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初期，监狱中各个监区都不再出工，那时正值冬天，不出工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出工的话，排队起步走的时候，我没有手套，手还不让揣兜，必须露出手，那一道十多分钟的路程，把手冻得生疼。
到了编椅子的厂房，没有暖气，空间很大，而且还四处透风。
干活的时候，需要用的藤条也被冻得冰凉，而且还异常坚硬。这种状态下的藤条，用来编椅子很吃力。而且抓起来冻手，还把手磨得很疼，不戴手套的话，必然要被藤条磨出血。
戴手套，能够有所缓解，不至于出血，但是编一天下来之后，晚上回到宿舍，就感觉手指关节非常胀痛，这些都是正常情况。
底座需要编的面积小，但其实也挺费劲，因为手指需要反复伸到编好的藤条之间，长期如此，手指被磨得伤痕遍布。
王义就是编底座的，记得在203时，晚上睡觉，王义半夜经常被手指的疼痛折磨得难以入睡，甚至还疼得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我俩由于是头对头而睡，因此他发出的声音很快就把我吵醒，我当时想，挺大老爷们至于这样吗？手指关节确实疼，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现在我想，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疼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与年龄无关。
一味地不出工也未必是好事，因为天天在监舍里待着，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尹三胖的眼皮下监视着，稍微有点他不满意不顺心的举动，他就会破口大骂，可闹心了。
三胖的嗓音雄浑，声音洪亮，他不用揍人，稍微一嚷，那气势就挺吓人的。
那一段时间，关于疫情的新闻每天都在播放，各国各省各市今日新增病例，累计死亡人数。这让人一看，触目惊心，这新冠病毒居然这么可怕！总之这新闻给人看得是人心惶惶。
加上犯人们本身就处于这种封闭的环境中，这下给人整得更自闭了，环境也显得极为压抑。
可能正是处于以上这几种条件中，三胖的心情也不好，所以才会喜怒无常，乱发脾气吧。
我这天天挨骂，心情不爽也是在所难免。我这才明白了不干活不完全是好事，只能说喜忧参半吧。
尹三胖管我就跟管孩子似的，非常严厉。
比如我被形叠得稍微有点瑕疵，他就会一通嚷，然后把我被子提起来扔楼道里，让我重新叠。
三胖对我个人卫生要求还特别严格，大冬天的没事就要让我去洗澡，可折磨死我了，其他兄弟对此肯定也是敢怒不敢言。
其实我刚来到这屋的时候，尹三胖对我其实还挺不错的，时间久了，他就原形毕露了，一点事就大发雷霆，不愧是以前在看守所管一堆犯人的号长，我被他的气势碾压得像只小老鼠，在监舍里做事蹑手蹑脚，小心翼翼。
我只能尽量注意个人卫生，注意举止，大哥说啥咱就听啥。一开始他骂我我还挺难受的，唉，慢慢的脸皮也厚了，他一骂我训我，我就嬉皮笑脸地跟他逗，三言两语就过去了。
时间长了，了解了他是啥个性，在这种环境，你不可能指望别人适应你，只能你自己努力去适应别人，否则会郁闷死。
那一阵一监区的大班长郭昆从警察那里弄来U盘，里面下载了很多外面流行的电视剧，还有各种犯罪类、战争类电影。
白天上午，就和原来在看守所一样，拿个板凳，坐板，一个监舍10个人，排成两排，往那小凳上一坐，仰着头，看墙上边挂着的电视，电视正在播放我们在监狱里本来看不到的电影、电视剧，很是过瘾，从我们的角度打发了时间，从监狱的角度则是安抚了人心。
待了有半个多月，疫情不见好转，无论是外来车辆还是外来人员，都需要在监狱大门外隔离十四天，隔离完之后才能进来。
本来监狱这这种地方订点东西就费劲，尤其对像我这种没关系的普通犯人，这下疫情一闹，更别想订货的事了。
连警察都得轮着在监狱值班，一个月一换，他们进来之前也要在外面隔离十四天，要说跟我们犯人有关系吗？其实也有点关系，毕竟警察中也有好说话的，也有事儿多的，事儿多的警察一来，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国家经济还得继续发展，监狱里的犯人也需要出工劳动，推动生产。国家经济与监狱有关系吗？答案是有，其实与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息息相关。
有些打工人被资本家称作廉价劳动力，而我们这些犯人，则是比廉价劳动力还廉价的存在。劳动改造嘛，通过劳动来改造自身，这既是一种反省、一种赎罪，亦是一种升华。说白了，劳动改造的犯人就是几乎不要钱的劳动力。
严格来说，也不能说不要钱，毕竟监狱还是管饭了，饭再差，也是要花钱的。
而且我们犯人编椅子，根据每个月编的数量多少，会给犯人划分劳动等级，产值高、等级高的犯人，每个月有120块钱的工资，产值最低的犯人，也有每个月20块钱的工资。因此不能说犯人是不要钱的劳动力。
发展可以缓慢，但不能停下，作为国家的一份子，犯人也不被排除在外。
即便是强制性的，那又怎样？反抗不了，那就乐在其中吧。
我师傅说过，有时候觉得干点活也挺好的，能把那些烦心事都忘了。
每天出工之前都要报数，站队，以整齐的队形齐步走出宿舍区大门，还唱出工歌，我们一分队的出工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老有人不出声，不唱。
我寻思都几把在监狱待着了，还要啥脸啊，唱个歌还不好意思呢。挺大岁数老爷们，还有老头子，咋就不唱呢？
我们总是因为唱出工歌唱得不响亮，被警察骂，回来又被尹三胖骂，唉，我唱得挺卖力的，我是无辜的呀。
走个十多分钟路程，到了熟悉的车间，坐在熟悉的位置，手握熟悉的藤条，一切都是如此熟悉，或许我真的已经融入这里，成为一名真正的罪犯了吧。
以前看电影里的罪犯，潇洒地揍人，拿枪崩人，那些黑社会，感觉太飞扬跋扈了。一到我这，我不也是个罪犯吗，咋这么拉胯呢？
由此我也发现，早些年代那些警匪电影，把罪犯拍得那么的潇洒，那么猖狂，真是太毒害年轻人了！
现实中的罪犯，就像我这篇描述的一样，外边当黑社会大哥，到这也一样骂娘，不会觉得这里舒服。普通的老百姓犯罪，会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过得更惨。
所以呀，千万不要犯罪！
本来是一个挺年轻的学生，上这来跟一帮老头子编椅子来，哎呦，这就是罪犯吗？
年后，出工的时间逐渐恢复正常，日子又回到了一开始来时候的生活，编椅子，完成任务。
与之前不同的是，新的手法已经被我练习得炉火纯青，所以我编椅子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从刚开始逐渐能完成任务的喜悦，到后来每天完成任务的习以为常，编椅子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难事了。
对我来说，难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在宿舍怎么能少挨骂几句。
回宿舍第一件事，洗漱，搞好个人卫生，保持床铺的卫生，省得三胖哥挑出毛病，因为三胖哥有很严重的洁癖，地面上有个头发丝，有体毛都不行，假如谁搞完卫生，地面上出现体毛了，那绝对会挨顿骂。
不过这样也不是没有好处，时间长了，邋遢的我也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工作上，我又在原本的手法上加以改进，摸索出一些能提高效率的技巧，经常与其他人交流心得。
最快的时候，居然用15分钟就编出一把椅子，要知道最开始，我可是两小时编不完一把椅子啊！
有的藤条材质更厚重，编起来就更加吃力，而我这种材料在我手里，也能达到20分钟一把椅子的速度，没错，我最终成为了编椅高手。
我还超越了师傅。最开始的一天，任务是5个，之后基本是两天一涨，6个，7个，8个，直到10个，期间基本每天我都完不成任务，有时候差半个，三胖不追究，也就不用挨罚。差一个两个的情况下，是肯定要被罚的。
当时人在那种环境下，本来被逼着干活就是一种折磨，再加上完不成任务，坐凳、吃不上菜的惩罚，这更是让我煎熬的日子雪上加霜。
终于通过师傅和任清君的指导与帮助，还有我自身的努力，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尹三胖也够狠，看我干得快了，从11个给我涨到12个，13个。不过对于我依旧不是难事，每天干完活，都还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在一监区还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起初我不认识，因为根本没见过。突然有天听到这人说话的声音，特别熟悉，我仔细一想，这不是看守所7号的梁发吗？
因为他的沙哑嗓音我太熟悉了，唱歌唱得相当好，就是说话的时候跟喘不上气似的。
站队的时候，我直接就问他：你是梁发吧？梁发一愣，问，你认识我？
我说，我在看守所里听过你唱歌。
梁发笑了笑，说道，啊，你在几号？
我说，我在9号，经常听见你唱歌。
旁边的人就问，老梁唱得咋样？
我说，唱得相当好，声音很有特点。
梁发得意地笑了，白了旁边的人一眼，说，听见了吗？不是我吹吧？
梁发已经五十多岁，之后交谈得知，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犯的是交通肇事罪，醉驾把人撞了，判刑一年半。
梁发也是编后背的，对于涨任务这件事，他跟我说过，你编得不能太快，比如10个任务，你就慢慢干，干9个半，也不用挨罚。想表现好点，你就到收工之前正好干完10个，一个也不用多，这样他就不会给你涨任务了。
如果你干得快，他就会给你一直涨。你现在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觉得梁发把三胖总结得非常好。
只不过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把编椅子当成一种负担了，我一直在挑战，用更少的时间去编一把椅子。
这和以前到了收工时间，差很多才完成任务的我，已然有了天壤之别。
那时候我想师傅最开始对我说的一句话，别人都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这句话在编椅子这件事上我深有体会。
我开始期待自由的生活，有了雄心壮志，认为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只要自己努力，扛过最艰难的那段时期，自己也会蜕变为高手。
时间转眼到了二月份，我一直希望今年的二月只有28天，这样我就能在监狱少待一天，结果现实不尽人意，闰月29天，唉，没办法。
二月份，有人到了刑满释放的日子，有的是其他分队的，有的是我们一分队我不熟悉的，他们走的时候，我心中难免会有些失落还有些许羡慕，幻想着我出狱那天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会是笑着与狱友告别，还是头也不回地向着自由迈步呢？
幻想着自由的那天，我不免被那个场景所感动，眼睛不觉含着泪，幻想了几秒钟，我赶紧回到现实中，心说：二月，我还有四个月也能拥抱自由了，这一多半的日子都挺过来了，剩下的时间不也是更好过嘛。
我心中就这样想着，勉励着自己。
二月份，和我一同在203宿舍被三胖调到201的老薛，也出狱了，我还挺舍不得他的。
因为监狱虽然不是好地方，里面的人也是坏人居多，但老薛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好人。
监狱这地方有人走，也有人来，过年的时候那批从看守所到入监队的新人，终于结束了入监队生活，下到各个监区。
其中一监区就来了几个熟人，第一个是广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看守所，6号监舍就遇到，8号也遇到，9号还遇到，在监狱又遇到，这种缘分真的是搞笑，被我们戏谑为孽缘。
在9号的时候，我说过我挺讨厌他的，但是天涯之大，相遇不易啊，况且这是怎么都能遇到一起，所以我也尽了在监狱老人的责任，介绍给广东很多一监区的事，全然把对他的讨厌抛到了脑后。
为啥他能分到一监区呢？我当时也很惊讶，我草，他不是说因诈骗罪要被判13年吗？
他到1监区，说明他的刑期不多，跟他聊天得知，他判了一年半。
家里花了钱拖了关系，请了好的律师，一系列的操作，让发元避重就轻，着重他侵犯公民信息那部分罪来判，因此才能达到现在这种结果。
第二个熟人是在看守所8号监舍的，在6号监舍时被打手四川打出屎的汪波涛。绰号歌手。
歌手的名言：我是经典传唱人，王波涛，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给您听。
尹三胖和广东有交集，当时广东在看守所6号监舍服刑的时候，尹三胖正是6号的号长，对广东也算是没少照顾。
要说我跟尹三胖，还真不如广东和尹三胖认识时间长。可三胖哥是个有地域观念的人，我们都是上岚区的，他还是更偏向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