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向高平走去的时候，在中国云南、广西境内整训的越军主力共计1.2万余人，正打点归国行装，准备投入战斗。
1950年7月中旬，除了正在砚山、龙州整训越军的人员以外，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全部集中到了南宁，韦国清宣布顾问团正式成立，他担任团长，梅嘉生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顾问团下设三个组，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梅、邓、马三人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总供给局顾问。韦国清本人担任越军总军委和总司令顾问。
军事顾问团成立了党委会，由韦国清、邓逸凡、梅嘉生、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组成，韦国清为书记，邓逸凡为副书记。
实际上，这个人事安排格局是在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会见军事顾问团后定下来的。那天会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在颐年堂留了下来，刘少奇又一次走来，吩咐说，需要什么人选你们只管提出来，提出来由我们批准就行了。
刘少奇走后，韦国清主持三人会议，首先商定了工作安排。他们三个都是老熟人了，抗日战争中邓逸凡还担任过韦国清旅的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说：“现在，我们三人就坐在一起了。中央要我抓总的工作，那么我就照办了。我想司令部一头就由梅嘉生来主持，那么梅嘉生就是参谋长了。政治工作这一头，归邓逸凡来管，今后邓逸凡就是政治部主任了。”三人一致同意这个分工。此后，顾问团中的顾问们都称梅嘉生为“梅参谋长”，把邓逸凡叫作“邓主任”。
这天的颐年堂会议确定，顾问团在7月中旬集中到广西南宁，在此之前，顾问们抓紧时间把个人事务处理好。
奔赴前线作战，对韦国清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一次出国作战，还要离别新婚的妻子许其倩，却是韦国清始料不及的。
1950年2月下旬，新婚还不满一个月的韦国清从福州调到北京，和妻子许其倩住进由外交部安排的前门外解放饭店。在那里，他见到了韩念龙、姬鹏飞、袁仲贤、黄镇等老战友。这些军中战将都是准备第一批出国担任大使级外交官的，韦国清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集中起来上了一堂外交课后，韦国清突然腹部疼痛难忍。开始他没有在意，拖了两天才去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阑尾炎，要动手术。局部麻醉后一刀下去，医生才发现韦国清的腹腔有问题，阑尾炎已经引发了腹膜炎。韦国清本人痛得大叫起来，医生立刻将局部麻醉改为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使用的乙醚使韦国清大受其苦。原来，韦国清对乙醚过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韦国清在直罗镇和瓦窑堡两次战斗中负伤，动过手术，对乙醚特别敏感，一闻见就恶心，会引起头痛。到北京再次领教乙醚，韦国清难受极了。
4月初，韦国清病愈出院，被安排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打磨厂街乡村饭店。这个饭店不属于外交部，而是中央军委招待所，韦国清夫妇住在二楼的一个小套间里。韦国清察觉，自己的使命变化了。
韦国清入住乡村饭店后，即被召入中南海，刘少奇和他谈话。刘少奇是韦国清的老上级，询问过韦国清的身体情况后即转入正题说：“韦国清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和我研究过了，答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我国秘密派出军事顾问团到越南，由你去当团长。”
韦国清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是我从来没有搞过顾问团。”
刘少奇说：“我们考虑过，觉得你比较合适。打仗、军校自不必说了，谈判小组你也搞过，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你又是广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比较方便的一面。”刘少奇接着说：“对顾问团的工作，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几个也亲自过问，一定要搞好。你有困难，就来找我们。”
韦国清接受命令后立即忙开了，着手组织人马。许其倩记得，有一次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韦国清，要韦国清凌晨1时到中南海面谈工作。周恩来早就知道韦国清，但直接接触是1946年韦国清担任徐州军调小组中共代表的时候。当时，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一起巡视各地，途经徐州由韦国清接待住了两天，多年后，周恩来还谈起过这次会面。
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与越南战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黄文欢，左三韦国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陈赓
许其倩参军前在苏州上过大学，是中共候补党员。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她理解丈夫做的是大事业，应该倾心支持。韦国清出国前，许其倩协助韦国清做了一部分秘书工作，为丈夫打点了行装。她到北京东单的旧货摊上买了一个有皮革棱边和拉锁的帆布衣箱，五成新，是美国制造的。这个衣箱伴随韦国清度过了在越南的战争岁月。
邓逸凡赶回南京搬家，没有想到，他去越南的事遭到了夫人周志中的激烈反对。他对妻子争辩说，韦国清不是燕尔新婚吗？他都去越南，我们还能说什么？我这一生，什么时候不服从过命令？妻子挺不情愿地收拾东西去了北京。这时的邓逸凡远没有意识到，军事顾问团的越南之行将导致他一次婚姻的失败。
邓逸凡接着到了广州，他想回家乡兴宁一趟，看看阔别了23年的父母亲。在广州，中南军区参谋长洪学智和政委赖传珠热情接待了邓逸凡，他们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友。邓逸凡告诉他们，很想回家看看，自己还是在西安事变后写过一封信给家里，告诉父母亲，自己在陕北红军中。之后收到了堂兄的回信，说父母亲都健在。后来自己到了新四军，和家里的联系又断了。
洪学智、赖传珠表示能够理解邓逸凡的心情，但他们说眼下邓逸凡还回不了家，因为梅县地区偏处广东东北角，山高路远，没有顺畅的公路，沿途土匪猖獗：“你要去，光派辆车还不行，还得派一支部队护送你。”听这么一说，邓逸凡也就作罢了。
邓逸凡转道去南宁，离开广州之际，他发现自己走的正是当年走向革命的那条路。
邓逸凡1912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今兴宁市）峭峰堡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进入本村私塾，1926年考入水口镇上高小，接触到一些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读物，逐渐受到影响。1927年，15岁的邓逸凡考入中学，参加了青年团。同年11月，家乡闹农会，他即回家参加组织农会，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件。
为时不久，大革命失败了，邓逸凡受到县政府通缉。他在民团赶来捉拿之前得到报信，连夜一个人离家跑到了汕头，投在一家竹器店做篾匠。藤筐藤椅刚做得有了样子，篾店却倒闭了。邓逸凡出来当上了排字工人，不久又遭失业，不得不流落街头。人生的苦难使邓逸凡早熟了。
1929年，国民党军第5军独立团学兵队在汕头招收学兵，邓逸凡赶去报名，不想人家嫌他个头太小，拒不接收。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招兵处的竹帘掀起，走出一个军官来，用客家话问道：“小老弟，从哪里来？”原来，他听见邓逸凡说客家话，就走出来了。
1955年，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
邓逸凡说：“我从兴宁来，因为家里穷，想找个活路。”
那人听了，吩咐招兵登记的人收下了邓逸凡。那人名叫邱少郊，是广东梅县人，后来成了邓逸凡的连长。邓逸凡当兵不久参加了对军阀陈济棠的作战，所在部队被打散了，他从乱军中逃出，去到广州到处打工，生活又十分窘迫。说来也巧，有一天邓逸凡走在街上，竟迎面遇上了那位邱连长，于是重新入伍。邱连长升任副营长，邓逸凡到学兵连当了班长。此时是1930年年初。
当年3月，粤桂军阀相争，激战梧州，邓逸凡所在学兵连也要开上去了。开拔前，邓逸凡找到邱副营长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得太没有意义了。
邱副营长对他说：“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过大庾岭，到靠近湖南的南雄，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吧，去了以后不要大打，只要防一防。”
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
几天后，当上了代理排长的邓逸凡和部队一起出发。就在他们到了南雄后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被红军包围了。邓逸凡身边的人都吓坏了，在山顶附近的排部竹棚子里挤了四五十人。有人提出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强行突围，被邓逸凡制止了。很快，红军冲了上来，兵不血刃，将山头的一二百人尽数俘虏。
红军带着他们走路，邓逸凡迫不及待地告诉押送他的红军战士，他是共青团员，因为大革命失败离开了家，现在，他要回“家”了。
在南雄附近，全体俘虏被集中起来，听红军统帅朱德讲话。朱德讲了一番话以后宣布，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每人发三块大洋当路费，请自由选择。
邓逸凡一下子被身边的俘虏兵们围住了，大家都要听他的意见。邓逸凡高喊：“我不回去，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他一喊，一百来人留下来当了红军。以后，除了战争中的阵亡者，这些人都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红军对个子不高的邓逸凡很感兴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说：“最好当宣传员。”
“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问。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手上。
邓逸凡乘兴挥毫，写出几个蛮不错的毛笔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你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文书呢！”
1930年，邓逸凡在江西会昌加入共产党，当了营文书，不久改任支队文书，支队首长是林彪、罗荣桓。
邓逸凡参加红军一个月后就入党了，但在当年冬天经受了“打AB团”的严峻考验。有人诬陷他是“AB团”，因查无实据，他被从轻处理，受到撤销支部委员的处分。邓逸凡意志坚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又逐渐被提拔起来。
长征中，邓逸凡是第1军团第2师参谋处的文书，除了背负枪支弹药和行李，还身背全师的统计文书。个子不高的邓逸凡不堪重负，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谁知在战争环境下性情大受影响的首长闻言大怒，非但不予同意，还斥责邓逸凡调皮捣蛋，有动摇之嫌，又一次撤销他的党支部委员职务，还指定一人来监视他。
邓逸凡内心充满痛苦，但仍以最大的忍耐接受挑战，在万里长征中尽心尽职，证明自己的忠诚。没有想到，艰苦的跋涉和战斗使那个监视邓逸凡的人忍受不住，没过多久就逃跑了。邓逸凡不为所动，爬雪山、过草地，一直走到了陕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逸凡任第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随军挺进华北，后转战至山东。1941年2月，邓逸凡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邓逸凡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新四军，邓逸凡有了第一次与外国盟军的接触。那是1944年8月，美军一架轰炸机执行任务时受伤，机上人员纷纷跳伞。最后跳伞的五个人降落在新四军苏北盐阜根据地，邓逸凡负责接待了他们。他下令以最好的条件接待，为此还让出自己的住房，粉刷一新接待五位美军战友。后来，又安全地将他们送到大后方。
解放战争中，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纵队首长韦国清的工作。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邓逸凡任解放军第21军政治部主任。
这年5月3日，第21军占领杭州。稍后，邓逸凡调往南京，任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政委，开始与梅嘉生搭档。这时，他的妻子周志中也从上海军管会调到南京。他们两人自1941年在新四军中结婚，戎马倥偬之间，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眼下还都寄居在上海。妻子特别希望将两个女儿也接到南京，一家人团聚，不料想邓逸凡却要出国征战。
20年弹指一挥间，在南北征战中成长的邓逸凡酷爱读书，知道即将奔赴的越南就是古代的交趾国。离乡辞国之际，他不由地联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和邓逸凡带着婚姻的些许裂痕前往越南不同，梅嘉生要挥手而别的是一个深情的世界。他和妻子周政共同经历了战争洗礼，使他们的爱情别具浪漫情调。
在梅嘉生记忆中，故乡江苏丹阳县那个农民家庭里，一切都保持着古老传统。父亲梅德元颇精家计，攒了一点儿钱前往上海，在老城隍庙附近开了一家名叫“中和堂”的药店。父亲算得上苏南农村里一个成功的农民，和多少世代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那样，到上海以后渐渐淡薄了对留守乡间的妻子的情感，娶了第二个妻子，留下独子梅嘉生和原配妻子在乡间种地。
丹阳土地肥沃，风清雨润，梅嘉生和母亲耕作虽艰，温饱还是可以维持的。梅嘉生小时候给舅舅家放过牛，牛在田边吃草，这个细心的小男孩总喜欢在田埂两侧种上些果树之类的东西，虽无一定之规，却以桃树居多。舅舅倒是挺喜欢梅嘉生，供他上了两年乡间私塾，略略读些个赵钱孙李、子曰诗云。
13岁时，梅嘉生随母亲来到上海。母亲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做工，梅嘉生进小学读书。这时，梅嘉生的父亲和后娶的太太同住，母亲带着梅嘉生另租了一间小阁楼安身。母亲的工作紧张而劳累，每天中午梅嘉生放学回家，就赶紧做饭给母亲送去，然后再去上学。
几年后梅嘉生小学毕业，由父亲托人介绍到杨树浦中药店“德胜堂”当学徒。待出徒后，他回到父亲的“中和堂”药店当伙计。梅嘉生从小好学，来到上海更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识就断然没有出息。工作之余，他抓紧自学。他发现英语是自己的薄弱环节，而在上海闯世界，英语的用处太大了。他用自己积攒的钱，报名上了英语夜校。
在夜校，梅嘉生遇见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
她叫周政，是一位富商人家的小姐，比梅嘉生大一岁。
周政祖籍浙江宁波，父亲周惠良在上海开一家百货商行，经营得相当不错，家有两层的洋房一幢，颇有气派。周政聪明伶俐，喜欢读书，从小生活得无忧无虑。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鼓励她好好读书，母亲却是典型的传统脑筋，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周政从宁波来到上海读到小学毕业，在家中很有发言权的母亲就再也不让她读下去了。疼爱女儿的母亲希望女儿像那个时代多数女孩儿一样，由家里看定一个好人家，嫁出去过一生平静的生活。
可是周政偏不。
母亲的主意是要她老老实实待在闺中，周政却找来新书新杂志读个没日没夜。母亲一让她考虑结婚的事，她就报以沉默。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17岁的妹妹出嫁了，妹夫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开有生意兴隆的皮货店。这使母亲更加着急地催她选定人家。周政不为所动，还是像往常那样对母亲说：“我要读书。”她不住感叹的就是邻居的孩子能上学。
母亲说：“读了书要和男人写信吗？那不行！”
周政又沉默了。
媒人接二连三地来。在这些人面前，周政毫不客气，总是一顿嘲弄，最后把他们赶将出去。在母亲面前，周政吵着要出去读书。
滴水穿石，几年过去，周政20岁出头了，母亲终于妥协，答应周政去上一家夜校。
周政选定要读英语，因为在小学里，她所有的英语考试都是100分。
开学以后，周政在英语世界里如鱼得水，此外的一切都不加关心。她前面的座位是不固定学生的，谁坐都行。但是，不知从哪天起，就总由一个中等个头、英气勃勃的小伙子及时赶来坐下了。“他总来坐在这儿干什么？”周政曾感到奇怪。
又过了不久，坐在前面的小伙子开始向她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了。原来他的英语不如自己，特别是做中译英练习的时候有困难，周政自然帮助解答。待到做课堂作业，前面的小伙子递来了小纸条，还是向她请教英语问题。
到后来纸条传多了，周政感到有些异样，就警惕地发话：“从今天起，你不要问我了。”可是纸条还是不断。
终于有一天，纸条变成了一封信，信上说了什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周政当着他的面把信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政打开了信封。她看到了信封里包裹着一颗炽热而充满了活力的心。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政小心翼翼地回了一封信。母亲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女儿读了书，和“男人”通起信来了。她看到了家庭之外那个广阔的世界。
这个“男人”就是梅嘉生。
这是一个敢于追求的青年。
他没有因自己和周政家境悬殊而收住神圣的爱情之箭。周政，将往日的求婚者视如过眼烟云，却偏偏接住了梅嘉生的连珠信。在谈话中梅嘉生分明听出了周政对妹夫受教育程度的羡慕。没过多久，梅嘉生告诉周政，自己不上夜校了，已经依据广告考上了近郊真如的华夏大学附属中学，他要读书读出一个样子来。从此，梅嘉生的身影从夜校消失，而他和周政的爱情也在那以后成熟了。
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的民族危机震撼了每一个关心着祖国命运的青年。中国会不会沦陷？中国将走到哪里去？梅嘉生的思想开始了急剧变化。不过一年光景，梅嘉生来信告诉周政，作为一个中学生，过了20岁，他的年纪显然太大了。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他还正当年，在此国家灾难日益迫近之际，他不能再读书了，他已经投考了南京的陆军学校，将学装甲兵，效仿班超投笔从戎。
对梅嘉生的思想变化，周政感到吃惊，她不知道梅嘉生的今后会怎样。她在信中询问梅嘉生，你读书没有多久又去军校了，如此多变，你和我的关系还变不变？天下像我这样的姑娘你是找得到的，如有考虑，尽早定夺。
援越抗法战争中的梅嘉生将军（周洪波提供）
她等来的，是梅嘉生的一封急信。由于战争，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信中所言，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淘洗，将近八十高龄的周政还依然记得：“一切等等，皆不如其人（指周政——本书作者注），我要把心捧在手里你才相信啊！”
对周政来说，这当然是一次对命运的重大选择。作为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她要选择一个生活优裕、收入丰裕的夫婿只消在父母询问后点一下头就够了。但是，她在父亲支持下选择了梅嘉生——这个家境清寒、从苏南农村到上海来闯世界最终又选择了戎马生涯的青年人。同样是在几十年后，辗转于病榻之上的周政对本书作者回忆说：“在当时，面临生活的选择，我没有去想梅嘉生的穷，因为我想穷不要紧，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它；也没有更多地考虑文化上的差距，因为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化水平也可以通过努力去提高；我唯一的希望的是他永远不要变心。”
在人类生存的这个五彩缤纷的星球上，唯有感情世界是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百岁人生漂泊间，真情唯有两心知。
在军校，梅嘉生的重要经济接济者成了周政，5块、10块的汇款不断地汇往南京。最多的一次是350块大洋，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大数目了。原因是梅嘉生突发奇想，打算从军校退伍，自己开办一个养鸡场，为此写信请周政支持。
正在梅嘉生为选择人生之路苦苦求索的时候，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逼近南京，梅嘉生所在军校南迁了。
何去何从，梅嘉生再一次面临选择。
周政赶到南京，和梅嘉生一起商量。梅嘉生对周政说，他想留下来，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又是一个经过了军事学习的青年，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理当舍生忘死。梅嘉生下决心了，回丹阳故乡去拉起一支武装，抗日图存。
在南京，梅嘉生和周政结婚了。婚礼是简单的，只请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婚礼之后，日军轰炸机飞临南京上空。一片兵荒马乱中，梅嘉生、周政走出石头城，向丹阳而去。
在家乡胡桥一带，梅嘉生在青年中组织抗日武装。周政拿出自己的积蓄，再加上父亲周惠良从上海寄来的数百块钱，他们从国民党散兵手里买下十来支步枪。这时，中共党员管文蔚也在自己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管家离梅嘉生的庄子仅三里路，咫尺之隔。193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梅嘉生找到了管文蔚，商议组织武装力量抗日自卫。1938年春，丹阳仙桥镇成立了自卫总团，管文蔚任总团长，梅嘉生任镇北分团团长，管辖几个村庄的自卫团。自卫团成立不久，就由梅嘉生率领，时常到丹阳以东的陵口伏击日军的火车。
自卫团的一部分逐渐发展成脱产的地方武装，梅嘉生任第3大队大队长。1938年夏，率部挺进江南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派政治部主任刘炎来到丹阳，将丹阳自卫总团改编成丹阳游击纵队，梅嘉生所部从此编入新四军序列。1939年10月，梅嘉生部改编为主力部队，梅嘉生任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团团长。这时，梅嘉生已是一名中共党员，指挥过多次战斗，他的军事才能在频繁的战斗中迅速展现出来。
在十多年的战争中，周政的经历令人慨叹。1938年，女儿丹波出生，周政是在战火中把女儿抚养大的。周政先后担任过新四军的文化教员、保管员、保育院长，大部分时间和部队一起南北征战。一个身材娇小的富家小姐，就在战争血海中行进着。有一年冬天，她所在部队被日军包围，在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周政冲了出来，赤脚数次蹚过河流，一连走了三天三夜，她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又饿又累，最终倒下了。教导员为她买来了一个胡萝卜，周政吃了下去，竟奇迹般地又能抬腿走路了。
经过十余年征战，36岁时，梅嘉生已经是副军长了，他是新四军中晋升最快的几名将军之一，深受名将粟裕的器重。
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即刻奉命出征越南，梅嘉生虽然感到意外，但是作为军人，他坚决从命。就他内心世界而言，他还真有些舍不得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好读军事书籍，更从切身经历感受到，战场才是将军的用武之地。
这时，让他难以割舍的还有自己刚刚稳定下来的家。经历了十多年血与火的厮杀，他终于在南京小营的一座小别墅里安家，和夫人周政、女儿丹波，还有养子云波生活在一起。说起儿子，这是梅嘉生和周政对战争的奉献，由于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他们把在丹波之后降生的儿子寄养在农民家里，由于生活条件差，生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夭折了。后来梅嘉生夫妇就收了一个养子。
由于这个原因，丹波被视为掌上明珠，在解放战争中，一旦条件许可，梅嘉生就把女儿带在军中。每当战事稍歇，警卫员会拍马而来，将丹波接到父亲身边去相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梅嘉生的打算是让孩子上学，上最好的学校，把因为战争而耽误的功课补回来。
现在梅嘉生要去越南了，这位在战场上坚毅果敢的将军一下子变得充满了温情，就连去北京领受任务，梅嘉生也带上了女儿。甚至那天毛泽东会见顾问团军官，梅嘉生也把女儿带到了中南海门口。在那里，女儿被挡住了，梅嘉生只好派人把噘起小嘴的她送回驻地。事后丹波还蛮不情愿地对梅嘉生说：“现在是怎么了，不让我进。前些年在战场开大会，刘副主席、朱总司令讲话，我不都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吗？”
梅嘉生只好对女儿说：“那是过去，现在我们胜利了，一切都要正规了。”
从北京回到了南京短住的那几天，只要一有机会，梅嘉生就要和周政、丹波在一起。他带着女儿散步，为她打热水洗澡。而丹波看到母亲为父亲打点行李，频频流露出不安的神情。这一切，梅嘉生的警卫员周洪波看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临出发之前，梅嘉生驱车丹阳，回故乡看望母亲。母亲和四周乡邻以家乡的芝麻汤团招待了梅嘉生。在自己长大的屋子里过了一夜，梅嘉生和母亲告别了，他趴在母亲的耳边大声说：“妈妈，你有什么事就给周政写信吧，她还在南京，会照顾你的。”
乘火车离开南京的时候，顾问团军官的妻子们都去送行，月台上哭声一片，丹波也哭了，但是周政没有哭。战争年代里过多的离别已经使她变得特别坚强，她只是久久地凝视远去的火车，直到它消失在绿色的远方。
汽笛长鸣，火车开走了，顾问们又开始了新的征战，他们的思绪很快从亲人的离别中抽了出来。一路还算顺利，只有一个500两黄金的故事，叫顾问们虚惊一场。
那还是梅嘉生到北京的时候，军委从最坏的局面打算，决定让顾问团带上可供几年之需的经费，以便在局势最困难，不能从祖国取得供给的条件下使用。按照这个预想，梅嘉生带着周洪波，到中央银行领取了500两黄金和一皮箱人民币。500两黄金放在一个铁盒子里由周洪波保管带回了南京。
离开南京出发，这500两黄金就放在梅嘉生的卧铺下，一路到了湖南衡阳。顾问团在这里下了火车，再往西去就该换乘汽车了。火车到衡阳已是黄昏，远处突然传来枪声。这一带国民党军残部的活动还很频繁，不时袭扰过往车辆，因此顾问们在下车时略有慌乱。梅嘉生身边带了四个警卫员，周洪波是贴身警卫，他护卫梅嘉生下车，其他几人清点携带的物品。火车很快就开走了，这时他们才发现500两黄金没有拿下车。梅嘉生大为光火，批评了警卫员们的慌乱，并立即和车站驻军联系，要求封锁开走的列车前方各站，并把列车截下来检查。
火车很快就被截住了，500两黄金还安然躺在梅嘉生用过的卧铺底下。周洪波和顾问于步血（华东军区战斗英雄）连夜搭车前往取回了黄金。
到达南宁以后，了解到越南的情况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这500两黄金也就留在了国内。
在南宁，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一起拟定了《军事顾问团工作手册》，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颁布，要求全体赴越人员模范执行。韦国清向全体顾问宣布：这次到越南去，顾问团领受了三大任务，就是帮助越南军队打仗、建军，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军事顾问团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等到正在中国的越南主力部队整训结束，就随同他们进入越南。
时隔将近40年之后，问起这些已入桑榆之年的军事顾问们，在南宁集中学习“对什么内容印象最深”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回答：“学习了国际主义思想。到越南去，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把越南人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