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奭罢相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武则天开始向皇后宝座进攻。
在长孙无忌专权局面下受压制的一批失意文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侯善业等人，如同冬眠的动物感受到了早春的气息，蠢蠢欲动了。他们结成了一个反对长孙无忌的集团，而给他们撑腰的正是高宗和武则天。
九月，高宗召集御前会议，被召集的四大臣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于志宁也是关陇集团中的人物。而昭仪的拥立者许敬宗、李义府之流，还没有与会的资格。从这一点看，当时的形势于昭仪不利。四大臣中，属于非关陇派的是李勣。在事情的初起阶段，李勣的态度和长孙无忌等是一致的，四人都不赞同废立。李勣一向老谋深算，形势不明决不轻易表露态度。初次交锋，高宗径直提出了废立的问题，双方一场论争不欢而散。
对于支持与反对武则天立为皇后的两派。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照陈寅恪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复杂的婚姻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则天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陈寅恪认为：废立皇后一事不只是宫闱内的后妃之争，实际上是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的一大关键。高宗将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参与决策的四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圈，属反对派。至于韩瑗、来济、上官仪等作为反对派，也是属于关陇集团的原因，看一看这些人的出身籍贯即可证明。李勣一人则属山东地域的代表，所以是赞成派。崔义玄、许敬宗、李义府等虽然赞成立武则天为皇后，但他们的威望不能和李勣相比，所以武氏得立，关键在于李勣的态度。
第二天，高宗又召开了同样的会议，司空李勣称疾不来。当皇帝再次提出废立问题的时候，褚遂良仍以前言对。高宗不听。褚遂良即跪奏道：“陛下就是想改易皇后，亦当择选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大众共知，今若复立为后，岂不贻讥后世？臣今忤陛下意，罪当万死。”在褚遂良点出武氏与唐太宗的关系后，高宗面露愧色，陷入了沉默。这个时候，褚遂良不应该做出任何刺激高宗的事情，但他却将上朝用的朝笏放在殿阶上，以退职相威胁，说：“今将朝笏敬还陛下。”说着，解下头巾，在地下叩头出声，以示强烈抗旨之意，头上的血都叩出来了。高宗见他如此态度，大怒，命左右牵出褚遂良。武则天则从幕帷后大声说：“为什么不扑杀了这老贼！”
褚遂良等人的行为尽管不理智，但还是起了作用的，虽然皇帝怒气冲冲，但他不能不慎重考虑，这是因为褚遂良的顾命大臣地位。在历代帝王统治中，如果前朝老臣同仇敌忾，坚守防线，新皇帝也不敢轻易孤注一掷。何况高宗是个弱势皇帝，在与臣下的权力拉锯战中没有取得绝对胜利的把握。如果不是后来李勣插了一手的话，高宗几乎要放弃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打算了。
在和褚遂良发生冲突的第二天，皇帝召见了李勣。这也许是出自武则天的要求，因为李勣称疾不来，便意味着他的观点可能与长孙无忌等不同。武则天敏感地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信号。召见李勣时，李勣是和皇帝单独进行谈话的，另外三人都不在场。高宗对李勣说：“册立武昭仪的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也只有罢手了。”李勣对曰：“此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由于李勣这句话，武昭仪得以立为皇后，永徽政治的格局便走向崩溃。李勣的一句话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陈寅恪认为：李勣对高宗之言，旧史认为是依违之言，但实际上是积极地赞成。当时无人不知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但此事不能不取决于四大臣，李勣不施用否决权，而采取弃权的方略，这和积极赞成有什么两样？李勣在当时是军事力量的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舅舅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的反对，悍然行事。李勣不附和关陇集团，是因为武氏和他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
从政治上讲，一个新的武则天时代已经来临了！自汉代以来，贵族干预国家政权，外戚长期影响中央政局的局面结束了。武则天的得立，使得身兼外戚、贞观首席功臣和高宗首席顾命大臣的长孙无忌丧失了在废立大事上的发言权。从此以后，除了极少数特别时期外，外戚作为一支政治势力，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有时出现女主干政，也不见有外戚的身影。武则天通往权力顶峰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门阀士族彻底衰落的历史。
武则天登上皇后的位置，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她没急于再扩大战果，而是先把皇后的位置坐稳。因为，此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贵族已经惊醒过来，他们正明里暗里地进行反攻。
武则天当上皇后后对长孙无忌没有丧失警惕。她知道，关陇集团只是小败一场，这些政治斗争才能极高、经验丰富的老臣肯定还会积蓄力量反扑。他们会变换策略，以图重新控制皇上，影响朝政。现在，自己虽然做了皇后，但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基础，长孙无忌还在，其他人仍执掌着朝廷中的主要部门。要刷新政治，首先必须拔除关陇集团，但现在就任用关外庶族还不是时候。她刚刚即位，必须树立一个贤德的国母形象，让臣民习惯她、拥戴她。过早动手，会让人认为她是为易后之事报仇，对自己的形象不利。再则，除掉反对派，必须要做到有理有据，让天下人心服口服，不让臣民说皇上和她滥杀旧臣的坏话。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二月辛亥，高宗下旨赠武后父武士彟为司徒，赐爵周国公。后母杨氏也晋封代国夫人。武则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唐代的皇后必须出自门阀名家。而且，借这一次封赠，武则天也在向外朝表示：皇后的势力已蔚成大国，独树一帜了。十一月，独承高宗之宠爱的武后又生了第三位皇子，取名为李显。为示庆贺，各京官和朝集使都加了勋级。李显很快又被封为周王。武则天事事遂意，踌躇满志。
武则天在对长孙无忌一派动手之前与他们有两次角逐：第一次是对废后王氏与废妃萧氏的镇压。第二次是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这两步是巩固权力的重要步骤。
失势的废后王氏与废妃萧氏，被囚禁在一所冷僻的院落里。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的一天，武后回家省亲，高宗一个人闲荡到后宫，颇觉内心含愧，就乘机去看王、萧二人。院门深锁，门旁有一个小窟窿，供仆婢往里送饭之用。宫中嫔妃失宠之后往往是贬入冷宫，大多时候是在拘押之下，实则就是监禁。高宗从小窟窿往里叫：“皇后，淑妃，你们在哪？”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慢吞吞拖着走的脚步声和有气无力、凄凄惨惨的语声：“妾等已经失宠，囚入别院，不想皇上还叫妾等的尊称……求皇上顾念当年，把妾放出去吧！让我们重见日月就好了。我们要终生念佛，把这个地方改叫回心院。”
高宗非常哀痛：“不要难过，我一定想办法。”
武则天在宫中处处有眼线，随时把皇帝的所作所为禀告给她。武则天回宫之后，立即有人禀报她高宗往探冷宫。他还怀念那两个女人！武则天没等皇帝提及，直接问道：“皇帝去看过那两个女犯，是否属实？”怯懦的皇帝赶紧否认。武则天说：“那么，没去很好。”
几天过去了，王皇后、萧淑妃没有等到皇帝的回音。一天，来了一个敕使，带着一群刀斧手。敕使向两个女人宣读了诏书，她们这才知道，末日来临了。
王皇后临死也没有失掉那份贵族式的清高和自尊，她临终的话是：武昭仪得宠，妾只有死的份了！萧淑妃则破口大骂：“阿武妖精，害我到这种地步，愿我再生为猫，阿武为鼠，永远咬她的喉咙。”刀斧手斩断她们的手足，然后把剩下的躯体投入酒坛之中，让她们“骨醉”。她们随即慢慢地死去。
武后害死王氏、萧氏，是她巩固皇后地位的一个重要步骤。由于皇帝仍然称呼王为皇后，萧为淑妃，而且王、萧要求“重见日月”，欲将冷宫改名为“回心院”，皇帝如果回心，将置武氏于何地？所以，武则天惨杀王、萧，就巩固她个人地位而言，是一种必然采取的手段。但对这一次杀人，她却还是有点心悸的，据说她时常在宫中做噩梦，梦见她们血淋淋的样子，还见到过她们的鬼魂。武后对萧氏临终的咒骂有些害怕，曾下令禁止宫中养猫。这说明武则天既有为巩固地位凶残的一面，也有一个常人、一个女人不忍的一面。只是随着后来她在政治权术逐渐练达以后，才把杀人视为政治斗争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武则天还有一件心事，就是改立太子，这是巩固后位、排除关陇集团威胁的另一个关键性的行动。武则天已有二子，长子李弘，次子在即皇后位这一月所生，高宗给这个皇子取名为李贤，并封为潞王。永徽三年，燕王李忠被立为皇太子。而现在，皇后武则天已有了两个儿子，按皇位继承法，应改立嫡子，这名正言顺，谁也反对不了。不过必须有人提出来，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更易。这一任务落在对武则天忠心耿耿的许敬宗身上。许敬宗（公元592年-672年），字延族，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人。隋大业中举秀才，后参加李密起义军，任记室。唐初为秦王府学士，贞观中累迁至检校中书侍郎。高宗即位，任礼部尚书。
许敬宗上疏说：现在皇后生有嫡子，日月都出来了，再举火把取光没有必要。怎么反而以枝干代根本，把衣裤倒穿呢？父子之间的事，别人不好说，但愿皇上把嫡庶关系处理好，大家也就安心了。
高宗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把许敬宗召到密室，问许敬宗如何是好。许敬宗说道：“皇太子是国家的本根，本根不正，就不能拴住全国百姓的心。而现在东宫太子的母亲出身低微，她知道皇上已有了嫡子，也不会安心的。应该及时把皇上的嫡子正式立为太子，把原太子安置好。这样，也可使他们安心。”皇上说：“李忠已经要求辞去太子的位置了，朕就降封他为梁王，立武后的长子李弘为太子吧！”
至此，武则天的后位终于稳固下来，可以松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