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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生活(1)(1 / 1)


新的一周即将开始,周日下午就会开启大扫除,大扫除之后还要去打扫岗楼卫生。这就意味着一周的结尾,下一周的开始。在部队里没有依依不舍的告别,只剩来不及回味的过往。

我抽出过往的报纸擦玻璃,忽然间看见五个字:曼德拉辞世。我忽然就停下来了,看了一眼是2013年12月6日的报纸了,那时候我还在新兵连,过着充耳不闻外界生活的日子,即使现在也是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不过只是可以自由的读报纸,而现在已经是2014年2月16日了,曼德拉已经辞世几十日了。我读着报纸,其给了曼德拉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南非国父。我想起了Beyond的《光辉岁月》,我看过的很多网络推文都说这是黄家驹写给曼德拉的歌曲,而此刻我脑海里盘旋的却只是这一段歌曲:“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想在我入伍这近半年的时间了,世界也发生着很多变化,当镜头给到我的世界一个特写,那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曾经与当下。

尔后我跟着谢尘微一块去打扫岗楼,这是难得的时间,可以不用一本正正经的站在岗楼上,这个时候班长们会偷偷地拿出手机,如果战士积极打扫卫生,或许能够得到班长的“怜悯”,给出五分钟的时间上上网。最初我是期盼着能够跟随打扫岗楼,后来我渐渐产生拥有一部手机的想法。而我拥有短暂时间的上网无非就是登录QQ或者QQ空间,看一些与己相关的信息,我会清晰的记下空间访客的人员和数量,也会收到一些未读的消息,每每都是时过境迁,消息已经失去意义,不过这些对我而言却都值得记忆。部队生活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你的生活简化,简化到对任何常规生活之外的事情都如数家珍。

虽然刚刚过了元宵节,但是部队里已经丝毫感受不到年味,我想着大学应该开学了,宛坤是否如我迫切的想要她收到我的信一般期待读我的信呢?可能一切都是想象的徒劳吧,毕竟这封信是假期间所寄,宛坤至少到此刻不会收到,不过用快递寄信也不至于丢弃,若无任何回应,那只能是宛坤换了手机或者宛坤根本不想回我,有可能是不想理我罢。不过平心而论,这么久的时间了,宛坤应该不至于再埋怨我了,或许还带着遗憾呢,毕竟相爱一场,对彼此的理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回归理性,我也会计算着时间,待我退伍,宛坤应该大学毕业了。

这两日,张刚和赵瑞活跃了起来,从徐平口中得知,这是要准备给这两人入党。我当时就来了兴致,感觉自己也要充分参与其中,申请入党。我知道入党的全部流程,高中时我就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不过这个入党积极分子跟大学之间断了档,结果一切又要从头来过,大学里入党事宜就成了班级核心圈那些人的“私事”了,遗憾的是,我游离在大学班级的核心之外。不过我在大学第一学期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结局肯定是石沉大海,后来随着我学校生活的混乱,入党之事也就无暇再去顾及。而今日我又重新回忆起这些连续的记忆,一时间有一种回归正轨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每天午睡、自由活动等期间挤出时间来写入党申请书。

入党的幻想吊着我一口气,使我自下连以来第一次连续数日都怀有期待的度过。

而这件事终是一场闹剧,源于徐平与我的一次对话。由于我对入党之事表现得过于热情,班里都知晓我的意思了,一日,我正在学习室奋笔疾书写着入党申请,这时候徐平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

“你写没任何意义。”徐平说。

“嗯?”

“党票这东西在部队里都是争着抢的。”徐平继续解释。

“那我也写呢?”我并不太懂徐平具体想要表达什么,但好像我也听懂了他想表达什么。

“就是说,党票肯定轮不到你。你算一下,班长9个,没入党的有3、4个吧,副班长里几乎都没入,一年就俩党票,你觉得会是你。”

“班长排完,副班长排?”我脱口而出。

“副班长有一个四班李敢,但他是中队长老乡,一个村的那种老乡,第二年转士官的时候就入党了,这是特例啊。”徐平接着说。

我继续写着入党申请书,心里还很不服,但是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党票在部队里是稀缺资源,不留队,没戏。留了队的,你像班长,今年就退了,整个预备党员,回老家再转正,这算正常现象。”

“那我入党就没戏了呗?”我理解了徐平的意思。

“肯定没戏,你就想吧,凭啥给你,在部队里因为你是大学生就能拿到党票吗,部队里班长就高你一级,就老兵,就拿我来说,是不是也压你一头。这些人都知道自己没戏,但也在你前面排着队呢。”徐平讲的很直接了,也很有道理,我虽然心有不甘,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敢是队长的老乡?”我问徐平。

“对啊,要不然他凭什么前脚留队,后脚入党,就他那素质,够格吗,要是凭本事入党,你是真比他更有资格。”徐平对我说。

我头脑中迅速的过中队里的班长、班副们,凭印象和直觉锁定了李敢,应该是那个黑黢黢的人,带着浓重的乡野气质,我本对他有所好感,感觉质朴与诚恳。然而此刻突然恨起他来。

“部队里入党就两条路,要么留队大部分都能混张党票,一期不行留两期,邵龙不就是吗,留两期的时候入的党,班长这是要退伍,中队给一张,要不然你觉得班长能有这张党票,赵瑞人差劲,他又带新兵连,留不留队也没准。要是就一张党票,赵瑞也不留两期,你信不信,班长也没戏。”徐平一口气说完,接着说:“像李敢那样,先是有关系,然后还得赶上那年党票争得不凶。”

我的心真被徐平说凉了。也是掩不住的尴尬与愤慨。

这时候王海洋进来了,这几日我也觉得他不太正常,好像有些被他监视的感觉,他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没过多久,徐平也起身出去了。

后来我也懂了,这些人不希望我扰乱了这里的“秩序”,越是级别高的人越“誓死捍卫”,即便是那些看似随和、无争,处境相对劣势之人,当面临被更低级别冲击后,都会拼死守住现有的状态。结果不论好坏,人,最怕的就是变化。

但我还是把入党申请书写完了,而且是工笔正楷的,之后就压在学习室抽屉的最后底层,待到此事偃旗息鼓后,我想起了这篇入党申请,本想拿出来看看,结果却找不到了。我不知道它消失于何时,更不清楚它落入谁手。但从此之后,我便将日记放在自己的枕头套里面。

在我的记忆里,二月底还是很冷的时候,但是在上海,一过完年,队长们就开始吹风要“大搞特稿”体能了。我虽然在心底认可体能锻炼最终都是是自己强身健体,但是我依然很不想迎接它。这时我字面上理解了宛坤那句话:但我还是不愿意面对你。

该来的躲是躲不过的,放在我的印象中,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二月二之前都是欢乐喜庆的节奏,可是在部队里,过完初一,这个年就要熄火了。在新一周的太阳尚未洒下阳光之时,部队的重场戏就开始了:五公里跑。

我们每天跑两个五公里,早起五点左右轻装跑,下午四点半左右全副武装跑。中队长每次都强调着:每天雷打不动的两个五公里。我那时候真的是害怕极了,毕竟我还是稍有腼腆,每次跑步总担心着自己跑的速度怎样,是否会掉队等等,跑之前先担忧一遍,每次跑完,又感觉如释重负,就这样一天天的循环着,重复着,从第一次开跑到勤训轮换之前,我都是在这种自我纠结中度过的,可想而知,我跑的何等痛苦,那时候每一天都是煎熬。

凌晨5-8的哨哨兵一走,整个中队就迅速起床集合开启轻装五公里跑,我们整理队伍从中队大门出发,向右穿过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大约500米后,就进入一条宽阔的大路:天山南路。这是一条让所有九中队战士记忆深刻的道路,这里确实熟悉了每一位九中队战士的汗。而我第一天开启五公里让我很深刻,原因在于我跑到低血糖了。

那天是雨水节气,因为早起刚刚下了雨,路面很湿滑,中队长跟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中国这老祖宗就是了不起,说是雨水节气就要下场雨。”

“老祖宗充分考虑了部队,天一亮,这雨就得停。”指导员附和到。

我的内心是极度的挣扎,非常不适应这种生活,被别人管束就已经相当难捱,并且要被管束着搞体能,那就是向崩溃进发。但是这个是阻挡不了了,我开始嗤笑自己的一些“理论”,坐在学习室安安静静的思考,当然可以写出各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话语,倘若身体承受着极限,心态遭受着摧残,那些理论就显得“坐而论道”了,临出发前,我还在思考着:我的日记啊,别再写一些催人奋进的文字了,转而多写写具体的事情,每一件具体事情里蕴含的哲理,胜过形而上学的文字万千!

部队集体到达天山南路后,在这里稍作调整,之后,每个人就开始自己的奔跑,我不知道其他人为何就能持续不断的有动力跑下去,毕竟我是每一步都跑的非常痛苦。我也会时而的感到“拼搏”一下,可是每一次都是看着前方战友的脚步离我越来越远,同时一个个身影又从我身边跑过,我最初还会记下谁超过了我,然而跑步中就会忘记了这件事,毕竟挣扎的痛苦可以让人忘掉一切。大约跑出三公里,就需要折返再跑回出发点,我大约记不住任何景色,只有一架架立交桥留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当跑得快的战友已经折返往回跑时,我看到他们步履迈得很艰难,移动的速率也很慢,我这时候想到,我在第三者的角度看来,应该就是:“慢悠悠的散步吧。”

折回的路上依然是记住那几架立交桥,不过回来的路正好迎着太阳,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如果没有身体的煎熬,这是应该是一个难得的“诗情画意”的时刻。我低血糖症状出现在跑完休整的时候,在我最后一个路口开启冲刺节奏后,我就感到头脑一片空白,我最初认为这是跑步的正常状态,只是在到达终点休息一会后,感到些许恶心,我依然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就跟着队伍慢跑回营区,这500米更叫难熬,而且这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应该是低血糖了。

后续大家都去洗澡,而我只能趴在学习室休息,谢尘微给我泡了一杯速溶咖啡,我迅速喝掉。等战友们都洗澡归来,我也完全恢复了常态,大家七嘴八舌的给我说着低血糖的各种原因,而我却一直遗憾没能洗上澡。上午我正好有一班哨,临上哨前,张刚问我身体是否恢复,我笑着回答完全没有问题。

在哨位上我一直想着以后该怎么办,这样的日子延续下去,我岂不是天天煎熬着,毕竟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享受五公里的途径,我在痛苦中盘旋着就转向了温情的回忆:那是我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了,那时候刚分了班,是早上跑操,也是开学后第一天跑操,我在跑步中就出现了低血糖症状,当时的我很倔强,一直跟着跑了下来,当时班里一位领操同学发现了我痛苦的样子,就过来询问我,我坚定的说忍一下就好,可是我却成了她的宣传工具,它鼓舞着班里的同学,说有一位同学身体不适依然坚持着,这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云云,我当时非常厌恶她,感觉自己的世界被冒犯到一样。这时候新班级的班主任宋国把我叫出来,从外衣兜里掏出一块糖,让我吃下,同时宽慰我,不用担心,你这是低血糖了,询问着我昨晚有没有吃饭。那时候我也明白了什么叫低血糖,后来我生物学得不错,尤其是在蛋白质、脂肪、糖类营养转化方面简直熟知到了精髓,大概缘于我真实的体验过身体能量成分之间的关联。那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随身携带一些糖块,也曾在后续的高中生涯、大学阶段、外出旅游等场合下帮助过低血糖的同学或驴友,我也曾以为我再不会经历低血糖的翻版,可是千算万算,还是在部队第一次五公里跑中重蹈覆辙。

而下午开始跑五公里全副武装,从战友们的反应看,他们觉得轻装跑和全副武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于我而言却是一样的。我并不感到轻装会轻松些,同样也不会感到全副武装有什么更累的地方,对我都一样,只要是跑五公里,我就身心煎熬,我甚至感觉全副武装会让我更加兴奋一些,因为穿着正式,背着沙袋扛着枪,让我感觉这才是当兵的样子。其实在我第一天跑完两个五公里后,我就意识到我对五公里的挣扎完全来自与心理障碍,但是克服心理障碍,仍需要一个突破的契机。

我在当天经过身心折磨后忽然很强烈的想念宛坤,我觉得即便她再不想面对我,如果见到我此刻破碎的心情,想必也会放下一切的来安慰我,至少也会给我鼓励。疲乏的状态下人极容易入睡,我想念着宛坤,却第一次梦见了映月。

映月是在大学里当讲师,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成为的讲师,我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她的学生,她讲的好像是语文课,又好像是历史课,大学课堂里,却像小学课堂一样,映月点名举手的同学回答问题。我坐在整间教室的第五排,我把手举得笔直,但是映月从来不提问我,我在梦里也感到放松,因为在梦里我意识很清醒,我对映月的提问完全一片空白,举手或许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每当她提问到别人我就舒一口气,而又遗憾着她为什么没有认出我。后来我发现,我和映月之间应该有一层透明玻璃,这是一层奇怪的玻璃,我能看见映月,映月却看不到我。然后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双手拍着,嘴里大喊着:“选我选我”,我验证了这层透明玻璃的存在,映月和整个班级不仅看不到我,而且听不到我的声音。

课堂没有下课,映月就一直讲课、提问、讲课、提问的循环,我却在重复了数次拍手喊叫后渐渐消停下来,趴在课桌上等着这堂课的结束,从下午一直到晚上,课堂里的其他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做着重复的事情,只是提问的问题和回答的答案有些不同,而我在这样重复中渐渐地疲惫不堪。神奇的是,我在梦里居然睡着了,我仿佛灵魂出窍一般,就出现在课堂门口,就那样直直的站着,盯着课堂上睡觉的我。

整个过程映月始终没看到过睡觉的我也没看到站立的我。

后来终于下课了,映月收拾着讲课用的书籍,站立的我跑到课桌上去叫醒睡觉的我,睡觉的我竟然也看不到站立的我的存在,醒来后径直走向映月,在讲桌前,单方面的向映月输出着什么,站立的我听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映月根本看不见睡觉的我,因为她还时而的同下课的其他学生打招呼。

突然地,映月向站立的我挥手,示意让我走近她,我很快的走过来顺势手托在讲台上准备听映月想对我说什么,这时候映月说:“你知道星期六的课程吗?”

“《平凡的世界》人物分析。”一个同学回答。

原来映月是在跟她的学生示意并且询问。

但是《平凡的世界》让我想起了指导员,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读这本书,或许他也觉得开会枯燥无味吧。

这时候又一个站立的我出现在教室门口,就这样静静望着讲台上的映月和旁边的两个“我”。

我做着梦,但是意识里提醒自己我不能再看下去了,我会如俄罗斯套娃一样,变幻出无穷无尽个“站立的我”。可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在梦里我竟然和映月无法交流。

第二天我迅速地根据梦境,将这个梦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那天的日记我写的很长很长,除了这个梦,还写了五公里跑步,还回忆了映月,前前后后写了五页纸,接近四千字。晚上我跟映月通了电话,给她讲这个梦,我意识到这个点:仅凭我的讲述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更想象不出梦的情景。她只是说着:“你的世界单调到这种程度了吗,一个梦就能让你想好久?”。

不管梦真不真实,映月在电话里却告诉我一个现实:她考研失利了。映月就像家人一样,她任何失利对我都如心理上的负担。对这种消息几乎没有良药,唯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淡淡地溶解。

没过几天,指导员安排我去队部写新闻,这让我想起张老师说的:“你们这些人大多是去当文书。”虽然那时候我不清楚文书是什么角色,但是此刻我至少觉得,我可以因为这个机会,暂时远离跑步这种折磨我的事情。不过我去队部当文书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时候引发了我和任寿的不悦。

我该如何形容任寿这个人呢?以我对他的判断,至少不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时教育程度也有限,其生存准则,大约就是所谓的江湖武侠之类的,可谓人格与品德相当不健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故事就是他老家的兄弟如何称霸一方,他是如何为兄弟两肋插刀之类,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人生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性就是欺软怕硬,在他的世界中,自己当了老兵就要疯狂的欺负新兵,时而的还会说出:“就凭我是第二年,新兵就得听我的云云”,而他的经历往往让人不齿,在刚刚成为第二年战士的时候,借口去医院看病,不知在谁的怂恿下进了洗脚店,染上了尖锐湿疣,后来他的父母给他来电话教唆他靠这个病要挟中队领导确保他留队,他的父母后来也来过中队,为他留队的事情跟部队拉扯,处理这件事情的是指导员,任寿及其父母自然是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最终狼狈之下很不体面的退伍,最初好几个同年兵准备在他退伍的时候狠狠收拾他一顿,我当时选择沉默,没有任何阻止的想法,只是在收拾他的时候,我没有参与。听闻任寿是屁滚尿流,哭爹喊娘的求饶,可是据同年兵所言,他们并没有动手,只是刚刚把任寿叫到学习室,门刚一关,他就以头抢地的哭嚎起来。总之也是一个相对悲剧的人物。

在我从队部工作后,任寿就会经常性地找借口让我刷碗、打扫卫生之类,开始强迫我拿着抹布趴在地上擦地板,我有时也是忍着,当做早点做完避免在这种无耻之人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直到他越来越过分,开始擦一遍地板说这不行让我重新擦,一遍一遍的“惩罚”我去擦地板。我不太清楚他这种变态性质的心理源于何处,但可以确定他这是坏到骨子里的基因。我能察觉到他的行为源自自卑与阴暗,但是在部队环境里,老兵还有班长们有时也会纵容这种事情,这是部队里的一种默契。任寿的结局可以交代一下,在威海一个KTV干过一段时间服务生,后来跟他的所谓“两肋插刀的兄弟”喝酒,酒桌上这些朋友拿他的性病开玩笑,最终厮打成一团,任寿瞎了一只眼睛,还被判了三年,出狱后家乡待不下去,去了东南亚那边“淘金”,从此再无音讯。

他曾在出狱后在QQ上找我借过钱,最终我没有借给他一分钱,我简单问了一下他这几年过得怎么样,他竟然相当骄傲的给我说着他这几年的经历,给我说着他马上要出国去东南亚那边,我当时很风度给他了一个祝福,这好多年过去了,他的QQ空间依旧停留在一班去往云南边境城市的航班说说上。

我在队部前前后后一共只干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那是在当年的五月一号,我主动找到指导员,向他说我不想在队部工作了。指导员很诧异,他对我解释说,我是大学生,更适合在队部工作,而且他说队部是多少战士想来却没有条件与机会来的地方。我也认可指导员说的,但是我在队部工作半个月左右,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正在一点点脱离部队战士的本质,我体会不到战斗的感觉,我感到在队部工作是我之前逃避生活的一种延续。我害怕体能训练,我不想跑五公里,所以我就要在队部躲避着?当身体和心理的挣扎需要二难选择时,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解放心态,唯有心态强大,才能行稳致远。指导员最初认为我是对他本人有成见,最终也是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让我在新兵里推荐一位文书,我说:“李亚诺”。指导员没有否认,只是对我说:“你敢这样选择,确实在我意料之外。”

我和指导员之间的很多价值判断天差地别,我料想到我们之间终将不和,我倒不如主动的离开,留给指导员一番体面,也使他对我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待我退伍后回看,这个选择是很对的。

我也想过,当时能做出不当文书的决定确实挺不容易的,毕竟在旁观者看来这是部队环境里可望不可即的岗位,而且我在队部的半个月也确实挺舒服的,不用训练,不用跑步,时而的给自己加夜宵,使用手机定外卖等。可是我不能忘了自己的定位,我缘何来到部队,而且那时候我读到了四个字:脱离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或许会有一些传言,就如老兵王浩军曾对我说:“你是个有机会都抓不住的人,看看现在文书都让李亚诺干了吧。”,王浩军又是何许人也呢?他是第二年的老兵,字写的不错,因此每日帮指导员抄写读书笔记,他那时候很得意有这样的“美差”,认为这是和指导员连上线的关系,在中队里其他人就得高看他一眼。我能理解他,但是我不能认可他。后来他还曾给我说过:“你要是在队部,到时候留队就很容易,我现在就比我同批的人更有希望留队。”后来有一日我跟他交接哨,我故意说一句:“老同志你的字写的真漂亮。”,他相当得意地说:“那是必须的。”领班员冯必争补了一句说:“他老爹是村长,浩军背后是一村的智囊团。”王浩军很焦躁的回应:“村集体的智慧是最接地气、最实用的,我深刻汲取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我一点点的瞧不上王浩军,他是一个滥用逻辑,喜欢绑架别人观点的人,那时候我也就想通了,王浩军的很多观点应该来自他的父亲。

经过半个月的波折生活后,终于迎来了三月份。这是个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仿佛也并不是特别抵触五公里跑步了,尤其是与指导员“告别”后,我殷切的想体验真正的战士生活。上海的景色也好看了起来,空气中也洋溢着生机与希望,我默默地望着窗外的云,我来到新世界也有半年时间了。

当晚我上一班9-11的哨,在哨位上,我正在思考这半年来“旧世界与新世界”的联系,哨位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武警上海总队二支队九中队一号哨方悉平,请指示!”我下意识的回复。

“方悉平,是我,你老同志,三号哨秦羽杰。”电话里传来秦羽杰的声音。

“老同志什么事?呼电台不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哨位电话是专线,这个铃声一响,多数是支队或者总队打过来的。

“没这么严格,上哨也是烦的不行,我这里有几只猫一直嗷嗷叫,心烦意乱。”

“不听就行了。”我很不耐烦的回复。

“对了,许嵩的一首歌想象之中吧,后边有几句歌词是怎么唱的来着,你没想象中那么恋旧……”秦羽杰问。

我感到秦羽杰是那么的无聊,便迅速地把歌词唱念给他,然后说:“我也想眯一会,勿打扰。”我上哨时向来清醒,即便是无聊,我也想把时间流逝在自己身上。我想到秦羽杰应该又在感慨他的“遗憾”,更觉他是无聊。不过他却提醒了我,我就在哨位上哼唱着许嵩的很多歌,给自己解闷,陪伴我度过又一个深邃的夜,也确实感慨那一句歌词:领悟了爱不是追逐占有。

下哨后,我们迅速回到寝室,我没有三两分钟便入睡了。我不知过了多久,中队的警报响起了,我们都在梦境中靠着记忆动作边下楼边穿衣,从大家七嘴八舌的交谈中我也判断出:谁都不知道因为何故拉响警报。只是隐约从班长口中听到:估计是晚上下哨偷吃泡面被队长发现了。

然而事情却没这么简单,这是一次真正的警报,中队长紧张地念着通报,嘴里一直补充着:真是丧心病狂啊!

昆明火车站发生爆恐袭击,恐怖分子挥刀砍杀过往旅客。

我算了一下时间,发生恐怖袭击时,正好是我在上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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