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峡大坝，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它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是中国最高、最大的拦水坝，海拔高度约一百八十五米，坝长约两千三百米。这座大坝将浩浩荡荡、奔腾翻涌的长江拦腰切断，从此，长江上游的江水被高耸壮观的大坝拦截在宜昌以西，听凭人类用于发电、航运、灌溉、旅游等调遣。
三峡大坝是长江上唯一的一座大坝，至于这座大坝的建成对所在地的环境、生态、地质、气候等方面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本书忽略不论，能在水流不息的江面上成功造出这么一座雄伟的大坝，其科技含量自是非同小可。如果没有现代精密的机械设备以及发达的科学技术做后盾，单凭人工蛮力，是极难完成生生堵塞长江流水的任务的。那么，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有没有人产生过堵截长江的想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三国时期东吴丞相步骘就曾经跟皇帝孙权提起过这件事。他怀着一颗极高的警惕之心给孙权上了一份《表言塞江》奏章，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北降人王潜等说，北相部伍，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步骘告诉孙权说，从北方投降过来的王潜等人说，北方人正在集合部队，准备向东进攻我们。他们制作了很多布囊，然后每个布囊里都装满沙子，打算把这些装满沙子的布囊丢进长江，堵塞长江水流，使军队徒步过江进攻荆州。
步骘感觉自己得到了一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赶紧上报孙权，请他针对北方军队这种全新的渡江战术，提前做好应对防备措施，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孙权看完奏表后对他说，你放心，曹魏必不敢过江来攻打我们。为了表明自己信心十足，孙权还说愿意就这件事和步骘打赌：“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这赌注很大，要是赢一场就变成富翁了。孙权说如果他估计得不对，曹魏真的过江来进攻吴国，他就输给步骘一千头牛。
孙权也挺有意思的。当然我说他有意思，并不是一千头牛做赌注这件事，而是他竟然没有对丞相步骘的“布囊装沙堵长江”的奇葩想法做出任何表情或言语上的反应！难道他也觉得这种天方夜谭般的想法能被付诸实施？
倒是另外两个大臣吕范和诸葛恪做出了反应：“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这两位老兄都笑岔气了，说每次看到步骘的奏表都乐得不行，这条大江自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了，哪有用沙囊可以截断这汹涌流波的道理！
步骘的这个“布囊堵江”的奏表成了一个笑话，因为古人知道，激流涌动的大江大河是难以堵塞的。中国古代有四条独自流入大海的河流，就是被称为“四渎”的江、河、淮、济，古代典籍里的“江”“河”两字是特指的，江，就是指长江；河，就是指黄河，这是固定的专称。其他的河基本都统称为“水”，如淮水、济水、汉水、渭水、洛水、淝水……
四条大河波浪宽。“四渎”自存在以来，没有人实施过哪怕是一次对它们的截流行动。中国古人似乎更偏爱挖河，从遥远的春秋时期就开始挖河渠了，到隋炀帝杨广的时候，甚至直接从杭州挖到北京，南北约三千里，一挖通清波。而古人对于堵截河流却似乎没什么兴趣，即使是中小河流，也没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关于截流改道的实例。唯有淮河曾经像今天的长江一样，被拦腰堵截过一次。这一次，就发生在梁武帝萧衍时期的天监年间。萧衍又干了一件其他皇帝没干过的事情——在淮河上修筑大坝，截流淮河。
那是发生在天监十三年的事。那个时候，萧衍还有着一颗打败北方政权的雄心，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南方的正朔之光照耀在最具象征意义的长安和洛阳两大城市上空，那样自己就是普天之下最了不起的帝王了。在这种执政思路下，建国十几年来，萧衍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方用兵。
当然，话说回来，北方的魏国也不是善茬，他们也有正朔情结，一直打心底里瞧不起南方岛夷，想将自己的弯刀、羊奶生活延展到长江以南，所以也天天揪着梁国军队打。正好，两个无视和平的重要性的政权十分合拍地整天打打杀杀。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自陕西汉中市开始，到湖北襄阳市，再到河南信阳市，然后斜拐到安徽蚌埠市，这么漫长的边界线都是烽烟弥漫的战场。双方的军事力量主要在川蜀地带和淮河流域激烈对峙，其中淮河一线是厮杀最为频繁的主战场。而淮河战场最重要、最让萧衍寝食难安因此一心想夺下的城市，便是寿阳。
有关寿阳城的来龙去脉，前文已经交代过，最根本的问题出在裴叔业那儿，是他做主把寿阳城送给了北魏。不过他刚做完免费赠送城池的决定就死了，结果闹出了后面一大摊子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麻烦、惨痛的事件。
为了拔掉寿阳这颗扎在淮河岸边的硬钉子，萧衍也曾下令梁军拼命攻打，希望能拿下城池，赶走魏军。无奈寿阳这座老城太坚固、太易守难攻了，无论怎么突击冲锋，除了徒送将士性命外，都起不到任何明显的军事效果。所以，十几年来，寿阳一直是萧衍的一个心病，而且这心病还是无药可治的绝症，因为萧衍明知道有病，也明知道是什么病，但没有大夫能治得好，只能长期忍着。
终于有一天，有个人说能医好他的心病，向他献上一计，说如果照计实施，夺取寿阳则如囊中取物，简直不叫事儿。这个人名叫王足，是刚从北魏投降至南梁的一个将领。
那会儿南梁和北魏互相拆台，双方都无条件收容对方的降人，只要是从对手那里跑来投降的，不问原因、动机，一律热烈欢迎。所以当时两边接收投降者都十分频繁，将领们一个不痛快就有可能拉着队伍投靠到对面国去了。像陈伯之，先是南梁的，后来投靠了北魏，最后又回炉重归南梁。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大家都习以为常，没人觉得投降者是卖主求荣，反而认为这种行为是弃暗投明。
王足就是在这种氛围中由北魏投向南梁的。他在北魏是益州刺史，北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没知会他的情况下就直接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的益州刺史职位。王前刺史感觉很不爽，遂南下投降了南梁。
来到南方好几年，王足也没立过什么引人注目的大功。可能是由于立功心切，他给萧衍写了一封奏折：“求堰淮水以灌寿阳。”王足在奏折中建议在淮河修筑水坝，拦阻河水，抬升河面，使淮河流水倒灌，淹没寿阳城。这样，不费一兵一卒，梁军就可收复寿阳。
萧衍一看这奏折，如获至宝。自己咋就没想到这好点子呢？以水代兵的战斗，咱以前也干过呀，合肥不就是水淹回来的吗？水淹寿阳，我看行！于是迫不及待地派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前往淮河大堤，实地勘察地形地貌。
这两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水利专家，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十分在行，其中，祖暅是祖冲之的儿子，负责掌管南梁的土木工程。祖暅遗传了他父亲祖冲之的智商，天文、地理、数学、几何样样精妙，他是“祖暅原理”的发明人，计算球体积的公式就是他推算出来的。同样的原理公式，西方直到17世纪才出现。萧衍派这样的资深专家去调研论证修建大坝的可行性，是真正找对人了，基于祖暅的专业水平，他跟水利工程师陈承伯两人所得出的考察结论，应该是正确而无懈可击的。
经过认真勘察，两人一致回复萧衍：“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他们劝萧衍打消在淮河修筑拦水坝的念头，并说明了三条不能筑坝的原因：淮河土壤含沙量太大，水流太急，河床土质疏松不坚固，无法修筑大型水坝。
萧衍听了两人的汇报后很不高兴，把两人的专业结论撂在一边，执意要修筑大坝，水淹寿阳。他下诏从附近的徐州和扬州征调民工，每二十户家庭征五名男青年参加淮河筑坝工程。靠着这种强制手段，抓壮丁般地聚集了十几万人，再加上几万军队士兵，总共二十万人，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创举，在淮河上截流筑坝。
萧衍确定的筑坝地点位于今天的江苏省与安徽省交界处，一边是江苏泗洪县，一边是安徽五河县。这地方其实离寿阳城很远，至少隔着两百公里的距离。为什么萧衍要舍近求远，不在距寿阳城十公里的地方筑坝，却定在那么远的地方呢？是因为看中了那里的地形条件了。别的地方没办法拦住水，你筑坝把河面拦住了，水会从坝的两边流出去，你加宽坝的两边，水会从更远的坝的两边流出去，没法弄。
而萧衍选中的这个地点是整条淮河很罕见的峡谷河段，河的两边都是山峰，南边的山叫浮山，北边四公里外的一座山叫巉石山。王足当时给萧衍提的建议就是在浮山和巉石山之间，筑起一座大坝，利用南北两座山峰的高度，将淮河水挡住，最终迫使河水倒流，淹没四百里外的寿阳城。
因为大坝靠浮山而筑，所以这座大坝史称“浮山堰”。浮山虽说也叫山，但其实就只是个一百多米高的小山包，因为在一马平川的淮河河道旁边，所以显得突兀高大，别具韵味。
这座小山现在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山顶上光秃秃的，啥都没有。在古时候，山顶上还建有庙宇，登庙赏景，极目千里，河水如练，残阳如血，也是一番雅致景象。苏东坡、白居易、李绅、秦观等唐宋大家都曾到此游览，还留下了不少诗作。只不过那些诗作都不出名，没有像寒山寺、鹳雀楼、桃花潭、杏花村那样，因一首诗而红遍华夏。
萧衍在浮山堰这个国家重点工程上可谓不惜血本，他派遣自己的亲信，太子右卫率康绚全面负责浮山堰工程。这时候的康绚其实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浮山堰这个南梁国字号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另外他还承担着浮山堰建设保卫部部长的职能，当北魏军来工地打砸捣乱的时候，康绚必须指挥士兵对敌作战。
当时制定的施工方案是两边同时开工，南北两支施工队伍分别从两岸造堤填河，最后在中流合拢。
二十万人日夜劳作，在军方监工的敦促下争速度、赶工期，截流工程进展很快。天监十三年十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用了半年的时间，大坝还真的成功合拢了，截住了滔滔东流的淮河水。
萧衍心里头那志得意满的劲儿，简直跟喷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你们不是说土壤含沙量太大、水流太急、土质太松吗？我怎么就把大坝建成了？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几天，现实就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刚刚建成的大坝因为水流湍急，被冲垮了，河水依旧浪接浪、波连波地向东边大海的方向流去。
如果这时候萧衍能冷静地思考一下祖暅和陈承伯两位专业人士给他的那个结论，及时停止浮山堰工程，那就不会有后面的惨剧发生，他本人也会在中国历史上变得正面不少，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疯了，不堵住河水誓不罢休。
没有人去思考天才祖暅的科学结论，都在忙着查找他们所认为的大坝被冲溃的原因。大家七嘴八舌一阵头脑风暴后，达成了共识：是水中的蛟龙捣乱所致！
今天的读者看到这个说法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水里只有鱼虾老鳖，哪有什么蛟龙？可古时候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虔诚地相信水里面有神存在，所以会经常祭祀河神什么的，请求河神给面子，别发大水别破堤坝，在自己都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还慷慨万分地朝河里面扔各种美食孝敬河神，甚至有给河神娶媳妇的，惨无人道地把漂亮女孩丢进河里。古代帝王对此也是深信不疑，把祭祀五岳四渎列为国家祭祀工程，对山神、水神一并行豪华祭祀礼。
南梁这次溃坝，大家没说有河神什么事，全都一口咬定是蛟龙在搞破坏。于是有人就拿出了镇邪的方子，说蛟龙虽然能呼风唤雨，摧毁堤坝，但它有个罩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虽然刀枪不入，但他的脚后跟是罩门，砍他的脚后跟就能让他毙命。蛟龙天不怕地不怕，但它也怕一样东西：铁器。如果把大量的铁器扔进河里，蛟龙就会害怕逃走，拦水坝就能顺利筑成。
要铁器好办。当时建康郊区有两个冶铁厂，主要冶炼民用铁器。康绚在报请萧衍同意后，将两个冶铁厂里的所有已经成型的产品和原料全部沉入淮河溃口处的水底，反正是有什么沉什么，一件不留，沉到水里的铁器总数有几千万斤之多。但大坝的缺口依然没有堵住，由于两边存在阻隔，水势变得更加湍急汹涌。
为了堵住溃口，他们又想到了一个办法——砍伐树木。先将粗大的树干捆扎成井字箱，然后往里面码放巨石，再用土填满石头与石头间的空隙，最后将井字箱推入水中，阻遏流水。
这种原始的堵塞河口的方法，造成了巨大的人间灾难和生态破坏，史书记载的当时的惨状让人不忍卒读：“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由于树木和石头的需求量太大，淮河两岸百里之内的树木和石块，无论粗细大小，都一扫而光。山上、坡旁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光，地上、路边所有的石头都被挖光。
这些树木和石头，全靠筑坝的士卒和民工或挑或抬运到溃坝处。他们的肩膀全被磨得皮肤破损，血肉模糊。加上当时正值盛夏高温，大量伤员聚集在一起带病工作，伤口发炎感染，疾病交叉传播，引发瘟疫蔓延。工地上死人无数，尸体叠加相枕，臭气熏天。别说夜晚，即使是大白天，苍蝇以及各种昆虫都会围着腐烂的尸体发出嗡嗡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响亮。整个筑坝工地仿佛成了人间地狱。筑坝工人的生命在统治者眼里，不如草芥，轻于鸿毛。
正因为如此，胡三省才会愤怒地发出“洛口之败，死者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的诘问。不知道萧衍所谓不杀生的理念此时潜伏在身体里的哪个部位。他既然能感受到一只蚕死亡时的痛苦，为什么却感受不到千万人遭折磨毙命时的痛苦？就是他的狂热和盲目，致使生灵涂炭，百姓家破人亡。所以，萧衍的不杀生、慈悲，不要相信，是虚伪的。
还是那个工地，还是那些筑坝人。侥幸躲过夏天瘟疫的建设者应该是幸运的了吧？但是，冬、夏都吃人。他们躲过了夏天的疾病，却躲不过冬天的寒冷，“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天监十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淮河、泗水全部结冰，修筑淮河大坝的军民因没有御寒衣被，被活活冻死了十之七八。
二十万人筑坝，约十六万人被冻死，再加上夏天瘟疫所造成的死亡人员，最多也就三万人能平平安安走到最后。单纯的劳役工程造成这么高的死亡率，历史上极为罕见。
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后，天监十五年四月，浮山堰终于完工，淮河上第一座土石大坝真的如萧衍所愿，将滚滚向前的河水阻挡在浮山与巉山之间。
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浮山堰的一组大数据：“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把这些数据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就是大坝长约四千五百米，坝底宽约四百六十六米，顶部宽约一百五十米，坝高约六十六米，蓄水深度约六十五米。
这些机械枯燥的数字，大家可能觉得乏味无趣，但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具有突破意义的，在当时的整个世界上，这个大坝的规模绝对是领先全球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造出这么高、这么长的大坝。据建筑业人士说，国外的土石坝到12世纪才突破三十米高度，而浮山堰在六百年前就把同样的建筑材质的大坝筑到了六十多米。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在这座大坝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坝建成以后，蓄水量便凶猛上涨，水位最高时形成的水域面积超过六千平方公里。六千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新安江水库，也就是千岛湖，很多人都去游览过。那里湖水碧蓝清冽，烟波浩渺，似乎大到无边无际。是的，千岛湖确实很大，流域面积五百多平方公里。而浮山堰这个经人工干预形成的堰塞湖比千岛湖大十倍都不止！
来个更直观的比方吧。上海市面积大约六千三百平方公里，如果把现在的上海市整个放进浮山堰，紧紧巴巴能把这个堰塞湖填满。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湖，假如单从视觉感官上来评价，绝对称得上是景色壮丽、场面壮观。若在浮山堰大坝上极目远眺，定是湖面如镜，水天一色，碧浪清波，烟笼鸥影。
但是，这种美是非常残酷、非常晦暗的，它毁灭了无数百姓的家庭幸福和安宁。
新安江水库建设时，属于库区的几十万居民都被提前搬迁走了，库区蓄水后淹没的只是一座座以前住人的空城，这些城镇现在还几乎以原封不动的样貌静静地躺在水底。
但萧衍搞的这个浮山堰可不一样。他只管筑坝堵水，不管百姓搬迁。你要是觉得大坝筑好后会淹掉自己的房子，那赶紧卷铺盖搬走，没人会给你拆迁补偿费；如果认为自己住的地方地势高淹不到，那就留下来做岛主。
浮山堰蓄水高度达到六十多米，淹没了大批的农田和民宅，给世代居住在附近的百姓带来了灭顶灾难，“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人在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浸泡在水下的房屋和坟墓。
浮山堰建成后，南梁军根据萧衍的指示，做好了长期驻守大坝的准备。他们不仅在坝顶栽种了柳树，为了保护大坝免遭北魏军队破坏，还直接将军营设在了坝顶上，以方便随时进行护坝战斗。
南梁建筑浮山堰的行动让北魏特别紧张，他们很在意寿阳城的安全，知道一旦这个大坝筑成，寿阳必将被埋于一片汪洋之中。所以在南梁开始筑造大坝没多久，北魏就派出了萧宝寅、杨大眼等大将率领军队沿淮河向东攻击，一直打到大坝边上，差一点儿就跑到坝顶开口子放水了。
梁军要拦水，魏军想放水；魏军想放掉梁军拦住的水，梁军偏不让魏军放掉自己拦住的水。两国军队你来我往，为此斗得相当激烈，但魏军没有占到便宜，始终被梁军阻挡在大坝安全区域之外。萧衍怕康绚一支军队抵挡不住魏军，先后派出了好几支军队增援浮山堰战场。
随着堰体蓄水越来越深，北魏朝廷焦虑不已，决定加重战争力度，派遣任城王元澄点足十万大军，从徐州南下，要求元澄务必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浮山堰大坝。就在十万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尚书右仆射李平站出来阻止这场军事行动，他建议朝廷不要针对大坝使用武力，什么事都别做，只管安静地在一旁看戏，“不假兵力，终当自坏”。李平信心十足地预言，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大坝最后一定会自己溃塌的。
李平所期望的溃坝也一直是筑起大坝的南梁方的心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浮山堰水位越来越高，这么大的水量对刚刚建成的新坝所形成的冲击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总指挥康绚为了减轻大坝压力，在大坝上游挖掘了一条泄洪水道，引导河水分流。同时还故意派间谍到北魏那边去实施反间计，在魏国散布“梁国不怕跟魏国打仗，最怕魏国挖掘泄洪水道”的小道消息。
当时在大坝对面驻军的是萧宝寅，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跟捡到了宝贝似的，大喜过望，立即派部队在北岸展开放水行动。他觉得这个办法太好了，你康绚不是不让我去大坝那儿放水吗？我不去大坝照样能放水！魏军动作迅速地开凿出了一条水道，于是堰体里的河水又从北边找到了一个出口，哗哗哗地往外流。
萧宝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拿着魏国的工资，却不计报酬地为对面梁国当了一次枪手，还是人家指哪儿他就乐呵呵傻乎乎地打哪儿的那种。
别说，浮山堰这个被皇帝钦点加力推的重点工程完工后，还真是和萧衍预想的情形一致。淮河水终于替他达到了他想达到却多年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把寿阳城里的魏军赶跑了。
由于大坝的阻拦，河水向西倒灌，寿阳城被淹没。只不过，虽然寿阳城被洪水吞没，但北魏并没有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寿阳刺史李崇早就提前做好了水淹寿阳的各项准备工作，在高处建起了一座新城，并在淮河上架设浮桥，人员全部转移到离寿阳不远的八公山上，再大的水也淹不着。
所以，萧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筑起的浮山堰，实际上只淹掉了一座空城，而且自己也得不到，总不能扎猛子到水底下去办公吧。可以说，梁武帝萧衍干的筑坝这件事，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康绚在挖开泄洪水道后不久就被萧衍重新调回朝廷，因为萧衍觉得，大坝筑好了，康师傅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他免去其浮山堰工程建设总指挥的职务，朝廷另有任用。
接替康绚管护大坝的是一个名叫张豹子的刺史。张豹子对大坝没有前任长官康绚那么尽心尽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从不对大坝进行巡查看护，这就给溃坝埋下了隐患。
大坝水位继续上升，在百亿吨级的天量洪水面前，之前康绚和萧宝寅在东、北两边开挖的两条泄洪沟的那点放水量也就相当于管涌，根本无济于事。
天监十五年九月十四日，震惊历史的溃坝事件发生了。当天，由于淮河水位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浮山堰大坝承受不住洪水压力，轰然崩塌，发出天雷般的巨响，三百里以外都能听到这声雷鸣巨响。沿淮河两岸而住的所有村庄瞬间被洪水卷走，十几万百姓被冲进大海，葬身鱼腹。
在所有的自然灾害中，洪水大概是杀伤力最强的。因为洪水来得太快了，一旦溃坝或者爆发，就会迅速无孔不入地侵入城邑宅院，让人来不及反应，来不及躲避。作为下游的民众，无论你是在家吃饭睡觉，还是在田野劳作忙碌，当天量的洪水卷来时，生还都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浮山堰溃坝才会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
浮山堰从建成到溃破，只存在了短短的四个来月。四个来月的时间里，这项有弊无利的军事工程害了上游害下游，把上游淹掉了，把下游冲掉了，造成了二十多万人的死亡，比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地震属于天灾，无法避免或预防，而发生在南梁的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或者说本不该发生的人祸。如果再加上筑坝期间死去的人，那么这项工程从头到尾造成的死亡人数起码有三十万之多，而导致三十多万人惨烈死亡的祸首就是梁武帝萧衍。
如果不是他穷兵黩武，如果他有百姓为大、生命至上的情怀，如果他能理智地接受祖暅、陈承伯“此处不能造大坝”的建议，就不会有这种遗臭万年的血淋淋的现实。
任性的权力真是太可怕了！萧衍对水利、地质一窍不通，但却能轻易否定专业人士通过实地考察得出的科学结论，强令祸国殃民的夺命工程上马，就是因为他虽然不拥有知识，却拥有无边的权力。
萧衍为什么看不出来大坝危机呢？不是他脑子有毛病，不是他比别人笨，而是因为他高高在上惯了，我行我素惯了，唯我独尊惯了，漠视民众惯了。他不想看出来，也不愿意看出来。
那么多人都看出来了：李平看出来了，祖暅看出来了，陈承伯看出来了，郦道元也看出来了。郦道元当时还没有被萧宝寅杀害，他在自己的著作《水经注》中这样评论萧衍弄出的豆腐渣大坝工程：“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郦道元评在了点子上，一语中的。他认为萧衍推行的这个浮山堰大坝工程，违背了天道自然的正常规律，违背了正常的民心期望，结果自然也不可能是好的。
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感慨于浮山堰的死亡人数之多，特地写了一篇《浮山堰赋》。在赋文中，秦观也指出了这项工程是“背自然以开凿兮，固神禹之所恶”，批评萧衍不讲自然规律，倒行逆施，人神共愤。
有意思的是，秦观还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认为王足向萧衍建议修筑浮山堰，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诡计”。类似的这种“诡计”历史上倒是真有过，像现在已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郑国渠，就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诡计”的产物。
弱小的韩国害怕如狼似虎的秦国出兵攻打自己，便派高级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游说，怂恿秦国在泾河与洛河之间开凿一条水渠，目的是想让这个长达三百余里的浩大工程拖住秦国，让秦没时间、没精力来攻打自己。虽然后来郑国渠的实际效果适得其反，但郑国当初去秦国献计的时候，确实打的是“诡计牌”。
秦观认为，王足就是南朝的郑国，是受北魏指派，别有用心地给萧衍出馊点子，让萧衍上当，是一种反间计。实际上这种观点是经不起现实推敲的。之所以有浮山堰，只是因为王足想立功，萧衍也想立功，两个人正好在合适的时机，巧合地对上眼了，如此而已，没有更复杂的其他了。
如果王足真是来使反间计的，那大坝蓄水以后，萧宝寅也不会在他那边将坚固的大山凿开好几丈长的涵洞排水了。既然他和王足都希望大坝快点溃破，水淹南梁，为什么还去凿洞放水呢？水越多，大坝被毁的可能性就越大，看热闹还嫌事儿多吗？这时候放水排洪，除非他脑子进水了，否则于理不合。
再说，寿阳一直是北魏万分看重的南线战略城市，他出主意给敌人，叫敌人拦坝把这座靠中奖般的运气才得手的重镇变成海底捞？这也不符合逻辑。
而且从王足的行为上也可以确定他不是间谍。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浮山堰大坝溃破后，他应该立即从南梁消失。因为他圆满完成了这么重大的任务，自然可以平安回国接受立功勋章了。可事实上王足一直留在南梁，直到去世。从这几点就能推断出，王足不是郑国，浮山堰也不是郑国渠。
总之，萧衍在这场灾难中扮演的是一个蠢笨的昏君角色。就浮山堰工程，王夫之将梁武帝萧衍和春秋末年晋国四大贵卿之首的智伯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价。
智伯当年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引晋河之水淹灌赵襄子所在的晋阳，没想到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韩、魏阵前反戈，和已被大水淹得奄奄一息的赵襄子结成联盟，杀了智伯，瓜分了他家土地，留下了“三家分晋”的典故。
王夫之等于是说，前有智伯，后有梁武，两人都是一样的悲催不慧，“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赵卒不亡，智自亡耳；后乎智伯者，梁人十余万，漂入于海，寿阳如故”。春秋时的智伯使用水淹法攻打赵国，结果赵国没亡，智伯自己亡国了；梁国的智伯同样水淹寿阳，结果寿阳没啥事，梁国自己淹死了十几万人。
浮山堰工程只是梁武帝萧衍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梦，对当时的人民来说，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在浮山堰附近，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筑坝所留下的高台土堆遗址。这些土台结实异常，虽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有的地方依然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它们孤独地伫立在旷野中，让人生出无数思古情思与遐想。
今天，我们在凭吊这些古迹的同时更应思考，为什么这些坚硬的土基会被冲垮？为什么科学的精神敌不过傲慢的权力？为什么萧衍在这件事上被万世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