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之后，其战略意图已经完全暴露。蒋介石改5路追剿军为2个兵团，并令黔军王家烈部配合截堵，数十万国民党军在红军北出湘西北的道路上，布下了口袋阵。在这危急时刻，博古、李德等人仍然盲目地按照原计划，坚持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
1934年12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和军委纵队到达广西省通道县城。中共中央在此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这次会议没有明确的规格和议程，既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革军委会议，参加者是当时在通道县的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会上，李德主张继续北上，与红2军团建立联系，这代表了博古他们两人的意见。面对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的瞎指挥，力主放弃原定计划，转向敌人防守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原定计划。
这次会议，对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争论已经摆到桌面上。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放弃从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贵州黎平、锦屏北上。
《通道会议》（木刻画），沈尧伊作。
12月15日，红1军团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朱德等出席。在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力主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西渡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解决了中央红军今后的进军方向，以及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第一次结束了三年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局面。但会议没有来得及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因此决定，到遵义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国民党军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设置的封锁线
“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
黎平会议旧址
12月20日，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连克剑河、台拱（台江）、镇远、施秉等城，进至乌江南岸的黄平、余庆、瓮安地区。
黎平会议作出的《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为了执行黎平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发起了强渡乌江的战斗。12月31日，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到达江界河渡口。1月1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决定在上游500米处，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等8人进行试渡，准备架桥。由于对岸国民党守军的炮火干扰，架桥计划失败。晚上，毛振华带18人偷渡乌江，只有毛振华等5人到达江对岸。1月2日上午9时，第4团开始强渡乌江，在毛振华等5人的配合下，渡江一举成功，并顺利架起渡桥，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在江界河渡口相继渡过乌江。随后，红1军团第4团杨得志部攻克回龙场，红3军团第10团攻克茶山关渡口，国民党守军3个旅的部队全部溃退。
乌江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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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为什么称“千年天堑”一是因为乌江江水很深，江面只有200-300米宽，流速则达每秒1.8米。二是两岸群峰连绵起伏，落差很大，与水平面相差达100-200米，著名的江界渡口高达500米。所以，千年来都被称为易守难攻的天堑。
《强渡乌江》（油画），魏传义作。
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乌江后，立即扑向遵义城。离遵义城20公里的桑木垭是遵义的外围据点。这里驻扎着黔军王牌“九响团”的一个营。在黎平会议上刚刚恢复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亲自指示：“要坚决斩断这个触角，要秘密、要全歼，不准漏网一个！“1月6日，红1军团第2师第6团1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雨夜奇袭该据点，正在打麻将的守军稍作抵抗即全部投降。随后，刘伯承根据6团政委王集成的建议，命令1营营长曾宝堂带侦察排化装成“九响团”的士兵，诈开遵义城门。城门洞开后，担任前哨的红军一拥而入，二三十个号兵一起吹响冲锋号。黔军3个团猝不及防，蜂拥般逃出北门。智取遵义取得胜利。9日，军委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全部进入遵义城。
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追兵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还在一路上张贴标语，如“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等。
《红星报》关于红军强渡乌江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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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响团因装备德国“九连珠”步枪而得名的黔军王牌团。“九连珠”即毛瑟1874步枪，发射11毫米平头步枪弹。下置8发管状弹仓，加上膛内的1发，共装9发子弹。又名“九子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