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医鉴定，齐江是被人用钝器猛击头部后，趁其昏迷时勒死的。
凶手是谁呢？
田春达分析，方绫是有动机的。
在答应给齐江一大笔钱后，方绫伙同齐江甚至可能是启用她杀死了袁顺。为了实现从小就向往的发财梦想，齐江接受了方绫的条件，参与了杀人案。
但是，狡猾的方绫没有遵守诺言。齐江绝不会坐视这一大笔酬金白白溜走，而且她手中还掌握着方绫的致命弱点。
出于这个原因，方绫便决定，也许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部分，杀死这个知道自己一生中这么重大的秘密的齐江。不杀死她，方绫后半生都会在一种无名的威胁中度过的。
这就是方绫要杀死齐江的动机。。
而这次方绫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成立。
12月20日至21日中午，林刚毅不在家。
12月20日是星期日，林刚毅从星期六就住在东阳的温泉医院了。决定第三天，即21日星期一再回南山。当然这两天他也没有去诊所上班。
第三天，林刚毅径直回到了南山市的家，到家的时间是中午。方绫呆在家里等候丈夫的到来。然而，出门的这两天，林刚毅一次电话也没有打回来，因此他不能断定这两天妻子是否在家。
从12月20日的早上至21日中午，即没有人和方绫通过电话，也没有人来访过，而周围的邻居也是如此，既没有看到她出门，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她是否在家中。
从12月20日早至21日中午这段时间，有关方绫的行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当然，她本人说这段时间她一直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她说，在这一天当中，她一直沉湎在最近的一部专门描绘一位不伦妻子的畅销书的中，甚至连吃饭时都不肯罢手，结果只用了这一天时间，就读完了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上下两卷本的。但是，虽然她能熟练地说出这部的内容，然而却不能作为她“不在现场证明”的证据。
按照法律上的“证人”这一概念，证明者必须是活着的人。但是，方绫至今却找不到一个人来为她做证明。
田春达分析：
齐江是12月20日下午3点左右离开南山市的姨姨家的。当时她出门去了南山机场。
在机场，她一定是和方绫见了面。两个人一块儿乘下午4点45分发出的开往东阳的飞机。
飞机于当天下午6点15分到达了东阳的机场。
齐江在东阳市租了一辆计程车。因为她有驾驶执照，因此可以判断是她租的车。根据记录，租车的时间是12月20日下午6点30分。
齐江开车，驶向自己的老家。当时，方绫应当坐在车上。
大约行驶了2小时30分钟，她们，驶入了高速公路的隧道附近。
这时，方绫让车停了下来。她趁齐江不备，用钝器猛击她的头部，并趁她昏迷之际勒死了她。然后，方绫将她的尸体遗弃在这儿，亲自驾车逃离。
她一定是在大田车站扔下了这辆计程车，因为正是在大田市的车站前胡同里发现了这辆齐江在东阳机场租的车。
方绫在大田车站上了下行的快车。
第二天，也就是21日早上7点27分，这列快车到达了东阳。她大概是乘上了8点出发的飞机，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10点钟到达南山市，中午就可以赶回自己的家中了。
重要的是，方绫的“不在现场证明”还不能成立。
齐江的这次出行，机票是方绫预订的。齐江的任何事情都听命于方绫。
齐江是单身去南山机场的，而方绫会在那儿等她。机票就在方绫手中。在齐江被害之前，她肯定认为旅馆也是由方绫预订好了的。
她相信了方绫的谎言：已经在东阳市预订好了房间，在那儿住上一夜。但是，方绫肯定是欺骗了齐江。
方绫从始至终都控制着齐江。
“我给了你一笔巨款，你就要对我们之间的事绝对保密。如果有人知道了这件事，那我们就全完了。因此，和我一块儿去东阳的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
如果当时方绫这样要求齐江的话，那么齐江是不能不听从的。
于是，机票和旅馆都由方绫一手安排，并且齐江向外人隐瞒了她将和方绫一道去东阳的事实。
因此，机票也好、旅馆也好，齐江都不清楚。由于齐江对家人的欺骗，也使得她的死难辨凶手。
以上的推理，田春达认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此，可以推断出，齐江是方绫杀害的。
14
正在这时，警方在对方绫的调查中又获得一个信息，方绫的一个邻居说，一天她在街上走，偶尔看到方绫在齐江的陪同下，进了一家叫做“爱心”的妇产科医院。当时她有些奇怪，她到妇产科医院做什么？
田春达带着刑警郝东、孟晓春来到这家妇产科医院进行调查。
从医院的病历档案中，查出方绫12月7日在这家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不是说方绫的丈夫林刚毅不能生育吗？那方绫怎么怀孕了？孩子是谁的呢？刑警在惊讶中继续调查。他们找到了接待方绫的医生王苹。
田春达对王苹说：“我们知道你很忙，但还是想问你些问题，请你协助。”
王苹有些疑惑地看着刑警们：“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呀？”
“12月7日方绫在你这做过人工流产吧？”女刑警孟晓春提问。
王苹思索着说：“啊，……12月7日，是个星期一呀！是的，那天方绫在保姆的陪同下来我们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当时方绫在你们医院发生什么事了没有？”田春达问道。
“发生什么事儿？……”
“或是方绫说了什么，或是保姆齐江有了什么奇怪的变化。”
“嗯……这一下子我想不起来。”
“别急，你认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方绫和齐江之间发生过什么没有？”
“这个吗，方绫是7日上午11点开车和保姆一块儿来的。”
“后来呢？”田春达不停地追问。
“后来方绫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后送进了病房休息，护士们就离开了，只有我和保姆在。”
“噢。”
“我观察了一会儿，便对保姆说夫人不要紧的。然后我也就走了。”
“后来……后来又怎么啦？”
“对、对。15分钟后，我去病房，给方绫送药。可什么事儿也没有哇！我又呆了五六分钟就出来了。下午5点左右，她们就回家了呀！还是我送她们走的呢！”
“就这些？”田春达失望地问道。
“可不，也就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实在对不起，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了。”
“我还想再问一件事。”
“请问吧！”
“您第二次进病房，也就是给方绫送药时，看到方绫或保姆有什么异常吗？”
“嗯——噢，当时保姆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方绫躺在床上说着胡话。”
“胡话？！”田春达惊讶地问了一句。
“由于麻醉后还没有完全清醒，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我们常常见到这种人。来做人流的有些是与别人私通，做完手术后由于罪恶感沉重，常常会说胡话。这也是下意识的一种反应吧。”
“说什么了呢？”田春达追问。
“说什么求神宽恕，请孩子宽恕，下次一定生下来。多了，但都是心里话，没有在梦中说谎的吧？”
“当时方绫说出了什么重要的秘密么？”田春达紧张地问道。
“是的。我记得当时方绫是哭着说的，我只记住了两句。”
田春达的口气也急迫起来。“哪两句，请告诉我。”
“一句是说‘阿顺的孩子，阿顺，是你的孩子呀！’还有一句是什么‘阿顺，是我害了你！’”
王苹说完后，便看着刑警们。
刑警们紧张地做了记录，又对王苹说：“王医生，我们从内心感谢你！太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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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迷踪