《缙绅便览》一册，正人如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一百余人称为邪党，邪党霍维华、阮大铖等六十余人称为正人，请忠贤按名赏罚。又造《三朝要典》一部，定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是非，颠倒黑白，钳制公论，士大夫敢违《要典》发议论，依大逆治罪。忠贤门下大奸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各大奸徒门下又有无数小奸徒，除了少数正人，其余内外文武官员，几乎全部加入阉党。五虎首领崔呈秀起初见东林名大，求入党，东林人恶呈秀贪污无耻，拒绝不纳。呈秀赃罪被吏部尚书赵南星揭发，大窘，夜见魏忠贤叩头涕泣，哀求充当义儿，忠贤正想招收朝臣合力杀逐在朝东林正人，得呈秀大喜，令与霍维华同为谋主，参与机密。呈秀造《天鉴录》，内列邪党一百三人姓名，分真心为国、不附东林、横被排斥、久抑林野（被东林革逐）、冷局外转（被东林斥逐出朝当外官）等名目。又造《同志录》，内列东林245人姓名。别一阉党王绍徽造《点将录》，仿《水浒传》天罡地煞星数，分配东林诸人姓名，如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36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鼓上蚤汪文言等72人。又一阉党阮大铖造《百官图》，详叙某人该杀，某人该逐，先后次序，布置分明。魏忠贤依据这些名册，杀害东林，无一人得免。
五彪首领田尔耕掌锦衣卫，又一首领许显纯掌镇抚司，广布侦卒（特务），毒刑锻炼冤狱，惨杀东林党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十余人，每一人死，剔取喉骨装小匣献给忠贤，表示功绩。十狗之一曹钦程，在阉党中尤龌龊，连魏忠贤也觉得可厌，革钦程官职。钦程临走在忠贤前叩头道：“儿子去了，永远忘不了爷的恩义。”说罢涕泣退下。十孩儿中有李蕃、李鲁生，二李卑污奸险，先谄事魏广微，后改事冯铨，又改事崔呈秀，最后得充魏忠贤义儿，时人号二李为四姓奴。其他官员媚阉丑行，如浙江巡抚潘汝祯首先建魏太监生祠，各地效尤，多至数百所。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七所，督饷尚书黄运泰建生祠两所。运泰对忠贤像正拜三叩头，率文武将吏排班在阶下行礼，礼毕，进至像前口称某事赖九千岁（阉党称忠贤为九千岁，比皇帝少一千岁）栽培，叩头谢恩，又称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叩头谢恩，谢毕，跑回阶下归班，又率众官行五拜三叩头礼。各地生祠竞巧斗丽，一祠建筑费多至数十万两。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足能转动如活人，腹中肺肠用金玉珠宝制造，衣服冠履全装珠宝。头髻上穿一孔，插四时香花。每祠设游击一员守卫。国子监生陆万龄别出新计，说孔子作《春秋》，厂臣（魏忠臣掌东厂）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请国子司业（近似副校长）朱之俊代奏，请建厂臣祠与孔子庙并列。之俊又在大路上立木牌，上书“魏上公的功德，比禹小一些，比孟子大得多。”一姓张监生又出新计，倡议奏请奉厂臣像入孔子庙与孔子并坐。朱之俊正要代奏，不料朱由校死，魏忠贤倒败，之俊赶快劾奏陆万龄媚阉罪状，万龄下狱，之俊得漏网，不入逆案。
朱由校时，清军兵力已极强盛，明朝边防军腐朽不堪，每战必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坚主守边屯田，整顿军纪，再议出击，阉党姚宗文想冒边功升官，托廷弼保荐，廷弼不从，宗文怒，约同党攻击廷弼。廷弼得罪革职回籍，清兵乘机攻破辽阳，京师大震。朱由校不得已，急起用廷弼，又用阉党王化贞为巡抚，领兵14万，廷弼拥经略空号，只有兵数千。化贞恃魏忠贤威势，任用汉奸孙得功作大将，虚报战功，冒受重赏，不服廷弼调度。清军攻来，化贞不战逃入山海关，委罪廷弼，阉党群起攻击，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示众。阉党诬廷弼侵吞军费17万两，并诬东林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受熊廷弼贿赂，下狱追赃，用惨刑打死。
（三）朱由检时代阉党改换面目，用阴谋排斥东林
朱由校死，弟朱由检继位。由检杀魏忠贤及客氏，定逆案，布告天下。逆案分七等定罪：一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二人，凌迟处死；二等首逆同谋，崔呈秀等六人，即时斩决；三等，交结近侍（阉官），刘志选等19人，秋后斩决；四等，交结近侍，情迹较轻，魏广微等11人，充军；五等，交结近侍又较经，顾兼铨等129人，徒刑三年，徒满赎身为民；六等，交结近侍，情迹颇轻，黄立极等44人，从宽革职闲住；七等，忠贤亲属及内官附逆50余人。逆案宣布后，阉党力谋翻案，由检坚持不动，阉党无法，群推不在逆案中的周延儒、温体仁为首领，先用柔伪顺从的面目，取得朱由检信任。二人相继入阁，陆续排斥东林，准备起用逆案中人。
朱由检杀逐阉党，召用东林党人。由检性急躁多疑，自恃聪明，大小事统归一人独断，不喜听逆耳的话，更不喜臣下说相同的话，认说相同话是结党营私。周、温及一群邪党看清由检这个弱点，大家只顺着说话，理由是“皇上神圣，臣下不宜异同（相反）”。凡荐举奸邪，先令一人发言探试，别一人从旁赞助，排陷正人，先设法激由检发怒，自动杀逐，邪党不出面攻击。由检自以为进退群臣，全出独断，其实早落邪党的计谋中。东林党人喜直言，喜替受屈正人说公道话，邪党指证这是结党，由检也疑忌这是结党，正人自然不能在朝立足了。由检在位17年，内阁换50余人，在内阁最久的周延儒、温体仁，由检认为是无党的正人，等到发觉二人有党，国事败坏已经不可收拾。黄道周奏论危亡的原因说：“皇上禁止私交结党，邪人却因诬告陷害得升官；皇上奖励清廉气节，邪人却因假装谨慎得宠信；皇上讲励精振作，邪人揣摩奉迎表示恭顺；皇上讲考核实效，邪人琐碎苛刻，表示能干。邪人处处自称替皇上真心办事，其实处处替自己打算身家利禄。皇上误信这些人，聚天下奸邪在朝廷，如何救得危亡？”道周又说：“皇上下诏求直言，直言的却遭斥逐，皇上下诏慎刑狱，正人却纷纷下狱。臣愿皇上训练军士，防守边疆，选举贤能，管理民政，尤其重要的是容许刚直敢言人立朝议论，这样，国家才会有转机。”黄道周屡次直言，不畏奸人，几乎被由检杀死。
东林党人经多年杀逐，得生存的寥寥无几。太仓人张溥集本郡文人标榜复兴古学，号称复社，继东林驰名全国。奸党群起诬攻，指张溥结党议政。朱由检将兴大狱，幸张溥病死，得免杀戮。此后东南名士，多是复社中人，邪党概指为东林，合力对他们攻击。
（四）南京小朝廷，邪党继续杀逐正人
阉党阮大铖曾造《百官图》献给魏忠贤，杀杨涟左光斗，出力最多。大铖在阉党中尤狡诈，每谒见魏忠贤，厚赂阉人退还名片，藉免后患。忠贤死，大铖在乡（安徽怀宁县）起草两个奏章，一个专攻崔（呈秀）魏（忠贤），一个东林崔魏并攻，密嘱杨维垣（阉党）看形势奏上。御史毛羽健揭发大铖奸谋，被列入逆案第三等，废斥为民，失意凡17年。崇祯末年，流寇逼安徽，大铖避居南京，招集无赖谈论兵机，想借将才名义召用。复社名士黄宗羲等发表《留都（南京）防乱揭》，严厉斥责，大铖惧，闭门不敢动，密与别一奸人马士英结交，共谋起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朱由检自杀，福王朱由崧（常询子）、潞王常淓避乱至淮安，南京诸大臣谋立新帝，恐福王追怨争国本梃击等案，引起纠纷，议立潞王为明帝。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总兵官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拥福王入南京称帝，在朝正人，一概指为东林余党，与阮大铖合力排斥。二人共据内阁，引用奸邪，无恶不作，小朝廷内讧大起。清军乘虚攻破南京，马士英被俘，阮大铖降清军充向导，攻福建唐王朱聿键。清军用不着他们，在路上把二人杀死。
夏允彝《幸存录》评论东林党与阉党，有些话说得还公平。他说：“两党对国事都不能说无罪，但平心说来，东林党领袖最初为顾宪成、邹元标，继为杨涟、左光斗，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最后为张溥、马世奇，这些人学问气节，确有不可及的地方。攻东林的首领最初为沈一贯（浙党），继为亓诗教（齐党），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继为周延儒、温体仁，最后为马士英、阮大铖，全是天下共弃的奸邪。东林中也有不少败类，攻东林的也偶有清廉，两党领袖却相差太远了。东林人好发高论，但对筹边防寇，颇求实效，攻东林的只知争夺权位，从不想到防御外患。东林中败类还知畏惧清议，不敢公然行贿，攻东林的酷爱财帛，明目张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东林人绝少交结阉官，攻东林的竟拜魏忠贤为父为祖为九千岁，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至于东林嫉恶太甚，双方怨仇愈结愈深，造成亡国破家的惨祸，东林也不能说全没有责任。”
（一）权贵富家兼并土地，农民继续失业破产
遭受元朝尤其元末大破坏的中国社会，在朱元璋统治的30年中，确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朱棣时代连年发动侵略战争，人民负担逐渐加重。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民妇唐赛儿自称能役使鬼神，聚众数千，攻破益都、莒、即墨等县，明军击败起义军，杀6000余人。赛儿起事首尾只60天，归附民众多至数万，足见明朝初期，农民起义，已经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了。
地主兼并土地，官吏暴征苛敛，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朱瞻基以后，土地依下列各种形式，集中到富贵人手里：
奏乞——例如朱祁钰景泰三年，林聪奏称：武清侯石亨、指挥郑伦，身享厚禄，仍多奏求田地；百户唐兴有田1200余顷，宜与限制。”朱见深成化四年，丘弘奏称：“洪武永乐间，畿辅山东地旷人稀，朝廷劝民开垦，永不起科。近来权豪恃势，指民田为闲田，含胡奏乞，如嘉善长公主求文安诸县地，西天佛子劄实巴求静海县地，多至数十百顷。”京师附近民田，多被权贵占据。
投献——朱祁镇曾禁诸皇亲不得强占军民田，小民不得投献田产。这个禁令，正说明强占和投献的盛行。
赐田——赐诸王勋戚阉官田地。如朱翊钧封次子常询为福王，赐田四万顷。
庄田——皇庄占地最多，朱厚照时皇庄多至300余处。如按朱厚熜分9200顷为十二庄，每庄约760顷计算，皇庄当有田20余万顷。
强占——公侯大臣下至富商豪家依自己势力大小，得强占军民田地，如武定侯郭玹夺河间民田房屋，又夺天津屯田一千亩。蓬州（四川蓬安县）有江洲82顷，被豪强霸占，知州田铎悉取还原主。边塞肥田多被势豪侵据，大学士商辂请查明归还军屯。
官吏绅士得享优免、飞洒、诡寄等特权，朝廷所需租役，全由小民负担。小民为供应租役，出卖土地，富贵人家嫌田亩零碎，拒绝收受。只有种官田的佃户，假指官田为民田，讲定买主得田，佃户纳粮，田价比民田价小十倍，富户才愿收买。农民失去土地，并不能免去苛重的租役，困守乡里，饥寒不得生活，流亡他乡，同样不得衣食，饥民与流民，永远在残酷的统治下大量丧失生命。
（二）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朱祁镇时代，到处发生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如下列：
铲平王邓茂七——福建多矿盗（私开银矿），朱祁镇命御史柳华捕捉。华令村庄筑瞭望楼，编保甲，选土豪为甲长，自备器械，督民巡逻。沙县佃农邓茂七被选充甲长。沙县惯俗，佃户送租外，照例另送田主物品，茂七倡议田主自来取租，租外不另送物品。田主怒，告县官拘茂七。茂七杀捕役数人。知府派兵300往捕，茂七杀知县，聚众数万人，自号铲平王，攻破二十余州县。福建左布政使宋新（交阯人）贪污暴虐，民不堪命，相率归茂七，闽浙震动。正统十三年，茂七围延平。朱祁镇命丁瑄率大军往击。十四年，丁瑄杀茂七及首领陈阿岩郑永祖等。
叶宗留、陈鉴胡——浙江宁波人叶宗留、丽水人陈鉴胡私开福建银矿，被官吏迫害，聚众起义。正统九年，福建参议竺渊率兵往捕，战败死。宗留依附邓茂七，攻掠浙江江西福建境上，杀明文武大官七八人。遂昌县起义军苏牙、俞伯通攻兰溪，响应宗留。朱祁镇命浙江巡抚张骥集大军进攻，陈鉴胡杀宗留，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分兵攻处州、武义、松阳、龙泉、永康、义乌、东阳、浦江等县。邓茂七死，鉴胡势孤，投降张骥。别部首领陶得二杀招降使，率众入山继续反抗。
李添保——朱祁镇天顺时，湖北麻城人李添保因欠租逃入苗山，自称唐太宗后裔，聚苗汉人万余，攻掠州县。明总兵官李震大破添保军。添保逃入贵州，率苗兵出战，被李震杀死。
黄萧养——正统末年，广东黄萧养起义，围广州。朱祁镇命都督董兴率江西两广兵攻萧养，景泰元年，萧养战死。
朱见深成化时代，起义的规模扩大了。
刘千斤、石和尚——河南西华人刘通，号刘千斤，石龙号石和尚，煽动荆（湖北江陵县）襄（襄阳县）间流民起义，得精兵四万。刘通自称汉王。朱见深命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新宁伯朱永为总兵官，都督喜信、鲍政为左右参将，阉官唐慎，林贵奉为监军，发京营及各路军大规模出征。两军大战，最后明军获胜，杀刘通，石龙逃入四川，攻破巫山大昌等县，明军追击，杀石龙。
平王李胡子——白圭平刘千斤，荆襄间流民仍屯聚不散，千斤余党李胡子自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号召流民，众至100万，攻南漳（湖北南漳县）房（湖北房县）内乡（河南内乡县）。朱见深命总督项忠率大军进击，擒王彪，招降流民40万。起义军保山寨拒敌，忠又擒获小王洪、李胡子，招降流民50余万。项忠战胜，纵兵滥杀，流民尸骸满山谷，一部分被俘，发湖广贵州充军，路上倒毙无数，尸弃江边，任令腐烂。项忠立平荆襄碑，自颂功绩，人民呼为堕泪碑，表示哀痛。
朱厚照正德时代，起义规模更扩大，明史也承认“流寇蔓延，几危宗社”了。
刘六、刘七、齐彦明、赵疯子——文安（河北文安县）人刘六、刘七有勇力，县官令捕盗有功，豪家索贿不得，诬二人为盗。刘六、刘七结大盗张茂起义，自畿辅（北京附近）攻入山东、河南，转攻湖广（湖北湖南）、江西，又率军北上，攻霸州（河北霸县）。别军首领杨虎入山西，还军文安与刘六等会合。起义军纵横数千里，明军望风溃败不敢抵御。朱厚照命侍郎陆完督边防军出战，刘六、刘七转入山东，攻破二十余州县。杨虎北攻威县新河，刘六等南攻宿迁永城。明军追击杨虎至小黄河渡口，杨虎溺死，余众入河南，推刘惠为首领。
刘惠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疯子为副帅。赵疯子是文安县诸生（秀才），起义军推为谋主。疯子约束军士，不得奸淫杀掠，檄告官吏儒生，决不侵害身家财产，无需逃避。因此刘惠军横行中原，声势大振，连破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阳、叶县。攻破泌阳，烧阉党（刘瑾党）焦芳家，缚草像芳形，当众斩首。朱厚照命彭泽提督军务，专剿河南起义军。彭泽战屡胜，起义军走六安、舒城、合肥、定远，与杨虎别部数千人会合，攻破凤阳、泗、宿、睢宁。明军追击至应山，杀赵疯子。刘惠自缢死。大首领贾勉儿、邢本恕、刘资、杨寡妇等先后被捕杀，河南平。
刘六、刘七、齐彦名攻破山东畿辅数十州县，朱厚照命陆完专剿山东起义军。起义军入登莱，沿海岸北上，击败巡抚宁杲军，又南走湖广，由水路进至夏口（汉口），明军追击，刘六溺水死。刘七、齐彦名顺流攻镇江，击败操江伯（统率长江水师）赵安靖。陆完至镇江，会合彭泽河南军，水陆并进。起义军走保狼山，明军围攻，杀刘七、齐彦名，余众被屠灭。
江西起义军——与刘六等同时起义，江西抚州有王钰五、徐抑三、傅杰一、杨端三等，南昌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占据姚源；瑞州有罗光权、陈福一等，占据华林，赣州有何积钦等，占据大帽山。朱厚照命陈金往攻，陈金调广西土官岑猛率土兵助战，半年间，起义军大部削平。王浩八率余众突围走至贵溪，据裴源山，声势又振。朱厚照命俞谏代陈金督师，谏率大军苦战，杀王浩八。部将胡浩三率余众守险继续反抗，拘明招降使吴廷举。廷举留山中三月，探知浩三军情，设计诱浩三杀兄浩二，明军乘乱攻入，杀浩三。东乡农民王垂七、胡愈二等又起义，杀官吏，烧公署，俞谏发兵攻杀二人。江西平。
四川起义军——与江西同时，四川起义军保宁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聚众十万，置四十八总管，蔓延陕西湖广两省境上。四川巡抚调罗罗兵、回兵及石柱土兵击败起义军，擒廖惠，余众转入陕西。明总制洪钟调陕西河南湖北兵分路追击，蓝廷瑞走汉中，又走回四川，洪钟分兵七路合围，擒蓝廷瑞、鄢本恕。部将廖麻子、曹甫率余众攻营山蓬州，洪钟诱曹甫归降，廖麻子袭杀曹甫，转攻川东。朱厚照命彭泽代洪钟，击杀廖麻子、喻思俸等。四川平。明兵土兵残暴杀掠，民间作歌道：“贼兵梳，官兵篦，土兵剃。”又作歌道：“土贼犹可，土兵杀我。”
（三）明末期的农民生活
朱厚熜嘉靖初年，废除朱厚照时代弊政不少，农民起义得到暂时的和缓。过了一二十年，朱厚熜崇信道教，大造宫殿，北边俺答历年侵入抄掠，东南倭寇残破沿海各省，国内民变兵变接连发生。当时外患严重，朝廷征调全部兵力，警戒各重要地区，多数人民也不愿在外患危急时期，参加大起义，因此小变乱旋起旋灭，没有大的发展。朱厚熜死后，经朱载垕至朱翊钧，对人民剥削益趋残酷。万历二十七年，因筹备皇子婚礼，取户部银2400万两，这是何等巨大的浪费。由于税监、矿盐的毒流天下，以及田赋的加派，民变到处发动。朱由检时田赋加派数次，不仅农民生计断绝，一部分富室大户也被“搜括助饷”（崇祯八年），相继破产，再加官吏的贪污，更加甚政治的黑暗。户科给事中韩一心说：“当今世界，哪个地方不用钱，哪个官员不贪钱？官员们出钱买官，自然要贪赃偿还本钱。”朱由检时代，明朝的统治，已到穷绝的境地，无法再维持下去。
农民普遍破产了，西北陕甘等省，破败尤甚。天启时高推陈报辽饷苦累难支，奏章里说：“臣在路上见民众伏地拦轿哀告道，辽饷苦，辽饷苦，再不减，民众都要饿死。臣问饿死的原因。答称，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亩所得不过五斗，没有辽饷时，一半纳粮，一半糊口，有了辽饷，一半纳粮，一半充饷，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问你们既没粮食，何以还能生活。民众哭告道，夏秋间树叶水草可以充饥，冬春水冻草枯，存储的野菜，吃完就无法活命。臣至巩昌，见附郭乡村，门塞窗闭，人民散走，一望荒凉。臣至狄道金城，百里内人烟断绝，官府就现存民户，催逼粮饷，富户变成穷户，也弃家逃亡。”
崇祯二年，给事中马懋才奏陈陕西饥荒情状说：“臣是陕西安塞人。臣见诸臣说各省人民穷苦有父母弃子、丈夫卖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乡延安府，却还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间，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树皮，年底树皮剥尽，改食石粉，几天后，腹胀下坠，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带，每天有弃儿数人，呼唤父母，饿极拾粪吞咽，第二天弃儿失踪，被饥民抱去煮食了。城中人不敢单身出城，一出城门，便被捕食。饥民食人，不出数日，面目红肿，发烧病死。各县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数百人。总之，庆阳延安以北，饥荒十分严重，盗贼抢掠，反成小事，西安汉中以南，盗贼十分严重，饥荒比陕北轻些。”
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义，众至数万，巡抚赵彦招练民兵扼守要地，鸿儒败死。所谓民兵，就是地主率领的武装，最能镇压农民起义。这在农村大破坏的陕北，土地全部荒废，地主武装无法组织了。此外还有几个力量，助成农民大起义在陕北发动起来。
叛兵——欠饷的饥军。崇祯元年，陕西守边军欠饷138万两，兵士穷困，相率叛变。
逃兵——犯法潜逃，投奔起义军。
驿夫——驿夫多山陕穷民，崇祯二年，裁驿夫，责令人民充当驿站夫役。驿夫失业，群聚为盗。
天启七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贪污残暴，催科极急。饥民王二聚众数百，用墨涂面，王二大声问，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道，我敢杀。问答三次，王二率众闯入城，杀耀采，退聚山中不散。这说明大起义条件完全成熟，只待有人倡导。第二年（崇祯元年）陕北农民大起义果然爆发了。
（四）农民大起义的开始
天启末年，阉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朱童蒙为延绥巡抚，搜括财物，民不堪命。崇祯元年，固原兵变劫夺库银，白水（陕西白水县）民王二、府谷民王嘉胤、宜川民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同时并起，安塞响马高迎祥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响应。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朱由检命杨鹤为三边总督，攻剿起义军。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十一月，清军入寇，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兵五千勤王，饥兵索饷不得，溃归山西，延绥、甘肃勤王兵相继哗变，与起义军联合，声势大振。三年，陕西起义军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八大王（张献忠）等到处发动。四年，明将曹文诏击杀王嘉胤，余众推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自用结合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攻掠山西。总督洪承畴等击败山西境内起义军，余众流入河南河北境，遭明军阻遏，自河南流入湖北境，自湖北又转入四川。
七年，朱由检命洪承畴为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集大军围剿起义军。八年，起义军首领集河南荥阳县大会，马守应、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高迎祥部将李自成倡议分兵与明军力战，宁败不投降。众首领从李自成议，推定革里眼、左金王敌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改世王敌陕西兵，曹操、过天星过黄河，迎祥、献忠及自成攻东方，马守应、九条龙往来策应。迎祥、献忠军东进，攻破凤阳，焚毁明帝祖坟。自成求善鼓吹小阉，献忠不肯给，自成怒，与高迎祥率兵归陕西。洪承畴驻军汝州（河南临汝县），命诸将左良玉等分守湖广、河南、郧阳各关隘，马守应、张献忠、曹操、蝎子块、过天星乘洪承畴出关，先后走归陕西，攻掠西安、平凉、凤翔等地。承畴急入关救西安，起义军分十三营又东出攻掠河南州县。迎祥、自成留陕西，迎祥攻武功、扶风以西，自成攻富平、固州以东。九年，陕西巡抚孙传庭擒高迎祥，余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
起义军东西奔流，不立统帅，有利争进，各自战斗，战败分路逃散，伏大山谷中，不相救顾，或分或合，避实击虚，陕西、河南、两湖、四川、江北数千里，到处奔突，确使明军无法应付。崇祯十二年，大学士杨嗣昌创四正六隅法，指定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率重兵防守，有利时出战，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协助防守，声援四正。总督、总理两大臣，率精锐尾追起义军，专力攻战。嗣昌以前，陈奇瑜击四川起义军（崇祯七年），张凤翼击卢氏、内乡、淅川大山中起义军（崇祯九年），都曾用四面堵截，精兵尾追法获胜。嗣昌十面张网，布置周密，起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害，可是广大农民，群起反抗，杀不胜杀，到后来，四正六隅不仅不能围困起义军，杨嗣昌却被起义军围困了。他在重庆督战，悬赏斩张献忠头赏黄金一万两，第二天督署中自大堂至厨房厕所，遍题“斩杨嗣昌头，赏白银三两”标语，嗣昌大惊，知左右全是贼党。终于惊悸成病，战败惧罪，绝食自杀。
（五）李自成推翻明朝
米脂县人李自成，幼年在本县大户艾家当牧童，年长善骑射，充银川驿夫，犯法逃匿，作屠夫谋生。舅父高迎祥起义，自成投军，号称闯将。崇祯七年，自成与侄李过结合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部自立一军，李过高杰善战，顾君恩善谋，李自成声名渐著。八年，十三家首领大会荥阳，自成提出坚决抵抗和分路攻战的建议，得众家同意，此后自成地位得与张献忠并列。九年，高迎祥败死，自成被推为闯王，率众入四川，攻成都，七日不能克，还军至梓潼，与洪承畴孙传庭战大败。自成率刘宗敏（蓝田县铁匠）、田见秀等十八骑突围逃伏商洛（陕西商县雒南县）山中。十一年，张献忠在湖广战败，投降明总理熊文灿，自成伏山中，势益孤。十二年，张献忠据谷城（湖北谷城县）叛明，自成出山收兵，与陕西总督郑崇俭战，大败，走投张献忠，献忠暗图吞并，自成逃走。十三年，明军围自成，自成穷困将自杀，义子李双喜劝阻。部将多出降，刘宗敏独杀两妻，誓死从自成，军中壮士也杀妻子愿决死战，自成焚辎重，轻骑由郧均（湖北郧县均县）走河南，收饥民数万人，自南阳进破偃师县。
杞县举人李岩（阉党尚书李精白子），卢氏举人牛金星投自成，自成大喜。李岩说：“取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又劝自成散所掠财物救济饥民。岩又造童谣道“迎闯王，不纳粮”。自成军以“均田”为号召，纪律又极严肃，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人民闻自成军来，相率出城远迎，称为“仁义之师”。十四年，攻破洛阳，杀福王常洵，发王府金银散给贫民。转攻开封，大败明各路援军。巡抚高名衡固守开封，开朱家寨口黄河灌自成军，自成也开马家口河灌城。九月，两口并决，城中人得生存的不满二万，自成军也淹死万余人。曹操（罗汝才）、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先后来附，自成兵力益盛。
自成军连营五百里，由河南入襄阳，攻取湖北州县多处。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大将军。罗汝才善战，自成善攻，两人相依如左右手。汝才拥兵数十万，奢侈淫乱，妻妾多至数十人，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暗中与自成对立。自成不喜酒色，布衣粗食，生活不异兵卒。严禁军士不得私藏金银，过城邑不得居住民房，宿营用单布帐幕，妻子得随营，但不得携其他妇女。诸营所得战利品，按等给赏，马骡受上赏，弓箭铅铳受次赏，布帛受三赏，珠玉珍宝受下赏，自成恶汝才跋扈立异，袭杀汝才并杀贺一龙、蔺养成，夺马守应兵权。最初起义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时候败灭略尽，只剩李自成张献忠两人。
自成据襄阳，献忠据武昌，自成自称新顺王，称襄阳为襄京，禹州（河南禹县）为均平府。从牛金星议，立标营及先后左右共五大营，二十二将军，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六部）侍郎等官，重要地方设防御使，知府、知州、知县改称尹、牧、令。献忠畏自成，南走长沙。河南湖广江北各起义军悉听自成号令。
崇祯十六年，自成大会文武官议用兵方向。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攻北京。杨永裕请先取南京，顾君恩请先取关中，自山西攻取北京。自成从顾君恩议。率大军入河南，大破孙传庭军。十月，陷潼关，长驱入西安，分兵取宁夏甘肃。十七年正月，自成自称大顺王，改元永昌，任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增设六政府尚书，定军制，有步兵40万，马兵60万。开科取士，废八股，改用策论。二月，自成渡河攻下太原、大同，入居庸关。三月十三日，破昌平，先锋至北京平则门。十七日，城中发觉自成军到，朱由检急召群臣问计，君臣相对涕泣，束手无策，城外明军三大营兵变，守城军放空铳炮，不肯接战。十八日，守军开城门迎自成。十九日，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明亡（一六四四）。
自成入北京，首先释放刑部锦衣卫囚人。明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率文武百官着素衣入朝庆贺，自成不出见。守卫军士戏弄降官，或推背脱帽，或举足踏头，百官骇惧伏地不敢动。陈演等上表颂功德，请自成登帝位，自成不理。自成召诸降官听命，按次呼名，分三等处分：四品以下官仍任原职，四品以上官只用侯恂一人，其余勋戚文武大官周奎、朱纯臣、陈演、魏藻德等八百余人，送刘宗敏等营中拷打追赃，查究过去罪恶处刑。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闻北京陷，正犹豫不定，自成令三桂父吴襄去信招降，三桂决计降顺。回至滦州，闻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劫去，大怒，奔回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报夺妾大仇。自成率兵20万往击，四月二十二日，与清兵对阵。三桂兵在右翼末端，死斗许久，清兵从阵右突出冲击，万马奔腾，箭如雨下，天大风，砂石飞走，自成军目迷不能战，大溃奔退40里，死伤无数。自成回北京，熔化降官所缴赃金及宫中库藏，铸成金银饼每饼千两，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自成登帝位，当晚焚宫殿及九门城楼，次日出北京西走。五月二日，三桂引清兵入北京，又引清兵追击。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破潼关，自成弃西安由龙驹寨走襄阳，又走武昌，清兵两路进击，自成兵败，逃至通城九宫山，自缢死。李过改名李锦，与诸将领奉自成妻高氏联合明总督何腾蛟，继续与清兵战斗，至死不肯屈辱。朱聿键赐锦名赤心，封高氏为忠义夫人，号李赤心营为忠贞营。朱由榔时封赤心为兴国侯。李过营中将士，仍称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
（六）张献忠占据四川
延安县柳树涧人张献忠，起初在延绥镇当兵，犯法将斩，得军官陈洪范救免，逃走为民。崇祯三年，陕西起义军大发动，献忠据米脂十八寨，自号八大王。四年，献忠罗汝才军战败，降明总督洪承畴。不久，叛走山西，转掠河北，渡河入河南境。八年，十三家大会荥阳，议定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东进。破凤阳府，迎祥自成归陕西，献忠攻取江北各地。九年，献忠入湖广。当时河南湖广起义军凡十五家，献忠一家最称强大。十一年，献忠战败，据谷城降明总理熊文灿，闯塌天、曹操、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相继降明，起义军势大衰。十二年，献忠叛，十三家除王光恩一家，同时并叛。十三年，明将左良玉大破献忠军，献忠率千余骑逃入兴归（湖北兴山县秭归县）山中，联合罗汝才攻四川。十四年，还军攻破樊城，转入河南，与左良玉战，大败，率数十骑投奔李自成。自成谋杀献忠，罗汝才劝阻，给五百骑使扰湖北，分明军兵力。十六年，献忠据武昌称王，发明楚王府藏金赈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降附。李自成据襄阳称王，献忠畏惧，走入湖南，破岳州长沙衡州，又破江西吉安等州县，广东大震。十七年，献忠率军入四川，破成都自称大西国王。
献忠在四川，大杀官吏儒生富商豪绅。曾一日杀属官二百余人，或言太甚，献忠道：“文官怕没有人做么？”百官入朝拜伏行礼，献忠嗾猛犬数十下殿，被犬嗅的，即时绑出斩首，称为天杀。又假称开科取士，儒生群来应考，忽纵兵围杀，笔砚成堆。出劣马使武生骑射，大炮突发，全营狂喊，马惊人坠，践成肉泥，献忠拍掌欢喜。又在锦江底掘数丈深穴，埋藏金宝无数，称为水藏。献忠说，省得后世人再争夺金宝。当时地主豪绅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起兵反抗，献忠派兵镇压，据《明史》说，献忠共杀蜀中男女六万万余人，又说，杀军籍98万人，这样夸大的记载，足证史传称献忠惨杀事大不可信。顺治三年，献忠焚成都宫殿，率众出川北，所部川军将领刘进忠叛降清军，引清军自汉中进袭献忠，献忠受伤死。义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率余众奔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归降明朱由榔。李定国发扬高度的民族气节，力抗清兵，战败后保护朱由榔，走入缅甸，朱由榔被缅甸人缚献清军，定国忧愤病死。
简短的结论
朱元璋综合历朝的统治经验，创立新制度。废中书省，朝政由六部尚书分任，废枢密院，军卫归五府都督分统，皇帝一人总揽大权，不容有第二人偷窃权柄。君主专制政体，到明朝，确已最高度地完成了。
朱元璋禁止内阉识字读书，不许干预政事。朱棣时开始重用阉官，朱瞻基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教阉官读书做八股，与士大夫受同样的教育。此后司礼监掌印大监成为皇帝的第一代理人。朱元璋设殿阁大学士，仅备顾问，不预闻政事，朱瞻基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久在内阁，获得起草诏令权。此后内阁首辅成为皇帝的第二代理人。阉官擅权，造成魏忠贤屠杀东林的祸乱；内阁争位，造成邪正两派官员的互斗。明朝政治上最大事件，不外阉官擅权和内阁争位，同时也是亡国的重要原因。
洪武时代，元末大破坏的农业，因奖励垦荒，减轻租役，逐渐呈现荣繁的盛况。朱棣以后，土地兼并，继续加甚，农民破产流亡，到处起义，最后产生全国性的大起义，推倒明朝的统治。
全国总田数中，皇帝所有的官田，占七分之一，全国最肥美的江南农业地区，官田竟占十六分之十五。江南官田，在富户买作私田，佃户代纳官粮的方式下，渐成半官半私性质。明亡后，完全成为私田。
明朝工商业进步，超越以前任何时代。日本急需中国的棉布丝绸，要求通商激成倭寇残破沿海各省的战祸。南洋群岛瓷器、布帛与香料、珍宝的交换，引起闽广工商业者大规模向海外移殖。如果不是朝廷严禁下海，华侨在南洋，可能建立更大的事业。西洋教士东来，士大夫热心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工业、农业、矿业、军火业都开始采用新法，如果没有野蛮的满族侵入中国，明工业可能有巨大的发展，也许同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
朱棣发动对外侵略，企图消灭蒙古，确保中国的安宁，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却加深了蒙汉两族的仇恨。后来彼此寻衅报复，进行长期的广泛的战争，双方困疲不堪，居住东北的满族，乘机兴起，先灭蒙古，进入中国，两族都成了满族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