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初叶，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员时，写下了两首千古流传的描写江南风光的诗作。一首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明》成就了一个地名：杏花村。当年杜牧在蒙蒙细雨中的随口一问，牧童在细雨蒙蒙中的随手一指，造就了一件千古谜案。如今，安徽、山西、江苏等好几个地方都说杜牧去喝酒的这个“杏花村”在他们那里。
另一首《江南春》倒是没人争，因为诗里面没有“杏花村”那样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著名商标。“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不过随着这首诗的诞生，也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现象，诗中迷离朦胧的“烟雨”二字，成了后世众多楼台亭阁的命名首选词。现在全国各地好多个景区呀，公园呀，都有叫“烟雨楼”的建筑，如嘉兴南湖的烟雨楼、河北承德山庄的烟雨楼，名字都是这么来的。继商标大王之后，杜牧一不小心又成了取名大王，都说杜甫很忙，其实杜牧也很忙，大杜小杜都是大忙人。
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写的就是梁武帝萧衍时期佛寺林立的状况，不过他当时是以诗抒怀，借古讽今。因为杜牧所在的晚唐时代，也是佛寺遍地，僧人满路，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收入，最终导致唐武宗无情灭佛，对佛教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杜牧将混乱不堪的晚唐佛教场面和南朝梁国相提并论，警告唐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南朝覆辙，可见南梁佛事在他心目中的负面印象。
只是他写的那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还代表不了萧衍时代的佛寺盛况。杜大诗人文风温柔了点，实际上南梁的寺庙何止四百八十寺！大臣郭祖深因为忧虑佛事泛滥，曾在给萧衍的奏章上痛心疾首地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仅都城建康周边就有五百多所巍峨壮丽、装修豪华的寺庙，十几万名和尚、尼姑依附其中。至于各郡县建造的寺庙，那就多得数不清了。
清朝学者刘世琦在《南朝寺考》中曾对南梁的寺庙进行过仔细考证，“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刘世琦认为，高峰时期，建康城的寺庙达到了七百多座，全国共有寺庙两千八百四十六座。按照五百多所寺庙十余万僧尼算，平均每所寺庙有两三百个僧尼，全国加起来，僧尼总数超过六十万。
有人就说了，管他六十万、七十万还是一百万，和尚、尼姑再多，也不会造反，不会给朝廷带来武力上的压力。这是不了解古代的佛教规矩。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僧尼介入政治斗争的现象极为少见，但僧尼人数过多，会严重影响国家财政，阻碍经济发展，最终间接导致政权大厦被侵蚀掏空。
因为古代有个规矩，寺庙无须纳税，和尚、尼姑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赋税。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人，如果你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生儿育女，奉养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得给朝廷交税。
税有很多种的，有人头税，就是按人收钱。你家有八口人，按照年龄、性别加以区分，除非极小的和极老的，其他人都得按年交钱给朝廷。除此之外还有田租，种田你得按亩数交钱；还有调庸，比如，每个成丁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两丈布、两丈绢、三两丝、八两绵；一年给朝廷出二十天劳役，哪里建造寺庙、修筑城墙以及水利建设啥的，你得自带干粮去工地打工，这可是强制的义务奉献，没工资报酬的。
而如果你出家为僧，一切赋税租调都没有了，和尚免税，朝廷不向寺庙收取任何费用。
任何一项政策，只要存在巨大的利益落差，就会有人钻空子。僧、俗之间的这种有税无税政策，使得僧人身份具有了天然含金量，于是历朝历代都有普通民众为逃避赋税而故意出家为僧的。
当然，这些人的出家并不是真的削发为僧，天天在寺庙里烧水、扫地、念经，而只是把户口挂靠在寺庙里，给寺庙象征性地交一些挂靠费就行了。所以，和尚身份在很多朝代都是香饽饽，拥有一个和尚身份是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以至于朝廷不得不采取“度牒”制限制僧尼发展，给出家僧人发证，僧人得持证上岗。
到后来“度牒”制就渐渐变味了，朝廷因为缺钱，竟拿“度牒”作为商品销售。军队没军饷了，将领找皇帝要军费。朝廷没钱呀，这样吧，给你们部队三千个度牒指标，你们拿去卖了当作军费。
唐宋时期，度牒最为盛行，特别是宋朝，跟契丹打，跟女真打，跟西夏打，跟蒙古打，朝廷穷得叮当响，经常用度牒去支付各种紧急费用。要钱没有，要度牒管够。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度牒制度才被废止。
不过萧衍时代还没有“度牒”这一说，那是唐朝才出现的，中间隔着漫长的两个世纪呢。但无论是唐朝还是萧梁时期，僧尼免税政策都是一样的。这样，寺庙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向朝廷交纳赋税的百姓就越来越少。
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少的，因为经历了西晋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事件，国家人口锐减，而南朝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都比不上北方，萧衍时代的人口数量满打满算也就两千来万。这么多人，其中大约有六十万人是不交税的僧尼，再加上一部分可以免税的高寿老人和婴幼儿，还有高官将相、世家大族也是免税特权群体，这么七算八减，还能剩下多少有效纳税人口？如果失去税源收入，朝廷怎么正常运转？
所以，佛教发展到后来，已经有损朝廷利益，因为他们跟政府争夺人口、土地和税源。也因此，总有不想忍的急性子皇帝对佛教大动干戈，杀僧侣，拆寺庙，烧佛经，把寺庙的铜佛像融化了铸钱，把寺庙的田地没收为国有资产，循环往复，多次发生。
萧衍自己就是皇帝，他要推行佛教治国，没有人能阻挡得住。所以，萧衍领导的南梁国，全国上下佛香缭绕，寺庙如林，朝野上下，佞佛成风。尤其是他执政的中晚期，人生的重点已不是当皇帝，而是当和尚。他可以忍受有人损害国家的利益，但绝不能容忍有人损害佛教的利益，谁要是对佛教持有异议，就会受到来自皇帝权力的打击报复。这时的萧衍跟他起兵前待人友善、从谏如流的形象，已相距太远。
《神灭论》的作者范缜就因为批评佛教，反对萧衍无原则的佞佛行为，被萧衍流放加雪藏，满腹才华空遗恨，最终郁郁而终。范缜死于天监十四年，算是幸运的了，因为这时候还处在萧衍执政的早期，他还没有太走火入魔。到他执政晚期的时候，同样是反对佛教，但结果就不是流放和雪藏了。
萧衍有个还没发迹时就在一起玩的好朋友荀济，因忧心萧衍的唯佛是从，上书劝他收敛行为，不要沉溺佛法，别到处兴建塔庙，奢侈无度，铺张浪费。萧衍看到荀济的奏折后暴怒，丝毫不念及两人布衣之交的情分，而是“欲集朝众斩之”，打算把荀济当作一个典型案例，将他拉出来公开批判一番，然后斩首示众。荀济提前得到消息，赶紧逃到洛阳，投靠东魏去了。
这个荀济跑到东魏以后，还弄出了一个大动静。当时东魏的皇帝是元善见，拓跋家族的后代，不过，东、西两魏的皇帝都是徒有虚名的傀儡，他们全被权臣牢牢控制在手中。西魏做主的是宇文泰及其家族，东魏则是受高欢掌控。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澄接着掌权。元善见实在受不了官二代高澄的凌辱与压迫，想摆脱高澄的控制，自己亲政。可他天天被高澄派人“保护”着，没法跑出监狱般的皇宫。
荀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叫他在内宫开挖地道，从地道里飞越皇宫，逃到宫外。皇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偷偷搞起了地下工程，挖呀挖，挖呀挖，眼看着地道就要完工，马上就能通向城外了。可就在最后那么一小截收尾工程时，城门守卫听到地下挖掘的声音，行动计划失败。
不过元善见和荀济这两人都挺爷们儿的，在残暴的高澄面前毫无惧色，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胆量让人赞叹。高澄带着军队气势汹汹地进宫责问元善见：“陛下何意反？”这话真是有意思，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臣下问皇帝这样的话，连类似意思的句子都没有。臣下竟然对皇帝说，请问皇帝陛下，你为什么要谋反？
元善见的回答相当掷地有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高澄的问话的确不符合基本逻辑，被元善见准确地抓住了把柄进行了嘲讽回击。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皇帝，没听说过君王反臣下的。都已经是天花板上的皇帝了，还要谋反做甚？只有地板才觊觎天花板的位子。很显然，并不是高澄的智商余额不足，而是他潜意识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国之主。
那时候北方的政权安定度远不及南方，东西分裂，权臣当道，萧衍要不是因过度崇佛而误了治国，依旧像襄阳起兵时那样英明神武，那他是完全有可能扫荡北方，统一天下，完成前人从未有过的丰功伟绩的。当他因为进谏而把荀济逼到北方的时候，作为皇帝，他已经堕落到深渊了。
被他逼走的荀济最后也没能避免掉进痛苦深渊的命运，被高澄下令扔进大铜鼎里用开水煮死。这个死亡的过程如温水煮青蛙一样，非常痛苦。荀济也可以说是被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梁武帝萧衍害死的。如果萧衍不是那么一条道走到黑，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荀济也不至于要逃亡他国，落得个惨死异乡的结局。
然而晚年的萧衍只喜欢听溜须拍马的顺耳话，听不得不同意见，哪个大臣要是给他提反面意见，他的反应就跟挖了他家祖坟似的。《魏书·岛夷萧衍传》有句评价萧衍的话说得很符合实际：“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这个老得跟古董一般的皇帝，已听不得逆耳忠言，只喜欢别人给他贴金和戴高帽子。文武大臣都知道他好这一口，为了让他高兴，保自己平安，都争相奉承他，拍马谄媚，谁也不在他面前说真话、实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散骑常侍贺琛。
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贺琛针对南梁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忧国忧民的心态给皇帝萧衍递交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里向萧衍陈述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州郡县三级官员横征暴敛，盘剥百姓太甚，致使民不聊生；二是朝风不正，贪腐横行，官员和世家大族之间互相攀比，豪奢浪费，挥金如土，而民间却有很多人衣食无着；三是不学无术之人利用诡计和奸诈手段谋求提拔升迁，刻薄挑剔，作威作福，正常的官员晋升秩序荡然无存；四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劳役繁多，赋税沉重，百姓疲于奔命。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应该停止不必要的建筑工程，让人民休养生息。
贺琛这个折子递上去以后，不得了，真是捅到马蜂窝了，萧衍看完以后，心里那个气呀，恨不得打滚跳河以头抢地。他拿着贺琛的奏折，一字一句，逐个对贺琛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解、驳斥、回击。
这篇回复很长，本书只挑重点内容稍微说说。就贺琛对国情以及朝政的各项非议与指责，萧衍无法接受。他觉得，按照贺琛的说法，自己这个伟大皇帝所领导的帝国简直是到了国将不国的末世晚景了，这让他委屈极了。所以他先是向贺琛诉苦摆功：我萧衍主持帝国四十多年，每天都勤勤恳恳为国操劳，吃的是粗茶淡饭，餐桌上从没出现过山珍海味；穿的是粗布麻衣，勉强保暖而已；平时居住的地方狭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屋里也没有豪华的装饰与摆设；日常生活简单，不喝酒，不近女色，三十多年没跟女人同房；以前我的腰围超过五尺，如今瘦得只剩下两尺多。你要是不信，我以前系的腰带还搁在那里，可以拿给你看看。
在表功诉苦的结尾处，萧衍还添了一个抑扬顿挫的自问自答：“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我这么含辛茹苦，这么殚精竭虑，是为了谁？都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摆完功劳之后，萧衍就开始质问贺琛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像手榴弹一样，把贺琛炸得胆战心惊。针对贺琛所说的官员贪腐现象严重的问题，萧衍没好气地对他说：“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这是要贺琛进行实名举报。你别光笼统地说好多官员都贪污腐败，说得准确明白点，到底哪个刺史横暴？哪个郡长贪污残暴？尚书、兰台这些国家机关里，哪一个人老奸巨猾？哪一个人宰割百姓？姓什么？名什么？都向谁敲诈勒索？只要你清清楚楚地写出来，我自会将他们诛杀贬降。
一个大臣跟皇帝反映朝廷官员中存在着贪污现象，皇帝就老大不高兴，黑着脸叫反映问题的人交出具体的贪污者名单。这么搞，谁还敢给领导提意见？这么容不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为什么当初还大张旗鼓地在皇宫门口设立谤木函和肺石函？一个标榜自己功盖天下的皇帝，面对臣下提出的确实存在的问题，不是先去想解决问题，而是想先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行为，不磊落中透着一股猥琐。
萧衍对贺琛进行的连珠炮似的质问还有很多：“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你奏章中说有的官员故意挑剔百姓毛病，是谁故意挑剔？你说的遭受陷害、判决不公现象，具体指的是哪件案子？官署、王府、州郡驻京办事处和市场，哪一个应该废除？哪一个应该裁减？什么地方的建筑不是急需？什么地方的民事征调可以稍缓？这些你都应该一一列举出事实，再奏报上来！
最后，萧衍还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无限拔高，说你贺琛要是不能把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法，使人民休养生息、差役停止的具体方法，件件条条明白列出，那就是欺罔朝廷。
这哪是跟贺琛商讨对话，分明是要贺琛答记者问嘛。要是这么问，那贺琛至少得在朝廷担任组织部部长兼公安部部长兼建设部部长兼民政部部长还有国家编制办主任，不然他没办法把问题搞得那么细，知道得那么清楚。至于最后的那个带有恐吓意味的上纲上线，还真是管用，“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面对皇帝的雷霆之怒，贺琛吓得承受不住，主动向萧衍道歉，承认自己错误严重，请求皇帝原谅，保证下不为例，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议论朝政国事。
通过这件事，萧衍成功用强权压制住了言论，没有人再敢给皇帝提意见，没有人再敢妄议中央。像范缜那样在权力面前坚持真理、寸步不让的清高士大夫再也找不到一个。
相比贺琛，范缜真是硬骨头。在皇室最看重的佛教信仰问题上，他先是怼南齐宗室萧子良，接着又怼南梁皇帝萧衍，任凭威逼利诱，坚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种不畏强权不唯上的品质弥足珍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品质似乎越来越稀少了。
其实贺琛自己也并不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他是有前科污点的。他曾经在当御史中丞时因为贪污贿赂被告发而遭免职，但因为有才华，又被重新起用。萧衍在回复他的奏折时，还故意拿这件往事讽刺他：“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你贺琛认为朝廷悖谬，可是你自己却乐意享受这种悖谬，所以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使朝廷悖谬的人何在。
要是认真说起来，萧衍作为领导，把属下的过往错误翻出来暴晒，并作为攻击挖苦对方的黑料，是很不合适的，大度的领导是根本不会和不屑于这么做的。不过，这也能反证出一个问题，连犯过贪污罪的大臣，都看不下去官员队伍中的贪腐现象了，可见这时候的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有多严重！
萧衍对贺琛奏折的专项回复，让人看出了他的小肚鸡肠、自以为是，同时还容易一言不合就翻脸，翻脸后还喜欢搞打击报复。这一点，跟萧衍认识很早的沈约多年前就看出来了。
天监十二年，萧衍和沈约进行了一场文人间的比赛，两人相约在纸上书写跟栗子相关的掌故，看谁写得多。沈约当时是太子少傅，要是把知识渊博的太子老师都赢了，那可是件倍儿有面子的事。比赛结果还真是如萧衍所想，他比当世第一大文豪沈先生多写了三条掌故，完胜比赛。
就在他为赢得比赛而内心窃喜时，沈约对这场比赛的附加说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此公护前，不则羞死！”沈约跟朋友解释比赛结果时，嘻嘻哈哈地说，这位老爷护短，要是不让他比我多三条，他会羞死的。萧衍听到手下给他报告这个消息时，怒火冲天，“欲治其罪”，打算给沈约安个罪名，然后把他抓起来。
中书令徐勉为此力劝萧衍，请皇上息怒，说如果因为这么件小事就给沈约定罪，太影响圣上的高大形象了。再说，这罪怎么定呢？能赢皇帝却故意装傻不赢，能算欺君之罪吗？经过徐勉的好一番劝抚，萧衍受伤的心灵才得到恢复，免去了沈约的牢狱之灾。
对沈约，对贺琛，梁武帝萧衍都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包容、善于纳谏的君王。
打压贺琛这件事是萧衍帝王生涯中的重大污点之一，对于这件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态度鲜明地进行了评论：“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萧衍的人生最后结局是很凄惨的，国家丧失，自己也被饿死在皇宫里。熟知历史、见多识广的司马光一点也没有对萧衍给予同情，反而说，萧衍最终没有好的结局，完全是应该的，是意料之中的。
司马光还仔细分析了贺琛的这份点燃了帝国最高领导熊熊怒火的奏折，说看贺琛对萧衍的规劝，内容既不直率，态度又不激烈，而萧衍却已赫然震怒，不仅全盘不接受贺琛的建议，还拼命袒护自己的缺点，夸耀自己的优点，追究贪污残暴的人是谁，责问劳动浪费的项目是哪些。明知道贺琛不敢回答，而故意逼他回答；明知道贺琛无法进一步揭发，却故意逼他进一步揭发。
司马光的点评之笔就像一把手术刀，把萧衍的心理解剖得十分精准透彻，他对萧衍毫不客气地给了差评，说他因为打击贺琛，导致言路堵塞，致使“奸佞居前而不见”，最终“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萧衍执政晚期，南梁帝国其实已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绝症患者，吏治、军事、法律、经济全面崩坏，整个国家纯粹就是一个内部完全被掏空的巨大朽木。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朽木看上去正常无异，但只要稍微有些风刮雨摧，朽木就会轰然倒塌，所以才会有区区一个侯景就将偌大的梁国搅得地覆天翻这种天方夜谭般的事情发生。
贺琛给萧衍提意见遭到训斥的八个月后，侯景之乱就开始了，距萧衍死亡的时间只剩三年多。这个时候是萧衍统治的真正末期，国家已经烂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了，而作为国家领导人，萧衍不但丝毫不知，还一直认为自己领导的帝国繁荣富强，天下无敌。
这个老头在责骂贺琛的时候，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这样年老昏聩的年龄，他根本无心国事，也没那么多精力去过问朝政，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向佛事佛上，努力处处显示自己的慈悲心怀。
南梁每年都会有大批人员因犯罪而被判刑，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每年都有大约五千人，还有数目不详的死刑犯。当时的死刑执行要经过好多道程序，最后一道程序是皇帝核准，好多个朝代都是这样的，以显示对生命的尊重，也防止枉杀和冤假错案。萧衍每次批准对犯人的死刑执行令时，内心都痛苦纠结，“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死刑命令下达后的那一整天，他都闷闷不乐，啥事都开心不起来。因为他信佛，好生恶杀，连蚕吐丝织成丝绸，他都认为是杀生，还为此不穿丝绸，只着麻衣。现在要他亲自下令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他感觉好像是自己犯了杀戒似的。看上去这是一个多么宅心仁厚、生命至上的皇帝啊！
对萧衍这种所谓的仁义慈悲，宋元学者胡三省给予了痛批。他对萧衍的行为做出了这样的批注：“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洛口之战、浮山堰之战和寒山之战都是发生在南梁时期的南北双方著名的大战。这三场惨烈至极的战争死亡人数多达百万，双方交战场面犹如人间地狱。
洛口之战已经说过，就是萧宏的那次惨败。其他两场战争后文会陆续展开叙述。胡三省的意思很明显，最见不得萧衍的这种假慈悲。既然杀一个罪犯都那么有负罪感，那为什么像洛口、浮山堰、寒山这样杀人盈城、死尸遍野的战争，作为皇帝，你萧衍却没有一点负罪感？所以，对萧衍的那种“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的表现，胡三省嗤之以鼻：“吾谁欺？欺天乎？”意思就是你萧衍骗谁呢？欺骗上天吗？
胡三省说得确实有道理，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萧衍一方面说禁止杀生，连没有主观感知的蚕都爱护有加，另一方面却频繁发动战争，把数不清的血肉男儿送上战场，对那些有家有爱，有亲情、有牵挂的活生生的士兵，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在他的意识里，人命还不如蚕。蚕丝被织成丝绸，他悲戚满怀，感叹蚕的生命消逝；而几十万士兵捐躯沙场，他却认为这是军人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洛口、浮山堰、寒山三次大战，都是萧衍主动发起的。这真的很让人费解：既然萧衍痛恨杀生，为什么要多次挑起必然会有无数生命丧失的大规模战争？难道在他眼里，“杀生”的“生”只是鸡、鸭、猪、狗、猫等低等动物甚至微生物，并不包括人的生命？
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我这么理解，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