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暑，6月下旬，华东平原上的小麦由南至北依次黄熟。
一列自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飞驰在一望无尽的大平原上，这趟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卧车车厢。车中最高首长是第3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另有一批人，则是由梅嘉生率领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师、团级军官们。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将在1950年7月下旬集中到南宁。除第2野战军已经派往中越边境整训越军第308师的干部以外，军事顾问团团部的团以上干部，则有机会去北京，由中央领导人接见，授予任务。
到达北京以后，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住进前门外打磨场乡村饭店，也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招待所。韦国清已经先一步住进了招待所的一栋小楼，他赶来看望将在越南共同战斗的新战友，这中间也有不少老相识。韦国清对他们说：“这几天不要外出，大家等待中央首长的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都是前方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没有到过北京，有不少人从来没有进过京城。他们兴奋不已，感觉到一定会见到领袖毛泽东，聆听他的讲话。
没有想到，他们很快得到通知：目前朝鲜局势非常紧张，中央领导同志很忙，接见暂时推迟。
几天后的6月25日，大规模的朝鲜战争爆发，接见再次被推迟。
军事顾问团的干部们得到了另一层意义上的满足。既然接见推迟了，中共中央招待所就组织他们游览北京名胜。
金碧辉煌的故宫、琼岛绿荫下的北海清波、秀丽古朴的颐和园，还有汉白玉栏杆环抱的天坛祈年殿……古老的土地，悠久的历史，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新中国战将们，对新中国的感受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
朝鲜战局从一开始就向有利于北方的方向发展。朝鲜人民军于战争开始的当天清晨迅速越过“三八线”，开始进行汉城战役。人民军主力在西线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于28日占领汉城，进至汉江北岸。东线人民军部队则攻克了春川和江陵。
人民军在汉城战役中初战告捷的战报传来，持续了两天的紧张空气飘然散去，顾问们等待的通知也来了：“明天，6月27日上午，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四位领导一起接见顾问团的同志们。”
1950年，朝鲜战争全面爆发
中南海丰泽园中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四十余人，在上午早早来到了这里。偌大的颐年堂里空空荡荡，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屋子一头放着的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颐年堂颇像个会议室。倒是屋内四周墙壁上挂着的清代宫廷字画没有撤去，引得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拥到墙边仔细端详。
忽然，听到工作人员用不大的声音说：“首长来了。”大家登时纷纷回到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迎接他们的是顾问们的一片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进屋子，在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只有王光美站在刘少奇身后。接着，大家也坐下了。
但是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主要和同志们谈谈去越南工作的问题。本来毛主席、周总理要一起和大家见见面的，但是朝鲜爆发了战争，相信你们也都看到报纸了。目前，战局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只能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见面。”
刘少奇发问：“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朱德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推辞：“副主席先说吧。”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啊？可以提出来嘛，有话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在经历了一番思考之后，绝大多数顾问都已经决心服从中央的安排，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此刻来到中南海，更是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使命感。其实，在顾问团的组建过程中，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正式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刘少奇接着讲下去：“没有人说话呀，那我就说了。这次你们去越南工作，是一件大事。去不去，是个原则问题，也是共产党员的立场问题。大家都是党员吧，共产党员怎么看这个问题？是的，我们国家是解放了。但是还要深刻地想一想，台湾还没有解放嘛，还有许多岛屿没有解放嘛，大陆上还有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毛主席说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你们怎样理解呀？我们解放了大陆，蒋介石能甘心吗？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甘心吗？”
刘少奇讲起了历史：“你们不是看过故宫了吗？李自成不是占了北京进了故宫吗？结果怎么样？李自成的部队骄傲了，以为大功告成，就是没有料到明朝残余势力勾结清兵进关，结果没有多少日子就完了。今天蒋介石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勾结起来反攻大陆，这个危险不是很明显吗？共产党员能掉以轻心吗？”
颐年堂里静静的，除了刘少奇的话音，就是钢笔尖在笔记本上划过的沙沙声。顾问们紧张地记录着，生怕漏掉太多。
刘少奇接着说：“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就是不仅要解放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要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同志们，想想这个任务有多大有多么艰巨呀！”
说话向来平稳、注重逻辑的刘少奇说到这里，也在话音中带出了情感：“我们现在的胜利只是开始，不是完成了任务。我们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骄傲，不能有享乐思想，不能松劲。就拿越南来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不亚于我们，所受的痛苦甚至比我们还重，如同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和越南是近邻，边界上的人民互有亲戚，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说，越南再被法国占领，我们的边界能安全吗？他们被征服，我们就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援助越南，既是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胜利。”
刘少奇回忆起往事：“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过我们的斗争，流血、牺牲，其中就有越南的同志、朝鲜的同志，还有其他国家的同志。白求恩不就是牺牲在我国的吗？他们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要只看眼前，只看自己的小家庭，只想当前的利益。要看远些，胸怀要宽广些，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气派。”
刘少奇说：“越南革命胜利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今年要好好装备、训练部队，明年可以进行大的重要战斗。”
刘少奇讲完了，他看了看朱德，征询他的意见。
朱德说：“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成。”
刘少奇说：“你也讲一讲他们到那里去的任务，要注意的工作方法。”
朱德不再推辞，宽和地对顾问们说了起来：“刘副主席讲的我完全同意，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这次你们去越南，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同时很光荣。你们去干什么呢？不是像外交官那样办外交，而是要去帮助人家打仗，要上战场。帮助不是代替，不要推开人家，凭自己的意志指挥人家。而是出主意，想办法，平时介绍我们的经验，打起仗来帮助分析敌情，提出意见。”
朱德说：“去了还要了解人家的实际情况。人家也有经验，不要看不起人家的经验。介绍我们的经验也要切合人家的实际情况，不能照套我们的经验。比如，他们大体上和我们抗日战争时的情况相似，是不是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呀？在有利的情况下打一打运动战呀？至于具体的作战方式，我看咱们的经验是可以适用的。要想打胜仗，部队建设是先决条件。我们军队建设的经验我看都可以用上，那就是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
朱德的讲话不长，他在快结束的时候说：“听说越南还很艰苦，你们要准备吃苦，要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去，这样可以以身作则。”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桌面上的一张纸，又把它拿起来，说：“我看了你们要携带物品的单子，有一些就不大需要，比如说皮鞋……”
话音未落，颐年堂里的顾问们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朱德手里攥着的，是顾问团向中央提出的一张清单。顾问们要出国了，希望发一块手表、一支好钢笔，再发一双皮鞋。打了那么些年仗，大多数人已经多年没穿过皮鞋了，甚至还来不及拥有一双皮鞋。有的人，自小在牛背上长大，从来没有穿过皮鞋。
朱德显然不太满意：“到了越南还要住农村，又是稻田、水网、山林什么的，皮鞋就没有多大用处，背上还很重，还是多带点草鞋、布鞋比较适用。手表，是不是每人都要有一块呀？我看领导同志有就行了。还有派克钢笔，听说要几十万元一支（当时币制，1万元合人民币1元），写好字不在用什么笔，毛主席的字写得好，他就没有派克钢笔，只有几支毛笔，有时也用铅笔。我看咱们新出的新华牌钢笔就不错，又便宜又好使，可以每人发一支。衣服，也不要像外交官，不要这个料子那个料子的。他们游击队都穿便衣，最近编了些正规军，听说正式军衣也没有发全。我们可以做一些像他们军衣那样的衣服，不要特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毛泽东）
当朱德手拿清单还在讲话的时候，刘少奇走出了颐年堂，刚才秘书轻轻地告诉他，邓逸凡来了。
这天上午，邓逸凡没有出门，端坐在房间里等车票回南京。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来人问：“你就是邓逸凡同志吗？”
邓逸凡点头说“是”。
来人很有礼貌地说：“我从少奇同志那里来。少奇同志请你去，现在就走，车在外面等着。”
邓逸凡感到奇怪：“刘副主席怎么知道我到了北京？”邓逸凡和刘少奇是熟悉的，他们曾在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一起工作。邓逸凡深知刘少奇为人严谨，既然相召，必定有要事，所以跟着来人上车就走。
车开进中南海，径直开到了颐年堂前。
邓逸凡走向颐年堂，只见大门一开，刘少奇迎面而来。邓逸凡从开着的门口，看见了里面坐着的朱德、韦国清、梅嘉生。
刘少奇和邓逸凡打了招呼：“邓逸凡同志来了？来得正好，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了。逸凡同志，打算派你到越南去。”
“去越南？”邓逸凡以为自己听错了。
“派你担任军事顾问团的一部分领导工作，去越南工作一个时期。”刘少奇说得清清楚楚。
邓逸凡毫无思想准备，说：“少奇同志，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已经和我谈过话了，要我到总政治部工作。”
刘少奇说：“那就这样吧，这件事罗主任那里我去说。你去越南，是中央的决定。你现在就参加会议，等待主席接见。”
听到是中央决定，邓逸凡立即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于是邓逸凡也跨进了颐年堂就座。事后他才知道，就在顾问们齐聚颐年堂等待接见的时候，刘少奇会见了韦国清和梅嘉生，刘少奇问起：“在干部方面你们还有困难没有？”
韦国清说：“我和梅嘉生商量了，觉得还缺少一名政治工作方面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因为去了越南，我和梅嘉生的主要精力恐怕要放在军事上。”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确实需要政治方面的顾问。那么由谁来担当呢？你们提名，我来决定。”
梅嘉生说：“我在军政大学时的政委邓逸凡现在正在北京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他能够担当这个重任。”
“邓逸凡呀，我熟悉，那就定了吧。他在哪里？”刘少奇当场拍板，于是就有刚才那匆匆的一幕。
邓逸凡刚刚坐定，就听到刘少奇说：“主席来了。”
听到毛主席到来的消息，大家一下子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只见毛泽东由王光美扶着从他居住的菊香书屋走进颐年堂。在此之前，谁都不曾留意王光美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大家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毛泽东挥起了手说：“唉，睡不着啊。”他先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交谈片刻，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逐一握手，并且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在顾问中间，毛泽东认出了曾在延安八路军总部和中央警卫团工作的老红军张兴华，笑着说：“你是江西兴国人，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样，到越南去有准备吗？”张兴华回答：“坚决服从命令。”
当毛泽东回到桌前的时候，刘少奇提议他向顾问团做个讲话。
毛泽东说：“你们都讲了吧？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刘少奇、朱德，还有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都请毛泽东讲一讲。
毛泽东点头了。他转身要顾问们坐下，自己就站在顾问们中间说了起来：“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艰巨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义务。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要同情他们，还要伸出双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还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态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你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也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和刘少奇说话的细密不同，毛泽东讲起话来音调高亢，富有诗人的感染力。他在谈到为什么要派顾问团的时候说：“同志们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同志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许多越南同志为中国的革命流血牺牲。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就是在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这么做的。”
毛泽东提高了语调：“人家有国际主义思想，我们也应当有。中国有一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另外，春节期间我去了一趟莫斯科。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中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到这个问题，胡志明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但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土顾问呀。”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禁笑了起来。他接着说：“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罗贵波同志先到越南去了。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就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同志们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一步进去，他和胡志明同志熟悉，并且已经在边界上帮越南同志整训部队，装备武器。他去了协助你们工作一个时期。”
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出去，中央决定请韦国清同志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们又想让韦国清同志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很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同志。”
讲到顾问团工作任务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越南同志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打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得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
“当然，”毛泽东话头一转，说，“不能忽视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地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毛泽东强调：“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做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三倍、五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胜。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去了要先集中些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要搞些炮兵，学会攻坚。不攻坚，就打不到援兵，就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你们去了，夜战近战、爆破、拼刺刀，都要教。还要根据人家的实际情况，传授我们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经验不问情况如何就去硬套，那要把事情办坏的。千万不可急于求成。从支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训练直到作战指挥作风，都要在实际情况中去提高他们。除了你们以身作则以外，还要把你们自己的经验教给越南同志。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必要时在战斗间隙搞短期训练。功到自然成。也要耐心学习人家的经验提高自己，自己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帮助越南同志。”
接下来，毛泽东谈起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当好顾问？这要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领导同志当好参谋。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所以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你们到越南以后，首先要和越南同志把关系搞好，为开展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要有大国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要戒骄戒躁。既然是诚心诚意帮助越南同志，那就要把他们的解放事业当作我们自己的事业来做。有了这种思想，才能做好工作。你们到了越南，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要爱护那里的人民，要像在中国一样，尊重老百姓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讲起了历史：“越南是怎么成了法国殖民地的呢？那是清朝末年，清朝腐败透顶，中法战争，中国本来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法国恐吓清朝，逼迫清朝签订了割地赔款求和的条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这样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本土被德国占领，顾不上越南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乘虚而入，控制了越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胡志明的游击队就进了河内，成立了政府。不久，法国夺回了本国领土，又出兵越南，把胡志明的游击队赶出河内。这时，我们正在打解放战争，也无法援助他们。现在，我们一解放，就开始援助……我们是共产党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和封建主义不同，和帝国主义不同。我们援助他们完全是无私的，是诚心诚意协助他们打败法国殖民主义，取得民族解放。胜利以后，他们将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访的胡志明
毛泽东的这番话，为顾问团工作定下了基调。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起了刚刚从越南回到中国的洪水。这是罗贵波到越南后不久处理的颇为棘手的事情。洪水回越南担任军区司令员，在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终于到了很紧张的地步，以至于胡志明亲自找罗贵波谈了这件事，表示说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请毛主席予以批准。毛泽东熟悉洪水，很快答复同意，即由罗贵波负责把洪水护送回中国，来到了北京。1948年1月，洪水曾被授予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1955年，他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这样洪水便成了新中国唯一一位授衔的外国将领。
1955年，洪水被授予解放军少将军衔。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一位被授衔的外籍将官
毛泽东借洪水的事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越南同志，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害两国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又说，“要使越南同志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完全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一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虽然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但我们要援助的不仅仅是越南，所以我们的援助将是有限的。而自力更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自己有克服困难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这些我们是有丰富经验的，要介绍给他们。”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一个国家、一个党、一支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样的国家、党、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是真正的独立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充满激情，一气呵成。
毛泽东意识到该结束这次讲话了，他叮嘱道：“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要多穿便衣或者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要带去。在越南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行动。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而且当顾问也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需要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之后，毛泽东又问起了一些细节问题。他询问，要带的东西都定下来了吧？朱德说，已经有了一个清单，还得叫下面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比如手表、皮鞋、派克钢笔。
毛泽东把手轻轻一挥，为顾问们讲情：“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毛泽东问刘少奇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
既然毛泽东说了话，大家也就都表示同意，说：“好吧，就按这个清单吧。”于是颐年堂里又腾起一阵笑声。
人们都站起来了，使劲鼓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走到顾问们当中同大家一一握手。又是毛泽东大声说：“就这样吧。祝你们健康！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