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本很快被递了上去，但等了几日却没有回音。
周总管去宫里打探之后，告诉我，皇帝看过奏本，但留中了。
留中，其实就是扔进垃圾堆，懒得再看！
这就难办了，一向视财如命的皇帝竟然没有见钱眼开。
要知道，我这十四个庄子种植的可是新式作物，虽然这些玩意在后世都是极为常见的粮食果蔬，且价格低廉。然而现在还不是，物以稀为贵，现在这些玩意几乎同胡椒一个价格，这都没能让他动心？
推广新作物的第一年，百二十亩土地就为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根本不用去叫卖，果蔬成熟时把瑞安姑姑、大姐姐、七姐姐、太子妃郭氏，三嫂嫂姚氏哄进园子，西红柿土豆炖牛肉，蛋炒西红柿，青椒肉丝......几十道菜肴，就慢慢的吃吧。临走时，奉上菜谱并烹饪方法，几筐新鲜时蔬，三斤花生油。至于宫里就不需要说了，皇祖母，皇帝，皇后三个，每几日都会送去一些。
然后，这订单就如雪片一样铺天盖地的来了。
而这订单，并不是买什么就送什么，而是反着来，送什么客户就得买什么。我这乙方做的，简直不要太爽。
即便这般，有客户还拿不到，宗亲排位第一，有爵之家排第二，然后是四品以上的官宦之家。这之后就没有了，官位太低，物产不足，瀛王府懒得伺候。
那一年真的赚的盆满钵满，睡觉都能笑醒。
第二年，眼见京畿附近种植新式作物的就多了。
关于耕种方法我并没有保密，没必要也没有用，这些作物伺候起来比稻麦还要省心，寻常老农只要用心伺候着就会有产出，索性大方一点，就公开出来。
但种子，我却没有外卖，至于客户自己留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卖辣椒西红柿总不能把籽抠出来，何况还有土豆这样的呢。
但我还是分了些种子出去，几个兄弟姐妹总是要的，还有瑞安姑姑呢，尤其隔壁的朱老五，见我每日大把大把的进银子，整个人都酸里酸气的，说话夹枪带棒。
赚了钱，我家那些庄头佃户终于来求我了。
第一年年底各庄来送年礼时，院子里跪满了各庄的管事同耆老，哭的啊一个比一个声情并茂。
那十户雇工本也是庄子里的人，新式作物如何金贵如何日进斗金怎不会同庄子里的人说呢，而我本也不是一个财独的人，十户人家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其实应该称奖金或者分红才对。
这一年，他们赚了四年的收入。
红眼病人人都有啊，如此这般，能不跪在我面前哭么？
但哭也没有用啊，我给过他们机会。
我那时并没有想到玉米土豆居然能卖到胡椒的价格，只想着佃户能多收三五斗，日子好过一些，只收三成的租子，剩余则他们自由支配。
还记得那时我被啪啪打脸，居然没人愿意去种！
这之后我才悟了，难怪当老板的总是被骂，心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人去争去抢去竞争才能维持一个体系的运转。苦口婆心，摆事实讲道理？根本没有用。
第二年，有六个庄子由佃户变为长工，只拿薪俸同奖金，至于收成，所有都是我的。
若有人偷盗，则开革出府，扭送官府治罪。如果没有记错，那年处理了七个庄头，十六户人家，至于他们日后如何生存，我则完全不再去想。心若不冷，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第三年，我名下十四个庄子都从佃户沦为长工，北塘那两个庄子也开始播种新植。
而京畿，新式作物已经不算稀罕物了。可价格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推升。
我赚了第一桶金，贵圈跟进第二波，第三波则是富裕阶层。
京师几十万人口，近郊县城十几万人口也是寻常，酒楼茶肆，勾栏楚馆是数不过来的，消费基数太大，相对来说这新式作物还是供不应求。
今年，种植面积又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但价格已经同去年持平。
价格曲线马上要往下走了，可以预见，日后会逐年降低，最终沦于寻常，至于会经历多久，则不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即赚了钱又把新式作物推广了出去。
保守估计，好钱还有三五年可赚，但利润也会逐年减少，搞不好还会滞销，这年头可没有冷藏设施，没办法拉到山东山西去卖，即便拉去了，人家也不认，扩散总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舍出这些庄子，我并不是很肉疼，前提是能够换来我的自由。
只是可惜啊，皇帝还是沉默。
要不把朱老三给宰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因为这货，耽误了我多少事，剁碎了他一点都不冤。
我去求见皇帝，不见！便问安，他也给我免了！
这让我无计可施。
这一天，我把几位高才请来商议。
两年前，已到中年的徐光启终于高中进士，而且入了二甲，得授翰林。
而翰林，可以说是高官进修班，只要自己不犯蠢，熬到四品并不是难事，入内阁的机会也大大高过其他中枢部门。
这老倌也是个不管不顾的，入了翰林院依旧住在我的王府，我恶毒的猜测他就是为了免费蹭吃喝。这只是玩笑，老倌并不是一个官迷，也不会钻营。科举于他而言只不过是完成读书人的夙愿罢了，他真正爱好的，还是各种实学。
最近，他正在编撰一本新书，名为《农政全书》。
我看过部分草稿，从国家大政一直讲到田间地头，从周朝论述至而今，且不说这本书将来能有多大的作用，只这份精神就值得推崇，这才是读书人该干的正事。
风花雪月，吟诗作赋虽好，却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安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像李白，柳永，唐伯虎这样的，做个文学家，负责文化娱乐生活就顶好，真做了官入了中枢，很大可能名声就毁了，十有八九会沦于平庸。
老倌要编书，我自然举双手双脚赞成，而府里有关新式作物的零散资料极多，我正愁着无人整理呢，就都交给了他。
同坐的，还有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我的侍读毕懋康。
孙元化至今还是个秀才，举人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执念。
所以今年落榜之后，他索性辞了知行学堂副祭酒，躲在我府里一门心思的做学问。偶尔去贡院，国子监走一走，名为探讨学问，实则就是在押题！
其实没有用，主考官出的题肯定是押不中的，若被押中，考官的前途同名声也就毁了，这就是科考题目越来越不知所云的原因，都是被逼的。
科举有啥用啊，跟着我混多美，但我不能这样说，就只能由着他。
四人边喝茶边嗑瓜子，这已经是京城的新时尚。
据隔壁朱老五说，勾栏里姑娘喂瓜子更得味。我一直在犹豫在挣扎，这个年纪偶尔去嗨皮一下也不过分吧？
我把就藩的事同几位说了，叫他们帮忙出出主意，都是多年的交情，我也没什么可避讳的，这几位值得信任。
毕先生的一句话，值得我深思。
“若求之不可得，为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