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信号弹依然不时地在高八千的山顶上出现。尽管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从高八千放出去的，高八千上也没有藏匿的所谓的美蒋特务和其他坏人，但有一些村民的怀疑却来自另一方面的猜想，他们认为，既然找不到信号弹是人为放出去的证据，那就应该是另外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出去的，至于是何种神秘力量，明眼人一听就懂，无非是来自冥冥之间的那种东西而已。
于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在雁浦村不胫而走。有的人说是从白仙汪里来的，有的人说是从翠玉河里来的，有的人说是从雁岭洼里来的，有的说是从温塘里来的，还有的人说是从断魂洼里来的。你听听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前文故事里提到的名字，还都是一些神鬼灵异出没的地方。说的人说的有来有去有鼻子有眼，就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听的人不过是哈哈一笑，根本不相信，这些地方怎么能升起信号弹？位置方向大都是南辕北辙。除了温塘在北面外，其余几个地方都不在北面，怎么能升起信号弹呢？
于是，就有人去找看羊人张祥顺，想让他确定一下信号弹的由来。
张祥顺大摇其头，说如果是别的东西我可能说个一二三来，这信号弹是现代化的产物，我怎么能知道？
这个张祥顺贼精，他也知道信号弹涉及到军事层面，不能用自己那神神鬼鬼的一套说辞来解释，弄不好是要担负责任的，所以他不敢淌这一趟浑水。
既然信号弹的谜底无法解开，干脆不要试图去解它。时间一久，也就没人再去关注夜空中升起的信号弹，你升你的，我干我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村里的会议照开不误，杨树方和周艳萍依然在会前给大家读报纸，我依然为会议做发言记录。
有一次开会，谷占书讲完话以后，突然对大家说，你们发现了没有，这段时间好像看不见信号弹了。
他这一提醒，人们也忽然意识到，是啊，这段时间真是看不见信号弹了。
张大喜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的几次夜间搜山还是有很好效果的。通过搜山，产生了较大的震慑作用，一小撮坏人不敢再胆大妄为了，变得老实规矩了。
张大喜刚说完，杨树方和周艳萍都悄悄笑了起来。
我小声问他们俩，你们笑什么？
周艳萍说，震慑个屁！搜了几回山，连个人毛都没有搜到。没有看见人，你怎么震慑他们？
杨树方也说，我看是信号弹把自己震慑住了！自从高八千上出现了信号弹，村里的人谁也不敢去那里了，连赵三秃也不敢再去高八千砍柴禾了，那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我反驳说，赵三秃不敢再上高八千，不是怕信号弹而是怕再把他关在村部里受罪。
杨树方说，对呀，那还是信号弹引起的呀！
我们三个人正在窃窃私语，张大喜大概听见我们对他的话不太认同，就说，你们也别不相信，我敢断定，起码在半月之内，高八千上不会再有红色信号弹升起。
也怪，这话还真让张大喜说着了。果然，半个月之内，高八千上没有再升起过信号弹。过了半个月之后，信号弹就又在高八千上冉冉升起。
张大喜喜不自胜地说，咱是民兵排长，熟识军事知识，就是炸弹和原子弹咱也懂一些呢！
有些人不服气，挖苦张大喜说，炸弹原子弹你也懂？那你怎么不去造几个呢？
张大喜赶紧改口说，我不是说自己能造，是说自己懂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其实，他这方面的知识，还是开会时听杨树方和周艳萍读报时得知的一点皮毛，现趸现卖而已。
过了几天后，武装部长董雨良召集各村民兵排长到公社开会，向大家宣布了一件事情：这段时间，有些村庄夜间发现了红色信号弹，有的还组织民兵上山搜查，动静不小。近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各个村庄一律停止搜山行动。下地劳动的好好劳动，在校读书的好好读书。红色信号弹与我们无关，不要因为它再牵涉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越不让关注的事情就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从公社武装部长召开了这样一次会议以后，雁浦村原本已经慢慢淡漠了的信号弹事件又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为什么不让搜山？只能说明一点：山上有问题。看来，不是只有雁浦一个村庄发现了信号弹，周围村庄也发现了信号弹。既然这么多村庄发现了信号弹，上级部门为什么又不让搜查呢？为什么让信号弹随意发射，问题不就越来越严重吗？
张大喜把萦绕在脑子里的疑惑向董雨良部长做了汇报，并提出如果雁浦村高八千上再出现信号弹的话，自己还是准备带着民兵去搜查。
董雨良部长一听发了火，张大喜，我看你这个民兵排长是不愿意当了！不让你搜山你就别搜，逞什么能！
张大喜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再也不敢提搜山的事了。
半年后的一天，雁浦村里来了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穿着考究，上衣有四个衣兜，左上侧衣兜里还插着钢笔。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种衣服叫中山装。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肩头上挎着皮包。一个人穿着皮鞋，另一个人穿着绿色的军鞋。
两个人来到村里，要找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有人把他们俩带到谷占书和张大喜的面前。
穿皮鞋的人年岁稍大一点，大概是个领导，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是介绍信，交给谷占书。谷占书打开介绍信看了看，吸了吸鼻子，没有说话，就把它递给张大喜。张大喜看了看，皱了皱眉头也没有说话。
沉默了片刻，谷占书开了口，两位同志要我们做些什么尽管说话，我们尽量配合就是。
年岁略小穿军鞋的人说，请二位给我们找几个村民，我们想开个小型的座谈会，要了解一些情况。
听说是要开会而且是座谈会，谷占书和张大喜突然来了兴趣，他们俩可是开会的佼佼者，就善于开会。于是，连忙对两个人说，这个好办，什么马上给你们召集人。对了，你们想找什么样的人呢？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小学生行不行？
年岁大一些人说，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找上几个吧，对了，还要找几个小学生来，活泼一点的，爱说话的。
很快，谷占书和张大喜就把人召集到村部。我和杨树方、周艳萍是学生代表，也受邀到会。
年岁稍大的人先说话，他说自己叫宫建民，年轻一点的叫计风平，是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来雁浦村调查一些事情。
张大喜一旁插嘴说，他们的工厂叫——
他刚要说出工厂的名字，宫建民打断了他的话，向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说出工厂的名字。
张大喜不知道为什么不让透露工厂的名字，但又不好意思当场发问，只好把后半截话咽到了肚子里。
几个被邀请来的村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道这两个人要调查什么事情，又不敢问，齐齐地愣在了那里。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两位同志要调查什么呢？
计风平说，各位老乡，前段时间，大家是否在晚上看见到村庄周围的山上有红色的信号弹升起呢？
这一句话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扔进去一块大石头，立即溅起了无数的水花。在座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吵吵嚷嚷地要抢着发言。
谷占书摆了摆手，大喊着，安静，请安静！
会场里稍稍地安静了一下。张大喜指了指一位白胡子的村民说，周大伯，你先说上两句吧。
周大伯说，要说那些信号弹，我们雁浦村民是再熟悉不过了。前些日子每天晚上，村北的高八千山顶都有信号弹升到天空，红红的非常好看。乡亲们起先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听说是信号弹，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一个叫赵小朵的中年妇女接过话头说，俺们胆子小，还以为它是什么不祥之物呢！我都不敢叫俺的两个闺女看。每当信号弹升起来时，我就把两个闺女锁在屋里，用棉被蒙住她们的头。
周艳萍说，我的胆子小，我娘胆子比我更小，听说高八千上有了信号弹，赶紧把喂养的几只老母鸡逮住装进笼子里，怕被信号弹炸死，下不上鸡蛋换不了钱了。
......
乡亲们七嘴八舌头地嚷嚷了半天。谷占书生气地说，你听你们都说了些啥？好像信号弹是洪水猛兽一般，吓成你们这个样子！信号弹也放了这么长时间了，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坏处？没有吧！这说明，这个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你们怕什么？
周大伯说，这是开始时的情况，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就不怕它了。有段时间没有了信号弹，大家都还挺想念它的。
宫建民和计风平对视了一眼，对在座的人说，信号弹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我这里向大家表示歉意。我听说村里的民兵还上山去搜查过，可有此事？
张大喜说，有，就是我带着人去的，可折腾了好几个晚上，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
宫建民和计风平听了嘿嘿地笑了起来。宫建民说，乡亲们能不能说出信号弹的高度和亮度，村里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看得清？
计风平指着我和杨树方、周艳萍问，你们三个岁数都小，眼力好，能看的清吗？
杨树方说，看得很清楚，整个雁浦村，不论在哪个位置都能看得清。
我和周艳萍一旁补充说，不错，信号弹很高很亮。
宫建民和计风平听了满意地点点头。
宫建民和计风平离开雁浦村时，再三叮嘱谷占书和张大喜，我们介绍信上的内容，特别是那一组数字，请你们一定要保密。
谷占书和张大喜的嘴太不严实，有一次村里有户人家办喜事，他
俩喝醉了酒后就把秘密暴露出来了。
谷占书说，那组数字是3369。
张大喜说不对，是3396。
明明是3369，你怎么能说是3396呢？谷占书红着脸说。
明明是3396，你怎么非说是3396呢？你还如我看得清？张大喜梗着脖子争辩。
乡亲们也不知道究竟是3369还是3396，更不知道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故事讲到这里，时间上还要穿越一次。1978年，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试并被录取，到都市去上学。班里正好有个当年我们去调查信号弹那个县的学生。
有一次，家里给他寄来了包裹，他当时正在医院看病，委托我去帮他取一下包裹。我一看，包裹上面的地址是3369信箱，心里一激灵，这个号码怎么这么熟悉呢？忽然想起当年宫建民计风平对谷占书张大喜提起的这组数字。两者是不是有关系呢？
我问这位同学，3369信箱是什么意思？
同学说，我们是山里的三线厂，就是专门生产武器之类的兵工厂。这类工厂是保密的，所以对外只能用这样的代号。
我向他提起宫建民和计风平。他说，宫建民是我们的副厂长，计风平是技术员。
我又提到信号弹的事。
同学说，我们厂就是生产信号弹的。为了试验信号弹的性能，晚上要进行试射，所以工厂周围一带的农村差不多都能看到。宫建民和计风平去你们村，可能是了解信号弹功能的，比如高度和亮度有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等等。
我问，这件事情怎么我们村里人都不知道？
同学说，你越说越傻，兵工厂高度保密，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知道？
再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时省里市里县里都压住此事不让搜山调查，敢情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公社武装部长董雨良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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