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海洋上任怀宁市委秘书长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袁启亮是历届秘书长中最出色的。
可自从周海洋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
相形之下，袁启亮就显得稍稍逊色了。
人们对袁启亮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
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
而人们对周海洋的评价就不同了。
除与袁启亮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
袁启亮能不能干？也很能干！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一市之长。
但是，袁启亮担心别人妒忌，做事情的时候顾忌太多，总希望能面面俱到。
周海洋就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怕别人妒忌。
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敢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
周海洋虽然不害怕别人妒忌，但也不想让人妒忌。
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
所以，他办任何事情，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
关键的问题来了！
周海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虽然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
人们似乎很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歌功颂德。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
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甚至传颂着。
比如，市委和市政府门前，总有那么几个老上访户，这是十年前的老问题了。
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
后来这些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支付了。
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
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
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
这样一来，几家农户干脆就不再找市政府，而是直接找到市委。
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
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来晃去，总是被值勤的武警吼走。
周海洋是知青出身，往往会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心里就难受。
周海洋是从乡镇和县里走出来的，他知道，农民有时候对政府的工作不理解甚至有意见，还有点对抗性情绪。
但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上访。
尽管上访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
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着到市里办事的机会，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
实际上，这样的上访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了，反而涂上了闹事的色彩。
他们的行为，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
那天，看到农民在市委门口打上标语了，周海洋忍不住就亲自下楼过问，了解初步情况。
周海洋让人认真做了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
由此，周海洋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
之所以出现当前的问题，是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而导致的。
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
如果拖着不解决，虽然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甚至有损市委和市政府的形象。
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
可是周海洋心软，决定管一管这件事情。
于是，他决定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谭书记和袁市长做一次详细汇报。
那天晚上，周海洋约上袁启亮，一起来到谭斌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像兴师问罪似的毫不客气。
周海洋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接着说道：“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
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问题所在。”
谭斌和袁启亮听得一脸严峻，他俩心里都清楚：
周海洋之所以敢对自己大胆地说这些话，是因为和谭媛媛、袁珊珊曾经是知青战友的亲密关系。
同时也是鉴于父亲周明山、岳父裴长远与他俩的关系。
当然，更是出于一个市委参谋和大管家对工作的责任心。
谭斌对周海洋说：“你别看我脸色，继续说。”
周海洋接着说道：“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
跟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等着中央来安排。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着中央安排了我们才去做，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
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
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
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有时候并不知道。
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
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
谭斌和袁启亮闭了一下眼睛，继续听着，两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见周海洋停了下来，袁启亮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道：“你继续说，我们听着。”
周海洋接着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的时候，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
这些问题，信访部门可以在以往的上访案件中反映出来。
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处理遗留问题的大行动。
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
不能退的，政府要想办法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
总之，咱们不能让农民吃亏。”
三个人取得一致意见后，袁启亮立即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尽快拿出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