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甲稿序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暌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
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人间词》乙稿序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
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自夫人不能观古之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
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故难期诸流俗欤。
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唯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白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
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模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按：《人间词甲稿序》与《人间词乙稿序》，署名均为樊志厚，然据学者考证，实际上，皆是王国维自作。《人间词甲稿序》写于1906年，《人间词乙稿序》写于19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