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时节，雁阵南飞。飞鸿声里，南国金秋五彩缤纷。
11月2日，身披征尘的陈赓夜宿广西龙州海关大楼，与正在那里治疗胃疾的韦国清会面。边界战役后期，韦国清胃疾发作，身体虚弱，不得不回国治疗，此时已经好多了。当夜，就援越抗法战争走向，陈赓和韦国清做了一番长谈，直到星斗阑干。
11月4日，陈赓回到南宁，受到张云逸、李天佑、陈漫远的迎接。这几位边界战役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谈论起刚刚获得的胜利都格外兴奋。陈赓在南宁休息了两天，然后折向广州，向叶剑英通报了在越南战斗数月的情况，再转道北归。
1950年11月中旬，陈赓抵达北京，下榻北京饭店。正全神贯注于朝鲜战场局势的周恩来闻知陈赓到来，马上派军事秘书雷英夫前去探望。在北京饭店，陈赓简述了越北战况，雷英夫也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决心与美军抗衡，派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经过。
与陈赓的这次会见，雷英夫印象很深，首先联想到的是先陈赓而来的胡志明电报。那是11月2日，陈赓离开越南的第二天胡志明拍发的，电文说：“毛泽东、中共中央诸同志：你们派陈赓、韦国清同志到这里来，他们给我们以莫大的帮助。这次胜利他们居功颇多。现在陈赓回去报告工作，我们有义务向你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并建议给陈赓同志记一个特等大功。同时我们希望你们能再派陈赓同志来参加我们的重要工作。”雷英夫记得很清楚，胡志明这封电报在总参作战部由几位负责人传阅，引发了一阵大笑。
很快，陈赓面见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在越南作战的经过。陈赓指出越方也因胜利而增强了信心。陈赓还认为，以军事顾问团的方式援助越南是可行的，越方将在这种方式支援下迅速壮大，最终把法军彻底赶出印度支那。
听取了陈赓的汇报后，中央政治局会商了越南问题，认为采取既定方针是可行的，即在北方以百万志愿军进入朝鲜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南线则以顾问团秘密援越，提供后勤保障，胡志明最终将会胜利，中共中央可集中精力于朝鲜战争。
随即，刘少奇又召见了已经赶回北京的罗贵波。
罗贵波比陈赓先一步回到北京，正准备重返越南。
边界战役即将发起之际，9月3日，罗贵波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召他返回北京汇报工作。罗贵波马上收拾行装，向胡志明辞行。胡志明一再表示，希望罗贵波继续留在越南工作，因为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工作实在离不开他。胡志明将罗贵波送出驻地，临别之际叮咛再三：“希望我们不久之后就能见面，我已经向中共中央发了电报，提出把你留在越南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合作得很不错呀。”胡志明还提出，同样欢迎罗贵波夫人也一起前来。
罗贵波颔首称谢。对胡志明的盛情挽留，他确实感谢，但就内心而言，他还是希望回京汇报后出现转机，奇迹般地留在国内。他已经知道中央打算要他继续担任驻越代表（实际上的大使），长期在越南工作，但他也一直记着，行前刘少奇说得清楚，他完成了联络代表的任务就可以回来，预计是三个月。
行军途中，罗贵波曾遇法军飞机轰炸，只好折入陈赓的指挥部住了两天，于9月13日回到南宁。越军士兵赤脚行军作战的现况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一到南宁就和李天佑商量，请广西军区速向高平前线增拨军鞋两万双。
9月24日，罗贵波风尘仆仆回到北京，首都正全力以赴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新生的国家迅速医治着战争创伤，使战地归来的罗贵波兴奋不已。
20世纪50年代的罗贵波、李涵珍夫妇
刘少奇在几天后召见罗贵波，告诉他，中央已经收到了印支共中央要求罗贵波留在越南的电报，中央研究后同意了。中央已经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还正式决定成立派往越南的政治顾问团。几经考虑，现在任命你为驻越南总顾问，担任政治顾问团团长。你要挑选一些人组成政治顾问团班子，尽快地回越南工作。
罗贵波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心中暗自惊诧胡志明与中央领导人相互关系的密切。
刘少奇对罗贵波说，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说罢，他和罗贵波一起驱车去颐年堂见毛泽东。到达时，罗贵波看到周恩来和朱德也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刘少奇简要转述了罗贵波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这时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
周恩来告诉罗贵波：“中央已经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接下来，周恩来和朱德分别就中央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的经过，以及目前朝鲜的军事状况做了简要介绍，要罗贵波将此情况转告胡志明。
毛泽东对罗贵波说，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法各有不同。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起罗贵波夫人的情况。
罗贵波说，我的爱人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
毛泽东很高兴，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
罗贵波回答：“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
毛泽东立即接过话头说：“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向我提议过，带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
刘少奇补充说：“当前越南迫切需要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所以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泽东听到刘少奇说“总顾问”一词时，插话道：“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从中南海回到家里，罗贵波对夫人李涵珍说：“我还要去越南。”
李涵珍问：“原先不是说好了去三个月吗？”
罗贵波说：“越南发来了电报，要我回去，中央也同意了。今天毛主席、少奇同志都找我谈过话了。这回，不仅是我去，胡志明主席还要你也去呢。毛主席、少奇同志都问起你的情况，我向他们介绍了，主席和少奇同志要你和我一起去越南呢！”
这段时间，李涵珍身体不好，正在治疗中。听罗贵波说这番话，她说，连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说要我去，我当然去越南，这样也好照顾你。
罗贵波和李涵珍都是老红军，他们在战火中结为夫妻，现在刚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要一同走向新的战场了。
李涵珍，1919年生于四川达县一个穷苦人家，还没有记事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爷爷奶奶拉扯苦命的女孩过活。家里穷得连盐都吃不上，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女孩只好跟着奶奶讨饭。
1932年，红军来过又走了。1933年下半年，红军又从湖北那边来了。这时爷爷奶奶都已去世，流落街头的女孩找到了前来召集儿童团开会的红军。她说，我也要当红军。
红军说：“你为什么要当红军？”
女孩说：“红军不打人骂人。”
红军说：“红军要穷人的子弟，你是穷人的孩子吗？”
女孩说：“是呀，我就是穷人呀。”
红军说：“你怎么长得这样白呀？”
女孩说：“那我不知道，你可以看看我的手。”她伸出整天劳作的手说，“你看我手上的茧子多厚呀。”
这下子把红军说服了。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说：“我姓李，没有名字，爷爷奶奶从小叫我丫头。”
红军说，没有名字不能登记注册，你就叫李涵珍吧。
从此，女孩有了自己的名字，被编入红军达县妇女独立营。时为1933年10月，李涵珍14岁。
作为红四方面军战士，李涵珍经历了最残酷的战争，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当过运输队员和医院的看护。第二、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会师后，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要四方面军支援护理人员，张国焘把李涵珍所在医疗队给了二方面军，这使李涵珍没有编入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避免了惨痛的结局。
1937年春天，李涵珍离开医院来到红军教导师宣传队。这年她18岁，在战争风云中长大了，高挑个子，歌喉动人。这时的教导师里共有20来名女战士，大都先后结婚，还没有对象的仅两人，李涵珍即是其中之一。身边，把目光投向她们的人不少，其中就包括师政治部主任罗贵波。李涵珍全都不予回应，她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应该一心工作。
不过，到了这时候，有些事就由不得李涵珍了。师供给处处长张令彬不断来找李涵珍，介绍罗贵波如何如何，听得李涵珍心烦意乱，一个劲说，我反对谈恋爱。张令彬也不着急，只是反反复复地向姑娘说罗贵波的好话。
春天是月下老人最忙碌的季节。没多久，李涵珍在路上与罗贵波迎面相遇。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罗贵波沉得住气，打招呼说：“李涵珍，吃过饭了没有？”李涵珍早已慌了神，说了一声“吃过了”掉头就跑。
张令彬和妻子李玉兰很快把李涵珍叫到他们家里。张令彬开门见山地问：“你对罗贵波主任有什么意见吗？”
这一问又让李涵珍慌了神，她对从来没有交谈过的师首长有什么意见呢，就说：“我没有意见呀。”
“这就行了，你回去吧。”张令彬等的就是这句话。
若干天以后，张令彬通知李涵珍到罗贵波那里去一趟。李涵珍心里没有底，约了一位女友同行。
罗贵波一见面就告诉李涵珍，知道你已经同意，我就向上级打了结婚报告，“现在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们过几天结婚吧”。
李涵珍完全愣住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组织上”都已经批准了，自己还说什么呢？回想起来，“吃过了”就是她在走入洞房前和罗贵波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就这样，从知道有罗贵波此人才几个月，只对他说了“吃过了”三个字，18岁的李涵珍和30岁的罗贵波于1937年7月24日在甘肃庆阳结婚。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罗贵波前往山西前线，李涵珍进入延安抗大学习，一年后也到晋北与罗贵波相会。
让两位老红军备感幸运的是，虽说一句话定了终生，他们的婚姻却是完美的。后来，李涵珍多次向张令彬夫妇致谢，而后来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令彬总是笑答：“我是奉命行事，打定了主意的是罗贵波。”
战争中的风风雨雨，李涵珍都是和罗贵波在一起度过的。现在罗贵波要她也去越南，还有领袖的指示，李涵珍马上整理行装。为了仪表整齐，她生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一双皮鞋。
10月里，除了向几位领袖汇报之外，罗贵波还就军事、后勤和财政援助等问题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等做了专题汇报。这些汇报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
此时的毛泽东，同时关注着朝鲜和越南两个战场，更偏重于朝鲜战场。彭德怀担任司令员的中国志愿军出奇制胜，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第一次战役，激战13昼夜，重创敌军，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清川江以南，初步稳住了朝鲜半岛北部战局。
毛泽东知道，朝鲜局势还没有根本扭转，在第一次战役中美军主力并没有受到重创，规模巨大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刚刚开了一个头，关键还要看第二仗怎么打。
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决定继续北进，再一次打到鸭绿江边。
彭德怀决心组织第二次战役，再度重创敌人。11月24日，美军在东西两线发起全面进攻。25日，彭德怀指挥的第二次战役开始。
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时刻，从越南战场传来的每一个信息对毛泽东来说都是重要的。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格局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美国要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美国会不断地发动一个又一个局部战争，在局部战争中夺取优势，进而称霸全球。毛泽东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把局部战争一个又一个地打下去，逐个击破，争取在这种局部战争中占上风。这样，在越南的战争就被毛泽东视为仅次于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了。他把稳定和扭转越南战局的任务交给了罗贵波和韦国清，既要把法国势力逐出印度支那，又要避免使新中国在两个战场上同时投入重兵。由于同时关注两个战场，1950年秋至1951年夏天，57岁的毛泽东工作得特别紧张，经常通宵达旦，席不暇暖。
1950年11月28日，罗贵波向中央提出，政治顾问团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前往越南。经批准，罗贵波一行28人于12月10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第一次入越时的小队相比，这次去越南的人马要多出不少，除了干部，还有几位勤务人员，其中甚至有一对父子：小灶炊事员沈德品和罗贵波的司机沈玉录。
沈玉录1947年参军，从攻占太原起就为罗贵波开车，这次随罗贵波去越南，他是有所准备的。40年后，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回忆说：
1950年年初首长去越南可是真保密了，他走了，我们一点没察觉，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已经在越南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到后来朝鲜战争眼看要大打了，我和留在北京的首长勤务员马有来商量，我们报名去朝鲜打仗吧。最后我们还是说定，等首长回来再说。结果，没过多久，首长突然就回来了。刘秘书很快就问我，组织上决定你跟着首长去越南，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当然说去。要说困难，就是我一家子都在北京，两个女儿还小。但那也得自己克服呀。我很快就把一家人都送回了爱人的山西老家。
首长要去越南，要一辆新车，我心想，要是有一辆越野车就好了。可是当时没有，中央军委办公厅给买了一辆小吉普。可是小吉普太小了，装不下几个人。办公厅的人灵机一动，又买了一个小车挂斗，可以专门放行李，问题就算解决了。以后在越南的那几年。我开的都是这辆车。
1950年12月30日，胡志明（前右）、罗贵波（前左）、李涵珍（中）离开胡志明驻地，胡志明站在水中搀扶李涵珍跨过溪流
1950年12月中旬，罗贵波回到越南中央根据地，迎面扑来的，是越军总部准备反攻，实施新战役的热潮。
见罗贵波果真回到了越南，还带来了自己的夫人及多位顾问，胡志明非常高兴，在自己的住处请罗贵波、李涵珍吃了一顿饭。
李涵珍头一次赴“国宴”，小心翼翼地穿上了特地从北京带来的皮鞋。那天的主菜是已经泛黄的空心菜（那是从游击区买到后背进根据地的），还有在河边生长的带苦味的野菜，以及一只干瘦的小鸡。吃完饭就要转移了，胡志明亲自将罗贵波、李涵珍送回驻地。李涵珍脚穿新皮鞋，在山地里走得歪歪扭扭。途经一条小溪，流水正激，水中有几个石块做蹬子。见李涵珍穿皮鞋走得别扭，胡志明卷起裤腿涉水下溪，将李涵珍扶过溪流。这一幕使李涵珍终生难忘。
边界战役的巨大胜利实在使越南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欢欣鼓舞。4号公路上的硝烟还没有飘散尽净，武元甲即下令于10月24日在高平举行阅兵式。
对阅兵式，当时还在越南的陈赓有不同意见，劝武元甲说，越军还缺乏队列训练，着装也不够整齐，而且容易受到法军的空袭报复。他建议把精力集中到总结会议上去。武元甲则认为，此时阅兵，对越南军民的抗战士气鼓舞极大。而且，举行阅兵式不仅仅是越军总部的意见，印支共中央也同意了。
陈赓不再坚持，但他吩咐中国军事顾问不参加高平阅兵式，另行集中学习。
高平阅兵式在傍晚举行。阅兵式开始前，第308师顾问王砚泉叫过田大邦和周耀华，要他们到阅兵现场去看一看。
田大邦和周耀华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他们几乎是和数架低掠而来的法军轰炸机同时接近阅兵场的。法军显然获得了越军举行阅兵式的情报，几架呼啸低飞的轰炸机从西边的山头上冲出后，直奔阅兵场猛烈轰炸，造成了越军70余人的伤亡。爆炸声传得很远，在20公里外的南山住宿的陈赓当晚于日记中写道：“黄昏闻剧烈的爆炸声，地为之动，连续达20分钟。”
越军总部的阅兵决心没有动摇，轰炸机飞走后，他们迅速清理现场，在暮色里完成了阅兵式。越军总部对阅兵式如此重视，使田大邦和周耀华吃了一惊。
20世纪50年代初，胡志明在办公
陈赓走后，越军总部继续在南山举行边界战役总结会议。越南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到会讲话，阐述边界战役意义的时候，他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在一个短时间里，敌人在一个不太宽广的战场上被消灭大量有生力量，被迫放弃大片土地，这是法国殖民者在侵略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失败。
长征说：“高平—谅山战役（边界战役）使我们看清了我国军民的巨大力量。我军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不久前还是小小的游击队，而今已经能集中上万兵力，按正规的方法打仗了。”
胡志明也到会讲话，他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个胜仗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和七溪；第二个胜仗是我们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胡志明说：“我们绝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主观、轻敌，我们必须记住：在整个长期抗战中，这一胜利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进行许多次更加激烈的战斗，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赢得最后胜利。”
胡志明指出，法军之所以在战役中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敌人主观、轻敌，没有想到我们是这样强大以及进步这样快，因此他们疏忽，不慎重提防”。
胡志明告诫越军将领：“不要轻敌。敌人不是蜷缩苟安，而是蜷缩后准备跳将出来。敌人正在极力争取时间，准备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