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元年正月底，徐慧诞下了六皇子，李治为其取名为李远洲。出自楚辞《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远”字，指远方、远大，意表前程远大、心存远志，而“洲”字指洋流、大洲，寓意大展宏图，胸怀宽广。这个名字也给这个孩子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在军事领域这一块大展宏图，一往无前，将大唐的版图扩展到最大，不过这都是后话。
同年二月，李治又下令重建被毁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颁布《建东都诏》，称洛阳“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于是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自此唐朝正式实行两京制。
洛阳和长安分别为唐朝的两京，长安为京师，洛阳为东都，这两个城市都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洛阳官员的品阶完全比照长安，在政治地位上等同。
建立东都是李治与徐慧商量出来的结果，做出建立东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利益相互促进的结果。首先，比较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便能发现两个京城是各有千秋的。
长安从秦汉开始便是历朝历代的帝都，这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关中平原处于群山环抱之中，东有函谷关和崤山之固，本地又是物产丰富，南通巴蜀大地，具有稳定的物资基础，是历朝历代首选的帝都之一。
但长安也有劣势，它居于关中之地，陆上交通与中原隔绝，想要获取中原和江南、河北等地的资源比较麻烦，运输压力很大不说，也劳民伤财。
洛阳处于中原腹地，交通四通八达，尤其是黄河流域非常便利。通过黄河和大运河的运输，洛阳能同时得到中原、河北、山东、山西、江南的财富，可以说是聚敛天下财富的八成。
洛阳从东周开始就是都城，周围人才汇聚，是人文政治的中心。洛阳也是天下有数的大城，固若金汤，兵精粮足，当初王世充便依靠此处与李世民争雄天下，可见其地理位置的优势。
从政治的角度看，洛阳比长安更有优势。而从军事的角度看，长安比洛阳更稳固。两个大城是各有千秋，当初高祖李渊之所以选择定都长安，也是出于长安是隋朝政治中心的考虑，为了先得天下之大义。
而李治与徐慧修建洛阳，也是为了打通洛阳水域与长安水域的航道，使得长安可以通过水运获得关东各地的财富，以及能减轻物资运输压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李治更多的是为了政治上获得天下各族的认同。毕竟得中原者得天下是自古以来的古训，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帝王在争雄天下时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洛阳荟萃天下精英，将朝廷搬到洛阳，形成政治上的中心，有利于唐朝吸纳天下的治国人才。而洛阳四通八达，交通便利之地，与关东各地区联系紧密，对于控制和治理这些地方比长安更加的便利。
从政治环境和权利格局来看，李治与徐慧选择建立东都洛阳，也是考虑到了政治上冲破门阀政治的围困。
从东汉末年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政治成为了短命封建王朝频繁出现的毒瘤，而自李世民开始，李治与徐慧皆一样，三人都是致力于想要突破这重历史周期率。
在唐朝建立之初，当时的政治格局还是门阀政治的状态，包括唐高祖李渊和隐太子李建成都是支持这种政治格局的。
李世民是世家出身，自然不愿看到这种政治格局延续下去，更不愿只是这些门阀势力推出来手“代理人”，他想要将李唐江山牢牢握在李家手里。所以他为了突破这样政治格局，利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政权，成为数百年来第一个未得到门阀势力推举，而强行上台的皇帝。即便僵硬铁血李世民这般，可他身后还是少不了关拢门阀的影子。
在李世民登基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最终造就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在这些措施中，有不少是削弱门阀势力的。虽然因为时间较短的关系，没能彻底将这些门阀势力打垮，但却一定程度的压缩了门阀势力的政治空间。
然后李世民的这些行为作为太上皇的李渊并不赞同，他私下与世家门阀勾勾兑兑，想要推翻李世民建立的政权。直到李世民不仅扩大大唐版图，让万国来朝，更是取得了所有属国的一致认可与推崇，成为了“天可汗”。到了此时，太上皇李渊才真正认可了李世民的决定，不再与世家门阀破坏李世民建立的政权，真正安下心来当他的太上皇。
虽然李渊放弃了，但门阀势力对政治的野心却没有降低，在贞观年间他们各自支持自己的代理人，引发了李世民之子李承乾、李泰争夺太子位的斗争，以至于发展到叛乱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