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云南那边打仗有4个年头了，这女人的丈夫成为最可爱的人，永远回不到故乡了。于是杨秀芝离开了一穷二白的广安农村，女儿拿给公公婆婆养，就独身一人到省府成都挣钱去。她在田地里扯些折耳根，用装化肥的口袋装好，就肩挑行李。到了前锋火车站。武昌开往成都的213次普快列车，在上一站渠县站就没有开车门，因为已经严重超员了，连车上厕所里都挤着5个人。火车在站台一停下，杨秀芝把身上仅有的5角钱给了一个棒棒儿，棒棒儿即是车站码头拿着扁担帮助旅客挑送物品的人。棒棒儿收了钱，就熟练地用扁担尖头撬动绿皮火车笨重的车窗，用满是茧子的手掌往上推开车窗，抱着杨秀芝的双腿往头上的车窗一送，她双手攀附住窗口，下面的棒棒儿抓住她的鞋往上一推，杨秀芝就进了车窗，下面的人把两个化肥口袋用扁担推进来。
双人的座位上挤着三个人。两个男娃娃胸前别着达县师专的校徽，挨过道坐着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头1米60左右，稀疏的胡茬，胖胖的脸上闪着有点狡黠的眼光。
杨秀芝把两大包塞在他座椅下，对中年男子说：“师傅，一会儿查票的来，就说行李是你的。”
杜子更此次回到渠县琅琊乡，是给母亲办丧事。农村里他有2个哥哥1个姐姐1个弟弟，丧事都是他们办的，他仅仅是拿出毕业储蓄5百元钱来，就把7天丧事体面办了。
杜子更向蹲着的女人问：“到成都逃荒？”
“是的。”杨秀芝点点头，“男人在广西边界那边去了。”
杜子更有些怜悯这个女人，他说：“我也是军人，20年前参加了自卫反击战，负了重伤。因为立了三等功，就转业在成都。”
杨秀芝眼巴巴地看着这男人，想起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死，凭着二等功，也该转业在大城市里。
“我这袋子里折耳根能卖多少钱？”杨秀芝问。
杜家根说：“三天饭钱。不过吃饭还要粮票。”
女人露出无助神态。
“你人生地不熟，在成都怎么待得下去。”杜子更说，“我们院子有人叫我这次回农村找个保姆带孩子，由于办丧事太忙了，我居然忘记了。”
杨秀芝赶紧说：“我可以干这事儿。”
“要得。”杜子更说，“成都房钱贵，吃的也贵。你带娃娃挣的钱，吃住花费后，不会有零钱往家里寄。”
杨秀芝，想起给公公婆婆说每月给他们孩子花费的钱，有些动摇去成都了。
杜子更看出她的心思：“你可以跟我住。”
杨秀芝的脸刷地涨红了，低下了头。
杜子更感到自己说得有些唐突，忙摸出工作证给杨秀芝看，说道：“你放心。”
杨秀芝点点头说：“我跟你走。”
火车在重庆站停后，人潮退了一半，居然有空位了。那两个大学生下车后，杜子更与杨秀芝坐到一起。夜已深，杨秀芝头靠在杜子更肩膀上，打着呼噜。杜子更难以打盹。四十岁的人了，他因为文革时失手把人打残，坐了两年监狱，出来回到单位，就没有心思结婚生子了。
正想着，查票的来了，杜子更只拿得出来自己的车票。摇醒杨秀芝，她忙翻遍衣服口袋，手一摊说：“可能刚才解手时丢了。”那时无身份证，无法核实真假，就从重庆站买起到成都的车票，买单的当然是杜子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